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荐“近代名人幕府丛书”(论文文献综述)
施赟[1](2021)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历史变迁及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谢文韬[2](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认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江婷[3](2021)在《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学校办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吴汝纶德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备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时期。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走上救亡与启蒙、变革与革命的道路。处于清末时期的吴汝纶,让教育成为武器,通过学术的力量实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这一迫切心情,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现状,改变国民素质,以求达到兴国强国的目的。吴汝纶的一生都与教育息息相关,是晚清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晚清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制度化教育的开拓者”,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吴汝纶的德育思想在不断的教育实践和持续的学习中逐渐丰富和成熟,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汝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普国人而尽教之”“智开然后知德教”的目的以及培养出以“爱国心为主者”的现代人才,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所提出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智开然后知德教”、“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无体育则弱”等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也产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系统梳理、专题研究其德育思想的着作、论文较为欠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鉴于以上情况,尝试选取吴汝纶德育思想这一视角,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养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详细介绍了吴汝纶先生的生平及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深入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也是吴汝纶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现代理论的产物,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萌发、形成、发展和成熟四阶段。其次,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及德育方法。归纳来看,吴汝纶的德育思想主要有“男儿当志在四方”、“德行第一”与“学为立身”相结合的德育目的,以“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智开然后知德教”的大德育观,“普国人而尽教之”、“勉成国器”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官和社会等方面的德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培养现代人才的有益尝试等视角高度评价吴汝纶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完整呈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成才与成人的兼顾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全面论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在目标上、内容上、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并分析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其转化路径进行探索。
杨瑞[4](2021)在《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文中认为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着名的遗民,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事件对其影响颇深:一为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这使他丧失了故国家园,也消解了其用世之心;一为康熙十七年被迫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此为清廷利用高压政策强迫其易志出仕。在出处进退之间,王弘撰毅然选择隐居不仕,坚守明遗民气节,得到士林一致赞誉。王弘撰既不肯做清廷臣子,便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的名士,不仅使自身声名远播,而且也沟通了关中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为南北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本课题属于地域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个案研究,王弘撰作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也是明末清初关中明遗民的典型代表,在时代的变革中,其人生轨迹、隐士心态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弘撰的家世、生平、交游、着述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展现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为明遗民研究和明末清初关中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体事例。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第一、二章)为王弘撰生平、交游考。第一章为生平考述,主要以赵俪生《王山史年谱》为参照,对谱中讹误之处进行考证,缺脱之处加以添补,力图厘清王弘撰的行年事迹,展现其交游和生活状态。第二章为交游考。王弘撰在鼎革后曾四上京师,五下江南,一赴岭南,而在关中地区,也多次往来于西安、延安、三原、富平等地。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人有明宗室、清廷官员、乡宦士绅、遗民群体、林下隐士等。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或互道对明故国的深情,或进行诗文切磋和学术交流,或赏玩金石书画,或宴饮雅集、共享友朋之乐。王弘撰深厚的家学渊源,仗义疏财、笃于朋友的人格特点,平心静气、不存门户之见的治学观念,坚守明遗民气节、不作两截人的忠贞节操,以及广泛游历以联络南北声气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真挚友谊,而且使自身声名远播,成为“关中声气之领袖”,还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编(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着述考。王弘撰一生着述宏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故第三章至第五章对其现存各书的成书及版刻情况详加考述,以使读者明了其创作情况。此外,王弘撰工诗,然因其诗集前此未见,故学界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甚少,论文第六章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对王弘撰诗作的内容、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以使学界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定位。综合本课题研究,我们通过对王弘撰家世、生平、交游、着述的考察,认为他的一生行迹展现了清初关中地区明遗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对关中地域文学研究和明遗民研究不无裨益。
鲁梦宇[5](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提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吴世平[6](2021)在《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文中研究表明1911年是郑孝胥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在京城中多方奔走、鼓吹借债救国论,兼以谋求实缺,复介入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讨论中,随即出任湖南布政使一职。然而,其借债救国论喧腾传播于外,反倒助推了铁路风潮的爆发,郑孝胥最终沦为舆论交相批判的对象。即令他抛出川路改线计划,以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亦属无济于事。郑孝胥借由借债造路的"毒国"政策获致广泛关注,其身败名裂之结局亦肇因于斯,他在辛亥年所行之一切宛如饮毒"自鸩",纵使其机关算尽、长袖善舞,终究挡不住革命的巨轮。
苏叶[7](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付永军[8](2021)在《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文中指出十九世纪60年代末,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了工业化浪潮。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州第一个走上了近代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改革中,文化领域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开始欧洲化,大力发展西化教育,将欧洲的美术教学体系移植到日本的现有教学体系中,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洋绘画,推动了日本国内的改革运动。在这种浪潮风气下,日本传统绘画日渐式微,而西洋油画和新兴的日本画形式凸显出来。直至国粹运动的发起,传统的日本水墨绘画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落寞后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日本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丰富了日本近现代美术发展的新格局。而被日本称为最后的文人画家的富冈铁斋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孤寂的走上艺术创作之路。本论文以历史时间发展为主要脉络,立足于富冈铁斋在日本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美术作品及文化活动考查,通过对富冈铁斋的绘画作品、艺术思想、艺术交流、美术活动等为对象展开研究,从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寻求这些绘画作品的创作成因以及影响,进而探求出这一历史时期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生成的内在原因,通过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图像学的研究,结合富冈铁斋的生活轨迹全面的分析富冈铁斋艺术风格中蕴含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蕴,力图呈现富冈铁斋艺术风格,从而探求其生成的过程及特征。本研究以富冈铁斋绘画作品为主要的视觉媒介和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分析的具体方法。而对于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研究旨在解决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谱系;分析富冈铁斋绘画的形态、特征以及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显现出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及文化内涵;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变革以及对当下的价值意义进行探讨。通过对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研究,可以说日本传统绘画源于中国绘画,是中国绘画同根共干的一枝琼花。而十九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前的日本古代绘画,主要受到中国绘画影响,近现代受到西方影响。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应急反应,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美术是作为亚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十九世纪的日本美术发展历程是美术发展史中的独特典范,这也为我们了解日本美术的总体风貌打下了基础,确立了其在美术史中的位置。
石晨曦[9](2021)在《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文化殖民,简言之是指侵略者以文化手段对占领地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洗脑、侵略的过程。其结果是想要创造出一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新型文化,亦即“殖民文化”。近代以来,伴随日本的海外扩张,作为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教逐渐向海外流播。流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是日本在占领地区强行置地建立神社,以至于大量海外神社应运而生。这些海外神社,是日本侵略者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留下的物证,也是“殖民文化”的符号。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手关东州,并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首个海外神社——安东神社。以此为发端,日本开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神社的侵略史。毫无疑问,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创建行为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它贯穿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输出”的道具。本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重点论述。在宏观层面,运用史料分析法对日本神道和神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对国内外先行研究中有关海外神社以及日本在东北地区所建神社的相关数据和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此外,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神社所处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以直观的形式加以呈现。在微观层面,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布教”入手,探讨“军队神社”“试点神社”“满铁神社”“开拓神社”“国家神社”等五类神社的实态。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所呈现的特点及影响进行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日本创建大量的海外神社,是日本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布教海外的实践。与日本所实施的直接军事统治和政治统治相比,海外神社的侵略性更加隐蔽。这成为日本文化殖民过程的主要特征。海外神社可以寄托军人的思乡之情,也可以成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也可以是民族凝聚力的凝结剂。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代言人,从本质上脱离了作为宗教思想传播的社会性文化场所,而转变为特异时空下被政治化的思想强制牢笼。最终,海外神社成为“殖民文化”的符号。
董俊[10](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推荐“近代名人幕府丛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荐“近代名人幕府丛书”(论文提纲范文)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三、章节设置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一、长住都市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三、混合型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依据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1.2.2 国内研究状况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2.1.2 德育思想与教育思想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德育理论 |
2.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德育理论 |
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3.1 吴汝纶生平简介 |
3.1.1 年少好学 早着文名 |
3.1.2 登入仕途 学贯中西 |
3.1.3 致力教育着述办学 |
3.2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3.2.1 晚清的历史环境 |
3.2.2 晚清的政治及教育环境 |
3.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 |
3.3.1 家庭条件—教育世家下的“古文大家” |
3.3.2 为官环境—幕府中的“关键人物” |
3.3.3 交友情况—与严复关系密切 |
3.4 桐城派与吴汝纶德育思想 |
3.4.1 桐城派概况 |
3.4.2 桐城派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4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4.1 理论渊源 |
4.1.1 传统道德思想的渐化 |
4.1.2 吴氏家族家风的滋养 |
4.1.3 独特桐城文化的濡染 |
4.1.4 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迪 |
4.2 发展历程 |
4.2.1 客居幕府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萌发 |
4.2.2 改革书院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 |
4.2.3 考察日本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发展 |
4.2.4 创办学堂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成熟 |
4.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4.3.1 中国近代德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
4.3.2 一个开明的旧人物:吴汝纶的双重身份 |
4.3.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理论的主要思考与实践 |
4.3.4 吴汝纶对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 |
4.4 本章小结 |
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实践养成 |
5.1 聘请名师,振兴地方教育 |
5.1.1 裁并义学整顿书院 |
5.1.2 振兴书院筹措经费 |
5.1.3 聘请名师开启风气 |
5.2 主讲莲池书院,创办东西文学堂 |
5.2.1 率先开办东、西文学堂 |
5.2.2 自筹经费购买新书 |
5.2.3 广交中西名士培养文化氛围 |
5.2.4 莲池俊秀影响后世 |
5.3 赴日考察学务,着《东游丛录》 |
5.3.1 实地观摩日本各级各类学校 |
5.3.2 赴日听教育专题讲座与介绍 |
5.3.3 接触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官员和学者 |
5.3.4 《东游丛录》中所涉及的教育问题 |
5.3.5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作用 |
5.4 心系桑梓教育,创办桐城学堂 |
5.4.1 创办动因及经过:“欲救此厄,必在培才” |
5.4.2 办学指导思想:“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 |
5.4.3 课程设置方式:“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
5.4.4 师资选聘原则:“西师难请,东师易聘” |
5.4.5 学堂管理体系:“各有职司,无相侵越” |
5.5 本章小结 |
6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6.1 德育目标:勉成国器 |
6.2 德育内容 |
6.2.1 修身 |
6.2.2 齐家 |
6.2.3 治学 |
6.2.4 为官 |
6.2.5 社会 |
6.3 德育原则 |
6.3.1 循序渐进:“读书不必过急” |
6.3.2 因材施教:“学当择性之所近” |
6.3.3 言行一致:“自行其言” |
6.4 德育方法 |
6.4.1 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方法:兼通新旧 融合中西 |
6.4.2 成人与成才兼顾的方法:德行为重 而艺次之 |
6.4.3 认识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躬亲实践 考察学制 |
6.5 本章小结 |
7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7.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 |
7.1.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 |
7.1.2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局限性 |
7.2 吴汝纶德育思想目标上的借鉴价值 |
7.2.1 改造国民性,促进个人之全面发展 |
7.2.2 挣脱传统枷锁,实现个人之人生价值 |
7.2.3 改革教育,实现国家之兴盛富强 |
7.3 吴汝纶德育思想内容上的借鉴价值 |
7.3.1 强化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7.3.2 注重培养爱国心,树立爱国精神 |
7.3.3 引导生活态度,审视人生意义 |
7.4 吴汝纶德育思想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 |
7.4.1 通过改革莲池书院,兼容中西文化 |
7.4.2 通过赴日考察学习,促进教育近代化 |
7.4.3 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
7.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 |
7.5.1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7.5.2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支撑 |
7.5.3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路径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结论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一、专着 |
二、期刊 |
三、学位论文 |
四、外文着作、译着、论文及期刊 |
附录一:吴汝纶年谱 |
附录二:吴氏家训(摘录) |
附录三:论及吴汝纶及其着述的着作 |
附录四:吴汝纶诠释、点勘、评注的经书、史书、诗集等 |
附录五:学堂章程 |
附录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参与项目及获奖情况 |
(4)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王弘撰相关研究述评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上编:王弘撰生平、交游考 |
第一章 《王山史年谱》补正 |
凡例 |
第一节 王弘撰家族世系 |
第二节 《王山史年谱》补正 |
第二章 王弘撰交游考 |
第一节 居乡:与关中名士名宦的交游 |
一、关中名士 |
二、治陕名宦 |
第二节 北行:与京晋冀豫名士的交游与论学 |
一、北行途中论学取友 |
二、与在京名士交游论学 |
第三节 南游:与江南名人雅士的交游 |
一、江南遗民士人 |
二、其他江南名士 |
第四节 与入关文人士大夫的交游 |
第五节 “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交游的影响 |
下编:王弘撰着述考 |
第三章 王弘撰经部着述考 |
第一节 《周易图说述》版本考略 |
第二节 《周易筮述》版本考述 |
第三节 王弘撰在清代关中易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
第四章 王弘撰子部着述考 |
第一节 《砥斋题跋》版本考述 |
第二节 《山志》成书及版本源流考 |
第三节 《正学隅见述》版本源流考 |
第四节 其他子部着述 |
第五章 王弘撰集部着述考 |
第一节 《砥斋集》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考 |
第二节 清抄本《待庵稿》考述 |
第三节 三种日札版本考 |
第四节 《砥斋文录》述略 |
第五节 其他集部着述 |
余论王弘撰的诗歌创作——以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 |
第一节 《待庵稿》的内容 |
第二节 王弘撰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 |
第三节 王弘撰诗歌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王弘撰诗文辑佚 |
附录二 友朋赠答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发表学术论文 |
2.参与科研项目 |
致谢 |
(5)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小结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一、集注本 |
二、北皮亭写本 |
三、独醒盦本 |
四、草堂本 |
五、旧山楼本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小结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小结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三、训纂与辑佚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小结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小结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小结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致谢 |
(6)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论文提纲范文)
一 游走四方:鼓吹借债救国论 |
二 “承乏”路事:出任湖南布政使 |
三 “洋债藩台”:郑孝胥与报界舆论 |
四 “此公方寸乱矣”:川路改线与端方入川 |
尾声:“官,吾毒也” |
(7)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选题缘起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六、研究意义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小结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小结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小结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图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8)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一)本选题的研究对象 |
(二)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二、创新之处 |
(一)建构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发展脉络 |
(二)以图像学为蓝本的富冈铁斋艺术风格新格局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况 |
(二)国外研究现况 |
四、研究方法 |
五、主要概念界定 |
(一)“兰学”、“洋学”、“西洋学”的概念 |
(二)“新日本画”、“南宗画”、“南画”、“文人画”概念的界定: |
第二章 富冈铁斋艺术风格起源的考察 |
一、富冈铁斋艺术风格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中日文化渊源与交流 |
(二)日本传统绘画的变革 |
(三)西洋绘画传入与发展 |
二、富冈铁斋的艺术生涯 |
(一)富冈铁斋的生活经历 |
(二)富冈铁斋的艺术学习 |
第三章 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演变——以富士山题材为例 |
一、第一阶段:富士山题材的产生 |
(一)读书旅行是画业的开端 |
(二)富士山题材的初期实践 |
二、第二阶段:富士山题材的发展 |
(一)从山峰到峰顶的空间认知 |
(二)虚构的风景《富士山图》 |
三、第三阶段:理想世界的构建 |
(一)从“富士山”到“蓬莱山” |
(二)神游“蓬莱山”的精神世界 |
第四章 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类型及特征 |
一、人物题材的绘画风格及其特点 |
(一)风俗题材 |
(二)故事题材 |
(三)神仙题材 |
二、山水题材的绘画风格及其特点 |
(一)真景题材 |
(二)憧憬题材 |
(三)仙境题材 |
三、花卉鸟兽题材的绘画风格及其特点 |
(一)花卉题材 |
(二)鸟兽题材 |
第五章 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的价值探讨 |
一、近代日本美术界对他的评价 |
二、对日本美术发展的意义 |
三、中日文化融合的典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富冈铁斋年谱 |
附录二:富冈铁斋相关文献 |
附录三:富冈铁斋主要作品年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一)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二)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神道与神社概述 |
第一节 神道发展要略 |
一、词称溯源 |
二、发展历程 |
第二节 作为建筑物的神社 |
一、构造与样式 |
二、社格制度 |
三、社会功能 |
第三节 作为“超宗教”的神社 |
一、明治时期的神社整理 |
二、神社祭祀的变革 |
第二章 神国思想与海外神社 |
第一节 海外神社创建的原点 |
一、神国思想的内在驱动 |
二、神国思想的扭曲变异 |
第二节 海外神社类型的多样化 |
一、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分类 |
二、海外神社的界定与分布 |
二、海外神社在中国的萌芽 |
第三章 “尊皇尚武”的神社:从“满洲开教”到“军队神社” |
第一节 关东军保护下的“满洲开教” |
一、三条教则与教育敕语 |
二、军人敕谕与随军布教 |
三、对华布教与战地祭祀 |
第二节 关东军部队内的“军队神社” |
一、供奉间谍的护国神社 |
二、731部队里的东乡神社 |
三、国界线上的东宁神社 |
四、军事要塞里的守护神社 |
五、“军队神社”特点 |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神社:从“试点神社”到“开拓神社” |
第一节 关东州时期的“试点神社” |
一、“关东州”的界定 |
二、扩张期的神社制度 |
三、“试点神社”概述 |
四、“试点神社”特点 |
第二节 “满铁”资助下的“满铁神社” |
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满铁附属地 |
二、神社行政与总体布局 |
三、时代印记里的安东神社 |
四、都市中心里的新京神社 |
五、铁路要线上的奉天神社 |
六、辽东湾内的营口神社 |
七、千金山上的抚顺神社 |
八、农事试验场里的公主岭神社 |
第三节 “满洲开拓构想”下的“开拓神社” |
一、日本“满洲移民”概述 |
二、“移民提案”与“一团一社” |
三、弥荣开拓团与弥荣神社 |
四、城子河开拓团与城子河神社 |
五、“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与船上神社 |
六、镜泊学园与镜泊神社 |
七、“麻山事件”与哈达河神社 |
第五章 伪满洲国法西斯文化专制的象征 |
第一节 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强化 |
一、神职教育与祭祀官养成计划 |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慰灵祭 |
三、伪满“靖国神社”——建国忠灵庙 |
四、伪满“国家神社”——建国神庙 |
第二节 国家神道思想的歧途 |
一、国家神社的角色转变 |
二、战后的逆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中国东北地区神社列表 |
附录二:日本开拓团大事记 |
附录三:神道文化大事年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推荐“近代名人幕府丛书”(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历史变迁及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D]. 施赟.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
-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D]. 江婷. 西安科技大学, 2021(01)
- [4]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D]. 杨瑞. 西北大学, 2021(12)
- [5]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6]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J]. 吴世平. 史林, 2021(03)
- [7]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8]富冈铁斋艺术风格研究[D]. 付永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9]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D]. 石晨曦.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