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DP growth exceeds 8 per cent in average（论文文献综述）
周冲[1]（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提出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高锦杰[2]（2021）在《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投资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为前提,分析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对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水平的测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三个层面,分别运用相关模型对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微观机理层面主要通过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传导路径层面主要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在区域异质性层面主要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影响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工具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把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有机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解析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及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等四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在绿色金融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比较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绿色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对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而绿色技术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对比而言,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果要显着高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果。按照企业类型、产权属性以及企业规模等标准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非对称影响,结果表明:对绿色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环保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更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以及小规模的绿色生产企业和绿色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就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对国有大规模的重污染企业的影响较为显着,且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非国有小规模的中、轻度污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对环保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进而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而对污染企业而言,绿色金融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条路径共同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超过了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在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本文根据环保产业和重污染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增长率构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简要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重污染产业的逐渐萎缩,提高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考虑到经济增长会受到政策制定、落实和发挥等方面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整,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增长,因此,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和控制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冲击,以此检验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及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且总效应中大约有22.96%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有55.38%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在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着推动经济增长率及经济增长效率。通过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及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要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且证券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着,信贷类绿色金融工具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门限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门限效应;通过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2518）时,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着的,而随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0.2518<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GF>0.3294）,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显着性明显提高（1%的水平下显着）,影响系数也进一步增强;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GF≤0.3051）时,技术吸纳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显着的,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的影响程度。
朱翠明[3]（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李晓峰[4]（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黄莉[5]（2021）在《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绿色技术、高端人才、环境资源、特色产业链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逐步落地,“绿色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方向。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投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相对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造成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基本格局。因此,破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发展阻碍要素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农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投入质量不断优化,使得各要素效率加速增长,农业内生技术进步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农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受阻。显然,立足于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研究我国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匹配的绿色产出增长效应,对我国加速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借鉴→理论构建→现状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基础上,对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展开深入分解,形成理论框架;其次,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能值法以及SBM-Luenberger指数构建,考察农业资本深化、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特征与趋势;接着,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和BOX-COX转换,以及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估计,识别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再者,结合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要素替代弹性等核算结果,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动能分解;然后,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验证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立足于我国绿色农业生产实践,以调整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增强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为目标,从政府支持、市场激励、社会配合等多维度提出促进要素结构和技术进步协同驱动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措施。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理论上,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不仅可直接作用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而且两者可协同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农业转型加速。基于两要素CES生产函数,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偏技术进步受制于要素替代弹性、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差距的影响,进而使得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既包括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深度的直接和调节效应,也包括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效率、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基于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关键在于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以及两要素协同效应的影响,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进一步决定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转型成效。2.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推动绿色农业GDP和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正向增长,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农业劳动流失长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全国和省际层面的农业资本深化及其速度不断加深,其中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增幅最大。与此同时,通过能值法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GDP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持续性放缓;通过SBM-Luenberger指数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近年来仅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东、中部地区显着下降;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值位于0-1之间,且以年均0.99%的速度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成效有待提高,尤其是东部地区;全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值大多数处于1值以下,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型动力不足。3.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有偏技术进步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为主。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和劳动要素为互补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先后呈现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驱动路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为替代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的演化趋势相对稳定,技术进步多偏向资本,主要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两种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均在2006年前后发生明显波动,具有显着的政策阶段性特征。2006年以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中部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4.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动力增长效率、转型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农业资本深化动能贡献程度显着优于有偏技术进步的动能贡献。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中东、中部地区效率值普遍高于西部地区。从动能分解来看,其后期规模增长效率下降趋势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和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正向贡献下降,以及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和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贡献增长不足。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为负值,主要在于劳动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效应长期负向动能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作用具有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各部分动能贡献均为负值。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在2004年至2007年间短期成效显着,但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并由正转负,绿色农业转型成效和动力均不足,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的转型问题突出。从动能分解来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农业资本深化速度的调节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的推动;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推动。5.总体上,农业资本深化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有偏技术进步发挥负向抑制作用,两者协同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下的农业资本深化影响差异抑制绿色农业增长转型,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有益于绿色农业增长转型。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动力的直接效应均为均正,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下,有偏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正转负,两者协同作用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总体上两者共同推动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和动力增长。然而,区域差异显着,东、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两者的协同作用下影响系数为负;东、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影响系数为负,西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的影响系数为负,两者协同作用下中部地区影响为负。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影响系数,传统产出下有偏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更突出,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农业资本深化差距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增长转型。同样地,存在区域异质性。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中、西部地区两者协同效应差异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协同效应差异均严重阻碍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理论方面,延伸了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在绿色农业层面的运用,构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是对传统C-D生产函数“中性技术进步”的有效突破,形成了要素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的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框架。结合我国绿色农业生产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目标,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假设条件下的两要素CES生产生产函数延伸至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搭建绿色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框架,从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技术进步增长、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在梳理农业资本深化结构、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础上,重点探究两者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二、在评价方面,构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优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下,技术进步是衡量农业绿色加速转型的重要指标,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识别能够提升农业绿色投入—产出系统中技术进步效率研究的精准度与可靠性,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测算更符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为量化农业绿色转型政策目标,除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即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外,本文采用绿色农业GDP与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指标,用绿色农业TFP和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指标,从而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其三、在实证方面,借助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实证检验了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本文遵循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以及两者综合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次序链条,从理论公式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展开分解,以深入探究要素替代弹性、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各部分动能贡献差异。另一方面,运用动态面板模式和固定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的综合作用,并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
王永仓[6]（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伟,蔡志洲[7]（2021）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判断失误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起伏很大。改革开放后,我们以价格体系的改革为先导,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最终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实现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和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不断提高。现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平抑经济周期还是抵御突发事件和外来冲击方面,都有更强的应对能力,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实现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能力,这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蒲诗璐[8]（2021）在《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毋庸讳言,政府债务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融资手段或者调控工具,无论是为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还是为调整经济结构、熨平经济周期,抑或改善融资渠道,政府债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累积水平过高以致于超过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引爆经济动荡甚至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据国际金融协会报告,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281万亿美元的新高,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超过355%,这表明债务高企已成为困扰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Covid-2019疫情却又使全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全球经济正在债务上走钢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爆发世界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印度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其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经济增长明显提速。但是,伴随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印度政府债务规模也在持续攀升,在当前全球债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印度政府债务究竟有没有风险,其可持续性状况到底如何?是否真正潜伏着危机?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加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加强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印度政府债务的演变、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印度政府债务演变的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过程中所遵循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政府如何防范债务风险、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提升债务资金的效率提供参考和借鉴。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绪论部分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明确指出了本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和研究意义。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印度政府债务的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有关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还可以在实践上为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第二章从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政府债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政府债务风险理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进行了文献梳理。逻辑上层层递进,既明确了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范围,也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思路、任务和目标,为全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思路引导、以及方法（论）指导。第三章从宏观上对印度政府治理体制、财政分权关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演进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还对印度近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莫迪政府财税改革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旨在为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演变特征提供制度维度的解释。研究认为,财权和事权不断从中央向地方分散;政府债务积累是长期推行扩张性投资政策、快速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对各邦援助、以及国内外非债务性资源动员不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融资管制不断放松;为防范债务危机政府也加强了关于财政和债务管理的制度建设。第四章研究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总量和结构上对印度内债和外债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别揭示了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变化特征;二是采用债务评估单一指标法分别对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论认为:（1）内债。快速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达到峰值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内债始终是拉动政府债务变化的主导力量;主要原因可能有经济增长缓慢、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拓展空间有限、五年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求过大、财政支出中非发展性支出占比过高等等;内债风险主要集中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03年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个时段。（2）外债。快速增长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峰值16.3%出现在1991年）;外债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而且跟对外贸易状况有直接关系;主权外债占比较低、多边主权债务占比较高、币种安排较为分散表明印度外债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控;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年份里外债风险相对较小,而外债风险相对较大年份主要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即印度债务危机爆发时期。第五章以Romer（2005）跨期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内债动态方程（35）b（28）pd-s（10）b（r-g）和政府外债动态方程Df（28）z（10）（ex-i）*e,分别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1）内债的不可持续性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从“质”来看,经济增速慢于债务利率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从“量”来看,财政赤字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2）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和可持续性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可持续性较差的时段集中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3）外债的不可持续也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从“质”来看,外贸出口增长率（外债资金的出口创汇能力）小于美元外债的利率;从“量”来看,外贸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4）1970-2018年间大多数年份里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而80年代初到1992年前后又是印度外债可持续性最差的时段,导致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的主要因素是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第六章依据“财政疲劳”理论构建印度财政反应函数,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测算出印度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上限及财政空间,进而设计四种研究情境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研究结论认为:（1）印度政府负债率的理论上限为80.3%,历年实际负债率处于37.7%-82.1%之间,多数年份实际负债率低于负债率的理论上限,这表明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1990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实际债务率超过债务率理论上限的年份较多,表明这两个时段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最差。（2）采用工具变量数值情境模拟方法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缺口、债务偿付利率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率、经济产出缺口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正相关关系。第七章根据前文研究得出五点结论,即印度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债务利率水平等因素及其波动情况等宏观变量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对中国的启示或建议: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合理确定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或危机;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降低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当以防范政治风险而非债务风险为主。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债务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无法对一国债务可持续性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既有描述性分析,也有单一指标评估,还通过自建模型对其可持续性进行测度,此外还从相关政策或制度维度对其可持续性的演变特征进行解释,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任务同时发力和研究结论相互佐证,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全新的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35）b（28）pd-s（10）b（r-g）和外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Df（28）z（10）（ex-i）*e,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又以跨期预算约束理论、财政反应函数理论、“疲劳财政”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上限阈值测度和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识别的实证模型,是对债务可持续性指标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第三,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如,本文认为带给印度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是外债而不是内债;又如,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与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目前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可持续性,风险总体可控,但政府进一步提高债务水平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
义平军[9]（2021）在《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体系不断完善,特色不断突显,正逐渐向旅游大国迈进。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愈发突出。广西是我国重要的旅游地,研究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明晰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广西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总体与区域差异,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利用2003-2019年广西14个地区市的旅游业与经济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从三方面对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以经济总量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业收入、工业增加值、资本投入及劳动力投入为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广西旅游总收入、国内外旅游收入、发达与欠发达城市旅游收入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第二,以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专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投入、制造业水平、物质资本投入、创新能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为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广西旅游专业化水平、发达与欠发达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三,根据研究结论明确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量化影响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广西旅游业的发展在总体上可以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中入境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国内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达城市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大于欠发达城市。（2）广西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率有差异。其中,广西旅游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不利,发达城市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显着的,欠发达城市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着。（3）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具有直接影响。
李雷[10]（2021）在《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区域经济风险的测度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未知数。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和诸多突发性事件的冲击,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带来的“阵痛”逐步凸显;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协同发展难度较大。因此,对我国经济展开分析时,将全国总体的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风险进行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对我国经济不确定性和在此背景下的各区域的经济风险展开测度和分析。本文基于动态因子模型、分位数因子增广预测模型及经济压力增长率等方法,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及各区域的经济风险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实证步骤为:（1）根据我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季度GDP增长率数据,运用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宏观经济公因子,估计因子的联合概率分布、给定置信水平,从而构造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椭球,根据椭球的体积大小比较不同时期我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水平;（2）其次,本文运用分位数因子增广预测模型,估计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GDP增长率的不同分位数的预测方程,并对参数估计结果进行解释分析;（3）基于前两个步骤的结果,本文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椭球为可行域,GDP增长率的不同分位数水平的预测方程作为目标函数,进行非线性优化求解,求得我国各地在给定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最高或最低预期经济增速,并以此构造各区域的经济风险区间,对各区域的经济风险状态进行测度和分析。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全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点的不确定性水平发现,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我国2020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急速抬升,远远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随后由于我国防疫形势的逐步好转和经济恢复正常运转,第2-4季度的不确定性水平显着下降,但由于海外疫情形势的严峻和防疫措施常态化的限制,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依然高于疫情爆发前。第二,根据对分位数因子增广预测方程参数估计结果的分析,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为显着的负向冲击,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程度大小存在差异,总体来看,中部地区受到的消极影响最大。第三,基于对全国总体及各区域经济风险的测度和分析,可以发现全国及各区域经济增长总体较为平稳,大部分时期内处于平稳增长区间,大部分区域仅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四万亿政策”救市和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进入了其他风险区间;全球金融危机给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带来的经济风险相比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大;东北地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转型困难致使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风险相对较大。总而言之,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持久且深远。同时,我国各区域的经济风险状态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地区协同发展不容忽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经济风险值得关注,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GDP growth exceeds 8 per cent in averag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GDP growth exceeds 8 per cent in average（论文提纲范文）
（1）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绿色金融内涵的相关文献 |
| 1.2.2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 |
| 1.2.3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产业结构的相关文献 |
| 1.2.4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 1.2.5 有关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金融 |
| 2.1.2 绿色产业 |
| 2.1.3 污染产业 |
| 2.1.4 产业结构 |
| 2.1.5 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绿色金融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绿色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绿色金融的基本功能 |
| 3.1.1 资本积聚功能 |
| 3.1.2 投资导向功能 |
| 3.1.3 信息传递功能 |
| 3.1.4 要素整合功能 |
| 3.2 绿色金融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
| 3.2.1 成本—收益函数 |
| 3.2.2 图形解析 |
| 3.2.3 企业决策 |
| 3.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分析 |
| 3.3.1 模型简介 |
| 3.3.2 模型构建 |
| 3.3.3 模型校准 |
| 3.3.4 政策冲击 |
| 3.4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
| 3.4.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
| 3.4.3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1.1 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2 绿色金融的水平测度 |
| 4.2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及测度 |
| 4.2.1 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
| 4.2.2 经济增长的效率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分析 |
| 5.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5.1.1 样本选择 |
| 5.1.2 特征事实 |
| 5.1.3 理论假设 |
| 5.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类型视角 |
| 5.3.3 产权性质视角 |
| 5.3.4 企业规模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更换经营绩效指标 |
| 5.4.2 替换控制变量 |
| 5.5 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5.1 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5.2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 |
| 6.1 样本选择、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6.1.1 样本选择 |
| 6.1.2 特征事实 |
| 6.1.3 理论假设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计量方法 |
| 6.2.3 变量选取 |
| 6.2.4 数据说明 |
| 6.3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检验 |
| 6.3.2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生态化与经济增长 |
| 6.3.3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更换计量方法 |
| 6.4.2 变更样本范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 7.1 特征事实与理论假设 |
| 7.1.1 特征事实 |
| 7.1.2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于全样本的估计 |
| 7.3.2 基于地区样本估计 |
| 7.3.3 基于绿色金融工具的估计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剔除控制变量 |
| 7.4.2 指标的再度量 |
| 7.5 门限效应检验 |
| 7.5.1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
| 7.5.2 门限效应存在性检验 |
| 7.5.3 门限估计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国家统筹设计与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
| 8.2.2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 |
| 8.2.3 发挥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 |
| 8.2.4 强化绿色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后记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 4.3.1 推动力系数 |
| 4.3.2 影响力系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 7.1.2 SAM编制 |
| 7.2 CGE系统搭建 |
| 7.2.1 生产模块 |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 7.2.3 价格模块 |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 7.3.2 模拟说明 |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 7.3.5 复合模拟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存在的不足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 附录G |
| 附录H |
| 附录I |
| 附录J |
| 附录K |
| 附录L |
| 附录M |
| 附录O |
| 参考文献 |
（5）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1.4 绿色发展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业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 2.2.2 有偏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 2.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 |
| 3.1.2 农业资本深化 |
| 3.1.3 有偏技术进步 |
| 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系统: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2.1 绿色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建 |
| 3.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替代弹性判断 |
| 3.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技术进步效率 |
| 3.2.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分解:基于CES生产函数 |
| 3.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3.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3.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动能分解 |
| 3.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机理 |
| 3.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机理 |
| 3.4.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和演化特征 |
| 4.1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1.1 农业资本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2 劳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1.3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 4.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 4.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3.1 实证设计 |
| 4.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4.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要素替代弹性分析 |
| 4.3.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
| 4.3.5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资本与技术视角 |
| 5.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1.1 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1.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 5.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2.1 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 5.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 5.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农业资本深化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2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对比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及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 |
| 2.1.1 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2 政府债务的特征 |
| 2.1.3 政府债务的类型 |
| 2.1.4 政府债务的功能 |
| 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 |
| 2.2.1 政府债务的形成机理 |
| 2.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疲劳”理论 |
| 2.3 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 |
| 2.3.1 政府债务有害论 |
| 2.3.2 政府债务中性论 |
| 2.3.3 政府债务有益论 |
| 2.3.4 政府债务的非线性效应论 |
| 2.4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4.1 政府支出扩张及预算约束理论 |
| 2.4.2 债务危机风险 |
| 2.4.3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 |
| 2.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 |
| 2.5.1 政府债务可持续的内涵 |
| 2.5.2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 |
| 2.5.3 一般均衡条件下政府债务跨期预算理论 |
| 2.5.4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 |
| 2.5.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
| 2.6 文献综述 |
| 2.6.1 政府债务理论沿革综述 |
| 2.6.2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研究综述 |
| 2.6.3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研究综述 |
| 2.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
| 2.6.5 文献评析 |
| 2.7 核心概念界定 |
| 2.7.1 财政赤字 |
| 2.7.2 赤字财政政策 |
| 2.7.3 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 |
| 2.7.4 发展性支出与非发展性支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印度财政体制及债务管理制度的变迁 |
| 3.1 印度国家治理体系 |
| 3.1.1 宪法及政治体制 |
| 3.1.2 国家权力三权分治 |
| 3.2 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
| 3.2.1 央、地事权划分 |
| 3.2.2 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 3.2.3 央、地税收权力划分 |
| 3.3 财政收支运行状况 |
| 3.3.1 央、地财政收入情况 |
| 3.3.2 央、地政府财政支出状况 |
| 3.3.3 财政盈余/赤字及债务状况 |
| 3.4 印度政府债务管理 |
| 3.4.1 政府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能 |
| 3.4.2 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 |
| 3.4.3 印度国债市场的演变 |
| 3.4.4 《财政责任与预算管理法(2003)》 |
| 3.5 莫迪政府财税改革 |
| 3.5.1 财税改革背景 |
| 3.5.2 财税改革目标 |
| 3.5.3 财税政策及改革措施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趋势及风险描述性分析 |
| 4.1 印度政府内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1.1 印度政府内债的规模分析 |
| 4.1.2 印度政府内债的结构分析 |
| 4.2 印度政府外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2.1 印度政府外债规模分析 |
| 4.2.2 印度政府对外债务结构分析 |
| 4.3 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4.3.1 印度内债风险分析 |
| 4.3.2 印度外债风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1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3 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2.1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2.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2.3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3.1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3.2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3.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
| 6.1 “财政疲劳”及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1.1 “财政疲劳”与政府债务可持续 |
| 6.1.2 基于“财政疲劳”理论的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2 研究模型构建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与推导 |
| 6.2.2 实证模型构建及标准设定 |
| 6.3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
| 6.3.1 变量、样本与数据说明 |
| 6.3.2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政府债务上限测度 |
| 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子识别 |
| 6.4.1 研究情境设计 |
| 6.4.2 影响因子识别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 |
| 7.1.2 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 |
| 7.1.3 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 |
| 7.1.4 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联 |
| 7.2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或建议 |
| 7.2.1 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 |
| 7.2.2 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 |
| 7.2.3 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 |
| 7.2.4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应主要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 |
| 1.3.2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方法应用 |
| 1.3.3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 |
| 1.3.4 广西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 |
| 1.3.5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路线 |
| 1.6 论文可能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6.1 论文可能创新点 |
| 1.6.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旅游业 |
| 2.1.2 经济增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旅游经济效应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
| 3.2 旅游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2.1 通过生产要素投入量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2.2 通过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机制分析 |
| 第4章 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现状分析 |
| 4.1 广西旅游发展历程及资源概况 |
| 4.1.1 广西区位概况 |
| 4.1.2 广西旅游发展历程 |
| 4.1.3 广西旅游资源概况 |
| 4.1.4 A级旅游景区数量 |
| 4.2 广西旅游业发展现状 |
| 4.2.1 广西旅游业市场概况 |
| 4.2.2 广西旅游接待能力概况 |
| 4.2.3 广西旅游交通概况 |
| 4.3 广西经济增长现状 |
| 4.3.1 经济发展水平 |
| 4.3.2 收入状况 |
| 4.4 广西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分析 |
| 4.4.1 收入效应分析 |
| 4.4.2 就业效应分析 |
| 4.4.3 创汇效应分析 |
| 4.4.4 投资效应分析 |
| 4.4.5 挤出效应分析 |
| 4.4.6 通胀效应分析 |
| 4.5 广西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 |
| 4.5.1 广西旅游业收入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
| 4.5.2 广西旅游业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构建计量模型 |
| 5.1.2 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判定 |
| 5.1.3 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
| 5.1.4 估计结果分析 |
| 5.2 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构建计量模型 |
| 5.2.2 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与设定 |
| 5.2.3 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
| 5.2.4 估计结果分析 |
| 5.3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传导作用的量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
| 6.2.2 积极发展入境旅游,大力发展国内旅游 |
| 6.2.3 努力提升旅游产品质量,积极推动旅游产品创新 |
| 6.2.4 延伸发达城市旅游业的产业链,扩大欠发达城市旅游产业规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区域经济风险的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3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1.4 论文创新 |
| 第2章 模型与数据说明 |
| 2.1 刻画经济不确定性的模型 |
| 2.2 刻画经济风险的模型 |
| 2.3 数据选取和说明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
| 3.1 动态因子模型提取结果 |
| 3.2 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
| 第4章 我国区域经济风险的测度 |
| 4.1 分位数因子增广回归预测 |
| 4.2 经济风险测度结果 |
| 4.3 经济风险分析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GDP growth exceeds 8 per cent in average（论文参考文献）
- [1]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02)
- [2]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D]. 高锦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5]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D]. 黄莉. 西南大学, 2021(01)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7]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的稳定性[J]. 刘伟,蔡志洲. 管理世界, 2021(05)
- [8]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D]. 蒲诗璐. 四川大学, 2021(12)
- [9]广西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义平军.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10]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区域经济风险的测度研究[D]. 李雷.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