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新诗的文体建制（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指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余瑞丰[2]（2021）在《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与新诗有密切关系的现当代歌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音乐文学艺术,其在附属于歌曲的音乐价值外,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摇滚、民谣歌词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流行歌词的文学性也在提升。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对歌词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些文学作品选、诗歌选也将歌词收入其中。但是作为正典的文学史,除了极少数个例外,都选择了无视。现当代歌词与新诗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两脉,现当代歌词也进入文学史才能完整地呈现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面貌。为此,本文从建构的角度切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现状的由来进行溯源,并对所建立的一系列规范进行剖析、解构,论证现当代歌词进入文学史的合理性,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的设想。论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从建构角度切入,解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排斥的缘起,从现代文学观和文学史的建立、文学史的政治性建构,以及文学史经典形成的文学史书写规范几个方面来论述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现状形成的历程。第二章从解构角度切入,着眼于将歌词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各种因素,从文学史经典的话语霸权压抑、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话语殖民、文学范畴的变化、文学史的叙述性几个方面剖析现当代文学史排斥歌词的书写范式背后的一系列问题。第三章在重构的角度下,分析现当代歌词与新诗的历史和文体差异,提出建立新诗与歌词二分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体系,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并总结历史上重构的经验,以词曲地位的变迁为参照展望歌词的未来。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歌词存在一个从文学被划到音乐,再到在文学边缘徘徊的历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排斥歌词的书写范式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存在一个建构的历程,在范式之外也存在少量明确纳入歌词的个例。被划出文学范畴的现当代歌词,其实应当被划归文学,进入文学史。最后,本文尝试确定现当代歌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期望抛砖引玉,为现当代歌词进入文学史推波助澜,从而推动对歌词的研究,促进歌词创作水平的提升,引起对诗歌历史和新诗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与评价。本文也意在以歌词为例说明:文学生态日新月异,多元发展,文学理论与日俱新,文学史的写作也应当跟上变革的步伐。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唐文娟[4]（2019）在《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围绕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及流产的李岩史剧展开讨论,这些剧作是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政党政治、文化学术、都市商业演剧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从新史观角度对中国历史、传统的阐释与再现,又是对不断变化的时局及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因此,这些剧作的讨论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围,需要被视为更大、更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文本来加以解读。本文试图打破以往郭沫若戏剧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内部,要么泛政治化,要么纯文学化的倾向,借助大量报刊史料,尽可能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郭沫若的历史剧与陪都重庆复杂的政治、学术、文学、演艺等场域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呈现出郭沫若历史剧的丰富内涵及其遭遇的诸多难题。在章节安排上,本文大致依照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上演的顺序,以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精神的前后变迁,分别从文化学术、政党政治、商业演剧维度加以分析,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作为整体的“战国史剧”,考察其与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对战国“历史精神”诠释上的共通性,同时揭示出战国史剧在将历史精神美学化时超出战国史研究的地方。最后,在与同时代“战国策派”的战国叙述对比中,呈现出郭沫若的战国想象的特征及其遇到的困境。第二章,本章将《屈原》从“战国史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聚焦于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的屈原研究之间的彼此缠绕关系,同时呈现出《屈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审美机制和接受环节在中共文化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集中揭示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面向。第三章,主要从城市商业演剧角度来解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呈现出郭沫若的历史剧与后方城市,尤其是陪都重庆通俗文化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考察抗战后期重庆稳定的商演模式对《孔雀胆》的情节、主题以及审美形式的影响;一方面考察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观众对该剧评价上的巨大反差,揭示出郭沫若后期的历史剧遭遇的难题。第四章,主要将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历史剧《南冠草》、流产的李岩史剧及其副产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结合起来,考察郭沫若的晚明想象前后的变化及背后史观的转变问题。
王峰[5]（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
桑晓飞[6]（2018）在《面向大众的“纯诗” ——《晨报》副刊新诗研究（1925-1928）》文中研究说明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趋向是从纯诗化到大众化的实践,而报纸副刊的媒介效应更加凸显了新诗纯诗化与大众化之间的这种内在焦虑与张力。本论文以《晨报》副刊（1925-1928）发表的新诗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具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深入考察《晨报》副刊诗人在报纸副刊大众化导向下的“纯诗”追求。首先,《晨报》副刊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生产公共意见、实现文化互动的公共场所,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阵地。其体现的平等、开放、互动等特征深刻影响着《晨报》副刊新诗理论及作品,使诗人们的诗学追求中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具体而言,诗人们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借助对浪漫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形成新诗的理论主张。他们借鉴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之理性“监视”情感,倡导新诗的格律。在创作方面,《晨报》副刊诗人通过格律化的“重建”与叙事化的开拓,以诗歌形式的创制实现对诗歌情感的控制,以小说化、戏剧化的表达策略实现对诗歌内容的选择。《晨报》副刊作为一种文学“公共空间”,必然对诗人及其创作的个性化诉求形成某种制约,表现为《晨报》副刊新诗纯诗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在反映新诗理论与创作中。其一,《晨报》副刊诗人同时追求格律化与叙事化,在主观上向内追求纯诗化与客观上向外实现大众化之间寻得了一种平衡之法;其二,《晨报》副刊的大众化属性影响着诗人们的“纯诗”追求,使这种追求仅表现为一种倾向,反映了《晨报》副刊诗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心态。总之,基于《晨报》副刊大众化属性对诗人“纯诗”追求之影响的研究,为解读1920年代后期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的路径。
姚家育[7]（2018）在《新诗教育视野中的吕进》文中研究说明新诗与大学教育有不解之缘。吕进所创建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继承和发展了朱自清、闻一多、何其芳奠定的新诗教育传统,是新诗教育培养现代诗学学术人才的"孵化器"。从课堂到讲坛,从学位点学科建设到报刊新诗美学知识的传播,吕进拓展了新诗教育的领域,沉淀了新的经验,新诗教育家是他迟来而应得的荣誉。
施新佳[8]（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邱域埕[9]（2017）在《抗战时期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纸,重庆版《新华日报》刊载的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包括文学评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等多种文学样式。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抗战大后方文学的时代内涵,在促进抗战大后方文学的健康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初步统计,抗战时期重庆版《新华日报》共登载诗歌700余首,是大后方登载诗歌作品最多的报刊。作为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诗歌不仅丰富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大后方抗战诗歌景观的缩影。本论文拟从诗体的角度入手对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因此,基于学界对诗体的普遍共识和各类诗歌创作的语言形式特点,抗战时期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主要有歌谣体、自由体新诗和旧体诗三类。首先,诗歌语言和民间语言形式的融合使得歌谣体诗歌的创作在战时重新活跃起来。重庆版《新华日报》中的歌谣体诗歌多直接采用民间歌谣的结构形式,其语言表现出明显的音乐性特征。这些歌谣体诗歌追求一种清新、质朴的审美倾向,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诗歌形式。其次,诗歌语言与现代口语形式的结合使得自由体新诗在战时更加丰富。重庆版《新华日报》中的自由体新诗在结构形式上表现出散文美的审美特征,语言鲜活、自然,进而追求一种自然美的诗歌语言特质。同时,旧体诗这一民族传统诗歌形式在战时复兴。重庆版《新华日报》中的旧体诗既表现出对传统旧体诗词形式的承继,也在传统旧体诗原有的工整严谨的音韵、平仄、对仗方面做出了改良,表现出沉郁、硬朗的审美特征。重新对《新华日报》诗歌进行全景式梳理,并将这些诗歌置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审视有着重要意义。首先,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在思想内涵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人民性特征。这些诗歌始终保持着与时代、人民的紧密联系,积极地反映着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代中的复杂现实境况,担负起了时代赋予诗歌的现实使命和战时功用。同时,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各类诗歌形式竞相发展的诗歌景观,呈现出了诗歌在特殊历史时代中的难能可贵的审美品质和诗体发展的丰富性追求。
陈宝琳[10]（2014）在《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旅歌词创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与文化存在方式。它以语言媒介为承载内涵与传播价值的手段,在新时期以来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体现出独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魅力。本文打破学界对歌词身份归属尚无定论的现状,回归文学史的视阈探究歌词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提出“歌唱性”是歌词的创作特质这一理论主张,并以此为方法论依据来对新时期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及文化价值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在文化内涵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歌词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它继承传统军旅歌词创作在高举社会主旋律、弘扬战斗精神意志、展现军旅真实情怀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多样化的创作形式满足新时期受众的现实情感需求,开创性地体现出当兵的“人”、真挚的“情”、多样的“兵”等方面的文化内涵特色,显示出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的繁荣景象。在审美特征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歌词创作表现出特殊的绿色美。在创作中,为了表达崇高的审美情感,它坚持传统的审美路径：用优美的审美语言来营造含蓄的审美情境,同时,也体现出生活化审美、时尚化审美与商业化审美等时代审美特征。这不仅蕴含着军旅歌词创作强烈的主体意识性,也体现出对客观生活的一种体认。在文化价值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歌词创作体现出价值的多元化。它内在地借助语言这一符号媒介作为其价值流传的核心,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音乐特质和音乐这一媒介符号成功结合,转变了价值传播的形态。进而,有效地借助外在的电子传播媒介实现其文化建设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在对军旅歌词的历时性分析中,本文也横向对比了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与流行歌词创作审美内涵的差异,反思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困境,试图证实一种思考：在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中,对“诗歌”创作传统“歌唱性”精神的坚守是歌词与诗歌创作走向创新发展之路的基础。
二、论新诗的文体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新诗的文体建制（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厘清 |
| 第一章 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状况 |
| 第一节 新文学的建立对歌词文学身份的排斥 |
| 一、文学革命:现代文学观与文学史的建立 |
| 二、新文学规范对歌词文学的排斥 |
| 第二节 文学史政治性建构下的歌词入史状况 |
| 一、革命文学:《讲话》与新文学史的重构 |
| 二、雅俗文学的重构与歌词入史状况 |
| 第三节 文学史经典话语规范下的歌词入史状况 |
| 一、“重写文学史”中的歌词入史状况 |
| 二、文学史经典对文学史书写的规范 |
| 第二章 解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歌词入史现状的问题 |
| 第一节 文学史经典话语霸权对歌词文学身份的压抑 |
| 一、文学制度与文学史经典话语霸权 |
| 二、歌词制度的缺失与被压抑的文学身份 |
| 第二节 “文学”的范畴与歌词的学科归属 |
| 一、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的殖民 |
| 二、历史视野下的现代“文学”范畴与歌词归属 |
| 第三节 文学史的叙述性与歌词入史 |
| 一、文学史的历史话语 |
| 二、文学史的雅俗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 |
| 第三章 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新视野 |
| 第一节 现当代歌词与新诗的历史渊源 |
| 一、新诗:“解开镣铐跳舞”的诗歌 |
| 二、歌词:“戴着镣铐跳舞”的诗歌 |
| 第二节 新诗与歌词二分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体系 |
| 一、新诗与歌词的文体差异 |
| 二、诗歌:新诗与歌词 |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歌词入史的总结与展望 |
| 一、歌词入史的历史尝试与得失 |
| 二、歌词入史的问题与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歌词入史状况统计表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抗战时期的历史言说及其现实指向 |
| 第一节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文化转向与历史书写 |
| 第三节 历史剧与1940 年代重庆文化场 |
| 第四节 材料、方法、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战国史剧”中的历史精神 |
| 第一节 战国书写中的革命儒家 |
| 一、史学与史剧的分歧 |
| 二、士与历史精神 |
| 第二节 历史精神的演绎:士、女性与群众——以《棠棣之花》《虎符》为中心 |
| 一、被国家话语改写的“士” |
| 二、女性、群众与现代精神 |
| 三、舞台化的尝试 |
| 第三节 战国史论争与郭沫若的转变——《高渐离》再讨论 |
| 一、郭沫若与“战国策派” |
| 二、《高渐离》中的战国图景 |
| 小结 |
| 第二章 《屈原》的文化政治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屈原热”与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
| 一、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 |
| 二、唯物史观的屈原研究 |
| 三、两个“屈原”——侯、郭“古代社会性质”论争再认识 |
| 第二节 “写史”与“做戏”:《屈原》与历史诗学 |
| 一、编年史剧:夭折的写作计划 |
| 二、“历史悲剧”:叙述中心的转移 |
| 三、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辩证法 |
| 第三节 舞台剧《屈原》与国共文化战 |
| 一、《屈原》上演与政党文化政治 |
| 二、“美学”维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
| 三、“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孔雀胆》:闹剧与城市 |
| 第一节 从“主题”到“问题”:左翼批评的话语生产 |
| 一、民族团结与抗战时期的满蒙问题 |
| 二、民族性与阶级性、历史剧与忠奸戏的龃龉 |
| 三、主题滑移与时代症候 |
| 第二节 悲剧抑或闹剧:《孔雀胆》与城市商业演剧 |
| 一、“市场热”:《孔雀胆》与城市商业演剧 |
| 二、闹剧(melodrama):文本、舞台与观众 |
| 三、“观众吃故事”:从“小市民”到“民众”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明史剧中的历史想象及其内在困境 |
| 第一节 《南冠草》:“晚明热”与民族本位 |
| 一、“发现”夏完淳 |
| 二、晚明史剧《南冠草》 |
| 三、《金风剪玉衣》的“失败”与“民族本位”的退场 |
| 第二节 《甲申三百年祭》与“人民本位”的出场 |
| 一、被“政治化”的《甲申三百年祭》 |
| 二、“革命士大夫”李岩与别样的晚明图景 |
| 三、人民本位”的出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
| 第三节 流产的史剧与“人民性”赋形的难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统计表(1941-1949) |
| 附录2 历史剧《屈原》抗战期间演出统计表(1942-1945) |
| 附录3 历史剧《孔雀胆》演出统计表(1942-1949) |
| 附录4 历史剧《虎符》演出统计表(1943-1949) |
| 附录5 历史剧《金风剪玉衣》演出统计表(1943-1945) |
| 附录6 应云卫:《屈原》公演献辞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其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5）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主要研究成果评述 |
| 1.2.1 吴芳吉遗着的整理与出版情况 |
| 1.2.2 吴芳吉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 第2章 吴芳吉生命文本之解读 |
| 2.1 穷愁与玄思 |
| 2.2 道德与深情 |
| 2.3 迈向圆融之境 |
| 第3章 理学余绪与现代新命 |
| 3.1 理学的“形散神不散” |
| 3.2 吴芳吉理学思想之渊源 |
| 3.3 理学的新命 |
| 3.3.1 性善之辨与文学功用 |
| 3.3.2 以礼为归：为“礼教”正名 |
| 第4章 “新文化”的儒学表达 |
| 4.1 对新文化运动之观察 |
| 4.2 吴芳吉的文化观 |
| 4.2.1 学衡派的影响 |
| 4.2.2 在保守与会通之间 |
| 4.3 吴芳吉的文学观 |
| 4.3.1 “文学”之辨 |
| 4.3.2 “载道”与抒情 |
| 4.3.3 文学专制与写作自由 |
| 第5章 吴芳吉的诗学思想 |
| 5.1 “文心”说 |
| 5.2 “摹仿”说 |
| 5.3 新诗的语言问题 |
| 5.4 新诗的文化意味 |
| 第6章 “白屋诗”的再认识 |
| 6.1 “白屋诗”之酝酿 |
| 6.2 “白屋诗”之特色 |
| 6.3 诗史与史诗 |
| 6.4 “白屋诗”的文学史意义 |
| 第7章 终归古典之途 |
| 7.1 吴芳吉的早期诗歌 |
| 7.2 回归古典传统 |
| 7.3 吴芳吉后期的旧体诗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儒学与诗学 |
| 8.2 传统与创造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面向大众的“纯诗” ——《晨报》副刊新诗研究（1925-192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晨报》副刊研究综述 |
| 1.2 《晨报》副刊新诗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2 作为文学“公共空间”的《晨报》副刊 |
| 2.1 《晨报》副刊与新诗 |
| 2.2 《晨报》副刊与公共空间 |
| 2.2.1 “公共空间”的概念界定 |
| 2.2.2 作为“公共空间”的《晨报》副刊 |
| 2.3 作为新诗发展阵地的《晨报》副刊 |
| 3 《晨报》副刊的新诗理论建设 |
| 3.1 借鉴与怀疑：浪漫主义与《晨报》副刊 |
| 3.2 理性“监视”情感 |
| 3.2.1 新人文主义与《晨报》副刊 |
| 3.2.2 古典主义与《晨报》副刊 |
| 4 《晨报》副刊的新诗创作实践 |
| 4.1 格律化的“重建” |
| 4.1.1 先锋实践：饶孟侃与闻一多 |
| 4.1.2 刘梦苇与格律化创作实绩 |
| 4.2 叙事化的拓展 |
| 4.2.1 题材选择 |
| 4.2.2 独特的艺术手法及诗性呈现 |
| 4.2.3 文体形式的锤炼与多样的美感 |
| 5 大众化导向下的“纯诗”追求 |
| 5.1 传统与现代之间：《晨报》副刊诗人的游移思想 |
| 5.2 大众化的导向 |
| 5.2.1 副刊的大众化属性 |
| 5.2.2 诗人的大众化阐释：土白入诗 |
| 5.3 “纯诗”追求 |
| 5.3.1 《晨报》副刊诗人群的纯诗化倾向 |
| 5.3.2 与国内初期象征派“纯诗”追求之间的对照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晨报》副刊1925-1928年新诗目录总汇 |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7）新诗教育视野中的吕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诗教育家”概念的提出:从新诗与大学教育谈起 |
| 二、从课堂到讲坛:吕进的新诗教育范式 |
| (一) 吕进诗学说略 |
| (二) 吕进新诗教育的“孵化器”:中国新诗研究所 |
| (三) 吕进新诗教育与学术的互动 |
| 三、吕进与20世纪新诗教育传统 |
| (一) 严格把关学位论文质量, 推进学科建设 |
| (二) 开展新诗批评, 发现和扶持新人 |
| (三) 开设学术讲座和副刊专栏, 传播新诗知识 |
| (四) 编选新诗选本, 丰富新诗教学与研究资料 |
| 四、结语 |
（8）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
| Abstract and Key Words |
| 绪论西南联大、“鲁艺”与中国新文学史 |
| 一、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 |
|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与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争语境下的建校历程与校园氛围 |
| 第一节 抗战烽火下的艰难起步 |
| 第二节 冲突渗透中的思想指引 |
| 第三节 矛盾交融中的教育理念 |
| 第二章 救亡强音中的个体与群体 |
| 第一节 抗战救亡话语的出场与沸腾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群体呼号中的个体诘问 |
| 第三节 “鲁艺”:个体认同后的群体“聚焦” |
| 第四节 个体与群体的纠结 |
| 第三章 现实观照中的思想启蒙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批判现实的延续 |
| 第二节 “鲁艺”:歌颂与批判的交响 |
| 第三节 启蒙、革命与农民书写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度与思想改造 |
| 第四章 生命存在与人性深度的探询 |
| 第一节 生命存在:诗性品格、救世情怀的对立与对话 |
| 第二节 救亡、革命、爱情、自我多重碰撞中的人性 |
| 第五章 文学创作的体式探索与语言风貌 |
| 第一节 战争不同阶段的文体选择与语言风貌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学院派的文体实验与“新文言”风貌 |
| 第三节 “鲁艺”:民族形式的新变与革命白话的兴起 |
| 第六章 外国文学资源的移植与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在西南联大的盛行 |
| 第二节 苏联文学对“鲁艺”的吸引 |
| 第三节 “亲欧美”与“亲苏俄”的价值取向 |
| 第七章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生成与建构 |
| 第一节 “社会场域”的导向与文学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精神传统的赓续与文学观念的再认 |
| 第三节 主体定位的选择与文学价值的追求 |
| 第八章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龃龉及文学史价值 |
| 第一节 不同维度下的文学创作路径 |
| 第二节 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龃龉 |
| 第三节 多样现代性的分化与融合 |
| 第四节 两种文学样态的文学史价值及当下启示 |
| 结语 话语讲述的时代和讲述话语的时代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抗战时期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必要的说明与界定 |
| 一 《新华日报》诗歌概述 |
| （一）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诗歌刊行情况述要 |
| （二）重庆版《新华日报》诗人群 |
| （三）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的题材内容 |
| （四）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的语言形式 |
| 二 歌谣体诗 |
| （一）抗战大后方歌谣体诗的勃兴 |
| （二）重庆版《新华日报》的歌谣体诗歌景观 |
| （三）重庆版《新华日报》歌谣体诗的文体特征 |
| 三 自由体新诗 |
| （一）抗战大后方自由体新诗的发展 |
| （二）重庆版《新华日报》的自由体新诗景观 |
| （三）重庆版《新华日报》自由体新诗的文体特征 |
| 四 旧体诗 |
| （一）抗战大后方旧体诗的复兴 |
| （二）重庆版《新华日报》中的旧体诗景观 |
| （三）重庆版《新华日报》中旧体诗的文体特征 |
| 五 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的意义及局限 |
| （一）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的时代意义 |
| （二）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艺术的发展 |
| （三）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艺术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 |
|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歌唱性：文学史视阈中歌词创作的艺术特性 |
| 第一节 歌词及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歌词与军旅歌词 |
| 二、歌词与音乐 |
| 三、歌词与文学 |
| 第二节 歌唱性：歌词的创作特性 |
| 一、歌唱与歌唱性释疑 |
| 二、音乐中的歌唱性 |
| 三、文学中的歌唱性 |
| 第三节 歌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 一、歌词作品是中国诗歌结构的主体 |
| 二、歌词形态是诗歌文体形态衍变的动力 |
| 三、歌词审美是文学创作发展的风向 |
| 第二章 时代感：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军旅歌词创作文化内涵的历史回顾 |
| 一、古代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 |
| 二、近现代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 |
| 三、建国十七年及改革开放以前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 |
|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文化内涵中的历史传承 |
| 一、高举主旋律的旗帜 |
| 二、弘扬战斗精神意志 |
| 三、展现军旅真实情怀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文化内涵的拓展创新 |
| 一、当兵的“人” |
| 二、真挚的“情” |
| 三、多样的“兵” |
| 第四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繁荣的原因分析 |
| 一、社会主旋律的弘扬 |
| 二、创作形式的多元化 |
| 三、接受群体的现实需求 |
| 第三章 绿色美：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的审美特征 |
| 第一节 军旅歌词创作审美特征的历史回顾 |
| 一、纯真质实的情感美 |
| 二、雄浑悲壮的情境美 |
| 三、劲健豪放的音乐美 |
|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审美特征中的传统因素 |
| 一、不变的审美情感——崇高 |
| 二、绿色的审美情境——含蓄 |
| 三、纯净的审美语言——优美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审美特征中的时代因素 |
| 一、生活化审美 |
| 二、时尚化审美 |
| 三、商业化审美 |
| 第四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与流行歌词创作的审美比较 |
| 一、审美态度——写实性与游戏性 |
| 二、审美风格——崇高感与平民化 |
| 三、审美效应——净化性与自娱性 |
| 第四章 多元化：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价值传播路径分析 |
| 一、语言：军旅歌词创作价值流传的核心 |
| 二、音乐：军旅歌词创作价值传播的翅膀 |
| 三、电子传媒：军旅歌词创作价值传播的推手 |
|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化建设价值 |
| 一、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 |
| 二、情感慰藉的心理途径 |
| 三、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的文学史价值 |
| 一、用真切可歌的情感获得心灵共鸣 |
| 二、用富有乐感的语言塑造音乐形象 |
| 三、用电子传媒的语境赢得传播效应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论新诗的文体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D]. 余瑞丰. 北华大学, 2021(02)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D]. 唐文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5]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 王峰.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9)
- [6]面向大众的“纯诗” ——《晨报》副刊新诗研究（1925-1928）[D]. 桑晓飞. 重庆大学, 2018(04)
- [7]新诗教育视野中的吕进[J]. 姚家育.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8(02)
- [8]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9]抗战时期重庆版《新华日报》诗歌研究[D]. 邱域埕. 重庆师范大学, 2017(01)
- [10]新时期以来军旅歌词创作研究[D]. 陈宝琳. 武汉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