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战APEC“新闻真空”（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毕九川[3]（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宋凯月[4]（2020）在《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汉语新词语自出现以来,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不断,本学术论文以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文章中出现的“近三年”均指2014-2016年,后文对此不再说明）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汉语新词语的监测理念,即“新词语的监测,监测的不只是语言,还有社会生活的实态。”1,本学术论文从语言学本身和社会学两个角度对汉语新词语展开研究。本学术论文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借助语言学研究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特征,帮助人们了解汉语新词语,同时为汉语新词语的监测提供参考;二是针对社会知晓度问卷调查的结果,研究汉语新词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提出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建议。论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新词语的特征。首先,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语言面貌,从新词语反映的领域分布和社会热点两个层面展开,结合部分例词详细说明。其次,介绍汉语新词语的总体特征,从词语长度、结构方式等方面展开。最后,介绍汉语新词语与修辞手法的关系。第二部分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社会知晓度调查,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首先,介绍本次的社会知晓度调查,包括问卷设计、可信度检验、问卷收发情况、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其次,从目标词语不分群、分群角度分析性别、年龄、职业对目标词语知晓度和使用态度的影响。继而采用定量定性的方法研究样本知晓汉语新词语的途径、对汉语新词语的态度。第三部分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规范。首先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规范意义,其次提出汉语新词语的规范原则,最后,结合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提出汉语新词语的规范建议。
于红丽[5]（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刘玉丽[6]（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田旭[7]（2020）在《网络空间中个人数据跨境传输法律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系围绕数据跨境传输（Transborder Data Flow,TBDF）规则展开。第一章以时间轴为线索,阐述了TBDF规则的演进和发展,此章节主要目的是作为引子,引出所讨论的关键问题——TBDF规则,以供下文对现行规则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本章第1节讨论了TBDF规则的含义和产生。在TBDF规则的含义项下,本文首先指出了TBDF规则系一种技术引发的现象,该现象并不具有新颖性,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对隐私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以至于引起了法律对该现象的担忧。此外,第1节还引出了TBDF规则与网络空间管辖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TBDF规则体现了是国家管辖权在网络空间的行使,这种国家管辖权在现行国际法中并不存在无可争议的通说,国家对网络的监管在近年来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而TBDF规则的制定合法性无法回避此问题。第1节第2部分讨论了TBDF规则是如何产生的,主要论点在于指出TBDF规则是源于欧盟对个人数据权的保护,并且指出TBDF规则的产生引发了争议,原因是不同立法价值的冲突,即不同立法者对信息流通自由和个人信息自由的不同理解。此外,该部分重点分析了欧盟逐步采用TBDF限制性规则以规范数据传输的原因,指出TBDF规则制定的表面原因是基于个人数据权的保护,而深层次原因则包含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在论证TBDF产生原因的表里关系时,本文通过讨论现行规则的目标有效性（针对数据保护的目标有效性）质疑了欧盟TBDF规则目的单纯性。第二,本章第二节标题为“单边性TBDF规则的立法模式”。从现实角度看,TBDF规则更多地仍然是一项国内法（由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已经完成了统一化工作,因此本文将以GDPR为代表的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视为国内法）。第2节,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国和中国作为欧盟立法的对照,即是从立法的体系性和规则完成度方面,这两者都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但是由于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体量方面与欧盟处于相当水准,且立法模式与欧盟具有显着区别,因此这两者的立法模式均具有显着的参考性。第三,本文第3节介绍和讨论了关于TBDF的国际多边规则。TBDF规则演进的重要特点就是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是交替前行且互相影响,其中以发达国家经济组织OECD规则为先导,逐步向其他地区衍伸。第3节第1部分分析了影响TBDF规则形成的重要软法性文件,包括（1）1980年OECD指南,该指南的意义在于它集成了部分西欧国家的前瞻性立法,并且概括了八大隐私保护原则,且提出了隐私保护得以作为数据流通之例外,其最早提出的框架对OECD成员国国家数据隐私立法起到了较为深刻地影响。（2）APEC隐私框架是亚太地区首个多边隐私框架,其规定的隐私保护规则在保护程度上略弱于OECD指南,但是在该框架下,2011年APEC提出了CBPR数据跨境传输框架,这一框架虽然不具有约束性,但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多边数据跨境传输机制的空白。第3节第2部分主要分析了与TBDF规则相关的区域性公约,包括人权性质的108公约,国际经贸性质的TPP公约和WTO下的GATS。第一章力求全面引出TBDF规则在各个层面的存在,为本文后续讨论奠定了讨论的基础。第二,本文第二章则重点就数据跨境限制规则将会面临的现行挑战。数据跨境传输并非是一项当然的立法举措,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境内境外的双重压力,这种压力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包括技术方面、外国立法方面以及理论方面的三方面挑战。该章即对此三方面挑战进行着重分析,进而为下文的论述提供纾解思路。本章第一节主要讨论了TBDF规则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网络空间因其无体性和虚拟性,其并不存在类似于实体空间的边境,因此欧盟TBDF规则建立时所忽略的理论前提,就是国家得通过设置边境的方式对数据跨境传输行为进行管制。该问题被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否存在独立的网络空间法?第二,国际网络空间和国际物理空间存在哪些差异?首先,本文论述了网络空间规则有哪些区别于实体空间的规则,并且这些区分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节讨论了TBDF规则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执法力不足;其二,外国法的挑战。执法力不足业已在本文第二章即第三章中予以讨论,而本章所讨论的外国法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境外数据调取法。该部分第一个研究对象是美国FISA法案,其授权政府在调查涉及外国情报监事过程中,得以调取外国人的数据信息,其中包含个人数据。并且分析了欧盟法如何就此作出应对以及其应对实效。本文认为,欧盟TBDF规制在面对境外数据调取时实际上是难以应对的,一方面,GDPR排除了涉及公共安全的数据处理行为。另一方面,欧盟无法针对境外数据调取行为实施惩罚性反制措施。该部分第二个研究对象系美国云法案,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美国将境外数据调取行为的范围从国家安全理由拓宽至严重的刑事犯罪,欧盟TBDF机制对此也束手无策,现有框架难以应付和解决。第三节讨论了现有数据跨境传输机制在应对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此部分以云计算技术为例,讨论了在云计算场景下,欧盟范式下的TBDF机制因其以数据存储地为限制依据无论从监管层面还是执行层面均不能应对云计算场景中的数据跨境需求。一方面,若执法过于严苛,即会耗费巨大的监管成本,同时也势必将对云计算产业造成实质性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云计算场景的数据碎片化、分布式存储特征,以及云计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全球布局,导致云计算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发生着数据跨境传输,而监管机构显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因应这种现象。因此,本文在此部分判断,在云计算场景下,基于个人信息保护衍生以限制数据存储地和传输地法律规范为内容的欧盟TBDF立法模式无法因应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本文第三章就TBDF规则的各项要素进行解构分析。本文提出,TBDF规则作为一项规范,其具有角色要素、法益要素和行为要素三项要素。第一,在第1节标题为“TBDF监管概述”,该小节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并讨论了TBDF监管的具体表现,该部分提出了“单边直接性监管”和“单边间接性监管”的相关概念,所谓单边即一国未经国际协商程序而自行作出的限制性规定,所谓“直接”,即直接以数据位置作为衡量标准的监管方式,所谓间接,则不以数据位置为基准,而需要考虑到数据传输者和数据接收者的自身素质。除此之外,该部分还讨论了为何欧盟范式难以成为全球监管范式以及重塑直接性单边监管的立法逻辑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单边监管向联合监管（通过国际合作）转化的可能性。第1节第2部分分析了欧盟TBDF监管范式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它缺乏对网络空间管辖权的论证,并且讨论了为什么在TBDF规则中网络空间管辖权国家实施单边监管的先决条件;二是,分析了TBDF规则的本质是一项技术性规范,其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更新,法律规范难以对技术更新作出积极和及时回应,并且以SWIFT案件作为论据予以支撑。第二,本章第2节则讨论了TBDF规则的内容,具体包括实施TBDF监管的主体、受监管的对象、监管所保护的利益。首先,在监管主体部分,本文分析了单边机制中的独立监督机构,这一概念源自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并且结合了我国的具体情况讨论该监管主体是否在我国具有可参照性。另外,以美欧安全港协议中的设置的联合监管主体为例,讨论了在双边或多边协议下通过国家合作联合监管的可能性即参照意义。其次,在受保护利益方面,讨论了TBDF规则所保护的利益,即个人数据保护权,并且结合美国的信息隐私权以及我国民法学界广泛讨论的个人信息权,从该权利的历史沿革、发展演化以及现行讨论为基础,讨论不同路径下,对受保护利益的认识区分是否影响TBDF监管路径,以及如何影响,并且提出了个人信息权不应当仿效欧盟自我实现和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并论述相关原因。最后,在监管的对象方面,讨论了受监管对象包括数据传输者和数据接收者,对应欧盟的概念即数据处理者、数据控制者以及二次传输下的数据传输者。在数据传输者部分,本文主要分析了在从指令到GDPR发展的过程中,数据处理者是如何逐步被纳入到数据传输者的,并且比较了欧盟和美国以及中国关于数据传输者范围的不同理解,前者不加区分的将任何类型的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均纳入到数据传输者范围中,而后两者则区分了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且对数据传输者进行了营业额,数据处理规模等方面的限制,结合它们的不同,本文得出结论倾向于限制数据传输者的范围。就数据接收者而言,本文通过解释TBDF规则的本质,即保护数据隐私利益从而得出欧盟关于数据接收者的规定并不完全遵守其立法目的,原因在于欧盟未对传输进行定义,且未将披露作为传输的要件,这使得数据接收者的范围不应其接受数据是否经受披露而进一步筛选。换句话说,欧盟模式中,数据接收者的范围不正当地被扩大了。本文就此建立应当对数据接收者接受的数据本身是否经受披露作出具体要求,对于已经严格加密的数据且数据接收者不具备访问权限的,应当排除在适格的接收者范围外。第三,本章第3节讨论了“传输”的含义。正如文章中所指出的,传输是TBDF监管的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不清将直接导致监管的模糊和法则的适用性。第3节首先创新性的提出了积极传输和消极传输的概念,这一组概念在现有的学术界缺乏客观的讨论,但是本文认为TBDF规则的制定有必要区分或者说有必要明确积极传输和消极传输。所谓积极传输就是境内的传输者故意地将数据传输至境外的接收者的行为,其接收者一般是明确的和固定的;而消极的传输,传输者可能仅仅将数据传输至公开的服务器中,世界上任何人通过访问其传输的服务器都可能获取相关个人数据,这种传输就是消极的。此外,针对积极传输和消极传输,本文引用了欧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EU,ECJ）最着名的案例予以论证,即Lindqvist案,该案例首先提出了数据上传至本地服务器是否构成传输行为这一问题,然而这一案例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回答输出传输至域外服务器,或者说数据经境外明确的数据接收者获取这些情形。因此,本文根据该判决的逻辑,展开了进一步的推演和论证。复次,第3节还重点讨论了数据二次传输问题,所谓二次传输,即数据传输给境外的数据接收者后,数据接收者将数据二次传输至第三国的行为是否应当或者通过何种方式受到TBDF监管的问题。本文认为,GDPR中的二次传输限制来源于数据接收者和欧盟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赋予了二次传输的约束力,但是GDPR第44条直接将二次传输作为限制的对象因其缺乏管辖权而无拘束力。就欧盟二次传输规则,本文结合张新宝与葛鑫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以及《个人数据安全出境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讨论了我国现阶段针对数据二次传输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本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本文对传输限制本质的认识,本文认为,对传输行为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国家对网络空间行为的管辖权行使,因此不能脱离对这种管辖权的合理性论证。本文第四章是论文较为核心的部分,该部分主要研究TBDF的机制,即其立法者如何针对数据跨境传输进行限制。由于欧盟业已形成完整的TBDF机制,因此主要围绕欧盟展开。第一,第1节标题为TBDF机制的类型和目标,此节主要目的是厘清在全球范围内,TBDF机制主要存在那些类型,并且该机制实施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该节首先注意到,TBDF机制系针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的一项机制,因此它与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选取密切相关,因此第1节第一部分首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几种模式进行了比较。第一种模式是基于信息自决理论的综合性保护模式,欧盟选取了该模式,其所采取的信息自决权理论直接导致了“跨境”因素成为传输限制依据;第二种模式是基于领域理论的美国信息隐私权分散性保护模式,美国法将信息隐私作为隐私权保护的一项分支。而隐私是对于公共领域之外的领域的保护。这种严苛区分隐私领域和非隐私领域,使得并非全部的可识别个人信息均受美国信息隐私法保护,而不具备隐私属性的可识别个人信息不受信息隐私法保护,因此美国分散性保护模限制对象远小于欧盟所确定的范围。此外,该部分还分析了外国民法学界对于个人信息权基础理论的讨论,这部分是我国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关键,也是我国如何选择TBDF规制模式的关键。本文注意到,我国民法学界普遍对欧盟绝对化的个人信息权理论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个人信息自决权在我国目前的学术领域未能形成共识。从部分立法实践看,又可以发现我国对于信息隐私权存在兼有综合性立法草案,也有分散性立法实践的矛盾状态,这表明我国学界似乎还没有真正就如何进行信息隐私保护达成共识。反映到TBDF规则上,就是鲜有如何规制的讨论。第1节第二部分讨论了TBDF机制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禁止跨境传输为原则,以允许数据跨境传输为例外。根据允许传输的原因不同,又分为数据传输地法律满足一定条件型（即欧盟充分性认定型）和境内传输者提供担保型（合同型）两种;其二,以促进流通为原则,以限制流通为例外。这种类型的TBDF规则主要见于多边的数据隐私框架,这是因为涉及隐私保护的国际协议大部分是以促进数据跨境流通为基本原则的,而隐私保护是在数据跨境流通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问题不应当成为数据跨境流通的阻碍,但可以基于隐私保护原因准许国家制定相关的数据跨境传输例外。第三种模式是不区分内外,采用相同的传输监管原则。这种模式潜台词是认为网络空间类似于一种全球公域,国家管辖权不必然映射到网络空间。该观点不承认网络空间存在所谓的边境,国家基于一般的管辖原则就可以针对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实施管辖,而国内法当然适用于发生在境外服务器中的数据传输行为。采用这一模式以美国最为典型。第1节第三部分讨论了欧盟采取限制性TBDF机制的目的。虽然欧盟一直表明,GDPR旨在促进数据自由流通,但前提是数据接收地国或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欧盟同等的数据保护标准。但显然,其他地区要想达到欧盟的标准需要经过长期的立法转变,并非一朝得以完成。也就是说,欧盟立法客观上限制数据的跨境传输。本文认为,欧盟立法的目的更多是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量。欧盟作为技术上较为落后,但市场又极具竞争力的地区,其在经济上占据了相关立法的话语权。且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数字服务市场均处于较为弱势地位,欧盟立法可以互换这些地区的同理心。此外,欧盟虽然由于技术相对实力和经济相对实力都在走下坡路,但是近年来欧盟一直在通过制定严苛的跨境法规以扩大其在全球市场中的政治影响力,立法业已成为欧盟在当今世界展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就此,本文认为这种通过立法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做法实际上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在TBDF规则的制定方面,我国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其规则制定不能人云亦云,应当充分结合自身的产业政策。第二,本章第2节讨论的内容是欧盟TBDF的具体规定,主要围绕GDPR第44条至49条规定所展开,并且结合95指令中的相关规定来研究欧盟规定是如何逐步发展的。欧盟机制下的TBDF机制是建立在数据接收地能够提供与欧盟相似的保护标准的基础上的,第一条路径就是经过欧盟委员会的充分性认定。因此,第2节首先讨论了什么是充分性认定、以及充分性认定的程序和内容以及充分性认定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分析,提出中国无法在整体上满足欧盟的充分性认定标准,但并不意味着该规定对中国而言无任何实际意义。第2节讨论了在不满足充分性认定情况下的TBDF变通机制,在GDPR中,这样的变通机制被称为“受保障的传输”。GDPR下,受保障的传输主要包括标准合同条款（SCC）和约束企业规则（BCR）,前者适用于一般企业,而后者由于复杂的程序和高昂的成本仅仅面向具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无论是SCC还是BCR,均是境外的企业主体主动表示受欧盟TBDF规则的管辖,欧盟的管辖是基于涉事企业的同意,即欧盟委员会于企业之间订立的合同。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两者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的合同效力是无法对抗数据接收地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然而,我国立法中,以2019年《个人数据安全出境评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例,部分地吸收和借鉴了SCC中的规定,但是未能直接解决合同效力无法对抗法律效力这一问题。此外,GDPR还规定了克减规则,即在缺少充分性认定和受保障的传输机制时,仍然可以通过克减途径获得合法性的数据跨境传输。第三,本文第3节讨论了美欧关于TBDF达成的双边协议,该机制是为了在美欧之间信息隐私法律保护路径的巨大差异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数据跨境传输需求。但安全港协议应斯诺登事件引发的Schrems案,业已废止。且现阶段的隐私盾协议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存在随时被弃用的可能性。该部分最后还讨论了美欧旅客姓名记录协议（PNR）,该协议针对具体种类的个人数据,自2004年首次签订至今,经过修改一直沿用至今。这一协议对于构建具体类型的双边TBDF规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四,第4节是本章的核心部分,是对上述讨论的一个总结。该部分本文提出了本文的重要观点,就是现行欧盟TBDF规则不仅为数据跨境流通带来了实际的阻碍,且它的实施也并不是充分有效的,不能满足该规则制定的初衷。效果不佳的主要反映在于:一是执法资源不足与数据流量长期增长之间的矛盾,二是欧盟TBDF机制根本上与网络技术发展不兼容。此外,该部分还针对数据传输中违反欧盟机制的原因作出总结,一是欧盟TBDF机制过于复杂,以至于很多企业根本不知悉或熟悉该规则;其次,由于守法成本过于高昂,通过精密计算,很多企业宁愿故意违反TBDF机制也不去遵守。最后,本文就欧盟TBDF机制进行评价,认为其在比较法中客观上是针对数据跨境传输最为完善的一项机制,但是其政策功能大于法律功能、宣誓意义大于规制意义。除此以外,欧盟TBDF机制也并非无任何启示意义,至少它提示后来者要重视市场在数据跨境立法中的关键意义,利用本身的市场优势服务于立法目的。此外,造法能力也是塑造一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我国也应当在国际立法中强化自身的造法能力和说理能力。最后,窥一斑以见全豹子,欧盟的TBDF规则正好反映了全球日益严苛的个人数据保护环境,它似乎像环保议题一样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的焦点。本文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中国将从以欧盟TBDF立法为主的数据跨境传输法律机制中获得的启示,以及应当如何因应。首先,本文认为应当厘清TBDF机制的监管逻辑,应当是基于国家安全之理由而非个人数据保护,这是因为中国至今未确立宪法性和人权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权,个人数据保护权的本质是一种个人隐私利益,其应当在民法框架下予以处理。然而,针对个人数据出境限制是一项公法性的措施,它应当建立在更加合理的框架之下,本文坚持认为国家安全是一项合理的限制逻辑。其次,本文还针对美国境外数据收集法（即FISA和云法案）提出相应建议,认为第一,应当在法律中引入数据加密要求。原因在于数据的安全并非基于数据在何地存储,而是基于数据的控制权,即访问权和限制他人访问的权限,数据加密显然比属地化要求更加直击问题所在;其次,数据本地化概念在国际社会评价较为负面,它常常被视为一项新型的贸易壁垒被予以批判,因此应当严格的限制《网络安全法》第37条中的数据本地化适用范围。最后,本文还以第三国视角分析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应对欧盟范式下的TBDF机制,对政府建议是以自贸区为基础建立欧盟标准的数据安全港以吸引境内外互联网企业。对大型互联网企业而言,在现行环境下,可以采用BCR实施与欧盟间的合规性数据传输,对一般企业可以考虑以SCC模式进行合规性传输。
常婷婷[8]（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游启明[9]（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王婷婷[10]（2020）在《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推动着经济贸易、科技研发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数据跨境流动也成为全球各国间价值链得以构建和维系的重要纽带,发展前景广阔,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由于数据信息涉及到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等重要内容,数据信息安全与否对一国的公众利益、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至关重要影响,加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数据本身的流动性强、不易监管等特点,使得各国在数据监管和治理过程中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与数字贸易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特别是“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据经济”的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跨国企业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保障我国数据信息安全,2017年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一次对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作出了统一性规定,并陆续出台《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等配套性规范构建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但目前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存在发展起步晚,实际操作性欠佳,与发达国家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较大差距,同相关国际法规则缺乏有效衔接等诸多问题,无法满足我国当前海量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因此,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建立一套符合国情、可操作性强、与国际接轨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体系成为我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相较而言,域外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起步较早,内容更加丰富。OECD、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积极制定规范性文件,欧盟经过40多年的实践建立起一套较为严密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亚太地区相继形成CBPR、《美韩自由贸易协定》、TPP等跨境数据流动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规则,美国、德国、印度等众多国家也均受国家利益、经济科技水平、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确定了形式多样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措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域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特点和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对完善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参与国际数据治理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结构安排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基本问题”。本章对跨境数据流动以及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行界定,并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价值。第二章是“我国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发展现状与问题”。本章从法律、政策规则出发分析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发展现状,进而指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是“域外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与评析”。本章对国际性、区域性组织以及典型国家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立法实践情况进行梳理和介绍,并对其立法特点和实践经验进行探讨评析。第四章是“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完善建议”。本章主要针对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域外规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完善建议。
二、挑战APEC“新闻真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挑战APEC“新闻真空”（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由与意义 |
| 1.研究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汉语新词语 |
| 2.词汇学的研究 |
| 3.修辞学的研究 |
| 4.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定量定性研究法 |
| 2.文献资料分析法 |
| 3.问卷调查法 |
| (四)语料来源 |
| 一、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本体研究 |
| (一)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语言面貌 |
|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领域分布特征 |
| 2.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词汇总体特征 |
| 3.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修辞特征 |
| (二)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及原因 |
|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 |
| 2.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原因 |
| 二、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社会知晓度调查 |
| (一)调查问卷相关情况说明 |
| 1.问卷设计 |
| 2.问卷可信度分析 |
| 3.问卷收发情况 |
| 4.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1.目标词语不分群分析 |
| 2.目标词语分群分析 |
| 3.调查对象知晓汉语新词语的途径分析 |
| 4.调查对象对汉语新词语的态度分析 |
| 三、汉语新词语的规范 |
| (一)规范汉语新词语的意义 |
| 1.便利人们的生活 |
| 2.丰富汉语词汇 |
| 3.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 |
| (二)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原则 |
| (三)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三年部分汉语新词语社会知晓度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近三年汉语新词语 |
| 附录三 :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结构类型分布表 |
| 附录四 :近三年网络类新词语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网络空间中个人数据跨境传输法律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产生和演进 |
| 第一节 TBDF规则的含义与产生 |
| 一、TBDF规则的含义 |
| 二、TBDF规则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单边性的TBDF规则的立法模式 |
| 一、以GDPR为代表的欧盟立法 |
| 二、数据跨境机制的搅局者——美国法的挑战 |
| 三、我国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形成和现状 |
| 第三节 多边性TBDF规则之检视 |
| 一、多边性软法 |
| 二、有关TBDF规则的区域性公约和自由贸易条约 |
| 三、TBDF多边机制简评 |
| 第二章 TBDF规则之困境与挑战 |
| 第一节 理论困境——争议中的国际网络法 |
| 一、TBDF规则和网络法 |
| 二、网络空间中的国际法 |
| 三、亟待证明管辖权困境——网络空间中的管辖权边界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来自外国法的挑战 |
| 一、外国情报法与GDPR反情报法条款的冲突 |
| 二、美国云法案的挑战 |
| 第三节 技术挑战——云计算技术带来的数据跨境传输变革 |
| 一、云计算的含义及特点 |
| 二、云网络中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的现实性和普遍性 |
| 三、本节之建议 |
| 第三章 TBDF规范要素之解构——以欧盟为视角 |
| 第一节 TBDF监管概述 |
| 一、TBDF监管的具体表现 |
| 二、欧盟TBDF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TBDF规范的角色要素 |
| 一、TBDF监管的主体 |
| 二、TBDF规则监管的对象 |
| 第三节 TBDF规范的法益要素——受保护的个人数据权 |
| 一、个人数据权的理论内核——个人信息自决权 |
| 二、信息自决权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网络时代下的数据传输 |
| 三、数据保护权属地性与数据可流通性的矛盾 |
| 四、回归领域理论——美国法中的信息隐私权 |
| 第四节 TBDF规则的行为要素——数据“传输”概念的研判 |
| 一、积极传输和消极传输 |
| 二、Lindqvist案分析——何为“传输”的终极迷思 |
| 三、二次传输(onwardtransfer)——对管辖权的二次挑战 |
| 四、传输行为限制的实质 |
| 第四章 TBDF机制的类型、目标、运行和效果 |
| 第一节 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类型与目标 |
| 一、个人信息权影响下的TBDF机制 |
| 二、TBDF机制的类型 |
| 三、禁止性TBDF规则机制的目的 |
| 第二节 欧盟的数据跨境传输机制 |
| 一、欧盟TBDF机制概述 |
| 二、在充分性决定基础之上的传输 |
| 三、受到适当保障的传输 |
| 四、克减(derogation)机制 |
| 第三节 美欧双边数据跨境协议——欧盟模式的妥协 |
| 一、安全港协议 |
| 二、后安全港协议——Schrems案 |
| 三、美欧旅客姓名记录协议(PNR) |
| 第四节 欧盟TBDF机制的效果、评价和启示 |
| 一、欧盟TBDF机制的效果 |
| 二、关于欧盟机制评价 |
| 三、欧盟机制的启示 |
| 第五章 TBDF规则之进路与中国之因应 |
| 一、厘清个人数据出境监管逻辑 |
| 二、理性应对美国境外数据收集法 |
| 三、欧盟TBDF机制应对——区域性接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 (一)政治资源 |
| (二)经济资源 |
| (三)软实力资源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 (一)政治目标 |
| (二)经济目标 |
| (三)安全目标 |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 (一)政治手段 |
| (二)经济手段 |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跨境数据流动的界定与特征 |
| 第二节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基本内涵 |
| 第三节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价值目标 |
| 一 保障个人数据权利 |
| 二 促进经济贸易发展 |
| 三 维护国家数据主权 |
| 第二章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发展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发展现状 |
| 一 国家政策与法律监管协同推进 |
| 二 国际交流合作趋势增强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存在的问题 |
| 一 规制价值目标倾向性失衡 |
| 二 立法体系与配套设施不健全 |
| 三 企业数据管理意识和能力不足 |
| 四 欠缺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 |
| 第三章 域外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与评析 |
| 第一节 全球性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一 OECD《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流动指南》 |
| 二 联合国《计算机处理的个人数据文档规范指南》 |
| 三 WTO《全球电子商务宣言》与《服务贸易总协定》 |
| 第二节 区域性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一 欧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二 亚太地区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三 欧美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第三节 国家单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 |
| 一 美国《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 |
| 二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 |
| 三 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草案》 |
| 第四节 域外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实践评析 |
| 一 法律规制价值与模式选择不同 |
| 二 法律规制适用效力和执行力有限 |
| 三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成为发展趋势 |
| 第四章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寻求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价值平衡 |
| 第二节 完善立法体系与配套机构设置 |
| 第三节 增强企业数据管理意识与能力 |
| 第四节 争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国际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挑战APEC“新闻真空”（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4]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D]. 宋凯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网络空间中个人数据跨境传输法律规则研究[D]. 田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10]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问题研究[D]. 王婷婷. 郑州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