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论文文献综述）
冷雪梅[1]（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王蒙[2]（2013）在《这边风景(选章)》文中研究说明前言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奇灯。虽然不无从众的嘶喊,本质上仍然是那亲切得令人落泪的生活,是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那黄金的年华,是琐细得切肤的百姓的日子,是美丽得令人痴迷的土地,是活泼的热腾腾的男女,是被雨雨风风拨动了的琴弦,还有虽九死而未悔的当年好梦。也曾有过狂暴与粗糙,愚傻与荒唐……你仍然能发现作者以怎样的善良与纯真来引领与涂抹那或有的敌意,以怎样的阳光与花朵来装点那或有的缺失。那至少是心灵感受与记载的真实,是艺术与文学的映照与渴求,是戴着镣铐的天籁激情之舞。
向夏莹[3]（2013）在《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经营和占有形式以及土地的使用条件等对农民来说是关系到生产和生存的头等大事。如果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手中,土地就成为他们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凭借,也成为他们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手段,所以土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利用土地私有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①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因为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的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须进行“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的问题,即实行土地国有化问题,并且指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②也就是说,这种土地国有化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在《法德农民问题》文中,恩格斯指出了对待农村中各种阶级的不同办法,特别是对大地产进行剥夺,但剥夺之后土地是国有还是分配给农民,进而进行农业集体化,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这些思想成为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胜利地解决了俄国复杂的土地问题。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土地改革在俄国历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俄国的经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00年底,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初次争论便是在《火星报》里进行的。直到1907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才全面分析了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和经济基础,指出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基础是：主张保存地主经济,并保存地主的特权。列宁还具体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土地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他们的错误,以及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各派的主张和实质。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制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用暴力维持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富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另一条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建立起真正的农场主经济,打破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铲除一切土地上的特权。从经济上来说,就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符合了农民的愿望,1917年10月25日彼得格勒工人起义胜利后,全俄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着名的“土地法令”,这个法令对于消灭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符合俄国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俄国的土地私有权被完全地废除,一切原来属于教堂、皇室、寺庙、地主的土地全都变成全民的财产,依法没收的土地全部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共同使用。此后,苏联相继公布了有关土地的一些法令,如《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社会主义土地重划及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措施条例》、《劳动土地使用法典》等,进一步促进了土地国有化的实施。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就是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和俄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俄国土地问题上的土地立法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我国的土地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几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精华,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进行了发展创新,使之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对列宁的土地思想进行历史考察,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问题理论,全面梳理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核心内容,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思想的实践发展,对列宁每一阶段的土地思想作出简要评述,分析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为我国农地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启示。基于此,本文主要有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这部分主要分析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这部分主要对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第三部分为第三章和第四章,这部分主要是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在原苏联和我国的历史延续和对我国农地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的实践价值。第四部分为附录部分,主要对列宁《土地问题笔记》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整理。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土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土地问题的思想体系,结合苏俄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他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探索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和合理性,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思想体系也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使之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体系也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李平,张景成,艾杰,李文[4]（2012）在《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省“三农”工作交响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序曲:丰收的喜悦早春二月,一场瑞雪让吉林大地银装素裹。长白山下,松花江水已经有些耐不住春的召唤开始破冰涌动;广阔的黑土地上,村村户户已经开始张罗着新一年的备耕生产。按理说,不出正月,农村就不算过完年,但在伊通县大孤山镇的刘家村,一大早就听见张家叫李家,李家喊刘家,相约去县里买化肥、买种子。看着他们踩在雪地里咯吱作响的坚实的脚步,好像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摽着一股劲儿:今年一定要再大干一场,夺取
张卫莉[5]（2011）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结合他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中做出的以经济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进行研究。但是为了获得关于孙中山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全景而不至于将其战略构想碎片化地就事论事,尊重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也会适当援引其他必要资料在相关思想主题上做相应延伸。本论文力求探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全貌并揭示其经济思想中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同时,考虑到孙中山经济思想内容的丰富庞杂,限于篇幅和能力,本论文不可能做到穷尽其所有主题和观点、理论与实践。本论文选定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中的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等。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传统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为基础,以线为主,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提出尊重历史真实、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论文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出发,剖析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客观评价了其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简要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由此更能说明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相应研究内容设计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综述。此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第一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此部分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20世纪之交的影响中国的各西方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探讨孙中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系统观、知行观和民生史观,揭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科学认知和实践精神,揭示孙中山实业计划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和以人为本特征。本部分的研究构成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二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浩大繁多的孙中山经济思想从较为综合的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到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和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各方面进行研究,并构筑其理论体系,并认为其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经济战略支持性制度体系。通过研究,该部分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高度相当显着,这一部分构成后面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的研究的基础。第四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评论。主要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评价。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可将之概括为：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以及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的中国的经济现代转型发展理论。以国家富强,民生畅遂为目标的博大精深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继续深入仍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胡茂胜[6]（2011）在《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只有农业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推动农业近代化的力量有很多,士绅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农业改良,推动农业的近代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江苏是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也是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地区。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鱼米之乡,有着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禀赋,传统农业比较发达,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业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此外,江苏地区还是西学东渐中的一个重要港口,士绅阶层较早受西方农学的影响,其开明程度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研究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可以为当今江苏乃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论文以士绅为视角,以农业近代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及倡导,并考察了士绅对推动江苏农业科研、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教育及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历史局限性。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研究法,成为本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并结合现代化的理论方法。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士绅和近代农业,所以历史文献法便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有关近代士绅及江苏农业的档案、专着、期刊、报纸等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既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论文企求达到的学术目标。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着名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成熟早、水平高,曾经在一千多年中是世界领先的。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工具一直没有大的改进,农业技术也未见大的改观。清朝后期,西方近代化机械、电气、化工等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西方产生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的使用为主要特色的近代化农业,并且又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化农业教育体系,再加上人口、耕地等诸多问题开始困扰中国农业,所以晚清时期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大的改观；农业品种缺少改良,无法与西方科学选育良种相比；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资金贫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以致无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无法与洋货竞争。另外,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从而妨碍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成了制约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瓶颈”。晚清时,江苏不少士绅第一次迈出了国门,踏上了出洋考察或修学的征程。尽管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考察西方的近代化农业,然而在游历过程中却不断地看到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无不观之而惊叹。他们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差距,是最早受近代化农业启蒙的一批人。出洋的所见所闻,为他们日后着农书、立农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通过着述,一方面向世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农业科技,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农业,倡导推行近代化农业。他们对近代化农业的译介和倡导,为江苏士绅实践近代化的农业奠定了舆论基础。农业科技离不开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步骤,就是建立农事试验场。近代化农业科技传入中国之后,江苏士绅或是协助地方政府筹建近代化农事试验场,或是资助农事试验场,或是自己创办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试验场,大大推动了江苏农业科研的发展。此外,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式生产,缺乏合作与交流,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士绅们对西方国家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中国小农生产面临的挑战,他们开始仿效西方和日本兴办农会,创建农业公司,实施规模化经营管理。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能否实现,农业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素质和能力,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因此,江苏士绅们对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传播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创办了各种近代化的农业学校,还很注重农业的社会教育,筹办了农业博览会。他们兴办的一些农务组织也发挥了教育功能,起到了推广农业科技知识的作用。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进行农业科学试验,转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士绅们力图改造江苏传统农业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步骤,而要真正实现对江苏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则必须将近代农业技术运用到生产中。为此,江苏士绅们大力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技术,期望能够早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晚清民国时期,江苏士绅开展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农业实践。他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近代化农业的推广,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科举废除以后士绅在职业、知识结构、生存空间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转变,三是士绅的传统功能在近代得以延伸,四是地方自治下士绅的权力不断扩张。这些都为士绅们传播和推广近代化的农业创造了条件。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在推广近代化的农业方面,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效。一方面,是在推行近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往传统社会内部所不具备的新兴事物。另一方面,传统农务事项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士绅们的农业实践,推动了江苏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当然,相对江苏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士绅们的农业活动还不足以使江苏农业完全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们在发展近代化的农业中倾心倾力,出钱出地,然而论及业绩,倡导启蒙的意义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依然只是沧海中之一粟,晨曦中之一抹亮光而已。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制度、人口问题、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以外,与士绅自身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关系。回顾和总结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今天的乡村地方精英们提供不少珍贵的历史启示。
赵晓林[7]（2011）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村进步的关键,农民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强农民教育,深化农民教育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当前农民教育的理论研究,指导解决农民教育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主要从教育学、历史学的视角研究和把握近代农民教育问题,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借鉴运用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作者期望通过对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以专题形式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今学术界对农民教育特别是“近代农民教育”研究重视不够的缺憾;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层面上,通过总结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当今农民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的借鉴和启示。论文力图寻求一个系统的逻辑与思维体系,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内涵为本体,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为经,以对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分析评述为纬。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由七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提出研究近代农民教育的背景、目的、思路与方法,对“近代农民教育”及其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是本研究的出发点。第二部分是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分析,由第二章与第三章构成。主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农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并对近代农民教育从萌芽、发展到艰难推进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阶段划分,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三阶段说”。第三部分是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分析,由第四章、第五章构成。首先,在思想层面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和雷沛鸿等为代表的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六种农民教育思想进行归纳、阐述和比较;进而,在实践层面对蓬勃发展期近代农民教育的实施情况从举办主体、经费来源、师资力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阐述和分析。第四部分是宏观评价,由第六章组成。主要从宏观的视角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近代农民教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近代农民教育取得的实际效果以及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从“理念缺陷”、“制度缺陷”、“策略缺陷”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代农民教育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第五部分是启示和借鉴,由第七章组成。主要以分析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为切入点,总结出近代农民教育对当代农民教育以及新农村建设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作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中做出了以下新的探索:第一,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概念及其性质进行了界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是指1898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各种民间力量和政府组织的,以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与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卫生健康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主要教育形式,以农村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的新型的农民教育。从性质上看,“近代农民教育”不仅向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及科学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同时还向农民宣传民主的思想观念,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是较早在中国乡村和农民中比较系统传播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文化启蒙活动。第二,对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三阶段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西方农业科技推广为标志的“萌芽发轫期”、以乡村建设为主要目的的“蓬勃发展期”和以抗日救国为特色的“艰难推进期”三个阶段。第三,对近代中国六位教育家散见于各种论述中的关于农民教育的思考和主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梳理和研究,总结出各具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认为:黄炎培以“职业教育”为特点、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特点、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特点、梁漱溟以“文化教育”为特点、雷沛鸿以“国民教育”为特点、俞庆棠以“公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是我国农民教育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来者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第四,作者对近代农民教育体现出的农民教育主体性价值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它对当代农民教育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认为:解决农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把农民作为教育的价值主体,使农民教育从工具性教育转变为主体性教育。农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不仅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还表现为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开展农民教育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最大限度地、真正地把握和满足农民的教育需要,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李建中[8]（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指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金玉萍[9]（2010）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的受众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端以来基本都是在发展传播学的视野下展开,采用以量化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路线,个别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的研究则是针对相对封闭、电视刚刚进入的村民社会,与新受众研究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受众、电视与身份认同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不同。本文把研究聚焦于社会急剧变迁中的维吾尔族受众,运用民族志方法考察他们的电视实践、对日常生活的重构及其表征的身份认同。本文建立在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基础之上,既肯定受众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宰制之下,又强调能够通过日常实践活动创造出自己的意义空间。所以,论文的核心问题是托台维吾尔族受众日常生活电视使用的实践逻辑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细化为以下具体问题：托台维吾尔族受众在电视技术的采纳与使用方面有什么特点?他们是否利用媒介技术实现自己的某些特殊需求?托台受众如何接触和解读具体的电视文本?电视是否被用来建构托台人的某种身份和认同?如果确实如此,其特征是什么?研究发现：一、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下,托台村的电视技术使用形成无线电视的普及,有线电视在经济制约下缓慢发展和卫星电视在政策缝隙中快速成长的格局。在托台家庭中,受电视物理空间位置的影响,家庭收视关系以父母为中心,这决定着电视技术的使用特点。家庭中主张安装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通常是男性家长,技术的采纳者是父辈而不是年轻人,新技术被用来维系族群传统。这一发现质疑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托台受众通过对电视节目的选择、挪用和改造,巩固着族群传统文化,也建构着对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日常生活战术原则的灵活运用。主要表现为：把汉语节目挪用为学习工具,通过外语节目实现族群文化和宗教认同,在节目解读中形成对不同行政层级国家政权的不同态度。在这种状况下,主流意识形态所期望的“把党的声音传下去”,在受众那里是被挪用和改造的。而挪用和改造之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性的程度又取决于政府给村民带来的实际利益,基层政权的建设效果以及村民追求自己利益的方式。三、托台受众的电视接触和解读与其所处的语境存在密切关系。托台是一个深受族群传统影响的人们之间联系密切的稳定共同体,国家力量对托台村民的影响是有限的、割裂的和悬置的。现实生活中,国家、族群都利用媒介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形成既合作又争夺的关系。通过以上经验研究发现：托台电视实践的特点表现为电视技术使用与节目接触受族群文化规范的显着影响、受众接收的去意识形态化和文本解读中国家观念的层次性。这种电视实践融入日常生活,创造出流动的社会空间界限,重构了村民的仪式化生活并提供了新的安全感来源,为托台人建构认同提供了新素材。由此表征的认同体现为族群认同的强大和国家认同的疏离与分散。这与托台日常生活中国家和族群力量的分布状况非常相似。两种认同何时在何种层面上得以表现,主要取决于行为的目的和表现的场景。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发现了日常生活实践背后存在一定的逻辑性,是对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修补与发展。在现实层面,研究表明托台电视实践及其表征的认同不能孤立于语境之外来看待,而是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及当地社会环境产生互动的结果。虽然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存在矛盾和张力,但二者并不必然是对抗关系。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村民只能通过具体的行动以及某些象征才能够感知、认识和理解国家,建构起国家的形象与观念。国家认同的提高需要从社会环境建设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两方面入手。这样才可能达到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存。
郭发定[10]（2009）在《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购买农机前要向农机技术推广机构了解该机具是否适应当地的作业环境与要求,技术是否可靠。还要货比三家,综合考虑价格、质量、服务,不要轻信经销商的一面之词。切记:偏听偏信,往往会掉进陷阱。购买时要索
二、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3）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逻辑构架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二)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
| (三)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形成的实践背景 |
| 二、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土地问题理论 |
| (二) 对其他流派的批判和吸收 |
| 三、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初步探索期(1893-1917年) |
| (二)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形成发展期(1918-1921年) |
| (三)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成熟完善期(1921-1923年) |
| 第二章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一、土地国有化：土地的所有制形式 |
| 二、合作社理论：土地的农业经营方式 |
| 三、农民政策：土地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
| 四、土地纲领转换：土地革命的实际需要 |
| 五、工农联盟：无产阶级政党的现实选择 |
| 第三章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历史延续 |
| 一、列宁土地问题思想在原苏联的曲折演绎 |
| (一) 斯大林对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继承 |
| (二)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争论 |
| (三) 斯大林对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背离 |
| 二、新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对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一) 继续坚持工农联盟 |
| (二)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环节 |
| (三) 土地经营方式的继承完善 |
| (四) 土地经营方式的创新 |
| 第四章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二、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对我国的贡献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改革 |
| (三) 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土地问题思想 |
| 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继续完善土地问题思想 |
| (一) “三农”问题仍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 (二)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
| (三) 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 |
| (四)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繁荣市场经济 |
| (五) 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
| 结语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说明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日本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1.2 前苏联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研究 |
| 2.1.3 欧洲及德国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1.4 美国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评价 |
| 2.3.1 对国外研究的评价 |
| 2.3.2 对国内研究的评价 |
| 第三章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 |
| 3.1 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2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形成的影响 |
| 3.2.1 儒家经典反映出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2.2 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2.3 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
| 3.3 19-20世纪之交影响孙中山的各西方经济思想 |
| 3.3.1 西方非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 |
| 3.3.2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 |
| 3.4 丰富的革命实践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实践基础 |
| 3.5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
| 3.5.1 进化论思想 |
| 3.5.2 "知难行易"的知行学说 |
| 3.5.3 民生史观 |
| 第四章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1 《实业计划》体现出来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2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特点 |
| 4.2.1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
| 4.2.2 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 |
| 4.2.3 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 |
| 4.2.4 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 |
| 4.2.5 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 |
| 4.2.6 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 |
| 4.2.7 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 |
| 4.3 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综述 |
| 4.4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 |
| 4.5 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为经济近代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 境 |
| 4.6 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思想 |
| 第五章 孙中山的产业经济思想 |
| 5.1 孙中山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2 孙中山的工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3 孙中山的商业经济发展思想 |
| 5.3.1 农“经”商“纬”的“同功论” |
| 5.3.2 推行保商善法和利商发展的各种经济主张 |
| 5.3.3 要建立全国的“商业系统” |
| 5.4 工商业发展中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问题 |
| 第六章 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
| 6.1 中国经济发展区划的构想 |
| 6.2 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设计 |
| 6.3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对策 |
| 6.4 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七章 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 |
| 7.1 孙中山的财政思想 |
| 7.2 孙中山的货币思想 |
| 7.3 建立金融机构“刻不容缓” |
| 第八章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 |
| 8.1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的提出 |
| 8.2 “开放主义”与维护主权的认识与实践 |
| 8.3 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思想 |
| 第九章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评价 |
| 9.1 孙中山经济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
| 9.2 孙中山经济思想是一种现代转型发展理论 |
| 9.3 孙中山经济思想具有极高的当代价值 |
| 第十章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本文"士绅"的范围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 |
| 一、农业技术 |
| 二、生产工具 |
| 第二节 农业品种缺少改良 |
| 一、棉花 |
| 二、蚕种 |
| 三、其他品种 |
| 第三节 农产品缺乏竞争力 |
| 一、国际市场 |
| 二、国内市场 |
| 第四节 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 |
| 一、农业生产中充斥着迷信色彩 |
| 二、缺乏改良传统农业技术的意识和技能 |
| 第二章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和倡导 |
| 第一节 江苏士绅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 |
| 一、西方近代化农业机械 |
| 二、西方近代化畜牧业 |
| 三、西方近代化农业科研 |
| 四、西方近代化园艺技术 |
| 五、西方近代化农业教育 |
| 第二节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论着的译介 |
| 一、创办近代农业报刊 |
| 二、翻译出版近代农业科技着作 |
| 第三节 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倡导 |
| 一、对农工商关系的重新定位 |
| 二、主张引进或制造农业机械 |
| 三、重视农业科研及优良品种的引进 |
| 四、倡设新型的农业经营管理方式 |
| 五、提倡发展近代化农业教育 |
| 第三章 士绅与江苏农业科研及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农事试验场及其农业科研活动 |
| 一、筹办农事试验场 |
| 二、农事试验场的科研活动与成绩 |
| 第二节 农会及其职责 |
| 一、创立农会 |
| 二、农会的主要职责 |
| 第三节 农业公司及其新质 |
| 一、创建农业公司 |
| 二、农业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 |
| 第四章 士绅与江苏农业教育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大力兴办农业学校 |
| 一、士绅兴办实业教育的动机 |
| 二、与地方合作办学 |
| 三、自办农业学校 |
| 第二节 筹办农业博览会 |
| 一、组织参加国外农业博览会 |
| 二、举办省内农业博览会 |
| 三、农业博览会的知识传播方式 |
| 第三节农务组织的教育功能 |
| 一、农事试验场的教育作用 |
| 二、农会的知识传播功能 |
| 第五章 士绅与江苏近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广 |
| 第一节 引进、培育和推广良种 |
| 一、引进和培育优良棉种 |
| 二、培育推广优良蚕种 |
| 三、改良稻麦、蔬果及其他品种 |
| 第二节 植树造林 |
| 一、植树造林的新认识 |
| 二、植树造林的实践 |
| 第三节 垦植、灌溉、肥料生产和渔业技术 |
| 一、垦植技术 |
| 二、灌溉技术 |
| 三、肥料生产技术 |
| 四、渔业技术 |
| 第四节 丝、棉业与农产品加工技术 |
| 一、蚕业技术 |
| 二、棉纺织技术 |
| 三、碾米、榨油与面粉加工技术 |
| 第六章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局限性 |
| 第一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分析 |
| 一、政府的政策支持 |
| 二、科举之废与士绅的嬗变 |
| 三、士绅传统功能的延伸 |
| 四、地方自治下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成效 |
| 一、推广了先进农业科技知识 |
| 二、促进了农产品的高质优产 |
| 三、农业公司的作用和意义 |
| 四、推动农工商一体化发展 |
| 第三节 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士绅近代化程度总体较低 |
| 二、士绅自身财力有限 |
| 三、工业资本介入农业改良的局限性 |
| 四、士绅城居和劣化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民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
| 1.1.2 农民教育的发展现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4 “近代农民教育”概念界定 |
| 1.4.1 农民教育 |
| 1.4.2 “传统农民教育” |
| 1.4.3 “近代农民教育” |
| 1.4.4 相关问题说明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近代农民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 2.1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危机 |
| 2.1.1 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
| 2.1.2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 |
| 2.1.3 农民面临着生存危机 |
| 2.2 中国传统农业的困境与变革 |
| 2.2.1 中国传统农业的困境 |
| 2.2.2 中国传统农业的变革 |
| 2.3 “西学东渐”与近代救亡图存教育思潮的兴起 |
| 2.3.1 近代农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域外渊源 |
| 2.3.2 国内各种救亡图存的教育思潮 |
| 第三章 近代农民教育历史阶段划分 |
| 3.1 萌芽发轫期（1898-1919） |
| 3.1.1 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 |
| 3.1.2 近代意义的农业推广教育的兴起 |
| 3.2 蓬勃发展期（1919-1937） |
| 3.2.1 近代农民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
| 3.2.2 以乡村建设为目的的农民教育 |
| 3.3 艰难推进期（1937-1949） |
| 3.3.1 抗战时期艰难推进的农民教育 |
| 3.3.2 抗日救亡是艰难推进期农民教育的时代特色 |
| 第四章 近代农民教育思想述评 |
| 4.1 黄炎培以“职业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1.1 重视开展调查研究 |
| 4.1.2 教育农民与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相统一 |
| 4.1.3 普及“民众教育” |
| 4.1.4 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 |
| 4.2 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2.1 培养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的新农民 |
| 4.2.2 与农村实际相结合 |
| 4.2.3 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 |
| 4.2.4 培养具有乡村领袖能力的乡村教师 |
| 4.3 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3.1 教育农民“作新民” |
| 4.3.2 开发农民的“脑矿” |
| 4.3.3 开展“社会概况调查” |
| 4.3.4 实施“四大教育” |
| 4.3.5 运用“三大方式” |
| 4.3.6 实现“科学简单化” |
| 4.3.7 “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 |
| 4.4 梁漱溟以“文化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4.1 开展“人生行谊教育” |
| 4.4.2 建立“乡农学校” |
| 4.4.3 “农民自觉”与知识分子下乡相结合 |
| 4.5 雷沛鸿以“国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5.1 受教育权是农民应有的权利 |
| 4.5.2 培养农民成为“新国民” |
| 4.5.3 开展“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 |
| 4.5.4 实行“互教共学”的教学方法 |
| 4.6 俞庆棠以“公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 |
| 4.6.1 培养农民成为“健全的公民” |
| 4.6.2 开展“识字教育”、“生计教育”、“爱国教育” |
| 4.6.3 教育方法要适合农民实际需要 |
| 4.6.4 培育素质优良的农民教育师资 |
| 第五章 近代农民教育的实践分析 |
| 5.1 多元化的举办主体 |
| 5.1.1 民间教育团体是主要举办者 |
| 5.1.2 大专院校的积极参与 |
| 5.1.3 政府有限的支持 |
| 5.2 多渠道的经费来源 |
| 5.2.1 民间或地方自筹 |
| 5.2.2 政府的有限投入 |
| 5.3 多方面的师资力量 |
| 5.3.1 城市知识分子 |
| 5.3.2 私塾先生或小学教师 |
| 5.3.3 专门培养的教师 |
| 5.4 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 |
| 5.4.1 识字教育 |
| 5.4.2 生计教育 |
| 5.4.3 公民教育 |
| 5.4.4 移风易俗教育 |
| 5.4.5 卫生教育 |
| 5.4.6 闲暇教育 |
| 5.5 多种类型的教育形式 |
| 5.5.1 学校式教育 |
| 5.5.2 社会式教育 |
| 5.5.3 家庭式教育 |
| 5.6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
| 5.6.1 班级教学法 |
| 5.6.2 导生传习制 |
| 5.6.3 流动教学法 |
| 5.6.4 表证农家法 |
| 第六章 近代农民教育的宏观评价 |
| 6.1 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
| 6.1.1 知识分子的“职业自觉” |
| 6.1.2 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 |
| 6.1.3 近代农民教育的主体性价值观 |
| 6.2 近代农民教育的成效 |
| 6.2.1 扫盲教育的成效 |
| 6.2.2 生计教育的成效 |
| 6.2.3 卫生教育的成效 |
| 6.3 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意义 |
| 6.3.1 促进了科学观念、技术在乡村教育试验区的传播与推广 |
| 6.3.2 推动了民主思想在乡村教育试验区的进一步传播 |
| 6.3.3 肩负起了爱国救亡的时代使命 |
| 6.4 近代农民教育的局限性 |
| 6.4.1 理念缺陷：教育功能的误判 |
| 6.4.2 制度缺陷：农民教育制度的难产 |
| 6.4.3 策略缺陷：农民的短期需要与根本需要间的脱节 |
| 第七章 近代农民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1 真正确立农民教育主体性价值观 |
| 7.2 科学界定政府发展农民教育的职责 |
| 7.3 以创新的精神探索农民教育新模式 |
| 7.4 引导知识分子勇于担当农民教育的社会责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9）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追寻生活情境中的受众:研究缘起及新受众研究述评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新受众研究的兴起:回归生活情境的受众 |
| 三、新受众研究的发展:身份认同研究与技术转向 |
| 四、中国受众研究:发展传播学的路径与局部突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一、研究问题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受众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及应用 |
| 一、受众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发展及对本文的适用性 |
| 二、受众研究中关于民族志方法的争论 |
| 三、本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 |
| 第四节 国家、族群与权力关系:研究路径及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电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视野 |
| 第一节 理解日常生活 |
| 一、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研究 |
| 二、文化理论与日常生活 |
| 三、日常生活的智慧: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
| 第二节 电视与日常生活 |
| 一、电视:时间与空间的中介物 |
| 二、本体安全与转换客体:电视安全感的来源 |
| 三、秩序的支撑:电视与惯例、仪式、传统 |
| 四、日常生活、电视研究与权力关系 |
| 第三节 托台:日常生活中电视实践的场景 |
| 一、托台村概况 |
| 二、托台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变迁中的托台村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整体观视域下的托台村电视使用:物、技术与媒介 |
| 第一节 电视、家与家庭生活:作为物的电视 |
| 一、托台村电视机的出现与普及 |
| 二、"家"的空间布局与电视 |
| 三、电视与托台村家庭生活 |
| 第二节 无线、有线与卫星:作为技术的电视使用 |
| 一、三种电视接收技术的共存 |
| 二、经济、政治/政策与电视接收技术 |
| 三、有线与卫星:经济制约下的屈从者与政策缝隙中的抵制者 |
| 第三节 联系、安全以及分离的需要:托台村民眼中的电视媒介 |
| 一、认知功能:家庭生活空间的延伸 |
| 二、情感体验:日常生活安全感的维持 |
| 三、阶层划分:闲暇时间与电视 |
| 四、被拒绝的电视:道德约束及其他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托台受众的电视节目接触和解读:选择、挪用与改造 |
| 第一节 电视接触与年龄、性别、节目语言 |
| 一、代际关系角度下家庭收看模式中的文化传统 |
| 二、电视收看的性别差异 |
| 三、节目语言:界限、学习工具与突破的边界 |
| 第二节 国内电视节目接触 |
| 一、研究中新闻、专题、电视剧文类的确定 |
| 二、新闻节目接触:权力来自遥远的地方 |
| 三、专题节目接触:对族群文化传统视角节目的偏爱 |
| 四、电视剧(电影)接触:族群伦理道德观支配下的观看 |
| 第三节 外语电视节目接触 |
| 一、国外电视频道接触概况 |
| 二、卫星电视接收技术的采纳:传统与现代框架下父辈与年轻人的置换 |
| 三、收看外语电视节目的偏好: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寻求 |
| 第四节 选择、挪用与改造:托台受众的日常电视实践 |
| 一、节目语言:划分边界、工具性挪用与寻求文化归属感 |
| 二、节目解读:以参照式与身份认同解读为主导 |
| 三、新闻节目:接触与解读中国家的层级性 |
| 四、专题、电视剧、外语电视节目:族群观念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托台受众电视节目观看风格及谈话 |
| 附录一 研究方法说明 |
| 附录二 新闻节目的观看风格及谈话 |
| 附录三 专题节目的观看风格及谈话 |
| 附录四 电视剧的观看风格及谈话 |
| 注释 |
| 第四章 托台社会环境及媒介使用:族群传统、国家力量与事件媒介化 |
| 第一节 族群传统与托台日常生活 |
| 一、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社会 |
| 二、作为日常生活联系纽带的伊斯兰教:共享仪式与清真寺 |
| 三、族群集体记忆的延续:木卡姆与坎儿井 |
| 第二节 基层政权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在托台 |
| 一、缺席的存在与割裂的位置:村庄有形空间中的国家权力 |
| 二、有限的国家福利支持 |
| 三、潜在断裂与再组织化:基层政权和"准政府"村委会的组织方式 |
| 四、悬置的村庄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 |
| 第三节 国家、族群与事件媒介化 |
| 一、大众媒介使用及族群观念建构的替代性补偿 |
| 二、农民麦西莱甫:和谐主题下族群文化的彰显和国家的隐匿 |
| 三、甜瓜拍卖会:发展主题下国家的在场和对族群文化的征用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电视实践、日常生活重构与认同 |
| 第一节 托台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图景 |
| 一、族群文化规范下的电视技术使用与节目接触 |
| 二、受众接收的去意识形态化 |
| 三、文本解读中国家观念的层次性 |
| 四、日常电视实践与道德、工具和情感 |
| 第二节 电视实践与日常生活重构 |
| 一、电视实践与日常生活特性 |
| 二、创造流动的社会空间界限 |
| 三、重构村民的仪式化生活 |
| 四、提供新的安全感来源 |
| 第三节 电视实践与认同 |
| 一、媒介与认同研究 |
| 二、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 |
| 三、认"同"与求"异":电视实践表征下边界的形成与变动 |
| 四、时空维度中的电视与认同:使用与影响之间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实践中的电视使用:理论修补与现实思考 |
| 一、受众、电视实践与认同:研究发现及意义 |
| 二、日常生活实践背后的逻辑:对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一点修补 |
| 三、论文存在的不足、后续研究与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
| 四、现实思考:增强国家认同的可能路径 |
| 注释 |
| 附录 |
| 附录一 托克逊县地名图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农民麦西莱甫侧记 |
| 附录四 甜瓜拍卖会 |
| 附录五 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2]这边风景(选章)[J]. 王蒙. 花城, 2013(03)
- [3]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研究[D]. 向夏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4]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省“三农”工作交响曲[J]. 李平,张景成,艾杰,李文. 新长征(党建版), 2012(04)
- [5]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D]. 张卫莉. 西北大学, 2011(08)
- [6]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D]. 胡茂胜.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7]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D]. 赵晓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03)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9]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D]. 金玉萍. 复旦大学, 2010(12)
- [10]购买农机具预防纠纷有学问[J]. 郭发定. 农机导购,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