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条件恶劣恶果累累（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改变人类,科技改变世界,科技塑造未来。自20世纪起,人类真正踏入了科技时代,科技的磅礴之力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显露。这是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及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值得深入思考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本论文阐述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问题。在时代背景问题上,论文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了马尔库塞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在理论渊源问题上,马尔库塞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等多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或继承发展、或批判摒弃,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思想。首先,在科技异化的具体表现上,马尔库塞提出了着名的“单向度”思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真实被和平、舒适、富足的虚假外表所掩盖,技术无形中消弭了社会的一切矛盾,使人成为现存制度的顺从者。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语言领域的一体化,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则因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丧失以及超越能力的丧失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次,马尔库塞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技术理性。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追求效率最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也为技术理性取代批判理性提供了温床,技术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进而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最后,马尔库塞提出了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赋予技术发展新的希望。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可以通过创造与现有科学技术本质不同的新技术与新科学来改变科技奴役人、控制人的现状。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提出了“革命新理论”,认为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真正与人相称的新社会,从而开启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科技异化思想是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着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马尔库塞对解决科技异化问题的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究,但终因缺乏现实基础以及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而陷入了“乌托邦”。第三,论文深入研究了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首先,论文梳理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概要阐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此基础上揭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马尔库塞以其独特的思维构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其一对科技中立论的批判是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基础。其二,科技意识形态化是科技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征着科技异化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并且科技异化的程度与意识形态主宰地位的增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其三,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大致有三种,即技术合理性证实制度合理性;技术理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与压迫;技术管理代替了政治统治。其四,马尔库塞对“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两组概念进行了区分,由此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操控。最后,论文将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化思想进行了比较评析,挖掘二人思想中的一致性和分歧。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拓宽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但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直接等同,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忽略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反作用;并且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也没有能够触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第四,论文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生态学意蕴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阐释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前提。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自然界和人的异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人类疯狂的破坏和盘剥大自然,使自然界丧失了独立的“主体”地位。马尔库塞从对“劳动”概念的解释,对“自然是人的工具”的解释,对“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的解释三个方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了其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自然解放论。自然解放的宗旨是要解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使二者关系回归和谐与安宁。而且自然解放具有“两重性”,既要解放属人的自然,又要解放人类的外部生存世界——自然界,要把人和自然都从技术的统治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其次,在自然观的基础上,马尔库塞构建了自己的技术生态思想。马尔库塞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及其实质,最终提出通过建立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来解决这一难题。在马尔库塞看来,尽管技术理性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单向度化,但技术依然具有解放的潜能,人类需要人道化的技术来释放技术的解放潜能。人道化的技术是将理性与艺术相融合的后技术理性所引领的更高发展阶段的新技术,是可以促进技术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新技术。最后,马尔库塞的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启示人类发展能够处理好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兼顾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重大影响。但很遗憾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流于空想,也没有能够触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批判,同样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第五,论文探究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问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本文以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为视角,立足于中国发展现状,批判性分析了中国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的一面及其违背伦理规约的一面;同时批判性的反思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单向度化趋势,探寻国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的表现等等问题,深刻思考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赋予本文一定的实践价值。作为一位时刻处于矛盾而困惑的思想状态中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思想既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失望与痛恨,也呈现出对未来人的自由和社会解放的希望和憧憬,这体现了马尔库塞“悲观但不绝望”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不足和局限性不可否认,但是,马尔库塞用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发现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并努力为了改变现状而进行奋斗,这种批判精神永不过时,因为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刘娜[2]（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门世恩[3]（2019）在《建国初期武汉纺织工人状况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表明
唐书哲[4]（2019）在《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越界是对现有边界的跨越和既定秩序的挑战,是少数族裔跨越基于种族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美国主流社会以种族为中心建构各种边界,试图维持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秩序。华裔在美国面临来自主流社会的规训,并试图跨越压迫性的边界。作为再现华裔在美国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再现了华裔在语言和空间等方面的越界经验。美国华裔文学也中出现了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超越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越界文本,构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就美国华裔文学的越界研究而言,学界多关注华裔文学在种族、性别和文化上的越界现象,研究的重心不在越界本身,而在华裔的身份认同,对文本和空间越界关注不够。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既可以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华裔的越界策略和华裔经验的变化,为华裔族群提供借鉴,又可以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拓展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围绕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规训和华裔的抗争,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讨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认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在本质上表现为华裔和华裔作家对主流社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逾越。论文以规训和“越界”为理论框架,从“解域”、“越界文本”以及空间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角度,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解读华裔和华裔作家面临的规训和他们跨越压迫性边界的越界行为,并探讨越界的意义。论文第一章以汤亭亭的《中国佬》《女勇士》和赵健秀的《唐老亚》为研究对象,从沉默与言说、言说的形式、言说的内容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就沉默与言说而言,美国主流社会期待早期华人以沉默被动、缺乏主体性的种族“他者”形象出现,维护白人的权威。《中国佬》中以叙事者的伯公为代表的早期华人以“捣鬼者”的形象出现,使用编码的语言进行言说,逾越了不许说话的戒律,彰显了华人的主体性。在言说的形式上,华裔面临来自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宰制。他们跨越语言边界,从本族裔语言中吸取元素,打破标准英语的规范,形成了一种带有族裔色彩的英语,既传达了族裔经验,又对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解域”。《女勇士》中以鬼故事为代表的非理性言说再现了华裔在美国越界的勇气和策略,解放了华裔被主流社会压抑的语言成分,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此外,美国华裔文学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形成了语言上的“杂糅性”和“陌生化效应”,实现了不同语言文化及其背后价值观的对话。第二章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以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和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为例,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以点带面地探讨文本越界,重点分析文本越界的方式以及文本越界对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启示与挑战。文本越界是指文本中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文本超越了华裔文学的传统题材和主题。本章分析了两类文本越界现象——经典华裔作家书写普适性主题的文本越界、新生代华裔作家革新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文本越界,并借此分析当前华裔文学创作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趋势。第一节结合“越界文本”的概念,在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边界的基础上,指出华裔文学边界的人为建构性和流动性,并界定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第二节分析《拯救溺水鱼》的文本越界,认为作品探讨人权与传媒等主题,超越了以华裔经验为内核的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表现出明显的去族裔化倾向。第三节解读《无声告白》的文本越界,认为文本整合了传统美国华裔文学中基于性别的父系书写传统和母系书写传统,通过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揭示“血统”与“认同”之间的矛盾,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创伤,性别批评指向是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拓展了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疆域,挑战了暗藏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种族隔离现象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三章考察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选取天使岛移民检查站、唐人街和唐人街之外的美国本土三个空间,分析具体和抽象的空间边界的建构方式,探讨华裔为拓展生存空间的抗争。《埃伦诗集》折射了早期华人在美国的空间经历和体验,美国主流社会将种族主义思想融入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中,并通过各种规训手段来控制华人的身体和主体,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华人通过刻写诗歌,利用“再现的政治”进行反规训的抗争。邝丽莎的《在金山上》再现了空间与种族和资本的关系,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空间区隔以及对华裔生存空间的话语建构与种族主义思想合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邝泗通过坚守唐人街这一异质和否定的空间和异族通婚等策略来跨越压迫性的空间边界。哈金的《自由生活》刻写了华人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空间体验,表现在具体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和抽象意义上的精神空间两个方面。以武男为代表的华人新移民在隐蔽的空间限制下,因物质和精神空间的缺位而感到强烈的存在危机。武男通过异化劳动安家置业,确立了物质世界的中心,然后自我放逐,与异化的现实保持距离,通过诗歌创作建构了精神家园,确立了精神世界的中心,解决了存在危机。华裔的空间经验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必要”到“奢侈”的历时性变化,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经验,又是抽象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空间经验。华裔所面临的边界和规训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也为华裔的越界提供了助力。通过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可以发现边界的运作机制和华裔的越界方式,把握当前华裔文学创作的趋势,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试图强调,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以种族为中心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是美国主流社会为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划定疆域、维持种族和文化秩序的重要手段,它们限制了华裔的生存空间和生命体验,以及华裔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只有跨越这些压迫性的边界,才能在客观上改善华裔的生存状况,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
向明亮[5]（2018）在《日本对沦陷区的矿业掠夺与劳工问题论析》文中提出七七事变以后,为支持长期战争之需要,日本将煤铁等矿产资源的掠夺置于重中之重。与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沦陷区的煤铁产量的急剧增加,这意味着战时体制下矿工生活的辛苦与悲惨。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使广大矿工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因此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矿工的反抗斗争,是抗日战争伟大的动力源泉之一,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些因素,皆非日本侵略者当初所预想。
方善熙[6]（2018）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父亲形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既是一种血缘、生命、生存系统的支撑和维持,也反映了特定的道德、礼仪、行为规范的系统存在,还蕴藉着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和意义。虽然中韩两国在国家体制与文化理念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两国同处于东方历史文化背景下,比较研究两国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同根同生、丰富厚载及其太多的同构或异质,可以引发我们诸多的深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韩两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韩国则在独裁政权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化运动。同处在重大历史转型期的中韩两国文坛,既要对以往的文学历史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批判,也要开启后来的文学发展历史的新篇章。而八九十年代中韩两国小说的审父意识和父亲形象或颠覆或重构的书写便应运而生。或者说,正是这一历史汇通的机遇、正是八九十年代中韩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文学审美的历史转型,造成了中韩两国作家在文学立场、审美理念、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历史性转型或价值重构,从而也造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父意识的诞生,造成了中韩小说父亲形象书写的诸多共鸣、共谋,或不同异质中的诸多同构。首先,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文学理念,在主观自我的存在、人与人性的拷问、内在心理的真实等方面的理论建构是相通的,甚至是共鸣的。他们共同强调作家主观自我的主体性探索,强调主观自我的非理性思考和潜意识书写;他们共同关注人、关注人性以及人生困境的思考;他们也共同去探究内在心理的真实,如“虚伪的真实”、“心理的创伤”等心理活动的精神真实。当然,这些精神同构之中也存在着主观自我探询的高度、人性拷问的深度、创伤体验的程度等诸多同中之异。其次,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关于父亲形象的性格塑造,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相近性审父母题,他们共同书写了父亲的暴虐、猥琐、愚昧乃至野蛮、无能、痛苦,共同批判了父亲形象的道德沦丧、父亲价值的丧失、父亲权利的尴尬以及父亲形象的坍塌、父亲责任的推卸、父亲资质的悲哀等性格特征,并在这或渎父或丑父的并置陈列的审判中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批判力度。再次,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叙事的艺术形式,虽然在心理的主观性和体验的真实性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不同视角的书写,但是他们像同谋一样共同青睐于心理的主观性和体验的真实性,共同选择了主观性与心理性的形式手法。他们或从人物“精神真实”出发,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主观性的虚伪真实、情节结构中的感觉性的心理变奏、审美体验中的非理性的荒诞戏谑,或“依存记忆”来写作,写出了人物在记忆的自发无意识中的心理性表现、在记忆的真实体验中的心理事实性和心理模式。然后,表现在文学理念、审父母题、审父艺术等方面的父亲形象的审判,合拢凝聚、共同汇集成一种博大的审父意识。在80年代初的历史转型期,中韩小说的审父意识大多以弑父为主导,他们热切地以先锋审问、现实控诉去进行颠覆性、丑化性的父亲形象批判;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极端性的亢奋渐趋冷静,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寻父的渴望,转而以民间化立场、民众化倾向去表现父亲形象的现实性转型和精神性回归。当然,无论是弑父还是寻父,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旨归都是一种相通的同构,他们共同围绕着“我与父亲”的核心而展开关乎“人本”与“人性”、精神性与现实性等方面的批判,其批判立场既相通又互异,其批判方式既对峙又互补,从而形成了一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相对而立之中的异质亲和。对于中韩小说父亲形象的比较而言,父亲形象是一种镜像。一方面,八九十代年中韩小说的“审父”书写,是一种共同的主动性选择,他们以思想启蒙的旗帜在中韩两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和发展的历史上完成了某种意义的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使命,同时他们也以先锋叙事的艺术形式使中韩作家的主体经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历史性高扬。当然,他们的审父意识既是积极的、彻底的,又携带着一些极端性、局限性乃至一些他们自己也无法逾越的悖论。另一方面,对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书写进行比较,也是一种自觉的批判。对于中韩两国而言,父亲形象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镜像,其影响无所不在、如影相随。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或在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心理比较下进行父亲形象的审视,既可以深入地揭示中韩两国民族的记忆,引发相关的思考,也可以广阔地展开东亚文化圈中属于自己的期待视域中的理想与追问。
郭常顺[7]（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认为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张青磊[8]（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毛振阳[9]（2018）在《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始终拘泥于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然而仅仅从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来解读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显然是片面的。这种研究路径的缺陷就在于,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只是社会意识领域的批判而忽视了社会存在领域的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只是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而无法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提供现实依据。本文以“英国实践”作为切入点,将现代性问题置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加以审视,旨在还原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克服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片面性,实现社会意识批判与社会存在批判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展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视域,彰显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整体性、科学性、实践性。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性社会批判既是对包括政治法律意识、道德、哲学等社会意识批判,也是对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批判。就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逻辑进路而言,其现代性社会批判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意识批判到社会存在批判的逻辑转向,而“物质利益”是激发这一转向的内在根源。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始于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聚焦于法、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并不能作为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现实依据,“物质利益”的困惑最终促使马克思跳出德国古典哲学的藩篱,到“英国实践”中探寻问题的答案。“英国实践”清晰的展现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生成、内在危机及其历史走向,客观的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由自我肯定走向自我否定最终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发展过程。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不仅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且奠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调。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对“英国实践”的批判性分析,揭示现代性社会异化的物质根源,阐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实现对现代性社会的重建。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社会动力机制批判、社会运行机制批判、社会意识形态批判、新现代性社会的建构。工业文明与人的对立、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运行机制、自由主义的阶级意识都是现代性社会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就是要通过对机器大工业、社会组织结构、自由主义的本质揭露,寻求克服现代性社会异化的现实途径,最终实现以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取缔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具体来说:首先,现代性社会的动力机制批判旨在通过对“英国实践”的剖析揭露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即工业文明抑制人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在创造出空前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异化的时代。而最先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是英国启蒙学者。但是,英国启蒙学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仅仅停留于经验层面,未能揭示工业社会异化的本质。而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之所以造成工人阶级的生存危机、道德危机、家庭危机其主要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因此,变革社会制度是机器大工业回归人的本质力量的必由之路。其次,现代性社会的运行机制批判旨在从法律、民主、市场、殖民、资本五个方面深度剖析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组织模式,全面揭露了现代性社会的一切制度设计都以实现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法律机制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压迫的政治武器,其首要职责就在于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工人阶级的合法性。民主机制在“英国实践”中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建立在钱权交易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特权,其实质就是反民主。市场为资本的无限增殖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而市场机制导致资本集中使得现代性社会生产越发具有社会化生产的倾向,从而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殖民机制贯穿于整个现代性社会之中,是英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资本机制是现代性社会运行的主导机制,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是现代性社会运行的终极目标,而资本的内在矛盾性也将否定现代性社会自身。再次,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旨在通过对个人意识、国家意识、道德意识的批判揭示自由主义阶级意识的本质,阐明自由主义形成的社会物质根源。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个人意识的本质体现,人不再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而是被异化为抽象的“原子化个人”,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集中表现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旨在弱化甚至消除国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社会性职能而凸显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阶级性职能,其实质就是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保驾护航。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指出,国家的社会性复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消灭国家只是消灭国家的阶级性而保留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职能。自由平等的悖论是自由主义侵蚀社会道德的后果,而拜物教作为现代性社会文化的特质,充分暴露了现代性社会受物支配,以物为本的社会物化现实。最后,基于对技术、社会运行机制、意识形态的三重批判,马克思开出了根治现代性社会弊病的药方,即以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来实现对旧现代性社会的本质超越。就理论渊源而言,英国社会主义先驱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不仅借鉴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果,而且还批判性的吸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关于现代性社会的超越,马克思认为,超越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力量来自于现代性社会内部,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而非外力作用。因此,超越现代性社会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否定。而超越的现实路径就在于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即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尤其是批判性的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现代性社会批判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并不局限于社会意识批判,而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现实,转向最具现代性特征的“英国实践”。唯有“英国实践”能为马克思的“物质利益”难题解惑,唯有“英国实践”能够全景展示现代性社会的历史生成与历史走向,唯有“英国实践”能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提供现实依据。
胡科翔[10]（2018）在《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对较短,但得益于国家层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顶层推进,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预期,但作为一项新兴事物,生态旅游的发展缺少法律规制的紧贴跟进和密切配合,以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丛生,违法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肆意滥用与过度开发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污染方面,可谓是殊为突显。跟传统产业相比较,作为被长期誉为“朝阳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旅游业,按理说应属于环境保护责任负担较轻的产业之一,作为其升级发展的孕育产物,生态旅游的破茧而出更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发展己任,从而实现旅游效益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协调双赢。不过由于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与理念模式与我国目前法律规制的现实状况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同步的地方,因此其很多时候只是被当做一种口号式的宣传而被广为知晓,所以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运营的实际工作中,依然导致了各种损害环境资源的现象频发。要想从根源上解决生态旅游资源的损害问题,紧紧抓住法律规制这一“牛鼻子”才是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从特定行业领域和专门实践范畴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要领之一。本文着眼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乱象,引申并总结出当前面临的生态旅游资源规制难点,然后将全文划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围绕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逻辑内涵阐述了基于法理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适用于法律规制的特征、法律关系主体的识别以及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静态与动态属性分析等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研究内容体系;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法制化框架,然后结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典型案例,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剖析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旅游规划的法治本质原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通过确立和加强旅游规划环境处置职能、确认和厘定旅游规划环境责任、设计和完善旅游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来达成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环境问题防治机制建构;第五部分从生态旅游发展中的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设想了利用旅游环境税和国家公园分别作为管治工具与管治平台,并在充分考虑生态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为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公共治理的路径达成铺平了道路;第六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损害产生以后的法律救济角度出发,基于对旅游环境权的甄别和梳理,探讨了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设想,并讨论了怎样利用司法救济渠道来助推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塑。本文的立论基础先是从理论上扎实阐明何谓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特征表现,然后借助法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撑为本文架构起有理有据、条理得当的论据要素,同时通过分析围绕生态旅游资源使用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识别出它们背后的利益主体来为后续研究定下依据基调,紧接着就是立足于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方式从各种典型案例中找到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需要破解的诸多难点,最后围绕这条规制难点的逻辑主线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公共治理和损害救济等三大程序环节中,提出解决措施和改进方案。
二、劳动条件恶劣恶果累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条件恶劣恶果累累（论文提纲范文）
（1）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 2.1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科技时代的来临与科技负面影响的加深 |
| 2.1.2 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对科技发展依赖性的增强 |
| 2.1.3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政治民主化趋势 |
| 2.1.4 批判意识的兴起与文化工业的诞生 |
| 2.2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
| 2.2.2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 |
| 2.2.3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的理论区分 |
| 2.2.4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批判思想 |
| 第3章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 |
| 3.1 科技异化的表现 |
| 3.1.1 虚假背后的真实 |
| 3.1.2 单向度社会的出现 |
| 3.1.3 单向度人的生成 |
| 3.2 科技异化产生的根源——技术理性 |
| 3.2.1 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
| 3.2.2 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 |
| 3.2.3 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 |
| 3.3 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 |
| 3.3.1 新技术与新科学之熵 |
| 3.3.2 革命新理论的实践运用 |
| 3.4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评析 |
| 3.4.1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的理论价值 |
| 3.4.2 马尔库塞科技异化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第4章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 |
| 4.1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
| 4.1.1 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
| 4.1.2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 |
| 4.1.3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
| 4.2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建构 |
| 4.2.1 马尔库塞对技术中立论的批判 |
| 4.2.2 科技意识形态化是科技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 |
| 4.2.3 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途径 |
| 4.2.4 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 |
| 4.3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比较评析 |
| 4.3.1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一致性 |
| 4.3.2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主要分歧 |
| 4.4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评析 |
| 4.4.1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理论价值 |
| 4.4.2 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局限性 |
| 第5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生态学意蕴 |
| 5.1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前提 |
| 5.1.1 马尔库塞自然观的形成基础 |
| 5.1.2 人与自然的关系 |
| 5.1.3 马尔库塞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自然解放论 |
| 5.2 马尔库塞的技术生态思想 |
| 5.2.1 问题的提出—生态危机理论 |
| 5.2.2 问题的解决—人道化的技术世界 |
| 5.3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评析 |
| 5.3.1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3.2 马尔库塞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的局限性 |
| 第6章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启示 |
| 6.1 树立完整理性的科技观 |
| 6.1.1 正确的科技观 |
| 6.1.2 和谐的自然观 |
| 6.1.3 理性的消费观 |
| 6.2 重视科技的人文与伦理内涵 |
| 6.2.1 科技发展应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
| 6.2.2 科技发展须加强科技伦理的规约 |
| 6.3 塑造和培养否定性思维 |
| 6.3.1 否定性思维与人的全面发展 |
| 6.3.2 “否定性”丧失的现状分析 |
| 6.3.3 积极培养否定性思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概念厘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概要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总论 |
|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 |
|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和任务 |
| 第二节 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羊皮纸上的重写 |
| 一、劳伦斯·布伊尔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二、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三、对五次浪潮的总结评述:回顾与反思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思想探析 |
| 一、环境公正理论的历史渊源 |
| 二、环境公正运动的原则 |
| 三、多元化公正概念与实现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与生态整体 |
| 一、环境公正解构二元对立 |
| 二、环境公正连接“自我”与“他者” |
| 三、环境公正建构生态整体主义 |
| 第二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亨利·戴维·梭罗的环境公正先声 |
| 二、蕾切尔·卡森的环境公正忧思 |
| 三、巴里·康芒纳的环境公正诉求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T.V.里德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宣言 |
| 二、从蛮荒之野、田园之境到城市自然 |
| 三、环境公正与毒性话语的交汇 |
| 四、环境公正为弱势群体发声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蓬勃发展 |
| 一、后殖民主义视野与环境公正的交集 |
| 二、从“地方”视野到“星球”视野的拓展 |
| 三、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持续深化 |
| 一、环境公正与暴力形式 |
| 二、能动性与跨身体性 |
|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五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前沿问题 |
| 一、情感的环境公正力量 |
| 二、共情的环境公正倾向 |
| 第三章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灾难肆虐:《布娃娃瘟疫》之物质流转 |
| 一、物质渗透与跨身体性 |
| 二、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暴政迫害:《死者年鉴》之生态他者 |
| 一、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 |
| 二、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气候危机:《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 |
| 一、“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 |
| 二、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 |
| 三、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生存困境:《食肉之年》之多元贱斥 |
| 一、霸权挟裹与食品公正 |
| 二、“肉是信息”与毒性身体 |
| 三、全球贸易与多元贱斥 |
| 第四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参与 |
| 二、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一、全球视野:人类世时代背景 |
| 二、在地立场:生态文明的呼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 |
| 一、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之探析 |
| 二、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之呈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与生命共同体思想之契合 |
| 四、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话语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Abbreviations |
| 导论 |
|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综述 |
| 理论框架与关键词 |
| 各章内容概述 |
| 第一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 |
| 第一节 从沉默到发声:《中国佬》中言说的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者的言说方式:《唐老亚》中的族裔化英语 |
| 第三节 鬼神言说与华裔经验:《女勇士》中的非理性言说 |
| 第二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 |
| 第一节 变化的边界和文本越界 |
| 第二节 《拯救溺水鱼》的去族裔化书写 |
| 第三节 《无声告白》对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革新 |
| 第三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 |
| 第一节 规训与越界:《埃伦诗集》中的空间政治 |
| 第二节 空间种族·资本:《在金山上》中的空间边界建构与越界 |
| 第三节 漂泊与“落地”:《自由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空间建构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日本对沦陷区的矿业掠夺与劳工问题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一) 把头募集。 |
| (二) 劳工协会募集。 |
| (三) 强制的行政供出。 |
| 二 |
| 三 |
| (一) 劳动时间。 |
| (二) 生产条件。 |
| (三) 生活水平。 |
| 四 |
| 五 |
（6）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父亲形象的内涵与价值：一种传统、模式与网络 |
| 1.1.2 中韩八九十年代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的基点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八九十年代小说父亲形象研究现状 |
| 1.2.2 韩国八九十年代小说父亲形象研究现状 |
| 1.2.3 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思路 |
| 1.4 创新、原创性与不足 |
| 第2章 父亲形象：中韩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的考察与对话 |
| 2.1 父亲身份的图腾：中韩两国的文化传统记忆 |
| 2.1.1 父亲形象的原始记忆与中韩两国的文化之根 |
| 2.1.2 父亲身份的理论解读与中韩文化的共融共通 |
| 2.2 东方儒教的传承：中韩古代小说父亲形象相遇的土壤 |
| 2.2.1“仁政”“礼治”：中国古代小说父亲形象的权威指向 |
| 2.2.2“忠”“孝”：韩国古代小说父亲形象的儒学载体和中国影响 |
| 2.2.3“独尊儒术”：中韩古代小说父亲形象的同根同生 |
| 2.3 反封建的呐喊：中韩现当代小说父亲形象发展历程中的共鸣 |
| 2.3.1 从“五四”到“十七年”：中国现当代小说父亲形象的叛逆与拘囿 |
| 2.3.2 从“3·1”到“分断文学”：韩国近现代小说父亲形象的质疑与桎梏 |
| 2.3.3 父亲形象的批判：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发展的同步历程 |
| 2.4 对话与积淀：中韩小说中两国父亲形象比较的可能与厚载 |
| 2.4.1 父亲形象的传承：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批判的共同所指 |
| 2.4.2 父权秩序的怪圈：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塑造的同步困惑 |
| 2.4.3 互异与互通的魅力：中韩小说父亲形象的共生与并存 |
| 第3章 文化语境：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中审父意识发生的机遇与选择 |
| 3.1 历史汇通：八九十年代中韩文坛转型中的机遇与异同 |
| 3.1.1 改革开放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思想解放浪潮 |
| 3.1.2 产业化发展与八九十年代韩国文坛的民主化运动 |
| 3.1.3 思想启蒙：八九十年代中韩文坛转型的历史选择与共谋 |
| 3.2 文学立场：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勃兴中的共识 |
| 3.2.1“无根的焦虑”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审父意识的诞生 |
| 3.2.2“民主的追求”与八九十年代韩国小说审父意识的诞生 |
| 3.2.3 人道主义：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文学立场与共识 |
| 3.3 艺术资源：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艺术手法的共性选择 |
| 3.3.1 先锋派艺术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父亲形象的极致性颠覆 |
| 3.3.2 现代派手法与八九十年代韩国小说父亲形象的无奈式批判 |
| 3.3.3 现代主义资源：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艺术的形式性借鉴与选择 |
| 第4章 文学理念：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中审父意识理论的共鸣与异质 |
| 4.1 主观自我的存在：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主体性探索 |
| 4.1.1“我是一个先锋派”与中国作家主观自我的非理性思考 |
| 4.1.2“我更依靠记忆来写作”与韩国作家主体自我的潜意识书写 |
| 4.2 人与人性的拷问：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焦点性批判 |
| 4.2.1“内心之死”与中国小说审父意识的人生困境之思 |
| 4.2.2“记忆—原体验”与韩国小说审父意识的人性关怀 |
| 4.3 内在心理的真实：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的内在性视角 |
| 4.3.1 ―虚伪的真实‖与中国小说审父意识中精神真实的追求 |
| 4.3.2“心理创伤”与韩国小说审父意识中心理活动的关注 |
| 4.4 精神同构的对比：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理论建构的同中之异 |
| 4.4.1 主观自我探询：探询高度的差异 |
| 4.4.2 人性的拷问：拷问深度的差异 |
| 4.4.3 创伤的体验：体验程度的差异 |
| 第5章 审父母题：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中父亲形象性格的并置与对照 |
| 5.1 渎父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中父亲形象性格的审判 |
| 5.1.1 暴虐的父亲：凶恶暴虐、丑陋颓废与人性道德的沦丧 |
| 5.1.2 猥琐的父亲：唯利是图、怯懦自卑与父亲价值的丧失 |
| 5.1.3 愚昧的父亲：朴实善良、矛盾困惑与父亲权利的尴尬 |
| 5.1.4 空缺的父亲：悲怆失败、无奈缺席与父亲理想的消解 |
| 5.2 丑父与八九十年代韩国小说中父亲形象性格的审判 |
| 5.2.1 野蛮的父亲：偷盗暴力、食肉动物与父亲形象的坍塌 |
| 5.2.2 无能的父亲：苟且偷生、理念绝望与父亲责任的推卸 |
| 5.2.3 痛苦的父亲：卑微无助、虚伪脆弱与父亲资质的悲哀 |
| 5.3 父亲性格比较：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性格审判的异曲同工 |
| 5.3.1 渎父与丑化的并置：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本质审判的共同所指 |
| 5.3.2 渎父与丑父的异质：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审判的不同力度解析 |
| 第6章 审父艺术：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叙事的同谋与差异 |
| 6.1“精神真实”的艺术：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父亲形象叙事的主观性表现 |
| 6.1.1 人物塑造的主观性与中国小说父亲形象的虚伪真实 |
| 6.1.2 情节结构的感觉性与中国小说父亲形象的心理变奏 |
| 6.1.3 审美体验的非理性与中国小说父亲形象的荒诞戏谑 |
| 6.2“依存记忆”的写作：八九十年代韩国小说父亲形象叙事的心理性表现 |
| 6.2.1 记忆的自发无意识与韩国小说父亲形象的心理性探索 |
| 6.2.2 记忆的真实体验与韩国小说父亲形象的事实性描述 |
| 6.3 主观性与心理性的青睐：八十九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叙事艺术的同谋与异形 |
| 6.3.1 心理的主观性：中韩小说父亲叙事艺术的不同程度表现 |
| 6.3.2 体验的真实性：中韩小说父亲叙事艺术的不同视角书写 |
| 第7章 审父意识：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审判旨归的同构与对峙 |
| 7.1 弑父：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指向的共识与差异 |
| 7.1.1 先锋的审问与中国小说审父意识的颠覆性批判 |
| 7.1.2 现实的控诉与韩国小说审父意识的丑化性批判 |
| 7.2 寻父：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转型的并现与区别 |
| 7.2.1 民间化与中国小说审父意识的现实性转型 |
| 7.2.2 民众化与韩国小说审父意识的精神性回归 |
| 7.3“我”与父亲：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审父意识立场的异质亲和与相对而立 |
| 7.3.1“人本”与“人性”：中韩小说审父意识批判立场的相通与互异 |
| 7.3.2 精神性与现实性：中韩小说审父意识批判方式的对峙与互补 |
| 第8章 父亲镜像与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的价值意义 |
| 8.1 ―审父‖的选择：思想启蒙与中韩现代性追求的承前启后 |
| 8.1.1 审父的批判意识与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思想启蒙的里程碑 |
| 8.1.2 审父的先锋叙事与八九十年代中韩作家主体经验高扬的殊途同归 |
| 8.1.3 审父的矛盾困惑与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书写的张力与悖论 |
| 8.2 比较的自觉：父亲记忆与中韩传统文化发展的共存共荣 |
| 8.2.1 父亲情结：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中韩民族的记忆与思考 |
| 8.2.2 父亲审判：中韩传统文化心理比较中的思辨与怪圈 |
| 8.2.3 父亲镜像：东亚文化圈期待视域下的理想与追问 |
| 结束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英国实践”作为现代性社会本质内涵的可能性 |
| (一)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历史起点 |
| (二)以工业技术为社会动力 |
| (三)以民主为政治基础 |
| (四)以启蒙理性为文化特质 |
| 第一章 马克思基于“英国实践”展开现代性社会批判的缘起及其方法论特征 |
| 1.1 缘起 |
| 1.1.1 青年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着作对马克思的启示 |
| 1.1.2 英国“现代性之路”最具典型性 |
| 1.1.3 “物质利益”的困惑：从社会意识批判转向社会存在批判 |
| 1.2 方法论特征 |
| 1.2.1 实践性 |
| 1.2.2 辩证性 |
| 1.2.3 历史性 |
| 1.2.4 整体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性社会动力机制批判 |
| 2.1 工业文明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 2.2 启蒙理性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
| 2.2.1 警防工业生产的铁笼泯灭了人类理智的潜能 |
| 2.2.2 工业铁笼中的“奴隶人”完全漠视道德的意义 |
| 2.2.3 工业铁笼铸就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平等 |
| 2.2.4 走出工业铁笼的“理性思考” |
| 2.3 唯物史观对工业文明本质的揭露 |
| 2.3.1 机器与人的本末倒置 |
| 2.3.2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 |
| 2.3.3 机器大工业的解放之路 |
|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性社会运行机制批判 |
| 3.1 法律机制 |
| 3.1.1 自由主义法治的形而上学 |
| 3.1.2 “现代私有制的法律”给予剥削合法性 |
| 3.1.3 依法治国即“以财治国” |
| 3.2 民主机制 |
| 3.2.1 宪政民主的“两面性” |
| 3.2.2 代议制民主的有限性 |
| 3.2.3 人权即资产阶级所有权 |
| 3.3 市场机制 |
| 3.3.1 市场并非“交换天性”的产物 |
| 3.3.2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 |
| 3.3.3 市场机制否定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 |
| 3.4 殖民机制 |
| 3.4.1 暴力是殖民运动的代名词 |
| 3.4.2 殖民运动的实质：生产关系的移植 |
| 3.4.3 殖民运动为殖民地播洒下社会革命的火种 |
| 3.5 资本机制 |
| 3.5.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缺陷 |
| 3.5.2 资本的时空压缩机制 |
| 3.5.3 资本终将成为现代性社会解放的驱动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性社会意识形态批判 |
| 4.1 自由主义的个人意识批判 |
| 4.1.1 抽象人性说是个人主义的立论前提 |
| 4.1.2 私有制是个人主义形成的根源 |
| 4.2 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批判 |
| 4.2.1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 |
| 4.2.2 国家社会性的本质复归 |
| 4.3 自由主义的道德意识批判 |
| 4.3.1 法治自由与德治自由之争及其困境 |
| 4.3.2 平等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冲突 |
| 4.3.3 拜物教特质 |
| 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性社会的超越与重构 |
| 5.1 超越现代性社会的可能性探析 |
| 5.1.1 资本主义并非现代性社会的唯一形态 |
| 5.1.2 超越现代性社会的现实途径 |
| 5.2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重构现代性社会的困境 |
| 5.2.1 莫尔的乌托邦 |
| 5.2.2 欧文的“新和谐公社” |
| 5.2.3 汤普森的“幸福分配原则” |
| 5.3 英国工人阶级重构现代性社会的伟大探索 |
| 5.3.1 宪章运动的得失 |
| 5.3.2 19 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
| 5.4 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 |
| 5.4.1 结合的基础：社会化生产与所有制的重建 |
| 5.4.2 结合的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5.4.3 结合的途径：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 |
| 小结 |
| 第六章 哲学意义及其启示 |
| 6.1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与超越 |
| 6.1.1 生产关系实质蕴含社会交往关系的内涵 |
| 6.1.2 阶级矛盾是社会关系的内核 |
| 6.1.3 历史唯物主义对经验历史主义的超越 |
| 6.2 对中国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启示 |
| 6.2.1 具体国情决定“现代性之路” |
| 6.2.2 资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
| 6.2.3 建立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 |
| 6.2.4 化干戈为玉帛：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外研究现状 |
| 1.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基础理论阐述 |
| 2.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 |
| 2.1.1 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生态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征 |
| 2.1.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与特征 |
| 2.2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 |
| 2.2.1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思考 |
| 2.2.2 生态旅游驱动并引发环境问题的辨析 |
| 2.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理论架构 |
| 2.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法理学理论分析 |
| 2.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 2.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伦理学理论分析 |
| 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内容体系分析 |
| 3.1 生态旅游资源适于法律规制的特征分析 |
| 3.1.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浅析 |
| 3.1.2 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属性再检视 |
| 3.2 生态旅游资源的法律关系主体分析 |
| 3.2.1 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益关系主体识别 |
| 3.2.2 生态旅游资源利益主体的冲突起源 |
| 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静态分析 |
| 3.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微观分析 |
| 3.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宏观分析 |
| 3.4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动态分析 |
| 3.4.1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3.4.2 生态旅游资源管理运营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4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难点剖析 |
| 4.1 我国旅游业发展及其法制建设现状概述 |
| 4.1.1 我国旅游业发展总体态势 |
| 4.1.2 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总体状况 |
| 4.2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及其法制化进程总揽 |
| 4.2.1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总述 |
| 4.2.2 我国生态旅游的法制体系框架 |
| 4.3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剖析 |
| 4.3.1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案例总结分析 |
| 4.3.2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透析 |
| 5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的健全 |
| 5.1 从法治视角溯源探究旅游规划实质 |
| 5.1.1 旅游规划的缘起与本质 |
| 5.1.2 旅游规划法治体系的诉求与甄别 |
| 5.1.3 旅游规划立法的导向性演进历程 |
| 5.2 境外旅游规划立法概况与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2 日本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3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4 国际组织有关旅游规划的公约协定 |
| 5.2.5 域外旅游规划立法给予我国的启示 |
| 5.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实现 |
| 5.3.1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与发展背景概况 |
| 5.3.2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的现实问题剖析 |
| 5.3.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防控因应 |
| 6 生态旅游资源公共治理的法律建构 |
| 6.1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工具——旅游环境税的建构设想 |
| 6.1.1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原则与目的 |
| 6.1.2 旅游环境税构建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6.1.3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分析 |
| 6.1.4 建构旅游环境税制度的具体设想建议 |
| 6.2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平台——国家公园体系的建构设想 |
| 6.2.1 当前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
| 6.2.2 国外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的启迪 |
| 6.2.3 基于制度可持续性视角的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立法建议 |
| 6.3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对象——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设想 |
| 6.3.1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 6.3.2 利益相关者关系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
| 6.3.3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研究 |
| 6.3.4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 生态旅游资源损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
| 7.1 以保障视角创新旅游环境权益法律制度的理念转变 |
| 7.1.1 旅游环境权概念立意 |
| 7.1.2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分析 |
| 7.1.3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识别和认定 |
| 7.1.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
| 7.2 从法律适应性角度看旅游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可行性 |
| 7.2.1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7.2.2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化探讨 |
| 7.3 基于司法救济渠道重构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再审视 |
| 7.3.1 旅游生态补偿的驱动机理 |
| 7.3.2 旅游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 |
| 7.3.3 旅游生态补偿的内容实质 |
| 7.3.4 旅游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劳动条件恶劣恶果累累（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21(12)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3]建国初期武汉纺织工人状况研究（1949-1957）[D]. 门世恩.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D]. 唐书哲. 南京大学, 2019(01)
- [5]日本对沦陷区的矿业掠夺与劳工问题论析[J]. 向明亮. 兰州学刊, 2018(12)
- [6]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父亲形象比较研究[D]. 方善熙. 辽宁大学, 2018(02)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8]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9]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D]. 毛振阳. 山西大学, 2018(04)
- [10]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D]. 胡科翔. 重庆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