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权双轨制和中国上市公司行为——一个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框架（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石[1]（2021）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规范化治理体系,并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股权结构。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着独特的现实问题,由于历史演进的不同和产权性质差异的存在,与国外集团公司整体资产上市不同,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多是由集团公司拆分部分优质资产上市而来,从而形成了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这种“两级三层”或是更为复杂股权结构的存在,在增加了原有委托代理链条长度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与美英等国家表现形式不同的委托代理问题,即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并存,利益冲突方涵盖了实际控制人、大股东、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从“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维度探究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母公司在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一定局限性,既没有系统性地考虑现实问题,也并未将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上市公司的自主治理和制衡能力同步纳入研究视域。目前仅有的关于自主性的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为背景,以母子公司关系为基础。这往往忽视了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可追溯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的“隐性”影响,因而难以全面揭示现阶段资本市场问题频现的根本原因。上市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不能仅听从于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安排,更应该保护以中小股东等众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但现行上市公司治理体系难以约束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来说:一方面,如若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通过股权设置和投票权安排掌握了上市公司实际权力,就会有动机通过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控制董事会多数席位和直接委派高管团队）,进而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条件与上市公司合谋,通过“隧道效应”和“壕堑效应”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攫取超额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当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对短期利益和公司经营的长期利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其内生的股权制衡能力,也可以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借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聘任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等外生变量从权力制衡维度约束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保障上市公司经营和战略自主性。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越来越强调其独立法人属性以及和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等方面的良性互动,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博弈构建其自主治理体系,并以此作为公司治理创新的主要路径。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研究范式,本文基于“双向治理”的研究脉络深度剖析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的理论机理,极大地拓展了集团公司和母子公司的研究框架。通过引入经济学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分析矩阵和数理模型,揭示了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围绕剩余控制权的讨价还价过程与博弈结果。进一步,本文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提出“双向治理”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自主性研究应该融合实际控制人“隐性控制”观、大股东和母公司的“显性控制”观和上市公司制衡观,并基于此构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聚合出上市公司自主性指标,旨在解决当前“自主性”研究指标的单一性和薄弱性问题。就现阶段而言,股东权益最大化依然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与上市公司绩效息息相关。那么,如何评价上市公司自主性在企业经营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呢?本文提出了基于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企业绩效划分标准,旨在澄清目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企业绩效定义和度量混淆不清的问题,从而对上市公司经营与治理效果建立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进一步,通过对经营和治理环节的深度剖析,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式论证了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和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揭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具体情境因素。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实上市公司自主性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具体而言,首先,本文研究了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财务绩效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自主性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2）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大股东侵占、内部控制水平和创新能力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自主性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好。（2）产权性质、高质量审计、公司透明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第二类代理成本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市公司自主性能够通过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进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总体而言,本文利用大样本证实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对基于结果导向的企业财务绩效和基于过程治理规范性导向的信息披露质量具有积极治理效果,不同股权结构设计下的实际控制人差异对企业价值和成长性的影响不同。整体而言,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治理”研究边界,从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上市公司三个主体的互动关系出发,丰富并发展了上市公司自主性的理论基础,明确了自主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治理效应,揭示了上市公司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情境因素,有助于更深层次的认识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对企业持续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自主性、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以及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武宵旭[2]（2020）在《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企业作为经济体供给端的基本单元以及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其投资活动和生产经营行为直接关乎宏观经济层面的供给质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经济增长数量向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的攻坚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新常态下中国“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然而,资本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所引致的资本价格扭曲、资本错配严重掣肘了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中一块不容忽视的“绊脚石”。鉴于此,本文从资本结构性配置视角,利用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结合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既定战略目标、当下日益凸显的“脱实向虚”格局、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发展新模式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等事实,分别从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四个维度,深入而全面地考察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动态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虽然使得一部分企业因资本使用成本过低而获得了比较优势,但这一非市场力量维持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且进一步恶化了企业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上市企业的发展质量。具体地:（1）资本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长,提高了企业创新风险,造成创新的实质性损失。相比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错配对主板上市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冲击更加严重。表面上,融资约束的正向中介效应削弱了资本错配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负向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了整体企业创新风险,但在实质上,资本错配通过变相提高高生产率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加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风险,造成其创新数量的下降和社会整体的创新损失。加快矫正金融要素市场扭曲,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监管体系,充分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是有效化解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投融资困境,减少企业创新损失的关键所在。（2）资本错配助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并造成金融渠道获利减少。该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在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金融化更为凸显;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第一和第三产业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金融渠道获利更减少更为明显。进一步地,结合企业生产率,发现资本错配主要通过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而加剧了整体企业的金融化,通过降低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渠道收益而减少了整体企业金融渠道收益,对高生产率企业则不存在显着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资本错配增强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实体利润率、增加企业短期贷款渠道而实现。同时,实体利润率的减少和短期贷款的增加可以弱化资本错配对企业金融渠道获利的负向影响。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进一步提高企业实体利润率,化解企业生产投资中所面临的“短贷长投”现象。（3）资本错配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水平的提高,且对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同非避税投资、“顺梯度”投资相比,国内企业的“逆梯度”投资和避税投资显着上升,即资本错配所引致的部分OFDI存在制度逃离和避税动机。此外,资本错配显着降低了企业的OFDI决策、非避税投资决策以及向低、中、高收入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但明显提高了企业的避税投资倾向。由资本错配所引致的OFDI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按照企业所有制、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划分样本发现,该替代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为严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海外投资水平的提升会缓解资本错配对国内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还要认识到其OFDI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质量”问题。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降低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措施,是提高中国企业OFDI质量,充分发挥内引外联作用,实现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良性互动,减少中国资本外逃的关键所在。（4）资本错配弱化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显着提高了上市企业的实际税负,且主要提高了民营上市企业、小规模上市企业、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这类“弱势”企业的税负水平。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创新产出以及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均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提升作用,帮助企业降低税负。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降低作用会随着资本错配程度的加重而有所下降。在资本错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补贴越多,企业税负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纳税实务中“列收列支”问题的存在。在财政分权大框架下,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是扩大中国整体税基水平,实现“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有效发挥的重要抓手。本研究所得结论揭示了资本错配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上市企业行为动机提供了新视角。在丰富和拓展有关要素资源配置、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等相关文献的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增加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付瑶[3]（2020）在《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及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来越低,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模式变得更加普遍。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关系增加了股权结构对公司决策影响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剧,经营风险的上升,许多公司选择实施多元化战略,以求分散公司经营风险、扩大经营规模、加速企业发展。然而,有证据显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也可能为控股股东或决策层谋取私利提供便利条件。为此,多个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共同决策者,将会对公司多元化战略产生怎样的影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有何不同?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进而对公司价值及公司发展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又有何种差异?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文首先回顾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多元化战略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关系等方面的文献。从委托代理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等视角分析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机理,并从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多个大股东的数量以及多个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等方面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接着,对不同情境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性质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调节作用的假设。进而分析了多元化战略对公司发展与公司价值的影响,检验了时间、股权性质及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等因素的调节效应。以沪深两市2004-2017年330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搜集相关数据、选取变量及构建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数据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使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当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时,公司多元化水平显着较低,说明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会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除第一大股东外的其他大股东股权比例越高,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制约作用就越明显;公司治理水平对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越不完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的抑制作用更显着,说明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之间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对公司所有权性质进行区分的情况下,相对国有企业而言,在民营企业中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抑制作用越显着。关于实施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影响的检验表明: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时间差异而不同,即多元化战略对短期公司价值的影响和对长期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差异;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所有制差异而不同:国有性质企业多元化战略负向影响公司价值,而民营性质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正向影响公司价值;当存在其他民营大股东时,国有性质企业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被削弱;当存在其他国有大股东时,民营性质企业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此外,市场化程度对此存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战略决策的影响。在西方公司治理研究中,学者们多分析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与制衡,强调如何解决第一类代理问题。然而,中国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更多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中不同股东之间的制衡与博弈。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扩展了公司多元化战略动因的研究。已有多元化战略实施动因的研究识别了市场环境等外部驱动因素以及企业资源、生命周期及公司治理等内部影响因素,而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这一影响因素。在分析其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时,本文不仅综合了已有关于多元化战略的相关理论,同时还引入第二类代理问题分析多元化形成的动因,丰富了已有多元化战略形成动因的研究。其次,本文充实了公司多元化战略实施效果的研究。已有关于多元化战略经济效果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则着重于分析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及其在时间、股权性质、股权结构等不同情境因素下的调节作用,逻辑推导并实证检验了多元化战略的效果由于国有性质企业和民营性质企业的决策逻辑差异而不同,且异质其他大股东的存在会对控股股东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第三,论文丰富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影响公司行为的研究。已有研究检验了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投资效率、创新效率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则以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为前提,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决策的影响。第四,通过分析不同情境因素下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种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以及战略管理方面的作用机制,这不仅是对相关研究的深化,也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王冰冰[4]（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董少明[5]（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耀友福[6]（2020）在《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以及“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机构正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伴随着2013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的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线监管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审核”,问询制度成为“事后审核”的重要手段。2019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科创版试点注册制”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市场化监督机制越发重要。问询制度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处罚性的预防监管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这一理念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贯彻。问询函是一种监督公司会计政策的合规性、信息披露质量、日常投资及并购重组等重大财务决策乃至防范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问询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刨根问底”式问询的监管效力如何呢?国内关于问询函的研究才刚刚兴起,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效应的研究尚属空白。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投资活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决策和源动力,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的窘境;并且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深受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对有损公司价值创造、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过热投资所造成后果之产能过剩的情景中,问询监管政策可能会重点关注。在我国2014-2018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中,且存在过度投资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6%上市公司被问询涉及“投资行为”,并购问询函数量与年报中的“投资特征”问询函数量也旗鼓相当。这一问询监管新政的实施为深入探索交易所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一线监管有效性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重要问题:（1）交易所问询函能否有效甄别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即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的公司是否易于被监管问询?在过度投资行为后果特征之产能过剩公司中,问询监管是否给予高度关注?（2）基于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监管识别后,问询监管能否有效抑制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这种问询治理作用是否在具有“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包括并购问询、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中更加明显?（3）如果问询监管能够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积极治理效用,问询监管影响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背后机理是什么呢?（4）在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后,本文从威慑效应视角,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是否具有威慑性的“溢出效应”?我们将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和同一企业集团公司三个层面来探究问询监管对未被问询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监管效用。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年报问询函和并购问询函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考察了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控制公司财务业绩和治理特征的基础上,交易所问询监管能有效甄别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产能过剩的公司更易于被监管问询。这说明,交易所在问询决策中关注了国家金融风险防控范畴中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事项之产能过剩化解问题融入问询监管决策中。（2）在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方面,问询监管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这种积极治理作用在“投资特征”问询监管情景中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控制内生性后,该研究结论亦稳健。进一步从年报问询函的文本内容,将“投资特征”的年报问询函区分为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后,发现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治理效用,这从问询关注公司历史性投资事项抑或瞻前性投资事项来更体现了交易所精准问询施策的路径效果。此外,当问询力度越大,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管效用更突显。（3）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助长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1986;Richardson,2006）。基于这一理论路径,本文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盈余信息不透明度、分析师跟踪较少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和代理问题突出的公司中更明显。其中,本文将代理问题刻画为代理成本考量和代理行为特征,代理行为特征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超额现金持有和激进负债行为。代理成本考量方面,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双重代理成本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着;在代理行为特征中,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管理层过度自信较高、公司持有较多超额现金和具有较高激进负债行为的公司中更显着。（4）基于威慑效应理论,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还具有一定的溢出威慑效力。问询监管对同行业或同一企业集团内未被问询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治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用在“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情景中也呈现。但本文未发现问询监管在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兼具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一,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交易所问询监管特色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问询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注册制改革下年报问询和并购问询的监管新政,不仅发现了我国的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能力,还发现交易所结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问询一线监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为关注。以往关于问询监管的动因研究主要从监管方的监管风格（Baugh et al.,2017;Peter and Zhang,2018）、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治理等（Cassell et al.,2013）、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刘柏等,2019）、并购重组信息披露（李晓溪等,2019a）,以及政治关联（Hees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等方面。在转型经济发展的中国,交易所在执行问询监管时,更有可能考虑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意愿,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事项之公司过度投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项目之产能过剩化解议题融入问询决策函数中,以更好推动问询制度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对融合问询函的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问询机制来有效化解企业过热投资的信息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第二,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问询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公司信息披露（Bozanic et al.,2017;Brown et al.,2018;陈运森等,2018a;李晓溪等,2019a）、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Cunningham et al.,2019;陈运森等,2019）、分析师行为（Wang,2016;Bozanic et al.,2017）和审计师行为（Gietzmann and Pettinicchio,2014;陈运森等,2018b）等方面。本文则从公司过度投资角度分析了问询监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投资特征”问询监管的治理效果,丰富了证券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的问询政策研究,也对完善交易所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分类问询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第三,丰富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以往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Stein,2003;Chen et al.,2017;焦豪等,2017）、独立审计（Tong and Sapra,2009;Kausar et al.,2016;雷光勇等,2014;王兵等,2017）、新闻媒体（张建勇等,2014;陈泽艺等,2017）、反腐改革（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制度环境（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等方面。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函的非处罚预防性监管视角,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框架下将问询监管制度纳入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中,丰富了公司投资行为治理的相关文献;同时对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投资的价值效应和防控资本市场过热投资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第四,基于公司过度投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信息不对称和双重代理问题考察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不同治理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对全面解读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在政策实践方面,交易所实施一线问询监管时要重点关注信息不对称严重、公司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管理层更具过度自信特质、公司持有大量超额现金和激进负债行为,此种公司中更有动机或能力实施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应充分发挥问询函一线监管的精准度。第五,从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层面,发现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溢出效应,丰富了问询监管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威慑效应研究;同时也从问询机制视角对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存在较高的过度投资水平（Larrain et al.,2019;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窦欢等,2014）、存在财务违规及市场风险的传染效应（纳鹏杰等,2017;刘丽华等,2019;周利国等,2019）和较高金融投资行为的传染性问题（李馨子等,2019）。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监管的信息嵌入的治理角色,考察了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效应,这对防控企业集团组织内部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企业集团的外部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此外,关于问询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可为监管机构在分配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问询监管效率方面提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本文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研究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从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方面拓展了非处罚性预防监管之问询制度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通过问询监管机制来防范公司过度投资的金融风险和化解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以更好科学引导企业生态、健康的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也为提高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建立分类问询监管机制,强化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冯敬敬[7]（2020）在《企业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股票市场自诞生以来经历过多次“暴涨暴跌”,尤其暴跌不仅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而且也给上市公司以及监管层带来了许多困扰。因此,探究引起股价崩盘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过度投资角度切入,选取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了上市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对未来个股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理,随后建立相关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和管理层持股两个视角出发,通过分组回归扩展分析其对过度投资与未来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对未来个股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着且持续的正向作用,且该正向作用主要是由实物层面的过度投资行为所导致;在考虑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和管理层持股因素后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和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企业中过度投资行为对未来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更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说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制度与管理层持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减少上市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未来个股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上,本文的研究梳理了过度投资、股价崩盘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在现实意义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推动相关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流程和制度,防止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同时,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通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和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减少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进而降低未来个股股价崩盘风险,维护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陈建付[8]（2019）在《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那么金融是血脉。只有血脉畅通,国民经济的机体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和发展。金融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若金融以多种功能俯首为实体经济服务,则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脱节,不同步,不协调,或甚至金融“昂首阔步”,“自娱自乐”,则或迟或早必将反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近些年,我国金融出现了“脱实向虚”现象,令人痛心地伤害了实体经济。逐年上升的货币化率（M2/GDP）等涉及金融发展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选择《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为题,试图较为深入地探讨我国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以及效率高低问题。显然,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较为迫切的重大问题。本文研究包括如下七部分内容:第1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综述分为四大块:金融发展的内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本章还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本章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后,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脉络;接着借鉴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内生增长模型,将金融部门分为直接融资部门和间接融资两部门引入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最优化和经济稳态分析,然后对模型选择出的诸参数进行校准后,将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由此刻画了诸参数的意义。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内嵌两个金融部门的动态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筛选出了对经济增速、技术增速和资本积累增速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因而可以不同方向和程度地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率的两大类参数,并求出稳态解,这样推演出了分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不同融资方式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框架。第3章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为更加深入展开机理分析,本章针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渠道,首先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数量型作用机制分析和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接着运用博弈论等方法对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于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比较,并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的不同;最后,对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展开了理论分析。本章取得的成果是:初步推导出两个理论假设,即（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2）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质量型作用机制较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推演出两大类若干重要参数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作用性质,并进一步在中国国情下,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些参数的取值特点:其必然导致我国出现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第4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间接融资渠道中,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章还通过构建SFA（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本章最后还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即金融资源易“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并且还运用logit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及时有效识别“僵尸企业”的分析模型,并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第5章为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本章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和大样本数据,从直接融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证明了在我国,金融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畅通性;本章还进一步运用了空间面板模型,采用全国31个省市近20年数据,实证证明,我国股权市场的融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证明了作为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具有良好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作用;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运用SFA模型证明了,在我国,随着股权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不断提高。第6章为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本章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两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经验,综合分析其具体实施措施,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勾稽现状,提出借鉴意义。第7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从前文中,主要是在第2至第5章中,归纳、提炼出了6点主要结论;接着,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的指导思想: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实推进金融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进而提出了打破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打造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新型合作模式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根据本文的不足和缺憾,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卢介然[9]（2019）在《产融结合、动因及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称的产融结合,是指实业企业以产权为纽带,通过参控股金融机构向金融领域渗透的投资活动,也称为“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近年来,这种投资活动颇受实业企业的欢迎,在2006—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中,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样本已达10%左右。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很多优势。不过,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仍然有待完善,金融去杠杆、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风险化解还正在持续地进行,产融结合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有的企业通过产融结合利用金融监管漏洞进行制度套利,有的通过产融结合利用明杠杆增加贷款,有的通过产融结合利用暗杠杆放大了股权质押数额,有的与机构合谋炒作股价坑害中小投资者,等等,反而提升了金融杠杆和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社会各界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及其产生的问题,但反响各不相同。监管层主要聚焦风险调控;实业界强调产融结合的优势;学术界有褒有贬态度相对中立,但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实证研究支撑力度不够,二是忽视了产融结合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本文总体上对产融结合持赞成态度,立场与监管层相近,聚焦于产融结合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具体地说,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对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动机、影响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途径及其影响后果的理论架构,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结论可概括如下:就产融结合动机而言,民营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的目的在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而且外部融资约束越严重,其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动机越强;国有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通过监管层的业绩考核。具体的表现是,营业增长率越低、营业绩效波动越大,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动机就越强。对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而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都会增大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具体地说,民营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增大了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而且当大股东代理问题较为严重时,其影响作用更大;国有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同样增大了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而且当管理层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动机较强烈时,其影响作用更强。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共同情境因素,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两者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实证结果还表明,产融结合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风险累积过程,从长期看,只会增大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就影响途径而言,企业通过参控金融机构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途径有三个:明杠杆,暗杠杆,机构合谋。这三个途径都通过了实证检验。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三个途径都发挥影响作用;对国有企业来说,主要是机构合谋途径发挥影响作用。具体地说,民营上市公司通过明杠杆获得了较大的信贷融资便利;通过暗杠杆控股股东获得了较多的股权质押便利;两类企业通过机构合谋途径增大股价崩盘风险的论述也得到证实。如果放大视野,这三个检验也是对本文理论架构及总体结论所做的一个稳健性检验,所以在结构安排上放在了第4、5章之后。本文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有三:一是为产融结合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丰富了它的理论内涵;二是在产融结合引发相关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并验证了引发风险的机理和作用路径,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研究;三是产融结合使机构投资者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很难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预期作用。实践层面的政策启示,简单地说,两个字,一个是“堵”,另一个是“防”。“堵”是对产融结合滋生相关风险过程的事中控制,即堵住或减弱三个增大股价崩盘风险途径的负面作用。证监会和银保监会是发挥作用的政府部门主体。“防”是产融结合的事前调控手段,目的在于扭转实业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动机。要使民营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不受歧视,以减缓其外部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高管的绩效考核要质与量相结合,绝对与相对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要按等报酬原理考核,要跨期考核与激励等。此外,要提升企业的适应能力,完善对产融结合的全面认识,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当抽象层面上的逆淘汰格局获得破解之后,产融结合模式将回归常态,种种优势才能出凸显出来,去杠杆、化解系统性风险,稳定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才能实现。
赵妍[10]（2019）在《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亟需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在这种背景下,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通过存量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转移来提高经济效率,改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企业并购作为企业投资方式的一种,既是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手段,也是有效的存量调整手段。我国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国家所有权向市场机制转变、放松管制的过程,政府作为经济资源分配的主体一直没有改变,政府对于资源分配的调控主要通过政策手段进行,为了推进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企业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并购的文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是否真正地促进了企业并购的发生,对并购绩效又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国内外文献学者对于并购的动因、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并购动因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两个层面。外部环境的并购动因包括国家经济增长、行业管制放松、资本市场发展、技术水平提升、股票市场的价值估值错误等宏观因素,而从企业自身出发,学者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管理者自利动机、规模经济等并购动因,我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支持和掏空动机以及政治晋升动因。然而,现有研究视角不足以解释目前并购交易爆发式增长的现象,并购政策的大量颁布为我国并购交易的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因解释视角。国外的产业冲击理论认为管制的放松引起并购浪潮的发生,但产业冲击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并购交易的爆发式增长现象,并购政策是否能够激发企业并购,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并购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上文提出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并购政策的颁布对企业并购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本文试图解释我国近几年并购交易的大规模发生的动因,并对并购政策下的企业并购绩效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理论建模以及大样本实证分析等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为研究问题奠定了基础;接着,通过对国内并购政策制定发展的现状分析,从金融服务、财政税收和行业管制三个维度构建并购政策影响并购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框架,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样本,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宣告并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样本,综合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泊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中,本文以没有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使用Logit模型分析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受并购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政策的颁布激励了企业并购,且这种激励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的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中发现并购政策在金融方面上对资本市场的信贷和股权融资的放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提高了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中并不明显。并购政策通过财税方面的政府补贴方式对并购发生的概率并没有显着影响;通过财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并购,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消除行业壁垒,对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管制放松并没有提高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这种作用也不显着,相反却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通过对重点行业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行业的支持,提高了这些行业企业并购发生的概率,且这种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有效,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并不明显。其次,在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研究中,本文从财务和非财务绩效、长期和短期绩效两个维度四个方面衡量并购绩效,一方面选取上市公司并购宣告日前后不同窗口期内累计超额收益率、并购前后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增量、并购后专利申请增量衡量并购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量衡量企业并购非财务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发现,在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的长期财务绩效下降,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创新能力中,除了发明专利下降外,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在企业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方面等显着提高;地方国有企业在专利和发明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中央企业在专利和实用新型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发明和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企业并购的长期市场绩在24月内没有显着变化,而在36月内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中发现,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而在中央企业中没有发现这种关系。颁布并购政策后,并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是并不显着。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并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对企业分行业检验中发现,在政策颁布后,管制放松行业企业无论是并购短期绩效,还是并购长期财务绩效、创新能力、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下降;重点支持行业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创新能力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而长期财务绩效下降、创新能力中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上结论显示上市公司并购虽获得市场短窗口期内的积极评价,但并购后会计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并购之前均有所降低。政策的颁布虽提升了并购可能性及短期内的资本市场收益,但是不利于并购方企业的资源高效率整合及长期发展。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创新点和理论贡献。首先,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了并购政策影响企业并购的逻辑框架,将现有并购动因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微观特征扩展到宏观政策,从并购政策入手,探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其次,现有关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济管制政策、产业政策等对企业主体行为包括公司治理、商业模式、投融资活动、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等的影响。企业并购也是投资活动的一种,本文从企业并购视角出发,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机理,为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扩展了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行为互动的理论研究;最后,学者们对我国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效果并没有准确地判断,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企业并购和企业并购绩效两个层面深刻理解国家颁布的并购政策的实施效果,为监管部门正确引导企业开展理性的高效率并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政府部门制定并购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股权双轨制和中国上市公司行为——一个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框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权双轨制和中国上市公司行为——一个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双向治理的界定 |
| 1.2.2 上市公司自主性的界定 |
| 1.2.3 企业绩效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金字塔结构下实际控制人“隐性”控制研究 |
| 2.1.1 实际控制人界定 |
| 2.1.2 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治理研究 |
| 2.2 金字塔结构下大股东抑或母公司“显性”控制研究 |
| 2.2.1 大股东和母公司控制界定 |
| 2.2.2 大股东和母公司控制与公司治理研究 |
| 2.3 基于“双向治理”的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研究 |
| 2.3.1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的产生与发展 |
| 2.3.2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3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上市公司自主性理论基础与形成机理 |
| 3.1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理论基础 |
| 3.1.1 资源依赖理论 |
| 3.1.2 合作博弈理论 |
| 3.1.3 非合作博弈理论 |
| 3.1.4 理论研究演进 |
| 3.2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动因 |
| 3.2.1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 3.2.2 制度驱动因素 |
| 3.2.3 成本驱动因素 |
| 3.2.4 利益相关者驱动因素 |
| 3.2.5 大股东侵占驱动因素 |
| 3.3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的建模分析 |
| 3.3.1 实控人和母公司与上市公司潜在的利益冲突分析 |
| 3.3.2 模型及分析 |
| 3.4 上市公司自主性路径选择 |
| 3.4.1 内生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驱动的股权制衡 |
| 3.4.2 外生视角下的上市公司权力制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
| 4.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理论分析 |
| 4.1.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 |
| 4.1.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 |
| 4.1.3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中介作用分析 |
| 4.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实证检验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4.2.5 多元回归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 |
| 5.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理论分析 |
| 5.1.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 |
| 5.1.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1.3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实证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5.2.3 模型构建 |
| 5.2.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5.2.5 多元回归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资本错配的研究动态 |
| 2.1.1 资本错配的形成原因研究 |
| 2.1.2 资本错配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资本错配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动态 |
| 2.2.1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
| 2.2.2 要素错配与企业创新 |
| 2.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动态 |
| 2.3.1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宏观因素 |
| 2.3.2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微观因素 |
| 2.4 资本错配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动态 |
| 2.4.1 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与企业OFDI |
| 2.4.2 金融发展、要素扭曲与企业OFDI |
| 2.5 资本错配与企业实际税负的研究动态 |
| 2.5.1 公司治理与企业税负 |
| 2.5.2 外界环境与企业税负 |
| 2.6 文献评论 |
| 第三章 资本错配对上市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资本错配的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的定义 |
| 3.1.2 资本错配的内涵及形成机理 |
| 3.2 资本错配影响上市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2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3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OFDI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税负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四章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损失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资本错配的典型事实 |
| 4.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4.3 资本错配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3.1 基准模型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内生性讨论 |
| 4.3.4 异质性研究 |
| 4.4 基于融资约束的机制研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对比分析 |
| 4.4.1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2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3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风险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错配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实证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实证研究 |
| 5.3.1 主要实证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内生性讨论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实体利润率与短贷长投 |
| 5.4.1 实体利润率 |
| 5.4.2 短贷长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本错配、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非平衡发展 |
| 6.1 问题提出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3 资本错配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
| 6.3.1 基准模型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内生性讨论 |
| 6.3.4 异质性分析 |
| 6.4 资本错配影响了何种海外投资? |
| 6.4.1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的避税动机 |
| 6.4.2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
| 6.4.3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决策 |
| 6.5 进一步的考察:资本错配引致的海外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投资吗? |
| 6.5.1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2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3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4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规模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7.2.2 实证研究设计 |
| 7.3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
| 7.3.1 基准模型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3.3 内生性讨论 |
| 7.3.4 异质性分析 |
| 7.4 进一步研究:资本错配背景下,企业如何应对实际税负过高问题? |
| 7.4.1 资本错配与OFDI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2 资本错配与创新对企业税负交互影响 |
| 7.4.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4 资本错配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及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概念界定 |
| 1.2.3 结构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重点和难点 |
| 1.4.2 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相关研究 |
| 2.1.1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形成与动因 |
| 2.1.2 股权比例视角下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 |
| 2.1.3 股权性质视角下的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 |
| 2.2 多元化战略理论及实施动因 |
| 2.2.1 多元化战略的定义、分类及度量 |
| 2.2.2 多元化战略动因 |
| 2.3 多元化战略与公司价值 |
| 2.4 股东与多元化战略的相关理论 |
| 2.4.1 股东持股比例与多元化战略 |
| 2.4.2 股东类型与多元化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
| 3.1.2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影响 |
| 3.1.3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实施的影响机制 |
| 3.1.4 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公司多元化战略具有抑制作用 |
| 3.2.2 其他大股东制衡力量的调节作用 |
| 3.2.3 公司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 |
| 3.2.4 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
| 3.2.5 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
| 3.2.6 多元化战略的短期价值效应与长期价值效应 |
| 3.2.7 所有制类型对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的影响 |
| 3.2.8 多个大股东、所有制类型与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的实证结果 |
| 5.1 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分析 |
| 5.2 不同调节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重新界定大股东的持股标准 |
| 5.3.2 分组检验 |
| 5.3.3 替换代理变量 |
| 5.3.4 因变量滞后一期 |
| 5.4 实证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元化战略价值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多元化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 |
| 6.2 企业所有权差异下多元化战略的价值效应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替换公司价值变量 |
| 6.3.2 替换大股东异质性的测量方法 |
| 6.4 实证结果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版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 4.1.1 家庭部门 |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 5.1 SV-TVP-VAR模型 |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问询监管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演进 |
| 一、美国SEC问询函的制度概要 |
| 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问询制度 |
| 三、中国问询监管的制度概要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的研究 |
| 一、政府管制的重要性 |
| 二、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 |
| 三、政府管制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问询监管的研究 |
| 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 |
| 二、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过度投资的研究 |
| 一、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 |
| 二、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 |
| 三、过度投资的监管治理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四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分析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综合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二、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五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二、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过度投资 |
| 三、问询监管、代理问题与公司过度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检验 |
| 二、信息不对称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三、代理问题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控制 |
| 二、过度投资的替代变量检验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四、问询力度的检验 |
| 五、考虑公司治理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六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二、重新定义企业集团成员公司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企业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股价崩盘风险文献综述 |
| 1.4.2 企业过度投资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评述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2.1 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的关系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的关系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的关系 |
| 2.2 两职合一对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两职合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2.2 现代管家理论框架下两职合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3 管理层持股对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3.1 利益趋同效应下管理层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3.2 机会主义动机下管理层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
| 第3章 样本选择、模型构建与变量度量 |
|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2 模型构建 |
| 3.3 变量度量 |
| 3.3.1 个股股价崩盘风险的度量 |
| 3.3.2 过度投资的度量 |
| 3.3.3 其他控制变量的度量 |
| 第4章 企业过度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单变量方差分析 |
| 4.4 多元回归分析 |
| 4.4.1 过度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 |
| 4.4.2 过度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持续效应检验 |
| 4.4.3 过度投资异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 |
| 4.4.4 两职合一对两者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
| 4.4.5 管理者持股对两者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加入滞后项采用GMM回归 |
| 4.5.2 变更过度投资的估计方法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相关部门制定合理连贯政策,加强政策监管和法律约束 |
| 5.2.2 建立职业经理人行业标准,完善两职合一制度 |
| 5.2.3 健全管理层惩罚激励机制,完善公司股权结构 |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发展内涵的研究 |
| 1.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 |
| 1.2.4 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与范畴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脉络 |
| 2.2 理论框架:嵌入两个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
| 2.2.1 模型构建 |
| 2.2.2 模型动态最优化 |
| 2.2.3 经济增长稳态分析 |
| 2.3 经济增长模型的模拟分析 |
| 2.3.1 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2 直接融资部门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速的影响 |
| 2.3.3 参数η_1、δ_2和χ_1的变化对g_Y~*、g_K~*和g_A~*的影响 |
| 2.3.4 数值模拟基本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率分析 |
| 3.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分析 |
| 3.1.1 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2 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
| 3.1.3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分析 |
| 3.1.4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作用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率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2.2 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间接融资视角 |
| 4.1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3 稳健性检验 |
| 4.1.4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2 我国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我国间接融资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两个短板 |
| 4.3.1 金融资源倾向脱实向虚 |
| 4.3.2 实体经济易出现“僵尸企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视角 |
| 5.1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1.2 比较静态分阶段实证分析 |
| 5.1.3 进一步空间实证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 我国直接融资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支持的经验及其借鉴 |
| 6.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1.1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与创新模式特征 |
| 6.1.2 美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借鉴 |
| 6.2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及其借鉴 |
| 6.2.1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经验 |
| 6.2.2 日本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经验借鉴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表1 |
| 附表2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产融结合、动因及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问题凝练与结构框架 |
| 1.2.1 问题凝练及选题依据 |
| 1.2.2 逻辑及理论架构 |
| 1.3 主要内容及篇章结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篇章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5.1 理论意义 |
| 1.5.2 实践意义 |
| 1.6 特色与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2.1 企业与金融机构关系的研究 |
| 2.1.1 信贷融资 |
| 2.1.2 监督治理 |
| 2.2 产融结合相关研究 |
| 2.2.1 实业界关于企业产融结合的主要观点 |
| 2.2.2 监管层对产融结合模式的态度取向 |
| 2.2.3 学术界关于企业产融结合的研究 |
| 2.3 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 |
| 2.3.1 内部人自利行为 |
| 2.3.2 企业信息不对称 |
| 2.3.3 机构投资者 |
| 3 产融结合的制度背景演化及变革 |
| 3.1 行政化阶段(1978—1993年) |
| 3.2 商业化阶段(1994—2003年) |
| 3.3 市场化阶段(2004—2016年) |
| 3.4 现代化阶段(2017年以来) |
| 3.5 小结 |
| 4 产融结合动机及实证检验 |
|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1 民营企业产融结合的动机 |
| 4.1.2 国有企业产融结合的动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3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小结 |
| 5 产融结合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1.1 民营企业产融结合的研究假设 |
| 5.1.2 国有企业产融结合的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3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内生性检验 |
| 5.4.2 替换变量 |
| 5.4.3 增加控制变量 |
| 5.5 上市公司参控股金融机构对短期股价崩盘的影响 |
| 5.6 小结 |
| 6 影响股价崩盘风险途径的实证检验 |
| 6.1 明杠杆检验 |
| 6.1.1 研究设计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
| 6.2 暗杠杆检验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
| 6.3 机构合谋检验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
| 6.4 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期望的理论贡献及实践层面的政策启示 |
| 7.2.1 期望的理论贡献 |
| 7.2.2 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并购 |
| 1.4.2 并购政策 |
| 2 文献综述 |
| 2.1 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研究 |
| 2.1.1 宏观政策与企业投资 |
| 2.1.2 宏观政策与企业并购 |
| 2.2 企业并购动因研究 |
| 2.2.1 并购内部动因 |
| 2.2.2 外部环境动因 |
| 2.3 并购绩效研究 |
| 2.3.1 并购与并购绩效 |
| 2.3.2 并购绩效影响因素 |
| 2.4 文献评述 |
| 3 我国并购政策研究 |
| 3.1 金融服务方面 |
| 3.2 财政税收方面 |
| 3.2.1 财政内容 |
| 3.2.2 税收内容 |
| 3.3 行业管制方面 |
| 4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并购政策对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1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并购政策、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 |
| 4.2.2 基于资源基础论的并购政策、政府补贴和企业并购 |
| 4.2.3 基于税收激励假说的并购政策、税收优惠和企业并购 |
| 4.2.4 基于行业放松管制理论的并购政策、管制放松和企业并购 |
| 4.2.5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
| 4.3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1 并购政策与并购短期绩效 |
| 4.3.2 并购政策与并购长期绩效 |
| 4.3.3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和并购绩效 |
| 5 并购政策对并购的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理论模型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并购政策与并购实证检验 |
| 5.3.3 并购政策与企业并购影响机理实证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2 多元回归结果及检验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股权双轨制和中国上市公司行为——一个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框架（论文参考文献）
- [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李海石. 山东大学, 2021(11)
- [2]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武宵旭. 西北大学, 2020(06)
- [3]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多元化战略及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D]. 付瑶.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6]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D]. 耀友福.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企业过度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D]. 冯敬敬.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率研究[D]. 陈建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产融结合、动因及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D]. 卢介然.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D]. 赵妍.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