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联合国被逼下台（论文文献综述）
朱鸣明[1]（2020）在《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分析》文中认为叙利亚是战后法国追求重返世界一流大国行列、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舞台之一。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法国积极介入叙利亚问题。本文概述了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萨科齐政府、奥朗德政府的叙利亚政策,着重分析了马克龙政府的叙利亚政策。与萨科齐政府和奥朗德政府对叙利亚问题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同,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不再以推翻巴沙尔政权为优先目标,而是把打击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放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首要位置,重视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法国在对跨越“红线”行为进行惩罚的同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积极推动叙利亚各方谈判。对马克龙政府的叙利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应对美国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博弈;应对欧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解决难民危机及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维护法国在叙利亚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及马克龙本人的执政风格。尽管马克龙政府积极地介入叙利亚问题,但因受到自身实力与其战略目标不匹配的限制,法国难以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
金海洋[2]（2020）在《也门冲突及其解决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11年1月开始的也门冲突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也门国内各派系就如何转型实现政治过渡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冲突;另一个则是2015年3月26日开始的,因沙特阿拉伯率领联军向胡塞武装发起“果断风暴”空中军事打击而导致的冲突国际化阶段。也门冲突在第一阶段仅是党派利益之争,但冲突国际化之后,就变成了沙特、伊朗、阿联酋等国之间的的地缘政治之争和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也门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海上航运贸易大国以及经红海进、出口油气资源等货物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也门冲突影响,因此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随着也门局势不断恶化,域外国家出于政治上扩大地区影响力、经济上获取利润丰厚的军售订单、安全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等原因,相继直接或间接卷入也门冲突,给也门政治过渡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也门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并从国内、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探究也门冲突解决路径的得与失。也门冲突目前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为实现政治过渡,各方大致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优势方将其余势力兼并或一举消灭,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其二则是由具有压倒性实力的一个或数个大国出面,威慑也门国内各方和地区国家回到谈判桌上,并以强制力威胁试图破坏和谈的派系或地区国家,最终主导和平实现也门政治过渡的进程。
陈长伟,牛大勇[3]（2019）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文中提出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国民党残军撤离金三角地区、美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在正常交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负责人雷·克莱恩频频充当秘密协调双方政策的中间人。"邦迪—克莱恩—蒋经国"之间的联系,成为肯尼迪与蒋介石沟通的幕后管道,使得美台双方在关系紧张的危机时刻得以绕开官僚体制的障碍,在首脑之间形成直接、有效的沟通。这一"秘密外交"渠道的形成既体现了蒋介石对"外交"的高度专权,喜欢绕开"外交部门",指派私人使者进行交涉的风格,也体现了美台之间在冷战格局下要将深刻的矛盾隐藏不露的无奈。
王陈生[4]（2019）在《普京新时期中俄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开启了其总统第三任期,即国内学者通常所称的“普京新时期”。文章立足于研究普京新时期印度因素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历史上印度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做简要回顾;第二部分对普京新时期印度对中俄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分别从积极促进作用和消极阻碍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三部分则针对第二部分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普京新时期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事件频发,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俄罗斯更加注重发展同中国等“东方国家”之间关系,由此中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关系恶化,尤其是同美国对抗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昔日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制约因素即欧美因素逐步弱化。中俄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期。就中俄两国国内而言,2012年中俄两国都顺利进行了领导人换届,新上任的领导人相继提出了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并致力于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2018年,中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连任为中俄战略顺利对接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机遇。与此同时,随着印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印度在欧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俄印三国之间的互动将日益增多。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在给中俄两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贸易、能源、军事安全以及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等方面。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国在追求国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竞争,而非是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只要中俄印三国秉承“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合作观,携手加强在国际、地区等层面的互利共赢合作,三国完全可以将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造福于三国及世界各国人民。
郭雷庆[5]（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认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陈永华（Chan Wing Wah）[6]（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尼尔斯·哈恩,许明杰[7]（2015）在《论美国在利比里亚隐蔽和公开的行动,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3年》文中研究说明一导言和背景1822年,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美国殖民协会建立了利比里亚,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国家,目的是让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回到非洲去"。①为了降低殖民当局的行政成本,减少美国政府的责任,利比里亚于1847年获得了独立。②利比里亚宪法是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其国旗也与美国的国旗相似,只是只有一颗星。③尽管利比里亚拥有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所有外在特征,但它实际上由美国殖民协会和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着间接管理。正如
石峰可[8]（2014）在《英国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研究（1945-1975）》文中指出英国同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关系是英国对外政策中重要而复杂的领域,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更增加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作为战后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主流政党,英国工党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复杂的结构派别因素,对其欧洲一体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1945-1975年间是英国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也是它从世界大国转变为地区强国的阶段。这一时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经历了曲折的起伏演变,充分反映了英欧关系的复杂性和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特殊性。战后,随着美苏两极的崛起和英国的相对衰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贝文和部分工党左翼分子,分别构想了性质和内容各不相同的欧洲“第三势力”政策。然而,冷战的爆发使这两种构想都丧失了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倒向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冷战爆发后,美国力促实现西欧的一体化,民间的欧洲联合运动也风生水起。然而,工党政府却极力维护其政府间合作的既定政策,对50年代初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采取了“支持但不参加”的政策,并一直维持到这个10年的结束。50年代,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得到发展,它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进而为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修正奠定了基础。然而,盖茨克尔修改党章的失败表明,修正主义并未成为多数党员的共识。由于赢得下一次大选是工党的首要目标,因而避免工党在任何问题上的分裂成为了当务之急,欧洲一体化问题也因之未能进入工党的议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工党于60年代初重审了自己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尽管右翼主导的工党领导层倾向于支持保守党政府提出的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出于维护工党团结和争取大选胜利的需要,他们始终表达的是一种“未决”原则和骑墙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工党原来从原则上反对参加欧洲一体化的政策。1964年上台之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开始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由于第一届威尔逊政府时期工党的执政地位十分脆弱,因而其欧洲一体化政策调整的幅度有限,但它却为威尔逊第二届政府时期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跨越奠定了基础。1966年的大选巩固了工党的执政地位,其欧洲一体化政策也因之更趋积极,并由威尔逊的工党政府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第二次申请。虽然加入申请再度遭到拒绝,但工党却并未放弃寻求加入欧共体的目标和努力。工党的坚持终于在戴高乐下台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它却在此时意外地在大选中丧失了执政地位。虽然工党下台后并没有立即转向反对加入欧共体,但这一时期它的左转却对其欧洲一体化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应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分歧,右翼主导的工党领导层相继提出和接受了“反对保守党政府谈得的加入条件”、重新谈判加入条件,和就英国的欧共体成员国资格问题征询人民的意见的政策,不但展现了工党更加爱国和民主的形象,而且有效地维护了工党的团结。1974年再次上台后,工党政府兑现了大选承诺,同欧共体就英国的加入条件展开了重新谈判,并就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通过全民公决,工党实现了保持工党团结、保持工党执政和保持英国留在欧共体内的多重目标。影响英国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因素主要包括：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党内部复杂严重的的派别分歧,英国工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英国竞争性的两党制政治制度,政治家对英国现实利益考量,英国人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观念；英国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基本特点主要是：工党在欧洲一体化道路选择上同保守党具有相似性,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党内部不同派别间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分歧严重,工党在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往往前后矛盾,工党精英同大众之间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时有差异。谋求上台或维持执政的政治需要,是英国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贯穿整个过程始终的一条核心红线。
郑已东[9]（2014）在《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文中提出“合法性”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决定政治权力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面对,又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2011年春天中东地区发生严重动荡,导致了几个政权垮台,埃及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在这次革命浪潮中之所以群体性陷入动乱,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对埃及巨变的解释,不可局限于三年多来发生的政治动荡。置于更长的历史中考察,才能够梳理出埃及二百多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合法性自身运行、变化的规律以及对不同政体下政治权力运行的作用和影响。本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外,共分为五章,分析结构及其框架安排如下导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写作思路和创新点的介绍。第一章“社会转型与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梳理社会转型、合法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基础上,介绍和评析学界有关社会转型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不同观点,阐述本文对社会转型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基本认识,为以下几章的论述打下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以下“王朝自强”、“自由宪政”、“共和新政”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等四章,分别具体探讨了埃及在探索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和历史时期的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以上四章作为论文主体部分,在章节安排上体现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四章分别从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考察了埃及近代以来,在探索民族解放、民族复兴道路,即实现社会转型道路这一根本任务方面所作的努力。合法性说到底是一个认同进而服从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近代以来埃及人民对埃及政府探索转型道路的认同问题。前一阶段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打破权力垄断方面的软弱和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方面的保守,导致这一时代末期的深刻危机,进而促使埃及选择崭新的发展道路。“关于埃及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若干思考”,是论文结论部分。本章在总结、概括上述各章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认为埃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到诸多方而的系统工程,任务繁多,矛盾错综复杂,其间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本章分析了影响埃及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因索,总结埃及了等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实践的特征和类型,论述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发展、改革（主要指政治民主化）与稳定的关系,最后是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王洋[10]（2014）在《“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变迁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以自民党为主导,保革双方对峙的“五五年体制”。自民党“一党优位”达38年之久,但随着自民党内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等各种弊端的爆发,自民党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下台,“五五年体制”宣告终结。在“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出现合纵连横的“平成政治演义”乱象。伴随着政党政治发展,日本政治逐渐出现了一些与“五五年体制”时期不同的新特征,例如政权更替频繁、两大党制趋势愈发明显、政党政治保守化等。而这些特征又导致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这右倾化则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和国家政策方面。通过对政党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日本政治提供一个切入口。日本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发达国家,研究日本的政党政治走向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日本未来的政治发展走向。
二、在联合国被逼下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联合国被逼下台（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 |
| 1.5 文章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马克龙政府制定对叙利亚政策的背景 |
| 2.1 叙利亚危机的爆发 |
| 2.2 萨科齐、奥朗德对叙政策的调整 |
| 2.2.1 萨科齐执政后期的对叙政策 |
| 2.2.2 奥朗德时期的对叙政策 |
| 2.3 马克龙上台时面临的挑战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内容及特点 |
| 3.1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内容 |
| 3.1.1 以打击叙境内恐怖主义为首要任务 |
| 3.1.2 对跨越“红线”行为进行惩罚 |
| 3.1.3 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
| 3.1.4 推动叙利亚各方谈判 |
| 3.2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特点 |
| 3.2.1 突显戴高乐主义 |
| 3.2.2 注重打击叙境内恐怖主义 |
| 3.2.3 注重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 |
| 3.2.4 强调多方合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马克龙政府制定对叙利亚政策的原因 |
| 4.1 国际因素 |
| 4.1.1 应对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 |
| 4.1.2 欧盟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 |
| 4.2 国内因素 |
| 4.2.1 应对难民危机及恐怖主义的威胁 |
| 4.2.2 法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 |
| 4.3 个人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展望 |
| 5.1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评估 |
| 5.1.1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效果 |
| 5.1.2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面临的困境 |
| 5.2 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的未来走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致谢 |
（2）也门冲突及其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框架 |
| 第一章 也门国内主要势力分析 |
| 第一节 哈迪政府 |
| 一、哈迪总统 |
| 二、“伊斯兰改革集团” |
| 第二节 胡塞武装 |
| 一、发展历程 |
| 二、主要领导人 |
| 三、成员构成和意识形态 |
| 第三节 萨利赫集团 |
| 一、萨利赫 |
| 二、全国人民大会党 |
| 三、共和国卫队 |
| 第四节 南方分裂运动 |
| 一、“南方过渡委员会” |
| 二、“安全带武装” |
| 三、也门社会党 |
| 第五节 恐怖组织 |
| 一、“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
| 二、“伊斯兰国” |
| 第二章 也门国内各派系的角逐 |
| 第一节 当代也门冲突的缘起 |
| 一、历史遗留的南北问题 |
| 二、萨利赫与哈迪权力交接问题 |
| 三、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过节 |
| 四、“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崛起 |
| 五、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的矛盾 |
| 第二节 也门国内各党派的选择 |
| 一、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
| 二、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的合作与决裂 |
| 三、南方过渡委员的军事行动 |
| 四、多次和谈 |
| 第三节 国内党派对也门局势发展的影响 |
| 一、国内更加分裂 |
| 二、恐怖主义滋生 |
| 第四节 国内各方相持不下的原因分析 |
| 一、各党派之间互不信任 |
| 二、外部势力的插手 |
| 三、权力和资源分配问题 |
| 四、国家制度的选择 |
| 第三章 地区国家直接干涉也门内部冲突 |
| 第一节 地区国家在也门的利益分析 |
| 一、沙特-阿联酋联盟 |
| 二、伊朗 |
| 第二节 地区国家介入也门事务的做法 |
| 一、沙特联军武力介入 |
| 二、斡旋与分化 |
| 三、伊朗支持胡塞武装扰乱海湾国家后院 |
| 第三节 地区国家介入的影响 |
| 一、对也门战局的影响 |
| 二、对也门各党派影响 |
| 三、对也门经济和民众的影响 |
| 第四节 地区国家介入效果甚微的原因 |
| 一、重武力轻谈判 |
| 二、实力有限无法平定乱局 |
| 三、地区国家间勾心斗角 |
| 第四章 安理会对也门乱局的处理 |
| 第一节 常任理事国与也门的关系和利益 |
| 一、美国 |
| 二、俄罗斯 |
| 三、英国 |
| 四、法国 |
| 五、中国 |
| 第二节 安理会对也门问题的讨论 |
| 一、各方的共识 |
| 二、争论的焦点 |
| 第三节 安理会行动的成果 |
| 一、对也门的影响 |
| 二、对地区国家的影响 |
| 第四节 安理会收效不明显的原因 |
| 一、介入深度有限 |
| 二、介入层面太窄 |
| 三、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蒋介石焦虑之下寻求与美国新总统直接沟通 |
| 二 美国“驻台大使”的棘手之事 |
| 三 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神秘人物” |
| 四 蒋介石与腊斯克冷峻交锋 |
| 五 幕后管道推动肯尼迪亲自介入对台交涉 |
| 六 陈诚代表蒋介石赴美会谈 |
| 七 传递秘密信息的幕后管道 |
| 八 被“秘密外交”管道改变的人生 |
| 结 语 |
（4）普京新时期中俄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文献参考法 |
| 0.3.2 层次分析法 |
| 0.4 难点和创新点 |
| 0.4.1 难点 |
| 0.4.2 创新点 |
| 1 历史上中俄关系中印度因素回顾 |
| 1.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同盟时期 |
| 1.1.1 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 |
| 1.1.2 五十年代印度同中苏的交往 |
| 1.1.3 印度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双重影响 |
| 1.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对抗期 |
| 1.2.1 中苏关系的破裂 |
| 1.2.2 中印边境冲突事件的爆发 |
| 1.2.3 印度促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
| 1.2.4 印度影响中苏关系的条件 |
| 1.3 普京新时期以来中俄关系发展的新变化 |
| 1.3.1 传统外部制约因素的弱化 |
| 1.3.2 中俄合作的新平台 |
| 1.3.3 中俄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石稳固 |
| 小结 |
| 2 普京新时期以来印度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
| 2.1 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有助于中俄关系发展 |
| 2.1.1 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增强 |
| 2.1.2 增强了中俄推动多极化的力量 |
| 2.1.3 缓解了中俄在某些地区利益上的竞争 |
| 2.2 “印度制造”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冲击 |
| 2.2.1 中俄经贸合作的互补性 |
| 2.2.2 印度制造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消极作用 |
| 2.3 印度能源进口战略制约中俄能源合作 |
| 2.3.1 中印对俄能源的需求状况 |
| 2.3.2 影响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的心态 |
| 2.3.3 影响俄罗斯对华能源供应量 |
| 2.4 印度军事发展战略对中俄关系发展构成挑战 |
| 2.4.1 印俄高水平军事合作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
| 2.4.2 印度对中俄军事合作的阻碍 |
| 2.5 “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
| 2.5.1 中俄印三边关系的不稳定性特征 |
| 2.5.2 中国处在“中俄印”三边关系中的不利地位 |
| 2.5.3 俄罗斯在“中俄印”三边关系中的三种选择方式 |
| 小结 |
| 3 中俄应对印度因素消极影响的措施 |
| 3.1 共谋整体利益、共促多极化发展 |
| 3.1.1 合作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民主化 |
| 3.1.2 维护国际自由贸易及多边贸易体系 |
| 3.1.3 在多对三边关系中平衡“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 |
| 3.2 共同推进欧亚地区发展 |
| 3.2.1 合力打击欧亚地区极端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
| 3.2.2 协力推进欧亚地区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发展 |
| 3.3 三国应趋利避害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 |
| 3.3.1 塑造积极的合作观 |
| 3.3.2 推动三国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对接 |
| 3.3.3 加强三方能源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8）英国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研究（1945-197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前史回顾 |
| 三、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和概念说明 |
| 五、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探索与形成：60年代之前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1945-1959)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工党的“第三势力”主张与活动 |
| 一、贝文的欧洲“第三势力”构想与政策 |
| 二、工党左翼的社会主义“第三势力”活动 |
| 第二节 冷战爆发后工党的政府间合作政策 |
| 一、冷战爆发后工党对欧政策的调整 |
| 二、欧洲一体化初期工党“支持但不参加”的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重审与修正：盖茨克尔后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1959-1963) |
| 第一节 工党的修正主义及对其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影响 |
| 一、工党内部修正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盖茨克尔修改党章的尝试与失败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前后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
| 一、首次申请提出前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重新评估 |
| 二、工党在英国加入欧共体问题上的分歧与骑墙态度 |
| 三、大选风向转变后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调整与跨越：威尔逊前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1964-1970) |
| 第一节 1964-1966年间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调整 |
| 一、工党的上台及其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调整 |
| 二、工党调整其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1966-1970年间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跨越 |
| 一、工党与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二次申请 |
| 二、再次被否决后工党寻求加入欧共体的持续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转向与分化：威尔逊后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1970-1975) |
| 第一节 1970-1974年间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转向 |
| 一、工党的左转及其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转向 |
| 二、工党内部的分歧和全民公决的提出与被接受 |
| 第二节 重新谈判和全民公决时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
| 一、重新谈判时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
| 二、全民公决时期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影响因素和基本特点 |
| 第一节 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影响因素 |
| 一、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二、工党内部复杂严重的派别分歧 |
| 三、英国工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 |
| 四、英国竞争性的两党制政治制度 |
| 五、政治家对英国现实利益的考量 |
| 六、英国人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观念 |
| 第二节 工党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基本特点 |
| 一、工党在欧洲一体化道路选择上同保守党具有相似性 |
| 二、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三、工党内部不同派别间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分歧严重 |
| 四、工党在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往往前后矛盾 |
| 五、工党精英同大众之间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时有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9）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文献 |
| 第三节 篇章结构及其逻辑关系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政治合法性问题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概说 |
| 第二节 埃及社会转型分析：比较政治学的视角 |
| 第三节 政治合法性 |
| 第四节 埃及社会转型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
| 第二章 王朝自强——以改革实现执政合法化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 |
| 第二节 阿里王朝新政 |
| 第三节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 |
| 第四节 阿里王朝后期的危机与奥拉比运动 |
| 第五节 对阿里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自由宪政——以改革应对合法性危机 |
| 第一节 殖民统治下的危机与埃及智力的觉醒 |
| 第二节 伊斯兰改革运动 |
| 第三节 世俗民族主义运动 |
| 第四节 自由宪政失败与旧秩序的崩溃 |
| 第五节 自由宪政时期政府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四章 共和新政——从革命合法化到改革的合法化 |
| 第一节 自由宪政实验的失败与旧秩序的崩溃 |
| 第二节 纳赛尔时代——开启共和与社会主义实验 |
| 第三节 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全方位转型 |
| 第四节 穆巴拉克时代——走向现代化 |
| 第五节 共和新政时期政府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五章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合法性危机与合法性重建 |
| 第一节 阿拉伯之春运动 |
| 第二节 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过渡时期埃及的政治局势 |
| 第四节 穆尔西政府——伊斯兰道路的实践 |
| 第五节 对穆尔西政府政治合法性及其合法性危机的分析 |
| 结论 关于埃及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过渡阶段——政治转型与政治合法性转型 |
| 第二节 影响埃及政治转型的因素 |
| 第三节 埃及政治转型的前景分析 |
| 第四节 威权主义与埃及民主转型 |
| 参考文献 |
（10）“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变迁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政党政治变迁过程 |
| 第一节 日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性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五五年体制”的形成及其终结 |
| 一、“五五年体制”及其特点 |
| 二、“五五年体制”的终结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 |
| 一、“非自民”联合政权 |
| 二、从“保革联立”到“保保联立” |
| 三、小泉内阁 |
| 四、自民党“后小泉时代” |
| 五、民主党的执政 |
| 六、自民党的重新执政 |
| 第二章 “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特点分析 |
| 第一节 政权更替频繁化 |
| 一、政权更替频繁化特点 |
| 二、政权更替频繁化原因 |
| 第二节 政党“两大党制”趋势化 |
| 一、“两大党制”的形成 |
| 二、“两大党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政党政治“总体保守化” |
| 一、“总体保守化”表现 |
| 二、“总体保守化”原因 |
| 第三章 政党政治保守化的表现—一日本政治右倾化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的右倾化民族主义 |
| 一、政党政治领域的民族主义政治观的加剧 |
| 二、大众层面上的政治情绪“右转” |
| 三、文化教育领域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潮 |
| 四、大众传媒的右倾化 |
| 第二节 国家政策右倾化 |
| 一、和平宪法 |
| 二、防卫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在联合国被逼下台（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龙政府对叙利亚政策分析[D]. 朱鸣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2)
- [2]也门冲突及其解决路径研究[D]. 金海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3]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J]. 陈长伟,牛大勇. 美国研究, 2019(04)
- [4]普京新时期中俄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研究[D]. 王陈生. 辽宁大学, 2019(01)
- [5]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6]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论美国在利比里亚隐蔽和公开的行动,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3年[A]. 尼尔斯·哈恩,许明杰.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总第四辑, 2015
- [8]英国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研究（1945-1975）[D]. 石峰可.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9]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D]. 郑已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8)
- [10]“五五年体制”终结后日本政党政治变迁及其影响研究[D]. 王洋.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