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门子欲把中国当做占领亚洲大本营（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蒋孝明[2]（2019）在《网络人的哲学研究》文中指出网络人是生活在网络媒介环境之中的,主动使用网络并与网络产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塑造关系的,依托网络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来实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在网络态度、网络心理、网络行为、网络价值等等上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社会群体。网络人兼具“现实的”和“虚拟的”双重身份,并且能够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回地穿梭,不停地转换。网络人的产生与当今人类媒介变革有着莫大的关联。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空前地提升了人类传播的能力,丰富和完善了人类传播的体系,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时至今日,互联网作为一种最新型的媒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它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结构之内,深度地融合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开启了属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信息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互联网不仅使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人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连人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特征等等也都随之发生改变。毋庸置疑,互联网对人的生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正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全面地改变着人、塑造着人。由此,便催生出了网络人这种新兴的社会群体。当前,互联网正以日新月异地方式飞速向前发展,人与网络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构建也还在不断地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网络人概念并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网络人的相关问题,就是希望通过阐明网络人生成的原因、考察网络人生存的状态、探索网络人发展的动力、揭示网络人发展的规律、反思网络人的异化、提出培育网络人的对策;从而让当今的网络人自己认清自己的生存境遇,自己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本文正文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第一章,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人对网络媒介的依赖是网络人生成的必要条件。通过梳理人类媒介形态的历史变迁,揭示每种媒介形态对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通过考察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指出当前人们的媒介依赖已经全面向网络依赖转向;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原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来论证网络依赖促使网络人的生成。对网络人概念下定义,并归纳网络人的身份特征和行为特点。第二章,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依托于现代高新网络信息技术,网络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在网络化生存下,网络人收获了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另类的生存体验。通过界定网络化生存的性质,明确指出网络化生存具有二重性。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网络化生存下主体与客体的状况、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并对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做出三个阶段上的形态划分。第三章,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网络为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推动现实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新的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框架,分析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发展;说明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指出在有利的网络条件的推动下,网络人能够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更加迈进一步。第四章,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从实然状态来看,网络人的发展不是无代价的提升,而往往是伴随着高度异化的发展。通过概念辨析和现象描述来厘清异化、网络异化以及网络人异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的异化。归纳网络人异化的种种外在表现,进而指出网络人的发展还面临着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困境,并对网络人的异化进行严肃而深刻地反思。第五章,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网络虽然没有边疆地域之别和国界之分,但是网络人却是有国家、民族、地域等具体归属性特征的。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网络技术、教育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对网络人的培育必须要具有中国特色。从个体、群体、类三个层面,提出了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对策。
石瑜珩[3]（2019）在《《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的近代日本报道研究（1868-1936）》文中研究说明英国报刊是英国社会公众舆论的重要载体,可以反映出英国社会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在这些报刊之中,《泰晤士报》非常有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该报创办于1785年,是综合性日报,发行于英国全境,关注领域十分广泛,并且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着良好的声誉。英国的政界、知识界以及工商金融界的精英人士对《泰晤士报》非常欢迎。日本在近代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产生了系统性的变革,同时也开始了对外扩张,与中国、俄国发生战争。《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非常关注日本内政外交的主要事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反映出英国社会对近代日本变革发展与扩张的认识。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梳理1868年至1936年期间,《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涉及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报道,探究英国社会舆论对近代日本的认知,并探究相关报道的真实程度,分析其影响因素,力求填补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空白。本文分成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对象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与不足等问题。正文部分共分成五章。第1章介绍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政治发展变化的内容。在明治时期,《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报道了日本的戊辰战争、政治体制的变化和明治宪法的颁布等内容。明治时期结束后,英国报纸主要报道了日本政坛法西斯化的进程。比起其他报刊,《泰晤士报》更认同日本的宪政模式,对日本法西斯的批评也相对和缓。相关报道整体上反映出日本政治演变的历程,但其中一些报道并非完全准确和全面。报纸的报道深受英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第2章阐述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变化的报道。在一战之前,《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报道了日本工业革命的进程,认为日本积极对外交往,相关产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利用一战之机扩大了海外市场。一战后,英国报刊对日本经济的报道呈现出负面的特征。在英国舆论看来,日本经济陷入了不断的危机中。比起其他报刊,《泰晤士报》更关注日本经济发展的细节,以及日本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日本经济不断在危机、萧条和缓慢恢复中循环。报纸的相关报道基本上反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态势,但也反映出了其深受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第3章论述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日本与英美关系的报道。《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主要报道了日本的修约谈判、英日同盟和华盛顿会议的内容。报纸并不支持日本所提出的与欧美进行修改条约的想法,但也认为英国应当与日本保持接触。报纸对英日同盟给予高度评价,不吝溢美之词,但在一战后,也呼吁结束英日同盟,限制日本的势力。所以,英国报刊满意于各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相关报道整体上是准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实之处。报纸的报道与英国政府的态度基本保持一致,形成了社会舆论与政府之间的呼应。第4章论述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中日关系的报道。相关报刊报道了近代中日关系的主要冲突,包括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主要关注了中日冲突的起因、过程、第三方势力的态度等内容,英国报纸特别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在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中站在了日本的立场上,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报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开始支持中国。总体而言,英国报纸对中日冲突的报道在很多方面都严重失实,丑化了中国的形象,掩盖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与罪恶。可以看出,其涉及中日冲突的报道深受英国国家利益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第5章阐述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日俄关系的报道。相关报刊集中报道了日俄战争和日本出兵干涉西伯利亚这两大事件。相关报道完全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对俄国进行批评,对日本进行正面的报道,并积极鼓动日本对俄作战。这导致相关报道并非准确客观,集中体现在报刊过于丑化俄国,且完全无视日本的侵略扩张意图方面。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期间英国与俄国存在矛盾,西伯利亚干涉时期英国希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报纸的报道深受英国利益的影响。此外,《泰晤士报》秉持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暴力革命的手段,这种观念也使得报纸不认同布尔什维克,采取支持日本武装干涉的立场。本文结语部分认为:《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战争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描绘了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塑造了近代日本的形象。整体而言,日本在英国报界的形象经历了逐渐由正面到负面的过程,相关报道深受英国利益和英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卓良琪[4]（2019）在《天猫精灵智能音箱营销策略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亚马逊发布了Echo智能音箱并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从那时起,智能音箱成为了海外科技巨头用于占领用户起居室的重要产品。海外智能音箱市场的火爆也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各个领域的巨头纷纷入场,除了阿里、百度、小米、京东,还包括各大型家电厂商及众多外围企业。天猫精灵音箱作为国内出货量第一的智能音箱品牌,把布局智能家居作为接下去主要发力的方向。但目前其销量主要依靠低价以及阿里的渠道优势和营销能力带动,仍面临着品牌管理能力有待加强、智能家居布局方面经验不足、智能家居产业生态链有待完善等困境,为把天猫精灵音箱打造为智能家居超级“入口”,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本文以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以及SWOT分析法总结天猫精灵智能音箱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根据以上分析为天猫精灵音箱制定STP营销战略、营销组合策略、网络营销策略和体验式营销策略。即对天猫精灵音箱进行市场细分,为天猫精灵音箱选择目标市场,进行目标市场定位;接着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方面为其制定营销组合策略。
张家豪[5]（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王晶[6]（2019）在《1942年“大东亚博览会”研究》文中认为大东亚博览会是1942年由华北宣传联盟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举办的一场较大规模的博览会,从大东亚博览会的视角来认识当时的沦陷区社会,并以其为切入点来分析日本、华北伪政权、华北沦陷区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出日本在华北进行殖民宣传、殖民统治的侵略实质。1941年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华北形势发生变化,为了巩固日本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安定”华北民心,从而更好地利用华北资源为战争服务,日本加大了对华北的殖民宣传,1942年大东亚博览会的举办其实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东亚博览会的筹办和实施过程中以展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向华北沦陷区的群众宣传其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为主。在大东亚博览会的举办过程中日本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从资金的投入、人员的安排、场馆的设计都体现了日本的想法和目的,在其设计和安排下大东亚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战绩”、贬低了英美等国的形象,展示了其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丰富资源和日本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从而营造出一种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必胜”的信念。华北伪政权为了维护自己权力、顺应日本的要求,对博览会的举办提供了非常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持,不仅带头捐款、给予政策优惠,更是利用自身的政治力量调动沦陷区社会参与到博览会当中,通过展示华北的资源和华北建设的情况将华北置于“特殊地位”。在博览会这一主体下日本、华北伪政权以及当时的华北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合作的,但实际上却又暗潮涌动,各有所图,日本为的是稳定其在华北的统治,进一步掠夺华北的资源,以支撑起战争需求,华北伪政权则是为了维护其地位,因此不断强调华北的“特殊地位”,普通的华北群众则处于这二者的统治和剥削之下。日本利用博览会将其塑造成了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者”,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平等的“大东亚新秩序”,然而在这背后所呈现的则是其侵略者的本质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真相。故而,大东亚博览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阔群众眼界、启迪民智的作用,但是其本质上则属于日本殖民宣传的一种方式,受其性质的制约,这种作用可以说是非常有限了。
林少骏[7]（2018）在《舆论、军事与外交：1874年日本侵台策略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外扩张的第一战,有日本学者将其称为“大日本帝国开幕剧”,这是近代日本正式走向对外侵略道路的开始,也是近代中日关系交恶的开始。本文选择以日本侵台所采用的舆论、军事和外交策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涉事各国（中日英美）官方档案,中外涉事官员日记、书信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等大量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解读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影响。论文先对1874年日本侵台始末做了简要概述,还原了日本侵台事件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大背景,阐述了日本悍然发动军事行动、中日双方对峙交涉,最终在英国调解下签订《北京专条》的全过程。论文分别从“舆论操控”、“军事部署”和“外交运筹”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明治政府在这三大领域所秉承的指导思想、所采用的策略。在“舆论操控”领域,日本政府通过“拉拢国际传媒”和“管控国内舆论”双管齐下扭转舆论方面被动局面,成功操控国内外舆论为其侵台开辟道路。在“军事部署”领域,日本政府通过“改制军队建制”、“革新军需保障体制”和“设立情报系统”等举措,积极为日本侵台做好军事准备。在“外交运筹”领域,日本主动学习国际法、聘请国际法专家,利用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挑战以中国为主导的传统的亚洲宗藩体制,并通过假借国际法合理化战争借口、利用英美中等国家之间国际矛盾等策略,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1874年日本侵台过程中所采用的舆论、军事和外交三大策略,为日本之后的对外扩张战争积累了经验,对日本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策略不仅可以在其后日本每一次海外扩张行动中觅得踪迹,而且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加以改进、升级、完善,成为日本海外扩张战略中的核心策略,影响至今可见。
王占西[8]（2017）在《日伪时期河南铁路殖民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铁路的修建源自于军事因素的影响。在近代中国,铁路与政治、铁路与军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要远远超出铁路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河南铁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河南境内的主要铁路,如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及道清铁路,都是在清末民初修建而成。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是为中国干线,交汇于河南,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占有河南铁路既可绾毂中原,又可夺取丰厚的战略资源,铁路成为近代中国各方势力争夺的一个焦点。日本对于中国铁路的占领是由其大陆政策决定的,自甲午战后至抗战爆发,对铁路及沿线的殖民是其一贯的策略,只是在方法上稍有不同。铁路是日军侵华的重要工具,河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因而铁路成为日本觊觎的目标。抗战前的河南铁路,日本通过贷款以占有各种特权,通过设立特务机构攫取军事情报,并将控制河南铁路纳入其“华北自治”阴谋的一部分。“七七事变”以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铁路。日本占领河南铁路,目的在于在河南建立长期的殖民统治,奴役河南人民,掠夺河南资源。在战争初期,铁路处于日军军管时期,一切铁路运输均为其侵略中国服务。在日军占领河南铁路期间,迅速修复具有战略意义的沦陷区平汉铁路及陇海铁路,由于受到中国军民的抵抗,日军没能实现打通河南铁路的计划,继而修筑新开铁路。与此同时,日军侵华先锋宣抚班组建铁路沿线“爱路村”以防护铁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沦陷区内治安趋于稳定,为更加稳妥的控制沦陷区铁路,日伪首先从殖民机构上进一步完善。日本政府最初设立华北开发公司作为掠夺华北资源的工具,而日本军方以满铁北支事务局作为其统制华北铁路的代理机构,二者不可避免的在使用沦陷区铁路上发生矛盾。同时鉴于中国民众的抵触情绪,日本决定成立以中国法人名义出现而实际由日本人控制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伪政权、满铁及华北开发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是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由满铁北支事务局直接演变而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成立加深了沦陷区铁路的殖民化程度,其手段有强化“爱护村”护路活动、成立伪开封铁路局作为控制河南铁路的最高代理机构、掠夺河南省物资及劳力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1944年以后,日本为摆脱战败的危机,重新置铁路于日军控制之下,停止一切商业营运。由此可见,日本对华北“军—政—军”的统制模式,完全是根据战时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控制途径。日本占领下的河南铁路具有明显的殖民特色,铁路运营亦非常态化。日伪占领河南铁路期间,首要的是保证军事运输,从政治上完全控制,而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侵蚀都是作为辅助手段出现的。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日本在河南的殖民政策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并且经济掠夺的短视性与殖民占有的长期性也导致了日伪铁路殖民政策的失败。
季艳萍[9]（2017）在《2017年《天声人语》翻译实践报告 ——基于翻译目的论》文中指出随着国际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固步自封、闭门锁国只会让国家走向无知的极端。在这种大环境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一直备受国人关注。各种经济往来络绎不绝。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战是这样,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这样。我们想要与一个国家交流合作,首先要知道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促进中日交流合作是笔者的梦想,所以,笔者认为向国人介绍一个真实的日本很有必要。《天声人语》是朝日新闻的评论栏,在日本非常有名气。从1904年开始发刊,至今已经有1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它的题材主要是最近的新闻、热门话题等,除休刊日以外每日一篇刊登在《朝日新闻》的一角。每篇600字左右,短短600字以内,简单明了地讲述所要评论的事件,并附上别具一格的评论。其语言之简洁,词句之工整,目光之敏锐令人叹为观止!由此看来,《天声人语》绝对是日语学习以及知晓日本现状的不二选择!本次翻译实践报告要求不少于4万字,于是笔者选择了新近的《天声人语》82篇（4.2万字）,字数符合要求。从2017年2月至5月,笔者坚持每日翻译一篇,当天翻译,当天校对。翻译过程中,笔者运用了翻译目的论作为指导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Functionalist Skopos Theor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赖斯、弗米尔、曼塔和诺德,被称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1（谭载喜,2004:255）,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2（杨晓荣,2001）,也是当今世界颇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学派之一。该理论诞生30多年来,其影响日益扩大,已波及世界各国。
安平[10]（2013）在《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近代日本报界被政府严厉管控，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逐渐形成了“总体战体制”，不断强化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既参与“佐幕”与“勤王”之争，也大力宣传自由和民权；既反对军部独裁、争取宪政民主，也积极宣传对外扩张，服从“国益”，不遗余力地鼓动“万众一心”，充当战争帮凶。本论文依托日本传媒史、日本政治史和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利用日文原始文献档案、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以“政治动员”为线索，系统梳理了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的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传媒影响力，并分析了近代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通过客观、公正地分析与评价，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和甲午战争时期、日俄战争时期、侵华战争时期等六个时期的日本报界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试图阐述以下问题：一是在明治大正时期，即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报界与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也相互斗争、控制与反控制，这种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正是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近代报界发展的必经阶段。总体来说，明治初期的报界在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二是当政府为推行侵略扩张国策，不断加强舆论控制后，报界无力对抗，终于放弃做政党和民众维持宪政民主、“参与政争的有力武器”，而是“转向”沦为政府对内控制舆论、对外实施扩张政策的政治动员工具——通过狂热的宣传行动、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骗宣传，甚至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战争及其长期化。三是对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日本报界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后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战后报界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民族观念。时至今日，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仍未停止。在“总体战”研究范式下，以“贯战史”的方法论探讨近代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的历史，可知其“漫长的战后”仍在继续中。
二、西门子欲把中国当做占领亚洲大本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门子欲把中国当做占领亚洲大本营（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网络人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 第一节 人类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
| 一、语言媒介形态 |
| 二、文字媒介形态 |
| 三、印刷媒介形态 |
| 四、电子媒介形态 |
| 五、互联网媒介形态 |
| 第二节 媒介依赖的网络转向 |
| 一、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 |
| 二、网络依赖是媒介依赖的新表现 |
| 三、网络依赖的三种程度 |
| 第三节 网络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 一、“电视人”与“容器人”概念的启发 |
| 二、网络人生成的内在原因 |
| 三、网络人生成的外部环境 |
| 四、网络的人化与人的网络化 |
| 第四节 网络人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
| 一、网络人的定义 |
| 二、网络人的身份特征 |
| 三、网络人的行为特点 |
| 第二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 |
| 第一节 网络化生存的界定 |
| 一、人的存在方式与生存方式 |
| 二、网络对生存方式的变革 |
| 三、网络化生存的二重性 |
| 第二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与客体状况 |
| 一、网络主体及其分类 |
| 二、网络客体及其结构 |
| 三、网络主体与客体的中介 |
| 四、网络主体与网络客体的关系 |
| 第三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二、网络化生存对主体性的提升 |
| 三、网络化生存对主体间性的促进 |
| 四、网络化生存下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兼容 |
| 第四节 网络化生存的阶段划分 |
| 一、技术依赖下的自在性生存 |
| 二、信息交互下的自主性生存 |
| 三、虚实和谐下的自由性生存 |
| 第三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 |
| 第一节 网络人发展的人学基础 |
| 一、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 |
| 二、人发展的维度 |
| 三、自由全面是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四、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与网络人本质的发展 |
| 一、虚拟实践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 |
| 二、虚拟实践的特征 |
| 三、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丰富 |
| 第三节 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 |
| 一、网络人能力的提升 |
| 二、网络人社会关系的拓展 |
| 三、网络人个性的发挥 |
| 第四节 网络人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迈进 |
| 一、推动网络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条件 |
| 二、网络人的自由发展 |
| 三、网络人的全面发展 |
| 第四章 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 |
| 第一节 异化、网络异化与网络人异化 |
| 一、异化概念的内涵 |
| 二、网络异化及其特征 |
| 三、网络异化产生的原因 |
| 四、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异化 |
| 第二节 网络人异化的表现 |
| 一、网络人身体的异化 |
| 二、网络人认知的异化 |
| 三、网络人交往的异化 |
| 四、网络人道德的异化 |
| 五、网络人人格的异化 |
| 第三节 网络人异化下的困境 |
| 一、自由之困境 |
| 二、民主之困境 |
| 三、平等之困境 |
| 四、和谐之困境 |
| 第四节 对网络人异化的反思 |
| 一、事物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 |
| 二、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
| 三、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
| 四、重新建立人与机器之间的平衡 |
| 第五章 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 |
| 第一节 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 |
| 一、提升网络人的媒介素养 |
| 二、提高网络人的道德修养 |
| 三、加强网络人的自我调适 |
| 四、警惕网络人精神生活的泛娱乐化倾向 |
| 第二节 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 |
| 一、巩固网络自媒体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二、加速网络文化的创新与融合 |
| 三、抵御西方网络文化殖民 |
| 四、走向网络文化自强 |
| 第三节 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 |
| 一、积极消除数字鸿沟 |
| 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
| 三、注重掌握核心技术 |
| 四、引领智慧社会建设 |
| 第四节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一、互联网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 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
| 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 |
| 结语 网络人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的近代日本报道研究（1868-193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政治的报道 |
| 1.1 对明治时期日本立宪与议会政治的报道 |
| 1.1.1 对日本政局变化与立宪过程的报道 |
| 1.1.2 对日本议会政治的消极评价 |
| 1.1.3 报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
| 1.1.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1.2 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坛法西斯化的报道 |
| 1.2.1 对日本政坛走向法西斯化的原因的报道与分析 |
| 1.2.2 对日本法西斯化过程的报道与分析 |
| 1.2.3 报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
| 1.2.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1.3 小结 |
| 第2章 《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经济的报道 |
| 2.1 对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报道 |
| 2.1.1 对明治前期工业化的报道 |
| 2.1.2 对明治中期工业化的报道 |
| 2.1.3 对明治后期工业化的报道 |
| 2.1.4 对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发展的报道 |
| 2.2 对一战后日本经济危机的报道 |
| 2.2.1 对1920年金融危机的报道 |
| 2.2.2 对1927年金融危机的报道 |
| 2.2.3 对大萧条之下日本经济的报道 |
| 2.3 报道的真实性 |
| 2.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2.5 小结 |
| 第3章 《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本与英美关系的报道 |
| 3.1 对明治时期修约谈判的报道 |
| 3.1.1 对明治时期日本司法与宗教的看法 |
| 3.1.2 对修约谈判的报道 |
| 3.1.3 报道的真实性 |
| 3.1.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3.2 对英日同盟的报道 |
| 3.2.1 对第一次英日同盟的报道 |
| 3.2.2 对第二次英日同盟的报道 |
| 3.2.3 对第三次英日同盟的报道 |
| 3.2.4 报道的真实性 |
| 3.2.5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3.3 对华盛顿会议的报道 |
| 3.3.1 对华盛顿会议前夕英日关系的报道 |
| 3.3.2 对华盛顿会议主要议题的报道 |
| 3.3.3 相关报道的真实性以及与政府决策的互动 |
| 3.4 小结 |
| 第4章 《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中日关系的报道 |
| 4.1 对甲午战争的报道 |
| 4.1.1 关于战争的总体报道 |
| 4.1.2 报道的真实性 |
| 4.1.3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4.2 对国民革命运动与济南惨案的报道 |
| 4.2.1 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报道 |
| 4.2.2 对济南惨案的报道 |
| 4.2.3 报道的真实性 |
| 4.2.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4.3 对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报道 |
| 4.3.1 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
| 4.3.2 对一·二八事变的报道 |
| 4.3.3 报道的真实性 |
| 4.3.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4.4 小结 |
| 第5章 《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对近代日俄关系的报道 |
| 5.1 对日俄战争的报道 |
| 5.1.1 对战前日俄矛盾的报道 |
| 5.1.2 关于战争进程的报道 |
| 5.1.3 报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
| 5.1.4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5.2 对西伯利亚干涉的报道 |
| 5.2.1 对日本干涉俄国革命的报道 |
| 5.2.2 报道的真实性 |
| 5.2.3 影响报道的相关因素 |
| 5.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泰晤士报》对近代日本的部分相关报道 |
| 附录二：《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有关近代日本的主要报道列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天猫精灵智能音箱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营销管理理论 |
| 1.4 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2.智能家居和智能音箱现状分析 |
| 2.1 智能家居和智能音箱行业现状 |
| 2.2 天猫精灵音箱简介 |
| 2.3 天猫精灵音箱的优势分析 |
| 2.4 天猫精灵音箱的劣势分析 |
| 2.5 天猫精灵音箱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天猫精灵音箱营销环境分析 |
| 3.1 天猫精灵音箱PEST分析 |
| 3.2 天猫精灵音箱竞争环境分析 |
| 3.3 天猫精灵音箱消费者分析 |
| 3.4 天猫精灵音箱SWOT分析 |
| 4.天猫精灵音箱营销策略 |
| 4.1 天猫精灵音箱STP营销战略 |
| 4.1.1 天猫精灵音箱市场细分策略 |
| 4.1.2 天猫精灵音箱目标市场策略 |
| 4.1.3 天猫精灵音箱市场定位策略 |
| 4.2 天猫精灵音箱产品策略 |
| 4.2.1 提升品牌价值,加强品牌管理 |
| 4.2.2 制定更合理的产品组合策略 |
| 4.2.3 完善智能家居生态产业链 |
| 4.3 天猫精灵音箱价格策略 |
| 4.4 天猫精灵音箱渠道策略 |
| 4.4.1 维持线上渠道优势 |
| 4.4.2 积极开发线下渠道 |
| 4.5 天猫精灵音箱促销策略 |
| 4.5.1 积极参加天猫线上营销活动 |
| 4.5.2 运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营销 |
| 5.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6）1942年“大东亚博览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对华北沦陷区的研究 |
| (二) 博览会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东亚博览会概况 |
| 一、博览会的缘起 |
| (一) “大东亚新秩序”下的博览会 |
| (二) 华北沦陷区的“新形势” |
| (三) 日本殖民地博览会与殖民宣传 |
| 二、博览会的筹办 |
| (一) 博览会的目的 |
| (二) 资金的筹集与场馆的准备 |
| (三) 展品的征集 |
| 三、博览会的开展 |
| (一) 场馆的安排与设计 |
| (二) 盛大的宣传活动 |
| (三) 丰富的余兴场 |
| 第二章 博览会中日本形象之塑造 |
| 一、日本对博览会的设计与主导 |
| (一) 华北宣传联盟之“主催” |
| (二) 控制相关机构 |
| (三) 提供主要资金 |
| 二、坚定“大东亚战争”之“必胜”信念 |
| (一) 展示“大东亚战争”的“战绩” |
| (二) 降低英美的形象 |
| 三、建设“共荣圈”之“美好蓝图” |
| (一) 日本的领导地位 |
| (二) “共荣圈”之丰富资源 |
| 第三章 博览会与华北“特殊”地位之彰显 |
| 一、华北伪政权对博览会的支持 |
| (一) 提供资金帮助 |
| (二) 协调各方机构 |
| (三) 开展宣传工作 |
| 二、沦陷区社会在博览会中的参与 |
| (一) 工商从业者的参与 |
| (二) 伪市组织、社会团体的参与 |
| (三) 普通市民的参与 |
| 三、华北沦陷区在博览会中的形象塑造 |
| (一) 展示华北的资源 |
| (二) “跃进”华北的“乐土”建设 |
| (三) 华北农工商业的展示 |
| 第四章 博览会的现实映射 |
| 一、“大东亚新秩序”下各方关系在博览会中的体现 |
| (一) 相互合作,共建“王道乐土” |
| (二) 各有所图,合作下的“暗潮涌动” |
| 二、幻象背后的真实 |
| (一) “解放者”与侵略者 |
| (二) “共荣圈”与殖民地 |
| (三) “新秩序”与真霸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舆论、军事与外交：1874年日本侵台策略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 |
| 二、二战后至冷战结束 |
| 三、冷战结束后至今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资料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使用的主要史料 |
| 第一章 1874年日本侵台始末 |
| 第一节 日本侵台的历史背景 |
| 一、西方列强觊觎台湾已久 |
| 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
| 第二节 中日交涉与《北京专条》 |
| 一、日本出兵侵台 |
| 二、中日双方对峙与交涉 |
| 三、《北京专条》的签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侵台之舆论操控 |
| 第一节 明治初年的日本新闻业 |
| 第二节 日本欺瞒国际舆论的手段 |
| 一、拉拢各大目际媒体 |
| 二、设立专用英文报刊 |
| 三、利用西方随军记者 |
| 第三节 日本对国内舆论的管控 |
| 一、实行严苛的新闻管制政策 |
| 二、扶植亲官方的各种传媒 |
| 三、建立舆论管控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侵台之军事部署 |
| 第一节 军队建制与海外扩张 |
| 一、建构中央军事管理体系 |
| 二、地方镇台制的设立 |
| 三、征兵制的实施 |
| 四、改革军事指挥制度 |
| 第二节 军需保障与对外战争 |
| 一、战前的经济准备 |
| 二、运输保障体系的建立 |
| 第三节 情报系统与侵台布局 |
| 一、陆海军情报系统的建立 |
| 二、驻华使领馆的布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侵台之外交运筹 |
| 第一节 利用国际法伺机侵台 |
| 一、日本人开始重视国际法 |
| 二、日本人学习国际法别有用意 |
| 第二节 借助美英实现侵台目的 |
| 一、假借国际法合法化战争借口 |
| 二、利用国际矛盾达到本国目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侵台之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舆论造势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手法 |
| 一、侵台后日本舆论导向的运用 |
| 二、媒体管控与日本的对外扩张 |
| 第二节 军事机制逐渐形成 |
| 一、军事二元制日臻完善 |
| 二、征兵备战屡试不爽 |
| 三、国民捐款只为备战 |
| 四、军事谍战备受关注 |
| 第三节 外交谋略运用于战争 |
| 一、甲午战事沿袭侵台外交策略 |
| 二、外交运筹与日俄战争 |
| 本章小结 |
| 附录1: 华族会馆组织的军资捐献 |
| 附录2: 明治政府购置的研究国际法的书籍 |
| 附录3: 波瓦索纳德所提供的19份咨询报告 |
| 附录4: 侵台期间美国公使与日本外务省交流情况表 |
| 附录5: 侵台期间英国公使与日本外务省交流情况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日伪时期河南铁路殖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铁路殖民化的含义 |
| （二）沦陷区华北地区与沦陷区河南省行政区划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七七事变”爆发前之河南铁路形势 |
| 一、河南铁路的建设与扩展概况 |
| 二、河南铁路的战略地位 |
| 三、日本对华北铁路的渗透 |
| （一）日本对华北铁路渗透之活动 |
| （二）国民政府之应对 |
| 第二章 战时日军对铁路之军事统制 |
| 一、修复旧路 |
| 二、修筑新路 |
| 三、日军宣抚班与“爱护村”的组建 |
| 四、日军铁道司令部控制下的河南铁路 |
| 第三章 日伪铁路殖民机构之演变 |
| 一、华北开发公司的成立 |
| 二、战争初期的满铁北支事务局 |
| 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成立 |
| 四、华北伪组织与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
| 第四章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对河南铁路之控制 |
| 一、整理路务 |
| 二、成立铁道警备队 |
| 三、强化“爱护村”护路活动 |
| 四、构筑铁路“防护带” |
| 五、成立伪开封铁路局 |
| 六、物资与铁路殖民：日伪对河南省物资的掠夺 |
| 七、掠夺河南省劳工 |
| 第五章 铁路殖民化模式之比较探析 |
| 一、日本早期的对华铁路殖民策略 |
| 二、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控制 |
| 三、日本对华北铁路的控制 |
| （一）铁路殖民化的目的 |
| （二）铁路殖民化的“军—政—军”统制模式 |
| 结论 沦陷区河南铁路殖民化与地方社会 |
| 一、日伪对河南铁路的殖民化 |
| 二、铁路殖民化对河南地方社会经济的破坏 |
| （一）对农业经济的破坏 |
| （二）对社会组织的破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2017年《天声人语》翻译实践报告 ——基于翻译目的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初めに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の新规性 |
| 第二章 翻訳プロジェクト绍介 |
| 第一节 プロジェクト背景 |
| 第二节 プロジェクト目标 |
| 第三节 プロジェクト意义 |
| 第三章 原文绍介 |
| 第一节 原文及び作者について |
| 第二节 原文分析 |
| 第三节 原文の言语特徴 |
| 第四章 スコポス理论 |
| 第一节 スコポス理论について |
| 第二节 スコポス理论の三つの原则 |
| 第三节 スコポス理论の指导的意义 |
| 第四节 スコポス理论の限定性 |
| 第五章 翻訳过程 |
| 第一节 翻訳准备 |
| 第二节 翻訳中 |
| 第三节 翻訳後 |
| 第六章 翻訳实践の总括 |
| 第一节 翻訳中の难点及び解决方法 |
| 第二节 翻訳ヒント及び教训 |
| 第三节 遗留问题点と今後の课题 |
| 终ゎりに |
| 参考文献 |
| 付录1 原文 |
| 付录2 訳文 |
| 谢辞 |
（10）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题目界说 |
| （一） 关于“近代日本报界” |
| （二） 关于“政治动员” |
| （三） 关于“1868—1945” |
| 三、研究意义、方法与研究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关于研究意义 |
| （二） 关于研究方法 |
| （三） 关于创新目标 |
| （四） 关于不足之处 |
| 四、研究综述与史料运用 |
| （一） 早期日本的报史研究 |
|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三） 早期中国的日本报史研究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日本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3、主要论文类 |
| （五） 日文、西文主要译着类 |
| 1、日文主要译着类 |
| 2、西文主要译着类 |
| 五、本文架构 |
| 第一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幕末明治初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纸：“官版”与“民办” |
| 二、政治：“佐幕”与“勤王” |
| 三、明治初期：政府的报纸扶植政策及评价 |
|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政治：“官报”与“民报”对立 |
| 二、报界：党报的对立与兴衰 |
| 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界管制与报纸属性 |
| 第三节 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界：两次护宪运动 |
| 二、政治：“白虹笔祸”事件 |
| 三、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报界与政治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思想传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东洋自由新闻》 |
| 一、中江兆民其人及前期自由民权思想 |
| 二、《东洋自由新闻》——自由民权思想之传播 |
|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 |
| 一、福泽谕吉其人及前期启蒙精神 |
| 二、《时事新报》——“国权皇张论”思想之传播 |
| 第三节 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
| 一、德富苏峰其人及前期平民主义思想 |
| 二、《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大日本膨胀论”思想之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甲午战争时期：报界的战争动员与从军记者战况报道热潮 |
| （一） 报界的战争动员 |
| （二） 从军记者的战况报道热潮 |
| 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主战论”、“反战论”与“宣传战” |
| （一） 报界的“主战论”与“反战论” |
| （二） 报界的宣传战 |
| 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 |
| 第二节 侵华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宣传战研究及战争指导 |
| 二、总体战与报界总动员体制的建立 |
| （一） 总体战体制中的报界法制控制 |
| （二） 传媒管理机构的变化、升级 |
| （三） 国民精神强化运动 |
| （四） 报界管制措施的变化 |
| （五） 新闻管制更为严格 |
| 第三节 报界的宣传战 |
| 一、从军记者的狂热宣传行动 |
| 二、细致的战胜报道 |
| 三、欺骗性宣传 |
| 四、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 |
| 五、南京宣传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从思想到行动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情报局时代”的绪方竹虎及其对华“和平外交” |
| 一、绪方竹虎其人：从《朝日新闻》主笔到情报局总裁 |
| 二、绪方竹虎的对华“和平外交” |
| 三、绪方竹虎评价 |
| 第二节 “东洋经济新报时代”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
| 一、石桥湛山其人：从军曹到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言人 |
| 二、东洋经济新报时代：“小日本主义”及其影响 |
| 三、石桥湛山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动员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二） 《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第二节 日本报界的历史认识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日本报界对东史郎诉讼案、“九条会”的报道尽显历史认识之偏颇 |
| （二） 日本报界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凸显历史认识的变迁 |
| （三） 日本右翼和右倾报纸的报道倾向与历史认识问题 |
| （四） 日本报界的 8·15 社论凸显历史认识 |
| （五） 2005 年是检证日本报界历史认识的关键一年 |
| （六） 日本报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报道的误导 |
| 第三节 历史根源、外在动因与报界特质 |
| 一、历史根源：未被彻底追究的战争责任和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革 |
| 二、外在动因：日本政府以及一些政党、政治家历史观的影响 |
| 三、报界特质：以“国益”为中心的报道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西门子欲把中国当做占领亚洲大本营（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网络人的哲学研究[D]. 蒋孝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的近代日本报道研究（1868-1936）[D]. 石瑜珩. 吉林大学, 2019(10)
- [4]天猫精灵智能音箱营销策略研究[D]. 卓良琪. 广东财经大学, 2019(07)
- [5]“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6]1942年“大东亚博览会”研究[D]. 王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舆论、军事与外交：1874年日本侵台策略之研究[D]. 林少骏.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日伪时期河南铁路殖民化研究[D]. 王占西. 河南大学, 2017(06)
- [9]2017年《天声人语》翻译实践报告 ——基于翻译目的论[D]. 季艳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10]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D]. 安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