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美俄削减核武器的最新承诺（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行[2]（2021）在《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曾将核武器应用于实战的核大国和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核战略发挥着全球影响并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每一位总统都在任期内适时调整了核战略并展开战略实践。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就曾关注核武器,并在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官方文件对美国核战略进行了正式公布并展开相关实践。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核战略较上一届政府出现了巨大转变,呈现出美国核战略的新特点。核战略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夺取美国的全面竞争优势服务。本论文通过分析美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战略实践来研究美国核战略,从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的形成基础、影响因素、内容解析和影响评估四部分进行论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战略在不同领导人时期有明显的演变,但最终都旨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获取国家利益,因此是国家战略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各届政府时期的核战略演变为特朗普政府制定战略提供了历史参考,前任奥巴马政府留下的“核战略遗产”则成为特朗普政府制定核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考量,这些共同成为特朗普核战略的形成基础。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总统,其身上鲜明的强势冒进决策风格、“以我为主”利益观和“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特质影响着本届政府的核战略,同时特朗普政府核战略又受国家安全战略的上位指导,重视战略竞争和意图以实力求和平。在具体内容方面,特朗普政府从核威慑政策、核力量发展政策、核力量运用政策和核军控政策对核战略做出规划和调整。受特朗普个人特质和其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下的核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破坏了国际核秩序,致使核战略竞争冲击核战略合作,并增加了核扩散的风险。
王海涛[3]（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指出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何奇松[4]（2021）在《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文中提出特朗普政府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与核安全面临的"头号威胁"。特朗普政府对冷战后的美国核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再承担国际防扩散义务,并对特定国家实施"定制核威慑"。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核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依靠核武器确保美国霸权、通过核武器向盟国提供延伸安全保障,以及选择性地实施防扩散的做法,在极大地导致核军备竞赛、刺激核扩散的同时,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是对国际战略稳定的破坏和挑衅。为此,国际社会进行了斗争,以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风险。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核态势依然十分严峻。
孙卓婷[5]（2020）在《核裁军的国际法义务研究》文中指出国际法上的义务往往通过条约或国际习惯等方式加以确定,旨在约束国家的某些行为,以期打造更为合理、有序的国际环境。而核裁军义务自诞生时起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目的。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在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过惨痛的教训,世界范围内“反核”的呼声高涨,并在苏美冷战的格局下最终诞生了最初的核裁军条约,及至1968年6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作为核军控领域基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冷战的结束,单纯的在核武器数量上的削减已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结合国际实践和现实发展来看,核裁军义务在新时代下的发展内涵还应包括防止核扩散以及建立无核区等内容。从国家实践来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所需承担的义务并不相称。从现实操作来看,一国的核裁军义务履行往往很难通过现有的核查机制得以有效监督。从执行效果来看,即便发现了有国家存在违反履行核裁军义务的行为也往往很难通过直接核查主体对其进行惩治。此外,一些国家对于核裁军条约的擅自退出也对“条约必须信守”这一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退约”成为了某些国家逃避履行国际义务的“挡箭牌”。事实上,核裁军条约的局限性反映的正是激烈的国际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核武器由于是关系到一国“生死存亡”以及“军事实力象征”的大事,由于各方难以妥协,往往导致条约中相应环节的妥协与缺失。且由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组织架构的根本不同,本质上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机构”对相关事宜作出“一锤定音”的决断,更使得相关问题的解决往往会陷入久拖不决与两难的境地。从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职能来看,安理会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国际组织。无论是其对于“核查措施”的完善亦或是对于违反核裁军义务的国家进行一系列的“制裁”行为,安理会都显示出其极大的现实运作能力,尽管有关制裁决议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尚存讨论的空间。从权利义务的基础属性来看,国家违反了国际义务自然会有国家责任问题的产生。而在核裁军领域,由于其具有“一切义务”与牵涉到“共同责任”的特殊属性,对于相应“受害国”的认定与国家责任的“援引”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且从国际实践来看,已经存在了因国际法院认定“争端”不存在而使得相应案件“投诉无门”的情况出现。从中国立场出发,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体制下的核裁军义务是确有必要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核军控谈判,发出“中国声音”,在“不犯错”的同时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做好充足的准备。
江铭钊[6]（2020）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研究 ——论国际约束在事件中的失效及事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中导条约》是战略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支柱性条约之一。2019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启动新一代中程导弹研发,并宣布将优先向亚太地区部署此类武器。美国的政策对国际安全秩序和中国安全环境构成了重大挑战。从政策动机角度考察,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为了更好地为本国军备发展解除国际约束、压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持和拓展本国军工企业生存空间并稳固全球军事霸权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一仅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的政策与国际安全秩序本身存在明显的矛盾。然而,在这一影响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国际舆论、学界和思想界的表现却一如既往地混乱和短视,以至于国际社会失去了共同防微杜渐、预防危机扩大的机遇。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除中俄两国之外,欧洲、亚太其他国家的反应多显平庸。其中,东欧国家和英国大多支持美国退出条约以制衡俄罗斯;法德等西欧国家虽然相对谨慎,但也仅限于呼吁美俄重新谈判。亚太绝大多数国家则重点关注美国导弹的部署,担心陷入大国选边站的困境。全球主流媒体围绕这一议题讨论了包括全球性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与大国竞争、美国与盟友关系、中国将如何反应等在内的多个议题。多数议题的讨论保持了与美国战略利益非常高的一致性。大多数国际媒体没有质疑美国在当今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背景下遏制中俄两国的战略是否正当,反而更多讨论了这种措施是否有效,几乎默认了美国将中俄等国视为战略对立面和开展军备竞赛的合理性。全球媒体的这种偏颇立场在很大程上助长了美国及其支持者继续操弄国际舆论实现霸权主义行为合法性的气焰。国际学术和思想界的反应多样而复杂。与美国军方有利益联系的机构直接沦为美国军事霸权行为的御用喉舌;美欧学界多以中俄为切入点讨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俄两国和各类军备控制组织的学者对美国行为主要持反对立场,并对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军备控制发展表达了明显的忧虑,认为美国正在将国际安全秩序拖向对抗的深渊。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质疑没有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产生有效的制衡。各国政府、国际舆论、学界和思想界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立场分野和观点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国际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态势,强权政治相对于国际和平力量的优势,以及未来国际安全秩序的战略博弈频率、烈度正显现出日益趋强的态势。《中导条约》的失效不仅是国际军控体系的一次重大挫折,而且还将导致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恶化。美国推进其导弹部署计划也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关系带来诸多考验。
吴潇剑[7]（2020）在《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核武器是人类发明的破坏力最大的武器。美国最早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并且坚持不懈地更新和发展核武器,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特朗普上台之后,继承之前的发展规划,计划对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进行全面更新和现代化改造。但是七十余年来,核武器只有过一次实战应用。美国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主要还是为了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尤其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慑。本文首先结合美国的核战略演变,系统地梳理自核武器诞生到冷战结束时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发展的过程;接着通过分析冷战后四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与核战略,探析各个时期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的背景、原因、具体措施及效果,并详细地叙述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分析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现代化对美国、核军控与中国的影响。先进的核武器对于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美国始终不肯大力推进裁减核军备进程,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前进的道路愈发困难,面对强大的美国及其拥有的核力量,中国必须有所准备,积极发展先进核武器,应对美国的威慑。
张兰[8]（2020）在《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美苏冷战由“相对缓和”进入到“暖战”对抗升级的新阶段。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第40届总统。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先后签署了《国家安全第66号指令》及《第75号指令》,全面调整美国对苏政策,由“围堵”改为“直接对抗”,实行积极的“推回战略”。1981-1983年间,“波兰危机”揭开了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序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波兰戒严”后,美国积极介入,发表了《制裁行动声明》;随后,里根出访欧洲,协调美欧立场,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讲》,鼓吹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十字军征伐”。在经济上,美国扩大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严格管控对苏能源技术及设备出口,减少苏联获取高新技术的机会,打击苏联的经济。在军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增加了美国军费开支,大力推动军事科技更新,迫使苏联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军备竞赛,试图拖垮苏联。在地区安全上,里根政府采取了“有限推回战略”,直接对抗苏联的扩张,并以各类“隐蔽手段”支持并援助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波兰的团结工会等全球的反苏势力。里根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根本受制于国际冷战格局的演变。苏联虽然经过了1970年代的较快经济发展,逐渐拉近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是,在美苏冷战较量中,美国仍然拥有综合国力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美建交、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为美国的“推回战略”的实施铺平了道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严重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及战略优势,这加速了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转变。美欧关系的改善,以美英为主的美欧政策协调,为里根政府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工具支持。里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潭,这为美国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的有力的战略支撑和坚实的战略基础。“里根主义”奉行实力至上,强调“以实力求和平”,里根作为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保守派,其顽固的反苏反共政治理念,使里根倾向于选择强硬地与苏联直接对抗。换言之,里根的政治及外交理念推动着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除此之外,当时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共和党掌控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的政治操作,以及苏联方面的应对措施共同促成了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美苏国际冷战的升级。由此,美苏冷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进入了竞争激化的最后阶段。其政策影响深远,一方面,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受到了阻滞;另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加码大大加重了苏联的战略负担,这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同时,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正因如此,值得指出的是,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在经历了最初的与苏联强硬对抗之后,逐渐将其对苏政策修正为以和平演变为主的相对缓和的政策。1981-1983年间美苏战略调整与竞争是典型的大国博弈,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大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赵丹丹[9]（2019）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文中认为美俄关系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不断恶化,奥巴马上台后积极调整对俄政策,努力改善双边关系,以解决包括核安全、核不扩散、恐怖主义、能源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安全问题。由于美苏于1991年签订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09年12月份到期,奥巴马政府以此为契机,将美俄核裁军谈判作为美俄关系改善的突破口。本文通过梳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进程,分析得出这一阶段推动美俄核谈判的主要动因:第一,国际核裁军形势促使美俄开启核谈判。世界范围的“无核运动”重新兴起,国际社会要求有核国家在核裁军问题上做出更多实际动作,多国呼吁美俄就核裁军问题立即采取行动,促使美俄开启核谈判。第二,美俄两国积极推动谈判的进行。美俄在核裁军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即使在谈判中有分歧和博弈,也会根据利益需求作出适当的让步和妥协,推动谈判的进行。第三,美俄在其他领域多方面的合作,增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促进美俄在核裁军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美俄核裁军谈判的结果不仅降低了两国战略核武库能力,有利于强化核不扩散机制,同时为双方提供了继续裁减核力量的框架,对整个俄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不过,良好的政治关系是推进美俄核裁军进程的基本条件。当前由于双边关系紧张,美俄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前景不容乐观。
刘泽慧[10]（2019）在《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衡政策（2000-2018）》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调整。在2000-2018年间,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都与俄罗斯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合作违背了美国总统及团队的个人目标、加剧了两党间的政治斗争、国内反俄情绪持续高涨,加之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和普京政府对美政策日趋强势,美国最终对俄罗斯产生强烈的消极认知,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对美国造成了重大威胁。在此基础上为了达到抵消俄罗斯实力的增长,防止俄方谋求和拥有权力优势,消除俄罗斯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目的,最终三届政府对俄都回归以防范和竞争为主导的制衡政策。为了实现制衡目标,美国既采取以结盟和军备为手段的“硬制衡”行动,具体方面包括推动北约东扩、介入叙利亚问题、加强反导部署、退出中导条约等,也采取以外交和经济为手段的“软制衡”行动,具体方面包括支持“颜色革命”、激化乌克兰危机、实施制裁行动等。未来美国对俄政策很可能继续沿着“短暂合作、持续制衡”的轨道前行。
二、评美俄削减核武器的最新承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美俄削减核武器的最新承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的形成基础 |
| (一)核战略在美国的地位 |
| 1.美国核战略的概念 |
| 2.核战略与美国国家安全 |
| 3.核战略与美国国家利益 |
| (二)冷战后美国核战略的调整 |
| 1.核威慑政策的调整 |
| 2.核力量运用政策的调整 |
| 3.核力量发展政策的调整 |
| 4.核军控政策的调整 |
| (三)奥巴马政府的“核战略遗产” |
| 1.“核战略遗产”中的成就 |
| 2.“核战略遗产”中的困境 |
| 二、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的影响因素 |
| (一)领导人特质融入核战略 |
| 1.强势冒进的决策风格 |
| 2.“以我为主”的利益观 |
| 3.“国家中心主义”倾向 |
| (二)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核战略 |
| 1.在战略竞争中谋求优势 |
| 2.以实力求和平 |
| 三、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的内容解析 |
| (一)核威慑政策 |
| 1.对核安全环境的判断 |
| 2.实施定制威慑 |
| (二)核力量运用政策 |
| 1.核武器使用原则 |
| 2.核武器适用范围 |
| (三)核力量发展政策 |
| 1.“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现代化 |
| 2.非战略核力量更新 |
| 3.核武器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现代化 |
| 4.核武器基础设施建设 |
| 5.财力支撑保障 |
| (四)核军控政策 |
| 1.强硬对待核扩散问题 |
| 2.不寻求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 3.有条件地开展军控谈判 |
| 四、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的影响评估 |
| (一)核战略竞争冲击核战略合作 |
| 1.核战略合作平台发生变革 |
| 2.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
| 3.美俄核军控合作走向不明 |
| (二)国际核扩散风险增加 |
| 1.错误引导国际军事发展重心 |
| 2.刺激地区核问题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4）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美国核政策研究梳理 |
| 二 特朗普政府对核威胁的评估 |
| 三 特朗普政府的核战略、核政策及其实施 |
| 第一，提高核生产能力，开发新的核武器系统。 |
| 第二，不再承担国际防核扩散义务。 |
| 第三，拒不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并退出相关国际防扩散条约或协议。 |
| 第四，试图将太空武器化，并退出《中导条约》。 |
| 第五，尝试与朝鲜进行谈判，解决朝核问题。 |
| 四 特朗普政府核战略和核政策的变与不变 |
| 五 特朗普政府调整核战略与核政策可能引发的后果 |
| 第一，引发核军备竞赛，动摇国际秩序和破坏国际稳定。 |
| 第二，刺激核扩散。 |
| 第三，降低核战争门槛，引发核战争。 |
| 第四，特朗普政府的背信弃义，或增加中东的核战争风险。 |
| 六 国际社会的反应 |
| 七 世界核态势的未来走向 |
| 结 语 |
（5）核裁军的国际法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裁军义务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核武器与核裁军 |
| 一、核武器的概念界定及其分类 |
| 二、核裁军的本质及其产生背景 |
| 第二节 核裁军义务的义务来源 |
| 一、早期的单边主义承诺 |
| 二、国际条约中的核裁军义务 |
| 三、核裁军义务的应有之义 |
| 第二章 核裁军义务履行的国家实践 |
| 第一节 有核国家履行的核裁军义务 |
| 一、有核国家的认定 |
| 二、有核国家需要履行的义务 |
| 第二节 无核国家履行的核裁军义务 |
| 一、无核国家的认定 |
| 二、无核国家需要履行的义务 |
| 第三节 中国对于核裁军义务的履行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无核化进程 |
| 二、中国积极加强、完善国内相关立法 |
| 第三章 核裁军义务履行的困境及解决 |
| 第一节 条约本身的局限性 |
| 一、条约的约束力较弱 |
| 二、对于新型核武器的适应能力不强 |
| 三、条约的正式生效较为困难 |
| 第二节 国际核查制度有待加强 |
| 一、核查机制现状 |
| 二、核查机制存在的缺陷 |
| 三、核保障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核裁军条约退出机制带来的困境 |
| 一、条约退出机制的现状 |
| 二、条约退出权的正当性辨析 |
| 三、对“对一切义务”与“共同利益”之考量 |
| 四、关于退出机制的合理设想 |
| 第四节 从马绍尔群岛案看案件受理的困境 |
| 一、“马绍尔群岛案”简介 |
| 二、有关“争端”是否存在的认定 |
| 三、“马绍尔群岛案”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违反核裁军义务的后果承担 |
| 第一节 国家责任的产生 |
| 一、产生国家责任的法理基础 |
| 二、关于“受害国”的认定 |
| 三、国家责任的“援引” |
| 第二节 国家责任的具体承担 |
| 一、停止违反核裁军义务的不法行为 |
| 二、继续履行核裁军义务 |
| 三、核裁军义务下的国家赔偿责任探究 |
| 第三节 安理会对违反核裁军义务国的制裁 |
| 一、安理会权力边界探讨 |
| 二、安理会决议对于朝鲜核问题的应用 |
| 三、对安理会作用的合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研究 ——论国际约束在事件中的失效及事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的综合评述 |
| 四、本文的思路与结构 |
| 五、文章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六、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事件背景 |
| 第一节 《中导条约》及其历史意义 |
| 一、《中导条约》相关定义 |
| 二、《中导条约》的发展历程 |
| 三、《中导条约》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过程与原因分析 |
| 一、美国“退约”历程 |
| 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社会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事件的主要反应 |
| 第一节 各国政府的反应 |
| 一、俄罗斯——多管齐下,反对美国毁约行为 |
| 二、欧洲各国——“同盟体系”下裂痕显现 |
| 三、亚太国家——更加关注美军未来导弹部署动向 |
| 第二节 国际主流媒体对美国退约事件的报道和反映 |
| 一、美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情况 |
| 二、欧洲主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总结 |
| 三、亚太地区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和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学界对事件的认知与评论 |
| 一、对条约崩溃和美国“退约”行为持否定态度 |
| 二、呼吁重新订立具备广泛约束效力的导弹军控条约 |
| 三、支持美国废除《中导条约》的意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退约”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
| 一、单边主义行径导致大国关系恶化 |
| 二、“退约”举动损害国际互信、加剧地区紧张关系 |
| 三、“退约”是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战略平衡的破坏 |
| 四、条约失效导致导弹技术扩散风险提升 |
| 第二节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
| 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造成影响 |
| 三、对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冷战期间美国核力量的发展 |
| 第一节 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诞生及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三位一体” |
| 第三节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缓慢地发展 |
| 第四节 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提出及实施现代化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克林顿时期——继承冷战遗产 |
| 第二节 小布什时期——“新三位一体” |
| 第三节 奥巴马时期——无核武器世界 |
| 第四节 特朗普时期——实施全面更新 |
| 第三章 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美国地位和安全的作用 |
| 第二节 对防扩散与核裁军的阻碍 |
| 第三节 对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卡特政府对苏政策遗产 |
| 第一节 卡特“新世界秩序”的失败 |
| 第二节 苏联入侵阿富汗与对苏“新遏制” |
| 第二章 里根上台与美苏摩擦升级 |
| 第一节 粮食禁运问题的扩大 |
| 第二节 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的破产 |
| 第三节 波兰戒严与美国的制裁 |
| 第四节 1982 年里根的欧洲之行与美欧协调 |
| 第三章 黑格辞职与美国对苏的“新强硬政策”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第32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新战略 |
| 第二节 军备扩充与新一轮军备竞赛 |
| 第三节 能源管控与经济技术战 |
| 第四节 谈判与武力相结合的阿富汗政策 |
| 第四章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美国对苏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安德罗波夫上台与苏联外交政策转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第75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政策走向 |
| 第五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冷战格局中美苏力量对比 |
| 第二节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催化 |
| 第三节 美国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苏联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六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推动了国际冷战局势的升级 |
| 第二节 阻滞了苏联的战略进攻 |
| 第三节 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动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9）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美俄核裁军谈判的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核裁军谈判的结构 |
| 一、谈判的结构 |
| 二、核谈判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美俄谈判前的核力量对比 |
| 一、美俄核武库对比 |
| 二、美俄核武器的部署 |
| 第三节 美俄核谈判的主要阶段 |
| 一、美俄开启核谈判 |
| 二、START-I 到期前谈判未果 |
| 三、重启谈判至签订新条约 |
| 四、美俄批约过程 |
| 第二章 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核裁军形势的推动 |
| 一、世界范围“无核运动”的重新兴起 |
| 二、大国核安全合作力度加大 |
| 第二节 美俄国内因素的推动 |
| 一、奥巴马政府的积极作为 |
| 二、俄罗斯的积极回应 |
| 第三节 美俄积极互动促进合作 |
| 一、美俄核裁军谈判的历史延续性 |
| 二、美俄高层对话机制的改善 |
| 三、美俄深化民用核能合作 |
| 四、美俄在地区问题中的合作 |
| 第三章 美俄核裁军谈判的分歧与博弈 |
| 第一节 关于削减模式及核查问题 |
| 一、关于削减模式的分歧与博弈 |
| 二、关于核查问题的分歧与博弈 |
| 第二节 关于导弹防御及未来削减核武器问题 |
| 一、关于导弹防御问题的分歧与博弈 |
| 二、关于未来削减战术核武器的分歧与博弈 |
| 第四章 美俄核裁军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美俄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一、对美俄两国的影响 |
| 二、对美俄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国际军控进程的影响 |
| 一、推动国际核裁军进程 |
| 二、加强核不扩散机制与核安全机制 |
| 结论 |
| 一、美俄核裁军结果分析 |
| 二、美俄核裁军前景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10）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衡政策（2000-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研究 |
| 二、关于美国对俄认知及政策调整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案例分析法 |
| 三、层次分析法 |
| 第二章 短暂的对俄合作政策 |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 |
| 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 |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 |
| 第三章 制衡政策的形成 |
| 第一节 美国对俄罗斯的消极认知 |
| 第二节 产生消极认知的原因 |
| 一、总统及团队的个人因素 |
| 二、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 |
| 三、美国实力的衰退 |
| 四、俄罗斯对美国的强势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的制衡政策 |
| 第四章 “硬制衡”行动 |
| 第一节 推动北约东扩 |
| 第二节 介入叙利亚问题 |
| 第三节 加强反导部署 |
| 第四节 退出中导条约 |
| 第五章 “软制衡”行动 |
| 第一节 支持“颜色革命” |
| 第二节 激化乌克兰危机 |
| 第三节 实施制裁行动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评美俄削减核武器的最新承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特朗普政府核战略研究[D]. 李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J]. 何奇松. 美国研究, 2021(02)
- [5]核裁军的国际法义务研究[D]. 孙卓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研究 ——论国际约束在事件中的失效及事件影响[D]. 江铭钊. 暨南大学, 2020(04)
- [7]冷战后美国核力量现代化研究[D]. 吴潇剑.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D]. 张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9]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D]. 赵丹丹. 外交学院, 2019(07)
- [10]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衡政策（2000-2018）[D]. 刘泽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标签：特朗普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俄论文; 中导条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