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写数字与朱元璋的反贪(论文文献综述)
白玉成,段明[1](2021)在《朱元璋改数治贪》文中研究说明一天,朱元璋坐在宫殿之上,仔细查阅着各地呈报上来的财政账目。突然,他在一本账册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问题:一本账本上"十万两白银"被人为地改成了"五万两白银",也就是在"十"上加上3笔便成了"五"。朱元璋看后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之差便使国家面临亏损五万两的危机。
孙琳[2](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指出“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凌光明[3](2018)在《金额大写这一发明究竟始于何时》文中提出日常生活中,凡涉及钱数时,人们都要用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表示。为什么要用大写数字而不用"一二三……十"呢?原来,这是中国古人的发明,用来防范通过篡改数字进行的经济犯罪。那么,大写数字究竟是谁发明的呢?金额大写始于何时?明代初年,"郭桓重大贪污案"震惊朝野。郭桓曾担任户部侍郎,任职期间,他利用职权勾结
板桥霜[4](2014)在《贪字怎么写》文中研究说明《论语》有这样—件事,子张请教孔子:"一个怎样的人才可以从政?"孔子答:"遵行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习,就可以去了。"孔子所说的五种美德,其中一项就是"欲而不贪"。孔子认为让有德者来做官,就不会有贪污腐败发生了。这大概是较早把"贪"和"官"联系在一起的文字记载。中国的反贪最早从尧舜时
尚虎平[5](2013)在《政治控制、个人取代组织与过渡年资量化——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经验、遗弊与继承之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央集权式前现代国家中,经济绩效的取得主要依靠政府的谋划与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事实证明了我国历史上政府绩效较高的现实。按照科学管理原理,高绩效的取得离不开绩效评估的反馈控制作用。深挖史料,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式政府绩效评估"类型是针对政府官员个人的个体评估,其评估主体来自于内部上级;不同时期的绩效评估方法都是以定量评估为主;同时,"评估类型"是流弊之源,"评估主体"、"结果应用"经验与遗弊共存,"评估成本"、"评估实施"全是教训等,对此可采取十种继承之道。
张运明,周向华[6](2012)在《运用多媒体优化中职应用文教学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中职应用文教学面临学生基础差、教材偏难、教师不能"因需施教"的困境,而多媒体教学具有多方面的技术优势,可以转"危"为"机",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形成新的增长点。
王冠[7](2009)在《大写数字源于反贪官》文中研究表明除了阿拉伯数字外,中国数字还有大小写之分。关于中国大写数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还与古代反贪官有关系呢!明朝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执政不久,
侯嘉亮[8](2007)在《“记账”与“记数”》文中研究指明笔者曾在《咬文嚼字》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反贪树廉,朱元璋还制定了惩治经济犯罪的严格法令,并在财务管理上进行技术防范,实施了一
黄今许[9](2006)在《大写数字起源于何时》文中研究说明计数的数目字用大写,是自古一直沿用到民国的,解放后,有些账目才逐渐改用阿拉伯数字。那么,使用大写数字是起源于何时呢?《咬文嚼字》2004年第12期上刊登的侯嘉亮先生《大写数字的来历》一文是这样说的:
邱凌[10](2006)在《汉字中数字的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数字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人类日益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青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数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领域,其实数字也是汉字的一部分,在汉字学上同样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所要研究的数字文化属于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汉字文化学的范畴。汉字文化学是一门汉字学与文化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中数字文化的研究同汉字文化学一样是一门多边缘交叉的学科,它是以汉字中的数字为研究核心的数字与文化相交叉的研究课题。它的任务是:一、阐明数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探讨数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即从汉字中的数字入手研究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字中的数字。 本文从数字的起源入手,首先分析了人类是如何产生“数”的观念的,原始人类是如何计数的,计数符号如何成为数字的。再逐一介绍了每个用来表示数的汉字的本义,考察了数字大写和小写之间的联系。接着,把数字放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之中,介绍了十以内每一个数字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的内涵,分析这些文化内涵产生的历史源头。最后,研究了数字计数功能以外的一些特殊的用途,如:数字语言、数字在诗词中的妙用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地分析、介绍了汉字中数字的文化内涵,使读者对汉字中数字的文化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二、大写数字与朱元璋的反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写数字与朱元璋的反贪(论文提纲范文)
(2)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二、擅权的奸佞 |
三、滥权的胥吏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小结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一、原典文献类 |
二、研究着作类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政治控制、个人取代组织与过渡年资量化——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经验、遗弊与继承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一、我国历史上政府绩效评估的分析框架 |
二、我国历史上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分析结果 |
1、评估类型是针对政府官员个人的个体绩效评估, 其评估主体来自于内部上级 |
2、评估系统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一般都具有“确保管理者认同”、“制定评估管理政策 (法 |
3、各朝都选择了“过程绩效评估”、“结果绩效评估”和“后绩效评估”三种评估时机 |
4、不同时期绩效评估方法都以定量为主 |
5、政府绩效评估报告多采用“纵向比较型”、“与评估者规定的某一标准比较型” |
6、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主要是绩效正激励、绩效负激励 |
7、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不计成本的政治控制, 不保证评估实施的信度与效度 |
三、我国历史上政府绩效评估的经验、教训与遗弊 |
1、“评估类型”主要是教训和遗弊, 且影响深远而巨大 |
2、“评估主体”、“评估结果应用”一半是经验, 一半是遗弊 |
3、“评估系统设计与实施过程”的经验多于遗弊 |
4、“评估方法”基本上是有益作法而“评估目的”基本上是遗弊 |
5、“评估成本”、“评估实施”完全是遗弊 |
6、“评估实施”、“评估结果报告”主要是有益经验 |
四、结语:继承之道 |
(6)运用多媒体优化中职应用文教学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
1.1 激情生趣 |
1.2 扩容增效 |
1.3 突出重点 |
1.4 突破难点 |
1.5 反馈交流 |
1.6 培养能力 |
2 用好多媒体的几点思考 |
2.1 充分准备 |
2.2 注重交流 |
2.3 改进教法 |
(10)汉字中数字的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 |
2 数字的起源 |
2.1 数的概念的产生 |
2.2 数字的产生和发展 |
3 数字的意义研究 |
3.1 实指 |
3.2 虚指 |
4 数字文化内涵 |
4.1 基数数字的文化内涵 |
4.1.1 一 |
4.1.2 二 |
4.1.3 三 |
4.1.4 四 |
4.1.5 五 |
4.1.6 六 |
4.1.7 七 |
4.1.8 八 |
4.1.9 九 |
4.1.10 十 |
4.1.11 十二 |
4.1.12 十三 |
4.1.13 十八 |
4.1.14 三十六 |
4.1.15 七十二 |
4.1.16 一O八 |
4.1.17 二百五 |
4.2 序数数字的文化内涵 |
4.2.1 干支纪年 |
4.2.2 称谓排序 |
4.2.3 其他排序 |
5 数字语言 |
5.1 行业数字语言 |
5.2 网络数字语言 |
6 诗词、对联中的数字 |
6.1 和谐的节奏 |
6.2 巧妙的排序 |
6.3 浪漫的夸张 |
6.4 鲜明的对比 |
6.5 悠远的意境 |
7 俗语中的数字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独创性声明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四、大写数字与朱元璋的反贪(论文参考文献)
- [1]朱元璋改数治贪[J]. 白玉成,段明. 民间故事选刊, 2021(16)
- [2]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3]金额大写这一发明究竟始于何时[J]. 凌光明. 作文通讯, 2018(05)
- [4]贪字怎么写[J]. 板桥霜. 廉政了望, 2014(08)
- [5]政治控制、个人取代组织与过渡年资量化——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经验、遗弊与继承之道[J]. 尚虎平. 社会科学, 2013(01)
- [6]运用多媒体优化中职应用文教学的探索[J]. 张运明,周向华.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2(23)
- [7]大写数字源于反贪官[J]. 王冠. 小学生生活, 2009(05)
- [8]“记账”与“记数”[J]. 侯嘉亮. 咬文嚼字, 2007(08)
- [9]大写数字起源于何时[J]. 黄今许. 咬文嚼字, 2006(12)
- [10]汉字中数字的文化研究[D]. 邱凌. 重庆师范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