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伦在华投资策略与现状（论文文献综述）
周希禛[1]（2021）在《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文中提出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均普遍存在,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研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有企业为当地GDP、就业以及资本市场总额作出了突出贡献。传统上看,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演变,国有企业在能源航天、船舶制造、汽车工业以及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体,开展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显着,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有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福布斯全球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排行榜,还是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有控股企业比例正逐年提升。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许多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都对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寄予很高的厚望。因为国有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力度较大,并且具有整体战略眼光和国内外市场影响力,所以这些政府需要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国际化发展,并带动中小民营企业共同创新发展。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目前,国际环境伴随着新冠疫情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就是科技创新。过去通过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自身再不断学习和积累,我国科技实力从“跟跑”“并跑”并向着“领跑”超越,在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从多方面加以阻挠,我国必须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超百万人,拥有高科技人才超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国有企业必须发挥创新功能,在举国体制中发挥中坚作用,率先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率先建成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设科技创新“特区”,努力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牢牢掌握主导权。从理论上来讲,国有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应该具有创新功能。比如,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公共部门和企业属性,可以作为体现国家创新意志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战略技术领域完成国家“创新”使命。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创新研发投入和培育一批私营企业难以冒险承担的新兴产业,协助国家实施产业创新政策。同时,国有企业可以提供足够的“耐心资本”解决基础研究密集产业市场失灵问题。此外,国有企业和政府有着“天然关系”,这种关系使国有企业在公共投资、创新网络和创新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国有企业能够更积极地融入公共创新网络和探索新的知识。尽管如此,国内外一些主流观点基于西方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不适合创新,或对其创新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国有企业仍抱有“效率低”“行业垄断”“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看法。因此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对澄清上述争论,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创新理论、普适性的国有企业创新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首先从世界大范围角度考察国有企业存在的作用,即国有企业的传统功能,再通过对历史资料梳理总结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演变进程;其次,通过剖析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辑和梳理相关文献,把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定位在五个方面:知识管理、创新政策工具、原创技术策源地、技术预见、开放式创新组织者。第一,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知识管理上。国有企业因其能够提供“耐心资本”、自身平台优势以及网络优势,有助于知识的长期累积、知识获取和创造和知识传播。第二,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创新政策工具上。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可以把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创新中承担的职能合为一体,解决创新政策组合中各参与者间协调问题,发挥创新政策工具作用。第三,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原创技术策源地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人才高地、科技创新“特区”是必然要求,而且国有企业对于攻克原创技术、“卡脖子”技术这种目标导向的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基础研究则是攻克原创技术的基石,国有企业是承担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第四,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技术预见上。国有企业是国家重大创新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是创新政策的支撑工具,其中本身也包含了与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过程,从而依靠这种过程机制选择能产生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技术研究领域和通用技术。技术预见活动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本身具有社会特征,不是一般中小企业能够承担的,大型国有企业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协同政府组织开展技术预见活动,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其中把握未来技术的发展机会,确定创新投资策略。同时,在技术预见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将开展项目清单和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结合企来,与不同参与者沟通交流并达成共识,以解决国家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实现问题。第五,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开放式创新组织者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掌握了许多优势资源,具有庞大的创新网络,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网络,整合国内外经济资源和要素,充分联合各创新主体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为了验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相关定位,本文采用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相关定位进行了验证,进一步证实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首先,本文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归纳了一个二元框架分析了国有企业作为创新政策工具这一创新功能定位。在这基础之上,本文对电力行业的三家世界500强企业,分别是瑞典大瀑布集团、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以及印尼电力公司进行案例分析。结论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所以国有企业和创新政策之间也有多种互动形式。鉴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治理情况,瑞典大瀑布集团和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是系统性创新者,而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则是独立创新者。所以,国有企业不仅仅能作为独立创新者,还可以作为创新政策工具,嵌入到国家创新系统中协调各个参与者推动创新变革,最终成为系统创新者。因此,在研究国有企业问题时,需要考虑到宏观层面的治理因素。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微观组织特性（企业创新能力、组织惯例等）对于国有企业成为系统性创新者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条件,比如政策协调能力等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成为独立创新者,还是系统性创新者。其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作用。本文使用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央企、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并从创新功能视角研究了知识溢出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央企在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上都具有最佳的表现。并且,央企在样本期内的平均通用性指数要高于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反映了央企承担了较多的基础研究;在制造业行业,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但在非制造业行业中,这种现象不明显;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在创新数量和质量上并没有明显差异。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较高,其中以广东和安徽省最为突出,而在东北、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相对较弱;相对于私有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水平较高。总体来说,国有企业和私有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相对地方国企,央企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国有企业开展ESG活动越多,对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也越大。但是,相对央企和私有其他企业,ESG对地方国企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升作用较大。这些发现证明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且在央企和地方国企上具有不同体现。结论对理解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使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期间更好地发挥创新功能具有启示意义。最后,本文详细探究了五个典型创新型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挪威、法国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概括来说,芬兰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国有资本支撑“创新型国家”;瑞典国有企业创新功能主要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挪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推动整体产业创新;法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协助各类企业创新创业及知识探索;新加坡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成为积极活跃的国有投资者。这五个国家中都有数量较多的国有企业,虽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和我国的国有企业相比还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创新功能发挥上还是具有较多的共通性的。并且,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依据所在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对其创新功能做出了较好的定位,对其成为位列世界榜首的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启示有: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在支持和培育创新上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和结构,使其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积极建立科技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环境;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组织者作用;积极担当知识创造和传播者。本文论证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并从宏观、微观、历史、现状等多层面多角度展开研究,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进行定位,并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本文结论肯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创新功能,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关于国有企业创新问题的争论,为国有企业更好的发挥创新功能应对为来的挑战,为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叶纯[2]（2021）在《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影响》文中研究说明
胡云莉[3]（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陈熔[4]（2019）在《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规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托有财富管理的功能,而慈善事业需要永续的资金支持,因此二者从本质上有天然的一致性。从供求关系上看,信托财产管理的天然属性与慈善事业保值增值的需求自然契合。在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简称《慈善法》）施行后,国内慈善信托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发挥信托受托人,尤其是作为金融专业机构的信托公司在慈善信托财产管理中的优势,“运营慈善财产对外投资达到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是否应该成为法律规范和促进的目标价值,又如何对受托人的投资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规制等法律问题已然成为新时代慈善事业与信托事业的重要命题。2017年7月26日,为解决慈善信托领域的突出问题,银监会和民政部联合制定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对外公布,随后,2018年10月25日民政部部务会议通过《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将慈善信托投资规范的问题归纳为“能不能投”与”该怎么投”。“能不能投”主要关注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信托财产属于哪个法律主体,信托财产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性等。“怎么投”主要从内部治理与金融监管两个方面加以规范。从内部治理上看,信托制度中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与慈善信托制度中监察人制度对于慈善信托中受托人的对外投资至关重要。信义义务需要具体细化以符合“谨慎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监察人制度应设定机制以避免其与受托人串通,进而危害受益人的利益。从金融监管上看,投资者适格性、信息披露以及市场投资运作的规范框架是对慈善信托监管的主要手段。投资者适格性是分类监管的依据基础,根据不同的适格性赋予受托人不同的责任要求。同时,应该完善信息披露,采用“双报告核对”的方式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与可理解,进而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对于关联交易采取相对禁止的态度,以求构建恰当的慈善信托财产之“市场运作”的框架。慈善事业的发展事关人类幸福的绵延,慈善信托作为实现慈善目的的一种制度路径,应发挥出其特殊的贡献,而其中财产投资的规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筛选、分析并归纳相关案例与文献,总结出“性质厘清”、“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作为一般的解决思路,为慈善信托财产的投资规范问题“框定”了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可行性的“实施框架”,在此框架中的慈善信托财产得以实现保值增值,由此,慈善信托的幸福传承目的获得制度性保障。
詹宝军[5]（2019）在《A成品油销售企业合资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1月中缅油气管道全线贯通,2017年8月云南省第一家炼化企业建成投运,这对国家调整优化能源布局、保障能源战略安全、缓解西南地区能源紧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云南省成品油市场带来了大的影响。此外,近年来国家成品油零售领域开放力度逐渐加大,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第三种出行方式的渐成规模,可替代能源的不断兴起,企业规模扩张及运营成本的不断增加,这些都给云南省A成品油销售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立足于A成品油销售企业目前发展规模、质量、当前企业发展战略,结合宏观微观发展环境、自身优劣势等,借鉴成品油销售企业中外合资成功案例,并利用战略管理理论和战略分析工具,研究提出了A成品油销售企业基于FDI的合资战略组合措施,包括调整优化组织结构,采取规模化发展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以及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策略等,以期对A成品油销售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于峰[6]（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研究说明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刘刚[7]（2018）在《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最为显着的的表现形式,对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业国际发展水平提升成为我国强国发展的重要任务。汽车产业作为制造业的主要构成,具有对各相关产业较强的关联和带动效应,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已成为支柱产业。我国作为拥有全球第一汽车市场的汽车大国,自我国汽车产业诞生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通过与国外知名企业合资合作,依托国内广阔的汽车市场,我国汽车产业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各大跨国合资汽车企业加快在华的产能布局,国内自主品牌也在加快扩产步伐,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增速已逐渐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或将进一步激化。国际市场环境、国家战略导向、自身发展需求,都在促进我国汽车企业探索加快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海外优质资产和先进技术,学习海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吸收海外优秀国际化创新人才,增强我国汽车品牌的国际竞争力,这已成为我国汽车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论文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的梳理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需要,深入分析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区位选择、战略选择等文献成果,综合分析提炼适用于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理论体系借鉴,为深入研究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框架基础。通过回顾中国汽车企业的发展历程,结合不同时间的代表特征将其划分为基础发展、全面提升、快速发展和外向探索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一并探讨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探索与发展。逐项收集并系统的总结分析了国内汽车市场销量排名靠前且已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汽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践,发现中国汽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差异特征,如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发展速度快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国际出口贸易基础,并与出口贸易存在互补关系;中国汽车企业都注重技术的获取和升级,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以支撑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持续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向和进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导向影响效果较为明显。差异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主体多元和发展程度不平衡;中国汽车企业基于自身不同的相对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不同;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程度不同,部分企业仍以市场机会导向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缺少长期的竞争策略和发展目标。本论文结合国内外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与分类,梳理出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现状和演进轨迹,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区分为生产性海外投资模式和非生产性海外投资模式,并进一步细分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三个层级和八项种类,逐项分析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各项模式的种类与特征。构建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层级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基于母国、东道国和企业三种视角区分的影响投资模式选择下的十二项关键因素。通过对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海外设厂、跨国并购及海外研发中心的区位分布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分析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特征。运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进行了理论扩展,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综合优势四大维度,阐述并分析了影响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十三项重要因素。择取了除企业自身因素外的九项因素对中国汽车企业投资重点目标区域的主要被投资国,包括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合计17个国家的区位选择优势展开了有针对性的逐项分析。本论文较为系统的研究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相关理论、发展现状、分析模型,并对中国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综合理论分析。首先,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分别总结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面的发展现状,认为当前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各主要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缺乏长远的战略布局和系统的科学分析。其次,在对企业战略理论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将经典企业战略理论与现代企业战略理论进行有机融合,实现二者的理论优势互补,构建了基于钻石理论的SWOT分析模型,对中国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从无法控制的机会要素维度之外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以及政府政策五大维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随着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有助于促进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预期收益。在梳理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的基础上,筛选并阐述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政府政策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和经营决策风险等关键风险,结合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典型风险案例分析,为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应对提供有益启示。在综合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围绕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的模式选择、区位选择、战略选择及主要风险,从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个角度整合阐述了详细的对外直接投资参考原则和建议。在论文的最后,对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对未来研究所需的努力方向进行了展望。
刘小璐[8]（2018）在《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率持续下降,如何运用私人银行带动商业银行利润可持续增长,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加之,我国商业银行私行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盈利模式产品及服务品种单一且同质化严重、风险评估过于简单等诸多问题正困扰着各大商业银行私行盈利增长。为此,其等纷纷采取措施,对盈利模式积极创新。然而,我国发展商业银行私行时间尚短且与国外私行存在一定差异,在实践中既缺乏足够理论指导,又不能照搬国际经验。上述创新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效果良莠不齐。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了数据对比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工商银行私行、招商银行私行、中国银行私行、兴业银行私行等国内知名商业银行私行当前采取的创新型盈利模式,以探索国内商业银行私行盈利模式未来改进方向。研究发现:动态化管理和评估客户及产品风险,提供综合化、专业化、定制化的稀缺性增值服务,深入挖掘互联网技术,加强综合资产管理能力等可以有效带动国内商业银行私行盈利增长,提升其竞争力;管家式服务较少、定价方式以收取手续费为主、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缺失和漏洞等制约了国内商业银行私行进一步盈利。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论文建议国内商业银行私行可以通过坚持动态化管理和评估客户风险、将提供“稀缺性”增值服务作为商业银行私行服务体系的核心、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经营、提升资产管理和财富规划能力、采取“个性+混合”定价模式、加强监管等措施建立更合理盈利模式、创造更多利润。
易江玲[9]（2015）在《制度环境变迁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烙印视角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杰[10]（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表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二、英伦在华投资策略与现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伦在华投资策略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 |
| 2.1.2 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
| 2.1.3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创新研究 |
| 2.1.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2.2 国有企业功能及演变 |
| 2.2.1 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的传统功能 |
| 2.2.2 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演进 |
| 2.3 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 |
| 2.3.2 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制度-战略-政策”功能 |
| 2.3.3 “使命导向型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4 “创新型企业”理论 |
| 第3章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实践、定位和意义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的实践经验 |
| 3.1.1 宏观层面: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 |
| 3.1.2 中观层面: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
| 3.1.3 微观层面:成为创新型企业 |
| 3.2 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定位 |
| 3.2.1 知识管理 |
| 3.2.2 创新政策工具 |
| 3.2.3 原创技术策源地 |
| 3.2.4 技术预见 |
| 3.2.5 开放式创新组织者 |
| 3.3 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的重要意义 |
| 3.3.1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
| 3.3.2 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意义 |
| 3.3.3 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 |
| 3.3.4 对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意义 |
| 第4章 国有企业的创新政策工具作用——跨国案例比较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4.2.1 国有企业与创新政策 |
| 4.2.2 国有企业创新角色分类 |
| 4.3 案例选择与概述 |
| 4.3.1 全球能源电力行业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
| 4.3.2 案例企业创新角色概述 |
| 4.4 案例分析与讨论 |
| 4.4.1 系统创新者:瑞典大瀑布集团和中国国家能源集团 |
| 4.4.2 独立创新者: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
| 4.5 案例启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4.5.1 案例启示 |
| 4.5.2 未来研究展望 |
| 第5章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知识外溢和ESG效应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5.2.1 制度背景、所有权性质与创新 |
| 5.2.2 知识溢出、ESG与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国有企业创新的特征事实分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控制内生性后回归结果 |
| 5.4.4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影响 |
| 5.4.5 相关机制分析 |
| 5.5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创新型国家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与启示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创新型国家中国有企业地位和设立目的 |
| 6.2.1 创新型国家国有企业地位 |
| 6.2.2 创新型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 |
| 6.3 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经验 |
| 6.3.1 芬兰:国有资本支撑“创新型国家” |
| 6.3.2 瑞典: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
| 6.3.3 挪威:推动产业创新 |
| 6.3.4 法国:协助各类企业创新创业以及知识探索 |
| 6.3.5 新加坡:积极活跃的国有投资者 |
| 6.4 对我国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的启示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促进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的建议 |
| 7.2.1 加强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布局 |
| 7.2.2 使国有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 |
| 7.2.3 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现代产业链“链长”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规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研究体系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权限及其范围的法律适用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权限与范围的法律适用 |
| 一、慈善及信托规范中就信托财产“用途”等事项的法律适用 |
| 二、慈善及信托规范中关于“受托人权限”等事项的法律适用 |
| 三、我国相关市场案例以及司法判决对于该等问题的理解 |
| 第二节 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方式与规范的主要问题 |
| 一、慈善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特殊性”尚待进一步予以澄清 |
| 二、慈善信托项下围绕信托财产关系的“治理要素”尚待商榷 |
| 三、慈善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市场化运作”的规制尚待优化 |
| 第二章 我国法律语境下慈善信托财产的学理定性辨析及其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慈善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法律特性 |
| 一、各法域对于信托财产法律属性认定的主要理据 |
| 二、比较法视阈下慈善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特殊属性考察 |
| 三、慈善信托财产之法律特性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关注要素 |
| 第二节 该等财产具有社会公共资本属性的法律定性辨析 |
| 一、信托财产独立性与财团法人相关理论的实践基础辨析 |
| 二、社会公益法维度下域外经验与理论学说的借鉴与评析 |
| 三、在我国提出社会公共资本属性论点的法理及实践基础 |
| 第三章 信托财产关系视阈下受托人与监察人之义务规范的完善 |
| 第一节 慈善信托项下受托人信义义务之法律适用的细化 |
| 一、慈善信托规范下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涵及其辨析 |
| 二、金融信托规范下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涵及其辨析 |
| 三、慈善信托项下受托人审慎投资之规范细化的完善路径 |
| 第二节 慈善信托项下监察人监察职能之制度规范的优化 |
| 一、我国信托监察人制度的主要政策背景及制度施行现状 |
| 二、慈善与公益信托比对语境下监察人制度的耦合性分析 |
| 三、慈善信托监察人对信托财产投资方式的规范机制优化 |
| 第四章 我国慈善信托就信托财产进行市场化运作之监管机制的健全 |
| 第一节 慈善法与金融法视阈下的适格性问题与投资原则 |
| 一、慈善目的视阈下金融市场适格投资者适格性的再考察 |
| 二、金融安全视阈下慈善信托财产市场化运作的规范框架 |
| 三、以适格性问题类型化探讨为前提的慈善信托投资原则 |
| 第二节 慈善法与金融法视阈下信披机制的有效对接路径 |
| 一、慈善信托规范下信息披露的基本原理及其适用的场景 |
| 二、市场投资规范下信息披露的差异化要求以及法律责任 |
| 三、慈善法与金融法视阈下信息披露机制的有效对接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A成品油销售企业合资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石化行业中外合资实践 |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概念 |
| 2.1 战略管理理论 |
| 2.1.1 企业战略 |
| 2.1.2 企业战略管理 |
| 2.2 战略管理工具 |
| 2.2.1 PEST分析 |
| 2.2.2 波特五力分析 |
| 2.2.3 SWOT分析 |
| 2.3 合资理论 |
| 2.3.1 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资源依赖理论 |
| 2.3.3 资源基础理论 |
| 第三章A成品油销售企业现状 |
| 3.1 A成品油销售企业发展历史沿革 |
| 3.1.1 第一阶段:改制重组时期(1999-2003) |
| 3.1.2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时期(2004-2008) |
| 3.1.3 第三阶段:稳健发展时期(2009-2018) |
| 3.2 A成品油销售企业生产经营现状 |
| 3.2.1 组织机构设置 |
| 3.2.2 业务管控模式 |
| 3.2.3 业务发展现状 |
| 3.2.4 当前发展规划 |
| 3.2.5 经营效益分析 |
| 第四章 内外部环境分析及结论 |
| 4.1 PEST分析 |
| 4.1.1 政治与法律环境分析 |
| 4.1.2 经济环境分析 |
| 4.1.3 社会环境分析 |
| 4.1.4 技术环境分析 |
| 4.2 波特五力分析 |
| 4.2.1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分析 |
| 4.2.2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分析 |
| 4.2.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分析 |
| 4.2.4 替代品的威胁分析 |
| 4.2.5 同业竞争者的威胁分析 |
| 4.3 A成品油销售企业SWOT分析 |
| 4.3.1 优势 |
| 4.3.2 劣势 |
| 4.3.3 机遇 |
| 4.3.4 威胁 |
| 4.4 分析小结 |
| 4.4.1 网络发展受限,市场份额难以提升 |
| 4.4.2 主营业务相对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
| 4.4.3 营管理成本过高,盈利能力难以维持 |
| 4.4.4 客户服务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突出 |
| 第五章 A成品油销售企业合资战略 |
| 5.1 合资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5.1.1 SA公司概况 |
| 5.1.2 SA公司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
| 5.1.3 双方利益诉求的一致性与合资的互补性 |
| 5.2 合资战略的目标及重点内容 |
| 5.2.1 合资战略的目标 |
| 5.2.2 合资战略的主要内容 |
| 5.3 合资战略的保障措施 |
| 5.3.1 积极争取加快合资进程 |
| 5.3.2 积极协调地方政府给予优惠政策 |
| 5.3.3 积极争取“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运作模式 |
| 5.3.4 争取成品油资源遵循市场化定价机制 |
| 5.3.5 保留核心队伍,维护员工队伍正常权益 |
| 5.3.6 力争将与运输公司的合作纳入合资条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局限性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7）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宏观环境 |
| 1.1.2 选题的产业背景 |
| 1.1.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
| 1.2.1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2.2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3 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1.3.2 本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汽车企业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 |
| 2.1.3 跨国公司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基础理论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
| 2.3.2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文献综述 |
| 2.3.3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研究文献综述 |
| 2.3.4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文献综述 |
| 2.3.5 对外直接投资建议及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文献归纳 |
| 2.4.2 本论文研究可借鉴理论内容总结 |
| 第3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程与特征概述 |
| 3.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 |
| 3.1.1 中国汽车企业的基础发展阶段(1953-1978) |
| 3.1.2 中国汽车企业的全面提升阶段(1979-1993) |
| 3.1.3 中国汽车企业的快速发展阶段(1994-2001) |
| 3.1.4 中国汽车企业的外向探索阶段(2002-至今) |
| 3.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践 |
| 3.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特征 |
| 3.3.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汽车出口互辅互补 |
| 3.3.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 |
| 3.3.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但增长迅速 |
| 3.3.4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发展程度不均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
| 4.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模式选择类型 |
| 4.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现状 |
| 4.2.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层级分类 |
| 4.2.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演进特点 |
| 4.2.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现状分析 |
| 4.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影响因素 |
| 4.3.1 母国因素 |
| 4.3.2 东道国因素 |
| 4.3.3 企业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 5.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 |
| 5.1.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演变 |
| 5.1.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现状 |
| 5.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
| 5.2.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现状特征 |
| 5.2.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 5.2.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主要区域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
| 6.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现状 |
| 6.1.1 国家层面的中国汽车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
| 6.1.2 行业层面的中国汽车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
| 6.1.3 企业层面的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
| 6.1.4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小结 |
| 6.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模型构建 |
| 6.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模型分析 |
| 6.3.1 生产要素的SWOT分析 |
| 6.3.2 需求条件的SWOT分析 |
| 6.3.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SWOT分析 |
| 6.3.4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表现的SWOT分析 |
| 6.3.5 政府政策的SWOT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案例 |
| 7.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 |
| 7.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涵义 |
| 7.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类 |
| 7.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 |
| 7.2.1 关键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
| 7.2.2 次关键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
| 7.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案例与启示 |
| 7.3.1 上汽集团投资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案例 |
| 7.3.2 吉利汽车与马来西亚IGC集团合作建厂案例 |
| 7.3.3 案例分析带来的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参考建议 |
| 8.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原则与建议 |
| 8.1.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原则 |
| 8.1.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参考建议 |
| 8.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则及建议 |
| 8.2.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般性原则 |
| 8.2.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参考建议 |
| 8.3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参考原则与建议 |
| 8.3.1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参考原则 |
| 8.3.2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参考建议 |
| 8.4 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
| 8.4.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服务支持 |
| 8.4.2 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推进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服务 |
| 8.4.3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协同合作 |
| 8.4.4 建设国际人力体系,加速对外直接投资人才培养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8）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
| 2.2 私人银行盈利模式 |
| 2.3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 |
| 第3章 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的因素及问题 |
| 3.1 概述 |
| 3.2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的运行机理 |
| 3.3 当前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的三大因素 |
| 3.4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研究 |
| 4.1 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 |
| 4.2 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 |
| 4.3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 |
| 4.4 兴业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 |
| 4.5 小结 |
| 第5章 对策建议 |
| 5.1 坚持采用能够动态化管理和评估客户风险的盈利模式 |
| 5.2 将提供“稀缺性”增值服务作为商业银行私行盈利模式服务的核心 |
| 5.3 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盈利模式 |
| 5.4 提升盈利模式的资产管理和财富规划能力 |
| 5.5 采取“个性+混合”的盈利模式定价方式 |
| 5.6 加强监管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 结语 |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英伦在华投资策略与现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D]. 周希禛. 吉林大学, 2021
- [2]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影响[D]. 叶纯. 江南大学, 2021
- [3]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4]我国慈善信托财产投资规范论[D]. 陈熔.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A成品油销售企业合资战略研究[D]. 詹宝军.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6]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8(04)
- [8]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创新型盈利模式的研究[D]. 刘小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4)
- [9]制度环境变迁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烙印视角的研究[D]. 易江玲. 南京大学, 2015
- [10]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