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李泽军[1]（20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东北工业劳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姚瑞丽[2]（2021）在《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研究指明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杨娱[5]（2019）在《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树名木是我国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北京的古树名木是记载首都历史的史籍,从全球范围来看,北京也是保存数量和类别最多的大都会,加强北京市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市公民社会发展迅速,公众参与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热情也逐渐兴起。这既顺应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也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民主的进步。但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正面临着急需解决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北京市古树名木多、散、广、杂,面临管护资金、人员不足等问题,需要公众参与,且公众参与意识逐渐兴起,想要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当前北京市古金的吸纳不足、公众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处于初级水平、尚未融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虽参与意识兴起,但绝大多数公众参与意识不足,参与形式少、参与机制缺失,公众并未全面有效地参与。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提高公众参与水平,满足北京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需要,满足公众参与的需要,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北京市古树名木及保护与管理概况和公众参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2）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对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公众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意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意向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列联表卡方检验研究受访者特征与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意向的相关关系;基于拓展的知情行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对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3）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形式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借鉴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公众参与形式,以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为理论基础,创新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检验。（4）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借鉴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公众参与机制,采用专家访谈法确定了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的初步构架;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霍夫兰说服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9分位比率法、调整系数法进行了机制的具体构建与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构建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以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项目有效决策模型。（5）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监测与评估进行了研究。采用专家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构建了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的指标体系;以举办古树保护论证会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9分位比率法,对公众参与的监测与评估进行了实证分析。（6）为提高参与水平,从克服公众在参与中遇到的问题、增强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创新和优化公众参与形式、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北京市古树名木及保护与管理概况和公众参与问题中得出,当前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成效并不显着,公众参与仍处于初级阶段,尚需进一步完善。（2）在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对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研究中发现:①当前公众参与形式的缺乏、公众参与机制的缺失,并未提供公众参与良好的客观环境,导致当前公众在参与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遇到诸多问题。②公众的认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参与情感有待于进一步激发,参与行为意向有待于进一步提升。③基本认知、价值及重要性认知、信息认知、管护认知、参与情感对投入行为意向和保护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直接影响。此外,价值及重要性认知、信息认知、管护认知通过参与情感,对投入行为意向和保护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间接影响。④为提升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应首要考虑增强基本认知和参与情感,其次是进一步促使价值及重要性认知、管护认知向参与行为意向的转化,同时,应不断增强信息认知。（3）由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创新研究中得出:①当前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存在对社会力量的调动不足、对社会资金的吸纳不足、公众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处于初级水平、尚未融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专门性的非政府组织少、公众参与形式少的问题。②在从个人、非政府组织、精英、企业、媒体、其他社会团体六个方面界定了参与的主体和从参与领域和参与范围界定了参与的客体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公众参与形式的创新:关键公众接触、由公众发起的接触、公众调查、多媒体参与、各种参与活动、公众会议、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非政府组织。每一方面均包括多个具体公众参与形式。各形式间相互融合,一个参与事项,往往涉及两个及以上形式。③通过对新型参与形式进行有效性检验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新型的公众参与形式对于古树名木保护产生作用,且绝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参与到新型的公众参与形式中（或愿意表示支持）。相较于公众参与形式创新之前,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有了明显的提升。（4）由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研究中得出:①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并不完善,因此构建了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包括:公众参与法治机制、公众参与教育机制、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公众参与资金投入机制、公众参与信息沟通机制、公众参与合作机制。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方面构建法治机制;从大众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方面构建教育机制;从经济激励、榜样激励、内容激励方面构建激励机制;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和公益性资金投入方面构建资金投入机制;从政府发起型信息沟通和公众发起型信息沟通方面构建信息沟通机制;从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评估、决策反馈阶段构建合作机制。②在对构建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性检验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构建的公众参与机制对于古树名木的保护产生作用,且愿意参与到构建的公众参与机制中（或愿意表示支持）。相较于公众参与机制构建之前,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有了明显的提升。③在公众参与资金投入机制的构建中,首先对北京市40 721株古树名木的价值进行了初步概算,得出综合价值为137.66亿元。为使价值得以延续,应在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中投入足够的资金。④通过构建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项目有效决策模型,以“公开征询古树名木问题反映渠道”这一项目为例,分析其适用的公众参与模式为公共决策。（5）从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监测与评估研究中得出,当前公众参与主体尚未全面参与到项目中,影响了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的结果。最后,本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为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参考,也为其他地区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有益借鉴。综上所述,在研究视角上,从公众参与的视角来对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进行研究,为古树名木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在研究内容上,涉及到了公众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参与形式的创新、参与机制的构建、参与的监测与评估,对参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理论运用上,对知情行理论进行了拓展,将拓展的知情行理论、公众参与阶梯理论、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及霍夫兰说服理论在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公众参与问题上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在研究方法上,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法等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丰富了现有研究。最后,本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为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参考,也为其他地区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有益借鉴。
李乾坤[6]（2019）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文中提出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是将妇女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领域持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妇联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既是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深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研究以现阶段的区域性实践和个案为主的局限,以史实为依据,运用相关理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妇联组织的沿革、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社会力量的消长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从探析妇联组织特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着手,界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内涵,划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研究边界,然后梳理归纳与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最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治理理论的理论沿革和核心观点,阐释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联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治理中心任务,统合妇女群众与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对妇女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治理实践。第三、四部分研究在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历程中,妇联在组织建设、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探索与过失。第五部分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妇联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治理原则,在建立纵横交错的妇联组织网络,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打造“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文明家庭创建”等多个专题活动品牌,建立确保活动持续开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第六部分研究新时代妇联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布局中,在全面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尤其是巾帼志愿者资源和互联网技术,联合社会力量在妇女源头维权和实事化维权、引领妇女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文明新风培育等方面的新探索。第七部分总结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中,在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处理与党政部门、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群众等各方社会力量关系,汇聚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妇女群众等方面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经验。总之,妇联作为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群团组织,是沟通党和妇女群众、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主流是既推进了妇联组织的创新发展,满足了各个阶段妇女群众解放发展的需求,又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巾帼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多赢的良性循环;支流是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存在“四化”一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亟需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为了充分激发妇联和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群团改革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作出了重要部署和指示。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妇联若要更好地承担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还需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妇联组织主动性相统一,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活动相统一,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等历史逻辑。
张嘉凌[7]（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研究指明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韩建平[8]（2019）在《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他们在路上……》文中认为最是一年春好处,恰逢龙江春耕时!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生产实践也一再证明:只有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只有加快完善农业科技创
周晓瑾[9]（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提出《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10]（2005）在《关于开展向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学习活动的通知》文中认为本刊讯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喜人。这一成绩的取得,农技推广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调动农民务农种粮、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激发农业行政干部、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热情,继续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日前,农业部对在2004年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中做出重要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为号召全国农技推广战线广大人员积极学习先进,为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做出新的贡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近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向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学习的活动（农技科犤2005犦3号）。全文如下:
二、2004年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逻辑结构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逻辑结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古树名木的界定 |
| 2.1.2 公众参与的界定 |
| 2.1.3 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界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知情行理论 |
| 2.2.2 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 |
| 2.2.3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 |
| 2.2.4 霍夫兰说服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
| 2.3.2 公众参与研究文献综述 |
| 2.3.3 现有研究述评 |
| 3 北京市古树名木及保护与管理概况和公众参与问题 |
| 3.1 北京市古树名木概况 |
| 3.1.1 古树名木含义及分类 |
| 3.1.2 北京市古树名木数量、类型、分布概况 |
| 3.1.3 北京市古树名木具有的价值 |
| 3.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概况 |
| 3.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4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
| 3.4.1 实际参与主体人数少,参与客体有限 |
| 3.4.2 公众参与形式少,参与机制缺失 |
| 3.5 本章小结 |
| 4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对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问卷调查与样本统计 |
| 4.2.1 问卷设计 |
| 4.2.2 问卷的预调查及改进 |
| 4.2.3 问卷正式调查与数据搜集 |
| 4.2.4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3 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
| 4.3.1 信度检验 |
| 4.3.2 效度检验 |
| 4.4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 受访者特征与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意向相关关系研究 |
| 4.5.1 受访者特征与公众认知相关关系研究 |
| 4.5.2 受访者特征与公众参与情感相关关系研究 |
| 4.6 公众认知和参与情感对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实证研究 |
| 4.6.1 结构方程模型及原理 |
| 4.6.2 研究假设的提出与模型构建 |
| 4.6.3 模型运算、检验和结果 |
| 4.7 本章小结 |
| 5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创新研究 |
| 5.1 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形式的经验与不足 |
| 5.1.1 国外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形式的经验 |
| 5.1.2 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形式的经验和不足 |
| 5.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的讨论 |
| 5.2.1 当前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存在的问题 |
| 5.2.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创新应遵循的原则 |
| 5.2.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主体 |
| 5.2.4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客体 |
| 5.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新型公众参与形式分析 |
| 5.3.1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新型公众参与形式的分类 |
| 5.3.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新型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 |
| 5.4 基于公众调查的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新型参与形式的有效性检验 |
| 5.4.1 公众对于新型参与形式作用程度的评价调查 |
| 5.4.2 公众对于新型参与形式的参与行为意向调查 |
| 5.5 本章小结 |
| 6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研究 |
| 6.1 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经验和不足 |
| 6.1.1 国外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经验 |
| 6.1.2 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经验和不足 |
| 6.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 |
| 6.2.1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专家访谈 |
| 6.2.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2.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成 |
| 6.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法治机制 |
| 6.3.1 知情权 |
| 6.3.2 参与权 |
| 6.3.3 监督权 |
| 6.4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教育机制 |
| 6.4.1 大众教育 |
| 6.4.2 专业教育 |
| 6.4.3 职业教育 |
| 6.5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 |
| 6.5.1 经济激励 |
| 6.5.2 榜样激励 |
| 6.5.3 内容激励 |
| 6.6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资金投入机制 |
| 6.6.1 北京市古树名木价值评估 |
| 6.6.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资金投入机制构建 |
| 6.7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信息沟通机制 |
| 6.7.1 政府发起型信息沟通 |
| 6.7.2 公众发起型信息沟通 |
| 6.8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合作机制 |
| 6.8.1 决策制定阶段 |
| 6.8.2 决策执行阶段 |
| 6.8.3 决策评估阶段 |
| 6.8.4 决策反馈阶段 |
| 6.9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评价和项目决策 |
| 6.9.1 基于公众调查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有效性检验 |
| 6.9.2 公众参与项目有效决策模型研究——以征询古树名木问题反映渠道为例 |
| 6.10 本章小结 |
| 7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监测与评估研究 |
| 7.1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的意义 |
| 7.2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
| 7.2.1 基于专家访谈的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原则和指标体系的确定 |
| 7.2.2 基于问卷调查的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 |
| 7.3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案例研究 |
| 7.3.1 层次分析法原理及步骤 |
| 7.3.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公众参与监测与评估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相关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相关建议 |
| 8.2.1 针对性克服公众在参与中遇到的问题 |
| 8.2.2 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 |
| 8.2.3 创新和优化公众参与形式 |
| 8.2.4 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6）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妇联组织 |
| (二)社会治理 |
| (三)妇联参与社会治理 |
| 二、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
| (二)社会性别理论 |
| (三)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妇联的全面组建与女界的初步统合 |
| (一)妇联组织体系的初创 |
| (二)妇联的组织统合 |
| 二、妇联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的行动 |
| (一)发动妇女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 |
| (二)参与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 |
| (三)参与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
| 三、妇联参与改造妇女的初步实践 |
| (一)劳动光荣理念下对妓女身份的重塑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妇女爱国观的培育 |
| (三)识字学习运动中对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探索(1956-1966) |
| 一、妇联组织的曲折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名称的统一 |
| (二)妇联组织制度的改进 |
| (三)妇联团体会员的收缩与发展 |
| (四)妇联基层组织的整顿波折 |
| 二、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
| (二)大规模开展妇女扫盲运动 |
| (三)培育妇女群众集体观 |
| 三、妇联初步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的举措 |
| (一)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
| (二)参与整顿托幼组织 |
| (三)参与整治婚姻乱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中断与初步恢复(1966-1976) |
| 一、妇联组织的全面解体与初步恢复 |
| (一)妇联组织的逐步解体 |
| (二)妇联组织的初步恢复 |
| 二、妇联对社会治理的有限参与 |
| (一)参与推进男女同工同酬 |
| (二)发动妇女参与“农业学大寨” |
| (三)协助托幼组织的恢复整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发展(1977-2012)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迅速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妇联团体会员的迅速扩展 |
| (三)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持续推进 |
| 二、新时期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
| (一)多层次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
| (二)全方位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
| (三)多方面推进对妇女的综合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化转型(2012-2018) |
| 一、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遇 |
| (一)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新布局 |
| (二)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组织发展的新需求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中国妇情新样态 |
| 二、新时代妇联组织的深化改革 |
| (一)妇联组织各项制度的全面整建 |
| (二)妇联组织体系的系统化改革 |
| 三、新时代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实践 |
| (一)引领妇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
| (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作为 |
| (三)动员妇女参与培树社会文明新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主体性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 |
| 三、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四、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性活动相统一 |
| 五、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一)精英理论研究综述 |
| (二)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 |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精英与乡村精英 |
| (二)精英吸纳与精英塑造 |
| (三)基层党建与政党整合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创新及不足 |
| 五、研究方法与个案概况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个案概况 |
| 第一章 秩序重建:政党下乡中的精英吸纳 |
| 1.1 权威依赖:生存性集体行动中的精英需求 |
| 1.1.1 贫瘠底色下的生存抗争 |
| 1.1.2 剥削压迫中的权威期盼 |
| 1.1.3 政党下乡后的精英显现 |
| 1.2 党组织吸纳:乡村精英评价与遴选标准的更迭 |
| 1.2.1 乡村精英的整体性更替 |
| 1.2.2 乡村精英的价值取向转变 |
| 1.2.3 乡村精英进入治理体系 |
| 1.3 组织与动员:乡村精英的职能转化 |
| 1.3.1 组织互助与建设山区 |
| 1.3.2 密切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
| 1.3.3 统一思想培植集体观念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内外联动:党组织建设中的精英培育 |
| 2.1 外力引导: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建设 |
| 2.1.1 党群献计与规划先行 |
| 2.1.2 同工同酬与妇女参与 |
| 2.1.3 制度理性与机制创新 |
| 2.2 “嵌入式”治理:驻村干部引导下的思想建设 |
| 2.2.1 以思想引领规范支部建设 |
| 2.2.2 以干部培训坚定理想信念 |
| 2.2.3 以民校党课普及科学文化 |
| 2.3 内生形塑:乡村精英的自我完善和作风建设 |
| 2.3.1 吃苦在前,实干在先 |
| 2.3.2 以身作则,行为示范 |
| 2.3.3 联结纽带,服务奉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上下同构: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 |
| 3.1 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表彰宣传 |
| 3.1.1 层层贯彻的事迹扩散 |
| 3.1.2 荣誉触发的正向激励 |
| 3.1.3 向上向善的氛围营造 |
| 3.2 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典型带动 |
| 3.2.1 思想先进性的引领 |
| 3.2.2 作风纪律性的规制 |
| 3.3 群众层面:致富逻辑中的精英支持 |
| 3.3.1 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拥护 |
| 3.3.2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
| 3.3.3 对精英才能的信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群体效应: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 |
| 4.1 群众路线与精英群体的扩大 |
| 4.1.1 精英与群众的同质性 |
| 4.1.2 共同行为中的权威认同 |
| 4.1.3 从个体到群体的榜样效应 |
| 4.2 党组织与精英群体的互嵌互构 |
| 4.2.1 精英群体优化党员队伍 |
| 4.2.2 基层党组织提升精英素质 |
| 4.3 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延续 |
| 4.3.1 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定位 |
| 4.3.2 党群合力: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
| 4.3.3 共建共享:乡村治理形态的重构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下的精英再造 |
| 5.1 精英消解与治理式微 |
| 5.1.1 弱化虚化的党组织 |
| 5.1.2 精英流失与权力化 |
| 5.1.3 干群矛盾凸显 |
| 5.2 政党调适与精英整合 |
| 5.2.1 变革中的自我调适 |
| 5.2.2 多元化的精英吸纳方式 |
| 5.2.3 新乡贤与精英延续 |
| 5.3 党建引领与精英重塑 |
| 5.3.1 保护精英成长的社会土壤 |
| 5.3.2 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 |
| 5.3.3 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结论 |
| (一)精英的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二)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 |
| (三)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保证了乡村精英的示范引领功能 |
| (四)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群体式涌现 |
| 二、讨论 |
| (一)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精英吸纳与整合问题 |
| (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的精英培育与农民主体性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他们在路上……（论文提纲范文）
| 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研发团队:把希望撒在田野上 |
| 砥砺前行, 瞄准农业大方向 |
| 攻坚克难, 农业科研结硕果 |
| 拼搏不息, 黑土地上绽芳华 |
| 高春艳:深爱着这片黑土地 |
| 孙淑云:为了丰收的喜悦 |
| 赵洪池:款款“农”情在碧野 |
（9）《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 一、创刊及发展 |
| 二、功能地位 |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 一、政治品质 |
| 二、劳动品质 |
| 三、道德品质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 二、形象分析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2004年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东北工业劳模研究[D]. 李泽军. 吉林大学, 2021
- [2]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姚瑞丽. 安徽大学, 2021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D]. 杨娱.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6]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D].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7]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8]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他们在路上……[J]. 韩建平. 奋斗, 2019(06)
- [9]《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10]关于开展向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个人标兵学习活动的通知[J].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中国农技推广, 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