一、《化学研究》2001年第12卷1～4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伟[1]（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认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汤仕普[2]（2019）在《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佛缘成语是佛教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产物,是指以佛教思想文化为外在条件或机缘,利用汉语词汇材料和组合规则创造的成语,以及被“佛化”了的汉语固有成语。佛缘成语是汉语成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扩充了汉语成语的数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本文通过文献阅读,以及对《汉语大词典》、《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禅宗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全面考察,收集佛缘成语1633条,为每条佛缘成语建立了较为全面的语料库。论文注重佛缘成语历史过程的考察,结合语言学相关知识,从文化互动融合的角度讨论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揭示其演变过程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深化佛缘成语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本论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佛缘成语的生成。传统研究注重考察佛缘成语的来源和流变情况,根据佛教文化特征对佛缘成语进行静态分类,本文主要从造词法的角度,考察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後佛缘成语是如何运用汉语词汇材料组构新形式,经历哪些过程和阶段,如何在文化互动融合的背景下最终演化为汉语常用成语的。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将佛缘成语的生成分为“在线生成、双音并合、结构改造、化用佛典、比喻凝固、佛化固有”六大类共十四个小类。佛教文化传播是佛缘成语生成的外在动力,在汉语习惯思维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考察佛缘成语的生成,能够从造词法角度讨论佛教文化传播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二是对佛缘成语形式变化的考察。成语的形式变化是语言使用者根据表达需要对成语的临时改造或新创,它是社会文化与语言互动发展的产物和表现,也是人们从不同视角观测事物的结果。根据变化结果的不同,论文分两类进行讨论:一类是“形变义不变”。这类变化主要是个别构成要素的替换（通常是同义、近义或语义相关的语素）,有时是组合顺序的调整,或者省略造成的同一成语的不同词形。论文将形变义不变一类称为“变体”,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具体实例,系统总结了成语变体的形成方式、形成原因,同时考察了成语变体的形成与社会文化、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时代特征。另一类是“形变义变”,即形式变化语义随之发生变化。这类变化的结果是新的词形记录新的概念,本质上是产生了不同的词。新词形及其意义与原形式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因此论文将这类形式变化称为“分化”,分化的结果是衍生了新成语。同时结合具体实例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成语分化的类型、原因和生成方式进行了系统概括。三是佛缘成语的语义演变。佛缘成语的语义演变符合汉语成语演变的一般规律,但由於佛教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论文分析了大量实例,认为社会发展使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根本原因;语境变迁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直接动力;俗解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催化剂。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总体特征是佛教文化色彩的淡化、脱落,逐步世俗化,呈现出向字面组合义发展的趋势。由於佛教文化带有鲜明的神秘色彩,不少表义虚灵的佛缘成语,语义发展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特征。
孙磊[3]（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金淑兰[4]（2017）在《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文中指出化学工业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发展生产力、保障人类生活生产必需品以及国防建设和应对战争等密不可分,不仅对于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和当代的新技术革命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华化学工业会由欧美归国留学生于1922年在北京创建,是我国第一个化学工业学术团体,它荟聚了大批的化工人才,不仅为后来相继成立的专门学术团体起到了示范和带领作用,而且还推动了民国时期高等化学与化工教育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建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现代化工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尚缺乏对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系统性研究。本文通过发掘大量第一手资料,运用史料分析、文献解读、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学会承担的社会角色为主线,研究了中华化学工业会自1922年创建至1949年整个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我国化学工业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本文的主要工作有:（1）首次全面系统地厘清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创立、发展以及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条件。这部分内容为完善我国近代化工体制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弥补了我国化工史和技术史史界对相关专题研究的不足。（2）运用社会学方法探讨学术团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随社会变迁所进行的角色调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角色经历了从化工知识普及向化工知识研究的转变,而另一种社会角色——服务于化工实业界则一直伴随并贯穿始终。通过分析认为,除以上所述,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角色还表现在:构建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体系;开启了中国化工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化工人才;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建制化奠定了基础。可见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与化学工业有关的产业经济方面,甚至还涉及与化学工业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学术团体,其社会角色具有多元性和可变性。（3）详细地梳理了1922-1949年中华化学工业会的主要工作成就及其对中国化工事业的影响。包括化学工业普及方面,如搜集并发布化学工业新闻、举办通俗演讲、翻译化工着作,创办化工普及类刊物《化学世界》;化学工业研究方面,如学会的科研体制化过程、化工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建设、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和会刊为主所进行的化工学术研究等;促进实业界与化学界相结合所做的各种努力,如组织学者参观工厂、调查国内化工业现状、为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协助举办化工展览。这些史料的挖掘和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华化学工业会对于中国化工事业建设的突出贡献,以及推动中国化学工业建制化的积极作用。（4）对中华化学工业会在化工学术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客观的评价。受条件所限,民国时期国内关于化工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并不多见,但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为主、以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为载体刊发的大量文章实用性极强,对于科研同行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作用。（5）在挖掘中华化学工业会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特点。总体上看来,1922-1949年,我国国内的产品生产工艺简单,多为传统手工制作或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国内许多储备丰富的生产原料,仍处于粗放式加工阶段。通过分析影响民国时期化学工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剖析政府在化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专门学术团体对于社会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探讨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在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体制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金淑兰,郭世荣[5]（2015）在《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建与发展:从化工调查到化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化学工业会是我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学术团体,其会刊（后更名为《化学工业》）是我国第一份化学工业专业期刊。采用史料分析、文献解读以及数量统计等方法,对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表明,该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1923—1925年）,以化学工业调查报告为主;第二个阶段（1929—1936年）,以化学工业的综合述评为主;第三阶段（1937—1949年）,以化学工业的应用研究为主。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刊中的研究内容越来越深入,最终实现了从化工调查到化工研究的飞跃。
李楠[6]（2014）在《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1912-1949）是传统本草向现代中药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中药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民国学者“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基础上,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与方法,并开展中药科学研究,推动中药学术发展,更为现代中药学奠定基础。民国时期留下了大量中药文献,为我们研究该阶段中药学术发展提供宝贵资料,目前民国中药文献的价值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已在文献保护与整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一方面,还未发现以民国期刊内刊载的中药论文为对象的研究；另一方面,亦未发现民国中药着作与中药论文相结合,从整体角度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民国时期中药文献展开,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文献内容的梳理,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分析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特色与影响,为当前中药学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计量文献学、口述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分析其具体内容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与特点,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中药着作、期刊中药论文为主,具体选择标准如下：着作选择标准：①成书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稿本、抄本等各种版本,不论是否正式出版均纳入研究之列；④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着作。期刊中药论文选择标准：①论文发表时间为1912-1949年之间；②内容或部分内容与中药相关；③期刊检索范围包括中医药期刊与其他期刊两部分,其他期刊主要包括药学期刊、西医相关期刊及各科研机构连续发行的研究报告等；④期刊发行地区为中国大陆；⑤中文论文。文献搜集方法：首先利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文期刊大词典》、《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以及中药史、中药文献方面着作,等获取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刊载中药论文的期刊线索；其次以民国、中药、国药、汉药、本草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查阅相关论文,获取资料及相关线索；第三,以民国、中药、本草、汉药为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网站查询馆藏图书与期刊目录；第四,根据搜集的线索展开实地调研工作,查阅原始资料,对于重要内容通过抄录、复印、拍照等方式加以保存。文献分析方法：对获得的资料,根据文献自身特点,制定不同的整理与分析方案。中药着作整理与分析：①对搜集的中药着作进行编目,核实着作名称、作者、出版者、成书年代、出版时间、版本情况、馆藏信息等内容；②阅读着作内容,撰写图书简介；③根据着作内容的学术特点进行分类；④横向比较不同类别图书间的差异,归纳民国时期中药图书的共性,分析不同类别图书的个性特征；纵向比较该类着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异,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其对现代中药学术产生的影响。期刊中药论文整理与分析：①阅读论文内容,提炼作者主要学术观点；②根据内容与学术观点,对搜集到的中药论文进行分类；③总结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与特色。结合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从整体角度分析两者在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特点及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索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整体脉络、学术特点及其对现代中药学术的影响。在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阅览民国时期中药着作182种,其中各图书馆藏原本161种,《中国本草全书》收录的民国中药着作影印本21种；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着录着作26种,着录信息有误的着作31种。阅览期刊50种,其中中医药期刊45种,研究报告2种,西医药期刊3种,全文阅览中药论文400余篇,浏览并纳入统计分析论文1000余篇。论文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对民国以前的“本草”,民国时期的“本草”、“中药”、“国药”、“汉药”,以及现代“中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从“本草学术主流”与“本草学术分支”对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本草学术发展特点。第三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分为“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三节。“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按文献的内容特点分为“综合类中药着作”、“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辞典类中药着作”、“教材类中药着作”、“科普类中药着作”、“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等七类,简要介绍每类着作的总体特点及代表性着作的学术特色。“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则首先介绍收录中药论文的相关期刊简要情况,重点分析民国时期中药论文的内容特点,并将其分为“中药学术发展”、“中药临床应用”、“中药知识整理”、“中药科学研究”、“中药专题研究”等五类。“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则以调研资料为基础,对纳入研究的中药着作数量、馆藏情况、类别、成书年代以及十种主要中医药期刊内中药论文的发表比例、中药论文的分类构成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反映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的大致情况。第四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经济效益、文化思想以及科学引进等因素对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分析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及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通过上述五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作为文献载体,忠实地记录下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历程,同时作为当时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也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取得新的发展,通过着作编排体例、形式等变化得到体现,并最终以中药着作的形式系统地展现出民国时期中药学术的总体框架；着作与期刊的流通,促进了中药学术的交流,期刊中药论文的出现,则使学术交流与争鸣更为活跃；科普着作与论文则很好地促进了中药知识普及,使更多的社会民众了解并认可中药。二、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影响,其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深远。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总体特征为,在继承传统本草学术的基础上,通过融汇吸纳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方法,发展中药学术。具体表现为“发扬传统”、“复古求新”、“中药科学化”三种倾向,其中“发扬传统”在民国中药学术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复古求新”则通过回溯中药学术源流,正本清源,提供新的探索思路；“中药科学化”是民国中药学术发展的新风向。三、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对今天中药学术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中药辞典、中药科普着作等,在今天仍是中药着作的重要形式,在中药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药教材的编写与中药学校教育的开展,更与当前的中药教育模式密切相关；中药临床应用的深入探索,为现代“临床中药学”奠定基础；科学研究的开展则为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从民国时期的萌芽,逐渐发展为中药资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及其分支学科。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促进中药学术发展仍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术思想颇具启发意义,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为当前的中药学术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借鉴。
李楠[7]（2012）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文中研究说明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出版,其作者英国着名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以其严谨刻苦的科学精神、坚韧不拔的科学意志以及贝格尔号的艰苦航行等也成为科学史上着名的事件。由此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为生物学科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世纪下半叶,生物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思想变革不仅涉及了生物学界,更是深刻影响了社会学等非自然科学领域。本研究运用文献梳理法、科学史分析与考证法对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以期从生命科学的立场出发,也从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科学、公正地重新审视和勾勒1937年以前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意义。全面调查了1949年以前的3000余种科技期刊,从中选择了1873—1937年对生物进化论进行传播的18种科技期刊共213篇文章以及这期间的代表性图书,作为研究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依据。并从中进一步选取《格致汇编》、《国闻汇编》、《科学》、《新青年》、《汇报》、《民铎》等代表性期刊以及《西学考略》、《物种原始》等图书进行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严复《天演论》传播进化论之前,1873年,《申报》第404号以《西博士新着<人本>一书》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这是达尔文的名字及其着作在中国的首次出现。1877年《格致汇编》第7卷上发表傅兰雅撰写《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至繁的渐进过程,并首次论及人猿同祖论和生物进化。188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版《西学考略》一书,正式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进行评论介绍,据考证此书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最系统地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介绍。2)1897年,《国闻汇编》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宣传了变革和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到了深刻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严复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1906年,李扶撰文《天演论驳议》发表于第9年54号《汇报》,作为对生物进化论提出批判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份传教士期刊,从侧面展现出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曲折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3)五四时期,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期刊为传播媒介,陈独秀（1879—1942）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对进化论进行了大力的整合与广泛宣传,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新青年》传播的生物进化论,最初尚且接近其科学本质,但不久即在陈独秀等人的笔下异化为社会进化论,并成为试图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由自然科学上的新理论发展成为深刻影响国人的思想洗礼,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深远发展。于是,在1919年前后,掀起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三次高潮。4)1915年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期刊出版,这一份在美国编辑而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向中国积极传播生物学知识和思想,特别是生物进化论。1927年《科学》发行“生物进化论专号”,该刊从达尔文其人、进化思想源流和影响、遗传、突变、物种形成、适应性进化、人类进化与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引进生物进化论,而且也系统引进了作为生物进化论基础的整个现代生物学。同时,中国科学社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所。1922年出版的《民铎》之《进化论专号》深入从进化之历史、进化的方法、进化的证据、达尔文年谱等各个方面解读生物进化论,并指出进化论发展之趋势。研究结论如下：1)首次从科学传播的新视角勾勒了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生物进化论并非如学界通常认为的是1897年通过严复的《天演论》传入中国,将其传入时间提前至1873年。相比较图书和报纸,期刊一直是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从形态上来看,传播生物进化论的期刊经历了从文理综合性期刊到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再细化为分支学科期刊的过程,从文章体裁来看,晚清时期多为新闻报道、短评消息形式的文章体裁,以此介绍达尔文其人其事,民初时期文章体裁则演变成为较为专业的学术论文,这也标志着《博物学会杂志》、《博物学杂志》、《博物杂志》等生物学专业期刊传播科学知识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2)首次从期刊传播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严复、陈独秀等人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从报纸形态的《国闻报》到期刊形态的《国闻汇编》的嬗变和共存现象,既是报纸为中文期刊诞生的源流之一的证明,也是严复熟练规避报纸和期刊各自劣势和熟练运用各自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年以后,又将《国闻汇编》连载的部分《天演论》修订完善后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在其中：规避了报纸知识性、学术性较欠缺的劣势,充分利用了报纸新闻报道短平快的优势,传播西学中的进化论等科学消息,实现一次传播；规避期刊出版周期比报纸长的劣势,充分利用期刊学术性、系统性优势,长篇连载进化论,实现二次传播；规避图书连续性、时效性较差的劣势,先在期刊连载发表,形成连续性知识获取悬念,再利用图书的阶段性、集成性优势,在期刊连载的基础上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从而实现了三次传播效应。这是天演论之所以在晚清中国形成爆发传播和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3)1915年创刊的《科学》是向中国传播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以及促生中国生命科学学科萌芽和系统化的主媒介,它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初以来其他期刊或图书有关生物进化论的零散传播、局限于知识传播甚至异化传播的势态。作为我国创办最早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对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更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科学》对大多数西方基础学科的引进、传播都体现了系统性和前沿性的追求。这正是《科学》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主媒介的根本原因所在。4)生物进化论,作为生物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促进和影响了我国生物学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接纳和研究进化论加快了生物进化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中国兴起,进而系统完善了中国生物学科发展。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我国的生物学高等教育不但丰富了原有的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比较生理学、胚胎学,系统分类学等传统学科,还逐渐衍生出进化生物学、细胞进化学、进化生态学、数量遗传学、进化遗传学、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与演化学等新的学科分支。并使中国生物学科朝着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方向快速发展。
胡安徽[8]（2011）在《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研究（618-1840）》文中认为自古以来,药材就是人类防治疾病的重要物质,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同时,药材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药材的开发及生产不仅在宏观上影响社会发展脉络,而且也在微观上对地方社会经济产生相当的影响,直到今天,对这种影响我们也不能低估。关注药材资源、探究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过程、揭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原因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武陵山区既是药材资源丰富的区域,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同时又是国家扶贫和重点开发之区域。对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历史时期（618～1840）武陵山区药材资源及其产地的考察,除主要依据《新唐书》、《宋史》、《唐六典》、《通典》、《文献通考》、《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所载有关资料外,还特别注意运用本草典籍中的材料,尤其是《新修本草》、《干金翼方》、《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蒙筌》、《本草乘雅半偈》、《本草纲目》、《医学六要》、《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着作中的相关资料。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本草学、中药资源学、‘自然资源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地质矿产学和动物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理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唐至清代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认识。在进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从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背景、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特点、趋势、主要影响因素、分布变迁规律,以及影响药材产地分布变迁诸因素的特点和历史时期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对当代药材产业的影响等多方位切入,建构起对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研究的框架。尽管不同时期武陵山区地方行政区划的建置格局有所不同,但却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同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行政区划日益完善的过程；武陵山区多样的地形、地势、地貌、地质和气候类型,以及植被总体保存较好,为本区药材的孕育、生长、生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唐宋、元明清时期和现代武陵山区药材资源数量分别为295、393、2172种,说明本区从古至今即是一个药材资源丰富的区域。植物药材的产地分布变迁特点主要有2个：一是产地范围扩大,二是多数药材产地具有相对稳定性；矿物药材的产地分布变迁特点主要是产地多有扩大和向武陵山区以外的周边地区扩展；动物药材以鄂西南地区为多,形成了以鄂西南地区最为集中、其他区域比较零散的分布格局,产地多有萎缩、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平衡性的突出特点。药材产地遍布武陵山区各个地域,既分散又集中,其中鄂西南地区药材分布最多,具有高度集中性,尤其是植物、动物药材集中分布于该区；其次湘西地区是矿物药材集中分布之区；再次是黔东北地区,虽有药材分布,但数量相对较少,渝东南地区的药材分布最少,故产地分布呈现出自鄂西南向黔东北、自湘西向渝东南递减的地理分布格局。就药材资源总体变迁特点而论,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是植物、矿物药材产地多有扩展,动物药材产地减少；其二是产地中心多有变化。药材资源数量的变化和药材分布的政区数量的变化是药材产地分布变化的重要表现。统计唐、宋、明、清4代武陵山区药材资源总量,分别为231、295、350和393种,资源数量不断增多,反映了本区药材产地总体上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药材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各不相同,鄂、湘、渝、黔4区植物和矿物药材均呈上升态势,动物药材资源先增加再略有减少然后继续上升。药材分布的政区总量从唐至清代有所增加,其中唐到宋代增幅最大,明到清代增幅最小,其增幅逐渐降低；植物和矿物药材分布的政区数量增多,动物药材则略有减少；单种药材分布的政区数量及其变化幅度大小不一。唐至清代武陵山区药材资源总量及其增幅变化趋势与药材分布的政区总量及其增幅变化趋势一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本区药材产地分布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影响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各种因素中,资源导向最为根本,地区经济开发、技术因素、交通和商贸、医药风俗和战乱的影响,以及人类对药用动物的捕杀和药用动物自身的生理、生态特点等,均是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唐至清代武陵山区药材产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特点。唐至清代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具有由点到面扩展、由边缘向腹地推进、专门化和多样化并存等规律；影响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诸因素具有综合性与差异性同在的特点；当代武陵山区的药材产业布局即是历史时期本区药材产地分布格局的承传与延伸,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的分布变迁奠定了当代本区药材产业的基础。
赵中亚[9]（2009）在《《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文中认为1876年,中国近代最早以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期刊——《格致汇编》于上海创办发行,其主编是着名的英国人——傅兰雅。《格致汇编》曾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并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即以《格致汇编》为研究对象,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傅兰雅的早年经历,主要考察其青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情况,来华初期从事教育工作以及主编《上海新报》的经历,这些为他后来主编《格致汇编》作了必要的准备：如提高其中文水平,产生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兴趣,以及积累主编报刊的经验等。第二章《格致汇编》的创刊与经营,基于前人的研究,讨论傅兰雅创办科学期刊的缘起、《格致汇编》的编作者群体情况以及傅兰雅为推介《汇编》而作的努力。第三章《格致汇编》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对《汇编》中所刊载的科学技术类文章的原着、原作者进行系统研究,考察《汇编》所载知识当时的新颖性和先进性,考察《格致汇编》在中国普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倡议兴办实业方面的价值。第四章《格致汇编》重要文本研究选例,深入系统地分析《格致汇编》中两篇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格致略论》和《虫学略论》,考察两文本的原着者及原着在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影响情况,通过文本对读,分析科学技术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问题。第五章《格致汇编》的影响,系统考察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群体中《格致汇编》的流传及影响情况,特别是戊戌维新时期其影响继续扩大的情况。此外,本文还粗略考察了《汇编》在朝鲜、美国以及英国等地的流传情况。
李昭[10]（2009）在《唐代道教女仙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教女仙群体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扩充。《墉城集仙录》全面总结了前代的女仙信仰并为后世女仙的规模奠定了基础。元代《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较为详尽的记载了女仙群体的阵容,所以本文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适当的结合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对道教女仙群体类型进行了粗略的梳理,并对唐代女仙信仰状况进行了分析。本文涉及以下内容:首先,关于道教女仙群体的女仙类型。本文将《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所列的女仙真作为研究对象,对道教女仙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根据人物取材不同将道教女仙分为先天神圣、道教女真及修道女性、取自上古传说的女神和世俗神异女仙三大类。并分别对各种类型的女仙有所涉及。针对道教上清派的女仙,本文将《上清众经诸真圣秘》中所集道经中的上清派女仙真列出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其次,唐代道教女仙的信仰情况。女仙在社会上主要有延年益寿、羽化登仙,祈雨,乞子、保胎助产等几个方面。道教在女仙信仰上与民间信仰广泛结合。本文以道教对姮娥信仰的尊从和吸收蚕女加入仙籍为例,对道教对民间信仰的屈从和改造进行了探讨。女仙信仰的特征有多方面,但本文仅对其中的区域性倾向及其成因进行了阐述。再次,关于唐代道教女仙群体兴盛的原因和影响。女仙在唐代社会的兴盛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教团内部原因主要有女性修炼者在道教教团中的活跃、女冠在唐代的仙化、上清派在唐代的兴盛等方面。教团外部原因主要有社会上的向仙之风、文人与道士交往的频繁等方面。道教女仙信仰的活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带动了社会妇女的好道风气,并对社会的士人也有所影响。总之,本文是对唐代女仙群体的专门研究。通过对女仙群体的梳理、分析可以透视出唐代道教的发展状况和信仰风气。
二、《化学研究》2001年第12卷1～4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学研究》2001年第12卷1～4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什麽是佛缘成语 |
| 第二节 佛教文化传播对汉语成语发展的影响 |
| 一、扩大词法模式范围 |
| 二、丰富成语构造素材 |
| 三、化用陈言形成新语 |
| 四、固有成语产生新义 |
| 五、佛语俗化变为成语 |
| 第三节 佛缘成语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 一、佛缘成语来源与形成的研究 |
| 二、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研究 |
| 三、佛缘成语与佛教文化的研究 |
| 四、综合性研究与辞书编纂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佛缘成语研究的价值 |
| 第一节 词汇学价值 |
| 一、形式变化的多样性 |
| 二、语义变化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辞书学价值 |
| 一、厘清成语发展脉络 |
| 二、纠正辞书释义偏误 |
| 三、提供较早用例 |
| 第三节 文化学价值 |
| 一、探索佛缘成语生成的文化根据 |
| 二、揭示佛缘成语蕴寓的文化内涵 |
| 第三章 佛缘成语的生成 |
| 第一节 在线生成 |
| 一、翻译生成 |
| 二、撰述新创 |
| 三、中土新创 |
| 第二节 双音并合 |
| 一、并合中土双音词 |
| 二、并合梵汉双音词 |
| 三、并合佛教双音词 |
| 第三节 结构改造 |
| 一、増加语素 |
| 二、缩减整合 |
| 三、结构调整 |
| 四、改字换形 |
| 第四节 化用佛教典故 |
| 第五节 比喻凝固 |
| 一、由一个比喻凝固生成 |
| 二、由两个比喻凝固生成 |
| 第六节 佛化固有成语 |
| 一、沿用固有用法 |
| 二、沾染佛教文化色彩 |
| 第四章 形式演变(上):变体 |
| 第一节 概述 |
| 一、什麽是成语变体 |
| 二、成语变体的形成方式 |
| 三、变体与同义成语的区别 |
| 四、汉语成语变体的成因 |
| 第二节 变体的时代特徵 |
| 一、“经年累月”的来源及其变体的整理 |
| 二、优势变体的成因 |
| 三、变体的不平衡性与时代特徵 |
| 第三节 变体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
| 一、“韬光晦迹”的来源与变体 |
| 二、统计与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形式演变(下):分化 |
| 第一节 概说 |
| 一、什麽是分化成语 |
| 二、分化成语与变体的区别 |
| 第二节 成语分化的成因及类型 |
| 一、分化成语的形成原因 |
| 二、成语分化的类型 |
| 第三节 分化成语的形成方式 |
| 一、结构调整 |
| 二、语素替换 |
| 三、增加语素 |
| 四、省略语素 |
| 五、新造词形 |
| 第六章 佛缘成语的语义演变 |
| 第一节 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原因 |
| 一、社会发展:语义演变的根本原因 |
| 二、语境变迁:语义演变的直接动力 |
| 三、俗解异构:语义演变的催化剂 |
| 第二节 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特徵 |
| 一、语义泛化:语用范围扩大 |
| 二、语义俗化:佛教文化色彩脱落 |
| 三、逆向引申:从抽象到具体 |
| 四、改变方向:从隐含义向字面义转化 |
| 五、隐喻类推:语义演变的重要方式 |
| 第七章 佛缘成语演变专题研究 |
| 一、佛经比喻:“心猿意马”的生成 |
| 二、认知差异:“水乳”喻与“风浪”喻的分化 |
| 三、文化互动:“改邪归正”变体的衍生 |
| 四、语境变迁:“刀山剑树”的语义演变 |
| 五、社会动因:“点铁成金”的生成与演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主要引用古籍书目 |
| 附录:佛缘成语参考条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 |
| 2.1 创建背景与条件 |
| 2.1.1 社会条件 |
| 2.1.2 宏观背景 |
| 2.1.3 人才基础 |
| 2.2 学会的创建与发展 |
| 2.3 组织机构的变迁 |
| 2.3.1 对学会章程的不断修订与完善 |
| 2.3.2 内部结构的变迁 |
| 2.4 历任理事（评议员） |
| 2.5 会员分析 |
| 2.5.1 全体会员分析 |
| 2.5.2 代表性会员分析 |
| 第3章 化工宣传与普及工作 |
| 3.1 搜集、发布化学工业新闻，提供化工消息 |
| 3.2 举办通俗演讲，推动化工知识传播 |
| 3.3 翻译化工着作，引进西方先进化工技术 |
| 3.4 创办科普刊物《化学世界》 |
| 第4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办、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
| 4.1 会刊简史 |
| 4.2 历任编纂 |
| 4.3 发展历程 |
| 4.3.1 化学工业调查阶段 |
| 4.3.2 化学工业述评阶段 |
| 4.3.3 化学工业应用研究阶段 |
| 4.4 会刊的历史作用 |
| 第5章 中华化学工业会的科研体制化探索 |
| 5.1 创立化工图书馆，为化工研究提供基础 |
| 5.2 发行化工专业期刊，鼓励学术研究 |
| 5.3 召开年会，促进学术交流 |
| 5.3.1 历届年会概况 |
| 5.3.2 年会发展历程 |
| 5.3.3 联合年会纪实 |
| 5.3.4 年会的演变及其特点 |
| 5.4 协助审定化学名词，推进化学用词规范化 |
| 5.4.1 化学讨论会的缘起与成果 |
| 5.4.2 与会人员中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员分析 |
| 5.4.3 化学工程名词的统一与审定 |
| 第6章 对中国传统工业的改进与研究 |
| 6.1 肥皂工业 |
| 6.2 造纸工业 |
| 6.3 油脂工业 |
| 6.4 橡胶工业 |
| 6.5 油漆工业 |
| 6.6 制革工业 |
| 第7章 联络并服务于化学工业实业界 |
| 7.1 组织参观工厂，促进学企结合 |
| 7.2 调查国内化工产业，掌握化工发展现状 |
| 7.2.1 调查实录 |
| 7.2.2 关于化工调查的总结与反思 |
| 7.3 服务于实业界，为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
| 7.4 协助化工展览，推动化工产业发展 |
| 7.4.1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 |
| 7.4.2 举办化学工艺品展览会，暨组建化学工艺研究会 |
| 7.4.3 吴承洛对化学工艺品展览会的评价 |
| 第8章 结语 |
| 8.1 对学会在化工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评价 |
| 8.2 关于中华化学工业会社会角色的探讨 |
| 8.2.1 构建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体系 |
| 8.2.2 开启了中国化工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化学工业人才 |
| 8.2.3 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建制化奠定了基础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建与发展:从化工调查到化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概况 |
| 2 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发展 |
| 2. 1 第一个阶段: 1923—1925 年 |
| 2. 2 第二阶段( 1929—1936 年) |
| 2.2.1总编纂/编纂及撰稿人 |
| 2.2.2栏目设置 |
| 2. 3 第三阶段( 1937—1949 年) |
| 2.3.1总编纂/编纂及撰稿人 |
| 2.3.2栏目设置 |
| 3 结语 |
（6）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综述 民国中药文献研宄概况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民国时期以前“本草”的概念 |
| 1.1.2 民国时期“本草”、“汉药”、“国药”、“中药”的概念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民国以前本草学术发展 |
| 2.1 本草学术主流 |
| 2.2 本草学术分支 |
| 2.3 小结 |
| 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概述 |
| 3.1 民国时期的中药着作 |
| 3.1.1 综合类中药着作 |
| 3.1.2 临床应用类中药着作 |
| 3.1.3 专题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1.4 辞典类中药着作 |
| 3.1.5 教材类中药着作 |
| 3.1.6 科普类中药着作 |
| 3.1.7 生药研究类中药着作 |
| 3.2 民国时期的期刊中药论文 |
| 3.2.1 收录中药论文的期刊简介 |
| 3.2.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内容 |
| 3.3 民国时期中药文献的计量分析 |
| 3.3.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的计量分析 |
| 3.3.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的计量分析 |
| 4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1 社会环境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2 文化思想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3 科技引进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4.4 经济因素对中药学术之影响 |
| 5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探析 |
| 5.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1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2 民国时期期刊中药论文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
| 5.1.3 民国时期中药着作与期刊中药论文在形式上的结合 |
| 5.2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 |
| 5.3 民国时期中药学术发展的新进展 |
| 5.3.1 中药基原考订 |
| 5.3.2 中药实验研究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7）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合评述 |
| 1.2.1 研究基础 |
| 1.2.2 文献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难点与重点 |
| 1.3.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物进化思想与生物进化论发展史 |
| 2.1 生物进化思想起源 |
| 2.1.1 林奈的分类说 |
| 2.1.2 进化思想的先哲——布丰 |
| 2.1.3 进化论的伟大先驱——拉马克 |
| 2.2 生物进化论创立的基础 |
| 2.2.1 居维叶与灾变说 |
| 2.2.2 赖尔与地质渐变说 |
| 2.3 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 |
| 2.3.1 达尔文生平简介 |
| 2.3.2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 |
| 2.3.3 马尔萨斯《人口论》对达尔文的影响 |
| 2.3.4 《物种起源》的出版：激烈反响与牛津论战 |
| 2.4 达尔文学说的发展 |
| 2.4.1 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魏斯曼 |
| 2.4.2 现代达尔文主义 |
| 2.4.3 传统进化论面临的挑战 |
| 第三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1873—1896) |
| 3.1 国人与传教士共同传播进化论 |
| 3.1.1 《谈天》：西方进化思想传入中国的起点 |
| 3.1.2 《地学浅释》：启发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的重要着作 |
| 3.1.3 《格致汇编》(1876)与“混沌说” |
| 3.2 在华传教士独立传播生物进化论 |
| 3.3 《申报》与达尔文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生物进化论在晚清社会的社会化传播过程(1897—1919) |
| 4.1 《国闻汇编》的拓荒性传播 |
| 4.1.1 《国闻汇编》之创刊背景 |
| 4.1.2 《国闻汇编》之出版概况 |
| 4.1.3 主编严复其人 |
| 4.1.4 传播进化论思想 |
| 4.1.5 以图书形式的二次传播之《天演论》出版 |
| 4.1.6 小结 |
| 4.2 《新青年》与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化传播 |
| 4.2.1 《新青年》出版概况 |
| 4.2.2 《新青年》传播的进化论 |
| 4.2.3 《新青年》与《科学》的关系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广泛传播(上,1914—1919) |
| 5.1 《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5.1.1 《科学》编辑出版概况 |
| 5.1.2 《科学》传播生物学的概况 |
| 5.1.3 《科学》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1.4 小结 |
| 5.2 生物学期刊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1 《博物学杂志》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2 《博物学会杂志》与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3 《博物杂志》及其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5.3 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中遭遇的质疑和批判——以《天演论驳义》为例 |
| 5.3.1 《汇报》的出版概况 |
| 5.3.2 《天演论驳义》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系统传播(下,1920—1937) |
| 6.1 马君武及其《达尔文物种原始》的出版 |
| 6.1.1 马君武先生简介及年谱 |
| 6.1.2 《达尔文物种原始》：《物种起源》最早的中译本 |
| 6.1.3 马君武与《达尔文》 |
| 6.2 《民铎·进化论号》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民铎》出版概况 |
| 6.2.2 《民铎》的主笔 |
| 6.2.3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2.4 首次发表的《达尔文年谱》 |
| 6.2.5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 《科学》出版生物进化论专号 |
| 6.3.1 出版背景及概况 |
| 6.3.2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3.3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4 两本期刊专号之对比 |
| 6.4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 |
| 6.4.1 中国生物学发展之回顾 |
| 6.4.2 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创立 |
| 6.4.3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之创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及参与课题 |
| 参加会议与学术交流 |
| 致谢 |
（8）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研究（618-184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药材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资料运用 |
| 四、讨论的主要问题、目标及论文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背景概论 |
| 第一节 唐至清代武陵山区的政区与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政区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武陵山区的药材资源 |
| 一、武陵山区现代药材资源 |
| 二、唐至清代武陵山区的药材资源 |
| 第二章 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植物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一、产地的分布变迁 |
| 二、产地分布格局及其变迁特点 |
| 第二节 矿物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一、丹砂产地的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二、雄黄、硫黄和朴消产地的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三、石钟乳产地的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动物药材产地分布变迁及其特点 |
| 一、产地的分布变迁 |
| 二、产地分布格局及其变迁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变迁趋势 |
| 第一节 药材资源数量与产地变迁趋势 |
| 一、从药材资源总量看产地变迁趋势 |
| 二、从不同区域药材资源数量看产地变迁趋势 |
| 第二节 道地药材分布的政区数量与产地变迁趋势 |
| 一、道地药材分布的政区总量变化趋势 |
| 二、单种道地药材分布的政区数量变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条件对药材产地分布的影响 |
| 二、资源导向对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因素 |
| 一、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
| 二、交通和商贸的影响 |
| 三、技术的影响 |
| 四、医药风俗的影响 |
| 五、战乱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一、分布变迁规律 |
| 二、变迁因素:综合性与差异性同在 |
| 三、变迁影响:奠定了当代本区药材产业的基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田野考察图片 |
| 二、考察期间获取的部分档案材料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傅兰雅的早年经历 |
| 第一节 傅兰雅早年的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傅兰雅来华初期的困厄 |
| 第三节 傅兰雅的人生转折——从主编《上海新报》到任职制造局翻译馆 |
| 第二章 《格致汇编》的创办与经营 |
| 第一节 《格致汇编》的创刊缘起 |
| 第二节 《格致汇编》的编作者群体研究 |
| 第三节 傅兰雅为推介《格致汇编》所做的努力 |
| 第三章 《格致汇编》上的科学技术知识 |
| 第一节 《格致汇编》的栏目设置 |
| 第二节 《格致汇编》中的自然科学知识 |
| 第三节 《格致汇编》中的工艺技术知识 |
| 第四章 《格致汇编》重要科学文本研究选例 |
| 第一节 优秀的科学启蒙读物——《格致略论》 |
| 第二节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昆虫学的着作——《虫学略论》 |
| 第五章 《格致汇编》在晚清科学启蒙过程中的影响 |
| 第一节 《格致汇编》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以"互相问答"栏为中心 |
| 第二节 《格致汇编》在洋务官员中的影响 |
| 第三节 《格致汇编》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影响 |
| 第四节 梁启超对《格致汇编》的推介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格致汇编》的重印、盗印官司 |
| 余论 |
| 第一节 《格致汇编》在邻国朝鲜的流传 |
| 第二节 《格致汇编》在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流传 |
| 附录一 上海富强斋、铸记书局盗印《格致汇编》而成的《格致丛书》详细目录 |
| 附录二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最乐草堂丛钞》中的《格致汇编》文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唐代道教女仙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学术史回顾及存在问题 |
| （一）妇女史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
| （二）宗教史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存在问题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神仙 |
| （二）女神与女仙 |
| （三）道教出家女性的称谓 |
| 第一章 道教女仙群体的扩展及构成 |
| 第一节 道教女仙群体的扩展脉络 |
| 一、早期道教女仙群体的出现及雏形 |
| 1、早期女仙的出现及规模 |
| 2、《真灵位业图》中的女仙群体 |
| 二、隋唐五代女仙群体的扩展——《墉城集仙录》的出现 |
| 三、后世道教对女仙群体阵容的继承 |
| 第二节 唐代道教女仙群体的人物类型 |
| 一、先天神圣 |
| 1、见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的先天神圣 |
| 2、道教女仙群体中先天神圣的群体分析 |
| 二、 道教女真及修道女性 |
| 1、见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的道教女真及修道女性 |
| 2、道教女真及修道女性的群体分析 |
| 三、取自上古传说的女神和世俗神异女仙 |
| 1、见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的取自上古传说女神和世俗神异女仙 |
| 2、上古传说女神和世俗神异女仙的群体分析 |
| （1）道教将这部分女仙列入仙籍的几种情况及信仰优势 |
| （2）上古传说女仙和世俗神异女仙的群体特点 |
| 第三节 道教上清派的女仙群体 |
| 第二章 唐代社会的女仙信仰 |
| 第一节 道教女仙信仰的基本社会功用 |
| 一、延年益寿、羽化登仙 |
| 二、祈雨 |
| 三、乞子、保胎助产 |
| 第二节 道教女仙群体对民间信仰的屈从与改造 |
| 一、道教女仙群体对民间信仰的屈从——以姮娥、蚕女为例 |
| 1、道教对姮娥、织女信仰的屈从 |
| 2、道教女仙群体中对民间俗神的屈从——从蚕神的崇拜为例 |
| 二、道教对上古传说女神及民间信仰女仙的吸收改造 |
| 第三节 唐代女仙信仰区域倾向的出现及原因 |
| 一、女仙信仰与中国山水神祗信仰的传统 |
| 二、唐代女仙信仰区域性倾向形成的原因 |
| 1、地理原因 |
| 2、神仙信仰和道教传播传统的影响 |
| 3、修道之人修道于山林的传统 |
| 4、唐人游历风气盛行 |
| 第三章 唐代道教女仙群体信仰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唐代道教女仙信仰盛行的原因 |
| 一、道教教团的内部原因 |
| 1、女性群体在道教教团中的活跃 |
| 2、上清派在唐代兴盛 |
| 3、唐代女冠的仙化 |
| （1）唐代女冠仙化的过程 |
| （2）女冠仙化的原因——女冠社会活动的频繁 |
| 4、道教教团宣传下的女仙形象 |
| 二、社会向仙风气之盛——教团外部原因 |
| 第二节 道教女仙群体的影响 |
| 一、“人人皆可成仙”带动下的社会妇女好道风气 |
| 1、道教女仙阶层的多样化 |
| 2、社会上女性入道之风 |
| 二、对官宦之士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四、《化学研究》2001年第12卷1～4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D]. 汤仕普. 贵州师范大学, 2019(12)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4]中华化学工业会研究（1922-1949） ——兼论民国时期专门科学社团的社会角色[D]. 金淑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11)
- [5]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刊的创建与发展:从化工调查到化工研究[J]. 金淑兰,郭世荣.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06)
- [6]民国时期（1912-1949）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D]. 李楠.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7]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D]. 李楠. 西北大学, 2012(11)
- [8]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研究（618-1840）[D]. 胡安徽. 西南大学, 2011(06)
- [9]《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D]. 赵中亚. 复旦大学, 2009(05)
- [10]唐代道教女仙群体研究[D]. 李昭. 首都师范大学,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