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办五件大事 促进福建水利新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畅[1]（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研究指明《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王泽琪[2]（2021）在《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二百余件清代乾隆朝甘肃“刑科题本”为核心史料,结合“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大清会典》、《大清律例》、《清实录》、《清史稿》及甘肃地方志等其他档案、文献,介绍了清中叶甘肃“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刑科题本”所奏的命盗重案州县无权自理审断,地方官员必须逐级详报案情,最终由督抚题奏皇帝定拟。作为规范化的行政公文,“刑科题本”具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一般而言,无关特殊题奏性质的“刑科题本”均由前衔、题头、正文、结束语、后书及贴黄等六个部分的内容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含了案件审转记录、“详文”、审判意见、案件复核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详细记录了原、被告双方口供,证人口供,首报地方职役,案内人等身份与职业,地方社会家庭与宗族情况,生产生活场景等重要内容。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出发考察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则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其一是“国家在场”的问题,从档案记载来看,由州县政府衍生的包括乡约、地方、保长等职役在内的正式权力在甘肃地方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基层治安控制、承办官府差役等事务中发挥了更明确的官民中介作用,从最为典型的乡约组织职责扩展所反映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入手,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甘肃基层社会干预、控制的程度有了明显的增强,这是与江南、东南地区士绅、宗族主导的地方面貌的差异所在;其二是对“漫长的十八世纪”这一问题的回应,从“冲击——回应”模式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形态来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但若从年鉴学派“长时段”的观察视角出发,清代赋役、保甲制度改革对基层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乃至清中叶甘肃民间社会灵活的雇佣关系、频繁的商业贸易所展现的自由活跃、丰富多元的社会场景都可为解释这种“不变”的来源提供“自下而上”的可能。
薛凤冠[3]（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张裕涵[6]（2020）在《唐代百戏演艺研究》文中提出百戏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数千年变迁,及至唐时,由分化走向繁荣,演出内容不断增修扩充,举凡俳优、俗乐乐舞、杂技幻术皆被划归其范畴之内,在唐代的文艺娱乐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唐人的影响跨越阶层,是中国演剧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唐代百戏作为一种“俗”的文艺样式而存在,相关资料并未被系统地辑录梳理,而是散落于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敦煌文书、各类笔记小说以及敦煌壁画、墓葬乐俑等百戏文物之中,这些散见史料是百戏在唐代发展的重要史证。因此,通过对散见文献、文物资料的系统梳理整合,还原唐代百戏演出的整体情貌是本文的研究重心。唐代,是百戏疾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此间百戏在多重外力与内因互相作用下迈向巅峰。本文首先论述唐代百戏繁荣的外部因素,唐代百戏的繁盛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先秦至隋代多朝的繁衍积淀过程。唐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对百戏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种因素看似老生常谈,空洞宽泛,实则不然。唐时的社会大背景与它朝相较,在诸多共性之下又极具迥异的时代特色,统治者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市坊制崩溃导致商品经济的兴起、频繁的对外交往——胡乐入华等,皆对百戏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推动它向前迈进。继而采用文物与文献相互结合印证的方式,将涉及到唐代百戏内容的近百件墓葬文物（百戏乐俑或壁画）悉数辑录,并结合文献史料将其分门别类为歌舞戏、俳优杂戏类、乐舞类、幻术杂技类等四种类型,并对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进行述评。百戏文物非常具象地还原了唐时踏摇娘、参军戏、乐舞杂技等百戏演出的生动场景,让我们对唐代百戏的演出形态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如此甚多的百戏文物也印证了唐代百戏演出的繁盛。唐代百戏的社会大环境与演出类型交代清楚之后,再从管理机构、民俗、宗教、观演关系的视角对唐代百戏演出生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剖析。百戏诸伎作为唐代游艺活动的中流砥柱,除去外部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部构建,官方力量的介入将百戏纳入职能部门的管辖之下,为其提供了相对系统规范的指导,为百戏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民俗视域下中的婚丧嫁娶、生诞节日以及宗教信仰视域下的迎神赛社、宗教祭祀等与百戏存在着深广交错的因缘,这些绵长悠久的世俗活动共同建构起唐代百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是推进唐代百戏葆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内在动因,唐代百戏与民俗宗教文化熔于一炉的紧密连缀,为后学打开了一扇透视唐代百戏的精神文化之窗。唐代多重繁兴的百戏演出空间与百戏的生产、消费对百戏艺术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折射出唐代百戏由“贵族化”向“平民化”下移的发展轨迹。总之,上述各个要素皆是勾勒串联起唐代百戏整体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切入,辑录整理相关资料,以期探究唐代百戏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并厘清其发展脉络。
李杰[7]（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刘春秀[8]（2019）在《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民国以来,全国的水利建设经历了由各自为政到系统管理的发展过程。随着各级水利机构的设立及水利法规的颁布,水利建设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至全面抗战爆发,在“抗战建国”的号召下,后方各省的水利建设迎来了高潮。云南省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全面抗战以来人口、企业、机关的大量迁入,粮食需求大增,农田水利建设受到中央及本地政府的重视,全省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建设由此进入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对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给予了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农民银行,为本省的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经济部委派来滇协助本省水利工作的测量队、技术专员,缓解了本省水利人才短缺的窘况;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针对西南大后方的水利建设计划,为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此外,为帮助切实推进本省水利事业,中央政府还积极与云南省政府合组云南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在这种特殊的机遇下,云南自身也积极配合中央的各项政策:为适应本省水利事业需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的单行法规;在政府的主持下,积极兴办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还通过建立水利协会、水利合作社,提供农贷等方式,鼓励各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一时间,云南省的农田水利事业在各方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水利工程,在消除自然灾害、改善农田灌溉、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产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粮食紧缺的困难,有力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事业。本文在充分吸收现有水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云南的农田水利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各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展现抗战时期云南省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概况,加深对“抗战建国”的理解。论文以抗战时期大后方在“抗战建国”号召下农田水利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作为本文的历史背景与论述起点,从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水利建设浪潮的兴起以及抗战时期大后方水利建设的需求等方面进行阐述,梳理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概况,探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通过对机构设置、规章制定、资金筹集、人才培养等与农田水利建设息息相关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分析,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施工情况、工程效能及管理机制做集中的论述。最后从农业生产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总结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价值与不足。
胡雪萍[9]（2019）在《民国《河南新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河南新志》是民国时期河南省编纂的地方志遗稿之一。该志是在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督导下,是由河南新志编纂处主导,刘景向等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编纂的一部河南省地方志书,该稿本原计二十卷,但由于户口一卷,资料收集未果,故原缺;编纂成书之后,因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未能刊印出版,司法一卷已佚。直至1988年7月才被编入河南旧志整理丛书,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进行整理与校对,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河南新志》共分为上、中、下三册,1990年下册出版完成。本文以《河南新志》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该志书的编纂背景、编纂原则、体例门目、志书价值及缺失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新志修纂背景及其内容的阐释,揭示了该志的文献价值与史学功能。《河南新志》无论是在记述内容、编纂思想,还是在编纂体例、类目设置等方面都较之前所修的河南省地方志有所突破。该志在编目上,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打破了传统旧志章法,并增添了一些新的类目,记录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为后来河南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内容编排上,“略于古而详于今”,从中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河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为现今河南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历史借鉴。
周敏[10]（2019）在《汉代铁器艺术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两汉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如何在汉代器物工艺和时代文化语境中认识其类型、制度、主体与艺术价值,是一个亟待开展的课题。为此,必须打破汉代铁器工具价值的惯有思维,在两汉社会文化情境中,讨论它对“铁器时代”两汉时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故两汉铁器艺术,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得到国家层面自觉的制度化推进。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加工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动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器物功能上,铁器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农业、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用具、兵器、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不仅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也是地主贵胄阶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类型,一些器物还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精神功能;生产主体上,两汉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其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加工的规模与效率;造型审美上,两汉铁器以其内含简括的形式美感与朴素自然的风格趋向,反映两汉百姓对美的质朴追求,体现工匠功能优先与形式充足的造物意识,蕴含人器以和的造物观念;工具价值上,铁器带来技术性革命,它提升了陶瓷工艺、汉代石刻、木雕、玉雕、砖瓦将作等工艺的效率,开拓了造型艺术材料提取、工艺加工和审美表现的能力,促生汉代艺术的多样风格。论文把技术背景、器物类型、管理制度、创作主体、审美与文化、价值影响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艺术的六个维度,认为只有从单个铁器,走向器物的综合应用,只有透过静态实物,观察器物的生产与使用,体察背后人的思想、观念与环境,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面向汉代社会的大多数,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与消耗中,促成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它理应被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二、再办五件大事 促进福建水利新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办五件大事 促进福建水利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范畴、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述思路 |
| 第一章 《扬州画舫录》文献诠释 |
| 第一节 画舫录记 |
| 一、李斗生平 |
| 二、行旅历程 |
| 三、文心会友 |
| 第二节 历史背景 |
| 一、城池水系 |
| 二、盐商富庶 |
| 三、文化繁荣 |
| 四、天子南巡 |
| 五、社会风尚 |
| 六、方志编修 |
| 第三节 文献述考 |
| 一、版本辑要 |
| 二、版本考订 |
| 三、辑录实例 |
| 四、佐证考辩 |
| 第二章 画舫前缘——画舫陈迹演变探寻 |
| 第一节 “舫”的解字 |
| 一、“水”与“舟”的哲学 |
| 二、“方”“舟”解字 |
| 三、“舫”的象形会意 |
| 第二节 “舫”的由变 |
| 一、从“并木”到“并舟” |
| 二、“双体画舫”的产生 |
| 三、“舫”的内涵转变 |
| 第三节 画舫遗存 |
| 一、实物遗存 |
| 二、图像遗存 |
| 第四节 外籍载录 |
| 一、外籍友人访华游记 |
| 二、中外游船比较 |
| 第三章 扬州画舫——“画舫”的百态生活 |
| 第一节 扬州“舫”源 |
| 一、驳船改造 |
| 二、当地制造 |
| 三、域外引进 |
| 第二节 名号牌匾 |
| 一、画舫雅称 |
| 二、画舫舫扁 |
| 第三节 功能种类 |
| 一、座船与水上交通 |
| 二、御舟与天子南巡 |
| 三、酒船与湖上盛宴 |
| 四、灯船与湖上夜游 |
| 五、花船与扬州花市 |
| 六、歌船与笙歌戏曲 |
| 七、堂客船与清代女性 |
| 八、妓舸与小秦淮风月 |
| 九、龙船与龙船市 |
| 十、买卖船与湖上商业 |
| 十一、书画船 |
| 第四节 画舫形制 |
| 一、画舫之“形” |
| 二、画舫之“饰” |
| 三、画舫之“具” |
| 第五节 画舫游路 |
| 一、城门水关 |
| 二、画舫码头 |
| 三、景点聚集 |
| 第四章 画舫游事——与游人雅趣的互相映照 |
| 第一节 李斗游记 |
| 一、江园七夕夜游 |
| 二、秋思山房水行避暑 |
| 第二节 游事雅趣 |
| 一、画舫礼仪 |
| 二、画舫娱乐 |
| 三、游事服务 |
| 第三节 画舫交游 |
| 一、诗会雅集 |
| 二、湖上交游 |
| 三、湖上叫化 |
| 第四节 画舫泛游 |
| 一、西湖舟游 |
| 二、秦淮画舫 |
| 三、苏州画舫 |
| 第五章 画舫游“兴”——风物风貌的流变兴衰 |
| 第一节 画舫“市” |
| 一、“市”“会”习俗 |
| 二、花市、庙会与朝山进香游 |
| 三、百业竞驰 |
| 第二节 陆上画舫 |
| 一、造园中的“画舫”记载 |
| 二、从舫居到舫屋 |
| 三、别致陆地游 |
| 第三节 奢靡之游 |
| 一、清扬之“奢” |
| 二、上行下效与炫耀性消费 |
| 三、游宴奢靡 |
| 第四节 画舫禁游 |
| 第五节 画舫游衰 |
| 结语 |
| 附件一: 李斗行旅年谱 |
| 附件二: 《扬州画舫录》版本对照表 |
| 附录三: 《扬州画舫录》记载画舫相关内容一览表 |
| 附件四: 佐证文献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史料基础:“刑科题本”研究的史学史回顾 |
| 一、从“还魂纸”到“新史料”：近代中国“知识”、“证据”观的转变 |
| 二、不断扩展的学术视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与刑科题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史学史回顾 |
|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两个基本取向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重难点及创新点:“问题史”角度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及基本方法 |
| 二、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刑科题本”与十八世纪甘肃命盗案件审判程序 |
| 第一节 马七十一京控与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审判实况 |
| 一、口供中的故事:马七十一京控案卷所见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的流转 |
| 二、马七十一呈控与转型中的清代京控制度 |
| 第二节 “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 |
| 一、案件审转记录 |
| 二、初审机构“详文” |
| 三、审判意见 |
| 四、案件覆审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 |
| 第二章 十八世纪甘肃的地方职役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乡约:发展中的官民中介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四、乡约的职能的扩展 |
| 第二节 保长:传统保甲组织的延续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第三节 地方:乡保双轨外的基层管控者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案访闻 |
| 三、其他治安事务 |
| 第三章 十八世纪甘肃民众的生计与生活 |
| 第一节 农、工之间:清中叶甘肃民众的基本生计选择 |
| 一、务农:生计之本 |
| 二、佣工:灵活的生计选择 |
| 第二节 铺、集之内:清中叶甘肃民众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一、商业经营活动 |
| 二、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凶犯信息表 |
| 附录二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首报职役信息表 |
| 附录三 马七十一京控案题本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唐代百戏演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一、涉及唐代百戏的综合性研究 |
| 二、对唐代百戏的专题研究 |
| 三、对唐代百戏特定形态或分支的研究 |
| 四、对唐代百戏的考古图像学研究 |
| 五、对唐代百戏演出场所的研究 |
| 六、对唐代百戏演出主体及相关管理机构的研究 |
| 第一章 百戏的沿革与繁荣背景 |
| 第一节 百戏溯源 |
| 一、先秦:百戏的发端期 |
| 二、秦汉:百戏的发展期 |
| 三、魏晋南北朝:百戏的铺垫期 |
| 四、隋朝:百戏的过渡期 |
| 第二节 唐代百戏繁盛背景 |
| 一、政治开明:百戏兴盛之源泉 |
| 二、经济繁荣:百戏发展之基石 |
| 三、文化交流:百戏兴盛之助力 |
| 第二章 唐代百戏演出类型 |
| 第一节 歌舞戏类 |
| 一、踏摇娘 |
| 二、大面 |
| 三、傀儡戏 |
| 第二节 俳优杂戏类 |
| 一、参军戏的演出形态 |
| 二、参军戏的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乐舞类百戏 |
| 一、唐代乐舞类型 |
| 二、乐舞文物展现的演出情态 |
| 第四节 幻术杂技类 |
| 一、幻术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考辩 |
| 一、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诸说 |
| 二、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探析 |
| 第三章 唐代百戏管理机构 |
| 第一节 初盛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太常寺 |
| 一、太常寺管理百戏之沿革 |
| 二、太常寺对百戏的管理 |
| 第二节 中晚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教坊 |
| 一、教坊的设立背景 |
| 二、教坊的建制与构成 |
| 第三节 教坊的演出形态与演出场合 |
| 一、教坊四部乐及新制乐舞 |
| 二、教坊百戏演出场合的迁移 |
| 第四节 梨园 |
| 一、梨园的设立与构成 |
| 二、梨园的演出盛景与衰落 |
| 第四章 礼俗活动与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丧葬仪式与百戏演出 |
| 一、丧葬用乐制度与官方演出情况 |
| 二、官方丧仪用乐 |
| 三、民间丧仪中的百戏演出与禁断 |
| 四、丧葬百戏的演出功能 |
| 第二节 婚嫁寿诞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婚嫁与百戏 |
| 二、寿诞与百戏 |
| 第三节 岁时节日民俗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唐代岁时节日 |
| 二、岁时节日之百戏观演 |
| 第五章 宗教信仰活动下的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混合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唐代混合型宗教信仰的特征 |
| 二、混合型宗教信仰中的百戏活动 |
| 第二节 制度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佛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二、道教、祆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三、制度型宗教信仰对百戏的构建与影响 |
| 第六章 观演关系 |
| 第一节 百戏演出场所流变 |
| 第二节 百戏观演空间 |
| 一、宗教活动观演空间 |
| 二、城市商业观演空间 |
| 三、皇家殿庭及水上观演空间 |
| 四、军营观演空间 |
| 第三节 百戏观演活动之运作 |
| 一、宫廷百戏观演 |
| 二、营利性的民间百戏演出 |
| 第四节 百戏观演商业化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8）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史料来源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背景 |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 一、抗战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 二、抗战前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 三、抗战期间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概况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云南水利建设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建设经费来源 |
| 一、水利贷款 |
| 二、水利贷款章程的制定 |
| 三、经费困难 |
| 第二节 水利部门的成立与水利法规的制定 |
| 一、水利部门的成立 |
| 二、水利法规的制定 |
| 第三节 调查及测量 |
| 一、实地勘测 |
| 二、技术支持 |
| 第四节 水利征工 |
| 第五节 水利征地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 |
| 第一节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
| 一、水利合作社的建立 |
| 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
| 第二节 大型灌溉工程 |
| 一、四渠工程 |
| 二、草坝水利工程 |
| 三、盘龙江蓄水工程 |
| 第三节 防洪与排水 |
| 一、南盘江上游之疏浚 |
| 二、嘉丽泽排水工程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与维护 |
| 第一节 管理机构的设置 |
| 第二节 土地管理 |
| 一、荒地招垦 |
| 二、征收工程补助费 |
| 第三节 灌溉制度 |
| 第四节 水利纠纷处理 |
| 第五节 堤树保护与补种 |
| 一、作用 |
| 二、军人砍伐堤树 |
| 三、堤树保护 |
| 四、堤树补种 |
| 五、问题 |
| 第五章 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价值及检讨 |
| 第一节 农田水利建设下的农业发展 |
| 一、耕地面积增加 |
| 二、农业增产 |
| 第二节 农田水利建设的社会影响 |
| 一、水旱灾害的规避 |
| 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的不足 |
| 一、工程建设的检讨 |
| 二、农田水利建设引发的社会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民国《河南新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河南新志》的成书背景 |
| 第一节 历代河南省志的纂修 |
| 第二节 《河南新志》的编修 |
| 第二章 《河南新志》的编纂原则和体例 |
| 第一节 编纂原则 |
| 第二节 编纂体例 |
| 第三章 《河南新志》新类目的设置、思想及内容的变革 |
| 第一节 《河南新志》新类目的设置 |
| 第二节 《河南新志》新类目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 |
| 第三节 《河南新志》记述内容的变革 |
| 第四章 《河南新志》的价值与缺失 |
| 第一节 《河南新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河南新志》的缺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汉代铁器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铁器”与“铁器艺术” |
| 三、资料综述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局限性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技术背景 |
| 第一节 铁矿的初识与分布记载 |
| 一、铁矿的初识与使用 |
| 二、铁矿的地域分布与采铁记载 |
| 第二节 采冶矿知识的进步 |
| 一、找铁矿的标志 |
| 二、采矿的方法 |
| 第三节 冶铁术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冶铁术的起源 |
| 二、冶铁术的发展 |
| 三、炼钢技术的进步 |
| 四、铸造加工工艺的演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基本分类 |
| 第一节 铁器制作工具 |
| 一、开采与冶炼工具 |
| 二、铁的熔化与铸造工具 |
| 三、铁器柔化处理工具 |
| 四、炒钢与锻造工具 |
| 第二节 铁质农具与兵器 |
| 一、铁质农具 |
| 二、铁质兵器 |
| 第三节 铁质工具与生活用具 |
| 一、铁质工具 |
| 二、铁质生活用具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铁器艺术发展的制度因素 |
| 第一节 铁器的经营政策 |
| 一、“纵民鼓铸”到“盐铁专营” |
| 二、“专营”与“官私并存”的交替 |
| 第二节 铁器的管理体制 |
| 一、少府系统 |
| 二、大司农系统 |
| 三、水衡都尉与太仆 |
| 四、郡守与都尉 |
| 第三节 铁官的组织构成 |
| 一、铁官的性质与命名 |
| 二、铁官与郡县的关系 |
| 三、铁官作坊内部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创作主体 |
| 第一节 创作主体与奴隶 |
| 一、冶铁与奴隶的关系 |
| 二、官私铁业中的奴隶成分 |
| 第二节 铁作坊生产的人员构成 |
| 一、管理生产的低级小吏 |
| 二、承担生产的劳动者构成 |
| 第三节 创作主体:卒、徒与工匠 |
| 一、卒 |
| 二、徒 |
| 三、工匠 |
| 第四节 铁匠的风俗信仰 |
| 一、铁匠的行业风俗 |
| 二、铁匠的信仰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审美与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铁器的造型分析 |
| 一、功能分区与造型结构 |
| 二、从材料组合看造型元素 |
| 三、个性化的装饰手法 |
| 第二节 汉代铁器的形式风格 |
| 一、内含简阔的形式美感 |
| 二、朴素自然的风格类型 |
| 第三节 汉代铁器的文化承载 |
| 一、装饰与娱乐 |
| 二、祭祀与礼仪 |
| 第四节 汉代铁器的造物思想 |
| 一、内敛实用的造物意识 |
| 二、“和”的造物观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汉代铁器艺术对其他造型艺术的影响 |
| 第一节 铁器对铜器的消减与推动 |
| 一、铜镜的商品化 |
| 二、錾刻纹铜器的流行 |
| 三、铜钱流通的减少 |
| 四、铁器物参拜祈福的普遍化 |
| 第二节 冶铁对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
| 一、鼓风设备带来的瓷器发展 |
| 二、冶铁场中的“窑”制品的多样性 |
| 三、铁匠的冶铁与陶工的彩釉 |
| 第三节 工具钢化带来的雕刻艺术的转变 |
| 一、铁制工具与碑刻 |
| 二、铁制工具与汉画像石的雕刻 |
| 三、铁质工具与玉器雕刻 |
| 四、铁制工具与建筑装饰 |
| 五、铁质工具之于阳刚精神 |
| 小结 |
| 结论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再办五件大事 促进福建水利新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2]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D]. 王泽琪. 兰州大学, 2021(02)
- [3]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唐代百戏演艺研究[D]. 张裕涵.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8]抗战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D]. 刘春秀.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民国《河南新志》研究[D]. 胡雪萍.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10]汉代铁器艺术研究[D]. 周敏. 东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