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论文文献综述）
刘福广[1]（2020）在《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难题,探索构建评价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效能情况的理论模型,开展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有关基础理论和研究文献,厘清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进程、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不足,分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内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运行实践情况。（2）开展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进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梳理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讨论党组织融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逻辑,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治理效能问卷调研,构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软件技术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探讨党委会嵌入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3）建立了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模型,揭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回顾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分析党组织促进公司治理效能的协同效应,开展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构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博弈模型,采用进化博弈论理论技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博弈模型,探究公司治理博弈模型的均衡解。（4）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下,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的合理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引入交叉任职融入度的概念,建立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开发党委嵌入下的协同效应算法,并对国有控股公司常见的领导任职配置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党委会与董事会交叉任职的最优方式。（5）结合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际,从法律保障、理论支撑、治理实践等层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模式,西方的经典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无法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的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实践运行走过了三个阶段,政策制度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加快建立阶段,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技术方法比较落后、实践运行缺乏规范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改进完善。第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证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影响,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同步建设对于公司治理效能的提高至关重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发公司治理主体协同效应,激励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行为,提升公司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实现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维互动,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处于积极有序的平衡态,以良性循环态势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是一项关键机制,存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交叉任职的最佳方式。讨论前置决策程序重新界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新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关系,使党委会成为公司一切重大决策的枢纽和关口,为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提供持续保证。第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全球意义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迭代升级。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经历了“融入模式”、“嵌入模式”两种模式、两个阶段,目前,处在由“融入模式”向“融入模式”与“嵌入模式”相结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集合了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势的双重优势,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基本的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把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内置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治理思想更加合理,具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国资委[2]（2019）在《关于印发《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的通知》文中提出国资产权[2019]653号各中央企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委在总结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
范群玲[3]（2019）在《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的政策破解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军工企业作为国家战略性的产业,肩负着振兴国防科技工业和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双重任务,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发展。军工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军工企业改革备受市场关注,也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之一,尤其是在最近两年,公司制改制工作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军工企业改革的发展。在军工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积极支持军工企业改革。在这些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在不断地稳步推行,尽管这些年军工企业改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还有很多必须解决却依旧没有解决的问题,仍面临着一些改革的困境,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破解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在现今军工企业改革中,要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保证军工企业改革的顺利完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的政策破解进行了研究,对军工企业改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基于两个重庆军工骨干企业改革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案例分析,由此得出了重庆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有:对企业政策执行的第三方监督力度不够、二次分配军品税收优惠政策不够完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重、人才引进的政策欠缺、技术创新的政策不够细化、军民融合法律少等。另外提出了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破解改革困境的六条建议,一是引入第三方监督体系,加大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二是建议政府完善合理的二次分配税收政策;三是规范军工企业离退休职工管理而减轻企业负担;四是加强人才引进和交流;五是推进产学研紧密联系,加强技术创新;六是加快制定军民融合基本法律。
金鑫[4]（2019）在《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国有企业改制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制审计作为企业改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除了监督被审计单位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还要确保改制企业的资产真实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但改制审计时间紧,任务重,改制审计程序执行难以到位;可参考的实务经验少,缺乏全面有效地指导与监管,严重影响改制审计作用的发挥。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现代审计理论为指导,以审计质量控制准则、国有企业改制指导思想和改制审计监督指导意见为基础,结合国有企业改制的特殊情况,分析改制审计的过程、目标及重点;在此基础上,就A会计师事务所对S国企改制审计,总结改制审计的经验,深挖存在的质量问题与原因。认为项目组能严格审查改制文件,提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积极进行专业咨询,重视与各单位沟通,及时沟通改制范围,但也存在重要性水平设定不当,审计程序不规范,审计依据缺失,处理审计数据不严格,风险评估不严谨和过度参与非审计工作等审计质量问题。追根溯源是由于审计团队本身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和审计政策法规疏漏之外,与被审计单位配合度低,相关审计复核形式化的原因。考虑到改制审计项目的特殊性,要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首先,应当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健全审计工作规范,加强审计监管和惩罚力度;其次,应进一步严格执行审计程序,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做好与各参与方的工作衔接;培育以质量为导向的文化氛围。本文对S国企改制审计的审计质量控制改进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改制审计的流程、重难点及目标,为改制审计的理论发展和规则制定提供一定的实务依据,对于完善改制审计流程,增强改制审计薄弱环节,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审计的质量,充分发挥改制审计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5]（2019）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文中提出浙政办发[2019]14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按照《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72号）要求,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司法厅对2017年12月31日以前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
谢锐勤[6]（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杨晓洁[7]（2013）在《国资委法律性质研究 ——以行政的范围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或“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3月，随后截至2004年6月，全国31个省级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组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共组建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395个。国资委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根据当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规定，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企业国有资产履行监管职权，这一要求也为之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所延续。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在法的坐标系内探寻到国资委地位及性质的对应点，笔者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分别对国资委的主体职权展开讨论、对国资委的行为运作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以行政权的存在与否为区分线，着力对国资委的各类行为在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加以归纳、定位，最终为从行政的角度认识国资委，进而认识国家以行政方式实现经济目的的行为，提供实证和方法论双重意义上的智识贡献。从主体上讲，在形式层面，国资委是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属于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运用《宪法》第85条、第89条的规定进行衡量，国资委是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同时，进一步考察国资委作为直属特设机构的形成过程以及规定国资委职权来源的“三定方案”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的授权，仅从主体的形式上而言，国资委无疑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在实质层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明确将国资委定性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进一步考察国资委的职权内容，发现国资委的职权中也包含了依据《公司法》规定可以行使的股东职权，这是明显不属于行政职权的内容。主体职权的考察说明形式意义的行政主体并不必然构成实质意义的行政主体，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与行政主体之间存在不重合之处。从行为上讲，笔者实证分析了国务院国资委自2003年3月成立至2012年年末制定、颁布的138件规范性文件。在形式层面，通过梳理138件规范的制定依据、制定程序和适用对象，可明确国资委发布规范这一行为的定位，与行政活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即，作为中央国家资产监管机构和国务院组成部门，国资委发布规范的行为，应是行政权行使的结果。在实质层面，虑及“法定股东”和“监管主体”在国资委定位上的融合性，进一步考察138件规范的内容即成题中之义。最后发现，国资委在实质作用上并非仅仅是形式界定表现出的行政主体，也并不是通常理解的中央国有企业的股东，而是混合行使行政职权、股东职权和其他职权的综合体，这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会展现出不同的内容。通过对国资委主体职权和运作行为在形式、实质两个层面上的界定，文章明晰了国资委在法律上的性质——形式上的行政主体，实质上兼具行政、股东或其他职权的机构，这一机构实际上兼合了“直接经营+市场秩序行政”的功能。从对“行政”范围的界定及其方式来看，国资委性质的研究可以厘清行政职权的范围，进而对认识国家以企业方式实现经济目的这一类行为的性质具有积极意义。
王娇萍[8]（2009）在《推进企业改制依法依规进行是关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8月14日发出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那么，国企改革改制过程中，作为企业主体的职工，拥有哪些民主权利？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对此怎样规定？如何使职工的民主权利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9]（2007）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文中指出云政办发[2007]107号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为增强我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促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优化,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0]（2007）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文中提出
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理论 |
| 2.1.2 嵌入性理论 |
| 2.1.3 路径依赖理论 |
| 2.1.4 内外共治理论 |
| 2.1.5 进化博弈理论 |
| 2.1.6 自组织理论 |
| 2.1.7 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
| 2.1.8 理论应用情况概述 |
| 2.2 公司治理结构文献综述 |
| 2.2.1 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3 公司治理效能有关文献简述 |
| 2.3 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数据与数据处理 |
| 2.3.2 研究概况 |
| 2.3.3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3.4 研究热点聚类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公司治理实践比较研究及国内发展现状 |
| 3.1 国外公司治理实践基本情况 |
| 3.1.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3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4 OECD公司治理准则 |
| 3.2 国内公司治理政策演进和实践情况 |
| 3.2.1 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1) |
| 3.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实践阶段(2002-2011) |
| 3.2.3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阶段(2012-今) |
| 3.3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及核心要件 |
| 3.3.1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3.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件 |
| 3.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地位的法律保障问题 |
| 3.4.2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支撑问题 |
| 3.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实践效能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党组织嵌入模式下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 |
| 4.1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主体 |
| 4.1.1 公司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者 |
| 4.1.2 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 |
| 4.1.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 |
| 4.2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能 |
| 4.2.1 公司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 |
| 4.2.2 不同主体的治理作用 |
| 4.2.3 治理主体关键职权对比 |
| 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量表 |
| 4.3.1 变量的选取及界定 |
| 4.3.2 问卷设计 |
| 4.3.3 治理效能指标体系 |
| 4.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量表检验 |
| 4.4.1 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
| 4.4.2 信度、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
| 5.1 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1 党组织嵌入影响公司治理效能的路径 |
| 5.1.2 构建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3 党委会对治理效能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
| 6.1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6.1.1 公司制以前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管理机制 |
| 6.1.2 公司制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政策规定 |
| 6.2 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 |
| 6.2.1 融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2.2 嵌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 |
| 6.3.1 横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3.2 纵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4 党组织嵌入促进公司治理效能效应研究 |
| 6.4.1 没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2 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3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党委会效用分析 |
| 6.4.4 党委会促进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 |
| 6.4.5 党组织完善企业的群体决策机制 |
| 6.5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 |
| 6.5.1 案例研究设计和调研企业基本情况 |
| 6.5.2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情况 |
| 6.5.3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工作模式 |
| 6.5.4 党组织参与管理效果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7 交叉任职比例协同治理效能理论模型 |
| 7.1 宏观视角: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 |
| 7.1.1 模型思想 |
| 7.1.2 模型建立 |
| 7.1.3 基于任职比例的帕累托模型 |
| 7.2 微观视角:交叉任职的协同效应算法 |
| 7.2.1 党委会与董事会的融入度 |
| 7.2.2 公司治理的基础效能与协同效能 |
| 7.2.3 党委会成员融入公司治理评级指标集合 |
| 7.2.4 基于协同度模型的决策人员分组情况分析 |
| 7.3 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主要领导任职配置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8 加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对策建议 |
| 8.1 完善公司治理有关法律法规 |
| 8.2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
| 8.3 推进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提升实践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工作 |
| 9.2 研究结论 |
| 9.3 主要创新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的政策破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军工企业”的定义 |
| 2.1.2 “改革”的概念 |
| 2.1.3 “政策”的概念及特点 |
| 2.1.4 “军工企业”的特征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政策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约翰.W.金登(John W.Kingdon)多源流政策分析理论 |
| 3 重庆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分析 |
| 3.1 重庆军工企业改革的背景 |
| 3.1.1 国家战略布局推动重庆军工企业的兴起 |
| 3.1.2 市场经济发展促使重庆军工企业的改革 |
| 3.2 重庆军工企业改革阶段性的相关政策 |
| 3.2.1 改革推进阶段的相关政策 |
| 3.2.2 改革全面开展阶段的相关政策 |
| 3.2.3 改革规范发展阶段的相关政策 |
| 3.3 重庆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分析 |
| 3.3.1 对企业政策执行的第三方监督力度不够 |
| 3.3.2 二次分配军品税收优惠政策不够完善 |
| 3.3.3 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重 |
| 3.3.4 人才引进的政策欠缺 |
| 3.3.5 技术创新的政策不够细化 |
| 3.3.6 军民融合法律少 |
| 3.4 典型案例分析 |
| 3.4.1 案例一:重庆A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分析 |
| 3.4.2 案例二:重庆B军工企业改革的困境分析 |
| 4 国内外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破解的政策借鉴 |
| 4.1 国外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破解的政策借鉴 |
| 4.1.1 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政策 |
| 4.1.2 国防科技工业的市场化政策 |
| 4.1.3 国防科技工业的竞争政策 |
| 4.2 国内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破解的政策借鉴 |
| 4.2.1 股份制改造政策 |
| 4.2.2 军民融合政策 |
| 4.3 小结 |
| 5 破解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的政策建议 |
| 5.1 引入第三方监督体系,加大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
| 5.2 建议政府完善合理的二次分配税收政策 |
| 5.3 规范军工企业离退休职工管理而减轻企业负担 |
| 5.4 加强人才引进和交流 |
| 5.5 推进产学研紧密联系,加强技术创新 |
| 5.6 加快制定军民融合基本法律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访谈提纲 |
| B 访谈原始资料转录稿(节选)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4）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企改制审计政策法规研究 |
| 1.2.2 审计质量控制理论研究 |
| 1.2.3 国企改制审计理论研究 |
| 1.2.4 国企改制审计案例 |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第2章 国企改制审计的质量改进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企改制 |
| 2.1.2 改制审计 |
| 2.1.3 审计质量控制 |
| 2.2 国企改制审计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现代企业理论 |
| 2.2.3 现代审计理论 |
| 2.3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 |
| 2.3.1 质量控制的目标 |
| 2.3.2 业务承接和客户关系保持 |
| 2.3.3 专业胜任能力 |
| 2.3.4 业务执行和监控 |
| 2.4 提高国企改制审计质量的准备 |
| 2.4.1 准确定位改制审计的目标 |
| 2.4.2 准确把握国企改制审计政策法规 |
| 2.4.3 充分了解改制过程 |
| 2.4.4 准确把握改制审计的重点 |
| 第3章 S国企改制审计案例 |
| 3.1 S国企及改制基本情况 |
| 3.1.1 S国企的基本情况 |
| 3.1.2 公司改制的基本情况 |
| 3.2 S国企改制审计过程 |
| 3.2.1 审计目标 |
| 3.2.2 审计内容 |
| 3.2.3 风险评估 |
| 3.2.4 审计重点 |
| 3.2.5 函证程序 |
| 3.3 改制报表的审计调整 |
| 3.3.1 审计调整说明 |
| 3.3.2 资产调整过程 |
| 3.3.3 关键指标变动 |
| 第4章 S国企改制审计的经验和质量问题 |
| 4.1 S国企改制审计的重要经验 |
| 4.1.1 严格审查改制文件 |
| 4.1.2 及时沟通改制范围 |
| 4.1.3 熟悉相关审计政策 |
| 4.1.4 重视与各单位沟通 |
| 4.1.5 积极进行专业咨询 |
| 4.2 S国企改制审计存在质量问题 |
| 4.2.1 重要性水平设定不当 |
| 4.2.2 函证等程序缺乏规范 |
| 4.2.3 个别审计事项无依据 |
| 4.2.4 处理审计数据不严谨 |
| 4.2.5 未严格执行风险评估 |
| 4.2.6 过度参与非审计工作 |
| 4.3 S国企改制审计质量问题的根源 |
| 4.3.1 审计相关依据有疏漏 |
| 4.3.2 审计团队能力有瑕疵 |
| 4.3.3 与改制单位配合度低 |
| 4.3.4 相关审计复核形式化 |
| 第5章 国企改制审计质量控制建议 |
| 5.1 完善改制及审计相关规制 |
| 5.1.1 健全改制审计相关政策 |
| 5.1.2 构建改制审计考评体系 |
| 5.1.3 加强监管以及惩罚力度 |
| 5.2 提高对改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
| 5.2.1 严格执行审计监督程序 |
| 5.2.2 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 |
| 5.2.3 做好与各方的工作衔接 |
| 5.2.4 培育质量为导向的基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国资委法律性质研究 ——以行政的范围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设立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现形式 |
| 二、 研究对象——国资委及其行为的法律性质 |
| 三、 研究意义——行政的范围及其作用方式的新认识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及其评述 |
| 一、 已有文献研究概况 |
| 二、 已有国有资产监管研究综述 |
| 三、 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主体形式上的界定：国资委的职权定位 |
| 第一节 形式意义上的行政：以宪法第 85 条和第 89 条为依据 |
| 一、 行政的法律定位 |
| 二、 国资委的形式判断 |
| 三、 国资委的内部组成 |
| 第二节 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形成 |
| 一、 行政权主体与股东意识萌生 |
| 二、 行政主体与股东的完全分立 |
| 三、 行政主体与股东的融合 |
| 第三节 国资委的职权依据 |
| 一、 组织法上的职权 |
| 二、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授权 |
| 三、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授权 |
| 本章小结：主体形式界定的结论与问题 |
| 第二章 主体实质上的界定：国资委的职权性质 |
| 第一节 国资委职权的构成 |
| 一、 《公司法》的股东权利义务 |
| 二、 国资委的股东职权 |
| 三、 国资委剩余职权的再分类 |
| 第二节 国资委的行政职权 |
| 一、 国资委行政职权的判断标准 |
| 二、 抽象职权中的行政职权 |
| 三、 具体职权中的行政职权 |
| 本章小结：主体实质界定的结论与问题 |
| 第三章 行为形式上的界定：国资委的规范发布及其定位 |
| 第一节 国资委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情况 |
| 一、 规范性文件的数量类别 |
| 二、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 |
| 三、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
| 第二节 国资委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定位 |
| 一、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 |
| 二、 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 |
| 三、 规范性文件的受文对象 |
| 本章小结：行为形式界定的结论与问题 |
| 第四章 行为实质上的界定：国资委发布规范的内容及其定位 |
| 第一节 对中央企业履行股东职权的规范 |
| 一、 资产收益权规范 |
| 二、 参与重大决策权规范 |
| 三、 选择管理者权规范 |
| 第二节 对中央企业履行行政职权的规范 |
| 一、 对中央企业履行职权的路径切分 |
| 二、 行政职权的规范 |
| 第三节 对非中央企业履行行政职权的规范 |
| 一、 对地方国资监管部门的规范 |
| 二、 对国有企业职工的规范 |
| 三、 对企业国有资产受让方的规范 |
| 四、 对社会中介机构的规范 |
| 五、 对不特定相对人的规范 |
| 六、 对国务院国资委管理行业协会的规范 |
| 第四节 遗留问题：内容上无法被明确为行使行政权的规范 |
| 一、 对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 |
| 二、 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规范 |
| 三、 对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考核评价的规范 |
| 四、 对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人员收入分配的规范 |
| 五、 对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的规范 |
| 六、 对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具体管理事项的规范 |
| 七、 对中央企业子企业产权事项的规范 |
| 本章小结：行为实质的定位 |
| 第五章 行政界定方式及其作用范围的新认识 |
| 第一节 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性质 |
| 一、 实质意义的股东职权和行政职权 |
| 二、 形式意义的行政职权 |
| 三、 国有资产监管行为：“股东行为+行政行为” |
| 第二节 行政界定方式的拓展：国资委法律性质的界定路径 |
| 一、 国资委法律性质的界定方式 |
| 二、 国资委的法律性质 |
| 三、 政府实现经济职能行为的认识方式 |
| 第三节 行政作用范围的拓展：国资委行政职权的功能实质 |
| 一、 国资委行政职权的成因 |
| 二、 国资委行政职权的功能 |
| 三、 政府以企业形式履行经济职能的行政 |
| 结语：政府经济行为的认识方式与合法性控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D]. 刘福广.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2]关于印发《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的通知[A]. 国资委.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2019蓝皮书, 2019
- [3]重庆军工企业改革困境的政策破解研究[D]. 范群玲. 重庆大学, 2019(06)
- [4]基于S国企改制的审计质量控制研究[D]. 金鑫. 湖南大学, 2019(07)
-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J].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9(Z2)
- [6]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国资委法律性质研究 ——以行政的范围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D]. 杨晓洁.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8]推进企业改制依法依规进行是关键[N]. 王娇萍. 工人日报, 2009
- [9]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J].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楚雄政报, 2007(04)
- [10]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文件的通知[J].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南政报,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