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吕程[2]（2021）在《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不断影响着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优边界以及行为决策,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而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财政分权制度体系,是政府部门治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制度工具和支柱,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央地政府间的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其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而产生的激励制度。由于央地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和供给不足等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经济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可以依据辖区的区位优势、产业格局以及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政府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引致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引导经济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增强,刺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并最终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纵观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制度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平衡发展。目前,我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以助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成为现阶段重要的议题。因此,如何科学研判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获得财政分权制度红利,以及发挥财政分权优势,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通过作用机制阐释来明晰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关系,通过测度和现状观察来把握现阶段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演变特征,通过实证检验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以及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的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该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内涵、财政分权测度等方面。其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等方面。再次,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等方面。最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中的不足并加以完善。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部分。首先,本文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以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为依托,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方面,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最后,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选择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来测度财政分权;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测度。其次,对测度结果进行现状观察,包括变化趋势观察和核密度估计观察。最后,通过拟合观察发现,除了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外,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与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均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五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部分。首先,采用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两阶段系统GMM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和成因分析。其次,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从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以及时序异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进行拓展分析,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作用进行非线性考察。第六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部分。首先,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其次,从资源优配效应传导途径和要素扭曲效应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以科技投入、环境投入以及FDI衡量的资源优配效应和以产能利用率、市场分割、投资偏好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衡量的要素扭曲效应。最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包括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以及传导效应检验。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从直接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善财政分权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设置财政分权强度）以及从传导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科技投入方面、环境投入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产能利用方面、市场分割方面、投资偏好方面、公共支出结构方面）。最后,提出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区别已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为切入点,考察财政分权制度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本文分别从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在梳理直接效应时,更是从构成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入手,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贴合实际。而在梳理传导效应时,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符合现实。第三,在实证检验中,本文运用多种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研究问题进行论证。具体而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郑国强[3]（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薛梦迪[4]（2021）在《国内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中国研发产出增长速度严重滞后于研发投入增长速度。井喷式的研发投入增长并未获得预期的创新生产率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有限的研发资源在部门间、省际间出现了不合理的配置。与此同时,在分权体制下中国各省为追求本土GDP增长而长期实行的市场分割策略严重阻碍了研发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剧了研发资源的错配。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逐渐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研究当下中国的研发资源错配程度及国内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并根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阐述了商品市场分割和要素市场分割影响研发资源错配的理论基础。然后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中国各省的研发投入和产出相关数据,详细测算和分析了该时间段内各个省份的研发资源错配程度,并通过反事实检验法进一步测算分析了中国各省份内的部门间研发资源错配和省际间的研发资源错配。最后本文测算了中国各个省份的商品、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整体市场分割指数,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产能过剩水平下各类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中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研发资源错配,按照2011-2015年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水平,如果研发资源可以在各省份和部门间实现充分有效的配置,中国的创新生产率可以提高30%-40%;（2）在所研究时间段内中国各省的省份内研发资源错配要远高于省际间的研发资源错配,省份内的错配主要是国有企业部门与非国有企业部门间的研发资源错配;（3）本文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FE）和广义矩估计（GMM）来检验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商品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总体市场分割会加剧研发资源错配,而资本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不显着。GMM估计结果表明研发资源错配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过去的研发资源错配程度会显着影响当期的研发资源错配程度。
赵城[5]（2020）在《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分割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其意在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但多年的政策实践不仅未能使得东中西“梯度式”差距显着缩小,而且导致了南北分异现象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块状化”趋势愈加明显,而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意义上的福利水平差异和个人发展机会差距,则当前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将尤为突出。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然刻不容缓,而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也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首先将市场分割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引入具有内生增长特征的NEG框架,推导了市场分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发现市场分割通过阻碍区际贸易、限制市场拓展、制约企业迁移和阻滞区域发展动能转换四个层面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进程;而对比市场分割与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区域发展的长期特征后发现,市场分割不仅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和整体GDP,而且导致区际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发散。为深刻分析市场分割对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具体问题的影响机制,文章进一步将区域协调发展概括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协调、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协调以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协调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市场分割制约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1-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市场分割程度,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继而设计实证研究方案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整体来看,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产生了显着的阻碍作用,且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效应持续扩大。同时,市场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协调、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协调以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协调均产生了不利影响,表明市场分割已然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境和短板所在;（2）从时间层面来看,当期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下一期的区域协调发展进程,而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在时间上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表现为在当期和滞后前三期时,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显着的阻碍作用,但这种阻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并最终在滞后四期时变的不显着;（3）从空间层面来看,市场分割在我国东部地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消极影响最严重,且该影响在东部地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而在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进一步考察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后发现,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在各区域层面均显着,但间接效应也只在东部地区显着;（4）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当区际贸易潜力、本地市场规模和产业集聚程度越过门槛值时,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将迅速上升,而当区域创新水平超过门槛值后,市场分割则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消除市场分割、破解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
贾甜甜[6]（2020）在《国内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推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已经位列全球投资大国行列。针对快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学术界业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就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方面,相关研究已经从投资母国、东道国以及企业自身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是较少基于投资国国内市场分割这一视角进行研究。市场分割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已得到了论证和检验,那么其存在是否会对OFDI产生影响、这一影响是如何产生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前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下,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相关研究文献,对市场分割是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机制进行探究。本文首先运用价格法对2004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市场分割指数进行了测算,发现无论从全国、分地区还是各个省份来看,市场分割都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国内市场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接着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层面分析市场分割对OFDI的影响机理,发现市场分割通过影响生产率进而作用于OFDI,并具体从资源错配、阻碍技术进步、限制市场规模扩大三个渠道产生影响。随后基于已有的理论分析,本文利用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市场分割对OFDI产生显着负向影响;第二,从不同地区来看,市场分割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生显着负向影响,而中、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影响不显着。最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市场分割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研究。此外,本文还通过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将市场分割与对外直接投资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市场分割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有助于补充完善中国关于市场分割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
傲日格乐[7]（2019）在《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文中提出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换挡期”。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探寻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是理解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市场环境、制度供给、政府干预思路等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保持同步。而其中,“要素错配”成为理解我国TFP增长偏低的关键视角,并衍生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长期驱动力的思考。如何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TFP水平,成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革命”的关键问题。由此,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水平和影响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测度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水平和分析其影响机制,探寻推动要素重置的政策路径,进而为经济转型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启示。首先,本文在“总量”维度下,基于一般核算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将要素错配“楔子”化,实现了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定量测度。结果显示:要素错配导致的TFP潜在损失占比平均达到24.92%,其中资本要素错配占总要素错配的比例高达93.46%,而劳动力要素错配的损失份额仅为6.44%。资本要素错配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最主要成分,也因此主导了工业要素错配的趋势变动。从扩展的Syrquin分解结果看,在1998—2013年的样本期内,我国工业增长依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其中资本要素的增加是驱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资本向工业部门的集中,一方面是后工业化时代资本形成与资本密集的本质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工业部门的“强资本、弱劳动”要素配置特征依然显着,且以投资驱动为主。同时,配置效率改善对工业增长的影响远低于要素投入贡献,要素重置的贡献率远大于行业份额效应,这意味着工业部门仍有很大的通过要素重置实现增长的空间。在接下来的第四、五、六章中,本文以分析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为目标,结合现有文献中对要素错配成因的基本理论共识,分别从非中性技术进步与所有制、金融摩擦与信贷歧视、不完全市场竞争三个视角,分析了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以期在构建要素错配因果体系基础上,探寻修正要素错配、推动工业部门效率革命的政策路径与措施。第四章中,在考察非中性技术的影响时,为了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本文构建了超越对数SFA模型,实现了对技术偏向性作用下要素错配的测度,并进一步构建了要素错配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在不同的要素集聚行业中存在差异。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错配更多的表现为成本节约效应;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则通过技术依赖效应加剧了要素错配。这为制造业“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偏离的出现提供了解释。也为理解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固化与趋势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国有经济占比显着正相关于要素错配的成本份额损失,国有企业的政治红利也是影响要素错配的重要因素。在第五章中,本文继续从信贷歧视视角分析了信贷市场的非公平性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首先在HK模型基础上,从数理层面论证了信贷歧视对企业内部与企业间要素错配的现实因果效应,并基于面板模型从企业内与企业间要素错配两个维度,检验了信贷歧视加剧要素错配的作用机制。结论证实,信贷错配确实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所有制差异而形成的普遍性的信贷歧视,造成了企业资本相对稀缺以及信贷资本向低效率单元的集聚,从而造成了工业部门资本错配的持续积累。不过,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间存在典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并在不同样本组中存在异质性,而企业规模实现、技术进步与研发、政府补贴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贷歧视对要素错配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以及基础要素禀赋条件,也与要素错配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推动要素重置的关键集中在信贷模式的多元化、信贷市场的充分信息化等公平融资环境的营造上。在第六章,考虑到政府不当干预与不完全市场竞争是形成要素错配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不完全市场竞争的视角,考察了市场环境、企业进入退出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对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影响。结论表明:无论是劳动力错配还是资本错配,都与行业竞争性市场条件的替代变量——行业集中度显着负相关,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从而衍生更多的僵尸企业,加剧了要素错配。行业进出门槛与要素错配显着负相关,这意味着更多企业的进入、更多企业的淘汰所构建的良性市场选择机制,确实能够有效的修正要素错配。以中西部地区企业产值占比衡量的产业政策对资本要素错配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这说明简单的将要素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实际属于资本逆效率配置进程。国有企业比重与要素错配显着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份额越高,该行业要素错配程度越剧烈,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垄断性的市场优势地位与政治红利,使其通常可以更容易的获得廉价信贷、相对充裕的土地与原材料配给,再加上产权不清导致的激励约束无效,都导致国有企业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忽视以及要素错配的加剧。最后,本文提出了修正要素错配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着力点:打破所有制歧视、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调整不当的产业政策、加强产权保护力度,斩断攫取之手将成为我国推动要素再配置的重要政策切入点,而以“国民竞合”的形式缓解要素错配损失、以进入退出机制为重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则应成为未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思路。
邓慧慧,杨露鑫[8]（2019）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与优化路径》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推动区域一体化,提高生产效率是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国内市场分割强度对地区生产率的连续定量影响。研究发现:（1）国内市场分割对地区生产率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效应,即地区生产率随着市场分割强度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目前东、中、西部分别约有89%、85%、95%的观测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市场整合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2）动态分解发现,市场分割主要通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渠道影响地区生产率。（3）市场分割会导致市场扭曲,从而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注重人力资本培育和加大研发投入,能够缓解市场分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既是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顶层设计的学术呼应,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效率提升为基础"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参考。
田光辉[9]（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阙薇[10]（2019）在《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研究公共经济问题的关键,同样也是剖析中国经济发展之迅猛的制度核心,因此,本研究期望从空间溢出的视角考察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行为所产生的效应。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偏好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最具中国特色,并最终影响其他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时也会对经济生产所依赖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要深入探究制度因素及其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央地财政关系出发,通过分析分权背景下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应,考察中国式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怎样的效应,并研究分权背景下政府竞争对财政支出规模、公共物品外溢、公共支出结构及偏好的各种影响。我们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前,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化发展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及对中国式分权所产生的主要效应进行概括,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一个很好的制度化背景支持。我们阐述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化脉络、主要特点及主要效应。财政分权通过对地方事权和财权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利益分配,进而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这一主要职能。随着财政权力的逐步下放,以地方发展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模型逐渐呈现,各地政府在依靠自身财力增长基础上开始了区域层面上的经济竞赛。以GDP为导向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指标把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治理紧密结合,在官员晋升锦标赛背景下,公共支出在“权力下放——土地财政增收——加大公共生产性支出”循环模式中不断扩张。接下来的研究从财政分权的规模效应、外溢效应、偏好效应以及环境效益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研究旨在探究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影响的背后机制,首先将内生模型用于推导分权收支端对政府规模的不同影响,再以1994-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和动态模型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的线性关系,并以面板门限模型验证支出端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研究表明,（1）从对中央政府规模影响程度来看,事权下放和财权下放对其作用相反,财权下放不利于控制中央政府规模,而事权下放对中央政府规模的控制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2）从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程度来看,收入端分权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但支出端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呈非线性关系,并依据转移支付依赖度、公共支出结构参数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能力呈现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在探讨一个地区财政分权的规模效应后,我们将继续在第二部分深入讨论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效应对另一个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外溢效应。我们认为该效应受到公共品的性质影响,即互补性和替代性,同时也受到分配政策和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我们基于使用者付费模型研究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宏观数据中,从支出和收入的角度估算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开支的影响程度,试图揭示这种公共物品供给外溢模式与中国地方公共支出迅猛增长及其所产生各种经济问题的内在机制。结论是:（1）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参与PTG模式非常重要,然而,事权和财权的分权程度不同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2）当收入端分权程度较高时,由于对外溢公共物品的需求锐减,潜在的搭便车人数将会减少;实证估算结果还表明,收入端分权与溢出公共物品供给呈负相关;（3）如果本地公共物品和外溢公共物品是替代品或MRS大于-1GDj的互补品,则事权下放程度越高越可能会扩大当地公共物品供给;在空间估计中,支出端分权正向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在统计上证实了中国的“官员晋升锦标赛（PTG）”;（4）在空间估计中,地理临近权重矩阵（CBW）的溢出效应显着大于经济权重矩阵（EBW）,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更加谨慎,特别是重组财政分权制度,因为权力下放的对象不同对溢出性公共产品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部分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生产要素分配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公共支出的偏好效应。我们揭示了财政分权通过地方资本投入系数和地方税收来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加深了我们对分配方式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如下:（1）收入端分权的增加导致生产要素分配倾向于资本,从而劳动报酬下降,因为收入端分权有助于税收优惠,这是吸引外资的能力保证;（2）支出端分权最终降低了资本分配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生产率保持不变,更多政府投资能够刺激经济,撬动其他社会资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分配的比例。除了理论分析外,我们还利用空间Durbin模型估计来自31个省的19年的面板数据来证明了上述两个假设,并且回归结果显着。（3）我们接着解释了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支出端分权的比例更高——为什么要素分配似乎更倾向于资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财政支出偏好的不同会对要素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支出确实促进了生产要素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即DE?TE对资本-劳动力分配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财政支出将会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因为DE?SSE对其影响显着为负。研究每种机制的运作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思考更准确的政策意义。我们不光要调整财政分权结构,正如我们总是提到要改善“重事权,轻财权”的现状,而是要更加注重支出偏好的调整,如推进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双向政治激励和有效转移支付制度,监督地方支出,确保其民主化。在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结构性调整之后,我们发现由于晋升锦标赛模式导致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偏好问题,同样也会限制公共投资取向,进而影响到要素市场分割,对环境治理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不利作用。因此,在第四部分我们研究了财政分权的收入端、支出端和要素市场分割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影响,继先前的理论研究,将要素市场分割纳入到理论模型中,讨论了在污染排放约束下的一般均衡解,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分割使生产的社会成本提高,在不考虑社会成本下的社会产量显着高于最优社会产量,因而加剧了财政分权的环境损失。我们构建了包含污染排放约束下要素市场分割的两部门模型,并以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表明,（1）在我国的晋升制度下,事权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地方政府改善当地环境,这是因为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外溢性,当地政府可以向邻近政府转移污染治理成本,从而提升辖区环境质量;（2）但是,事权下放程度的提高也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一些见效快、收益好的产业,污染问题愈发严峻;（3）综合二者,我们在实证分析中还发现,事权下放对环境污染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说明在要素分割市场上,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力度规制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央干预也十分关键,如调整分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分权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内涵 |
| 2.1.2 财政分权测度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 |
| 2.3.2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 |
| 2.3.3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3.1 财政分权理论 |
|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 3.2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
| 3.2.1 经济增长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效率提升 |
| 3.3.2 结构优化 |
| 3.3.3 经济稳定 |
| 3.3.4 动能培育 |
| 3.3.5 绿色环保 |
| 3.3.6 民生改善 |
| 3.4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效应 |
| 3.4.2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 |
| 4.1 财政分权测度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测度方法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1 财政分权的现状观察 |
| 4.3.2 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拟合现状观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基准检验及成因分析 |
| 5.2.1 收入分权检验 |
| 5.2.2 支出分权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3.2 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
| 5.3.3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结构异质性检验 |
| 5.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4.3 时序异质性检验 |
| 5.5 拓展分析:非线性思考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资源优配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2.1 科技投入传导途径 |
| 6.2.2 环境投入传导途径 |
| 6.2.3 FDI传导途径 |
| 6.3 要素扭曲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3.1 产能利用率传导途径 |
| 6.3.2 市场分割传导途径 |
| 6.3.3 投资偏好传导途径 |
| 6.3.4 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传导途径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资源优配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要素扭曲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直接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2.2 基于传导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 2.3.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3.2.1 生产函数法 |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3.3.3 实证分析 |
| 3.3.4 本节小结 |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1.5 本节小结 |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5 本节小结 |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 5.1.1 问题的提出 |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1.5 本节小结 |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 5.2.1 问题的提出 |
| 5.2.2 理论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5 本节小结 |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国内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
| 1.2.1 国内市场分割的含义及相关研究 |
| 1.2.2 资源错配的含义及相关研究 |
| 1.2.3 研发资源配置的含义及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2 国内市场分割影响研发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 |
| 2.1 商品市场分割影响研发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 |
| 2.1.1 竞争效应 |
| 2.1.2 需求效应 |
| 2.2 要素市场分割影响研发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 |
| 2.2.1 研发要素流动障碍 |
| 2.2.2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
| 2.3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3 中国研发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 |
| 3.1 中国研发资源投入和产出现状 |
| 3.1.1 中国研发劳动力投入现状 |
| 3.1.2 中国研发资本投入现状 |
| 3.1.3 中国研发产出现状 |
| 3.2 研发资源错配的测算模型 |
| 3.2.1 假设条件 |
| 3.2.2 创新生产率与研发资源错配 |
| 3.2.3 研发要素和产出扭曲 |
| 3.3 研发资源错配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 3.3.1 相关数据的选择和处理 |
| 3.3.2 研发资源错配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 3.3.3 省际间的研发资源错配 |
| 3.3.4 省份内的研发资源错配 |
| 4 国内市场分割影响研发资源错配的实证检验 |
| 4.1 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4.1.1 计量模型构建 |
| 4.1.2 国内市场分割程度的测算 |
| 4.1.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1.4 描述性统计与共线性检验 |
| 4.2 基准回归 |
| 4.2.1 商品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 |
| 4.2.2 要素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 |
| 4.2.3 总体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 |
| 4.2.4 异质性检验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4.3.2 极端值影响 |
|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分割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理论上的创新 |
| 1.4.2 实证上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市场分割 |
| 2.1.2 区域协调发展 |
| 2.2 理论回顾 |
| 2.2.1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
| 2.2.2 发展经济学的区域发展理论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3.2 关于市场分割的文献回顾 |
| 2.3.3 关于市场分割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的文献回顾 |
| 2.3.4 文献评述 |
| 3 市场分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1 基于NEG框架的市场分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假设条件 |
| 3.1.2 市场分割的经济发展效应 |
| 3.1.3 市场分割与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特征比较 |
| 3.2 模型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与说明 |
| 3.2.1 市场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协调的影响 |
| 3.2.2 市场分割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的影响 |
| 3.2.3 市场分割对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协调的影响 |
| 3.2.4 市场分割对人民生活保障水平协调的影响 |
| 3.2.5 市场分割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协调的影响 |
| 4 市场分割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指标选取和变量说明 |
| 4.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2.1 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2.2 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2.3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4.2.4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5 结论及政策涵义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涵义 |
| 5.2.1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市场与政府优势互补 |
| 5.2.2 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分工、互助和补偿机制 |
| 5.2.3 构建国内价值链,推动完善国内分工网络 |
| 5.2.4 优化全方位开放格局,推动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 |
| 5.2.5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推动产业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国内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市场分割的内涵 |
| 1.2.2 市场分割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2.3 市场分割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2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市场分割的现状 |
|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
| 2.1.1 总体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
| 2.1.2 各地区投资规模存在差异 |
| 2.2 中国市场分割的发展现状 |
| 2.2.1 市场分割呈下降趋势 |
| 2.2.2 各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差异较大 |
| 2.2.3 市场分割呈平稳收敛的下降趋势 |
| 2.3 中国市场分割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 2.4 小结 |
| 第3章 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1 市场分割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
| 3.2 市场分割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 |
| 3.2.1 资源错配 |
| 3.2.2 阻碍技术进步 |
| 3.2.3 限制市场规模扩大 |
| 3.3 小结 |
| 第4章 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说明 |
| 4.1.1 市场分割指标测算 |
| 4.1.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1.3 变量的统计特征 |
| 4.2 模型设定与回归方法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回归方法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异质性检验 |
| 4.3.4 影响机制检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推动市场融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
| 5.1 打造服务性政府,减少政府干预 |
| 5.2 调整市场结构,完善市场机制 |
| 5.3 加强地区间合作,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5.4 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监督体系 |
| 5.5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7）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梳理 |
| 2.1 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错配 |
| 2.1.1 要素错配的内涵 |
| 2.1.2 基于要素错配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理论溯源 |
| 2.1.3 要素错配在经济学中的发展 |
| 2.1.4 要素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研究 |
| 2.2 要素错配形成的理论与经验解释 |
| 2.2.1 基于理论视角对要素错配形成的解释 |
| 2.2.2 要素错配成因的经验观察 |
| 2.3 价格扭曲与要素错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价格扭曲现象、原因及影响的研究 |
| 2.3.2 价格扭曲与要素错配形成的相关研究 |
| 2.4 信贷约束与要素错配的相关研究 |
| 2.5 要素错配形成机制的其他相关分析 |
| 2.5.1 产权保护与要素错配 |
| 2.5.2 人力资本与要素错配 |
| 2.6 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3 部门要素错配与TFP变动:总量视角 |
| 3.1 要素错配测度的技术选择 |
| 3.1.1 要素错配测度的一般范式 |
| 3.1.2 要素错配测度的技术选择 |
| 3.2 基于要素扭曲因子的要素错配测度模型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产品市场竞争均衡 |
| 3.2.3 一般核算框架中的TFP分解 |
| 3.3 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实证分析 |
| 3.3.1 样本与数据说明 |
| 3.3.2 工业部门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测度 |
| 3.3.3 基于Syrquin分解的进一步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要素错配变动:偏向型技术与所有制视角 |
| 4.1 要素错配测度方案的修正:SFA框架的应用 |
| 4.1.1 技术偏向性与所有制对要素错配的影响 |
| 4.1.2 要素错配测度方案的调整:从一般核算框架到SFA |
| 4.1.3 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要素错配SFA测度框架 |
| 4.2 偏向型技术内生化下的工业部门要素错配测度 |
| 4.2.1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2.2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 4.2.3 价格扭曲与行业间要素错配结构性分析 |
| 4.3 技术偏向性与产权扭曲如何影响要素错配:一个实证检验 |
| 4.3.1 模型设计 |
| 4.3.2 参数估计 |
| 4.3.3 偏向型技术、产权扭曲与工业要素错配变动 |
| 4.4 本章小结 |
| 5 要素错配变动:信贷歧视视角 |
| 5.1 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 |
| 5.1.1 信贷歧视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理 |
| 5.1.2 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形成:一个数理框架 |
| 5.2 信贷歧视如何影响要素错配:一个实证检验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5.2.3 参数估计与结论分析 |
| 5.2.4 基于所有制属性分组样本的异质性考察 |
| 5.3 本章小结 |
| 6 要素错配变动:不完全市场竞争视角 |
| 6.1 竞争性市场、企业进出与产业政策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 |
| 6.2 市场竞争、企业进出与产业政策对要素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1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6.2.2 样本说明 |
| 6.2.3 参数估计与结论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文的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推动要素重置的基本思路 |
| 7.2.2 修正要素错配的着力点选择 |
| 7.2.3 以“国民竞合”为形式缓解要素错配损失 |
| 7.2.4 以进入退出机制为重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
| 7.2.5 以贸易自由化强化要素重置的外部推动力 |
| 7.3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梳理 |
| 1.2.2 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探索创新 |
| 第2章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化脉络及主要效应 |
| 2.1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变历史 |
| 2.1.1 中国式财政分权演变历史梳理 |
| 2.1.2 中国式财政分权演变历史小结 |
| 2.2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点 |
| 2.2.1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新变化 |
| 2.2.2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新问题 |
| 2.3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效应 |
| 2.3.1 规模效应 |
| 2.3.2 外溢效应 |
| 2.3.3 偏好效应 |
| 2.3.4 环境效应 |
| 第3章 中国式财政分权、“利维坦假说”与规模扩张 |
| 3.1 引言 |
| 3.2 包含中央和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内生增长模型 |
| 3.2.1 效用函数 |
| 3.2.2 生产环境 |
| 3.2.3 预算约束 |
| 3.2.4 竞争性均衡及其均衡路径 |
| 3.2.5 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 |
| 3.3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3.3.1 模型设定和参数说明 |
| 3.3.2 指标选取和变量定义 |
| 3.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全国性估计结果及分析 |
| 3.4.2 地区性估计结果及分析 |
| 3.5 重新思考“利维坦假说”——支出端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共物品竞赛与供给外溢 |
| 4.1 引言 |
| 4.2 包含两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使用者付费模型 |
| 4.2.1 供给环境 |
| 4.2.2 约束情况 |
| 4.2.3 均衡性分析 |
| 4.2.4 边际效应分析 |
| 4.3 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
| 4.3.1 数据和变量 |
| 4.3.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Moran’s I检验 |
| 4.4.2 空间Robustness检验 |
| 4.4.3 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式财政分权、要素收入分配与支出偏好 |
| 5.1 引言 |
| 5.2 包含两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内生模型 |
| 5.3 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
| 5.3.1 数据与变量 |
| 5.3.2 空间面板模型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Moran’s I检验 |
| 5.4.2 空间稳健性检验 |
| 5.4.3 效应分析 |
| 5.4.4 进一步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式财政分权、要素市场扭曲与环境污染 |
| 6.1 引言 |
| 6.2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 |
| 6.2.1 要素市场分割下两部门模型的设定 |
| 6.2.2 污染排放约束 |
| 6.2.3 一般均衡 |
| 6.2.4 要素市场分割与环境损失加剧 |
| 6.3 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
| 6.3.1 指标选取及说明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Moran’s I检验 |
| 6.4.2 空间效应检验 |
| 6.4.3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
| 6.4.4 地区性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会议 |
四、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D]. 吕程.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内市场分割对研发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D]. 薛梦迪.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5]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分割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D]. 赵城.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6]国内市场分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贾甜甜.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D]. 傲日格乐.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与优化路径[J]. 邓慧慧,杨露鑫. 浙江社会科学, 2019(06)
- [9]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10]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的综合效应研究[D]. 阙薇.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