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争夺（论文文献综述）
王欢[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柳丰华[2]（2020）在《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俄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是影响亚太局势和地区格局的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中的中美俄三角格局奠定了亚太地区中美俄关系的基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防范与遏制地区大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中国的对亚太政策经历了从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到主动塑造亚太地区合作架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俄罗斯由于国力衰退,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重心都在欧洲等原因,其对亚太政策包括保障东部边界安全,发展与亚太国家的贸易、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因而在亚太地区影响有限。美国与中国的遏制与反制,成为亚太地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主轴。亚太地区格局将向均衡、多元复合的区域秩序演进。
邹本硕[3]（2020）在《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苏攻美守的冷战态势下,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刺激了正在经历历史转折的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经过精心统筹采取了兼具宏观战略谋划和具体政策措施在内的综合应对策略。在战略谋划上,基于美苏在阿富汗的长期争夺态势,中国领导层强化了“联美反苏”路线的推进和落实,中国借苏联侵阿战争进一步提升了对苏强硬姿态,加大了对美合作力度。在具体措施上,中国采取了包括构建反苏舆论阵地、为阿抵抗力量及难民提供援助以及推动反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举措以应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通过总结中国在阿富汗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措施并同其建国以来参与的其他周边安全事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对该事件的应对策略呈现出参与态度强烈、但参与力度有限的两面性特点。通过借鉴对外政策成因的层次分析框架不难发现,中国的应对策略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国际层面而言,围绕保障国家安全,改善战略处境这一主要目标,中国基于对苏联安全威胁的权衡、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转变、反苏同盟战略的继承以及国际战略影响的考量而在参与意愿和参与力度之间拿捏分寸。就国内层面而言,围绕增强国家实力,开展经济建设这一主要目标,中国基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国家军事层面的盘算、外交政策路线的争论以及邓小平个人决策特点的影响而对该事件采取了审慎参与的应对方式。中国的应对策略最终也赢得了“抗苏援阿”战争的胜利,并收获了良好的政策效果。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对苏联侵阿战争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呈现出“虚实结合”的特点,而这种游走于“虚实之间”的策略是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国家安全目标和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综合权衡和细致考量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李国亮[4]（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唐诗[6]（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谢剑南[7]（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魏永艳[8]（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于水镜[9]（2019）在《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文中提出苏联解体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俄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构想》）是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它全面地介绍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观点及其对外政策主张,集中阐述了俄外交活动的主要原则和优先方向。迄今为止,俄罗斯共出台过五个版本的《构想》,分别是在1993年、2000年、2008年、2013年和2016年。本论文的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算起,到2018年5月6日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结束止。论文以五个版本的《构想》文本为基础,围绕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从文本的变化及特点入手,同时结合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某些重大俄国内、国际事件,展开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发展的探索。本文由序言、四章和结论组成。序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第一章以1993年版《构想》为基础分析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俄外交经历了一开始的“一边倒”的亲西方阶段、温和保守主义阶段以及后来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如何在虚弱的国力基础上维持国际地位,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但国内政治、经济的种种困难又使得俄外交实践常常力不从心。1993年4月出台的首版《构想》,明确了俄罗斯对本国世界大国的定位,强调维护自身利益,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对独联体、亚太国家开始予以关注。但是,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主要外交决策者并没有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构想》也带有明显的亲西方色彩。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俄外长后,俄罗斯对外政策进入全方位外交阶段。在“多极化”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外交更加多样化,对于地区及国际事务态度更加积极且具有独立性,与西方出现的分歧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本阶段俄罗斯外交受限于国家实力的衰弱,《构想》中提出的诸多目标未能得以实现。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版《构想》的研究,探索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普京执政的八年,是俄罗斯全面发展、走向复兴的八年。稳定国内局势,发展民族经济、恢复综合国力是俄罗斯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2000年出台的《构想》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原则,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优先方向。《构想》中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国家的基本定位——积极谋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积极倡导构建世界新秩序,加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并且开始注重本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本阶段俄罗斯外交以平衡性为主要特点,具有灵活、务实的风格。第三章则是结合2008年版《构想》,分析“梅普组合”时期俄外交政策。本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凸显,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上台后颁布的2008年版《构想》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一方面,俄罗斯在经历连续、快速发展的几年后,国家实力增强,大国自信日益彰显;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不再满足于影响国际政治,而是进一步谋求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本阶段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因此不论与西方国家斗争还是合作,出发点都是为本国经济的振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构想》中就已经强调俄不会使自己“陷入消耗性的对抗中,不会破坏经济和内部发展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第四章重点研究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也就是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的俄外交政策,本阶段共出台了两版《构想》,分别是在2013年和2016年。就在2013年版《构想》出台仅一年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幅度滑坡,双方开始长期的制裁战。受此影响,俄罗斯在2016年11月30日出台新版《构想》,调整外交政策。在《构想》中,俄罗斯对国家目标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国家目标有所收缩。俄不再强调国家竞争力,转而更加注重世界秩序的公平性,并对恐怖主义问题关注度提高。对于西方,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合作的意愿,同时,俄更加注重发展东方外交,包括对同中国的合作表现得也更加积极,首次在《构想》中将中俄关系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论述。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通过对俄罗斯近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嬗变进行研究,可以看到其对外政策的强势特征日益凸显,对欧洲文明的认同日趋清晰,逐渐加强了文化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把握俄外交政策的发展脉络:以谋求大国地位为主线,以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人文空间”为重要战略目标,以稳定性和延续性为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的发展之路也对我们起到借鉴意义,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互惠共赢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与内政的稳定是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邵华[10]（2019）在《俄美在中东地区的竞争研究》文中认为中东地区地理位置独特,资源十分丰富,战略意义尤为突出,一直以来都是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这一地区曾是美苏争霸的重要“战场”,如今仍是俄美两国的主要“竞技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逐渐退出中东地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在中东推广“美国式民主”,巩固大国地位,提升影响力,进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威慑中国等亚洲大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铺路。俄罗斯很快意识到决策的错误,决定重返中东,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希望在中东地区重拾话语权,恢复昔日大国地位。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广泛的利益,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双方存在利益汇合点和冲突点,在中东地区展开多番较量。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成功地提高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但俄罗斯仅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存在战略优势。如今动荡不安的中东是地区冲突和大国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美两国竞争不休,中东乱局也很难停止。
二、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争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争夺（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三角关系的理论内涵 |
| 二、国际体系中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
| （一）1991-2011年：美主要“挤”俄，其次防华 |
| （二）2011年至今：美主要遏华，其次罚俄 |
| 三、中美俄对亚太地区政策 |
| （一）美国对亚太政策 |
| （二）中国对亚太政策 |
| （三）俄罗斯对亚太政策 |
| 四、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博弈 |
| （一）朝鲜半岛核问题 |
| （二）反导问题 |
| （三）南海问题 |
| （四）台湾问题 |
| 五、结语 |
（3）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与内容 |
| 第一章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的应对策略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的战略关系调整 |
| 一、战略调整背景: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 |
| 二、战略调整内容:联美反苏路线的强化 |
| 第二节 中国的具体应对措施 |
| 一、对苏加强舆论攻势,构建反苏舆论阵地 |
| 二、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开启抗苏隐蔽行动 |
| 三、积极运用外交手段,推动反苏统一战线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策略的特点 |
| 一、参与态度强烈 |
| 二、参与力度有限 |
| 第二章 中国应对策略特点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层面:保障国家安全,改善战略处境 |
| 一、苏联安全威胁的权衡 |
| 二、战略三角关系的转变 |
| 三、反苏同盟战略的继承 |
| 四、国际战略影响的考量 |
| 第二节 国内层面:增强国家实力,开展经济建设 |
| 一、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 |
| 二、国家军事层面的盘算 |
| 三、外交政策路线的争论 |
| 四、个人决策特点的影响 |
| 第三章 战争结局与政策评估 |
| 第一节 反苏联盟的胜利 |
| 一、苏联陷入战争困境与和谈开启 |
| 二、戈尔巴乔夫上台与苏军的撤出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政策的评估 |
| 一、政策成功的概念及目标的有效性 |
| 二、施动国成本和目标国成本 |
| 三、施动国风险与目标国风险 |
| 结论 |
| 附录A:文中涉及的重要事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创新点与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共赢性分析 |
| 第二节 共赢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三节 三种理论范式与共赢主义的关系解析 |
| 一、结构现实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二、自由制度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三、身份认知理论与共赢主义 |
| 第四节 为何提出共赢主义 |
| 一、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客观性 |
| 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 |
| 三、国际合作的“变”与“不变” |
| 第五节 共赢主义的推进路径 |
| 一、身份互认 |
| 二、权益分享 |
| 三、合作竞争 |
| 第六节 中国是共赢主义的践行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回顾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发展回顾 |
| 一、敌对期(1949-1971) |
| 二、缓和期(1972-1978) |
| 三、蜜月期(1979-1988) |
| 四、竞合期(1989-2016) |
| 五、对手期(2017-当前) |
| 第二节 中美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 |
| 一、经济实力及潜力对比 |
| 二、经济发展潜力 |
| 三、科教实力对比 |
| 四、军事实力对比 |
| 五、软实力对比 |
| 第三节 中美需要发展合作共赢关系 |
| 一、全球治理责任所在 |
| 二、国际公共产品保障 |
| 三、中美在同一条船上 |
| 四、中美合作共赢的现实案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机遇 |
| 第一节 时代趋势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 |
| 二、中美合作的三大时代要求 |
| 第二节 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客观现实 |
| 一、斗则两伤 |
| 二、和则两利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难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
| 一、逆全球化 |
| 二、恐怖主义 |
| 三、气候变化 |
| 四、人工智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挑战 |
| 第一节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途径 |
| 一、经贸领域 |
| 二、敏感问题 |
| 三、话语权牌 |
| 四、联盟体系 |
| 五、强势军力 |
| 第二节 中美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 |
| 一、中美意识形态鸿沟及外交政策差异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 |
| 三、中美都难以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
| 第三节 从“国力”到“国势”的竞争 |
| 一、美国“国力”与“国势”的相对下降 |
| 二、中国“国力”与“国势”的持续上扬 |
| 三、世界对中美国力与国势走势的态度与政策 |
| 第四节 中美关系发展的五种可能前景 |
| 一、中美或是对手关系 |
| 二、中美或是并行关系 |
| 三、中美或是伙伴关系 |
| 四、中美或是朋友关系 |
| 五、中美或是敌对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美推进共赢主义的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规避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解读 |
| 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外交战略 |
| 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第二节 与时俱进地解构中美结构性矛盾 |
| 一、解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 |
| 二、解构地缘政治结构矛盾 |
| 三、解构发展道路与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
| 第三节 持续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 |
| 二、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 |
| 三、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 |
| 四、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论文 |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序言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首版《构想》与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1993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1993年版《构想》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1993年版《构想》的实践与俄外交政策的调整 |
| 第四节 对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几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2000年版《构想》与普京的务实外交 |
| 第一节 2000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从2000年版《构想》看俄外交的变化与特点 |
| 第三节 2000年版《构想》的外交实践及其成效 |
| 第四节 对普京务实外交政策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08年版《构想》与俄罗斯强势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2008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2008年版《构想》与俄外交政策强势特征初显 |
| 第三节 2008年版《构想》出台后俄外交政策的转变 |
| 第四节 对俄罗斯强势外交的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普京第三总统任期俄外交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2013年版《构想》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的俄罗斯外交 |
| 第三节 2016年版《构想》与俄外交策略的调整 |
| 第四节 对普京第三总统任期外交特点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俄美在中东地区的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四、相关理论基础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的国家政策 |
| 第一节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国家政策 |
| 一、叶利钦时期的中东政策 |
| 二、普京时期的中东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政策 |
| 一、老布什时期的中东政策 |
| 二、克林顿时期的中东政策 |
| 三、小布什时期的中东政策 |
| 四、奥巴马时期的中东政策 |
| 五、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的利益诉求 |
| 第一节 俄美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利益 |
| 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利益 |
| 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利益 |
| 第二节 俄美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 |
| 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 |
| 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 |
| 第三节 俄美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 |
| 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 |
| 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美在中东地区主要领域的竞争及影响 |
| 第一节 俄美在中东地区主要领域的竞争 |
| 一、俄美在中东地区政治领域的竞争 |
| 二、俄美在中东地区经济领域的竞争 |
| 三、俄美在中东地区安全领域的竞争 |
| 第二节 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的影响 |
| 一、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对俄罗斯的影响 |
| 二、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对美国的影响 |
| 三、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
| 四、俄美在中东地区竞争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苏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争夺（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2]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J]. 柳丰华. 俄罗斯研究, 2020(06)
- [3]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D]. 邹本硕. 外交学院, 2020(08)
-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9]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嬗变 ——基于对《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五个版本的研究[D]. 于水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10]俄美在中东地区的竞争研究[D]. 邵华. 黑龙江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