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周志贤[2]（2020）在《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新式学生群体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批学生群体,也是五四新学生乃至当代学生的雏形。近代对中国影响较深的人才,究其源头,大都是由清末新式学生成长起来的。本文以湖南新式学生为切入点,从近代区域学生史、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的产生背景、发展概况、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是在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新式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诞生的,他们主要是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省内学堂学生与留日学生。与沿海省份相比,湖南新式学生群体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是相对较快的,在民国建立前已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才群体。此外,该群体在湖南省内的分布是广泛而不均匀的,他们更注重军事、实业、师范等实用性专业的学习。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他们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在民国建立前后走向社会,推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在政治方面,他们通过参与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来维护国家主权、推动晚清政治变迁;在经济方面,他们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维护民族经济利权,提出了一系列近代化的经济思想,并在学成后为中国创办了大量工商企业;在教育方面,他们揭露新式学堂存在的陈规陋习,通过学习成长为一代教育家群体,提出了近代化的教育思想,并身体力行地创办了许多新式学校。总的来说,该群体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并在强烈的爱国思想指引下,将自己先进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出学生群体在吸收文明进而服务社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雷月荣[3]（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王国梁[4]（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陈晨[5]（2019）在《辛亥时期的湘军形象 ——以湘籍革命党人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军,因拯救清朝而生。这一集团自诞生之初,就并非一般的军事组织,而是复合军事、政治、文化于一体的特殊地域团体。晚清时期,湘军凭借着打击太平天国的功绩,逐渐引领全国,成为了清朝的股肱。为确保其政治合法性,湘军有意识地使自身形象以合乎传统理路的方式示人。维新时期,湘军整体上可以维持此前的荣光面孔,而此时谭嗣同对湘军的评价却出现了转变。他对于湘军的多元复杂评价使传统的湘军形象出现了松动,开启了湘军形象的转变,为此后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形象奠定了基础。至辛亥时期,湘军已基本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而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记忆符号。这一符号,成为满汉矛盾激化下革命党人构建的“汉奸痛史”的重要一环。革命党人,尤其是湘籍革命党人,主要是从民族视阈、地域视野的角度出发,对湘军助满扶清的行为进行抨击,将湘军丑化为汉人耻辱、湖南罪人。由此,具象化的“地域汉奸”得以呈现。在这其中,除使用报纸杂志等进行宣传以外,湘籍革命党人还运用了弹词唱本、画像等多种方法,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挥。此时其他群体因所持利益有别、思想观念各异,致使他们对湘军的评价很不一致,湘军形象被纳入各派势力预谋的政治话语结构当中。辛亥以后,湘军形象则依据现实需要因格损益,因时因事呈现出不同样貌。探析以“湘军”为代表的“地域奸民”产生的原因,实际与当时革命党人整体的政治思维密不可分。这背后,除西方民族主义与传统满汉矛盾结合形成的近代民族观念以外,还有深刻的地域文化思维。当然,以湘军为代表的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也是湘籍革命党人选取湘军进行丑化的关键原因之一。对于辛亥时期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形象的评价,应分为时代性评价和历史性评价。于当时而言,这种有意丑化湘军形象的做法,无论是对革命舆论话语的争夺还是激发民族意识、推动湖南地区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若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待湘籍革命党人对湘军的评价,则可谓言过其实。湘军秉持的“忠君”意识或者说政治忠诚是无法超越其自身时代的,这点我们不能过分苛责。除此,湘军的诸多贡献被一概抹杀,其自身的多面性最终以单向度呈现。从这几点上来说,湘籍革命党人无疑掩盖了历史的真实。
沈航[6]（2014）在《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由崛起至腾飞的新纪元。通过对湖北、江苏等省辛亥革命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将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很好结合的成功范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理性革命模式。本文对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理性革命模式的考察,主要通过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的。浙江光复后,满汉矛盾突显,浙江军政府在满人藏匿枪械、投毒以及集体闹事的危急情况下仍旧能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态度应对,较为平和地平息了骚乱。骚乱过后又能对满人多加照顾,切实保护满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生活上,浙江军政想尽一切办法救济满人,从发放饷银到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再到开设工厂,组织满人学习生存技能。而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也最终得到了满人的认同,满汉关系得到缓和。满人与汉人和睦相处,满人逐渐融入了汉族主流社会。浙江光复后,随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浙江革命党人开始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革命政权。浙江革命党人通过对军政府的三次改组,以及运用理性原则化解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稳定了浙江政局。到1912年底,浙江军政府不仅取消了军政分府,统一了浙江的行政权,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促进了民主共和新浙江的发展。浙江光复后,财政危机逐渐显现。浙江军政府开展了追缴前清官员吞没官款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法律原则对抓获的官员进行审判。虽然效果不佳,但实践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浙江军政府通过发行军用票、公债,以及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等措施,最终带领浙江民众走出了财政危机。值得提出的是,商界中的钱业与典当业也为稳定浙江社会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浙江军政府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以期破除清代以来留存于世的恶习。军政府不仅以理性原则推行剪辫运动,而且下定决心铲除危害浙江数百年的烟毒与赌博恶习。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取缔了为害社会的丐头。通过军政府的努力.在全省境内禁绝了鸦片,而且还严厉打击了赌博行为,使浙江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在省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先烈纪念活动,通过对先烈的纪念,不仅温情回望了先烈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为手段,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来看,浙江的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充满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革命。
俞祖华[7]（2014）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李益顺[8]（2014）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孙芳[9]（2013）在《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评、论文和专着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对其从辛亥革命人物史研究、过程史研究、意义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学科史研究、文献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海外研究以及问题与展望等9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梳理,对于我们还原辛亥革命,正确认识辛亥革命,不无裨益!
朱汉民,刘觅知[10]（2012）在《湖湘知识群体的船山诠释与文化建构》文中研究指明王船山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既有深厚中国文化传统、又有超前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体系。湖湘知识群体通过对船山思想的多元性诠释而实现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船山思想也为不断演变发展的湖湘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二、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关于新式学生群体 |
| 1.2.2 关于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的两大类型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对清末新式学生群体的整体研究 |
| 1.3.2 对清末新式学生群体的区域研究 |
| 1.3.3 对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的个案研究 |
| 1.4 研究主要内容及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的形成背景及发展概况 |
| 2.1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的形成背景 |
| 2.1.1 民族危机加深与湖南士风民气的转变 |
| 2.1.2 清末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2.1.3 清末湖南新式教育的兴起 |
| 2.2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的发展概况 |
| 2.2.1 学堂学生起步晚、逐年增长 |
| 2.2.2 留日学生走在全国前列 |
| 2.2.3 地域分布广泛而不均衡 |
| 2.2.4 学生所学专业有所偏重 |
| 第三章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与政治变迁 |
| 3.1 参与反帝爱国运动 |
| 3.2 辛亥革命的生力军 |
| 第四章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与经济发展 |
| 4.1 争取经济利权 |
| 4.2 推动经济思想的近代化 |
| 4.3 践行实业救国 |
| 第五章 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与新式教育 |
| 5.1 传播新式教育思想 |
| 5.2 抵制新式学堂的腐败陋习 |
| 5.3 担任新式学堂教师、创办新式学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3）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历史资源:众多历史先贤国民性问题探索成果 |
| (二) 现实关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民素质提升需求 |
| (三) 认知盲点:“熟悉的陌生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胡适思想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 (三)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
| (四)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与形成 |
| 一、胡适生平 |
| (一) 绩溪岁月(1891—1904):“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
| (二) 上海求学( 1904—1910):“受到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
| (三) 美国留学(1910——1917):“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 |
|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新文化运动领袖” |
| (五) 大革命时期(1926—1930):“人权的斗士” |
| (六) 抗战前夕(1931——1937):“战乱阴影下的北大文学院长” |
| (七) 抗战期间(1937——1946):“驻美大使” |
| (八) 内战时期(1946—1948):“北大校长” |
| (九) 落日余晖( 1949—1962):“坚持为自由而战的老斗士” |
| 二、背景: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文化反思思潮 |
| (二) 新民派先驱者的思想渗透 |
| (三) 留美求学后认识深化 |
| 三、溯源:从中国传统到西方文化 |
| (一) 隐性的暗合: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 显性的自觉:西方文化的影响 |
| 四、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上海求学(1904-19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时期 |
| (二) 留美七年(1910-191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
| (三) 归国以后(1917—196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化时期 |
|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批判”到“人的批判” |
|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分析 |
| (一)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 |
| (二) “现代国民”、“现代人”等概念分析 |
| 二、“无国民意识”: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立足救亡而兼顾启蒙”:20世纪前后国民性思想基本格调 |
| (二) “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三、“无个人意识”: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超越贤妻良母”:对女子问题的批判 |
| (二) 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对贞操文化的批判 |
| (三) “父母无恩”: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
| (四) “无后主义”:对家族个人主义的批判 |
| (五) 丧礼改革:对封建礼俗的批判 |
| (六) 对“时间观念淡薄、懒惰、知足”等劣根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国民性建构:从“现代国民”到“现代人” |
| 一、“现代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理想 |
| (一)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0世纪前后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现代人”: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一) “健全独立人格”:“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个人当干系、负责任” |
| (二) 真假个人主义辨析 |
| 三、“健全独立人格”的具体表现 |
| (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须有独立批判的态度 |
| (二) “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须有自由冒险的精神 |
| (三) “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须有与社会协进的观念 |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 |
| 一、“单向决定论”:留美前胡适“思想革新”式个人改造 |
| (一) 从新民派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 “人的改造”: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双向互动论”:留美及归国后“制度与人”双向互动式改造 |
| (一) 人的改造:教育与文学 |
| (二) 制度改造:民主制度 |
|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 |
| (一)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批判 |
| (二)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批判 |
| 四、留美前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转变之原因 |
| (一) 社会价值的近代转换 |
| (二) 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 |
| (三)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
| (四) 留美前后胡适受教育经历不同 |
| 第五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局限及教育启示 |
| 一、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 |
| (一)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
| (二) 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 |
| 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限度 |
| (一) 外在: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 |
| (二) 内在:中国自由主义内在问题 |
| 三、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 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 |
| (二) 培养合格公民:中国人现代化之集中体现 |
| (三) 公民性: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主要特征 |
| (四) 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实践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辛亥时期的湘军形象 ——以湘籍革命党人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辛亥之前的湘军形象 |
| 第一节 洋务时期的湘军形象 |
| 一、扞卫传统的湘军形象 |
| 二、战功卓着的湘军形象 |
| 第二节 维新时期的湘军形象 |
| 一、湘军光辉形象的延续 |
| 二、谭嗣同对湘军形象的反转 |
| 第二章 辛亥时期湘籍革命党人对湘军的形象阐释 |
| 第一节 湘籍革命党人对湘军的形象阐释 |
| 一、汉人耻辱:民族视阈下的湘军形象 |
| 二、湖南罪人:地域视野下的湘军形象 |
| 第二节 革命党人丑化湘军形象的方式 |
| 一、使用报纸杂志进行文字宣传 |
| 二、其他的传播方式 |
| 第三章 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的特点 |
| 第一节 各地革命党人阐释本区“汉奸”的基本理路 |
| 第二节 批判程度激烈 |
| 一、丑化湘军的文章与人数较多 |
| 二、语言犀利 |
| 第三节 明确的指向性和重视湘军的地域属性 |
| 一、指向性明确 |
| 二、地域色彩鲜明 |
| 第四章 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形象之评析 |
| 第一节 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的原因 |
| 一、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与传统满汉矛盾的唤起 |
| 二、传统的湖南地域思维 |
| 三、湘军自身的特殊性以及湘军精神的继承 |
| 第二节 湘籍革命党人丑化湘军的评价 |
| 一、时代性评价 |
| 二、历史性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思路与结构 |
| 四、关于资料 |
|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光复模式 |
| 1.1 辛亥革命中的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 |
| 1.2 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江苏模式与浙江模式 |
| 第二章 浙江光复后的满汉民族关系 |
| 2.1 杭州光复之役满人伤亡情况统计 |
| 2.2 浙江光复后满人生活状况与满汉关系 |
| 2.3 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救济与满汉民族秩序的重建 |
| 第三章 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的改组 |
| 3.1 浙江军政府的建立与第一次改组 |
| 3.2 蒋尊簋“督浙”与军政府的再次改组 |
| 3.3 浙江军政府与军政分府的矛盾对立与化解 |
| 3.4 绍兴军政分府与浙江军政府的矛盾与对立 |
| 3.4.1 王金发的家世及其奔放不羁的性格 |
| 3.4.2 王金发与秋瑾的革命情谊 |
| 3.4.3 浙路事件中的汤寿潜及其与“秋案”关系 |
| 3.5 军政分府的撤销与浙江军政府的第三次改组 |
| 第四章 辛亥浙江光复后的财政状况 |
| 4.1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财政状况 |
| 4.2 辛亥浙江光复后的财政状况 |
| 4.2.1 浙江军政府追缴前清官款 |
| 4.2.2 浙江军用票与浙江地方公债的发行 |
| 4.2.3 税收制度的完善与财政危机的消除 |
| 4.2.4 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商界的作为 |
| 第五章 光复后浙江的移风易俗问题 |
| 5.1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 |
| 5.1.1 剃发与汉人满人化政策 |
| 5.1.2 民众与浙江光复时期剪辫活动 |
| 5.1.3 浙江剪辫活动的沉寂及原因 |
| 5.2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 |
| 5.2.1 禁烟法令的推行与禁烟局的开设 |
| 5.2.2 禁烟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与《浙省禁烟条例》的颁行 |
| 5.2.3 浙英禁烟交涉与辛亥时期浙省烟患的禁绝 |
| 5.3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军政府禁赌问题 |
| 5.4 浙江军政府取缔丐头 |
| 第六章 温情回望:民国初年浙江的先烈纪念活动 |
| 6.1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先烈的革命事迹 |
| 6.1.1 浙江省内的旧式会党与光复会的建立 |
| 6.1.2 大通学堂与浙皖起义 |
| 6.1.3 浙江光复时期诸先烈事迹 |
| 6.2 民国初年浙江的先烈纪念活动 |
| 6.2.1 徐陈马三烈士迁柩沿途各省的纪念活动 |
| 6.2.2 浙江省内的三烈士纪念活动 |
| 6.2.3 陈伯平烈士生平诸事考 |
| 6.2.4 秋瑾烈士的纪念活动 |
| 6.2.5 北京政府早期(1912-1916)的先烈纪念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略述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 |
| (一) 自由主义思潮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
| (三) 激进主义思潮 |
| (四) 三大文化思潮的离合异同 |
| 二、三大思潮及互动关系的学术史 |
| (一)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二) 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三)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 课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基本框架 |
| (三)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
| 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 |
| (一) 学理渊源：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 |
| (二) 问题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欠缺与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的凸现 |
| (三) 问政方式：介入型、组党型、议政型与疏离型 |
| (四) 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变格局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演进形态-以近代自由主义的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 |
| (一) 政治自由：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关怀” |
| (二) 个体、结社与组党：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的组织化路径 |
| (三) 学理、理念与政纲：政治自由主义的话语转换 |
| (四) 市场、社会与政府：转向政府干预与社会公正 |
| (五) 启蒙与政治之间：近代自由主义的演进形态 |
| 三、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
| (一) 严复、梁启超等人倡导经济自由主义 |
| (二) 民国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与“统制经济”思想 |
| (三) 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原因分析 |
| 四、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趋“新”与返“古” |
| (一) 思想接力：“五四之父”与“五四之子” |
| (二) 政治自由：诉诸内心“容忍”与争之外部保障 |
| (三) 经济自由：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 |
| (四) 思想自由：浅显激越与深切理性 |
| (五) 伦理自由：个人主义与道德价值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
| 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两次转向 |
| (一) 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文化保守主义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心态 |
| (三) 从“三世进化史观”到“文化三路向说”：由外向内的转向 |
| (四) 从“文化三路向说”到“三统”之说：由内向外的转向 |
| (五) 两次转向的基本背景 |
| 二、三份宣言：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文本 |
| (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份宣言 |
| (二) 三份宣言所体现的相似文化主张 |
| (三) 三份文化体现出的时代性“变异” |
| 三、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西比较的典型范式：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比较模式辨析 |
| (一) 保守主义的中西比较观 |
| (二) 来自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批评 |
| (三) 超越“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比较模式 |
| 四、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 |
| (一) 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主义 |
| (二) 五四启蒙中的激进主义并非全盘反传统 |
| (三) 一种深刻的片面 |
| 第四章 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 |
| 一、戊戌思潮：中国三大现代性思潮的共同源头 |
| (一) 自由主义被移植到中国并进行引申解读始于维新思潮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从戊戌思潮开始定型与清晰起来 |
| (三) 激进主义也是从戊戌思潮开始的 |
| 二、民族主义：近代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类型区隔 |
| (一) 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共同观念” |
| (二) 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达 |
| (三) 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 |
| 三、现代性构建：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主题 |
| (一) 三大思潮均为赞成现代取向的“现代”思潮 |
| (二) 三大思潮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有所区隔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从“前现代”、“后现代”的角度反省现代性 |
| 四、社会主义：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共同取向 |
| (一) 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
| (二) 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更天然的亲缘关系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大同”思想附会现代社会主义 |
| (四) 三大思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有同有异 |
| 五、民族复兴：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梦想 |
| (一)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复兴梦想 |
| (二) 在民族复兴观念生成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关键作用 |
| (三) 革命者强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
| 第五章 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相互转换 |
| 一、话语系统的区隔：以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为例 |
| (一) 激进主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 |
| (二) 自由主义者的“五四启蒙话语诠释系统”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的“返本开新”话语与“文化断裂”话语 |
| 二、观念建构的差异：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对建设现代国家的不同设计为重点 |
| (一) 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政治共识 |
| (二) 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对宪政民主的不同设计 |
| (三) 三大思潮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 |
| (四) 分别从个性解放、改造社会组织与国家政权更替入手 |
| 三、文化心态的不同：从学人自述解读三大思潮代表人物内心世界 |
| (一) 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苦难意识 |
| (二) 对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 |
| (三) 文化选择上的矛盾心态 |
| 四、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 |
| (一) 激进与保守的“并生系统” |
| (二)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带” |
| (三) 激进与保守的调适转换 |
| (四) 激进与保守的“互为支持”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与其他相关论文 |
| 致谢 |
（8）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缘起 |
| 二、概念与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框架与方法 |
| 五、重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酝酿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一、传教士报人的创刊活动概述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三、格致话语的传播者 |
| 四、格致话语传播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二节 晚清传教士中文期刊中的格致观念 |
| 一、格致概念的阐述 |
| 二、格致分类的认知 |
| 三、格致功能的体认 |
| 四、格致方法与格致教育的阐述 |
| 五、格致文化观的探讨 |
| 六、格致与迷信及其他 |
| 第二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戊戌维新时期创刊及其宗旨 |
| 一、维新报人自主创刊活动 |
| 二、格致话语传播的宗旨 |
| 第二节 萌芽期期刊格致话语传播的栏目与内容 |
| 一、《时务报》与《知新报》的栏目与内容 |
| 二、《湘学新报》与《实学报》中的栏目与内容 |
| 三、“另类期刊”中的栏目与内容 |
| 四、其他地方期刊的栏目与内容 |
| 第三节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萌芽期期刊中的格致思辩 |
| 一、维新报人格致思辩的思想资源 |
| 二、“科学”出现与格致概念及分类 |
| 三、“富强之基,本诸格致” |
| 四、“黜伪崇真”与格致文化观 |
| 第三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话语分析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的背景与创办 |
| 一、辛亥报人传播科学话语的背景 |
| 二、辛亥报人的创刊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一、科技期刊的宗旨、体例与内容 |
| 二、以“科学”栏目为中心 |
| 三、以“格致”栏目为中心 |
| 四、《新民丛报》的科学栏目及其内容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与社会转型的互动 |
| 一、科学话语传播催生观念革命 |
| 二、科学话语传播推进认知图式变革 |
| 第四章 晚清科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期期刊中的科学认知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中的科学观念 |
| 一、从“格致”到“科学” |
| 二、辛亥报人的科学分类说 |
| 三、辛亥报人的科学功能认知 |
| 四、辛亥报人的科学方法论 |
| 五、辛亥报人的科学精神说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中的科学诉求 |
| 一、《新民丛报》对科学本质及分类的认知 |
| 二、《新民丛报》对科学功能与科学方法的阐述 |
| 三、《新民丛报》对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的探讨 |
| 四、《新民丛报》科学话语传播的特征 |
| 第三节 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观念刍议 |
| 一、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文化观 |
| 二、早期《东方杂志》的科学教育观 |
| 三、“科学为工艺所从出” |
| 四、科学是改良社会的利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辛亥革命的人物史研究 |
| (一) 孙中山的全景式研究 |
| 1.孙中山的历史定位 |
| 2.孙中山的治国理念 |
| 第一, 民族主义的思想 |
| 第二, 民生主义的思想 |
| 第三, 民权主义思想 |
| 第四, “行易知难”说建设国民心理 |
| 第五, 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 |
| 3.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
| (二) 多元化的个案研究 |
| 第一, 对黄兴全新视角的研究 |
| 第二, 对鲁迅与辛亥评价的研究 |
| 第三, 对蒋翊武早期革命策略的研究 |
| 第四, 宋教仁思想研究 |
| 第五, 孙眉与辛亥革命研究 |
| 第六, 田桐与辛亥革命研究 |
| 第七, 秦毓鎏与辛亥革命研究 |
| (三) 人物团体研究 |
| 第一, 海外华侨研究 |
| 第二, 知识分子研究 |
| 第三, 留学人士研究 |
| 第四, 士绅阶层研究 |
| 第五, 立宪派研究 |
| 第六, 基督教群体研究 |
| 二、辛亥革命的过程史研究 |
| (一) 关于革命源起 |
| (二) 关于孙让位, 袁上台 |
| (三)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 |
| 三、辛亥革命的意义史研究 |
| (一)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
| (二) 辛亥革命是民族融合的起点 |
| (三)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奠基 |
| (四) 辛亥革命升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
| (五) 辛亥革命具有世界历史作用 |
| (六) 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 |
| 四、辛亥革命的地方史研究 |
| 五、辛亥革命的学科史研究 |
| (一) 辛亥革命与教育学 |
| (二) 辛亥革命与政治学 |
| (三) 辛亥革命与新闻学 |
| (四) 辛亥革命与法学 |
| (五) 辛亥革命与文学 |
| (六) 辛亥革命与女性学 |
| 六、辛亥革命的文献史研究 |
| (一) 全景式、编年体的文献成果 |
| (二) 人物志的文献成果 |
| (三) 地方志的文献成果 |
| (四) 学术研究的文献成果 |
| 七、辛亥革命的中共党史研究 |
| (一) 辛亥革命与中共领导人研究 |
| (二)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
| 八、辛亥革命的海外研究 |
| 九、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
| (一) 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缺乏长程式与总体史的眼光 |
| (二) 辛亥百年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有待进一步拓展 |
（10）湖湘知识群体的船山诠释与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船山思想诠释与湖湘理学学统的建构 |
| 二、船山思想诠释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 |
| 三、船山思想诠释的多元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演变 |
四、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清末湖南新式学生群体研究[D]. 周志贤.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3]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5]辛亥时期的湘军形象 ——以湘籍革命党人为考察中心[D]. 陈晨.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6]浙江辛亥革命再研究 ——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视角[D]. 沈航.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7]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8]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综述[J]. 孙芳.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2)
- [10]湖湘知识群体的船山诠释与文化建构[J]. 朱汉民,刘觅知. 中国哲学史,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