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历联合治超行动（论文文献综述）
宋驰[1]（2021）在《央视“精准扶贫”纪录片的叙事研究（2013-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史丽娜[2]（2020）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文中认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诗歌举世闻名,流传广泛。乔纳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不仅为浪漫时代与环保主义思想搭桥,也开启了华兹华斯研究的新纪元。美国生态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也声称环境问题将取代种族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问题。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发展的关窍所在,因此,生态批评家们在追溯生态文学的源头时,英国浪漫主义被视为“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诗人,华兹华斯首先进入生态批评视野。他的诗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超时代的生态智慧,对后世的自然生态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重估。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对自然的关注直接引导了后世英美文学创作中对自然的观察、感受和抒写方式。他对诗人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与张扬,也是以大自然为源泉的。在他眼中,大自然永远充溢着激越的生命力量,他对诗学原则的思考,他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背景、人物、风物、语言以及情感、哲学思想等等,几乎一切的要素都是他在大自然的恩泽、启迪与引导下完成的。他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他将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参与社会文学改革的工具,其诗学思想饱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既批判资本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反思批判了资本科技理性对人们心灵的戕害。他终身都在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疗救复元人们被减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而努力。而这种对人与自然间田园式相处的文学构建努力,既与当代生态批评遵循的生态整体论哲学信仰转变、呈现作家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立足生态的“环境想象”等几大批评原则一脉相通、也与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的“家园意识”以及当代生态伦理提出的“管理伦理”有着内在渊源,更是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发展走向和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种启迪与可能。泛神论宗教哲学观是华兹华斯诗学的基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自然万物“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为主要特征,注重在大自然中宣扬上帝的内在性,尊崇自然,以期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提高感受的敏锐度,培养人们的善德,帮人们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泛神论使华兹华斯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先知,他以描写自然世界和自然人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含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较早出现的对人类中心倾向的批判。他诗歌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泛神意识,则是一种信仰纬度的转变,为当代生态哲学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同时,他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与我们当代倡导的“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一脉相通的。感受崇高是华兹华斯的崇高观。他在18世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将心灵在感知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继承前人朗吉弩斯、伯克的崇高思想,同时借鉴了同时代康德、柯勒律治崇高理论,独创了自己的感受崇高思想。他将传统崇高理论中典型的崇高体验对象——自然壮丽景观进一步扩展到一花一木,涵盖了自然万物。他借助想象力去弥合感性与理性间的裂隙,借泛神论思想,将神性内在化,赋予心灵超凡的感受功能。他的感受崇高思想有望唤醒人们为工具理性所麻痹的心灵,借助大自然的支持和培育,恢复心灵的感受功能和想象的自由。这也对转变传统中错误的认识论思想,应对当代的精神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华兹华斯诗歌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风景权威的建立,来疗救人们的为资本妆害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作品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典型的诗人有意识去构建的布伊尔式的“环境想象”。他认为诗乃人与自然之映像,相信诗歌在提升心灵的感动能力和疗救人们精神失衡方面的影响力,相信诗歌可以帮人们重建信仰,获得心灵解放。他尝试通过对湖区风景旅游的介绍和保护以及个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引领与回归,以期建立自己风景鉴赏的权威话语地位,这种对自然风景与人的理想相处模式的“环境想象”引导和改变了人们感受风景的方式,能够提升心灵的感受力,华兹华斯诗歌的治愈力得到了时代的认证。而他的风景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也恰为我们展示了环境文本是如何去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这正是当代的文学生态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所努力的方向。当然,在今天,华兹华斯眼中那个可爱的、能拯救人类的自然好似已经起了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得以重构。针对满目怆然的自然的疯狂报复,在生态整体论指导下的“管理伦理”似乎可以让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看到一丝重归和谐的希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识性词汇之一。华兹华斯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将自然视为培育想象力的源泉与摇篮,认为人类想象之河发源于童年的自然之境。他说随着心灵的成长,为俗世所扰,这条河流可能会意外中断,但只要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并尊崇自然,那减损的想象力就必能接续起来。他还对想象与幻想做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穿越时空场景的能力,而想象的目标则是追求一种情感上的永恒。他认为想象力是心灵的内在之眼,是个体超越世俗、追寻自由的最佳手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将文学想象与自然完美合璧起来,这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中“环境想象”理论原则的滥觞。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他眼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这种强烈却是一种平静中的强烈,是回忆中往昔的情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触发重现。这时的情感不同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宣泄,它已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情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就能触发读者的感受力,收获一种普遍的同情。华兹华斯认为这种永恒的爱之情感也是自然导师赋予他的,他也由对自然之爱引发了对人之爱。华兹华斯的宗教情感虽不单纯却很虔诚。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和诗学建构者,他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人们心灵精神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关爱,正是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较早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语言是华兹华斯进行诗歌实验依赖的直接工具。然而他又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认为语言乃是思想的呈现与化身。他放弃古典传统中既定雕琢的表达习气,将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强调语言的自然与纯朴。他为诗歌语言改革选取的主要是存在于大自然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常人的语言。他打破了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界限,认为散文语言也可以入诗。华兹华斯的诗学以自然思想为线索,将泛神论哲学观、诗歌功能论、情感论、想象论以及语言观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无论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甚或是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和诗学中由“自然”生发的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引起极大的关注,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践范本,也为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原则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佐证,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诗学的构建。他对自然能提升人们感受力的抒写方式、对想象力乃永恒情感追寻手段的定位,都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孙少石[3]（2018）在《电信诈骗犯罪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电信诈骗与公安打防之间的互动为对象,探讨在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以电信诈骗为代表的网络犯罪的特征、手法、组织形式、它对公安传统刑侦体制带来的挑战,以及公安的回应。电信诈骗于1997年始于中国台湾地区,至2008年在台湾岛内泛滥成灾,从2004年开始,电信诈骗从台湾传入大陆,并在大陆迅速发展蔓延。目前,已经形成若干个有地域特征的职业犯罪群体,他们与台湾的诈骗团伙构成两大派系,对大陆实施诈骗。近十年来,电信诈骗的增速远远高于其他犯罪类型,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社会损失惨重,其危害性已经不容低估。依托于互联网及各种社交软件,电信诈骗犯将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切割成若干个环节,派生出提供通讯线路和专业洗钱的灰色产业生态。这些环节之间通过外包或者众包,分工不断细化,效率得以提高,同时犯罪风险得以分散。就由此带来电信诈骗没有传统作案现场可言的问题,同时造成了没有物理痕迹可供勘察和提取的后果,让诈骗犯在自身无需空间位移的前提下,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实施远程侵害。电信诈骗的这种犯罪手段天然地决定了它的犯罪组织形态必定有别于传统的金字塔形式,表现为各个环节之间松散、混沌、非结构的特征。面对这一颠覆时空维度的犯罪,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处于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对于承担一线打击任务的县级公安来说,持续的客场作战让他们在案侦经费、警力部署、对外协作等方面上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扭曲和紧张。结果就是,公安机关普遍不会打击、不敢打击,甚至不想打击电信诈骗。由于击中了公安的软肋,电信诈骗逐步成为犯罪的洼地。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在暴力犯罪和传统侵财类犯罪平稳和收敛的情况下,左右全国刑事案件发案走势的是电信诈骗的原因。在公安系统单打独斗已经无力应付局面的情况下,穷则思变。首先是中央政府开始制定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调整扭转颓势,即综合施策。其中的核心在于银行、通讯两大与电信诈骗紧密联系的系统与公安系统的协同,在本文中以银行和警方的协作作为主线展开。通过对案件侦办平台和反诈骗中心的机制梳理,呈现银行是如何向公安机关开放银行卡的查询、止付、冻结权限的,建立了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工作机制。公安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有跨地区才能搜集线索和反制诈骗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安完全受诈骗犯摆布的窘境。另一方面,公安自身也在组织调整。公安机关的领导管理体制是“双重领导、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一体制内嵌于一个更为基础性的治理模式:行政发包制。这种以行政治理任务层层下达和指标分解为特征的治理模式的集中表现就是属地管辖,反映在公安侦查上,即总是以本辖区作为基地展开打击、防控。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明晰属地责任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同时它也难以避免地造成各管一摊、各自为战的局面。对于传统犯罪问题或者治理问题,由于空间跨度低,这一制度大致行而有效地运作,但对于电信诈骗这一同时牵扯多个地方受害者、公安的犯罪,以行政发包制为底色的侦查模式自然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县级公安处在一个上下左右缺乏有力支援的孤岛上,换言之,透过电信诈骗,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治理模式正在经受社会整体变迁带来的挑战。那么,作为回应,公安部开始推动强化上级公安对下级公安在组织、指挥、技术、专家、对外协助等方面的支撑,形成集约作战的新机制,以全国一盘棋对冲电信诈骗这张犯罪黑网。这隐含的是对以行政发包制为内核的传统治理模式的调整。通过对电信诈骗和政府打击治理互动的复盘,一条暗线贯穿始终,那就是集权与分权:互联网加剧了经济自由化的程度,电信诈骗或者网络犯罪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将自由以极端的形式彰显出来,但在这个局面中,其实公安、银行、通讯各个系统也出现了过度分权以至于资源支离破碎的状况。因此看似是对立的两个面向,但二者有内在的相通性。换言之,着眼于电信诈骗问题的解决,却不仅仅局限于电信诈骗,在治理社会问题过程中,制度自身也在收敛和矫正。本研究系法律的经验研究,以事实分析带动推理论证。通过长期、沉浸地在公安机关的调研,对电信诈骗现象、公安侦查、公安管理制度、警银合作等方面做通盘、系统性把握,全景式呈现公安系统与电信诈骗的博弈格局。尽管本研究针对的是当下的一种犯罪现象,也许这个现象本身只是昙花一现,但可以预期,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犯罪在数量、规模还会增加,其手段、形式还会翻新,因此以电信诈骗这一现象作为样板,提取与反思政府因应网络犯罪、新型问题的治理经验,居危思危,是本研究更为长远的立意与抱负。
徐娜[4]（2018）在《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的主题是在“国家与社会”这个核心关系轴下探讨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机理。相较之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微观而系统的基础性治理工程,乡镇政权组织是国家权力扎根基层社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乡镇基层政权的实际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政权建设及其合法性基础。因此,有关基层治理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整体性行政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阶段,国家权威在逐步下沉的过程中破坏了传统意义上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整合秩序;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重新组织化基层社会秩序,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乡镇基层政权并非是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利性价值取向,基层行政过程中往往会在正式权力资源之外,调动和融合进更多非正式的本土性社会资源。上述观点厘清了施力于基层治理实践的两种核心要素:源自国家的外源性制度逻辑和源自社会的生成性制度逻辑,从而很好地回应了“基层治理实践为何不是按照制度设计的那样”的问题。由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通过政权建设是否如愿地在基层社会建构起理性化、现代化的治理秩序?基层治理实践的“实然”状态是怎样的,以及基层社会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治理形态?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然”秩序与行政体制设计的“应然”秩序有着怎样的差异?基层治理秩序与科层体制和基层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研究以新制度主义、场域、惯习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建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治理逻辑以及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中,“组织场域”是指由聚合在一起的组织所构成的一个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它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具有客观性、独立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等核心特征,基层治理场域主要是乡镇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治理领域;“制度逻辑”是社会行动者在“组织场域”中遵循的各种形式的标准和原则的集合,它为治理实践提供各种依据和合法性基础;“内生性秩序”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社会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治理秩序具有自生自发性、局部性以及权变性等特征。借助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选取湖南省湘西州S县W镇政府作为实地田野调查点,通过对诸多治理实践的描述和分析,阐释转型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影响要素及其型塑机理。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其职能设置、资源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等结构性特征必然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和科层管理体制的影响和规约。国家及上级政府确立的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系不仅从根本上赋予了基层政权以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基础,同时为其治理实践提供了各种依据和资源。具体来看,乡镇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定位和行政职能;国家分税制改革以及财政运作模式决定了乡镇政府的资源禀赋是相对微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治理权威和行动能力;压力型体制中国家层面采用“高指标”与“乌纱帽”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督促乡镇政府全力投入基层行政过程之中,以期达到科学、高效治理的目的。由此可见,国家层面旨在通过科层体制内的诸种制度性安排来规约基层行政过程,进而保障治理实践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同时,乡镇政府是一个深入基层社会的行政组织,那些精当地结合了当地社会既往经验、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治理惯习对基层治理实践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惯习是预估行为收益和选取行为策略的重要依据,治理惯习帮助基层行政者更好地把握并自动匹配相应的治理情境,进而生成相对稳妥的治理策略。同时,治理惯习使基层行政避免了由于过于强硬和不近人情而遭到来自于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反抗和责难,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层行政过程的社会合法性基础。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基层治理场域是一个充斥着多种要素的角力场,其中既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章等外源性要素,也有来自于基层社会的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等生成性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彼此相互竞争、冲突、叠加,并且共同作用于基层治理实践过程,并由此催生了诸多基层治理领域“名实分离”现象,这构成了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情境的常态。由此可见,基层的治理实践呈现出一种权变性的特征,这种权变性赋予基层行政以相当的弹性和空间,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整合多重组织目标、诉诸多套规则体系、运用多种治理策略,以缓解和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之间巨大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在基层治理场域之内生成并塑造了 一种既不同于国家设计规划下的整体性治理秩序,也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基层治理秩序。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旨在强调:第一,通过对乡镇政权权力运作的诸种影响要素及行动逻辑的考察可知,国家力图建立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秩序尚未在基层社会得以确立,基层治理场域有其独特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秩序。第二,基层治理秩序的提出,并非是基于国家中心论或是社会中心论的流行假设,而是基于一种内源性的解释路径对于局部治理秩序的考察。基层治理秩序不可能完全被国家意图建构的现代公共行政秩序所同化,更不可能从整体性的科层体制中推断出来,它始终是整体性国家治理秩序的部分的、区域性的和权变性的产物。第三,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国家”及“社会”的成分,但它却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卷入了一种渐进性的互为型塑的关系之中。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塑造和重构,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第四,对于多重制度逻辑下内生性秩序的关注,实际上是从制度变迁角度进行的考察,而变迁的方向及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制度逻辑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肖建东[5]（2018）在《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棋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毛自鹏[6]（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研究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姜飞云[7]（2016）在《运动式反腐败工作研究 ——以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为例的实证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世界各国都开展过形式不同的运动式反腐,中国亦然。运动式反腐的成效如何,对这种反腐败工作方式应当从哪几方面评价,目前学界还缺少深入的相关性研究。本文通过对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为例的实证考察,认为每一次运动式反腐都与环境和时代的选择密切相关,而其运动式反腐本身因具体工作方式不当往往导致反腐低效,因而需要通过切实提高工作执行力以达到反腐的理想成效。本文首先对山西省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开展的背景作了分析。在对国内外开展运动式反腐情况、山西省煤炭产业发展总体状况作了解的基础上,分析山西省开展煤焦领域反腐专项斗争的原因和背景,列举山西省煤焦领域腐败问题的各种主要表现。在对专项斗争的工作目标及原则作分析时,对煤焦领域腐败涉及面和全省干部队伍总体状况作出估计,对山西省煤焦领域腐败状况作总体判断,进而分析专项斗争欲求达致的基本目标。本文结合对专项斗争实践的考察,将斗争的工作内容、组织架构、工作时限和步骤逐一交待,然而从专项斗争所需的经费保障、资金清缴的绩效、案件查处情况、制度建设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在分析的基础上,再对整个专项斗争的工作运行机制、工作执行效力、工作得失与专项斗争之后的社会现实及相关后果作出对比分析,然后对这场专项斗争本身作出尽量客观的评价。本文认为,对于这场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党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对积极的评价,即取得了“六个一批”的成绩。同时,也存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但却没妥善处理好的诸多问题——如专项斗争难以为继却勉强为继、对诸多腐败养痈遗患、“贼喊捉贼”式的腐败者反腐败、放纵了以煤炭为纽带的利益帮派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2014年山西省发生严重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本文从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作分析后认为,专项斗争对于人民群众的价值,不以专项斗争工作方式本身的属性,而是以人民群众的客观实际需要为基准。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解决突出问题的迫切性是专项斗争是否具有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大小的内在尺度。专项斗争体现人民群众或党委政府工作的创造性本质,但人民群众内部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不同主体的需要不同,从而对专项斗争的期望值大小不一,两者间的价值关系不尽相同。从历史尺度讲,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反腐败,不论是否采取专项斗争的方式方法,都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深刻反思。本文认为,客观公正地看待这场专项斗争,对于党和政府更加有效地选择正风反腐工作方式、更加深入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进行阐释。如在借鉴阶级分析方法时,特意把这场专项斗争置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关系中进行考察和评价,认为反腐败斗争是由于不同阶层经济地位的对立和利益切割产生的,单靠共同的思想道德教育来团结各阶层的作法往往可能失败,进而认为社会的阶层斗争在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开展的经济或政治斗争中有最完全的表现,阶层之间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力。本文认为,其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腐败只有达到了相对猖獗的程度,专项斗争这种运动式反腐形式必然会出现；其二,运动反腐是法制严重失控、法治严重失灵后的不得已之举：其三,运动反腐是制度反腐不成熟时的权宜之计,既有必然性,也有无奈性,同时为制度反腐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本文总结道：在目前社会现实运动中,采用运动反腐还是制度反腐,选择本身并非根本性问题。因两者在通常情形下可相互补充,即一般采用制度反腐,在制度反腐效用低下腐败问题突出时,开展运动反腐,突出问题解决后,仍旧进行制度反腐。两种反腐形式或并行或交替,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社会的反腐理想。这场专项斗争之所以成效不够理想,是战略决策或制度执行力或行动力的问题。为此,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是开展好党内外一切工作的要旨。本文为探讨“运动式反腐”的现实意义,采用的既是实证研究的方法——因其是针对具体的一项“运动”开展的研究；也是参考历史文献的方法——因其主要工作已经结束,研究必须借助于以往大量的文本资料。本文在历史资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实证研究的多种方法,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作出比较,适当归纳和演绎,具体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信息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对比分析相关数据和档案资料,在对事件或工作逐项叙述的同时进行评价,边述边评,寓评于述,从局部现象透视整体问题,从整体情况探询局部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其一,填补了通过实证方式研究反腐败工作的历史空白。其二,填补了将“运动式反腐”作为主题全面开展研究的空白。其三,对运动式反腐的成效作出了客观评价,将将运动式反腐作为与制度反腐的同等重要的反腐方式加以重视、认真研究。
蔡健[8]（2015）在《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我国特有的出版规制。它在降低交易成本、抑制机会主义、保护受众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报刊出版规制与组织出版自由权利相互博弈的产物。规制设计的初衷是:面向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规制与面向组织传播媒介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形成互补,调整所有具有连续性出版物特征的出版物,共同构建无缝对接的连续性出版物规制体系。然而,由于运行规制、规制客体法律属性存在局限性,这个初衷未能兑现。规制局限性即规制失灵。规制失灵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本文运用现代出版理论、政府规制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理论,采用抽样、比较、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论述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成因、特征和功能,梳理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的内容构成、认识演变和社会关联,选取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出版现状、存在问题及规制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为规制创新提供参考借鉴。源自《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静态出版安全观的产物。它以消除负外部性为基点,以控制数量增长为重点,以强化实施进入规制、运行规制并漠视规制客体客观本质属性、客观经济属性为手段,旨在确保出版不出事。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出版规制。与此相反,动态出版安全观以鼓励正外部性为基点,以尊重出版自由权利为重点,以在强化内容规制、质量规制、激励性规制的同时放松进入规制、运行规制为手段,旨在实现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脱胎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规制变迁的内因是规制失灵,规制变迁的外因是规制对象的客观需求和制度环境的发展变化。1997年1月至今,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规制类型、规制体系均发生变迁。就规制类型来说,经济性规制经历了由不断强化到不断放松的变迁,社会性规制经历了由相对放松到不断强化的变迁,呈现“双拐点”现象。“双拐点”现象的表面原因是认识的变化,本质原因是出版安全观的变迁。就规制体系来说,规制变迁呈现“分界线”现象。“分界线”现象的动因也是出版安全观的变迁。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和高度凝结。“双拐点”现象和“分界线”现象表明,出版安全观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是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的重要外因。2008年11月,江苏省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市属）审批权限下放到各省辖市。审批实践中,绝大多数省辖市依法执行进入规制,但也有个别省辖市擅自增加许可条件。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全国15个副省级市及其所在的11个省。另外,从《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市属）审批权限是否下放以及下放程度来看,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上述情况说明,出版安全观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是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方向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静态出版安全观与动态出版安全观的博弈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经济性规制不断放松的进程,其主要内容是以审批权限下放为代表的进入规制放松,与此同时,运行规制没有放松,规制客体客观本质属性、客观经济属性没有回归。现实生活中,“县市报”、“公关刊”、“理事会”、“数字化”等一直在挑战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运行规制。上述情况说明,规制变迁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国家规制主体应该发挥规制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创新在借鉴参考江苏省及其他地区规制变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与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一致。规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宏观上坚持动态出版安全观,中观上促使规制客体法律属性归位客观属性,微观上实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与确保规制执行力有机统一,调整并不断优化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出版规制。总之,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创新必须融入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规制创新相融合、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相配合的基本路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理[9]（2014）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文中认为谣言现象自古有之，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更是层出不穷，屡屡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推波助澜，影响着事态的发展演变。在社会化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效率极大增强，谣言出现、消解及产生后续影响的周期也在迅速缩短，更是考验着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能力与社会管理者的应对能力。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在社交网络格局下，谣言传播与以往有何不同？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对网络谣言时有何反应？为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各种角色面对谣言应当怎样反应？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当前社交网络格局，通过对理论和史料的历时梳理、对案例和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国内外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力图发现谣言传播有何新特点，评估不同角色反应行为，并对其“应当怎样反应”给出了初步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七章。首先，绪论部分通过介绍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及研究设计等内容，呈现了本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对研究涉及到的基本概念进行澄清、界定，明确了研究的核心对象和问题范畴；同时，根据研究需要，本章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第三章为历时分析部分，主要以我国社会为背景，对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谣言各阶段的传播模式进行分析，更进一步明晰了谣言传播模式的历时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全过程的各构成要素。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以2010-2012年我国社会影响较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及其中出现的谣言信息案例为核心，通过分析关键变量的频率分布、相关性情况等，对网络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机制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在对不同角色主体对网络谣言的应对评估分析中，以案例调查的量化统计结果和文本分析的质性研究材料以及调查问卷的分析结论为依据，对造谣者、公众、媒体和政府等几大主体的网络谣言应对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呈现现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最后，本文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并提炼国内成功之处，明确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应对思路，并对如何做好相关应对管理提出了几点策略建议。本研究以案例调查法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等具体实施方法，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涉及的各种具体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和数据统计。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可归纳为，以新的研究材料、借助新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弥补了既有成果中历史研究不足、实证量化不足等缺憾。
余茂前,朱卫东[10]（2013）在《服务经济大发展 构建和谐大交通》文中研究指明悠悠淮河水，沧桑岁月情。一泓清韵悠长的母亲水见证了寿县千百年的历史巨变。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今日，她更是亲历了这片2986平方公里红土地的嬗变。在这片古老而又美丽的红色大地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在以洪涛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牢固树立“经济发展、交通?
二、亲历联合治超行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亲历联合治超行动（论文提纲范文）
（2）华兹华斯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华兹华斯诗学的成因 |
| 第一节 逃离城市:华兹华斯的自然人生和心灵成长 |
| 第二节 诗学原则自身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状况 |
| 第四节 浪漫主义思潮的硕果——湖畔派 |
| 第二章 华兹华斯诗学之泛神论宗教哲学观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同一个生命和灵魂”的泛神论思想 |
| 第二节 华兹华斯的泛神论思想与生态意识 |
| 第三节 “同情”是华兹华斯诗学中泛神论的精髓 |
| 第三章 华兹华斯的崇高观——“感受崇高”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内涵与特征 |
| 第三节 “感受崇高”与精神生态危机 |
| 第四章 华兹华斯的诗歌功能论——使心灵感动 |
| 第一节 “诗是人与自然之映像”——华兹华斯的诗歌事业 |
| 第二节 自然与华兹华斯诗歌的感受力和治愈力 |
| 第三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重构 |
| 第五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想象论 |
| 第一节 浪漫主义想象力:对自然的认知与超越 |
| 第二节 想象力与审美力的削弱与复元——对风景“如画”的批判 |
| 第三节 幻想与想象的区分:穿越时空场景与追求情感永恒 |
| 第四节 想象力:“在生活常态中洞见一个新世界” |
| 第六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情感论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情感观与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 |
| 第二节 未来“瞬间”与平静的情感 |
| 第三节 感受力、同情与情感 |
| 第四节 “对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的爱” |
| 第五节 宗教情感——大自然是“至爱” |
| 第七章 华兹华斯的语言观 |
| 第一节 日常语言的适用性: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之争 |
| 第二节 语言是思想的呈现和化身 |
| 第三节 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有机统一 |
| 第八章 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对英国自然生态文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与欧陆浪漫主义文学的对话 |
| 第三节 对美国社会改革与生态文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电信诈骗犯罪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为何,以及如何研究电信诈骗 |
| 第一节 引子:徐玉玉事件 |
| 第二节 问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电信诈骗的总体态势 |
| 二、电信诈骗简史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梳理 |
| 一、电信诈骗的专题研究 |
| 二、犯罪的组织结构 |
| 三、“郡县国家”的新挑战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与全文安排 第一章 电信诈骗的底层驱动逻辑: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
| 第一节 地域化的犯罪 |
| 第二节 一个草台班子的诈骗故事 |
| 第三节 茶叶经济、教育与犯罪的关系建构 |
| 第四节 基层政府的困惑 第二章 如何“组装”电信诈骗:对犯罪组织及其形成机理的考察 |
| 第一节 涌现与电信诈骗 |
| 第二节 电信诈骗的核心:纪律型组织 |
| 第三节 电信诈骗的辅翼:松散型组织 |
| 一、通讯流的形成 |
| 二、资金流的形成 |
| 第四节 互联网对犯罪组织形态的改造 第三章 基层公安打击电信诈骗为何被动:从公安内部透视 |
| 第一节 问题视角的切换 |
| 第二节 电信诈骗的反侦查与犯罪的跨区域 |
| 一、银行卡 |
| 二、第三方支付工具 |
| 三、虚拟充值卡 |
| 四、水房 |
| 第三节 制约公安侦办电信诈骗的结构性因素 |
| 一、经费保障不足 |
| 二、警力资源受限 |
| 三、协作制度不畅 |
| 第四节 重重困局中的公安系统 第四章 电信诈骗治理中的系统协同:以警银合作为主线 |
| 第一节 寻找破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 |
| 第二节 “总对总”的制度理由 |
| 第三节 协同的常态化经营 |
| 一、线上协同的侦办平台 |
| 二、线下互动的反诈骗中心 |
| 第四节 由治理电信诈骗反观国家治理能力 第五章 “典型案例”是如何产生的:公安的破案与“共谋” |
| 第一节 以攻为守:以专项行动为背景 |
| 第二节 受害者维权与警察破案并行 |
| 第三节 杀金:“投资失败”的幕后 |
| 第四节 “典型案例”的制造过程 |
| 一、县公安局的选择:挑案子 |
| 二、市公安局的选择:软化考核 |
| 三、省公安厅的选择:质量让步于数量 |
| 第五节 公安的适应与专项行动的扭曲 第六章 当刑侦体制遭遇电信诈骗:行政发包制的局限与调整 |
| 第一节 当刑侦体制遭遇电信诈骗 |
| 第二节 刑侦体制的制度沿革 |
| 第三节 公安的“分田到户”与行政发包制的死穴 |
| 第四节 例证:再看徐玉玉事件 |
| 第五节 作战新机制:主动上抓一级 研究总结: 从社会变迁反思电信诈骗及其治理 |
| 第一节 问题的再界定 |
| 第二节 电信诈骗与互联网生态的一体关系 |
| 第三节 分权的限度及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附录 致谢 |
（4）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治理研究层次不断下沉、研究单位不断缩小 |
| 二、现代科层体制下的基层政权角色及行政特征 |
| 三、社会治理领域之中的基层权力运作模式 |
| 四、已有基层治理研究不足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核心概念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单位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二、案例描述 |
| 三、表述框架及行文思路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秩序: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及其限度的考察 |
| 二、乡域政治:局部治理秩序的生成与建构 |
| 第二节 “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组织运行的“名实分离”现象 |
| 二、组织场域的去制度化过程与行动者惯习系统 |
| 三、“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政规章:基层治理场域的外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位置锁定:科层体制下的客观关系结构 |
| 一、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乡镇基层政权 |
| 二、行政包干模式下乡镇行政职能划分 |
| 第二节 资源结构:乡镇治理主体的资源禀赋 |
| 一、税费改革后日益困窘的基层财政 |
| 二、乡镇“空巢化”与悬浮型治理 |
| 第三节 制度规章:整体性压力型行政体制模式 |
| 一、行政考核激励机制下日益艰难的基层行政 |
| 二、精准扶贫中精细且严苛的考核体系 |
| 第四章 治理惯习:基层治理场域的生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既往经验:治理主体的历时性实践产物 |
| 一、实质性传统的现实性价值与意义 |
| 二、“老赖式”上访及其应对之道 |
| 三、“花钱买平安”的现实与无奈 |
| 四、特殊主义的基层行政模式 |
| 第二节 价值偏好:治理主体的评估标准 |
| 一、局部负责制与“不出事”逻辑 |
| 二、基层行政中的认知与价值偏差 |
| 第三节 乡规民约:治理主体的地方性知识 |
| 一、传统“荣辱观”与“熟人逻辑”的互动效用 |
| 二、传统风俗在基层行政中的现实权威性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间的张力与抵牾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补充 |
| 一、“集体非理性”与民主评议的失效 |
| 二、治理惯习指导下对评议结果的“微调”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挤压 |
| 一、明令禁止下的“选择性公开” |
| 二、政策脱节下的基层行政实践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替代 |
| 一、基层政府:意外事故的“自愿”买单者 |
| 二、“名实分离”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权变性的制度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目标的碰撞与整合 |
| 一、文山会海中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 |
| 二、治理目标自下而上的反控制逻辑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规则的筛选与杂糅 |
| 一、基层行政中治理规则的“再决策”过程 |
| 二、复合规则体系支撑下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策略的衍生与固化 |
| 一、策略主义的基层治理实践 |
| 二、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基层治理场域、制度逻辑与治理秩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及其现代化转型 |
| 一、治理秩序基层化:内生性治理秩序的构建逻辑 |
| 二、治理的基层化与治理现代化转型路径 |
| 第二节 多重制度逻辑、制度变迁与内生性秩序 |
| 一、组织场域的多重制度逻辑与去制度化过程 |
| 二、权变性制度实践与内生性秩序的衍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5）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汤化龙君主立宪思想的酝酿与形成 |
| 第一节 早年维新改良思想的出现 |
| 一、楚文化对汤化龙的深刻影响 |
| 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启蒙 |
| 三、早期维新改良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留学日本与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一、自请留学日本学习宪政 |
| 二、力图仿效日本维新宪政思想 |
| 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 |
| 四、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君主立宪的实践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筹办湖北咨议局 |
| 一、湖北咨议局的创设与斗争 |
| 二、积极参与湖北咨议局的筹办 |
| 三、湖北咨议局的选举与成立 |
| 第二节 主导并重组湖北咨议局 |
| 一、力争湖北咨议局的地位与作用 |
| 二、湖北咨议局议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 |
| 三、递补为湖北咨议局议长 |
| 四、大力培植君主立宪思想 |
| 第三节 在咨议局常年会中推动湖北宪政实践 |
| 一、实际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 |
| 二、正式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 |
| 三、在湖北咨议局议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四节 积极参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一、拒债保路风潮的缘起 |
| 二、积极投身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三、对拒债保路方案的部分修改 |
|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激进派 |
| 一、汤化龙与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
| 二、汤化龙与反对“皇族内阁”运动 |
| 三、反皇族内阁的失败与对清廷的绝望 |
| 第六节 君主立宪宪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三章 转向共和:汤化龙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第一节 积极参与武昌首义并扩大革命成果 |
| 一、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二、成为武昌首义骨干人物 |
| 三、维稳并全面扩大革命成果 |
| 第二节 倡导并积极向全国推动辛亥革命 |
| 一、发出麻痹清政府的电报 |
| 二、发动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 |
| 三、发出照会和主张让各国驻汉领事中立 |
| 四、策反清廷海军 |
| 第三节 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和《鄂州约法》 |
| 一、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 |
| 二、革命党人对《鄂军政府组织条例》的修正 |
| 三、与宋教仁共同草拟《鄂州约法》 |
| 第四节 为维护辛亥革命的大局面委曲求全 |
| 一、维护湖北军政府的权威 |
| 二、秘密出走上海 |
| 三、回避武汉革命党人的攻击 |
| 第四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及其思想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组织大政党的努力与效果 |
| 一、政党之预备:共和建设讨论会 |
| 二、做民主党的决策者 |
| 三、进步党的组建 |
| 四、政党政治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二节 汤化龙在民初国会中的表现与斗争 |
| 一、汤化龙与北京临时参议院 |
| 二、汤化龙与众议院第一期常会 |
| 三、在众议院处理善后大借款问题 |
| 四、制定宪法和选举大总统问题 |
| 五、熊梁内阁即“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出现 |
| 六、全力反对“二次革命” |
| 七、极力阻止解散北京临时参议院 |
| 第三节 汤化龙与袁世凯在民初宪政道路上的合作与决裂 |
| 一、权当教育总长,反击读经与复古逆流 |
| 二、为挽救共和宪政,汤化龙脱离袁世凯阵营 |
| 三、激烈反袁,积极鼓动与广泛策反 |
| 第四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的全面展示 |
| 一、积极倡导并恢复民初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 |
| 二、不党宣言与研究系的组建 |
| 三、关于“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宪政思想 |
| 第五节 恢复民初国会后汤化龙的宪政活动 |
| 一、国会恢复后排斥汤化龙的风波 |
| 二、在府院之争中拥护段祺瑞内阁 |
| 三、在国会竭力维护段祺瑞内阁 |
| 四、国会制宪问题 |
| 五、国会有关对德绝交与宣战问题的讨论 |
| 六、汤化龙对国会的绝望与决裂 |
| 第五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与实践的曲折和失败 |
| 第一节 张勋复辟前后汤化龙宪政活动走向 |
| 一、与国会决裂后仍然主张共和国体 |
| 二、反对张勋复辟并协助段祺瑞讨逆 |
| 三、汤化龙拒绝恢复旧国会,组建临时参议院 |
| 第二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的最终失败 |
| 一、汤梁内阁“贤人政治”的出现 |
| 二、与段祺瑞皖系的矛盾全面爆发 |
| 三、组建临时参议院与筹办新国会的失败 |
| 四、“四面楚歌”与悲惨结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7）运动式反腐败工作研究 ——以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为例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 关于国内对运动式反腐的研究 |
| 2. 关于山西省反腐败工作的研究 |
| 3. 关于煤焦领域反腐败工作的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3. 主要创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1. 运动式反腐 |
| 2. 专项斗争 |
| 3. 煤焦领域 |
| 4. 资源整合 |
| 5. 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
| 第一章 山西省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开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外开展运动式反腐情况 |
| 1. 国外开展运动式反腐概况 |
| 2. 1949 年以来我国开展运动式反腐败的简况 |
| 3. 山西省历史上反腐败工作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山西省煤炭产业发展总体情况 |
| 1. 山西及山西煤炭资源简况 |
| 2. 山西省煤炭企业概况 |
| 3.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基本情况 |
| 4. 山西非煤资源整合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山西省开展煤焦领域反腐专项斗争的原因和背景 |
| 1. 专项斗争开展的政治原因 |
| 2. 专项斗争开展的经济条件 |
| 3. 专项斗争开展的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山西省煤焦领域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
| 1. 涉煤行政审批失范 |
| 2. 煤矿安全监管不力 |
| 3. 煤炭企业违规经营 |
| 4. 煤炭购销运输混乱 |
| 5. 税费征管权责不明 |
| 6. 涉煤涉焦领域其它腐败现象 |
| 第二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工作目标及原则 |
| 第一节 对山西省煤焦领域腐败状况的基本判断 |
| 1. 对煤焦领域腐败涉及面的估计 |
| 2. 对全省干部队伍总体状况的估价 |
| 3. 作出基本判断的前提和根据 |
| 第二节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基本目标 |
| 1. 遏制煤焦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 |
| 2. 优化煤焦领域发展环境 |
| 3. 教育挽救大多数干部 |
| 第三节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工作原则 |
| 1. 政策的宽严相济 |
| 2. 方法的灵活多样 |
| 第三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具体内容 |
| 第一节 开展涉煤领域人员思想教育活动 |
| 1. 思想教育活动内容 |
| 2. 思想教育活动形式 |
| 3. 思想教育活动成效 |
| 第二节 开展煤焦领域“六项清理整治” |
| 第三节 查处一批煤焦领域腐败案件 |
| 第四节 推动煤焦产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
| 第五节 建立健全煤焦领域制度体系 |
| 第四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党政合力的领导体制 |
| 第二节 煤焦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及其办公室 |
| 1. 省市县三级领导组及其办公室 |
| 2. 市县两级领导组及其专项办 |
| 3. 派驻各市的联络员 |
| 第五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工作时限和步骤 |
| 第一节 “三步走”的计划与变化 |
| 第二节 从原定两年到无限期延长 |
| 1. 时限延长的主客观因素 |
| 2. 时限延长的目标与任务 |
| 3. 从短期斗争到长期斗争 |
| 第三节 煤焦反腐败专项斗争结束的名与实 |
| 1. 认定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尚未结束的依据 |
| 2. 认定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已经结束的依据 |
| 3.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有始无终的或然性 |
| 第六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经费保障 |
| 第一节 煤焦专项办的经费来源简析 |
| 第二节 煤焦专项办经费支出简析 |
| 第三节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成本核算 |
| 第七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资金清缴情况 |
| 第一节 资金清缴的方向和力度 |
| 1. 清缴资金的种类 |
| 2. 资金清缴的原则 |
| 3. 清缴工作的重点 |
| 第二节 资金清缴的相关举措 |
| 1. 清缴的方式方法 |
| 2. 清缴的行政举措 |
| 第三节 关于资金分成的有关政策及规定 |
| 第四节 清缴资金的管理问题 |
| 1. 关于资金价款征收的有关问题 |
| 2. 关于查缴税费的有关问题 |
| 3. 关于欠缴资金的有关问题 |
| 4. 关于设立收缴资金过渡专户的问题 |
| 5. 关于收缴各类基金、价款和税费的政策和标准问题 |
| 6. 关于加强工作指导和情况报告的问题 |
| 第八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案件查处情况 |
| 第一节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中的信访举报与线索核查 |
| 1. 煤焦反腐专项斗争期间的信访举报情况 |
| 2. 关于信访举报线索的核查情况 |
| 第二节 煤焦反腐案件查办的社会效应分析 |
| 1. 煤焦反腐案件查办的数量与质量 |
| 2. 煤焦反腐案件查办的目标与指标 |
| 第三节 煤焦腐败案件查办的现实难题 |
| 1. 对历史遗留问题难以深究根底 |
| 2. 煤焦腐败案件主办机关和主办人员的认识和能力问题 |
| 3. 煤焦腐败案件查办的“信托现象” |
| 第九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制度建设情况 |
| 第一节 制度建设对于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建立健全山西煤焦领域反腐制度体系 |
| 1. 煤焦领域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的主要特点 |
| 2. 煤焦领域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的原则 |
| 3. 制度建设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
| 4. 制度建设任务和责任分解 |
| 第三节 制度建设的方式方法 |
| 第四节 制度建设成效评估 |
| 第十章 山西煤焦反腐专项斗争工作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会议精神的贯彻与执行 |
| 第二节 文件印发的形式与内容 |
| 1. 专项办文件 |
| 2. 专项办通报 |
| 3. 专项办简报 |
| 4. 专项斗争要情专报 |
| 5. 专项斗争领导机构的讲话 |
| 第三节 督促检查的时机与实效 |
| 第四节 改革典型的培养与推广 |
| 第十一章 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执行效力 |
| 第一节 各类涉煤机构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简析 |
| 1. 省专项斗争领导组及其办公室和省纪委的关系 |
| 2. 省市县三级专项办之间的关系 |
| 3. 省市县三级直属涉煤涉焦部门专项斗争工作机构及其它 |
| 第二节 煤焦反腐工作责任制建立的情况简析 |
| 第十二章 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得失 |
| 第一节 对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基本评价 |
| 1. 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取得的成绩 |
| 2. 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存在的不足 |
| 3. 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原则与方法的背离 |
| 第二节 如何看待煤焦反腐败专项斗争的遗留问题 |
| 1. 专项斗争难以为继而勉强为继 |
| 2. 对诸多腐败养痈遗患 |
| 3. 贼喊捉贼,腐败者反腐败 |
| 4. 放纵了以煤炭为纽带的利益帮派 |
| 第二节 看待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的两个尺度 |
| 1. 煤焦反腐败专项斗争的价值尺度 |
| 2. 煤焦反腐败专项斗争的历史尺度 |
| 结论 |
| 一. 对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几种理论解释 |
| 1. 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工具的解释 |
| 2.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革理论为工具的解释 |
| 3.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目的与手段辩证关系的解释 |
| 4. 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工具的解释 |
| 5. 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为工具的解释 |
| 6. 以矛盾特殊性原理为工具的解释 |
| 二. 运动反腐的必然与无奈 |
| 三.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路径选择 |
| 四. 致力于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执行力 |
| 参考文献 |
| 一、参考书目 |
| 二、参考文章 |
| 后记 |
（8）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概念辨析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现代出版理论 |
| 1.5.2 政府规制理论 |
| 1.5.3 日常生活理论 |
| 1.5.4 公共产品理论 |
| 1.6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概述 |
| 2.1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法律渊源 |
| 2.2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成因分析 |
| 2.2.1 基于组织行为视角的分析 |
| 2.2.2 基于组织传播视角的分析 |
| 2.2.3 基于组织生活视角的分析 |
| 2.3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基本特征 |
| 2.3.1 互动性 |
| 2.3.2 依附性 |
| 2.3.3 针对性 |
| 2.3.4 互益性 |
| 2.3.5 思想性 |
| 2.4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主要功能 |
| 2.4.1 工作指导 |
| 2.4.2 信息沟通 |
| 2.4.3 形象塑造 |
| 2.4.4 资料留存 |
| 2.4.5 文化娱乐 |
| 2.5 小结 |
| 第3章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及其变迁 |
| 3.1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及制度 |
| 3.1.1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 |
| 3.1.2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制度 |
| 3.2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的历时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
| 3.2.1 社会性规制变迁 |
| 3.2.2 经济性规制变迁 |
| 3.3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的共时性研究——以江苏省省辖市为例 |
| 3.3.1 社会性规制抽样分析 |
| 3.3.2 经济性规制抽样分析 |
| 3.4 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分析 |
| 3.4.1 规制变迁原因分析 |
| 3.4.2 规制变迁方式分析 |
| 3.4.3 规制变迁特征分析 |
| 3.4.4 规制变迁局限性分析 |
| 3.5 小结 |
| 第4章 规制视角下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出版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 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发展阶段 |
| 4.1.1 过渡期(1997年1月—2001年12月) |
| 4.1.2 紧缩期(2002年1月—2008年8月) |
| 4.1.3 壮大期(2008年9月至今) |
| 4.2 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现状分析 |
| 4.2.1 总体状况分析 |
| 4.2.2 典型案例描述分析 |
| 4.3 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抽样分析 |
| 4.3.1 出版形式 |
| 4.3.2 经费来源 |
| 4.3.3 从业人员 |
| 4.3.4 出版质量 |
| 4.3.5 数字化 |
| 4.3.6 发展建议 |
| 4.4 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问题分析 |
| 4.4.1 影响出版发展的静态问题 |
| 4.4.2 挑战现行规制的动态问题 |
| 4.5 小结 |
| 第5章 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创新 |
| 5.1 规制创新目标 |
| 5.1.1 维护和保障社会组织的基本政治权利 |
| 5.1.2 肯定和发挥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作用 |
| 5.1.3 涵养和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实力 |
| 5.1.4 保护和实现内部资料的日常生活价值 |
| 5.2 规制创新原则 |
| 5.2.1 职权法定原则 |
| 5.2.2 公开透明原则 |
| 5.2.3 属性归位原则 |
| 5.2.4 宽严相济原则 |
| 5.3 规制创新思路 |
| 5.3.1 在宏观上创新规制理念定位 |
| 5.3.2 在中观上创新规制客体认识 |
| 5.3.3 在微观上创新规制内容调整 |
| 第6章 结束语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 |
| 6.3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9）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谣言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研究综述 |
| 1.2.3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和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样本说明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阐释 |
| 2.1 核心概念梳理及界定 |
| 2.1.1 突发公共事件 |
| 2.1.2 网络谣言 |
| 2.1.3 应对 |
| 2.2 突发公关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心理渊源 |
| 2.2.2 事件（舆情）演变理论 |
| 2.3 小结 |
| 第3章 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及模式演进 |
| 3.1 谣言传播的历史变迁 |
| 3.1.1 古代（1840 年以前）：口耳相传的谶语谣谚 |
| 3.1.2 近代（1840-1949 年）：动荡变局中的集体恐慌 |
| 3.1.3 当代（1949 年后）：众声喧哗中的社会情绪 |
| 3.2 网络谣言传播的模式演进 |
| 3.2.1 1994-2000 年：网络谣言的萌芽阶段 |
| 3.2.2 2000-2009 年：人际传播的数字化延伸 |
| 3.2.3 2010 年以后：由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 |
| 3.3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要素浅析 |
| 3.3.1 传播信源 |
| 3.3.2 传播过程 |
| 3.3.3 受众终端 |
| 3.4 小结 |
| 第4章 网络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机制及影响 |
| 4.1 网络谣言与突发公共事件互动关系 |
| 4.1.1 事件诱发谣言传播 |
| 4.1.2 谣言导致突发事件 |
| 4.2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机制分析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研究结论一：谣言在特定类型公共事件中的触发特点 |
| 4.2.3 研究结论二：网络谣言的基本内容特征 |
| 4.2.4 研究结论三：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 |
| 4.2.5 研究结论四：网络谣言的干预机制 |
| 4.3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影响评价 |
| 4.3.1 提供媒体议题 |
| 4.3.2 升温民间舆论 |
| 4.3.3 触发集体行动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不同角色主体的网络谣言应对分析 |
| 5.1 突发公共事件中造谣者主体角色分析 |
| 5.1.1 造谣者的角色形成背景 |
| 5.1.2 造谣者主体心理特征 |
| 5.1.3 造谣者司法处理分析 |
| 5.2 公众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微博谣言的认知调查 |
| 5.2.1 研究设计及实施 |
| 5.2.2 研究基本情况 |
| 5.2.3 研究假设检验 |
| 5.2.4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5.3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7·23 动车事故”的个案解读 |
| 5.3.1 媒体在网络谣言传播中难以独善其身 |
| 5.3.2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扩散作用 |
| 5.3.3 媒体对网络谣言的消解作用 |
| 5.4 政府对网络谣言的反应评估——基于 2010-2012 年的案例调查 |
| 5.4.1 政府对谣言的介入程度 |
| 5.4.2 政府对谣言的反应速度 |
| 5.4.3 政府对谣言的解释效度 |
| 5.5 小结 |
| 第6章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应对策略 |
| 6.1 国外网络谣言应对经验 |
| 6.1.1 法律规制 |
| 6.1.2 行政监管 |
| 6.1.3 技术管控 |
| 6.1.4 行业自律 |
| 6.1.5 社会协作 |
| 6.2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应对思路 |
| 6.2.1 我国当前网络谣言治理背景 |
| 6.2.2 谣言需要管理吗？——谣言应对边界及阈值辨析 |
| 6.2.3 谣言能够被管理吗？——谣言应对动力及要素分析 |
| 6.2.4 谣言应当怎样被管理？——谣言应对机制建构 |
| 6.3 多角色主体的社会化辟谣体系构建——以―4·20 雅安地震‖为例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研究发现 |
| 6.3.3 讨论 |
| 6.3.4 社会化辟谣的现状与展望 |
| 6.4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应对具体对策建议 |
| 6.4.1 完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网络信息疏导辟谣机制 |
| 6.4.2 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强辟谣传播效果 |
| 6.4.3 加强媒体报道专业性，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
| 6.4.4 加强技术监管，隔离虚假信息传播源 |
| 6.4.5 鼓励多方参与，打造立体多源辟谣信息链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亲历联合治超行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央视“精准扶贫”纪录片的叙事研究（2013-2020）[D]. 宋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华兹华斯诗学研究[D]. 史丽娜. 山东大学, 2020(01)
- [3]电信诈骗犯罪及其治理研究[D]. 孙少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4]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D]. 徐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5]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肖建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6]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7]运动式反腐败工作研究 ——以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为例的实证考察[D]. 姜飞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1)
- [8]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蔡健. 南京大学, 2015(01)
- [9]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D]. 王理. 上海交通大学, 2014(07)
- [10]服务经济大发展 构建和谐大交通[N]. 余茂前,朱卫东. 安徽经济报,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