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庆皇帝惩办贪官污吏(论文文献综述)
赵映林[1](2021)在《和珅贪污的巨额财富去哪里了》文中研究表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做了60年皇帝和整3年太上皇的乾隆帝驾崩了。初四,嘉庆皇帝褫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初八,和珅与亲信户部尚书福长安双双下狱,被查抄家产。十五日,嘉庆皇帝向天下宣布和珅的二十项大罪,公布查抄的财产。一时之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闻在京城家喻户晓,并传遍全国。
陈凯健[2](2021)在《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主要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总体情况,包括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典型案例、发案特征、惩办特点,通过研究清代前后各朝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变化,从中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得失成败以及制约因素,并为进一步完善当今反腐败工作提出建议。首先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主要为《大清律例》。罪名主要设置在《刑律》中,如“监守自盗”“官吏受财”“事后受财”等贪污贿赂犯罪基本罪名,《名例律》《户律》《工律》《兵律》等部门律中也有关于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是为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律法补充。在研究《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条文时,按照罪名分类方法,对贪污罪、行贿罪、受贿罪进行归纳分析。其次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清代除了较为严密的法制体系外,基于治吏在治贪、惩贪兼劝廉的惩贪倡廉的思想下,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施策,形成一个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体系。比如注意官员选拔考核,提升官员的整体素质;注重对官吏的监察,以减少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通过从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群体性犯罪,来实现整饬吏治;通过注重道德教化、注重清官廉吏的保护和褒奖,倡导高薪养廉,营造良好的官场风气。再次是研究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首先介绍清代各朝典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通过分析清代贪污贿赂大案,总结出贪贿渠道繁多、手段多样,数罪并发、数额巨大,上下勾结、共同贪贿,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等特点。在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时,以乾隆朝惩治督抚高官贪污贿赂案件为主线,结合其他朝的案件,对清代贪污贿赂案件的惩治措施进行分析。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一般分为题参、摘印初查、革职查办、查抄家产、按律定罪、案件复核、皇帝裁决、刑罚执行等几个环节。从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践可以看出,其呈现以下特点:惩贪力度前后不一,即便在同一朝,一些君主的惩贪力度也是此消彼长,随意性较大。皇权直接参与,皇帝往往亲自办理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惩集团腐败,对于集体贪污贿赂案件,体现出从严从速惩治政策,一网打尽,绝不姑息。加强对失职官员的惩戒,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官员存在办案不力或者故意庇护等情形的一律予以严处。体现连带责任制度,即一旦某官吏有贪污贿赂行为,负有监督职责的官员,甚至家人都要受到惩处。然后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清代由于封建社会的属性,以及一些不合理制度都对治理贪污贿赂犯罪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公权力的私有化,行政的集权化,人治方式的影响,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传统陋规制度因素,胥吏体制的影响,监察权的萎缩等,都削弱了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成效。最后是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虽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看是失败的。首先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清代前中期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起到了整饬吏治的作用,净化了官场风气,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维护社会稳定。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查抄官员家产,在一定程度上积累银两提升国家实力。其次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法律的搁置导致一些贪污贿赂行为习以为常,惩贪的政治化倾向导致未能全面打击,最高统治者的有意庇护影响惩治效果,反贪政策先紧后弛导致贪污贿赂不断,因此清代后期整个官场贪贿之风盛行,清廷覆灭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反思清代治理贪污贿赂,其将法律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且在惩治贪污贿赂时并未很好地坚持平等原则,其在官吏的选拔上也存在较大的漏洞,在惩治贪污贿赂和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也没有保持连续性和制度化,因此难免失败的结局。对照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的得失教训,我们应当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建设,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上新台阶。
王皓铭[3](2020)在《融合与嬗变 ——清代广式家具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满汉蒙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同时,因欧洲“西学”的输入,清代艺术向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本文通过对清代广式家具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梳理,从其融合与嬗变的重要属性切入,将文献资料与实物、图像相互印证,运用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思路,以归纳比较的研究方法为主,深入挖掘清代广式家具的融合之因、嬗变之力以及与国内外同行业的相互影响等问题,并进一步阐述广东的能工巧匠们如何将独特的设计价值理念,施之于传统家具的材料、形制、装饰与技艺,进而创造出了集大成的物质成果,确立起清代广式家具的典范地位的。研究表明,清代广州地区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汇地区,“一口通商”政策的施行,使广州地区凭借交通便利之势,经济贸易获得持续发展,工艺品生产空前繁荣。同时,随着“西洋热”的持续升温,西洋家具在社会上层被广泛接受,中西杂糅式家具开始流行。在中西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清代广式家具突破明式家具的耀眼光环,借助天时、地缘优势,集不同群体(皇家、达官贵人、华侨、商人、工匠)的合力推动,通过宫廷与地方的互动,使汇聚典型纹饰、独特技艺、特殊材料等多种表现形式于一身的广式家具,逐渐演变成清式家具的典范。这种寻求自身突破、不断融合发展,不断革新嬗变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将为我们探索新时代民族文化大发展大融合背景下,如何融通互鉴,将传统工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思路。
刘禹含[4](2020)在《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清代治理贪污犯罪达历代顶峰。有清一代,贪污犯罪成因主要有公权力私化、行政权集中及官员薪俸低三方面。其犯罪呈现出渠道众多、官官相护、牵涉面广、严惩之下屡禁不止的特点。从顺、康时期的治贪探索阶段,到雍、乾时期的定型阶段,再到嘉、道时期的衰退阶段,历任统治者对贪污犯罪治理均有不同的见解与作为,整体呈现由强变弱的发展趋势。在治理机制上,清代重视刑事与行政上的惩贪立法;通过严格选拔、加强考核、完善监察诸多环节,注重官员管理;采取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相结合的方式严惩贪污犯罪。这其中,适用严刑峻法、朝廷高度重视和官员责任连坐等措施具有合理性,而皇权庇护下的法外开恩、选用人才的积弊和监察失效则为其局限性之所在。
胡序震[5](2019)在《清代议罪银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议罪银制度始于乾隆时期,并在乾隆中后期风行。这项制度是乾隆时期主要对于地方高级官员等进行的一种秘密处罚制度。议罪银制度具体由军机处密记处具体负责,记载在军机处《密记档》中。议罪银制度并非大家熟知的由和珅创制,实际上它由乾隆帝亲自创制,和珅在其成为军机大臣后具体管理议罪银案件。议罪银制度具有诸多区别于其他制度的特征,包括议罪主体级别较高、上疏者上缴议罪银者不限议罪主体本人、上缴特殊、去向特殊、注重经济发达地区官员、方式特殊等。在乾隆时期尤其是和珅入主军机处和内务府后,议罪银案件逐渐形成了一套结构严谨的程序。议罪银制度不仅对于今人是陌生的,在当时也是讳莫如深的。议罪银案件并不对外公开,由于涉及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特殊性,因此了解议罪银的只在乾隆时期的核心执政圈中。议罪银制度主要针对地方如各地督抚等官员,在可考的史料中督抚占据议罪银的一半以上。其与公开的罚俸、纳赎等制度是有诸多不同的。如议罪银的承追权在密记处,款项收存内务府,而罚俸、纳赎的承追权为吏部,款项交户部,收归国有。议罪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包括对于一些官员社会影响较大案件的处置不力、对于一些官员的失察给予处罚、甚至一些官员的违法行为的也被乾隆帝准许以议罪银代替处罚。而这与乾隆本人所述:“朕之简用督抚,皆因一时无人,而又非犯侵贪徇庇之过者,以爱惜人才起见,偶有过误,往往弃瑕录用……而所获之咎,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1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很多议罪银案件是涉及违法犯罪问题的,并非乾隆帝所指出的“尚非法所难宥”这么简单。乾隆帝实行议罪银制度的主观目的是他认为“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令其自出己货,稍赎罪戾”2。尽管议罪银本身与法律有冲突,并成为导致乾隆中后期吏治腐败的诱因之一,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整个清廷内部鲜有非议,可查的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上疏乾隆议罪银导致地方腐败严重,百姓苦不堪言。这似乎戳中了乾隆皇帝的痛处,为了粉饰太平,乾隆不惜与地方官员联手给尹壮图演出一场闹剧,最终当然是尹壮图上疏失败,议罪银制度继续运行。尽管乾隆帝很重视议罪银制度,然而后继的嘉庆帝对于议罪银制度却并不认同,当政前三年没有实权的嘉庆在乾隆做太上皇时期继续由和珅执行议罪银制度,但嘉庆四年随着乾隆帝的去世和和珅的自缢,发起咸与维新的嘉庆立刻废除了议罪银制度,因此说整个议罪银制度只存在于乾隆帝执政时期。尽管议罪银制度制度只存在于乾隆一朝,但是它对当时的整个官场产生了很重的影响,它滋生贪污腐败,导致乾隆时期结党营私严重,也导致乾隆时期官商勾结现象普遍发生,同时这一制度的施行也是对清代法律的无情践踏。追本溯源,大行议罪银的原因也值得深思,无论是乾隆皇帝这个人还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都很值得玩味。本文作者旨在窥探议罪银制度的产生、特征及其具体运作,其对吏治之殇以及其对清朝中后期产生的影响并从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反思。
张艺萍[6](2019)在《论清代的抄没制度》文中研究说明抄没俗称抄家,是对罪犯财产的剥夺和人口入官或发配,清代抄没是惩治官员贪墨的重要手段,既维护了官员文化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抄没在清代惩治贪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试图对抄没制度进行全方位研究。首先探究了清代抄没的内涵及法律性质。除了“抄没”之外,也可用“籍产”、“籍没”、“查抄”、“抄产”等,事虽同一但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代抄没的某种流变。抄没既会对家庭财产进行没收,也会对人口进行发配、没收。可追溯到周朝《吕刑》中规定罚金刑,清代的不同法律形式对抄没都有相关规定。其次分析了清代抄没的适用类型和惩罚效果。对抄没案件进行分类,可分为谋逆反叛及奸党、亏空、贪腐及不法行为、文字狱四类案件;被执行抄没的对象包括财产和人口,一是被抄财产会被用来解交宫中或上交内务府,成为宫中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牵连家属会被发配为奴或流放,生意伙伴、管家也有可能被连带抄没。对这两部分的研究是对抄没进行的全方位解读,且可以看出抄没大量运用于惩治官员的贪墨,呈现出“重财轻刑”的倾向。最后探究了清代抄没的文化机理及当下的反思。对清代抄没进行法理上的分析,抄没被应用于惩治官员贪墨,是基于皇权的自私性和维护官员文化中的廉德作为法理支撑。观当下反腐,近年来尽管呈现出高压的反腐态势,但效果不甚理想,往往重视审判结果而忽视实际执行效果,没收违法所得不透明呈现出“重刑轻财”的倾向成为反腐的绊脚石。因此吸收抄没的“重财轻刑”的积极因素,对当今反腐有以下两点建议:一是建立先期审查制度;二是设立没收公告制度。
安成祥,刘盛玉[7](2017)在《清中后期贵州的社会腐败及治理——以黔东南碑刻文献为中心的研究》文中提出清中后期,贵州社会腐败成风,民怨沸腾,反抗不断,以致引发咸同农民大起义。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囿于皇权专制国体的弊端,在制定制度方面带有明显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征,在执行制度方面具有因人、因事、因时而废的多变性特征,清王朝及其贵州地方政府最终带着腐败毒瘤一步步地走进了历史的坟墓,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秦平[8](2017)在《白莲教暴动与清廷对川东北的管控》文中研究指明川东北位于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南巴老林南麓,其地路径丛杂,山高林密,绵亘千余里;川东北自古交通不便,属“三不管、三难管”地区,封建王朝时有鞭长莫及、巡历难周之虞。区域内土地贫瘠,经济发展落后,封建正统意识传播不及。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每逢天灾与战乱基本成为各省流民的重要集聚地,严重威胁到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清中期以后尤为突出。清初治理川东北以安民为主,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休养生息,川东北辖区内的经济得到了较好恢复。然自乾隆中期以后,清王朝各种衰败迹象逐步显现,社会矛盾激化,川东北老林尤着;封建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已完全成为区域发展的桎梏。嘉庆以前失当的移民政策,致使清中期数百万流民集聚川东北,严重威胁到区域内的治安管理,统治阶级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而川东北地区自古就有民间秘密宗教煽惑良民、对抗政府的传统,在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的基础上,白莲教徒利用清廷管控职能缺失之际,组织流民起事,由此引发清中期横跨五省的白莲教大暴动,从而将清王朝推向迅速衰亡的道路。川省白莲教起事之初,因川东北地区驻军严重不足,加上八旗、绿营等官军的迅速腐化,清廷在战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直至嘉庆皇帝亲政,其在吏治、政区与军事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清廷遂扭转被动之局面,最终赢得官教二军间战争的胜利。由此,清王朝亦付出惨痛代价,其中衰之势实以此役为转移。川东北地区作为清中期白莲教暴动的策源地与主战场之一,具备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点。白莲教起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官教二军之间多年争战对区域内各方面造成巨大破坏。因川东北地处偏远,清廷管控不力,嘉庆皇帝战时与战后于该区域实施了一系列善后事宜。可以说这些举措是清中期中央加强对地方管控的一个缩影,以川东北为个案,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嘉庆皇帝治国方略的理解,还能为维护国家及区域的长治久安有所裨益,进而弥补前人研究的一段空白。
梁帅[9](2017)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研究,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戏曲活动的梳理与讨论。得益于旗人在北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戏曲活动介于北京市井梨园戏曲活动与宫廷戏曲活动之间。旗人对戏曲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入关之时,他们便表现出对戏曲的酷爱。顺康雍三朝是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孕育期,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诸形态,皆在此时形成。道咸时期,受到宫廷戏剧变革的深刻影响,旗人戏曲活动重心集中到北京的王公贵族府邸及市井梨园。在旗人捧角之风的影响下,清末伶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旗人沉迷戏曲的行为,引起了当朝者的诸多不满。为了阻拦旗人观剧,政府遂颁布了许多禁戏条例。这些举措虽对旗人的观剧活动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是它最终还是淹没在旗人高涨的嗜戏热潮中。晚清民国北京旗人对近现代戏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三点:演剧、研究、创作。演剧方面,乾隆朝的《燕兰小谱》所记白二、八达子,是第一代技艺卓群的旗籍伶人。晚清旗人登台唱曲者更多,并在清末民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票房”与“票友”是旗人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特殊贡献,亦真实反映出旗人演剧水准的上乘。戏曲研究作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重要方面,展现了旗人对戏曲的深层认知。昭梿的《啸亭杂录》、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笔记,描绘了许多京师戏曲活动场景,反映出此期旗人戏曲关注视角的变化。旗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肇始于清末民国的庄清逸、溥侗等人。穆儒丐、景孤血、华粹深、傅惜华、郑骞、吴晓铃等人在民国时期的戏曲研究,更是近代戏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此外,北京旗籍戏曲研究者的曲艺研究也颇具特色。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创作收获颇丰。绵恺、顾太清等旗人的戏曲创作,标志着旗人古典戏曲创作的终结。而以载阔亭、庄清逸为代表的皮黄戏剧作家,又助力了清末民国皮黄艺术的发展。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中,王公贵族是尤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长期居住北京的八旗王公贵族有机会参与紫禁城内的戏曲活动,并对宫廷演剧产生实质性影响。各王公贵族府邸内的戏曲活动也十分精彩,往往家族内几代成员都表现出对戏曲的极大热情。昆弋戏在晚清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的戏曲观演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与皮黄戏早已风靡北京市井梨园全然不同。清代的“王府戏班”是戏班史上一个响亮名字,自乾隆朝允禄府上的大成班始,王府戏班延续数百年。清末奕诉、奕譞和善耆府内的戏班,不仅繁荣了当时京师剧坛,更是对近代北方昆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深远影响。为了真实呈现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演进过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大量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案》、《内务府来文》等档案,以及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日记等。又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可信,笔者还进行了诸多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工作。同时,笔者也十分注重对戏曲文物、戏曲图像的探讨。
林春梅[10](2016)在《关于《寻找林则徐》的汉译韩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人的硕士翻译作品是王志艳·《时代印记》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寻找林则徐》(《(?) (?)》)。这篇针对青少年写的人物传记穿插了许多与这位英雄相关的小知识、小故事等。这些内容语言简练,趣味性强,既能活跃版面,又能开阔青少年的阅读视野,同时还可作为青少年读者学习中的课外积累和写作素材。 阅读本篇人物传记,青少年朋友们一定可以更加真切、透彻地了解这位英雄人物在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并从中汲取丰富的人生经验,立志成才。本报告讨论的是这本书的汉译韩翻译项目。这本书目前尚未有韩文译本。该书字数总计10万余字,共分为20个章节。本人翻译了全书中的前10个章节,译文字数约为82300字,由译者独立完成。本报告叙述了本次翻译任务的过程和完成情况所做的介绍、研究与总结。主要由引言、翻译项目简介、译前分析与译前准备、翻译重难点以及翻译案例分析、结语等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陈述了该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译文对社会的影响。第二章翻译项目简介部分,阐述了作者和作品的介绍以及选择作品的目的和意义。第三章译前准备,主要说明了精读原着、阅读已经出版的平行文本和研读有关研究成果以及译者自身翻译能力的描述。第四章案例分析,是本篇翻译实践报告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翻译过程中的重难点以及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最后结语部分,译者主要归纳总结了翻译这部作品的感悟与心得。
二、嘉庆皇帝惩办贪官污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嘉庆皇帝惩办贪官污吏(论文提纲范文)
(1)和珅贪污的巨额财富去哪里了(论文提纲范文)
一、从本世纪发现的和珅被抄家清单看他贪污的钱财 |
二、本世纪现身的和珅被抄家的清单是否可信 |
三、抄家后和珅财富的去向 |
(2)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文本分析 |
第一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总则性规定 |
第二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犯罪的条文分析 |
第三节 《大清律例》治理贿赂犯罪的条文分析 |
第四节 《暂行新刑律》治理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分析 |
第五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的特点 |
第二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 |
第一节 注重对官员的考选 |
第二节 注重对官员的监察 |
第三节 严密受贿犯罪法网 |
第四节 加强官场风气整顿 |
第三章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 |
第一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件 |
第二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特征 |
第三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 |
第四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特点 |
第四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 |
第一节 公权力私有化 |
第二节 行政的集权化 |
第三节 人治方式的不足 |
第四节 不合理制度因素 |
第五节 监察制度的萎缩 |
第五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 |
第一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 |
第二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 |
第三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 |
第四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镜鉴 |
结语 |
参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3)融合与嬗变 ——清代广式家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 |
(三) 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 |
(四) 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
(一) 明清家具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二) 关于广式家具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清代广式家具多元融合的社会基础 |
第一节 各种文化的交汇与融通 |
一、岭南文化基础 |
二、满汉融合文化的影响 |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汇 |
第二节 交通与贸易枢纽的地缘优势 |
一、通达的水路运输条件 |
二、畅流的通商贸易口岸 |
三、经济贸易的持续发展 |
四、行会商铺的繁盛集中 |
第三节 社会群体的合力推动 |
一、皇家达官阶层促进消费 |
二、置业华侨引领审美风尚 |
三、行商“夷”商推进贸易交流 |
四、能工巧匠推动技艺升华 |
第二章 清代广式家具的形成与嬗变 |
第一节 优质木材原料的充裕 |
一、优质木材的来源及途径 |
二、品种丰富的中外良材 |
三、首选紫檀的用料优势 |
第二节 中西杂糅家具的出现 |
一、“西学东渐”及西方艺术风尚的影响 |
二、室内陈设及家具的西化倾向 |
三、“洋派造作”渐成行业主流 |
四、外销增长推进家具的中西融合 |
第三节 内廷“恭造”与地方“民造”互动影响下的嬗变 |
一、广式家具的宫廷化 |
二、家具新风出广作 |
第三章 清代广式家具的主要特征 |
第一节 材质考究善用整料 |
一、选材唯精 |
二、用料完整 |
第二节 造型繁复不拘一格 |
一、造型繁缛复杂 |
二、样式新巧多变 |
第三节 镶嵌繁巧雕磨圆熟 |
一、多样化的镶嵌方式 |
二、雕磨结合力求圆润 |
第四节 纹饰华丽中西杂糅 |
一、中国传统纹样为主体 |
二、西洋纹饰的自然揉入 |
三、色彩华丽的嵌珐琅装饰 |
第四章 清代广式家具的价值体现 |
第一节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设计理念 |
一、彰显吉祥的传统观念 |
二、中西杂糅的创新理念 |
第二节 代表清代家具发展潮流的典范 |
一、“自成一体”的地方家具流派 |
二、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
第五章 清代广式家具的影响 |
第一节 对其他家具流派的影响 |
一、对苏式家具的影响 |
二、对京式家具的影响 |
三、对海派家具的影响 |
第二节 对西方家具的影响 |
一、引领中国“外销艺术品”消费热潮 |
二、“中国风”家具成为上流社会风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图片来源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4)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及选题背景 |
(一)概念界定 |
(二)选题背景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相关背景研究 |
(二)清代官员贪污犯罪治理立法研究 |
(三)清代贪污治理相关制度研究 |
三、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
(一)理论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背景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成因 |
一、公权力私化 |
二、行政权集中 |
三、官员薪俸低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特征 |
一、渠道繁多,手段多样 |
二、上下勾结,官官相护 |
三、牵连甚广,数额巨大 |
四、顶风作案,屡禁不止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历程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探索阶段 |
一、顺治时期 |
二、康熙时期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定型阶段 |
一、雍正时期 |
二、乾隆时期 |
第三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衰退阶段 |
一、嘉庆时期 |
二、道光时期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机制 |
第一节 重视惩贪立法 |
一、刑事立法 |
二、行政立法 |
第二节 注重官员管理 |
一、严格官员选拔 |
二、加强官员考核 |
三、完善官员监察 |
第三节 严惩贪污犯罪 |
一、刑事处罚 |
二、行政处分 |
三、特权待遇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评析 |
第一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的合理性 |
一、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
二、高度重视,从重从快 |
三、责任连坐,风险共担 |
第二节 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的局限性 |
一、皇权庇佑,法外开恩 |
二、选人用人,存在弊端 |
三、监察失职,纠劾不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清代议罪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议罪银制度的产生 |
第一节 议罪银制度的背景 |
一、土黑勒威勒 |
二、议罪银的早期实例 |
第二节 、和珅与议罪银制度 |
一、议罪银制度的真正创制者 |
二、和珅在议罪银制度中的作用 |
第二章 议罪银制度的特征与实例 |
第一节 特征 |
一、议罪主体级别较高 |
二、上疏者不限议罪主体本人 |
三、议罪银的上缴特殊 |
四、议罪银的去向特殊 |
五、议罪银以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为主 |
六、产生议罪银的方式特殊 |
第二节 从高朴案看议罪银制度 |
第三章 隐秘运作的制度 |
第一节 议罪银制度的流程 |
第二节 议罪银制度的隐秘性 |
一、人员特定 |
二、文字记载特殊 |
三、不对外公开 |
第四章 议罪银制度的存废之争 |
第一节 争议的议罪银制度 |
一、尹壮图上疏 |
二、尹壮图与乾隆 |
第二节 乾隆反贪体系 |
第三节 大行议罪银制度的原因 |
一、内因:乾隆奢侈的个性 |
二、外因:国家的经济危机 |
三、政治原因:保护督抚 |
第四节 、议罪银制度结束:太上皇时期与咸与维新 |
第五章 影响与反思 |
第一节 影响 |
一、滋生贪污 |
二、结党营私 |
三、官商勾结 |
四、践踏法律 |
第二节 反思 |
一、清代皇家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
二、议罪银制度与高官贪污—以总督为例 |
三、议罪银制度的监督缺失 |
结语 |
参考资料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论清代的抄没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清代抄没的起源、内涵、性质与法律依据 |
第一节 抄没的起源、内涵及其性质 |
一、抄没的起源及内涵 |
二、抄没的性质 |
第二节 关于抄没的相关法律依据 |
一、律之依据 |
二、例之依据 |
三、其他依据 |
第三章 清代抄没的适用类型及惩罚效果 |
第一节 抄没的适用类型 |
一、谋逆反叛、奸党及亏空 |
二、贪腐及其不法行为 |
三、文字狱 |
第二节 抄没的惩罚效果 |
一、抄没财产的去向及用途 |
二、抄没对人身的连带后果 |
第四章 清代抄没的文化机理与当下反思 |
第一节 抄没背后的文化机理 |
一、抄没背后的廉德 |
二、抄没背后的耻感 |
第二节 抄没的当下反思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清中后期贵州的社会腐败及治理——以黔东南碑刻文献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清代中后期贵州的社会腐败现象 |
(一) 腐败成风 |
1. 吃拿卡要, 公开勒索 |
2. 私征滥派, 中饱私囊 |
3. 迎来送往, 潜规则多 |
(二) 民怨沸腾 |
(三) 反抗不断 |
二、清政府对社会腐败的治理措施 |
(一) 革除时弊 |
1. 严禁加收钱粮 |
2. 严禁滥派夫役 |
3. 严禁勒索财物 |
4. 严禁土司越权 |
(二) 建立约束条规 |
(三) 惩办贪官污吏 |
(四) 准许百姓控告 |
(五) 加强巡视稽查 |
三、结论 |
(一) 制度建设的局限性, 导致治理腐败的有限性。 |
(二) 皇权腐败是贵州社会腐败的总根源 |
(8)白莲教暴动与清廷对川东北的管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清代川东北的地理概况与行政区划 |
一、川东北的地理环境 |
二、川东北行政区划的范围 |
三、川东北行政区划的问题 |
第二章 嘉庆以前川东北的治理概况 |
一、清前期的安民与休养生息 |
二、清中期以后社会矛盾的激化 |
第三章 嘉庆川东北白莲教暴动与清廷的应对 |
一、川东北白莲教的传播与暴动 |
二、清廷对川东北白莲教暴动的应对 |
第四章 嘉庆以后对川东北管控的全面加强 |
一、政区与驻军的调整 |
二、全川各道辖区的调整 |
三、经济政策的调整 |
四、兵力部署的调整 |
第五章 嘉庆川东北善后事宜的影响 |
一、行政层面 |
二、军事层面 |
三、经济层面 |
四、负面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9)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由及意义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三、本课题学术研究的回顾 |
四、既往研究成果之反思与检讨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整体演进 |
第一节 清前中期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形成 |
一、入关前满洲地区的戏曲活动——旗人观剧热潮的萌生 |
二、清前期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形成 |
三、乾隆朝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新变 |
第二节 道咸两朝北京旗人戏曲活动中心的下移:由道光元年裁撤外学伶人说起 |
一、道光朝内廷演剧变革及对北京八旗贵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二、道光朝北京戏曲活动的发展与旗人观演剧活动的转变 |
三、咸丰朝后期旗人戏曲活动的回暖 |
第三节 同光两朝旗人观剧活动的高涨——兼谈清末伶业地位的提高 |
一、同治朝内城演剧场所的复苏 |
二、光绪朝中后期伶业地位的提高——以旗人与伶人关系的检讨为中心 |
三、王朝的衰落与最后的放纵:宣统朝旗人“忘我”的戏曲活动 |
四、清末社会舆论关于旗人戏曲活动评论的两极分化 |
第四节 民国八旗族裔社会地位的变化及他们的戏曲活动 |
一、北京八旗社会的瓦解:民国初期北京旗人的社会地位与生计状况 |
二、民国八旗贵族的遗民世界及他们的观演剧活动 |
三、民国时期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多样 |
第二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观剧活动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观剧活动考述 |
一、庄王府观剧历史之久远 |
二、恭王府观剧之瞩目 |
三、庆王府观剧之奢靡 |
四、车王府观剧内容之丰富 |
五、醇王府观剧之痴迷 |
六、肃王府观剧、演剧、编剧等多样的戏曲活动形态 |
七、晚清民国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的戏楼(台) |
八、晚清民国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观剧活动的整体特点及戏曲史地位 |
第二节 晚清禁戏法令与旗人观剧环境的建构 |
一、承上启下的嘉庆朝:晚清北京旗人观剧活动环境的初步建构 |
二、言无二贵、法无两适:道光朝对北京旗人观剧活动的严厉查禁 |
三、查禁力度的衰退:咸同两朝对北京旗人观剧活动的管控 |
四、亡羊补牢:光宣时期对北京旗人观剧活动的查禁 |
五、晚清政府针对旗人的观剧法令及其效力:辩证看待禁戏举措与京师旗人的赏戏行为 |
六、相得益彰:晚清中央针对旗人与全体民众的禁戏法令之比较 |
第三节 晚清民国“关公戏”、“包公戏”在旗人生活圈的盛行 |
一、晚清北京“关公戏”与“包公戏”的扮演与禁演 |
二、一场由上而下的“关公戏”改革——晚清八旗观演文化影响下《青石山》曲本的革新 |
第四节 晚清民国旗人观剧氛围影响下的旗装戏形成与发展 |
一、晚清八旗贵族文化的哺育——旗装戏的形成 |
二、萧太后——旗装戏形成的标志 |
三、从萧太后到铁镜公主——旗装戏的转型 |
第三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演剧活动(一)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北京戏曲舞台上的旗籍伶人 |
一、政府对旗人登台唱曲的无奈与妥协:晚清旗籍伶人纷纷涌现的客观原因 |
二、崭露头角——道光朝至光绪初年的旗籍演员 |
三、演剧队伍的壮大——清末民初的旗籍伶人 |
四、走出北京:民国中后期的旗籍伶人 |
第二节 晚清北京票房的形成与发展 |
一、由龙票谈及民国文人对票房及票友产生原因的错误认识 |
二、从曲艺到戏曲——晚清票房活动内容的转变 |
三、晚清北京的票房分布及其发展 |
第三节 晚清民国北京旗籍票友的演剧活动及其影响 |
一、旗人玩票之风的盛行 |
二、旗籍票友下海的主客观原因 |
三、晚清民国旗籍票友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
第四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演剧活动(二) |
第一节 晚清北京八旗王公贵族组织宫廷演剧活动考论 |
一、晚清八旗王公向昇平署进呈伶人 |
二、晚清八旗王公组织宫廷礼乐活动 |
三、晚清八旗王公贵族观演内廷演剧活动 |
四、内务府大臣对宫廷戏剧活动的管控 |
五、晚清八旗王公贵族组织宫廷演剧活动对宫廷演剧文化的影响 |
第二节 晚清民国北京八旗王公府邸内演剧活动的承担者:王府戏班活动考论 |
一、晚清王府戏班的基础:乾嘉时期的“王府大班”、“王府新班”以及“和春班” |
二、王府戏班运营模式在嘉庆朝至同治朝的新变与回归 |
三、清末王府戏班的鼎盛——奕譞和善耆的王府戏班 |
四、晚清王府戏班的戏曲史贡献 |
第五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研究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笔下的戏曲活动记载 |
一、昭梿的“尚昆抑弋”——兼谈九思堂本对《啸亭杂录》原本的删改 |
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纷繁多姿的京师戏曲活动 |
三、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笔记中戏曲史料的变化 |
第二节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研究的专案探讨 |
一、以示忠心、阐扬风教:爱新觉罗·绵恺与《灵台小补》 |
二、对皇族观演文化的探讨——末代庄亲王爱新觉罗·溥绪的戏曲研究 |
三、近代戏曲批评史上的奇葩——“遗民”穆儒丐和他的戏曲研究 |
四、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傅惜华、吴晓铃、郑骞等学者民国期间的戏曲研究 |
第三节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研究的动因、视角 |
一、夫文心者,言为文旨用心:研究之动因与肇始 |
二、性各异禀:旗人戏曲研究视角的独特 |
三、旗籍戏曲研究者对北京传统曲艺研究的推动 |
第六章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创作 |
第一节 晚清北京旗人的杂剧创作 |
一、绵恺及其杂剧《业海扁舟》 |
二、存韫斋 |
三、佑善 |
第二节 场上之曲——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皮黄戏创作 |
一、晚清民国皮黄戏创作的重要力量:京师旗籍票友 |
二、载阔亭与庄清逸“因人设戏”的编剧实践 |
三、清末民国京师旗籍票友皮黄戏创作的意义及影响 |
附:明清宗室视野下的清代宗室子弟的戏曲创作 |
一、根干丽土而同性——清前中期八旗宗室剧作家及其剧目 |
二、循环相因——宗室剧作家创作之因袭与传承 |
三、参伍因革,通变之数——晚清民国宗室剧作家创作的新变与革新 |
结语 |
一、社会阶层的差异与戏曲活动的差别 |
二、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对当下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借鉴意义 |
三、本课题研究的方法心得 |
附录一: 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编年(晚清部分) |
附录二: 晚清民国北京旗籍名伶点将录 |
附录三: 晚清民国北京旗籍剧作家及剧目知见录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关于《寻找林则徐》的汉译韩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中文摘要 |
目录 |
正文 |
参考文献 |
附件 |
四、嘉庆皇帝惩办贪官污吏(论文参考文献)
- [1]和珅贪污的巨额财富去哪里了[J]. 赵映林. 文史天地, 2021(02)
- [2]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D]. 陈凯健. 扬州大学, 2021(02)
- [3]融合与嬗变 ——清代广式家具研究[D]. 王皓铭. 苏州大学, 2020(03)
- [4]清代贪污犯罪治理研究[D]. 刘禹含.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5]清代议罪银制度研究[D]. 胡序震.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论清代的抄没制度[D]. 张艺萍.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清中后期贵州的社会腐败及治理——以黔东南碑刻文献为中心的研究[J]. 安成祥,刘盛玉. 凯里学院学报, 2017(02)
- [8]白莲教暴动与清廷对川东北的管控[D]. 秦平. 西华师范大学, 2017(02)
- [9]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D]. 梁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10]关于《寻找林则徐》的汉译韩翻译实践报告[D]. 林春梅. 延边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