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品语言与其无形资产（论文文献综述）
胡宏雁[1]（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林佳欣[2]（2020）在《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文中认为随着生产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提升以及关税、交通运输等贸易成本的下降,国际分工已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逐渐转变为产品内分工,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跨国公司将分散的生产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贸易模式转变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新模式。产品多次跨越边界使得总量统计数据难以真实刻画各经济体的实际生产活动,而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全球价值链数据相较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进行研究更能真实反映事物的实际状况。在全球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近30年间迅速发展,不仅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多,而且协定涵盖的议题逐渐丰富。在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正发生重构的时刻,各经济体为获得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纷纷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期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其推崇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使之由区域规则上升为全球规则。尤其在多边合作框架进展缓慢的情形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与有效性愈发突出。为推动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也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能更真实反映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影响作用,文章选择运用全球价值链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全文分为七个章节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价值链关系的影响情况。论文第一章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用以说明选择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的原因与价值,理清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第二章整理了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重要文献,为后续关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发展现状分析及实证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奠定基础。论文第三章分析了全球层面和中国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现状与特点,并与欧盟和美国贸易协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论文第四章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从全球层面和国别层面分别描述全球生产活动和价值链活动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中国及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活动方面所处状态及变动趋势,以期了解现实状况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论文第五章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和区域贸易协定产生效应的理论分析,整合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框架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影响渠道框架,将二者结合形成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理论分析。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第六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纳入了多个固定项,尽量降低内生性问题。论文第七章在总结了发展现状、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后,对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分析了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明晰了研究存在的缺陷及未解决的问题,为未来研究话题的选取提供思路。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球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欧洲地区,协定所含规则也由边界措施向边界后措施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一体化浪潮席卷而来,区域贸易协定迅速发展和扩张。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显示,全球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欧洲地区,且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为迅猛。协定所含规则也由边界措施延伸到边界后措施,如涉及环境、劳工、可持续发展、竞争中立、反腐败等章节,协议逐渐向高标准、多议题的方向发展。第二,各经济体在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方面存在不同特点。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重视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提升协定高标准要求、升级已有协定的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欧盟注重内部经济合作,且积极与区域外经济体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获取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扩大欧盟经贸合作网络的覆盖范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作为全球三大生产中心之一的美国对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效益愈发重视,且其贸易政策重心由多边逐渐转向区域再转向双边。特朗普政府以公平、互惠、对等开放为贸易协定的谈判原则,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进行已有贸易协定谈判等方式意图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第三,全球层面和中国层面的生产活动均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要内容,平均生产长度均呈现增长趋势,且中国更多参与相对下游生产活动。分解的生产活动数据、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生产长度等指标数据显示:（1）全球生产活动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要内容,其次是进行简单跨境生产分工活动、传统贸易活动以及复杂跨境生产分工;（2）中国生产活动也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且在2007-2017年间,该类生产活动在增加值的比重逐渐增长,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产业升级的成果,国内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3）中国后向参与指数高于前向参与指数,更多参与相对下游的生产活动;（4）全球平均生产长度与中国平均生产长度均呈现增长趋势,表明全球和中国的生产分工均更加细化,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增加。第四,区域贸易协定通过文本条款规定及其对贸易、投资、资源使用和分布、经济增长和规则的效应,影响生产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成本,进而引起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发生改变。虽然国际分工碎片化成产品内分工,但它仍然遵循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依旧决定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生产和贸易成本是比较优势的两大主要来源,它们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其中,影响生产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技术、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包含信息通讯技术、交通运输、关税、非关税壁垒、制度、地理位置、语言文化背景等。此外,产品多次跨境容易放大贸易成本因素的影响作用,出现影响累积的状况。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效用可划分为对贸易、投资、资源使用和分布、经济增长和规则的影响。通过这些渠道以及文本条款规定,贸易协定会影响生产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成本,这些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变动进而会引起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发生改变。因此,从理论的角度,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能对相关成员国的价值链关系产生影响。第五,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会影响两者之间的价值链关系,强化生产联系。论文选择中国与伙伴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生产长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实证分析还区分了简单跨境生产活动和复杂跨境生产活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对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影响的实证分析涵盖了中国的56个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为2007-2017年;对生产长度影响的实证分析也涵盖中国的56个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控制了经济规模、教育、研发、物流、制度等多方面变量后,实证结果显示:（1）区域贸易协定会提升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前向参与指数、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后向参与指数,且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2）区域贸易协定在简单跨境生产活动和复杂跨境生产活动中会产生类似影响;（3）贸易协定还会延长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生产长度,尤其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长度有显着影响。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贸易协定相结合,基于全球价值链指标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影响,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有所创新,拓展了已有研究;（2）综合考察了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因素和机制,形成的框架内容包含了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方式;（3）文章以中国为研究主体,具体分析了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和成员国之间价值链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王思文[3]（2020）在《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及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及策略的研究,基于加强与完善无形资产开发保护、提高体育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发展要求,解决办赛主体运营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受限的现实问题,助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赛事生成而提出。研究阐释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的内涵与方式,揭示办赛主体运营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受到制约的现实问题,提出适用于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的运营策略,不仅可以解决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缺乏理论指导、价值提升受限的问题,还可以丰富和拓展商业性体育赛事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办赛主体经营商业性体育赛事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本文以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为研究对象,借鉴品牌定位理论、品牌延伸理论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针对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内涵、方式及制约因素进行研究。在查阅相关书籍、文献、政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与专家访谈结果,阐释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的内涵,分析办赛主体运营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的运营方式及制约因素,阐明办赛主体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状况的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策略的重要性,并提出可供借鉴的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策略。研究显示:（1）办赛主体进行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是在体育行业的“简政放权”基础上的改革创新,是优化市场环境支持办赛主体成长壮大的重要实践,更是办赛主体增加软实力的重要途径。（2）办赛主体经营商业性体育赛事的关键环节是:提升赛事无形资产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促使赛事无形资产价值最大化,助力赛事品牌化,推动赛事自身发展。（3）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区分为内涵式与外延式运营,在无形资产内涵式运营上要注重智力型、人力型、管理型无形资产的运营。在无形资产外延式运营上既要注重市场要素的流动、交换、交易,更要注重无形资产的延伸、融资、扩张三类无形资产运营手段。对运营方式进行区分可以有效避免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的流失,增强办赛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提升办赛主体的经济效益,扩大办赛主体收益,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赛事。（4）办赛主体运营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主要存在办赛主体创造、保护、管理、运用赛事无形资产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为克服制约因素、提升赛事无形资产运营能力,办赛主体需要提升自身赛事运营精细化水平,包括整体运营和管理、设计、赞助销售与活动营销推广;掌控商业性体育赛事资源和战略合作伙伴;注重自身团队建设、业务水平。（5）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策略要兼顾无形资产内涵式和外延式运营同步实施。无形资产内涵式运营要依照目标市场创造赛事智力型无形资产;增强赛事人力型无形资产法律维权意识;激发赛事管理型无形资产树立竞争差别。无形资产外延式运营要合理选择赛事合作伙伴,科学运用赛事无形资产进行赛事跨界发展,以此拓展办赛主体发展空间,实现价值最大化。
梁爽[4]（2020）在《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能力和经营绩效高低的核心要素。以“内容为王”的出版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有着较高的无形资产占比,无形资产对于出版传媒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如何更好进行无形资产的管理和投资?对于出版传媒业上市公司来说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作为案例,针对其无形资产和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首先梳理了无形资产的概念、特性、分类方式,结合样本公司信息披露的统计分析,提出本文对于无形资产的划分标准及企业经营绩效的概念界定。根据文献与理论的研究,分析了出版传媒行业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A股15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针对其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以财务指标经营利润还是以市场指标托宾Q值作为企业绩效的表征变量,无形资产总体与知识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均呈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企业想要取得长久的发展,必须重视知识技术类无形资产,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投资者的积极性。本研究从企业资源理论与无形资产价值驱动理论出发,通过量化分析无形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明确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作用效果,以及无形资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合理资金投向、完善无形资产管理措施、最大程度利用无形资产价值,以综合提升我国出版传媒业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李子姮[5]（2019）在《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收入的减少（既包括经济形势不景气引起的税源萎缩,也包括因为更激进的国际税收筹划引起的税基被侵蚀）,以及与之相比更恶劣的问题——跨国公司激进的税收筹划等带来的税收负担不公平（主要方式是利润转移）,使得国际社会对双重不征税问题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甚至成为国际税收理论和实践领域最重要的话题。2013年,在20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受G20的委托开展了“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解析和行动计划”相关研究工作,这是近年来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并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进行全球价值创造的组织形式、税务管理都提出新的挑战。数字经济模式下的各种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的出现,也给税收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正如OECD所言,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已经跟不上跨境商务实践的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无形资产活跃的领域。出于应对全球新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各税收管辖区对国际税收征管协作的共识增加,国际税收合作空前加强。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注意到,国家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规则诉求正在转化为新的规则制定机制,而我国恰恰是这些新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本文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背景的认识,去思考价值创造与税收归属背离,以及如何运用价值创造原则去改善现有国际税收规则以及完善我国国内法的相关设定,促进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国际交往中取得应有的利益,支持全球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改善。本文所使用的价值创造概念,是指为了最终形成一项产品或服务,由发生生产活动到最终成为产品成功销售,为客户提供使用价值或者说效用,所经历的全部创造价值的活动单元。这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组合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以链式模式呈现,随着生产活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提供的辅助支撑作用增强,价值链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链式模型,而是呈现出网状发展和环状发展的趋势,被创造出的价值在市场中的实现不再局限于最终产品,而是有可能在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随着副产品的出现不断产生。价值创造是否与税收的国际分配相符合,是否可以以价值创造为原则指导和改善国际税收分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终极问题。通过对一些实证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或者说至少现行税收制度、会计核算制度、贸易制度等一系列国际经济交往依赖的传统规则存在容纳跨国公司实施人为利润转移的可能性。具体而言,美国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人为配置全球资产布局调控全球整体税收负担的倾向,他们在美国每增加布局1%的长期资产,税前利润仅相应增加0.44%;在目前的企业内部资源全球配置现状下,美国跨国公司每将1%份额的销售收入核算在美国,则分配在美国的税前所得将增加其全球份额的0.89%左右,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人为调整销售收入调控全球整体税收负担的倾向;海外税率对本土实际税率的影响与美国跨国公司将利润核算在美国的比例正相关,海外税率每导致本土税率变化1个百分点（于法定税率21%、35%而言）,核算在本土的利润比例提高或降低1.21%,也就是说海外税率与本土税率的比较情况是富有弹性的,跨国公司会敏感的根据双边税率情况相机调整全球利润核算分配。在论述了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存在偏差可能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选取一个新的原则指导国际税收分配。价值创造原则较好的保持了税收制度的公平和中性,也在继承和发展现行国际税收分配原则方面有很好的衔接性和过渡性,在经济数字化的条件下,“价值创造”原则与“属地”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其比属地原则的语义内涵更丰富,而“独立交易原则”有望在价值创造原则的指引下完成提升和改造。但也应该客观承认,价值创造原则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由理念转为实践的落地风险、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双重征税、可能对一国的国内税收体制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等执行风险。综合考虑利害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价值创造原则对主导或者辅助调整完善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中一些突出的问题,都有较好的适应性。价值创造原则能够较好的解决税收归属与价值创造发生背离的问题,实现国际税收经济价值观层面的原则公平。价值创造在价值创造原则的指引下,一些传统国际税收概念要按照价值创造的理念进行更新;以转让定价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操作方法、技术手段应该运用价值创造理念引导改变;一些以往不被重视的地域优势等价值创造因素,会被重拾重视程度。在价值创造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具体结合上,本文选取造成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不匹配的部分重要元素（PE、CFC等）,以及国际税收规则中的核心——转让定价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论述。运用价值创造原则对更新国际税收术语中的失效概念有积极作用。经济数字化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形态,要素和企业主体的流动性增强、数字经济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依赖度加强、网络效应对经济生活的互动性影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虚拟化,对国际税收规则体系中的很多专业术语都提出需要与时俱进的挑战。第一,互联网企业可以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MNE,但事实上他们却可以通过网络将服务送达世界各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MNE。但是按照现行国际税收规则,PE概念的设定成为妨碍各国对外国互联网企业在本国开展经济活动征税的屏障,而消费者的购买力恰恰是这些国家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来源国理应获得国际税收分配权,达成属地意义上的公平。在认同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在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定量确认数字化服务于来源国之间的税收分配联结度。由此就需要创新一个数字化常设机构的概念,这一概念应该保持同现有国际税收规则一致,将数字化的问题在现有规则下得到解决,使得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所产生收益的所得税在来源国、东道国之间公平分配。应该从取消一些表述和增加一些表述两个方面共同施策,对现行PE概念予以完善。最主要是考虑取消OECD范本中关于“固定场所”以及“永久性场所”的相关表述,而将“显着经济存在”这一术语正式纳入税收协定范本的表述之中。在此基础上,通过修订国内法和国际法两条路径,促进常设机构概念重构的实现。第二,本文认为很多避税的方法都是通过建立海外公司实现的,这些海外公司很大程度上多数被建设为税收意义上的CFC,CFC实际上已经成为税基转移的地理支撑。在当下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互联网企业运用设置双重公司法人构架转移高移动性资产实现避税;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向CFC转让无形资产侵蚀母国税基;CFC与混合金融工具管理错配结合,夸大“现金盒”风险承担实现税基转移;CFC与税收协定滥用结合,将资本利得转移至低税区。因此本文建议,丰富CFC控制类型的具体内涵,增加测试条件;不断改进CFC规则,适应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本文认为不适合在国际公法的路径上解决,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个居民国对国内法的完善。这种实现路径上的客观要求,决定了CFC规则如果希望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更大的正向引导作用,各国就要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借鉴OECD等国际组织推荐的治理原则,寻求国内法规在国际上的相对统一。第三,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性质界定出现灰色地带,这直接导致人们无法确定一笔基于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到底该适用哪一条的国际税收协定条款。销售商品和服务、授予特许经营权具有截然不同的商业内涵。前者是指将法人所有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售卖给客户,使客户获得生活资料或服务、生产资料或过程服务的行为;后者是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特许人将自己的商标、产品经营权、商业秘密、专利技术、经营管理模式等无形资产授予受许人使用并向受许人收取费用,受许人依托被授予的无形资产使用权开展经营活动的商业模式。本文认为,如果交易的实质是客户采购的目标是以数字化方式传递的产品,而非获取供商业性使用的版权,此时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国际间转让交易与实物贸易的商品交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其所得优先考虑适用营业利润条款。如果客户采购数字化内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进一步商业化利用该数字化产品的版权问题,则有关款项优先考虑适用特许权使用费条款。转让定价制度是近百年来国际税收制度体系当中最为重要,内容和方法最为健全的部分。在国际税收分配的实践当中,转让定价对解决税收侵蚀,将价值链上产生的全部税收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在各个税收管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原有转让定价制度的基础不断弱化,需要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第一,转让定价制度的存在基石受到挑战,单一企业的全球独立性进一步弱化。MNEs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实施者恰恰就说明了独立交易原则仅仅是大多跨过交易中的一种假设,合同安排的实质相关性难以考察。关联交易中的价值链分析、可比性分析都是基于MNE内部关联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各种文件条款,这实际上很可能与经济实质相去甚远。特别是以IP为交易标的的合同,对合同文本进行人为操纵的空间很大,基于此的分析可能更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实质。一些成本中心类型的海外公司在IP的研发、提升等重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从未参与,也不承担IP投入市场后价值实现的风险,但根据MNE内部签署的各类文件,IP收益却被确认在这家海外公司,可比交易的缺失成为转让定价制度未来适用的最大挑战。跨国公司产品生产的个性化,以及客户需求的个性化,都使得可比交易变得更加难以寻找。在数字经济和无形资产领域,交易内容的虚拟化,也给可比交易的确定带来挑战。但本文也支持,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转让定价方法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指南将更为清晰和加强,而运用价值创造的理念去改善这一长期实践检验过的方法,才是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的最优选择。第二,为了使传统的转让定价制度焕发新的生命力,需要将价值创造的原则注入其中,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改良。包括:将准确识别关联企业之间的商务和财务关系、交易条件以及相关经济特征作为可比性分析的首要环节;将准确界定交易安排的操作口径从“可比性因素”调整表述为“经济特征+可比性因素”;加强合同条款内容与实际执行合同的比较;特别是在无形资产交易领域,更加广泛的运用功能分析;在对经济实质分析的阶段引入价值链分析法等。第三,新的转让定价制度体系的建设,应该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在转让价格的确认上更多考虑区位优势因素。区位性特殊优势价值贡献的税收体现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由此,一些转让定价技术性的问题也应该被重视,如利润分割法在技术层面的不断完善。最后,本文对如何应用价值创造原则指导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以及完善国内法相关制度提出建议。虽然我国是在价值创造地纳税的积极倡导者,但我国也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发声,促进价值创造原则运用的艰巨任务。同时,践行价值创造原则,我国的国内法修订之路也还任重道远,特别是在BEPS所提出的一些最佳实践方面。本文提出了促进制定我国属地价值创造与税收利益分享相关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利用好国际交往的平台;二是注意税收主权的敏感性;三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从如何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如何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如何做好实际征管工作落实改革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建议我国积极参与、主导与价值创造相一致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制定。识别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最佳时机,主导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相匹配。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税收理论体系和法规体系。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转让定价相关在制度设计。加强关联交易基础数据管理;加强价值链风险管理;加强无形资产价值贡献转让定价管理;加强区位优势价值贡献转让定价管理以及进一步加强APA机制的应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文认为对价值创造原则的坚持应该的是灵活的,在一些确实涉及我国公允税收诉求,价值创造原则又无法支撑的问题上,要积极寻找替代路径,适当放弃价值创造原则,如建立“安全港”等特殊适用制度等。第三,在一些问题突出领域,尽快实践BEPS最佳实践。如:在国内法制定上积极作为,系统完善我国关于CFC规则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无形资产收入属性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运用新市场财政学市场平台观,观察国际经济交往为什么不能使用单独行政规制的手段进行国际税收分配问题。论述了各税收管辖区的政府及其公共权力,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不再表现为管理、规制,而是竞争和协作。各税收管辖区政府所主张的税收分配权的实现,也要通过与传统市场主体——企业,一样在国际市场这个大平台上以全新的方式协商、合作,取得与其价值创造来源地相匹配的税收利益。说明了价值创造原则的合理性之一在于与市场机制的配合。第二,提出了国际税收分配意义上与价值创造相关因素指标。包括四类:资本和资源;技术;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和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土地（或相关控制使用权利）。技术包括技术诀窍、专利等知识产权、网络平台及其控制的用户资源。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包括知识经验、管理者才能、技术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力。市场包括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第三,依据价值创造原则对国际税收分配的指导,针对当前关于“在价值创造地纳税”的理论原则性学术成果较多的现实,本文提出若干可以付诸实践的解决方案。如:将超常规利润价值创造来源地之间分配,如何修订落实区位优势在转让定价中的体现等。
包星宇[6]（2019）在《CEO的文化背景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方言的视角》文中认为传统理论以市场有效性和“理性人”假设为基础来讨论管理者的各种经济行为,然而仍然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了更加科学客观的对资本市场进行研究,专家学者开始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加入对公司财务的研究,认为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CEO的个人特征如文化背景会对其经济行为造成影响。中国地域辽阔,文化悠久,各地的方言就是各地独特区域文化的载体。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商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并体现在其投资行为上。本文紧跟时下研究热点,基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和不同方言所代表的特定区域文化,利用所收集的高管出生地数据,结合《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地理图册》,识别出上市公司CEO所属方言种类,用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CEO所属方言片区的文化差异对所在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方言片区的文化对CEO的投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偏好风险行为的吴方言片区、粤方言片区、闽方言片区的CEO投资行为更加激进,而偏好保守行为的晋方言片区的CEO投资行为更加谨慎。具体到投资行为的各个方面,偏好风险行为的吴方言片区、粤方言片区、闽方言片区的CEO倾向于扩大投资规模,且会抑制非效率投资水平。其中,来自吴方言片区的CEO侧重长期股权投资,来自闽方言片区的CEO侧重固定资产投资。偏好保守行为的晋方言片区的CEO倾向于缩小投资规模,会促进非效率投资水平,且侧重缩小固定资产规模。除此之外,考虑到公司所处地域的宏观经济、CEO的其他个人特征和公司治理因素可能会对其投资行为有所影响,所以依次进行验证。在宏观经济方面,选择企业所在地的地方GDP、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市场化程度、是否为省会城市作为控制变量。在CEO个人特征方面,选择性别、年龄、任期和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在公司治理因素方面,选择CEO是否兼任董事长、董事会的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以及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年龄、董事以及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性别比例作为控制变量。经过检验,回归结果仍与之前一致。本文是对“文化与公司财务”微观研究的丰富与补充,为上市公司投资异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皇甫睿[7]（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王嵩[8]（2016）在《铁路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高铁技术不断成熟,铁路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提升。据统计,目前全球高铁订单量的一半都由中国制造。这一方面体现铁路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高铁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行列。而高铁技术的专利权和专有技术都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无形资产的价值管理与增值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相比于生物、医药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无形资产价值管理较好的企业来讲,铁路企业对无形资产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像铁路总公司等大型铁路企业的科技成果资本化尚未开始,管理的滞后使我国铁路无形资产并未得到应有的价值评估和认可。而中国中车公司作为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其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情况相对好些,重视研发的同时也具备相应的无形资产评估及管理体系。因此,本文先对铁路企业范围和无形资产概念进行界定,将铁路企业分成四类,以便于分类进行相关研究；对无形资产的概念分别从会计学、资产评估和管理学角度给出定义,并进行分类；之后,本文对无形资产价值创造、无形资产价值管理和无形资产增值分别阐述,从理论层面验证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价值管理和增值的作用原理；在理论阐述后,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之后,本文分析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主要内容,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全部上市公司、铁路行业、其他交通行业、同属央企的国家电网及生物医药行业的公司进行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现状统计,通过数据对比了解全部上市公司及铁路行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现状；随后本文选取其他行业三个公司作为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借鉴,选取铁路企业中的中国南车公司作为重点案例,通过三大板块,九个指标对无形资产价值管理进行评估,分析其无形资产管理经验,分析现存不足,供其他铁路企业借鉴和思考。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指出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和增值方面的不足,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本文给出的建议是：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注重研发费用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做好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基础工作——无形资产计量和评估；加强对公司员工的无形资产理论知识的培训；制定无形资产的发展战略,重视其开发和培育：建立相应的无形资产专门管理机构,执行完善配套的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实施无形资产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对无形资产的审计工作；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包括企业的品牌和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牌；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无形资产资本运营方式,利用无形资产实现融资及对外投资。
杨阳[9]（2013）在《翻译美学视角下的俄语商标词翻译》文中提出本论文从翻译美学视角探讨了俄语商标词的汉译问题。论文介绍了国内外翻译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并界定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内容，即翻译主体通过翻译中介，把审美客体转化成另一种审美客体的审美活动；还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商标词翻译取得的成果和尚存在的不足。已取得的成果主要涉及商标词的翻译原则、方法等。不足在于，理论深度有限，多是就事论事的语料分析，针对俄罗斯的商标翻译研究尤为薄弱。论文作者根据商标词的来源将商标词划分为四类：分别源自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外来词和臆造词的商标词，指出商标词的功能是：信息功能、宣传功能和审美功能，其美学特征是：简洁美、音韵美、意境美和奇特美。有关影响俄语商标词翻译的因素，论文作者主要从语言因素和超语言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超语言因素主要涉及文化因素和审美因素。论文作者提出，俄语商标词翻译的美学原则是，忠实美、等效美、创造美。商标词翻译的常用翻译方法有：音译法、意译法、音意兼译法、创新法。利用翻译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俄语商标词的翻译，一方面增强了商标词翻译的多角度研究，扩展了翻译美学研究领域，丰富了俄汉互译理论。俄语商标词的汉语译名也作为外来词进入汉语，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另一方面成功的俄语商标词也可以促进中俄商品交流及中俄两国贸易的发展。
江宁康[10]（2011）在《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文中指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二、商品语言与其无形资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商品语言与其无形资产（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研究 |
| 2.1.1 理论研究 |
| 2.1.2 实证研究 |
| 2.2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2.2.1 垂直专业化 |
| 2.2.2 出口复杂度 |
| 2.2.3 平均传播长度 |
| 2.2.4 上游度 |
| 2.2.5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指数 |
| 2.2.6 生产长度 |
| 2.3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状况 |
| 3.1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状况及趋势 |
| 3.1.1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总体状况与趋势 |
| 3.1.2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分布状况 |
| 3.1.3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发展趋势 |
| 3.2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2.1 重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但当前协定覆盖率较低 |
| 3.2.2 中国重视深化已有贸易协定 |
| 3.2.3 中国积极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 |
| 3.3 欧盟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4 美国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4.1 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视程度提升,签署贸易协定的经济动机逐渐增强,关注点逐渐由多边转向区域再转向双边 |
| 3.4.2 以公平、对等开放和“美国优先”为原则,重新进行已有贸易协定谈判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发展状况 |
| 4.1 生产活动分解 |
| 4.1.1 生产活动分解方法 |
| 4.1.2 全球生产活动状况 |
| 4.1.3 中国生产活动状况 |
| 4.1.4 主要经济体生产活动的国际比较 |
| 4.2 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2.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
| 4.2.2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2.3 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3 生产长度 |
| 4.3.1 生产长度计算方法 |
| 4.3.2 中国的生产长度状况 |
| 4.3.3 主要经济体的平均生产长度状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因素 |
| 5.1 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因素 |
| 5.1.1 生产的比较优势 |
| 5.1.2 贸易成本 |
| 5.2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
| 5.2.1 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容 |
| 5.2.2 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 |
| 5.2.3 区域贸易协定对投资的影响 |
| 5.2.4 区域贸易协定对资源使用和分布的影响 |
| 5.2.5 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2.6 区域贸易协定对规则的影响 |
| 5.3 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价值链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评估 |
| 6.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1.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总体回归结果 |
| 6.2.2 全球参与指数区分国家发展状态的回归结果 |
| 6.2.3 生产长度回归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及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 |
| 2.1.2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品牌定位理论 |
| 2.2.2 品牌延伸理论 |
| 3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及制约因素 |
| 3.1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价值地位及方式 |
| 3.1.1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的价值地位 |
| 3.1.2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 |
| 3.2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制约因素 |
| 3.2.1 办赛主体创造赛事无形资产能力因素 |
| 3.2.2 办赛主体保护赛事无形资产意识分析 |
| 3.2.3 办赛主体管理赛事无形资产意识分析 |
| 3.2.4 办赛主体运用赛事无形资产方式分析 |
| 4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策略 |
| 4.1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内涵式运营策略 |
| 4.1.1 根据目标市场创造赛事智力型无形资产 |
| 4.1.2 增强赛事人力型无形资产法律维权意识 |
| 4.1.3 激发赛事管理型无形资产树立竞争差别 |
| 4.2 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外延式运营策略 |
| 4.2.1 合理运用赛事无形资产选择赛事合作伙伴 |
| 4.2.2 科学运用赛事无形资产进行赛事跨界发展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企业资源理论 |
| 2.1.2 无形资产价值驱动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3 文献评述 |
| 2.3 概念界定 |
| 2.3.1 无形资产概念 |
| 2.3.2 无形资产性质 |
| 2.3.3 无形资产披露 |
| 2.3.4 无形资产分类 |
| 2.3.5 企业经营绩效概念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无形资产价值创造机制 |
| 3.1.2 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无形资产对经营利润的影响 |
| 3.2.2 无形资产对托宾Q值的影响 |
| 4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择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构建 |
| 4.4 面板模型设定检验 |
|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整体分析 |
| 5.1.2 结构性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测试 |
| 5.5 小结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2.1 企业角度 |
| 6.2.2 政策角度 |
| 6.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创新点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论文的创新与探索 |
| 四、论文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价值创造 |
| 二、价值链 |
| 三、经济全球化 |
| 四、转让定价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是否存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研究 |
| 一、认为存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观点 |
| 二、认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可能并不存在的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相关原则的研究 |
| 一、绝对地的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二、拟合地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第三节 关于属地税收与价值创造背离现象、模式和机理分析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现行国际税收具体规则与价值创造原则相违背研究 |
| 一、数字经济对价值创造原则应用的挑战 |
| 二、价值创造原则对转让定价政策目标和方法的调整 |
| 三、价值创造原则对反避税措施的改进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价值创造理论 |
| 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
| 三、经济增长理论对价值创造的解读 |
| 四、要素和效用价值创造学说 |
| 第二节 竞争理论、新市场财政学与全球价值链 |
| 一、国家竞争理论 |
| 二、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及其市场平台观 |
| 三、波特的普通价值链理论 |
| 四、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 |
| 一、税收公平 |
| 二、税收中性 |
| 三、税收公平与税收中性的关系 |
| 第四节 税收归属理论 |
| 一、税收管辖权的依据 |
| 二、税收管辖权的分类 |
| 第四章 关于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偏离现象存在的验证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以苹果公司为例 |
| 一、全球价值链布局 |
| 二、在全球价值链上插入的税务安排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税收归属与价值创造背离现象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参数选取 |
| 三、建立模型 |
| 四、参数估计 |
| 五、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应用价值创造原则指导全球税收分配 |
| 第一节 关于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指导原则的辨析 |
| 一、在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之间的选择 |
| 二、独立交易原则 |
| 三、价值创造原则与属地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的关系 |
| 四、应用“在价值创造地纳税”原则的风险 |
| 第二节 将价值创造做为改造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主要原则 |
| 一、将价值创造做为改造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主要原则的原因 |
| 二、可作为国际税收分配意义上价值创造因素的指标 |
| 三、价值创造原则的应用方向 |
| 四、其他原则对价值创造原则的有益补充 |
| 第六章 运用价值创造原则更新国际税收术语中的失效概念 |
| 第一节 国际税收术语中有关概念的失效 |
| 一、经济数字化成为导致传统概念失效的主要原因 |
| 二、国际税收传统概念失效的表现 |
| 第二节 常设机构概念的地理性失效及相关政策完善建议 |
| 一、常设机构概念的地理性局限 |
| 二、重构常设机构概念使其符合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三、实现常设机构概念重构方法路径 |
| 第三节 税基转移的地理支撑——CFC及相关政策完善建议 |
| 一、规避现行CFC规则实现税基转移的表现 |
| 二、完善CFC管控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四节 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性质界定出现灰色地带 |
| 一、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难以界定税收协定适用条款 |
| 二、对无形资产收入适用条款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 |
| 第一节 转让定价制度完善的定位 |
| 一、转让定价制度的存在基石受到挑战 |
| 二、将转让定价制度的完善定位于改良 |
| 第二节 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完善的安排 |
| 一、调整可比性分析的首要环节 |
| 二、完善确界定交易安排的分析步骤 |
| 三、加强合同条款内容与实际执行合同的比较 |
| 四、在无形资产交易领域更加广泛的运用功能分析 |
| 五、在对经济实质分析的阶段引入价值链分析法 |
| 第三节 在转让定价的确认上更多考虑区位优势因素 |
| 一、区位优势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
| 二、区位优势因素在转让定价的确认中被长期忽视 |
| 三、区位优势与价值创造的匹配 |
| 四、体现区位优势的转让定价方法 |
| 第八章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促进全球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协调的实践及相关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促进全球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协调的实践 |
| 一、转让定价相关规制措施 |
| 二、预约定价安排相关规制措施 |
| 三、资本弱化相关规制措施 |
| 四、一般反避税管理措施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立足于我国国际经济交往需求 |
| 一、基本原则 |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 附录:缩略词表 |
| 参考书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CEO的文化背景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方言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投资和非效率投资 |
| 2.1.2 非效率投资的测量 |
| 2.1.3 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因 |
| 2.1.4 高管个人特征与投资效率 |
| 2.2 方言、文化与经济行为的研究综述 |
| 2.2.1 文化与经济行为 |
| 2.2.2 方言与文化 |
| 2.2.3 方言与经济行为 |
| 2.3 本章小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假设 |
| 3.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 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
| 3.3.1 企业投资效率模型 |
| 3.3.2 不同方言片区的文化对CEO投资行为影响的模型 |
| 4 实证检验 |
|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各项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2.1 不同方言片区的文化对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2 不同方言片区的文化对投资方向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3 不同方言片区的文化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4 本章小结 |
| 4.3 内生性问题 |
| 4.3.1 加入宏观经济变量 |
| 4.3.2 加入个人特征变量 |
| 4.3.3 加入公司治理变量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对CEO的方言进行重新划分:用籍贯替换出生地 |
| 4.4.2 将因变量滞后一期 |
| 4.4.3 剔除中间值 |
| 5 总结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与现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认识与理论研究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当代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背景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取理由 |
| 第三章 从“斯威顿”生计到“双轨”式生计 |
| 第一节 黄金村苗民的传统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黄金村古茶园复合农耕系统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的“双轨”式生计 |
| 第四节 皇权制度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四章 从“双轨”式生计到固定农耕生计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时期湖南茶业的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茶业 |
| 第三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的固定农耕生计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五章 从固定农耕生计到市场化生计 |
| 第一节 现代“保靖黄金茶”产业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黄金茶业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六章 黄金村生态扶贫路径 |
| 第一节 古茶园保护 |
| 第二节 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现代茶业市场开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堂朗公社历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B 堂朗公社历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C 堂朗公社历年耕牛、牲猪情况(1957-1979) |
（8）铁路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现状描述 |
| 1.2 研究问题与一般特征 |
| 1.3 本文思路与研究特色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
| 2.1.1 铁路企业的范围界定 |
| 2.1.2 无形资产的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无形资产价值创造 |
| 2.2.2 无形资产价值管理 |
| 2.2.3 无形资产增值 |
| 2.3 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铁路行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内容 |
| 3.2 近三年全部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
| 3.2.1 样本公司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2.2 样本公司无形资产总体情况 |
| 3.2.3 样本公司无形资产披露分析 |
| 3.3 近三年铁路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
| 3.3.1 样本公司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3.2 样本公司无形资产总体描述 |
| 3.3.3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数量分析 |
| 3.3.4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结构分析 |
| 3.3.5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披露分析 |
| 3.4 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无形资产对比情况 |
| 3.4.1 其他交通行业样本公司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4.2 其他交通行业无形资产总体描述 |
| 3.4.3 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数量上的对比分析 |
| 3.4.4 铁路企业与其他交通行业无形资产披露情况的对比分析 |
| 3.5 铁路企业与国家电网、生物医药行业无形资产对比情况 |
| 3.5.1 国家电网企业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5.2 铁路企业与电网企业无形资产结构对比分析 |
| 3.5.3 生物医药类企业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5.4 铁路企业与生物医药类样本公司在无形资产方面的对比分析 |
| 3.6 铁路企业在无形资产价值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 其他行业优秀无形资产价值管理案例借鉴 |
| 4.1 福田汽车：专利运营实现无形资产增值 |
| 4.2 恒瑞医药：研发驱动+国际标准 |
| 4.3 国家电网：塑造品牌形象,重视无形资产 |
| 5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案例分析：中国南车 |
| 5.1 背景介绍及案例概括 |
| 5.2 知识类无形资产价值管理 |
| 5.2.1 专利拥有量和结构 |
| 5.2.2 研发支出 |
| 5.2.3 产品结构 |
| 5.3 人力资源价值管理 |
| 5.3.1 人均净产值 |
| 5.3.2 颔导者综合素质 |
| 5.3.3 员工教育背景及知识储备 |
| 5.4 市场类无形资产价值管理 |
| 5.4.1 销售规模与客户关系 |
| 5.4.2 销售费用率 |
| 5.4.3 品牌价值管理 |
| 5.5 无形资产价值增值分析 |
| 5.6 案例分析总结 |
| 6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建议与措施 |
| 6.1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的建议 |
| 6.2 铁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增值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翻译美学视角下的俄语商标词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引言 |
| 1. 翻译美学综述 |
| 1.1 翻译美学的产生和发展 |
| 1.1.1 西方翻译美学综述 |
| 1.1.2 国内翻译美学综述 |
| 1.2 翻译美学的主要内容 |
| 1.2.1 翻译中的审美客体 |
| 1.2.2 翻译中的审美主体 |
| 1.2.3 翻译中的审美活动 |
| 1.3 翻译美学对商标词翻译的指导意义 |
| 2. 商标翻译研究综述 |
| 3. 商标词的功能及美学特征 |
| 3.1 商标的基本概念 |
| 3.1.1 商标的定义 |
| 3.1.2 商标词 |
| 3.1.3 商标词的分类 |
| 3.2 商标的功能 |
| 3.2.1 信息功能 |
| 3.2.2 宣传功能 |
| 3.2.3 美学功能 |
| 3.3 商标的美学特征 |
| 3.3.1 简洁美 |
| 3.3.2 音韵美 |
| 3.3.3 意境美 |
| 3.3.4 奇特美 |
| 4. 影响俄语商标词翻译的因素 |
| 4.1 语言因素 |
| 4.2 超语言因素 |
| 4.2.1 文化因素 |
| 4.2.2 审美因素 |
| 5. 俄语商标词翻译的美学原则及方法 |
| 5.1 俄语商标词翻译的美学原则 |
| 5.1.1 忠实美合理再现原语的审美要素 |
| 5.1.2 等效美实现语用等效 |
| 5.1.3 创造美实现商标的宣传功能 |
| 5.2 俄语商标词的翻译方法 |
| 5.2.1 音译法 |
| 5.2.2 意译法 |
| 5.2.3 音意兼译法 |
| 5.2.4 创新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商品语言与其无形资产（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2]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D]. 林佳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商业性体育赛事无形资产运营方式及策略研究[D]. 王思文. 苏州大学, 2020(03)
- [4]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为例[D]. 梁爽. 北京印刷学院, 2020(08)
- [5]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D]. 李子姮.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CEO的文化背景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方言的视角[D]. 包星宇. 重庆大学, 2019(01)
- [7]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 [8]铁路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管理研究[D]. 王嵩.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2)
- [9]翻译美学视角下的俄语商标词翻译[D]. 杨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3)
- [10]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J]. 江宁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