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4期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达日玛[1]（2021）在《近代以来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与盐务改革》文中指出清朝统治下的蒙古地区由不同的蒙旗组成,蒙旗札萨克贵族对管辖区域内的牧场、矿产等资源拥有支配特权。在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右翼和浩齐特左翼二旗边界处有一盐池,其名为额吉诺尔,由上述二旗共同管理和经营。所产食盐,被称为青盐,广销长城南北。对蒙旗民众来说,运销青盐是交换和购入日常所需物品的重要途径。对周围市场来说,青盐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商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蒙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因俗而治转向全面开放蒙地,开发利用蒙旗资源。此时,额吉诺尔池盐的管理,成为清政府经营蒙古地区经济生产、资源开发的切入点。试图通过盐务改革,改变青盐的传统经营,实现专卖制,增加财政收入,并达到强化对蒙统治的目的。民国政府继承并进一步推进盐务改革,终将青盐纳入国家层面的盐务管理体系之内,使之与内地盐务管理趋于一致,逐渐实现了管理的统一性。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辽宁省档案馆馆藏东三省盐运使署档案、热河省长公署档案等原始档案文书和官私所修史书、盐法志书、地方志,以及相关报刊、调查报告书等资料,梳理清代以来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讨论清末和民国前期国家统一盐务管理制度在该池盐运销中的实施。包括最初的尝试、具体的步骤、渐趋完备的措施及其成效。同时,也谈及国家政策实施和深化过程中,传统运销区域社会与民众的应对和适应。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在叙述额吉诺尔盐池概况、青盐的采运与行销环节的基础上,对蒙旗传统经营展开了讨论。由于蒙旗奉行税后自由运销制度,因此青盐的自由流通,促进了蒙旗与周边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第二章,首先阐述清末全国盐务管理状况以及整顿青盐前的背景;其次梳理各地方政府与清廷着手管理、整顿青盐的脉络,以及蒙旗对政府盐务改革之抵制等反应。这一时期,清政府致力于通过盐务改革,收回管理青盐之权。但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青盐仍由蒙旗管理。第三章,从盐务管理机构的变化、税收以及签订“收买蒙盐合同”等三个方面讨论青盐的管理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盐务管理体系,实现体系化管理的转变过程。其中,“收买蒙盐合同”的签订,使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发生根本性变化,池盐的管理权转移到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第四章,对体系化管理之外的池盐——“蒙私”的产生、贩私以及缉私问题加以讨论,同时以个案研究体现体系化管理的推行,对民生带来的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问题。在结语中总结论文内容的同时,交代尚待深入探讨的相关问题。
陈科锦[2]（2020）在《区域社会转型中的生计与地域等级认同 ——以浙江旧盐区海星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人文社会科学对国民生计问题展开了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民俗学提出了尊重民众主体性地位、强调民众身体经验的“劳作模式”理念,表达了民俗学对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和情感认同的关怀。浙江省慈溪市曾有“南农北盐”的产业分布格局,塑造了呈阶梯状的“上一塘,贵一塘”的地域等级认同。直到21世纪之后,慈溪北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冲击了传统的地域等级秩序,孕育出新型地域等级观念。本文以“劳作模式”理念为切入视角,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选取曾为盐区的海星村作为田野研究的个案,以当地人生计方式的转变为叙述线索,展现了他们自废盐改农和工业化、城镇化以来的劳作模式与日常生活,进而探讨区域社会内部地域等级认同的变迁。论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以“劳作模式”理念作为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的基本视角。第一章把海星村放在区域地理与历史长时段的演变中进行介绍,并解释了区域内部传统地域等级认同形成的原因。第二章叙述了海星村村民在晒盐时期的劳作模式和生活状况,刻画了地域等级秩序和地域等级认同在海星人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的表现。第三章探讨了上世纪80年代废盐改农、21世纪初杭州湾跨海大桥和宁波杭州湾新区建设对海星人生计方式产生的影响,呈现了海星人选择各类生计以及劳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感受,传达了他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与评价。第四章介绍了近20年来海星村的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所发生的显着变化。第五章论述了几经剧烈变迁的海星村如何通过能人治村、文化实践来塑造村落共同体认同,并从局内人视角分析了新型地域等级认同的建构过程。结语部分结合“劳作模式”理念对个案进行了总结性分析,阐述了生计与地域等级认同的关联,并从历史语境、社会结构两个层面对“劳作模式”理念的视域进行了扩展,反思了研究者角色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从访谈对象构成、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对未来的研究做了展望。
况昕[3]（2019）在《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研究金融史,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作用、理解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国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渐行渐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武力打开,国人痛定思痛逐步将眼光投向国外,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种变化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一方面是西方的经济理论、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被逐渐引入中国,其中包括金融理论、金融制度、金融工具等;另一方面则是很多传统的理念和做法被逐渐抛弃,甚至于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益的部分也被搁置、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着增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这不仅从文化自信的精神层面而且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都要求我们全面正确认识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中的事件和经济活动,以期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新时代文化自信,并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和参考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初衷,本论文专注研究清代（1636-1912）西南地区自贡盐业经济中的金融问题,重点研究在农耕经济中自贡盐井凿办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蕴含的金融因素、金融关系,以及这些金融因素、金融关系是如何构建具有自贡盐业特色的金融模式并推动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本文以自贡盐业开凿井契约为样本,分析提炼了由地主、客人、承首人、作节、押头银所构建的以股权融资为典型特征的金融模式,深度剖析了该金融模式中各金融要素所扮演的金融角色及其作用关系。本研究将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定义为:在自贡盐业盐井凿办中,由金融参与主体地主、客人、承首人,运用作节、押头银两大金融工具,构建的以筹集盐井凿办资金为目的、以股权融资为手段的金融模式。在该金融模式中,地主、客人、承首人是金融主体,地主以土地入股实现了土地资本化,客人以货币资金入股推动了盐井凿办见功,承首人是金融中介;筹集盐井凿办资金是目的;作节是股权融资（增资扩股）重要金融工具,它实现了资金接力和风险控制,是实现融资目的的手段;押头银是一种金融工具,是地主与客人利益的平衡器。自贡盐业这种特殊的金融模式,成功解决了盐井开凿中资金的需求,推动了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有力驳斥了那些认为在农耕经济中没有现代金融元素、现代金融思维,金融一直缺位的观点,证明了我国农耕经济中金融并未缺位。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自贡盐业金融模式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启示。对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法学等方面,重点围绕自贡盐业的历史地位、盐业契约法律关系等内容展开。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综合来看尚存在以下三大问题:第一,对于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各学科都有涉及,其中部分学者围绕盐井契约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股权属性,少量文献定性探讨了契约所体现出来的经济金融问题,但从金融学角度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自贡盐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却鲜少有之,且研究深度都有待深入。现存与金融相关的研究依然是依附于历史研究之下,倾向于在历史解读中穿插金融理论,而不是利用契约档案研究金融问题,以及研究金融是如何推动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因此缺乏独立的金融学视野。第二,前期自贡盐业与金融相关问题的研究,完成时间都比较早,多成稿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局限于股权的属性比较研究,研究视角比较狭窄,并未重视自贡盐业开凿中蕴含的金融因素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金融思想,尚未认识到自贡盐井开凿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模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对这种金融模式进行学术界定、经济解释及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分析。第三,前期研究方法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强调对于属性、功能、关系的分析,缺少定量研究,更不用说建立金融计量模型、通过对凿井契约中相关指标的量化深入分析金融模式中关键金融因素对于股权关系的影响。本论文一共分为九章,采用总分结构。首先,本文基于对自贡盐业契约的金融解读和量化,研究了自贡盐业盐井凿办中的金融问题:一方面,通过对凿井契约中关键金融因素的解读,分析提炼出了自贡盐业开凿井特有的金融模式,并以此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中金融并没有缺位;另一方面,重点分析了自贡盐业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金融因素、金融关系,阐述了各金融因素在金融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量化分析了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的影响,并提出各金融因素对发展现代金融的启示。盐业在我国手工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贡因“自流井”和“贡井”而得名,自贡盐业经济在我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清初恢复生产和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是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成就了自贡盐业的鼎盛,而更确切地说,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盐业政策、土地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力量,其中资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承首人将资本和土地二者结合共同决定了盐业经济中最初始的盐井开凿活动,并构建了自贡盐业经济特有的金融模式。在这种金融模式中,地主是资金的需求方,客人是资金的供给方,承首人是金融中介,融资关系从租佃演化为股份制,以股权融资为核心,股份以日份或锅口均等划分,地主通过土地入股,享有不出工本的地脉股份,客人通过资金入股,是凿井资金供给主体,享有工本股份,承首人通过提供资金和土地对接,协调监督各方关系等一系列金融中介服务,享有只出力不出工本的股份,承首人股份一般从地主股份中拨给。若凿办中资金不足,可采用作节,作节本质上是运用股权增资扩股融资,作节实现了资金接力和风险转移。押头银同时扮演了押金和租金双重功能,是地主和客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器。接下来,本文深入研究了自贡盐业中盐井开凿的金融模式,解释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分析了其经济后果。本文从盐井开凿的自然因素和客观环境出发,运用现代金融的优序融资理论,论证了股权融资的合理性。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观点,本文基于MM理论模型,将不确定性纳入并对模型进行了拓展,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开凿井融资决策。当本地地主比外来客人拥有更多盐井投资收益信息时,股权是最优的融资决策。承首人的出现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首次从信用理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为承首人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学解释。承首人可以帮助地主和客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凿井效率,并通过享有少量股权而激励相容。为了进一步验证承首人的经济价值,本文构建了含有承首人的委托代理模型,求解最优股权合同收益最大化所构建的拉格朗日函数,可得努力水平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承首人初期仅在开凿井过程中充当中间人和掮客,后来在盐井凿办过程中也兼负统筹协调和监督职能,这种角色的转变,实际上要求承首人为井盐生产提供更多的综合金融服务。这又与现代金融中介职能相似。为了考察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对地主和客人股份占比的影响,本文以自贡盐业开凿井契约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人股份占比较高且相对稳定;地主股份占比相对较低且易受到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影响,在1%显着性水平上负相关,且与年代变量在1%显着性水平上也负相关,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资金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客人之间的股份还会受作节的影响。无论在坏状态下还是在好状态下,作节都可以实现地主、客人和承首人多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作节被普遍使用。上节客人丢给下节客人的股份数量与凿井进度和顶价有关,作节主要采用伙内出让方式,最重要的是作节的融资机制规定上节只能运用股权进行增资扩股,且必须保留相应股份,不得将股份全部转让,这从而保证了作节融通的资金全部用于盐井凿办直至见功。作节这种机制安排对于现代风险投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际上,在自贡盐井凿办中,土地相对于资金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土地的资本化始终贯穿其中,这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综上,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从金融学角度,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提炼总结了自贡盐业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指出并肯定了该金融模式对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此模式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否定了认为我国传统农耕经济中金融一直缺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重塑和再现了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并对地主、客人和承首人所扮演的金融角色进行了定位,从金融服务功能角度对承首人进行了重新界定,亦对作节和押头银这两种金融工具进行了分析和定性。同时,运用融资次序理论解释了自贡盐井凿办为何采用股权融资;首次采用信用理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为承首人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学解释。第二,首次运用合同理论,对金融模式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理论建构、求解和分析。主要表现为基于MM理论模型,将不确定性纳入并对模型进行了拓展,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股权是最优的融资决策;构建了含有承首人的委托代理模型,求解最优股权合同收益最大化函数,可得努力水平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论证了承首人的经济价值;构建了含有资金接力的融资决策模型,求解发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状态,客人、承首人和地主极易采取一致行动,即作节,使得他们持有股份预期收益最大化。第三,首次采用量化分析,构建金融计量模型,尝试开展金融模式中有关股权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客人股份占比较高且相对稳定;地主股份占比相对较低且易受到承首人、押头银等金融因素影响,在1%显着性水平上负相关,且与年代变量在1%显着性水平上也负相关,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资金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第四,首次将自贡盐井开凿的金融模式与现代金融模式相比较,重点强调作节和土地资本化对当前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启发。作节最核心的特点在于,上节并未丢出全部股份,而是保留少量股份待盐井见功时享有鸿息,借鉴作节的这种机制设计有助于降低现代风险投资的多轮融资风险。借鉴自贡盐业经济土地资本化经验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改革问题,本文建议在明确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鼓励农村专业大户、村干部发挥“承首人”职能,通过土地入股或租佃方式,集约化土地使用,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和价值,提高农民收入。翻阅自贡盐业契约,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辉煌热闹的盐井开凿年代。地主稳居家中,客人位居商会,承首人穿梭于地主和客人之间,为地主和客人通力合作穿针引线,又或精心协调监督盐井凿办过程的各方关系,并通过作节制度协调各方资金以使凿井不断。地主通过承首人实现其土地入股分红意图,客人通过承首人实现其资本入股分红意图,不同主体,不同地位,但为了追逐共同的利益,通过无形金融市场共同构建了自贡盐业凿办的金融模式。正是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金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自贡盐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自贡盐业经济的辉煌。笔者相信,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从金融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贡盐业经济发展,了解自贡盐业经济中蕴含的金融因素、金融模式以及金融对于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人们透过自贡盐业盐井凿办金融模式看到民族先辈们光辉灿烂的金融智慧,从而增加中华民族的金融自信、文化自信。
钱成[4]（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指出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孙济[5]（2019）在《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景学钤是民国初年重要的盐务改革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民初盐务领域病民蠹国的专商引岸旧制已在多地遭到冲击,盐政主权则在对外借款的背景下岌岌可危。景学钤生长于江浙沿海,自幼目睹在旧制下渔民用盐备受盘剥的苦痛,因而在少年时代即立志于改革盐务。来自西方和日本盐务管理思想的传播,为景学钤等改革派人士提供了理论借鉴。景学钤在盐务改革领域的起步始于结交张謇。在他改革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景学钤草拟《改革全国盐政意见书》,与张謇合作提出了以“民制、官收、商运、民卖”为核心的就场专卖制盐政改革主张。在张謇鼓励下,景学钤开辟了通过建立舆论阵地,运用《盐政杂志》的舆论力量与反对派相辩驳,以推广其盐务治理主张的改革路径。鉴于盐政主权因无明晰界定而常被稽核所洋员所侵夺、中央盐政机关无法有效管辖地方的事实,景学钤又提出盐政事权统一论,力求建立统一而独立的盐政机关。由于改革方案遭到保守派盐商群起反对,加之周学熙等守旧官僚阻挠于上,同时改革派内部对于盐务改革的方案也难以统一,这些阻力使得景学钤关于盐务改革的初步设想难以付诸实践。因此,景学钤的盐务改革思想理路也发生了转变。他将改革的重点从盐政转向盐业,并身体力行,和范旭东合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并获得经营上的巨大成功,形成了推广精盐的改革主张。在客观政治环境由全国统一转为军阀割据后,实行就场专卖的条件已不具备,同时盐务稽核所洋会办丁恩在盐务改革领域的思想与实践,也逐渐获得了景学钤的认同。因此,景学钤在盐政改革主导思想方面由早先的就场专卖思想转而支持更为彻底的就场征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参与起草新盐法。新盐法的通过,成为景学钤投身盐务改革事业以来最为显着的成果。新盐法反映出景学钤从就场专卖思想到就场征税思想这一立法原则上的巨大转变,但在彰显盐务机关权威、维护本国商民利益、关注盐务领域民生、严格划分盐务机关权限、注重缉私部门设置等方面则呈现出其个人盐务改革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在新盐法公布后,景学钤仍未停止奋斗,而是继续为新盐法的真正实行不懈努力。尽管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在盐务领域推行全面官专卖,景学钤的盐务改革目标最终并未完成,但他对盐务改革事业和精盐产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他艰辛的改革历程与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是我国盐务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侯巅[6]（2019）在《明代两淮灶户生存状态研究》文中认为在明代的诸多户籍中,灶户是一个特殊群体。因其是盐的生产者,故在明代的盐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灶户身份的特殊性,其生存状态受到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在不同时期,灶户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明初,两淮灶户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于盐场中进行强制性劳役,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状态艰辛窘迫。明中期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恶化、有司不断勾扰、盐场秩序陷入混乱、大量灶户失去生产资料等原因,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大量灶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逃亡或私煎私贩,从而导致两淮私盐泛滥,盐课征收困难,进而影响明政府财政收入。迫于压力,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盐政危机,但收效甚微。这一时期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折银成为趋势,加之灶户的逃亡与私贩成风,明政府在压力下最终进行盐政变革,不断调整余盐政策,最终在万历末实现两淮灶课改折。明中后期的两淮盐政变革,促使灶户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变。随着余盐逐步开禁,灶户逐渐取得对食盐的自由生产和支配权力,在盐业生产中的地位有所提升,趋近于小生产者的状态。富灶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挤压贫灶的生存空间,灶户贫富分化更加严重,灶户内部出现了雇佣关系。允许商灶直接交易后,灶户与盐商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这一时期灶户的大量逃亡,极大的破坏了灶籍制度,随着灶课折银的推行,灶户对国家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盐场,在职业上也有了新的选择。
聂选华[7]（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吴建[8]（2017）在《康、乾南巡期间的文化活动研究 ——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二十三日,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在约一百年之内分别六次南巡。康、乾南巡不仅是康乾时期的盛事,也是康乾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中心,以康、乾二帝南巡期间的文化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高度重视正史典籍、地方志等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史学对二帝所作诗文、所题匾联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深入的挖掘,力求探索:康、乾二帝是如何以江南人文景观为载体,通过南巡这种方式进一步确立满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完成从地理格局大一统向政治文化格局大一统的转变,并实现满族与汉族、江南与北方以及宫廷与民间这三者之间的文化融合。康、乾南巡的成行同康乾时期的客观背景、二帝的主观意愿以及南巡前官民的邀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康、乾南巡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省方问俗、巡视河海和笼络士人等诸多方面,根本目的是想寻求江南士民的认同,稳定江南、巩固统治。因此,康、乾二帝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来加强江南统治、宣示权威、控制意识形态和宣扬满清价值观。康、乾南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奢华扰民现象不容忽视,但政治象征意义明显,南北文化交流得到加强。江南景观集中、系统地见证了康、乾二帝的南巡活动,二帝游览与仿建的对象大都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主。通过分析康、乾二帝南巡诗的篇目和所题匾联的对象可以发现,他们在南巡期间所关注的景观丰富多样,佛寺、园林和名山则是二帝选择的主要游览类型。江南佛寺凭借优雅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宗教氛围,成为二帝的首选;江南园林以秀丽精致的景色、浓郁的文化氛围,令二帝流连忘返;江南名山因其优美的地理环境、清幽的景观特征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使二帝为之陶醉。康、乾二帝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写仿江南景观,不仅满足了二帝将天下名园胜景归为己有的愿望,也象征着二帝实现了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康、乾南巡对江南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江南景观的建设、提高了江南景观的知名度、增加了江南景观的文化内涵,还使江南景观融入了不少北方元素。康、乾二帝在游览江南人文景观之时,伴随有“追和前人”、“题额赐名”、“赏书鉴画”以及“尝泉品茗”等文学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文化遗产。康、乾二帝身兼帝王与文人双重身份,既想融入文人生活、体验艺术情趣,又想从文化上征服江南士人的人心。具体而言,“追和前人”是乾隆帝对诗教传统的延续,“题额赐名”是二帝“文以载道”的体现,“赏书鉴画”是二帝追溯传统文化的标志,“尝泉品茗”则是二帝融入文人生活的象征。综合而论,康、乾二帝通过与江南人文景观相关的文化活动,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天下文人的精神领袖,进而获得了江南文人的认同、笼络了江南士大夫阶层。在康、乾二帝所关注的江南人文景观之中,祠庙、陵墓和书院等对二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康、乾二帝身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又都是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君主,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巩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始终是其南巡期间关注的焦点问题。致祭祠庙有助于强化权威、树立典范,致祭陵墓可以宣扬正统、激励臣工,巡视书院、颁赐三阁经典则起到统一思想、确立标准的作用。康、乾二帝通过赋予江南人文景观“教化”的内涵,进一步征服了江南人心、确立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并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新清史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取得较为成功的统治,满洲特性尤其是“国语骑射”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新清史过于强调满族特性,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片面性。康、乾南巡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有效催化剂,南巡过程即是满族与汉族、宫廷与民间、北方与江南之间文化融合的过程。如果说康熙南巡之初尚有满汉文化冲突,到乾隆南巡结束之时,满清王朝已正式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脉络之中,康、乾二帝证明了清王朝入继中华正统的合法性。所以,在笔者看来,传统的“汉化”观点仍是有道理的。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康、乾二帝在南巡过程中对致力于满汉一统具体举措的努力。
杜成材[9]（2017）在《晚清至民国贵州安顺吉昌屯堡契约文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贵州屯堡聚落出现于明清卫所制度开设之后,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至今仍保留着屯军的文化特色。《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整理出版,作为历史研究中可靠的文献材料,为从吉昌屯管窥贵州屯堡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可能。屯堡土地契约文书是土地制度的反映,历史上的吉昌屯是我国明清时代西南地区屯田制度的缩影。论文在对吉昌屯堡的土地契约文书的分析中,探讨贵州屯堡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了解屯堡地方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认识晚清民国时段内安顺屯堡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民间惯习。屯堡契约文书,记载的是屯堡聚落内部同一家族中和不同家族之间的土地房产流动情况,呈现出浓郁的区域色彩。文章首先考察了安顺屯堡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对中央王朝在滇黔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屯军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卫所的建立,为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南边地奠定了行政基础。根据家谱和地方志记载,明洪武朝以来参与朝廷屯军和移民实边行动的湖广、安徽、江西等地区的汉人,成为屯堡人祖先的主要来源。他们聚集在驿道沿线区域,战时征战,非战时期从事农业生产,逐渐建立村寨生息繁衍,形成较为稳定的屯堡聚落,随之形成大姓、着姓、僻姓共存的局面。汉移民进入安顺后,在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既保留内地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适应了边地的文化因子。边界地区汉人社会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屯军形成的忠义思想,从市场体系进入契约关系中,使抽象的契约关系与具体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相伴生。其次,对屯堡契约的类型进行了考察,阐述屯堡契约文书的书写样式、流传情况、主要类型及历史节点分布。对不同类型的契约按照年代分布情况进行了归纳,分析了影响契约签订的社会和自然因素。对屯堡契约文书中涉及晚清民国时段的契约,从书写体例、契约的要素、契约相关人的情况等进行了分析,并与其他地区同时代的契约进行了比较。重大的社会动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切实影响到契约的签订,呈现出某些年份契约集中分布的情形。再次,结合具体的契约实例,分析了买卖契约的各个要件,典当契约的回赎情况以及常见的典当行为,分关文书的程式、订立原因和分家方式。村落内部的买卖契约显示出村落人际关系网络,契约运行机制的维护,依靠了文化和宗族的力量。土地和房产在宗族内部和宗族之间的流动,呈现出阶层性。大宗族之间、同一宗族内部的财产流动频繁,跨阶层流动并不多见。最后,分析了妇女参与订立的契约文书,女性订立契约和充当契约中人,显示出晚清民国时期,妇女并非是男权社会的附庸,享有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部分地享有与男子一样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安顺吉昌屯堡契约文书,是晚清民国时期屯堡地方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的真实反映。契约文书记载的财产流动情况,体现了王朝体制在西南边地执行过程中具有的地方特色,也是汉文化在西南边地存在的表现。
于小洪[10]（2016）在《金代的盐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古代各朝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盐的生产和运销,并将其作为国家专卖物品予以控制,金代更是以盐作为榷货之首。学界以往对金代盐业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管理制度与机构,很少涉及其他方面。本文从金代的制盐技术、食盐产地和行销范围以及私盐问题三个方面对金代盐业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运用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对金代食盐的生产技术进行推断与研究。金代的盐主要有海盐、土盐和解盐三种。海盐的生产技术主要包括刮土淋卤、烧灰淋卤、挖井取卤水制盐、晒制四种方式。土盐的制作则从刮土,制卤,结晶成盐三个方面描述。解盐则对解盐的畦田形制,咸淡均匀搭配,蒸发等环节进行了介绍。由于海盐与土盐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两者做了比较。本文以“路”为单位,对金代盐业的产地与行销范围进行研究。食盐行销范围划分主要根据环境、习惯、运输成本等,本文主要探讨了存在混乱的山东与沧盐司的行销范围,解盐的行销范围,并将山东盐使司的盐场行销范围以表格的形式列出。金代私盐的形式主要从达官贵人、百姓、盐场、越界销盐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从盐业政策、盐价、盐的质量等方面说明私盐产生的原因,包括解盐走私的特殊原因;针对私盐问题在管理机构、盐官、法律等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4期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4期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以来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与盐务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前人研究概述 |
| 三、史料概况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 |
| 第一节 额吉诺尔池盐——青盐 |
| 一、额吉诺尔盐池概况 |
| 二、青盐生产 |
| 第二节 青盐运销 |
| 一、运输方式 |
| 二、运销路线及销区 |
| 第三节 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盐务改革与青盐管理的变化 |
| 第一节 清末盐务改革 |
| 第二节 察哈尔地区的青盐管理 |
| 一、征收盐厘 |
| 二、创设蒙盐公司 |
| 第三节 热河地区的青盐管理 |
| 一、设立督销局 |
| 二、调整青盐价格 |
| 第四节 清末盐务改革与清政府对青盐的管理 |
| 一、直隶省对青盐的管理 |
| 二、清政府对青盐的管理 |
| 第五节 蒙旗对盐池的封禁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初期盐务改革的深化 |
| 第一节 民国初期盐务改革 |
| 第二节 盐务管理机构的变化 |
| 一、口北榷运局与热河榷运局 |
| 二、口北蒙盐局 |
| 三、口北盐务收税局 |
| 四、热河盐务管理局 |
| 五、口北蒙盐食户饷捐局 |
| 第三节 青盐盐税 |
| 一、征税手续 |
| 二、盐税收入 |
| 第四节 蒙旗经营权的缩减与“收买蒙盐合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蒙私”:对体系化管理的挑战 |
| 第一节 “蒙私”与缉私 |
| 一、“蒙私” |
| 二、体系化管理的强化 |
| 第二节 传统经营与系统管理夹缝中的民生 |
| 一、多伦诺尔二寺僧侣拉运青盐案 |
| 二、开鲁蒙盐支卡私罚乡民之案 |
| 第三节 奉天省对“蒙私”的控制 |
| 一、应对“蒙私”之措施 |
| 二、盐区边界与缉私 |
| 小结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代收蒙盐简章 |
| 附录二 监理官办事规条 |
| 附录三 收买蒙盐合同 |
| 附录四 口北盐坊营业章程 |
| 附录五 热河全省盐务大纲 |
| 附图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区域社会转型中的生计与地域等级认同 ——以浙江旧盐区海星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研究 |
| 二、谋生者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
| 三、主体性视角下的生计研究 |
| 第三节 “劳作模式”视角的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田野作业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海星村:从盐业村到新农村 |
| 第一节 区域自然与社会概况 |
| 一、自然与地理 |
| 二、社会与人文 |
| 第二节 海星村概况 |
| 一、村庄的历史沿革 |
| 二、海星人的空间感 |
| 小结 |
| 第二章 盐业生产与盐民生活 |
| 第一节 盐场、技术与劳动 |
| 一、盐场的分布与沿革 |
| 二、晒盐技术及其变迁 |
| 三、“海牛”们的劳作 |
| 第二节 肩挑手扛筑海塘 |
| 第三节 “晒盐的人要饿死” |
| 一、盐民的物质条件 |
| 二、盐民的通婚范围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转农到失地:生计的变迁 |
| 第一节 废盐改农与土地征用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打凉帽 |
| 第三节 “解放身体”当农民 |
| 第四节 “延续优势”做小工 |
| 第五节 “阿弥陀佛”赚小钱 |
| 一、佛教与民间祭祀 |
| 二、佛会与念佛习俗 |
| 三、工资制的念佛场 |
| 四、念佛群体的壮大 |
| 小结 |
| 第四章 人居空间与村民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人居空间的变化 |
| 一、征迁与旧村改造 |
| 二、“卫生革命” |
| 三、邻里关系新面向 |
| 第二节 从养老到养小 |
| 第三节 闲暇生活 |
| 一、老年教育 |
| 二、娱乐健身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塑村落认同与地域等级认同 |
| 第一节 能人治村 |
| 第二节 乡土记忆 |
| 一、全民入志 |
| 二、文化礼堂 |
| 第三节 盐碱地变成了“金子地”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劳作模式”视角下的生计与地域等级认同 |
| 二、“劳作模式”理念的扩展性运用 |
| 三、研究者田野角色之反思 |
| 四、研究展望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史料来源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论文贡献和不足 |
| 2.自贡盐业经济历史概述 |
| 2.1 发展历程回顾 |
| 2.1.1 “自流井”、“贡井”与自贡 |
| 2.1.2 清代的两次大规模发展时期 |
| 2.2 自贡盐业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
| 2.3 影响自贡盐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
| 2.3.1 科技的发展 |
| 2.3.2 盐业的政策 |
| 2.3.3 土地的价值 |
| 2.3.4 资本的力量 |
| 2.4 发展缓慢的金融机构 |
| 2.4.1 钱庄与票号 |
| 2.4.2 官运局 |
| 2.5 小结 |
| 3.自贡盐业盐井凿办契约的金融解读 |
| 3.1 开凿井契约关键词解析 |
| 3.1.1 开凿井契约中的相关名词释义 |
| 3.1.2 开凿井契约类型释义 |
| 3.2 上下节契约关键词解析 |
| 3.2.1 上下节契约中的相关名词释义 |
| 3.2.2 作节的释义 |
| 3.3 自贡盐井凿办契约的融资关系演变 |
| 3.3.1 凿井契约与地租 |
| 3.3.2 凿井契约与股份制 |
| 3.4 小结 |
| 4.自贡盐业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 |
| 4.1 金融模式 |
| 4.1.1 主流的金融模式 |
| 4.1.2 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的定义 |
| 4.2 自贡盐业盐井凿办金融模式产生的背景 |
| 4.3 重要的金融参与主体:地主、客人和承首人 |
| 4.3.1 地主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3.2 客人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3.3 承首人及其扮演的金融角色 |
| 4.4 重要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 |
| 4.4.1 采用股权融资的原因 |
| 4.4.2 无量纲化的股权分配 |
| 4.4.3 不对称信息下的开凿井融资决策理论模型 |
| 4.5 重要的金融工具:作节和押头银 |
| 4.5.1 兼有融资接力和风险转移功能的金融工具:作节 |
| 4.5.2 兼有押金和租金性质的金融工具:押头银 |
| 4.6 重要的金融市场:无形金融交易市场 |
| 4.7 小结 |
| 5.承首人产生的经济学解释及其演化 |
| 5.1 契约中有关承首人的规定 |
| 5.2 承首人产生的经济学解释 |
| 5.2.1 商业信用理论 |
| 5.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5.2.3 委托代理理论 |
| 5.3 承首人与绩效关系 |
| 5.3.1 基本假定 |
| 5.3.2 最优均衡 |
| 5.4 承首人金融角色的演化 |
| 5.4.1 中间人和掮客 |
| 5.4.2 统筹和监督 |
| 5.5 承首人的重新界定 |
| 5.6 小结 |
| 6.金融因素对股权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计 |
| 6.1.1 样本与数据 |
| 6.1.2 变量定义与解释 |
| 6.1.3 模型构建 |
| 6.1.4 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 |
| 6.2.1 金融因素对地主占股影响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3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7.作节的股权重新分配和风险管理启示 |
| 7.1 作节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功能 |
| 7.1.1 作节产生的现实背景 |
| 7.1.2 作节可实现资金的接力 |
| 7.1.3 作节可实现风险的控制和转移 |
| 7.2 盐井股份的重新分配 |
| 7.2.1 下节股份与凿井进度 |
| 7.2.2 下节股份与顶价关系 |
| 7.2.3 下节股份与伙议出让 |
| 7.3 作节与绩效结果 |
| 7.3.1 基本假定 |
| 7.3.2 均衡分析 |
| 7.4 作节对风险投资的启示 |
| 7.4.1 作节与风投的异同 |
| 7.4.2 作节对风投的启示 |
| 7.5 小结 |
| 8.土地资本化给予我国农地改革的启示 |
| 8.1 土地资本化的经济学证据 |
| 8.2 自贡盐业中的土地资本化模式 |
| 8.2.1 土地租赁 |
| 8.2.2 土地股份合作制 |
| 8.2.3 土地使用权买卖 |
| 8.2.4 土地使用权抵押 |
| 8.3 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 |
| 8.3.1 明确土地使用权的界定 |
| 8.3.2 鼓励农地入股和农地抵押 |
| 8.3.3 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中介 |
| 8.4 小结 |
| 9.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理论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一、时代与制度背景 |
| 二、西方盐务管理思想的引介与传播 |
| 三、景学钤的个人经历 |
| 第二章 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的初步构想 |
| 二、盐政讨论会的成立与《盐政杂志》的创办 |
| 三、景学钤的盐政事权统一论思想 |
| 第三章 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的转变发展 |
| 一、景学钤推行盐政改革所遭遇的阻力 |
| (一) 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争论 |
| (二) 对以周学熙为代表的官方力量的批判和抗争 |
| (三) 改革派内部的争论 |
| 二、从“盐政改革”转向“盐业改革” |
| (一) 久大精盐公司的创办 |
| (二) 景学钤推广精盐、改良盐质思想的提出 |
| 三、从“就场专卖”转向“就场征税” |
| (一) 转向的外因:丁恩的改革实践 |
| (二) 转向的内因:政治局势的变化 |
| 四、新盐法确立与景学钤的立法思想 |
| (一) 新盐法的起草与公布 |
| (二) 景学钤的立法思想 |
| (三) 为新盐法推行而继续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明代两淮灶户生存状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明前期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 |
| 一、两淮灶户的生存环境 |
| 二、明前期两淮灶户的管理组织 |
| (一)灶籍制与团煎法 |
| (二)生产资料的分配 |
| 三、灶户的艰辛生活与收入水平 |
| (一)灶户的艰辛生活 |
| (二)灶户的收入水平 |
| 第二章 明中期两淮灶户的生存危机 |
| 一、明中期灶户生存危机的表现 |
| (一)有司妄加勾摄 |
| (二)盐场秩序混乱 |
| (三)收入水平恶化 |
| (四)失去生产资料 |
| 二、生存危机下灶户的生存方式选择 |
| (一)私煎私贩 |
| (二)大量逃亡 |
| 第三章 明中后期两淮盐政变革下灶户生存状态的改变 |
| 一、明中后期两淮的盐政变革 |
| (一)明政府应对两淮盐政危机的措施 |
| (二)两淮盐政变革的表现 |
| 二、盐政变革下灶户生存状态的改变 |
| (一)灶户在盐业生产中地位的变化 |
| (二)灶户贫富分化的加剧 |
| (三)灶户社会关系的变化 |
| (四)灶籍制与团煎法衰落后灶户身份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8）康、乾南巡期间的文化活动研究 ——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目的和意义 |
| 二、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解释 |
| 三、相关文献资料与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康、乾南巡的背景、举措与评价 |
| 第一节 康、乾南巡的背景与条件 |
| 第二节 康、乾南巡的主要目的 |
| 第三节 康、乾南巡期间的主要举措 |
| 第四节 康、乾南巡的影响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康熙、乾隆对江南景观的选择与写仿 |
| 第一节 康、乾对江南景观的选择 |
| 第二节 康、乾主要游览景观类型 |
| 第三节 康、乾对江南景观的写仿 |
| 第四节 康、乾对江南景观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巡期间康、乾文学艺术活动考察 |
| 第一节 追和前人,延续诗教 |
| 第二节 题额赐名,文以载道 |
| 第三节 赏书鉴画,追溯传统 |
| 第四节 尝泉品茗,文人生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巡期间康、乾文治教化活动分析 |
| 第一节 观民设教,倡质抑文 |
| 第二节 致祭祠庙,强化权威 |
| 第三节 致祭陵墓,宣扬正统 |
| 第四节 巡视书院,统一思想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从康、乾南巡看“满族汉化”问题之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康、乾二帝南巡行程及驻跸 |
| 附录二 :康、乾二帝南巡景观资源类型名单表 |
| 致谢 |
（9）晚清至民国贵州安顺吉昌屯堡契约文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及缘起 |
| 第二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资料和方法 |
| 第一章 明清以来的安顺屯堡聚落 |
| 第一节 安顺屯堡聚落的历史来源及变迁 |
| 第二节 安顺地理环境与屯堡聚落分布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屯堡人的生计方式 |
| 小结 |
| 第二章 吉昌屯堡契约的形态特征及其所属年代统计 |
| 第一节 吉昌屯堡契约文书的样式和流传 |
| 第二节 吉昌屯堡契约的时段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吉昌屯堡契约的类型与内涵 |
| 第一节 买卖契约 |
| 第二节 典当契约 |
| 第三节 分关契约 |
| 小结 |
| 第四章 吉昌屯堡契约文书中的家庭主妇 |
| 第一节 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 |
| 第二节 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田野调查搜集的契约文书 |
| 二、田野调查搜集的契约图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金代的盐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金代的食盐生产技术 |
| 2.1 金代海盐的生产技术 |
| 2.1.1 刮土淋卤和烧灰淋卤 |
| 2.1.2 挖井取卤水制盐 |
| 2.1.3 海盐晒制 |
| 2.2 金代土盐的生产技术——以肇州的土盐生产为例 |
| 2.3 金代池盐的生产技术 |
| 2.4 金代肇州土盐与海盐生产技术的比较 |
| 第三章 金代的食盐产地与食盐的行销范围 |
| 3.1 金代的食盐产地 |
| 3.1.1 上京路 |
| 3.1.2 东京路 |
| 3.1.3 北京路 |
| 3.1.4 西京路 |
| 3.1.5 中都路 |
| 3.1.6 南京路 |
| 3.1.7 河北东西路 |
| 3.1.8 山东东西路 |
| 3.1.9 河东南北路 |
| 3.1.10 鄜延路与京兆府路 |
| 3.2 食盐的行盐地界 |
| 第四章 金代的私盐问题 |
| 4.1 走私的形式 |
| 4.2 走私的原因 |
| 4.3 金代对私盐的应对之法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4期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以来额吉诺尔池盐的传统经营与盐务改革[D]. 达日玛.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区域社会转型中的生计与地域等级认同 ——以浙江旧盐区海星村为例[D]. 陈科锦. 山东大学, 2020(01)
- [3]钱与盐 ——清代自贡盐井凿办的金融模式研究[D]. 况昕.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5]景学钤盐务改革思想研究（1912-1937）[D]. 孙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明代两淮灶户生存状态研究[D]. 侯巅. 河南大学, 2019(01)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康、乾南巡期间的文化活动研究 ——以江南人文景观为中心[D]. 吴建. 苏州大学, 2017(06)
- [9]晚清至民国贵州安顺吉昌屯堡契约文书研究[D]. 杜成材.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10]金代的盐业问题研究[D]. 于小洪. 吉林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