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论文文献综述）
黄秋菊[1]（2020）在《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旨在探讨闽台客家生活习俗的女性角色,包括了外显的角色规范和内在的心理感知,以彰显女性在客家文化中的话语权,并从中检视闽台客家文化的流变。通过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客家女性在生命礼俗、民间信仰与文教习俗等民俗事象中,结果发现,第一,客家女性在生命礼俗或禁忌中,部分呈现出民俗规范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冲突,遵循文化传统与心理感受不一致,在父权架构下的客家社会,女性在民俗文化里有反抗的一面,有助于女性主体性的建立。第二,女性在民间信仰中,“孺人”从历史的光荣标志,成为今日思考性别位阶的破口,今日性别观念的提升,闽台客家呈现出族谱记载女性全名的性别平等时代。此外,六堆客家妇女在敬神的盘花技艺中,得到信仰和自我的支撑点。第三,客家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也在家庭教育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客家社会文风鼎盛功不可没。第四,客家民俗在闽台地区产生流变,福建地区较大程度地保留传统成分,而台湾地区将许多民俗事象融合节庆扩大办理,凸显客家文化的多样性。
刘晓春[2]（2020）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节习俗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集体创造的,它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智慧,而且在千百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春节习俗中蕴含着人们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理想与追求,融汇了中国人民最美好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春节习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直接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现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来源。因此,对春节习俗的功能、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解读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挖掘传承春节习俗的文化价值,进而探索春节习俗在现代转型期社会中的传承路径,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研究春节习俗,探索传承的新路径,首先,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节习俗传承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学界的研究动态及成果,阐述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其次,文章在对春节起源、传统及新兴的春节习俗、春节习俗的功能特点等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春节习俗在新时代的重要功能,挖掘春节习俗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再次,文章对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现代化进程中春节习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总结分析近代以来春节习俗变迁的原因。最后,结合新时代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讨春节习俗传承与增强文化自信的关系,进而探寻传承春节习俗的新途径。总之,文章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研究春节习俗,以春节习俗为研究对象,以春节习俗的变迁为切入点,分析归纳春节习俗变迁与增强文化自信的关系,由点及面,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探索出对春节习俗多方面的继承与发扬途径,寻求增强文化自信的突破点。
陈国符[3]（2020）在《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东马来西亚沙巴州原住民族群众多,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十九世纪起西方文化进入沙巴,打破了原住民自身的发展进程,解构了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沙巴原住民最早信仰万物有灵,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祭祀仪式,伴随着仪式进行的是丰富的音乐文化。西方文化进入后,多数原住民从万物有灵信仰转变为基督教信仰。传统信仰的崩溃使得依附于其上的祭祀仪式活动基本消亡,原住民音乐文化的根基不复存在。沙巴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主要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逐步涵化和不断适应渐渐形成的,原住民祭祀仪式音乐因此基本衰亡,生活娱乐音乐则渐趋现代化化。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部分原住民试图将传统音乐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以创建一种新的传统。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沙巴开始重视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经济效应,这既给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是当地音乐传承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为缺失了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原住民音乐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保留着原来的形,但是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李瑜[4]（2020）在《云南镇沅苦聪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恩乐镇复兴苦聪新村为易地扶贫搬迁新村,拉祜族苦聪人的民俗文化因搬迁挪移而被卷入剧烈变迁的浪潮之中,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苦聪新村走上了民俗文化再生产之旅。苦聪新村的民俗文化再生产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启动推进拉祜族苦聪人易地扶贫搬迁的政治、社会推力与地方精英、苦聪民众之间的博弈、合作与共谋推动了新村民俗文化的再生产,使其经历了一个从零散破碎到被选择、被重新建构的流动过程,而拉祜族苦聪人这一文化传承主体也从被动到主动地参与自我文化再生产,逐渐体现出文化主体应有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本文对苦聪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过程进行整体而全面的考察,一是旨在通过关注拉祜族苦聪人民俗文化再生产的问题,一是希望有助于促进拉祜族苦聪人异地社会融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二是旨在通过进一步思考文化变迁、民俗再生产等民俗学基础性概念来反思民俗学的新村民俗研究。第一章直接介入苦聪新村的村落空间再生产,历时地挖掘了拉祜族苦聪人的历史渊源,共时地交代了拉祜族苦聪人当下地生存环境,阐明了民俗文化再生产的现实语境。第二、三章从苦聪最为重要的集体性祭祀节日——畲皅节的变迁、“过秋”这一由节气转变的新节日的兴起,以及出生、婚礼和丧礼的变迁发展,陈述了苦聪新村节日民俗和仪礼民俗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原因、特点及功能。第四章,通过对拉祜族苦聪人历史文化博物馆这一特殊记忆表征符号的论述,阐明了记忆载体对于民族民俗文化的记忆功能,以及其中体现的民俗主体的角色的。结语部分认为,首先,苦聪新村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社会剧烈变迁背景下的突变式变迁,搬迁政策来的迅速而剧烈以及民俗文化对于异地融入的重要作用使得苦聪新村的民俗剧变成为不可逆的事实。其次,苦聪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其中多方力量对民俗的操弄以及民俗主体自我对新语境和其他主体的适应,恰好是民俗文化再生产的真相,是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间关系的体现,亦是我们民俗学新村民俗研究的对象。第三,介于当下异地扶贫搬迁移民新村苦聪民俗的复杂多元样态,民俗学在进行类似的新村民俗研究时,应该具有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学术视野,要能够全面的关注其整体性、联系性,关注民俗文化再生产的日常生活转向。同时要勇于面对社会剧变语境下民俗主体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体现民俗学作为一种“民生之学”的人文立场与价值追求。
付吉力根[5]（2020）在《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基于地方特点,结合传统与现代是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选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扎村,运用结构化理论,探讨了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实践。高原村落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多样性是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能动因素。发挥高原村落的能动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是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的方法,通过为期14个月的田野调查,使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中的各种实践,对乡村社会转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历史空间中,尕扎村经历部落制度、土司制度以及寺院体系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制度由封建贵族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获得了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社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历史过程是地方社会进入国家整体的分配体系的过程。历史空间是当前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空间中,村民的农牧业生产围绕定居点、牧场和借牧地三个空间展开。在河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空间轮转突破资源限制,使农牧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亲属空间中,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通婚范围集中在河谷之内,这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从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形式来看,哈达加礼金是最普遍的形式。礼物的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哈达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同时实物形式的礼物收缩在亲密的亲属之间。亲属空间是社会转型的规则基础。在象征空间中,人们通过仪式的方式,展演资源共享的规则。措哇、村落、河谷等山神祭祀的不同单位,代表着不同的资源共享和纠纷调节范围。敦巴斋会、嘛尼会则通过物的汇集和分散,调节合作与竞争的社会规范。象征空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在组织空间中,借助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以旅游资源开发、环保协会、合作社为载体,在超越村落的层面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使得村落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环保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承接国家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新载体。组织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综合而言,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构成的整体生活空间来看,尕扎村的社会转型在传统农牧业生产和注重集体协作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亲属空间和象征空间是在长期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地方资源配置方式,而组织空间是村落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与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载体。从资源与规则的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会转型是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在此,结构具有资源与规则的二重性,资源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构成,而规则具有管制性和构成性。社会转型需要发挥资源的配置性和规则的构成性,也利用资源的权威性和规则的管制性。尕扎村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在于当地的权威性资源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上。当地的权威性资源是配置性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规则化过程而形成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通过资源化过程转化为当地新的配置性资源,这一过程通过生产空间来完成。生产空间与其他空间通过资源化和规则化相互影响,其中组织空间作为最具构成性的权威性资源,更新地方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权威性资源。生产空间和组织空间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作为资源与规则转化的两个重要空间,连接地方和国家/市场,成为从社会整合到系统整合的主要实践领域。总而言之,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是村落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刘红梅[6]（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韦虹[7]（2020）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4位英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曾经为其作品是寓言还是神话而产生诸多分歧,这使戈尔丁本人多次做出表态,宣称自己创作的是神话,而不是寓言。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看,戈尔丁13部小说的叙事确实存在诸多有关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神话素。这些神话素的反复出现使13个小说文本形成了一套喻意复杂的话语体系,它们虽然在人物塑造、事件架构和情节设置等非功能性构成因素方面产生了彼此千差万别的变化,但其言语本质和最终所指却始终与经典神话保持一致。这13部小说虚构人类在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各种足迹,既以人物贪得无厌的占有和肆无忌惮的堕落等为聚焦对象,表现人类社会各时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又在反映现实生活境况的同时,借助精心设计的人物故事和巧妙配置的叙事话语,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及发达文明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极大忧虑和犀利批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戈尔丁小说神话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遂试图以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为参照点,分析架构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体系,挖掘其中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的意义之所在。第一章考察戈尔丁小说中的“当代洪水神话叙事”。经典洪水神话是早期人类结合自然界的洪涝灾害和现实生活而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它既表达人类对自然界及宇宙现象的迷信无知和敬畏,又暗示附加在自然洪水灾变中的人为因果报应逻辑,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灵洗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戈尔丁早期创作的《蝇王》、《继承者》和《品彻·马丁》堪称当代心灵指引和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它们当中的洪水神话素和事件描写频频指向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路标,将由玩闹嬉戏的儿童、高尚的野蛮人和诡异幽灵所演绎的人物故事转化为经典洪水神话的当代变体。这三部小说与经典神话中的主人公挪亚及其家人依靠神助创造死里逃生奇迹的不同之处在于,异类同质的水使经历海水、河水和湖水洗礼的人物及其故事为读者创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再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第二章讨论“当代堕落神话叙事”,指出经典堕落神话的核心要素并非在于食物禁忌,而是聚焦早期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宇宙万物的思想巨变,并为文明日渐发达的人类提供时刻注意辨别善恶,努力修正自身前进方向的启示。通过对经典堕落神话进行当代改写,戈尔丁的《自由堕落》、《金字塔》、《黑暗昭昭》和由《航程祭典》、《邻近的卧舱》及《船舱下的火》组成的“航海三部曲”均成为再现经典神话的当代文学范例。这六部小说以叙述诸多人物的道德堕落甚至邪恶人性为出发点,突出地表现了危害巨大的当代堕落具有普遍存在性、荒诞性、隐蔽性和狂欢化,以及可救赎性及不可救赎性等特征。第三章解读戈尔丁小说的“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阐明经典巴别塔神话实质上是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冷酷无情的权力体系之缩影,不仅浓缩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人际交往关系,而且反映其精神生活状况。《塔尖》、《纸人》、《蝎神》和《巧语》四部小说围绕宗教、学术和神权政治三个文学生成场域,对经典巴别塔神话进行了当代激活与重构。这四部小说通过叙述圣母大教堂的教长、蝎神王国的头人、罗马帝国将军和古希腊祭司等人物故事,既影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及利益争夺,又批判了不注重团结协作和不顾他人死活的各种建“塔”领导者之狂妄自大,最终生动地图解人类的僭越欲望,揭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傲慢和贪欲。在深受二战影响的戈尔丁笔下,《蝇王》等13部小说以经典神话为原型对照点,构筑了一个个关乎当代社会文明走向、时代精神与人文信仰的新神话,反暴力杀戮、反虚伪堕落和反贪得无厌等则是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要素。这些新神话以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前后、当下甚至未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摹仿和再现对象,以具有典型时代错误特征的人物及其言行为标记与载体,不断聚焦人们密切关注的战争、暴力、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热门话题,并同时对暴力杀戮、贪得无厌的占有和个人中心主义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其中涉及军事、政治、宗教、历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叙事话语隐含多重喻意,它们既以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讲述复杂抽象的政治话语,为文本建构净化人类心灵及改良社会的主题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又在表达对为数众多的当代人缺乏高尚生活目标和崇高精神引领疑问及忧虑的同时,颠覆性地批判骚动不安的大众与社会现实中律法制约机制的随意性和游戏化,使有关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当代文学创作最终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媒介,帮助读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境况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供人们参考借鉴的应对措施。
熊浚[8]（2020）在《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节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节日文化。在中国的典籍,如《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都有许多有关社日的记载。“社祭”作为一种官方和民间共同的礼俗,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之久。“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与节日礼俗,在中国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们至今仍然沿用“社”的名称,命名“社会”“社团”“社区”等当代社会组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今日之中国,传统的社节早已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全面萎缩,只有极少数地区保存着这种古老文化的遗留。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的春社,就是社节以活态形式在民间生活中存续的一个节日。传统社节是一种怎样的节日文化?其运作方式和文化表征是怎样的?她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为什么恩施土家族人在现代生活中仍能保存甚至激活这种古老的节俗?他们的春社习俗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应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土家族社节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众广泛参与的传统节俗呢?这些问题,就是笔者作为一个从小在“春社”节俗中长大的土家族人,同时又是正在学习民俗学的博士生,以局内和局外两种眼光、感性和理性两种情感,通过亲身参与和田野调研后,所要作出的答卷。本论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是绪论,阐明论文的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重难点、创新点。论文对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从社神社主、社祭形式、社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史的追溯和研判,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在厘清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习俗的主要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春社习俗中的民族文化内涵之上。提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是通过对三个村落中春社节俗的调查,重构“社祭”节俗的演变形态,再现古老社节的当代形态,对社节的仪式过程、象征符号、社会功能、核心价值和女性文化等作出深描与阐释。第二部分为主体部分,包括第一、二、三、四、五章。第一、二章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民俗传统三个方面阐述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文化源流。首先对武陵山区的地理环境和土家族传统文化作了简要分析。其次对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来源展开辨析。从“社”的中原汉民族文化的来源,考察移民迁徙过程的影响,理解春社习俗是以简化的汉族社祭为外在表现形式,以汉文化与土家文化相交融产生的独特习俗为内容,由此可以确认汉文化的“社祭”是春社的源头,土家族的春社习俗是支流。第三章在源流研究基础上,运用田野民俗志的方式,分别以恩施地区的金龙坝、楸木园、双堰塘这三个古村落作为研究个案,通过村落传说对春社习俗的差异性展开具体的描述与分析。金龙坝保留了较原始的以山神、土地龙神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楸木园有保存完好的社神象征,形成了以社主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双堰塘村地处城乡结合处,形成了以娱人为中心的春社习俗传统。春社习俗的防疫与巫术心理揭示出土家族生态健康智慧与亲情伦理智慧。第四章主要从春社习俗的具体形态来讨论恩施地区土家族的文化内涵问题。主要体现在承载原始生命观、包含多神信仰、崇尚女性价值等三方面。拦社习俗体现出恩施地区土家族丧葬礼俗的豁达乐观、圆融新生的原始生命观。多神信仰是土家族群原有信仰在儒、道、释三种宗教影响下而产生的独特民族信仰。社饭习俗是一场充分体现恩施地区土家族女性价值与地位的展演,拦社习俗也展现出女性在土家族群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是女性氏族社会的历史遗风。第五章讨论土家族春社的文化功能。春社习俗作为体现土家族人独特文化内涵的一项民俗事项,具有补偿与治癒功能、认同与整合功能,以及传承与教化功能。这些文化功能在现代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辨析。第三部分是第六章及结语,总结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源流、习俗、个案、特征和功能问题,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来思考春社习俗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春社习俗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民俗事项,它更是土家族丧葬文化、性别文化的实际载体,它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成功演绎了亡者由人变神的具体过程,同时揭示了土家女性主体在性别文化和婚姻关系之间所处的地位与意义。本文通过全面解读当代恩施土家族春社习俗的文化特质,认识到当代春社习俗所蕴含的土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真与自我的日渐沦丧。思考如何在政府主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制度,把握春社习俗的现代传承规律,使春社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更好地传承,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富有现实价值的生活智慧。
李玥明[9]（2020）在《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东省青岛市沙子口地区南面黄海、背靠崂山,坐拥丰富的山海资源,被誉为“鲅鱼之乡”和“孝道之乡”。因鲅鱼资源的丰富,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鲅鱼为主角的捕捞方式、加工技艺、饮食制作、禁忌行为、民俗节庆等文化,综合为沙子口地区独具特色的鲅鱼文化。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方法,从海陆文化融合的视角切入,对沙子口地区的鲅鱼文化做全方位的梳理与解读。同时,也是为中国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一体性融合提供一个具体案例。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至第四部分围绕着鲅鱼文化内各个层面进行全景介绍,第五部分则是在前四个部分的基础上,研究其反映的海陆文化的融合过程。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对沙子口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黄海、渤海中的鲅鱼进行介绍,阐述鲅鱼文化的自然和人文背景。第二部分从鲅鱼文化中最基础的捕鱼与饮食文化层面出发,介绍了鲅鱼的海上捕捞、保鲜加工以及各类食品的制作方法。第三部分是鲅鱼文化的核心内容,论述了民间自发的鲅鱼禁忌行为和“鲅鱼礼”等仪式活动。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官方组织在“鲅鱼礼”的基础之上,将其塑造成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产物,即鲅鱼节庆及与鲅鱼主题的文学艺术。第五部分利用文化特质反向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融合,综合论述了在鲅鱼文化中反映的海陆文化关系以及互动融合的过程。鲅鱼文化首先是捕渔、饮食文化,其诸多特征体现的也首先是山东半岛沿海区域以海洋为基本生计的传统文化。然而,在内陆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其又被赋予了诸多中国内陆文化的特征。在饮食基础上发展出的更高形态的民俗文化,则有诸多方面体现出中国内陆文化的特征。两种文化的特质在鲅鱼这一载体上生长、交织和融合,从而形成深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标识。鲅鱼文化的突出表达即是当地民俗生活中的“鲅鱼礼”。作为民间和政府表达孝文化的重要载体,实际上它是当地鲅鱼文化的灵魂。“鲅鱼礼”指每年谷雨之际,晚辈会挑选肥美的春鲅鱼送给长辈尝鲜,长辈也会以此烹饪美味的鲅鱼菜,寄托子孙同好有福的寓意。其中着重是指送给岳父母（丈人丈母娘）以表达孝意,此时的鲅鱼也成为一种符号、信号传达给长辈们,想要表明自己是作为男朋友、准女婿、女婿的身份存在,或以期通过“鲅鱼礼”征求长辈对自己身份的接纳和认同。这是一项缘起于沙子口渔家的传统民俗,而后拓宽至整个市区的民俗活动。我们看到,在鲅鱼文化的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内陆儒家文化将其核心价值植入海洋文化中的过程。鲅鱼文化也给我们生动展示了这样的图景,即内地儒家文化将中国的沿海社会文化卷入其中并按其自身性格加以塑造,这是中国的文化一体性生成的重要路径。
王巳龙[10]（2020）在《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kLu）和“珠”（（?）,vBrug）是藏语言当中,表达龙符号所指的两个符号能指。本文借助符号学的阐释路径,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以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鲁”和“珠”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当中的表达进行了多角度的聚焦研究。研究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力求科学合理的界定。本研究所立足的基本语境是藏文化语境。构成藏文化语境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是藏文化,以藏文化为主体建构的语境可以生成藏文化语境。广义上的藏文化语境涵义较为宽泛,它不以地理位置、语言文字、人种体质或族属认同当中任何单个要素为唯一约束,而是一个需要在所有向度上进行综合讨论的概念。藏文化语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应当存在非此即彼的精确界限,而是相对模糊的动态的叙述范围,需要依据多因素进行综合判定。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能指符号,“鲁”符号所指范畴十分宽泛,且其概念和形象,在历史上呈现出变化状态,因此一个“鲁”符号表达是否属于龙,应当根据其外形形象、叙事话语体系及其叙事中与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进行判断。“珠”符号所指范畴相对确定,但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亦在表意方面存在变迁。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鲁”、“珠”与龙符号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以定量指标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辅助判断,定性地界定了相对明确的龙符号及龙符号丛概念。基于明确的龙符号丛概念,在藏文化语境的边界条件下,本文首先对藏文化语境当中龙符号在文本当中所呈现的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文化定位。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文本主要分为口传文本、典籍文本、视觉文本和行为文本几大类,其中符号的赋值则依附于文本成为能够被解释的呈现状态。龙符号的形象描述,在不同类型文本当中有不同的展示。对不同类型文本中龙符号形象的考察,即是将龙符号在文本中的解释意义还原为文本意义进行复原和呈现。龙符号在文本意义当中的呈现,是符号发出者赋予符号的意图意义进入文本之后,在文本当中的表达。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龙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同;个体创作文本和群体创作文本中龙符号的表达也存在差异。龙符号在行为文本中的表达亦有其特征属性。龙符号表达的核心是表达主体,而表达的动机和功能比表达生成的文本及其中的符号形象是否遵循事实或是否符合约定俗成的一般逻辑更为重要。对符号表达的分析是通过文本意义反向追溯并分析阐释叙述主体意图意义的过程。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符号在发展历史中,除了持续的文化变迁外,还发生了两次文化形象的跃迁。其中人格化龙形象的生成体现了藏区社会的超现实话语向人类主体的理性社会之转型;汉族龙形象进入藏文化龙符号丛则表明跨语境文化交流由自发自觉活动转而成为系统化的主动社会策略。本文同时也将多民族、多文化的龙符号表达作为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研究的平行参照物。龙符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话语体系的叙事中,藏文化语境当中的龙符号表达存在一定的共性要素,更有其突出的独属特点。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下的叙事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表达,其叙事生成的阐释体现出人类在其所处社会语境中的功能需求。龙符号叙事在藏文化语境中的呈现以及动态变化,实际上是人在构建文化语境时对语言策略的实践。
二、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1）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闽台客家生命礼俗、民间信仰与文教习俗 |
| 第一节 生育礼仪、婚姻习俗与女性成年礼 |
| 一、生育礼仪 |
| 二、女性成年礼 |
| 三、婚嫁习俗 |
| 第二节 女性与民间信仰 |
| 一、荣耀的标本:孺人 |
| 二、客家妇女的信仰美学:盘花 |
| 第三节 文教习俗 |
| 一、客家地区文风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敬字文化 |
| 第二章 闽台客家民俗的女性参与 |
| 第一节 六堆特殊婚俗 |
| 一、多子多孙油纸伞 |
| 二、敬外祖与阿婆肉 |
| 三、特异风俗:抽猴筋 |
| 第二节 客家文教习俗与女性角色 |
| 一、人文心理的探究 |
| 二、女性的教育功能 |
| 第三节 放足的女性 |
| 第四节 客家民俗的女性禁忌 |
| 一、生育禁忌 |
| 二、婚俗禁忌 |
| 三、经血的禁忌 |
| 第三章 客家女性在民俗的性别位阶 |
| 第一节 传统观念的性别角色与地位 |
| 一、硬颈精神的客家女性 |
| 二、地位流动的客家女性 |
| 第二节 客家女性在家族中的性别角色 |
| 一、家庭经济的补充者 |
| 二、家族宗法的被排外者 |
| 第三节 客家婚俗的文化意涵与女性价值 |
| 一、客家婚俗贶辞:讲四句 |
| 二、客家婚俗中的女性价值判断 |
| 第四章 闽台客家生活习俗的流变 |
| 第一节 民俗日常的现代转换 |
| 第二节 文教习俗的在地转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受访者资料 |
| 附录2 六堆的由来与拓垦历史 |
| 附录3 田野笔记：敬外祖 |
| 附录4 田野笔记:美浓詹屋三奶夫人信仰的田野调查 |
| 附录5 田野笔记:六堆首位进士黄骧云 |
| 附录6 田野笔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学术界研究概况 |
| (二)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 |
|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改进之处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春节的起源与习俗 |
| 一、春节的起源 |
| (一)春节的辞源 |
| (二)春节习俗的形成 |
| 二、春节传统习俗与新兴习俗 |
| (一)祭祀习俗 |
| (二)拜年习俗 |
| (三)娱乐习俗 |
| (四)饮食习俗 |
| (五)新兴习俗 |
| 第二部分 春节习俗的功能 |
| 一、满足民众喜“新”心理功能 |
| 二、促进社会和谐功能 |
| 三、传承传统美德功能 |
| 四、增强民族凝聚力功能 |
| 五、丰富大众娱乐功能 |
| 六、推动经济发展功能 |
| 第三部分 春节习俗的现代性境遇 |
|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承春节习俗所面临的困境 |
| (一)春节习俗过度网络化、日常化 |
| (二)春节习俗过度娱乐化、商业化 |
| (三)与春节习俗有关的传统技艺濒临失传 |
| (四)春节习俗观念淡化 |
| 二、春节习俗传承遭遇困境的原因 |
| (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 |
| (二)现代科技文明的高度发展 |
| (三)西方文化的冲击 |
| (四)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 (五)禁燃政策的强制推行 |
| 第四部分 创新春节习俗传承途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一、新时代传承春节习俗的意义 |
| (一)春节习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传承春节习俗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
| 二、新时代传承春节习俗的途径 |
| (一)秉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 |
| (二)传承春节习俗的具体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范围界定 |
|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田野情况 |
| 第一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原生音乐人文景观 |
| 第一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源流考 |
| 一、东马沙巴的地理环境 |
| 二、沙巴历史简述 |
| 三、东马沙巴原住民源流 |
| 第二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宗教音乐观 |
| 一、东马沙巴原住民的万物有灵信仰 |
| 二、宗教观在音乐中的表现 |
| 第三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生活习俗 |
| 一、恋爱与婚姻 |
| 二、死亡及葬礼 |
| 第二章 外来文化对东马沙巴原住民的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文化的进入 |
| 一、中国和东马沙巴的文化交流 |
| 二、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统治下的沙巴(1881-1946) |
| 第二节 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
| 一、基督教在东马沙巴的传播 |
| 二、伊斯兰教在东马沙巴的发展 |
| 第三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的变迁 |
| 第一节 仪式祭祀音乐文化的变迁 |
| 一、万物有灵信仰的仪式祭祀音乐 |
| 二、宗教信仰转变和仪式祭祀音乐的衰落 |
| 三、原住民音乐文化对基督教在地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音乐文化的变迁 |
| 一、沙巴原住民的传统声乐 |
| 二、沙巴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器乐 |
| 三、西方文化对原住民娱乐音乐的影响 |
| 四、不同族群的文化交融和适应 |
| 第四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案例 |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沙巴竹乐团 |
| 一、创建与管理 |
| 二、历程与现状 |
| 三、学习与排练 |
| 四、演出与聚会 |
| 第二节 生活与舞台:沙巴文化村 |
| 一、马里马里文化村(Mari Mari Cultural Village) |
| 二、蒙索比亚文化村(Monsopiad Cultural Village) |
| 三、旅游依托的舞台真实性 |
| 第五章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成因及思考 |
| 第一节 东马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概述 |
| 一、祭祀仪式音乐由繁盛走向衰亡 |
| 二、生活娱乐音乐由传统走向现代 |
| 第二节 文化涵化:仪式民俗音乐文化衰亡成因 |
| 一、“文化涵化”的传统民俗变迁基础 |
| 二、“文化涵化”的现代媒介传播加速 |
| 第三节 文化适应:原住民传统音乐现代化成因 |
| 一、乐器现代改造的适应 |
| 二、音乐表现形式的融合 |
| 三、音乐创作手法的趋同 |
| 四、文化适应的代际差异和族群认同 |
| 第四节 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的思考 |
| 一、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 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观照 |
| 三、东方作为西方音乐的他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云南镇沅苦聪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 |
| (三)文献简评 |
| 三、基本概念 |
| (一)文化再生产 |
| (二)记忆之场 |
| (三)“过秋”节 |
| (四)“接送老亡人”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释读法 |
| (二)野调查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苦聪新村空间再生产 |
| 一、拉祜族苦聪人身份变迁与历史发展 |
| (一)族源、称谓与族属 |
| (二)早期自然环境 |
| (三)走出森林的拉祜族苦聪人 |
| 二、苦聪新村村落空间 |
| (一)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 |
| (二)村落空间构成 |
| 三、家户空间 |
| (一)家户空间格局 |
| (二)家户神圣空间 |
| 四、生计空间 |
| (一)耕与养殖 |
| (二)经商 |
| (三)打工 |
| 第二章 苦聪节日民俗再生产 |
| 一、畲皅“祭竜” |
| (一)畲皅节的起源 |
| (二)畲皅节的时空 |
| (三)畲皅节仪式过程 |
| (四)畲皅节俗再生产的动力分析 |
| 二、“过秋”节 |
| (一)“过秋”节的发展与现状 |
| (二)“过秋”节活动 |
| (三)“过秋”节再生产原因分析 |
| 三、接送老亡人” |
| (一)祖先崇拜的变迁 |
| (二)“接送老亡人”仪式 |
| (三)接送“老亡人”节俗变迁分析 |
| 四、节日民俗再生产的特点与文化功能 |
| (一)节日民俗再生产的特点 |
| (二)节日民俗再生产的文化功能 |
| 第三章 人生仪礼民俗再生产 |
| 一、出生仪礼 |
| (一)取名仪式 |
| (二)“送祝米” |
| (三)“满岁酒”兴起 |
| 二、婚礼仪礼 |
| (一)婚姻缔结形式与范围 |
| (二)婚礼仪式的变迁 |
| 三、丧葬仪礼 |
| (一)传统丧葬习俗 |
| (二)苦聪新村葬礼仪式过程 |
| 四、人生仪礼再生产的特点和原因 |
| (一)人生仪礼再生产的特点 |
| (二)人生仪礼再生产的原因 |
| 第四章 记忆空间与民俗表征 |
| 一、博物馆:记忆之场 |
| (一)博物馆的诞生 |
| (二)博物馆的外观及展陈设计 |
| 二、记忆民俗表征 |
| (一)服饰民俗 |
| (二)住居民俗 |
| (三)生产生活 |
| (四)风俗信仰 |
| 三、被表征的主体 |
| (一)博物馆空间生产的局外人 |
| (二)空间叙事讲解的失语者 |
| 结语 |
| 一、易地扶贫新村民俗剧变事实 |
| 二、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主体性 |
| 三、民俗学应如何研究新村民俗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
| 二、高原地区与社会转型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和重要概念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重要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村落历史 |
| 一、尕扎村的地理方位 |
| 二、地名传说中的村落历史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体系的演变 |
| 二、土地制度的沿革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与河谷整合 |
| 一、苯教文化的传统 |
|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
| 三、建立寺院的历史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的政策变迁 |
| 一、农牧业生产的政策转变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致富事例 |
| 第二节 农牧业生产的时空安排 |
| 一、农牧林资源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 |
| 二、牧业生产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三节 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转变 |
|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 |
| 二、收入结构与生活转变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四章 亲属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 |
| 一、家庭规模 |
| 二、家庭类型 |
| 三、亲属称谓 |
| 第二节 婚姻与继嗣 |
| 一、通婚范围 |
| 二、村落内部婚姻 |
| 三、村落外部婚姻 |
| 四、继嗣形式 |
| 第三节 人情往来与亲疏远近关系 |
| 一、婚礼 |
| 二、葬礼 |
| 三、盖房 |
| 第四节 口头起誓隐含的亲疏远近关系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起誓 |
| 二、问卷调查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五章 象征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山神祭祀 |
| 一、措哇 |
| 二、山神祭祀 |
| 三、山神祭祀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敦巴斋会 |
| 一、敦巴斋会的早期记录 |
| 二、敦巴斋会的主要内容 |
| 三、敦巴斋会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嘛尼会 |
| 一、嘛尼会的过程及内容 |
| 二、嘛尼会中体现的村民关系 |
| 三、嘛尼会的象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六章 组织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转型实践 |
| 一、寺院以及年度活动 |
| 二、转型中的寺院功能 |
| 第二节 环保协会与转型实践 |
| 一、参与公益活动 |
| 二、自行成立环保协会 |
| 三、村民对环保协会的态度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与转型实践 |
| 一、“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实施 |
| 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建立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结论 |
| 一、牧村:农村与牧区之间 |
| 二、生活空间的社会转型特点 |
| 三、乡村社会转型与制度改革 |
| 四、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 一、价值观困境 |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 一、农业经济 |
| 二、商业经济 |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语 |
| 导论 |
| 第一章 当代洪水神话叙事 |
| 第一节 儿童游戏改写的洪水神话 |
| 第二节 高尚“野蛮人”演绎的洪水神话 |
| 第三节 幽灵故事喻示的洪水神话 |
| 第二章 当代堕落神话叙事 |
| 第一节 普遍存在却不可见的堕落神话 |
| 第二节 荒诞闹剧和狂欢中的堕落神话 |
| 第三节 聚焦人类救赎的堕落神话 |
| 第三章 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 |
| 第一节 宗教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 第二节 学术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 第三节 神权政治场域的巴别塔神话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后记 |
（8）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学方法 |
| (二) 人类学方法 |
| (三) 性别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恩施土家族春社的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地理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 |
| 二、多样化的自然资源 |
| 三、文化影响 |
| 第二节 历史源流 |
| 一、史前时代 |
| 二、商周至两汉时期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
| 三、唐宋时期 |
| 四、元明清时期 |
| 第三节 民俗传统 |
| 一、物质民俗 |
| 二、社会民俗 |
| 三、精神民俗 |
| 第二章 恩施地区社文化的源流 |
| 第一节 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来源辨析 |
| 一、社的来源及演变 |
| 二、社神与神主 |
| 第二节 汉文化影响以前的土地信仰 |
| 第三节 汉文化影响下的“社”信仰 |
| 一、过渡——唐代的官社与私社 |
| 二、承继——汉文化对社祭的影响 |
| 第三章 土家族春社习俗的文化机制 |
| 第一节 土家族春社习俗 |
| 一、春社起源传说 |
| 二、“社饭”:春社的饮食习俗 |
| 三、“拦社”:春社的祭祀习俗 |
| 第二节 三个村落的春社民俗志 |
| 一、金龙坝春社:以土地龙神为中心 |
| 二、南河春社:以社主为中心 |
| 三、双堰塘春社:以娱人为中心 |
| 第三节 土家族春社的形成机制 |
| 一、防疫机制:社饭隐喻的土家族生态健康智慧 |
| 二、巫术心理机制:拦社隐喻的亲情伦理智慧 |
| 第四章 土家族春社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融入丧葬礼俗的生命观 |
| 一、豁达的生命观 |
| 二、圆融的生命观 |
| 三、新生的生命观 |
| 小结 |
| 第二节 佛道并重的多神信仰 |
| 一、道(巫)教信仰 |
| 二、儒家信仰 |
| 三、佛教信仰 |
| 小结 |
| 第三节 崇尚女性价值 |
| 一、血亲关系中的女性价值 |
| 二、姻亲关系中的女性价值 |
| 三、妯娌关系中的女性价值 |
| 小结 |
| 第五章 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文化功能 |
| 第一节 补偿与治疗功能 |
| 一、拦社——心理治疗 |
| 二、社饭—生理治疗 |
| 第二节 认同与整合功能 |
| 一、家族的凝聚力 |
| 二、姻族的互助关系 |
| 第三节 传承与教化功能 |
| 一、礼俗制度的传承功能 |
| 二、民族价值观的教化功能 |
| 第六章 恩施地区土家族春社的保护与传承 |
| 第一节 传承现状 |
| 一、传承内容 |
| 二、传承方式 |
| 第二节 保护策略 |
| 一、生活型保护 |
| 二、制度型保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楸木园陈家院子布局图 |
| 附录二 访谈对象名单及亲属关系个案 |
| 一、村落代表性访谈人员名单 |
| 二、亲属关系图 |
| 附录三 村落采访记录节选 |
| 一、白果坝乡金龙坝采访记录选编 |
| 二、芭蕉乡楸木园采访记录选编 |
| 三、龙凤坝镇双堰塘采访记录选编 |
| 四、其他乡镇采访记录选编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鲅鱼文化的研究 |
| (二)海洋文化研究 |
| (三)中国内陆(农耕)文化特质研究 |
| (四)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关系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田野概况 |
| 第一节 沙子口 |
| 一、地理环境 |
| 二、行政隶属变化 |
| 三、港口贸易 |
| 第二节 黄海、渤海中的鲅鱼 |
| 一、鲅鱼的名称与习性 |
| 二、“本地鲅鱼” |
| 三、鲅鱼的食用历史 |
| 四、鲅鱼的资源产量 |
| 第二章 捕捞与制作——鲅鱼饮食的基础环节 |
| 第一节 鲅鱼捕捞 |
| 一、捕捞工具 |
| 二、捕捞规则 |
| 第二节 鲅鱼保鲜与加工 |
| 一、盐藏(卤鲜)保鲜 |
| 二、“甜晒”保鲜 |
| 三、冰制保鲜 |
| 第三节 鲅鱼食品 |
| 一、鲅鱼水饺 |
| 二、红烧鲅鱼配玉米面饼 |
| 三、鲅鱼丸子 |
| 四、熏鲅鱼 |
| 五、鲅鱼宴 |
| 第三章 禁忌与礼仪——鲅鱼习俗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鲅鱼的祭品禁忌 |
| 一、鲅鱼不作为祭品的禁忌行为 |
| 二、鲅鱼不作为祭品的禁忌原因 |
| 第二节 鲅鱼礼仪 |
| 一、“鲅鱼礼” |
| 二、鲅鱼生日——龙凤日 |
| 第四章 节庆与文艺——鲅鱼文化的时代塑造 |
| 第一节 鲅鱼节发展历程 |
| 一、2004——2007年鲅鱼节酝酿阶段 |
| 二、2008——2019年鲅鱼节 |
| 三、2019年鲅鱼节展演 |
| 第二节 关于“鲅鱼”的文学艺术作品 |
| 第五章 鲅鱼文化中的海陆文化特质 |
| 第一节 鲅鱼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质 |
| 一、鲅鱼文化中的涉海性 |
| 二、鲅鱼文化中的衍生性 |
| 第二节 鲅鱼文化中的内陆文化特质 |
| 一、内陆文化特质 |
| 二、鲅鱼文化中的内陆(农耕)文化特质 |
| 第三节 鲅鱼文化中海陆文化特质的融合 |
| 一、“尝鲜”+“鲅鱼”=“鲅鱼礼” |
| 二、海神信仰“妈祖”与内陆文化“孝” |
| 三、农民节日与渔民节日 |
| 四、农业时令与渔业捕捞 |
| 五、融合的物质基础 |
| 六、融合过程的传播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龙的研究 |
| 二、关于藏族龙神崇拜或信仰的研究 |
| 三、关于藏文化中神灵的研究 |
| 四、关于特征文化符号的文化研究 |
| 五、关于藏族“龙”的主要观点和争议 |
| 第三节 主要方法与素材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藏文化语境的范畴 |
| 一、藏区、藏地和青藏高原 |
| 二、藏民族及其文化来源 |
| 三、藏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鲁”、“珠”与“那伽”辨析 |
| 一、“鲁”的释义及概念 |
| 二、“珠”的释义及概念 |
| 三、“那伽”的定义、概念及形象 |
| 四、“鲁”、“珠”、“那伽”与龙的符号化阐释路径 |
| 第三节 龙的符号丛 |
| 一、真实存在的动物形象 |
| 二、虚构的超现实形象 |
| 三、变幻之龙:真实与虚构结合的锚点 |
| 第四节 龙符号的文本 |
| 一、狭义文本 |
| 二、广义文本 |
| 第二章 藏文化文本中的龙形象 |
| 第一节 龙的口传形象 |
| 一、民间歌谣、故事与古代神话中的龙 |
| 二、口传史诗《格萨尔》中的龙 |
| 三、当代民间口头传说中的龙 |
| 第二节 龙的典籍形象 |
| 一、龙的宗教典籍形象 |
| 二、龙的世俗典籍形象 |
| 三、非虚构典籍中的龙 |
| 第三节 龙的视觉形象 |
| 一、平面视觉的龙 |
| 二、立体视觉的龙 |
| 三、动态视觉的龙 |
| 第四节 龙的行为文本形象 |
| 一、与龙有关的日常行为 |
| 二、与龙有关的非日常行为 |
| 三、龙的其它行为文本 |
| 第三章 龙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 |
| 第一节 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龙 |
| 一、早期的龙 |
| 二、中期的龙 |
| 三、晚期的龙 |
| 第二节 世俗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群体创作文本 |
| 二、个体创作文本 |
| 三、非原创文本 |
| 第三节 宗教文本的龙叙事表达 |
| 一、宗教-宗教文本 |
| 二、宗教-世俗文本 |
| 三、世俗-宗教文本 |
| 第四节 民俗仪轨中对龙的表达 |
| 一、龙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 |
| 二、龙在非日常活动中的表达 |
| 三、日常与非日常的链接 |
| 第四章 “龙”符号所指的变迁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的变迁和跃迁 |
| 一、术语借用:跃迁 |
| 二、文化形象的跃迁 |
| 三、龙的两次形象跃迁 |
| 第二节 “鲁”:从泛灵到厉神 |
| 第三节 “珠”:从雷声到瑞兽 |
| 第四节 “鲁”家族的构建 |
| 第五节 龙王龙女:龙的人格化 |
| 一、佛教文本中的“龙女” |
| 二、藏文化中的拟人龙神 |
| 三、藏文化语境中的龙王和龙女 |
| 第五章 多文化的龙叙事表达 |
| 第一节 汉族的龙叙事 |
| 一、以应龙为代表的先秦龙 |
| 二、以黄龙为代表的经典龙 |
| 三、皇权之龙和人格化的龙 |
| 第二节 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龙叙事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的龙叙事 |
| 第四节 西方的龙叙事 |
| 一、泛基督教叙事中的龙 |
| 二、邪恶之龙 |
| 三、“屠龙”的叙事 |
| 第六章 藏文化语境下龙符号叙事的解读与阐释 |
| 第一节 崇拜与畏惧:万物有灵的龙 |
| 第二节 交流与供奉:自成一统的龙 |
| 第三节 调伏与教化:护持教法的龙 |
| 第四节 文化建构中的语言策略 |
| 结论 |
| 一、龙符号的判定 |
| 二、龙符号的形象、表达及文化跃迁 |
| 三、意义、启示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一览 |
| 致谢 |
四、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论文参考文献）
- [1]闽台客家生活习俗中的女性角色研究[D]. 黄秋菊.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春节习俗研究[D]. 刘晓春. 齐鲁工业大学, 2020(02)
- [3]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D]. 陈国符.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4]云南镇沅苦聪新村民俗文化再生产研究[D]. 李瑜.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8)
- [5]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D]. 付吉力根.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D]. 韦虹. 南京大学, 2020(04)
- [8]社：一个古老节俗的当代形态 ——恩施土家族春社研究[D]. 熊浚.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青岛沙子口地区鲅鱼文化研究[D]. 李玥明. 西南大学, 2020(01)
- [10]特定符号在藏文化语境中的表达研究 ——以“龙”（“鲁”与“珠”）为例[D].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