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新编《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论文文献综述）
郑师渠[1]（2021）在《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需将之置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五四后的20年间,中华民族自觉渐趋深化: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解放"的奋斗目标;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便是其最重要的表征。国共关系的演变对时局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已自觉,同样深刻地制约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解放,是民族的自觉,也是民族的大义,更是最大的民意,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晰此意,对于国共之所以能两度合作,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重起,国民党终归于失败,乃历史的必然,思过半矣。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蒋飞燕[3]（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潘何琴[4]（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俞祖华,江洋[5]（2021）在《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被人们称之为百年变局、千古变局的深刻变革,其中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发生深刻变化:从"一统垂棠"的天下秩序演变而成"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演变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霸主由"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英国,到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秩序重塑;国际关系重心则从"大航海时代"到晚清时争霸全球海洋,到民国以来以大西洋为中心,再到目前太平洋一带成为重点地区。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从"天朝大国"沦落为备受列强欺凌的贫国弱国;在"民初大变局"中,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国力衰弱,战败国德国在华权益被《巴黎和约》转让给了日本,又经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期抗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经过长期努力,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所面临外部挑战亦有很大变化: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的是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且同时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近代先驱者主张顺应时代大势,变易以通古今;适应世界潮流,开放以通中外;因应全新挑战,转型以通新旧。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经历了从仿行西法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三次转型。三次大变局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走向衰落到重拾自信、再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王曼[6]（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统领作用。政治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政治维度,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等的信奉和敬仰,是对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人的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仰是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共同的政治信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以及“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冲击下,个别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弱化,甚至是动摇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使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损害党内的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使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下践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在科学的政治信仰凝聚下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本文以“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为题,由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组成,各章大致的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问题,首先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信仰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政治信仰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修养、“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为政以德”的施政原则和“大同社会”的政治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社会理想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风貌,并逐渐成为人们内化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亦成为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在历史脉络上,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纵向、动态的梳理,纵观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迁历程,体悟党的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出党在政治信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突出问题,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突出问题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政治信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和新问题。新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因此,通过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及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把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作为时代课题来讨论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从内容体系上看,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建构应包含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五章在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路径,以实现政治信仰建设的目标。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信仰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机制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生成过程中应遵循信仰的一般心理发展机制,包括理性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意志培养机制和行为践行机制;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依托红色资源、学习先进典型、完善党内制度、加强实践锻炼等路径,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这七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巩固与强化,提高党员、干部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李楠[7]（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刘悦悦[8]（2020）在《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文中提出“苏维埃”即“Совет”,是一个音译词。词起源于苏联,因此是在苏联本土文化中形成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了中国,在异质文化中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政党话语。其发展和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指苏维埃作为一个异文化概念,如何在植入中国文化后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与政党实践的相互融合的过程。“苏维埃”引入中国后,其发展变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苏维埃”代表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思想中的“专政”如何为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接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在引入前和引入初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清末中国国门洞开,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寻找殖民国家优于中国的原因,究其根源,知识分子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因此学习和引入西方文化成为主要的潮流,也正是这一潮流给中国知识分子后期接受“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引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过程中,政治上最突出的是学习西方议会制度,以及构建议会制度的民主思想基础。而“苏维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思想,而其专政也只是针对压迫阶级的专政,因此陈独秀将其理解为“开明专制”,“苏维埃”迅速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在张君劢音译为“苏维埃”之后,植入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话语。“苏维埃”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写入的党章,但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才明确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旗帜。主要是因为期间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响应“国民革命”的口号,原本反对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苏维埃”话语被联合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话语取代,“苏维埃”话语处于蛰伏期,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的深入,逐渐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推上话语的前沿。倡导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共产党遭受国民党残杀,中国共产党被迫重新树立“苏维埃”的旗帜,模仿苏联模式,走上了中共自己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认可苏联的模式,寄希望于通过走苏联相同的城市道路获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因为坚持教条主义,通过激进的方式,企图获得大城市的苏维埃政权,强调革命的高潮来临,未正确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盲动,最终使得苏维埃革命损失惨重。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坚持的是农村的苏维埃道路,通过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以武装扩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最终获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鉴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朱毛实践的胜利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向农村道路偏转,“苏维埃”革命道路实际上实现了归一化。但是由于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未正确认识共产国际的本意,中国苏维埃革命走了很多的弯路之后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意识到民族危机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与联合战线,从最初的排斥蒋介石集团的联合战线宣传到最后的联合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宣传,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工农“苏维埃”话语也随之终结,国共联合抗日,“中华民主共和国”成为唯一的宣传口号。
方华[9]（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常琳[10]（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二、关于新编《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新编《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序 言 |
| 一、“新中华民族主义”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
| 二、国共再度合作：“来报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
| 三、一个坚定的民族信念：“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
| 结 语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一)基本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主要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 |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
| (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
| (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 |
| (二)中国传统革命观 |
| (三)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演进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萌芽的影响 |
|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相结合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组建的初步探讨 |
| 小结 |
| 二、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形成 |
| (一)党的成立和革命任务的确定 |
| (二)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
| (三)党的二大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提出 |
| (四)党的工作重心从工人运动到国民革命的转变 |
| 小结 |
| 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发展 |
| (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与发展 |
| (二)党的四大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提出 |
| (三)党的四大和工农联盟思想的确定 |
| (四)深化对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的认识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 |
|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
|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 |
| (二)中国革命的任务 |
|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 |
| (四)中国革命的前途 |
| (五)认清中国革命基本要素的深远影响 |
| 二、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判断 |
| (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 (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
| (三)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
| (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 |
| (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
| (六)认识中国革命各个阶级力量的深远影响 |
| 三、对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明确 |
|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策略 |
| (三)“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采取的策略形式 |
| (四)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党内合作”的原则 |
| (五)确立国共合作策略的深远影响 |
| 四、对中国革命关键的把握 |
| (一)革命领导权 |
|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
| (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
| (四)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及意义 |
| 五、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辨别 |
| (一)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
| (三)工农兵武装是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 |
| (四)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依靠武装斗争的深远影响 |
| 六、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理解 |
| (一)中国革命的时代定位 |
| (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 (三)加强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 |
| (四)准确把握革命世界性范畴的深远价值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 |
| 一、主观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与个人情感 |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苏情感 |
| 二、客观因素:中国社会矛盾与国内革命形势 |
|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与复杂 |
| (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
| 三、外部因素:共产国际的影响 |
| (一)积极作用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总体评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 |
| (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 |
| (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
| (三)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局限 |
| (一)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不足 |
| (二)对党建立武装力量的领悟不够 |
| (三)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解不深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
| (一)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现实依据 |
| (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 |
| (三)化解党内意见分歧达成党内共识是统一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 |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时代关照 |
| (一)坚守革命理想,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二)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 (三)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 (四)拓展革命的时代内涵,正确认识和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代以来的三次大变局 |
| 二、外部环境的三重变化——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之变 |
| 三、中国发展路向的三次转型与中华文明衰而复振 |
（6）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由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分析 |
| 一、政治信仰及其相关概念梳理 |
| (一) 信仰的概念分析 |
| (二) 政治信仰的内涵界定 |
| (三) 政治信仰的特征 |
| (四) 政治信仰的功能 |
| 二、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信仰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政治信仰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探索之路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实践之路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发展之路 |
| 二、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 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
| (二)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
| (三) 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 |
| (四) 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 |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个别党员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 |
| (二) 个别党员在生活中“不信马列信鬼神” |
| (三) 个别党员的党员意识弱化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存在问题的成因 |
| (一) 市场经济的冲击 |
| (二) 全球化的挑战 |
| (三) 网络化的影响 |
| (四) “西化”“分化”的干扰 |
| 三、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 |
| (一)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助推党的政治建设 |
| (二)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 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 |
|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
| (二)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党的政治信仰的精神支柱 |
| 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想追求 |
| (一)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
| (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时代目标 |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特征 |
| 四、忠诚干净担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实践要求 |
| (一) 对党忠诚是为政之魂 |
| (二) 个人干净是立身之本 |
| (三) 敢于担当是成事之要 |
| 五、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践行旨归 |
| (一)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 |
| (二)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观 |
| (三)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观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实现路径 |
| 一、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的原则 |
| (三) 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 |
| (四) 坚持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有效机制 |
| (一) 政治信仰理性认知机制 |
| (二) 政治信仰情感认同机制 |
| (三) 政治信仰意志培养机制 |
| (四) 政治信仰行为践行机制 |
| 三、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 加强理论武装,促进政治信仰的认知深化 |
| (二) 坚定四个自信,激发政治信仰的情感认同 |
| (三) 增强党性修养,强化政治信仰的初心锤炼 |
| (四) 依托红色资源,接受政治信仰的文化熏陶 |
| (五) 学习先进典型,发挥政治信仰的示范引领 |
| (六) 完善党内制度,建立政治信仰的制度保障 |
| (七) 加强实践锻炼,实现政治信仰的外化于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起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与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特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苏维埃”概念的引进和阐释 |
| 第一节 “议会”和“民主”概念的引入 |
| 一、从“巴厘满衙门”到“议会” |
| 二、“民主”概念的早期发展:从“民主国家”到“民主思想” |
| 第二节 “民主”与“议会”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
| 一、“民主”向“平民(劳工)主义”扩展 |
| 二、“议会民主”转向开明专制的“劳工专政” |
| 第三节 劳工专政的“苏维埃”概念的植入 |
| 一、“苏维埃”的观念叙述 |
| 二、“苏维埃”概念的公共叙述建构 |
| 第二章 国共合作背景下的“苏维埃”话语辗转确立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由苏维埃式的“劳工联合”转向“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 一、“民主革命”概念的衔接 |
| 二、“国民革命”概念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 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叙述的细微变化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中的话语分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话语摇摇欲坠 |
| 一、“国父之死”:三民主义话语重构 |
| 二、“国民革命”话语权的“抢夺”:国共正面交锋 |
| 第三节 国共分途:中共确立“苏维埃”的旗帜 |
| 一、共产国际“留恋”和“不舍”:“苏维埃”话语踯躅不前 |
| 二、“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树立 |
| 第三章 中共“苏维埃”革命话语归一化进程 |
| 第一节 政权话语切换:“农会”政权话语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话语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自治团体:农民协会 |
| 二、国共破裂之初:“一切权力归农会” |
| 三、广州起义之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
| 第二节 政权话语分立:“城市中心”政权与“农村包围城市”红色政权 |
| 一、“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城市中心论” |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农村包围城市”论 |
| 第三节 政权话语归一化:“农村中心”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实施 |
| 一、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革命重心向“农村为中心”方向转化 |
| 二、六届四中全会:“农村为中心”战略部署 |
| 第四节 政权话语推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宣传与互动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的宣传 |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的互动 |
| 第四章 中共“苏维埃”话语的终结 |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形成 |
| 一、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理论形成 |
| 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形成 |
| 第二节 苏维埃革命话语终结 |
| 一、“苏维埃革命”话语与“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并存 |
| 二、“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提出:“苏维埃”话语终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 |
|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现实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
| (二)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三)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借鉴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化的探索 |
| (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文化问题 |
| (二)对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的思考 |
| (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一切学问的基础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探索 |
| (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
| (二)“左联”对文艺大众化发展的推动 |
| (三)由文艺大众化向文化大众化的转变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民族化的探索 |
| (一)唤醒全民族的民族化文化意识 |
| (二)提出文化民族化问题 |
| (三)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
| 一、壮大革命文化队伍 |
| (一)党对革命文化队伍的关怀与领导 |
| (二)陕甘宁边区文化团体的蓬勃发展 |
| (三)文化团体的历史贡献 |
| 二、大力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 |
| (一)开展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
| (二)进行道德建设,引领根据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 (三)指导文艺工作,明确文艺发展方向 |
| (四)重视新闻宣传,营造抗日救国舆论氛围 |
|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
| (一)深化马列主义理论研究 |
| (二)加强哲学研究 |
| (三)重视史学研究 |
| (四)全面推进其它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 |
| 四、进行党内文化建设 |
| (一)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
| (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增强党性修养 |
|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
| 五、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 |
| (一)党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二)党在沦陷区开展的文化工作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
| (一)宣传与学习相结合 |
| (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
| (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 |
| (一)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
| (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
| (三)创生出民族文化的新样态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创新 |
| (二)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坚持文化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
|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启示 |
| (一)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相统一 |
| (二)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先进文化的现实发展相统一 |
| (三)将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效能相统一 |
| (四)将繁荣先进文化的实践与国家的未来发展相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个”的界定 |
| 第一节 “个”的概念所指与界定 |
| 一、“个人”与“个人主义” |
| 二、“个人”与“自我” |
| 三、“个”与“个人” |
| 第二节 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展与衍变 |
| 一、“个”淹没于“群” |
| 二、“人”过渡到“个人” |
| 三、“个人”分离于“人” |
| 第三节 “个”在鲁迅思想中的位置 |
| 一、“个体”的精神内涵与“主观”意力之独立 |
| 二、作为个体的人生历程和自我认同过程 |
| 第二章 “个”思想形成的时代语境 |
| 第一节 鲁迅早期“个”思想的内在逻辑 |
| 一、“以己为中枢” |
| 二、“个人”与“众数”的对立 |
| 第二节 “个”与“群”:早期鲁迅与晚清思想的若干关联 |
| 一、严复的“群己之辩”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 |
| 二、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与鲁迅“个”思想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自我”与“个人”:异域语境与早期“个”思想的形成 |
| 一、西方思想资源中鲁迅“个”的思想:以尼采、施蒂纳为中心 |
| 二、鲁迅“个”思想的生成:基于中西语境的选择与接受 |
| 第三章 早期五篇文言论文中“个”思想的梳理 |
| 第一节 “超乎群动”的“人类之能” |
| 第二节 “科学”与“神思”、“思理”与“圣觉” |
| 第三节 “灵明”与“精神”、“主观”与“意力” |
| 第四节 “心声”“新声”“诗力”“诚” |
| 第五节 “内曜”“心声” |
| 第四章 “个”思想的发现与衍变 |
| 第一节 “个的自觉” |
| 一、主体之“无”与“罪的自觉” |
| 二、“个的自觉”:启蒙思想的确证 |
| 第二节 “个人的发现”与五四时期鲁迅“个”思想的衍变 |
| 一、五四之“公同信仰”与鲁迅之“个” |
| 二、“个”之质疑与重塑:“呐喊”与“绝望”、“彷徨”与“心声” |
| 第三节 “个”之重新觉醒与生命的筹划 |
| 一、《野草》:生命的追问 |
| 二、“个”思想与鲁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独立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关于新编《李大钊文集》和《李大钊全集》（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考察[J].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J]. 俞祖华,江洋.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6]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D]. 王曼. 山东大学, 2020(10)
- [7]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8]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D]. 刘悦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