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赵羿安[2]（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张紫薇[3]（2020）在《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与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民经济规划作为指导我国各级政府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行为指南,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涉及领域最广、最富有国家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工具。国民经济规划始源于1953年起实施的“一五”计划。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民经济规划管理体制也在进行适应性调整。2006年,“十一五”规划正式实施,标志我国进入了规划管理时代。由“计划”转向“规划”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国民经济规划作为既有别于“计划”又区别于“市场”的混合型治理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被视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入口。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而又深刻的变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召唤“高质量”的规划管理理论拓展。对此,有必要思考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国民经济规划是否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有必要系统回答以下问题:其一,国民经济规划能否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二,国民经济规划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上述问题全面、深入与系统、客观地解答,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为回答问题一,本文研究了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分析中,本文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论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提出国民经济规划能够弥补高质量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此论证了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本文从规划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任务安排三个方面,论述了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统计性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国民经济规划制定与实施情况以及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以此捕捉两者间变动规律相关的经验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计量实证方法从规划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任务安排三个路径,实证检验了国民经济规划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为回答问题二,本文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研究了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机制。对于政府治理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上,本文提出政府治理体制和国民经济规划体系绞合形成了目标治理机制和资源约束机制;在实证上,本文结合省级官员数据、省级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数据对上述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于市场机制的研究,在理论上,本文论述了市场机制能够规范国民经济规划的实施方向,提高国民经济规划的实施效率;在实证上,本文使用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检验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本文遵循归纳分析找寻问题背景、演绎分析推导理论基础、实证分析提供经验证据以及归纳分析总结全文结论的技术路线,开展了以下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分析上的创新之处体现为:其一,本文结合外部性、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国民经济规划理论,论证了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从而为国民经济规划理论找寻了西方经济理论联系;其二,本文首次在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国民经济规划的施政效果,从而为国民经济规划理论与时俱进,提供了有益拓展;其三,本文对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赋予了激励和约束,从而为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找寻了官员微观选择的理论支撑。在实证研究上的创新性内容如下:其一,本文系统论述了规划指标完成率的评价方法,并对8432项具体指标进行了是否如期完成的判断,测算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各省规划指标完成率;其二,本文基于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构建了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省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与比较;其三,本文首次将省级官员数据和市场化水平数据,应用于国民经济规划实施机制的检验,为政府与市场“互融共荣”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不仅推动了国民经济规划理论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与时俱进,也为提高我国规划治理能力提供了改革方向,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此同时,本文也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找寻了具有制度优势的中国方案,总结了政府与市场“互融共荣”的中国智慧。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莉[4]（2020）在《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一轮东北振兴为背景,研究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转型的新思路,重点探讨“国企主导型”这一具有东北区域特色的制造业集群的增长与转型问题。研究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特殊环境入手,着重分析―国企主导‖这一地方特色,即集群围绕着核心国企产生与发展,主导国企发展决定着集群的形态与发展路径。根据产业集群本质是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性,引入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中关于组织变迁与信息结构的相关理论,将国企主导特征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提炼,进而构建了一个包含国企主体的增长模型,提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可能对制造业集群增长与转型产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发挥作用可能的现实机制。在理论模型分析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结合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定性分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研究选取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和吉林六个主要工业城市1998-2017二十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促进效应。研究首先假定由于国企在制造业集群发展初期能够获得政策支持大量吸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所以会对产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和成熟,可能国企的规模不经济会导致集聚程度的下降。但是东北国企对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系数为负的二次项不显着,结合东北实情我们给出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大多数东北制造业主导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拥有着许多的子公司和上下游相关企业,随着国企主导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在集群中的核心作用愈发明显,会吸引大量的相关产业以及利益相关企业不断集聚,从而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强政府、弱市场‖现象,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很大程度上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大部分的政府投资项目也由国有企业来实施,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地方市场上有着很强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因此就会有许多企业以主导国企所在位置集聚,使得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大。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得国企规模不经济区间的影响没能得到显现。第二,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的产值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研究理论分析假设国企在集群发展期有着较强的大型项目投资能力,并且在与政府协商集群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国企的发展会带来集群以产值衡量规模的扩大;随后当国企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时,会通过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投资效率低下和政企合谋滋生无效率的非市场行为等机制,抑制集群产值的提升。相关的实证方程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较好地说明了东北地区国企对制造业集群产业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规律,且目前就制造业总体情况而言,已经处于抑制阶段。第三,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分析,认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是否会推进制造业集群转型,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是否能实现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降低,即国有企业是否能引导制造业集群向着资源节约,环境有好的方向发展。通过东北地区单位工业产出污染与国企工业企业数量相关系数分布地图的定性分析,我们发现国企数量与污染呈现出正向相关,但是正相关程度在减弱。因此我们猜测当前东北国企可能正在发挥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正向作用,但是总效应的正负仍然不能确定。通过更为严密的污染指数核算与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影响也是非线性的: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的国企主导程度在一定范围的时候,确实能够改善制造业集群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提升绿色生产能力,但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的国有企业主导程度不断增加,并超过一定值以后,这种国企主导特征反而会对制造业集群的进一步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第四,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通过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培育两个机制产生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企主导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东北地区国企相较于其他企业拥有着雄厚的实力,更愿意投入风险较大的、收入周期长的创新项目,发挥促进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在定性分析中发现,围绕着创新密集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创新与国企数量的相关系数有提升的趋势,因此猜测东北地区可能存在着国企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制造业集群创新的发展;相似的人力资本的定性分析也发现类似现象,但是不如知识溢出明显。实证研究通过中介模型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了检验,发现两种机制的中介效应变量都是显着的,说明这两种机制确实存在,并且知识溢出机制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与第四章定性分析的发现相一致,实证检验支持了研究的相关猜想。于此同时,研究也提出了东北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存在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和要素错配等负面效应。从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国企主导”这一区域特征。进一步地,基于研究结论与研究中发现的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保持国有企业对核心技术控制力、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和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的政策启示。研究兼具理论边际创新与现实意义。理论边际创新方面,通过关于―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关于所有制结构与集群发展影响因素、国企市场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现实意义方面,国企在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以主导国企为突破口的集群改革,调整产业之间的资源分配,促进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变化,通过国企改革带动区域产业、企业和科技创新,对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国企主导对于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东北地区国有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对策建议,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滕越洋[5]（2019）在《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文中认为40年改革开放辛路历程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逐步确立,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等发展理念,致力于提升质量效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为中国发展绘制了更加宏伟的蓝图。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也是4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过程,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扩张和国有企业实质性改革缓滞期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阶段。国企改革打破国有企业计划运行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得以确立。2018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将“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确立为国企改革的新十六字方针,“完善治理”再一次成为国企改革的重大政策导向,在新十六字方针中处于首要位置。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人事制度,而人事制度的核心在于国企领导人员管理。国企“去行政化”的市场化改革伴随国企领导人经营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国企领导人对国企运营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国企领导人权力放大为市场化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运营增加环境适应性与灵活性,与此同时,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亦更为突出。尽管国企“去行政化”改革不断推进,国企高管仍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中,政治锁住效应使晋升在国企高管个人效用函数中举足轻重。那么,晋升规则设计和晋升激励便成为引导管理层合理运用权力、制约权力寻租的重要手段。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把握国企高管晋升问题,包括晋升状况、晋升渠道以及晋升外部性等。从而,该研究有助于我们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对症下药”,即通过更加有效的晋升激励设计引导管理层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收益最大化,减少晋升负外部性,将权力放入“制度的笼子”。相比于中央企业,地方国企规模较小,行业分布广泛且战略意义相对较低,垄断性较弱,行业内市场份额、创新水平与资金实力往往处于劣势。但是,地方国有企业在国企体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在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地区就业、优化地方财政等方面同样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国企体系重要构成部分以及地区发展的重大引擎,地方国有企业却鲜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与关注,地方国企高管晋升问题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在监管独立性、约束激励机制、企业运营目标以及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导致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相应出现差异化。不同于中央企业相对明确的业绩晋升导向,地方国企所处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和监管环境使地方国企高管晋升问题更加复杂化,地方国企高管晋升问题研究更具挑战性、更有研究价值。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地方国有企业,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和调任现实视角初步把握国企高管晋升状况,在此的基础上从多个视角探究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解决“地方国企高管如何晋升”问题。此后,本文拓展地方国企高管晋升问题研究,将国企高管晋升应用于现实问题解决之中,探索晋升问题研究的另一面——“地方国企高管晋升影响”。本文立足于2009年、2015年两次“限薪令”的颁布,考察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的替代性,为薪酬激励下降背景下如何激励国企高管努力经营、降低代理成本提供智力支持。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本部分基于现实背景分析提出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紧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以及研究内容安排,最后对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进行评述。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涵盖公司治理理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研究、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以及研究总结与评述四部分。首先,本章就公司治理概念体系、代表性公司治理模式（含中国）以及中国国有企业治理进行论述。其次,本章就官员政治锦标赛理论进行分析,涵盖政治锦标赛的提出、政治锦标赛的内容（含义及特征、前提条件和主要威胁、锦标赛指标以及优劣势）、针对政治锦标赛理论的批判三部分。再次,本文对现有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进行综述,将已有文献分为“国企高管晋升因素研究”和“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两部分,前者集中于解决“国企高管如何晋升”问题,后者集中于分析国企高管晋升对企业的影响。最后,在总结和评述部分,本文认为国企高管晋升问题是官员晋升问题的延展;中国羸弱的国企监管环境致使针对国企高管的监管机制经常失效,激励特别是晋升激励成为制约高管权力的重要方式;类似于政府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国企高管晋升同样存在“准政治锦标赛”;现有国企高管晋升问题的研究较少关注于地方国企高管,多集中于静态机制研究、多关注于显性晋升因素,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晋升的研究屈指可数,以文化视角探究国企高管晋升的研究更是寥若星辰,在研究范式上亦较少考察不同晋升因素间存在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重心与创新点得以明确。第三章为国企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历史变迁与职位变动现状部分,致力于明晰国企领导人员管理制度演变和调任现实,从而初步把握地方国企高管晋升状况并为此后章节研究开展奠定基础。本章简要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企领导人员管理体制的变革历程,将其划分为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的探索、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资委成立以及党的十八大之后5个阶段。而后,本章对2009～2017年国企高管晋升事实进行刻画,从晋升方向、调任年份、行业分布以及其他统计特征等视角进行分析。第四至六章集中于解决“地方国企高管如何晋升”问题,第四章针对已有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与地方国企高管晋升研究的缺失以及静态晋升机制研究的缺陷,以动态视角探究地方官员政绩压力如何影响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第五章从文化视角出发,首创性的将“本地人”这一文化概念应用于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第六章打破现有研究多关注于显性晋升因素的局限,将“同乡关系”作为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不可观测的私人关系的代理变量,研究“同乡关系”对地方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第七章关注高管晋升机制研究的另一面——“地方国企高管晋升影响”,集中于解决高管薪酬激励不足背景下的高管激励问题,该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对第四到六章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的重要前提——晋升激励比较于薪酬激励是重要的——进行检验。第四章首先提出“准政治锦标赛”的概念,并将政府官员政治锦标赛应用于地方国企高管“准政治锦标赛”研究,基于地方官员政绩压力视角探究了地方国企高管动态化晋升机制。研究发现:随着地方官员政绩压力增大,政治资源对地方国企高管晋升前景的影响呈“正U”型,而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将持续改善国企高管晋升前景;企业业绩对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企业业绩高于门槛值时,地方官员政绩压力引致企业业绩对高管晋升产生负向或不显着的影响;当企业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企业业绩随地方官员政绩压力增大将持续改善高管晋升前景。一方面,地方政府参与政治锦标赛并承担政绩压力有助于打破地方国企高管的关系晋升路径,减少官员权力寻租行为,引导地方国企高管将工作重心放在企业经营上,晋升机制实现优化。另一方面,过重的政绩压力则引发地方官员向国有企业伸出“掠夺之手”,甚至以牺牲企业发展利益为代价实现个人晋升利益,地方国企高管出于晋升利益考虑倾向于表现出政治迎合行为。此时,无论官员晋升还是高管晋升都对国企发展具有一定负外部性。第五章探讨本地人与地方国企高管晋升关系,对本地人任职国企高管是否具有晋升优势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实施机制探析。研究发现:相比外地人,本地人任职国有企业高管更具晋升优势;从区域异质性看,本地高管晋升优势在东、中部地区更明显;相比外地人,由本地人任职高管的国有企业具有较好的业绩表现并承担较多的政策性负担;受“业绩噪音”影响,同样业绩条件下本地高管比外地高管更易于凭借业绩获得晋升;本地高管比外地高管更易于通过承担政策性负担获得晋升。就本地人任职国企高管的效果来看,一方面,由本地人任职高管的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企业业绩表现,这意味着本地人任职国企高管对于国企经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本地人任职高管的国有企业往往承担更多政策性负担,这也意味着本地高管在更好的经营企业的同时也会通过承担政府性职能迎合上级政府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国企发展。第六章探讨同乡关系与地方国企高管晋升关系。作为重要的地缘关系之一,“同乡关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广泛提及,本章探究地方政府官员（省长、省委书记）与地方国企高管的同乡关系是否有利于地方国企高管的晋升。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的同乡关系有利于地方国企高管获得晋升;相比于高管所在国企业绩表现较好的情境,同乡关系对地方国企高管晋升的推动作用更多地体现于高管所在国企业绩表现较差的情境中;相比于市县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高管与省长、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对地方国企高管晋升的推动作用在省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同乡关系对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条件依赖于业绩门槛,业绩门槛效应提醒监管机构须特别关注业绩较差的国企中具有同乡关系的高管在晋升中是否存在政府官员庇护和寻租行为。另外,同乡关系对国企高管晋升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高管任职国企处于同乡官员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情境中,这也弱化了同乡关系的作用范围,减少同乡关系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的扭曲和破坏。第七章针对两次“限薪令”实施下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不足的问题,对晋升激励能否成为薪酬激励的有效替代方式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晋升激励可以成为薪酬激励有效的替代性激励方式,但激励替代具有异质性。具体来说,政治晋升激励比非政治晋升激励具有更强的替代性;相比于CEO,晋升激励对薪酬激励的替代性对董事长而言更加明显;相比于东部地区,晋升激励对薪酬激励的替代性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相比于市县属国企,晋升激励对薪酬激励的替代性在省属国企更加明显;相比于不在股东单位任职的高管,晋升激励对薪酬激励的替代性对任职于股东单位的高管更加有效。进一步的讨论发现,激励替代性对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高管而言效果明显,对薪酬水平较低的国企高管而言则效果有限;相比于调任前薪酬水平,调任后薪酬水平的提升（下降）会放大（弱化）晋升激励对薪酬激励的替代性效果。“限薪令”背景下,晋升激励设计不可一刀切。在激励替代相对明显的情景中,上级部门可以强化国企高管晋升激励;在激励替代相对较差的情景中,上级部门不能仅依赖于晋升激励,更需要寻找其他替代性激励。第八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部分,对已有研究的结论与启示进行论述,发现政策含义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思路。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创新性地将国企高管晋升机制概括为“准政治锦标赛”,实现研究视角创新的同时扩展已有晋升因素的研究范围。基于对国企高管晋升体制和晋升现实的把握,本文拓展已有的官员政治锦标赛理论,创新性地把国企高管晋升机制概括为“准政治锦标赛”;将政府官员引入国企高管晋升研究,扩展现有外部环境层面晋升因素的研究范围;首次将“本地人”这一地域概念应用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打破现有显性晋升因素的研究框架,将“同乡关系”这一隐性晋升因素纳入国企高管晋升研究中。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打破晋升因素分而研究的范式,强调对晋升因素间交叉影响并共同作用于高管晋升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片面寻求各晋升因素对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较少考虑晋升因素间的交互影响而直接将回归结果赋予经济学含义,无法发现晋升因素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及其对高管晋升产生的整体影响。本文打破晋升因素分而研究的现状,强调对晋升因素间交叉影响、共同作用于高管晋升的研究,从而对晋升因素的影响机制有更加清晰的把握。第三,使用真实晋升数据考察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替代问题,通过内生性问题的有效解决打破研究困境,并对不同情境下的激励替代效果实施异质性分析。区别于已有研究中通过构造晋升期望衡量晋升激励强度,本文使用真实的国企高管晋升数据进行激励替代性研究,结论准确性与可信度更高;以往研究受制于高管薪酬与晋升的内生性问题而无法将两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本文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实现同一框架下的研究;本文进行充足的异质性研究与机制探析,并实施了进一步的延伸讨论,研究结论更加全面、机理更加清晰,丰富了国企治理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
徐淑云[6]（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甘子成[7]（2019）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是关于人类精神生产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具有实践性、人本性、自由性、观念性和创新性,体现出精神生产实践的普遍特征,是精神生产实践的具体形态之一。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及迫切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探究和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文献研究、社会实践调查、定性分析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该论题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是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是最先系统化的精神生产理论。但是,它们都明显存在着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其中,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只是从物质生产、财富增长的角度分析精神生产实践,存在“见物不见人”的不足;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只是从人的本质发展的角度探索精神生产实践,存在“见人不见物”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迁和弊端明显暴露的背景之下,以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立足点,对过去的思想材料进行批判地吸收,既从物质生产角度又从人的发展角度进行探索分析,构建起了系统的、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确定了精神生产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是人类重要的认识活动,是人类本质属性的根本体现;表明了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子系统之一,与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紧密相联系,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不断运行的过程,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阐释了精神生产具有以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为中心的形态范畴。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本质,对于人们解决精神生产实践的问题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为方法依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精神生产问题,同时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向前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具体应用是本论文的落脚点,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但是他们对古代文学、史诗、诗歌、音乐、戏剧、绘画、宗教、习惯和风俗等的探讨,实质已经涉及到了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能够给予人们物质支持和为人们提供精神养分,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其传承和发展进行研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属于精神生产的具体形态范畴之一,它体现出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特点,体现出精神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目标的特点,体现出与精神生产的观念性、自由性和创造性具有相互契合的特点,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分析和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存在可行性和必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作为基础,可以把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以环境基础为依托、以社会力量为驱动、受自内生力量作用的历史合力系统;可以充分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促进物质发展、精神发展和人的发展等多维的社会价值;可以深刻洞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受环境变迁、社会作用力变化以及自身局限性制约的挑战;可以收获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应该遵循精神生产规律的方法启示。
周丹[8]（2019）在《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匹配及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社会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各类组织试图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已取代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帮助企业获得较高水平的竞争力。然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不再只是依靠人力资源,而是人才资源,“人才战”的兴起使的关键人才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人才资源才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伴随着我国行业竞争环境的变化和新世代知识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理念也应随之变化。战略人才管理理念是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基础上的创新思维,弥补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对人才个性化管理的不足,实现了企业在有限资源投入下对关键员工的效率管理。此外,战略人才管理系统不仅肯定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所支持的经济价值创造目标,也增加了非经济价值创造的目标,即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是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完善。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是战略人才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由组织开发和实施的各种系统、过程和实践的综合,以确保对人才管理的有效实施。尽管多数企业认识到战略人才管理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采取了相应的举措,但是关于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架构、作用机制和发展机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在操作中既可能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相混淆,也可能无法选择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特征的人才管理系统。本文基于构型观和系统论的指导,结合了人力资本理论、人才管理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同构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构型、构型变量组成、构型变量匹配的维度（内部契合性和外部适应性）、匹配的测量以及系统的匹配效应、系统的动态性传播、演化和调整的趋势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具体来看,首先,在进行了相关文献整理和评价的基础上,得出了基于现有文献整理的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理论模型,根据此模型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针对样本企业进行了质性研究,初步确定了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构型变量组成。其次,结合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修正了理论模型。分别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战略构型变量、环境构型变量和人才管理实践构型变量进行了确认,其中人才管理实践构型变量是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主体,战略构型变量和环境构型变量是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相关理论对其相互关系提出了研究假设,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再次,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整体匹配度进行诊断和测算。结合质性研究结果和理论分析结果设计了问卷,并分别实施了预测试和正式测试,根据测试数据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进行评判。结果显示由三个构型变量组成的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整体具有较好的内部契合性和外部适应性。内部契合性研究中发现企业选择人才管理实践组合既可能受到战略性动机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战术性动机的影响,但影响的强度又因企业的管理模式而有不同的反应。传统的科层式组织或低成本型组织既可能受到战术性动机影响,也可能受到战术性动机影响;新兴的组织管理模式,如高参与度式、全球竞争型和持续型组织则更多的受到来自战略性动机的驱动。本文也创新性的将样本企业对四个子系统的实施强度分为四大类:集约型人才管理、浅显型人才管理、外部导向型人才管理和内部导向型人才管理。外部适应性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显着正向影响人才管理实践,也代表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对人才管理战略的影响。这种关系受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经营战略间的战略对准性的负向调节作用,但这种负向调节作用并不太大。这个发现是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不同之处,也是中国情境下的特殊表现。此外,战略环境不确定性及其各子维度对组织战略对准性和人才管理实践都有显着正向影响。最后,从动态性视角预测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发展。在环境构型变量的组成中发现环境复杂性维度导致了异质性环境下企业面临了制度性压力,制度性压力对企业人才管理系统具有显着影响,由于同构性趋势和系统路径依赖性使得长期来看战略人才管理系统会在企业中广泛传播。据此,对理论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正。系统的构型变量和不同维度的匹配度实现,产生了相应的匹配效应,当匹配效应无法实现时,企业可能面临人才危机。因此,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匹配效应分析结果,提出了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动态演化模型,指出处于各发展阶段的企业应据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分岔点做出正确选择,以促进匹配效应和系统目标的实现。反之,则应适时退回上一阶段进行重新选择。此外,本文也对企业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调整原则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上述研究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贡献。从理论上看,第一,本文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概念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解和提炼,区分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差异,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是对人才管理概念内涵进一步延伸并出现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延续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理论发展,也使其理论内核更为清晰,肯定其经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了其非经济价值。第二,本文澄清了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管理的区别,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关注于对全体劳动力的管理,是一种整体的管理活动,而人才管理活动则关注于对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人才的管理,是一种更为细化的管理活动。第三,本文丰富了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采用了构型理论、动态能力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战略性人才管理系统进行了整合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构念。第四,本文推动了战略人才管理实证研究的发展,通过质性研究结果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对相关量表进行了修正,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概念的内在构型维度进行了测量,不仅有利于克服人才管理研究中概念不统一,难以测量等问题,为进一步建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打下基础,为推进中国情境下企业战略人才管理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从实践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处于传统管理模式和新兴管理模式交替的中国企业,在激烈的“人才战”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能帮助企业认识并重视人才管理对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作用,三种构型变量组成的战略人才管理系统,能满足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战略变化的需求,突出了人力资本附加值的意义,而这正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第二,建议企业根据自身管理模式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性特征构建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本文突破以往研究从企业所有权性质或行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的做法,采取了组织管理模式变量作为区分构型变量间相互影响程度的重要标准。第三,提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重视制度性压力的影响作用,管理制度的变革在制度性压力的影响下,可能有阻碍,也有推动作用。企业在构建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时,需要辩证的看待其双重作用,既接受制度性压力带来的影响,也可利用这种制度性压力推动新的管理制度的推行和实施。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虽然仅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发展来看,战略人才管理研究尚处于高速发展期,缺乏针对本土情境的实证研究支持,而本文的研究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各地城市先后出台了各项吸引人才落户、购房等优惠措施,参加“抢人大战”,为企业参与“人才战”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企业构建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正是响应政府号召,切实解决企业所需的重要举措。由于研究局限性,本文尚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马天明[9]（2019）在《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大众创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增加国民就业、调和社会矛盾、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社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新常态下承载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培育发展新动力的重担。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长期根植于机制体制中的结构性弊端不断显现,成为了大众创业过程中的巨大阻碍。根据我国创业发展的现实背景,由制度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是阻碍大众创业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视角出发,通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解释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从而为促进我国大众创业提供思路和办法。在审视了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影响的现实背景之后,本文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要素价格与其机会成本相偏离,不同类型企业在获取同种生产要素时相对成本存在差异,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采用强硬的竞争策略驱逐或遏制成本劣势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获取更高的长期利润。这一过程增加了社会中的创业成本,削弱了创业动机与创业活力,从而降低了社会中的创业水平,形成了一条以“企业”为介质、沿着“要素价格扭曲→要素成本差异→创业动机→创业活力→创业水平”的完整传导路径。沿着这一思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显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借鉴与参考现代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全面梳理创业与扭曲理论体系,模拟要素价格扭曲与创业水平之间的影响机制,构建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创业水平的影响。利用该分析框架,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法实施多维度、全方位的考察,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及启示。本文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对创业和要素价格扭曲两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通过文献研究法回顾和梳理了创业理论和扭曲理论两方面相关文献。在创业理论中,首先从狭义和广义角度分别介绍了创业的内涵,并对创业水平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创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肯定了创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贡献;最后总结了创业水平的各类影响因素,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中创业水平的各类衡量指标。在扭曲理论中,首先梳理了扭曲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中存在的各类扭曲现象进行了分类;然后对本文中涉及的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及其函数表达形式进行了界定;最后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在我国的具体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中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各类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创业和扭曲理论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了理性评述,最终找到了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二,对我国区域创业水平进行了测算。首先介绍了中国创业的发展历程,回顾了创业在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然后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创业参与、创业活力、创业规模三个视角测算了中国整体及不同地区的区域创业水平。测算结果显示,首先,在创业参与视角下,我国整体地区的创业水平表现出了明显的增长趋势,但是从2010年开始,创业水平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并在2013年之后呈现出下滑态势。其次,在创业活力视角下,整体创业水平在2001—2012年期间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字型变化趋势:在2001—2004年期间呈现出增长趋势,在2004—2008年期间逐渐下降,并在2009年经历了短暂复苏,然后于2010年再次下降。最后,在创业规模视角下,整体创业水平在2001—2011年期间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N”字型变化趋势,最低点出现在2007—2008年期间,随后进入较为平稳的增长期,并于2011年重新恢复到了2001年的增长水平。可见,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总体创业水平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说明机制体制中积累的弊端以及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对我国创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第三,对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了测算。通过对比和分析现有文献中的要素价格扭曲测算方法,选择2000—2015年城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全国261个城市的资本、劳动以及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在观测期间,资本、劳动以及土地三者的要素价格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其中,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方向为负、扭曲程度正在逐渐缩小然后逐渐稳定,说明我国的资本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利率、高投资的发展模式是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得到缓解,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渐由负向扭曲转化为正向扭曲,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前后,说明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经济中长期以来的巨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即将不复存在;土地要素价格扭曲方向为正,说明我国土地要素的实际成交价格普遍大于土地出让基准价格,各级政府在出让土地时仍然持有较大的议价空间。同时,要素价格扭曲存在显出区域性特点,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也有所不同。第四,模拟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的影响机制。首先根据我国社会中的创业现状绘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影响的传导路径,然后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企业）层面具体模拟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理论结果显示,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下,同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价格（要素成本）会出现相对差异,在要素市场中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企业将会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采取强硬的竞争策略获取生产要素,继而在产品市场中通过采用产量竞争或价格竞争的手段强行驱逐或遏制潜在企业参与竞争。并且,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增加,要素成本优势企业的竞争策略就越强硬,对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就越大、对成本劣势企业的驱逐能力就越强。在此过程中,随着市场中的创业成本和创业难度的大幅提升,创业活力和创业水平将不断下降。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根据我国10,651家不同类型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获得了前后一致的检验结果,从而获得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完整影响机制。第五,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具体影响。通过结合第二和第三部分内容中创业水平和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算结果,以理论框架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宏观（区域）层面系统检验了在不同观测视角（创业参与、创业活力、创业规模视角）下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首先,根据全国总体回归结果,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整体创业水平具有显着的负向抑制作用,说明长期中存在于要素市场中的价格扭曲现象已经成为现阶段阻碍我国创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从分区域（东、中、西部）回归结果来看,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不同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创业参与视角下,西部地区的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的影响方向为正,说明西部地区低廉的土地出让价格不但没有提高社会中劳动力的创业参与比率,反而成为了阻碍;在创业活力视角下,东部地区的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的影响同样表现为正,说明降低地区内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则能更好地发挥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激发社会中的创业活力。最后,根据以上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分别从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和促进大众创业两方面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在缓解要素价格扭曲方面,共包括:根据地方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实现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促进大众创业方面,共包括: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烘托创业氛围、培育创业环境;加强软硬环境配套,保护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综上所述,本文通过采用理论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将“要素价格扭曲”与“大众创业”两个经济学热点问题结合在了一起,为定量分析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研究框架。本文在丰富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同时,有助于政府更加客观地评估我国的创业现状,制定更加合理的创业政策,对新常态下推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有所助益。
詹国辉[10]（2018）在《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发展也到了此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过近4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82万多亿元的新台阶,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应当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限度:一是从本质上讲,高速发展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增长;二是无法有效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现实需求,由此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对于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仍然面临着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转型及乡村社会维稳压力,尽管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及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有所消退,但乡村治理质量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更多关注的是绩效考核的任务指标,尚未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乡村场域”内的与乡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分权机制,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事务治理的调整过度频繁,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质量不能有效匹配当前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为此,本研究首先解构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过渡关注数量层面上的局限性,随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建构出乡村治理的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以及四维结构要素等具体勾勒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图景架构,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是本研究的开篇起点。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的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国内外不同主题内容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向。三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社会质量”理论是理解和爸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的内在逻辑,其内在始终秉持了从政府质量逻辑朝向社会质量的逻辑转向。二是,阐述了“社会质量”理论创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脉络、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同时还论述了其与乡村治理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构成了“乡村治理”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三是,尝试性建构出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四维结构要素等三方面内容型构出乡村治理的立体框架,以期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第三章,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本章节主要立足于乡村治理质量中的单一向度——制度支持的视角来厘清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在应然层面上,以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支持型构出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而乡村宗族、乡村社会组织、合作社与乡村集体所型塑出的乡村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正式制度支持。而在实践中,乡村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的实践样态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诱致了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非耦合性支持障碍。第四章,乡村治理行动者特征及其行动逻辑。本章节基于乡村治理中的另一向度——行动者视角来观察乡村行动者的特征及其行动逻辑互动与博弈。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析不同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进而阐释其不同关系中差异化的行动者的利益选择和行动规律,最终刻画出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如上逻辑的陈述内在昭示了政府主导的隐性行动脉络,致使乡村其它主体（自治组织、社会本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外部缺陷,难以型构出乡村“社会性”。第五章,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本章是以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内的四维象限结构要素（乡村社会经济保障、乡村社会凝聚、乡村社会包容、乡村社会赋权）来具体刻画出乡村治理的具体形态。通过梳理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限度,发现乡村社会民生保障日渐匮乏、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排斥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的稍显不足。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度在地化实践的偏差、上传下达沟通机制不畅、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第六章,乡村治理的保障路径。本章节通过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等三方面路径的设计,一是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由此有必要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其两者间的互动均衡支持,进而相互架构出耦合性路径;二是凸显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强强关系,同时保障建立在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实现并构筑出行动者的互构路径;三是倡导乡村社会质量结构要素的嵌入路径,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构造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创新乡村社会公众的参与方式,最终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乡村治理及乡村建设的未来研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乡村社会建设的进程,把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内的全体乡村社会民众包容进来,追求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乡村社会质量和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的同时,应警惕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社会制度重构的逆向风险。
二、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民经济规划相关文献 |
| 2.1.1 国民经济规划的内涵 |
| 2.1.2 国民经济规划的发展理念 |
| 2.1.3 国民经济规划的发展目标 |
| 2.1.4 国民经济规划的任务安排 |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 |
| 2.2.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2 政府行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2.3 国民经济规划与经济发展相关文献 |
| 2.3.1 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
| 2.3.2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国民经济规划 |
| 3.1.2 高质量发展 |
| 3.2 基本理论 |
| 3.2.1 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失灵理论 |
| 3.2.3 发展规划理论 |
| 3.3 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用的理论分析 |
| 3.3.1 国民经济规划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
| 3.3.2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
| 3.4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4.1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府治理机制 |
| 3.4.2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民经济规划与高质量发展状况分析 |
| 4.1 国民经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情况分析 |
| 4.1.1 国民经济规划的历史溯源与演进规律 |
| 4.1.2 国民经济规划的文本分析 |
| 4.1.3 国民经济规划的实施情况分析 |
| 4.2 高质量发展状况分析 |
| 4.2.1 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 |
| 4.2.2 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研究假设 |
| 5.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政策效应检验 |
| 5.3.2 规划目标有效性检验 |
| 5.3.3 中介机制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府治理机制检验 |
| 6.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6.1.1 模型背景 |
| 6.1.2 模型主体假设 |
| 6.1.3 各主体行动路线 |
| 6.1.4 模型求解与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官员个体特征 |
| 6.4.1 实证研究假设 |
| 6.4.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机制检验 |
| 7.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群 |
| 2.1.2 制造业集群 |
| 2.2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2.2 东北地区制造业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新一轮东北制造业集群振兴研究的前沿问题 |
| 2.3 国企与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
| 2.4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 |
| 2.4.1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基础 |
| 2.4.2 使用比较制度分析的优势 |
| 2.5 研究评述 |
| 2.5.1 研究评述 |
| 2.5.2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
| 第3章 国企主导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特征与分类 |
| 3.1.1 国企主导制造业集群的含义 |
| 3.1.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特征 |
| 3.1.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分类 |
| 3.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的数理模型 |
| 3.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转型的数理模型 |
| 3.3.1 微观机制:转型中的国企行为 |
| 3.3.2 转型增长路径 |
| 3.4 转型路径选择 |
| 3.4.1 上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3.4.2 中游、下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第4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基础条件评价 |
| 4.2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现状分析 |
| 4.3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转型分析 |
| 4.3.1 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 |
| 4.3.2 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 |
| 4.4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负面效应分析 |
| 4.4.1 企业内部管理落后 |
| 4.4.2 要素使用效率低下 |
| 4.4.3 抑制其他主体发展 |
| 4.4.4 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 |
| 第5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与集聚效应研究 |
| 5.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集聚程度增长计量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1.4 解决内生性 |
| 5.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产值规模增长计量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解决内生性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与创新转型效应实证研究 |
| 6.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计量分析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效率提升计量分析 |
| 6.2.1 中介效应分析 |
| 6.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2.1 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 |
| 7.2.2 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 |
| 7.2.3 保持国企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 |
| 7.2.4 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 |
| 7.2.5 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企高管晋升研究的重要性 |
| 1.1.2 地方国企在国企中占据重要地位 |
| 1.1.3 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
| 1.2 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公司治理理论 |
| 2.1.1 公司治理概念体系 |
| 2.1.2 公司治理模式 |
| 2.1.3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 |
| 2.2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研究 |
| 2.2.1 政治锦标赛的提出 |
| 2.2.2 政治锦标赛的内容 |
| 2.2.3 政治锦标赛理论的批判 |
| 2.3 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 |
| 2.3.1 国企高管晋升因素研究 |
| 2.3.2 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 |
| 2.4 研究总结与评述 |
| 2.4.1 国企高管晋升研究是官员晋升问题的延展 |
| 2.4.2 中国国企治理与国企高管晋升激励 |
| 2.4.3 国企高管晋升机制与“准政治锦标赛” |
| 2.4.4 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历史变迁与职位变动现状 |
| 3.1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历史变迁 |
| 3.2 地方国企高管职位变动现状 |
| 3.2.1 数据来源和职位调动界定 |
| 3.2.2 地方国企高管调任方向分布 |
| 3.2.3 地方国企高管调任年份分布 |
| 3.2.4 地方国企高管调任行业分布 |
| 3.2.5 地方国企高管调任情况其他统计 |
| 第四章 国企高管“准政治锦标赛”研究:基于地方官员政绩压力视角 |
| 4.1 引言 |
| 4.2 “准政治锦标赛”概念的提出 |
| 4.3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4.3.1 政府官员政治锦标赛与国企高管“准政治锦标赛”的关系 |
| 4.3.2 国企高管晋升规则动态调整与国企高管晋升机制 |
| 4.4 模型建立和实证结果 |
| 4.4.1 数据来源和相关界定 |
| 4.4.2 变量选择 |
| 4.4.3 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
| 4.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的讨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验证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国企高管晋升: 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占优? |
| 5.1 引言 |
| 5.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5.2.1 本地人、企业业绩与晋升 |
| 5.2.2 本地人、政策性负担与晋升 |
| 5.2.3 政策性负担、企业业绩与晋升 |
| 5.2.4 本地人与晋升 |
| 5.3 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基准结果——高管晋升前景差异化分析 |
| 5.4.2 高管晋升差异化的机制分析 |
| 5.4.3 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同乡关系有利于晋升吗? |
| 6.1 引言 |
| 6.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6.3 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结果——高管晋升前景差异化分析 |
| 6.4.2 晋升机制异质性分析——不同情境的效果差异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晋升激励是薪酬激励有效的替代方式吗? |
| 7.1 引言 |
| 7.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7.2.1 国企高管限薪 |
| 7.2.2 高管晋升、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 |
| 7.3 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选取 |
| 7.3.3 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基准结果与分析 |
| 7.4.2 激励替代异质性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进一步的讨论 |
| 7.5.1 高管薪酬水平对激励替代性的影响——分位数回归 |
| 7.5.2 将高管调任后的薪酬水平纳入分析框架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Vincenty地球表面两点距离的计算公式(反解公式) |
| 附录2: 卡尺内一对四匹配结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以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研究 |
|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 |
|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相结合研究 |
| (四)研究现状总体分析 |
| 三、研究思路、重点、难点、创新点以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重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精神生产 |
| (二)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 |
| (四)传承和发展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人类精神生产规律的科学总结 |
| 一、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 |
| (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
| (一)立足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建构条件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 |
| (三)走向科学性的三维考察 |
| (四)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对精神生产基本属性的规定 |
| (二)对精神生产结构体系的阐释 |
| (三)对精神生产形态范畴的概括 |
| (四)对精神生产理想目标的确定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逻辑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对精神生产具有普遍的指导性 |
| (一)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性 |
| (二)对文艺发展的指导性 |
| (三)对科技发展的指导性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精神生产的属性 |
| (一)具有精神生产的受动性 |
| (二)具有精神生产的实践性 |
| (三)具有精神生产的人本性 |
| (四)具有精神生产的观念性、自由性和创造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的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
|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合力因素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环境作用力 |
| (一)自然环境的基础性影响 |
| (二)人文环境的生态滋养效应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社会作用力 |
| (一)人的精神需要的驱动作用 |
| (二)物质生产发展的决定作用 |
| (三)受众群体的支撑作用 |
| (四)文化交往的促进作用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内生作用力 |
|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引领作用 |
| (二)对社会发展具有能动效应 |
| (三)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关系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社会价值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物质价值 |
| (一)为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提供重要的物质资料 |
| (二)为现代经济新业态发展提供资源力量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精神价值 |
| (一)具有满足个体精神需要的作用 |
| (二)蕴含推动社会交往发展的功能 |
| (三)具备提升国家文化自信的意义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当代问题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受环境变迁的挑战 |
| (一)受环境日益开放的挑战 |
| (二)受环境开发和破坏的挑战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受社会力量变化的冲击 |
| (一)受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冲击 |
| (二)受人的需要物质化偏向的冲击 |
| (三)受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冲击 |
| (四)受保护措施不完善的冲击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受自身问题与特性的制约 |
| (一)受传承人断层与减少的制约 |
| (二)受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特殊性的制约 |
| (三)受对人全面发展价值潜藏性的制约 |
| (四)受对社会发展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的制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遵循精神生产规律: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路径 |
| 一、保护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环境基础 |
| (一)贯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 |
| (二)抢救和保护传统古村落 |
|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风气 |
| 二、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过程要素 |
| (一)提升主体力量 |
| (二)提高成果品质 |
| (三)增强媒介作用 |
| (四)突出重点平台建设 |
| (五)培育社会需求力量 |
| 三、科学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独特性 |
| (一)尊重“活态性” |
| (二)尊重个性差异 |
| (三)辩证分析存在的局限性 |
| 四、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匹配及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构型理论与系统研究方法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同构性理论 |
| 第二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内涵 |
| 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成研究 |
| 三、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概念模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变量识别 |
| 第一节 构型变量识别研究方法 |
| 一、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
| 二、质性研究步骤 |
| 第二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变量识别结果分析 |
| 一、战略环境构型 |
| 二、企业战略构型 |
| 三、战略人才管理实践构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变量识别结果分析 |
| 二、企业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三章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变量的确认 |
| 第一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战略构型变量确认 |
| 一、战略构型变量的构成结构 |
| 二、战略构型变量的内部关联性分析 |
| 第二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环境构型变量确认 |
| 一、环境动态性的影响作用 |
| 二、环境敌对性的影响作用 |
| 三、环境复杂性的影响作用 |
| 第三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实践构型变量确认 |
| 一、战略人才管理实践的实施动机 |
| 二、战略人才管理实践活动组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诊断及测算 |
| 第一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诊断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诊断的方法 |
| 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诊断的内容 |
| 三、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诊断的算法模型 |
| 第二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的测算 |
| 一、基于小样本数据的测算 |
| 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测算 |
| 第三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评判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
| 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外部适应度分析 |
| 三、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内部契合度分析 |
| 四、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匹配度评判结果汇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传播和演化研究 |
| 第一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扩散与传播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制度性压力的诊断 |
| 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制度性压力的测算 |
| 三、制度性压力对战略人才管理系统影响的评判 |
| 四、战略人才管理系统传播的推动力 |
| 第二节 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动态演化和调整 |
| 一、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匹配效应 |
| 二、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演化路径 |
| 三、战略人才管理系统的调整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本文的主要贡献 |
|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9）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创业与创业水平 |
| 1.2.2 要素价格扭曲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1.3.2 影响创业水平的因素 |
| 1.3.3 创业水平的衡量指标 |
| 1.3.4 扭曲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1.3.5 要素市场扭曲的分类 |
| 1.3.6 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原因 |
| 1.3.7 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算方法 |
| 1.3.8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创业历程与创业水平测算 |
| 2.1 中国创业发展阶段 |
| 2.2 创业水平的影响因素 |
| 2.2.1 创业水平的主观影响因素 |
| 2.2.2 创业水平的客观影响因素 |
| 2.3 区域创业水平的测算 |
| 2.3.1 衡量指标评述与选择 |
| 2.3.2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2.4 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创业水平影响的现实背景 |
| 2.4.1 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影响的现实背景 |
| 2.4.2 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影响的现实背景 |
| 2.4.3 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影响的现实背景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背景与扭曲程度测算 |
| 3.1 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制度背景 |
| 3.2 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具体原因 |
| 3.2.1 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原因 |
| 3.2.2 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原因 |
| 3.2.3 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原因 |
| 3.3 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算 |
| 3.3.1 测算方法的选择 |
| 3.3.2 数据描述 |
| 3.3.3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要素价格扭曲对创业水平的影响机制 |
| 4.1 传导路径 |
| 4.2 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4.2.1 模型假定 |
| 4.2.2 要素市场的博弈分析 |
| 4.2.3 产品市场的博弈分析 |
| 4.3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3.1 企业类型的划分与要素成本测算 |
| 4.3.2 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类型企业要素成本差异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调整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回归模型构建 |
| 5.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1 全国总体回归结果 |
| 5.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概括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从政府质量到社会质量 |
| 一、政府质量: 传统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二、社会质量: 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三、基于社会质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 发展社会学下的新理论 |
| 一、理论创生背景 |
| 二、理论溯源 |
| 三、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 乡村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
| 一、制度支持 |
| 二、行动者 |
| 三、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三章 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 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 |
| 一、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 |
| 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 乡村“内生性支持” |
| 一、宗族 |
| 二、乡村组织 |
| 三、合作社与集体行动 |
| 第三节 非耦合性支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均衡互动 |
| 一、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 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 |
|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 |
| 第四章 乡村治理行动者的特征及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体制时期乡村行动者的政经统合 |
| 一、公社制度为主导的行动载体 |
| 二、政治运动式治理为特色的实践模式 |
| 三、政经统合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时期乡村行政者的逐利导向 |
| 一、乡村主体的逐利交织网络 |
| 二、积极转型及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治理 |
| 三、逐利导向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基层政治竞标赛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模式的治理限度 |
| 一、村民组织的自治能力羸弱 |
| 二、乡村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 |
| 三、乡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建构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一节 结构性要素 |
| 一、乡村社会经济保障 |
| 二、乡村社会凝聚 |
| 三、乡村社会包容 |
| 四、乡村社会赋权 |
| 第二节 结构要素下乡村治理的限度 |
| 一、乡村社会民生保障的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 |
| 三、乡村社会排斥现象仍显普遍 |
| 四、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稍显羸弱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的困顿之源 |
| 一、政策制度在地实践的偏差 |
| 二、上传下达沟通机制的阻塞 |
| 三、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 |
| 四、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 |
| 第六章 乡村治理路径: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耦合路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型构 |
| 一、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 |
| 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 |
| 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 |
| 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支持 |
| 第二节 乡村行动者的主体互构路径 |
| 一、治理主体间的互构 |
| 二、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 |
| 第三节 调适路径: 社会质量要素的嵌入 |
| 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 |
| 二、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 |
| 四、创新乡村社会民众的参与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不可忽视非经济因素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3]国民经济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与机制研究[D]. 张紫薇. 辽宁大学, 2020(08)
- [4]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D]. 李莉. 辽宁大学, 2020(01)
- [5]地方国企高管晋升机制研究[D]. 滕越洋. 山东大学, 2019(02)
- [6]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D]. 甘子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战略人才管理系统构型、匹配及演化研究[D]. 周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D]. 马天明.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10]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D]. 詹国辉.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