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论文文献综述）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编辑委员会,《社区老年人常见感染性疾病疫苗应用专家共识》编写专家组[1]（2022）在《社区老年人常见感染性疾病疫苗应用专家共识》文中提出感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统称, 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高、病死率高, 严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并引发沉重的经济负担, 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丁泽丽[2]（2017）在《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环境脏乱、饮食不洁、卫生意识淡薄、医药技术滞后等,以致民众死亡率居高不下。红十字会以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诞生。它脱胎于战争救护,最初未涉足公共卫生工作,因其践行人道主义的宗旨与公共卫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公共卫生逐渐纳入红十字会的例行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特殊卫生状况及人道主义宗旨的促使下,开始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自晚清至民国终结,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历经奠基起步、迅速发展、砥砺前进、全面拓展四个阶段。红十字会卫生制度由“一概而论”发展为“分门别类”,卫生机构数量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卫生人员培养由“医护包干”发展为“卫生人才”,业务内容由单一的“疫疠防护”发展为综合的“社会服务”。这四点勾勒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治、卫生宣传教育、难民卫生、妇幼卫生四个方面。疫病防治自1912年开始正式纳入红十字会工作范畴,标志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正式开始。为保证该项事业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设立常设公立医院及临时防疫医院,平时开展接种牛痘、注射时疫药水等预防工作,疫情肆虐时,设立时疫医院,派遣救疫队等展开救治工作。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中体现了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医权共享,惠及贫苦;防治兼施,以防为主;城乡渐进,由城及乡;医患共融,同御疫疠。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方开始正式开展,战前的卫生教育主要为卫生理论教育,通过红十字人着文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中的卫生“补白”向民众灌输疫病预防、饮食卫生、日常保健等卫生常识。战后,红十字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沿袭战前卫生理论宣传的同时,开展难民卫生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难民卫生为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留沪人员组织中外慈善人士成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工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等卫生组织的同时,联合中华医学会、工部局卫生处成立上海防疫会及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改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开展难民疫病防治,注重难民饮食卫生等。1938年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难民卫生工作相继停办后,由中国红十字总会接办医务委员会工作,直至沪地收容所解散,难民疏散。妇幼卫生工作至复员时期方真正落实,1936年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妇女部,然因战争影响,徒有虚名,至复员后方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此之前红十字会常设医院的接生工作,抗战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产科医院及开展妇幼身体检查等为复员期间的妇幼工作奠定了基础。复员后,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各地分会医院、诊疗所、护士学校、产科学校开展此项工作,为保证工作有序进行,制订相关制度。经精心筹划后,各分会妇幼卫生工作有序进行,于妇女推进科学接生的同时,进行妇女卫生训练,于儿童设立儿童营养站,开展儿童健康竞赛等。经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及相关组织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工作,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历程中,随国内环境变化及红十字事业发展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生明显变化。其变迁特点主要为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为其在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人力物力财力掣肘、房屋问题重重、卫生工作效力受限、红十字标志遭亵渎等困境。追其缘由,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救援各项灾难,力不从心,及近代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不够重视,投入低;另一方面限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组织局限。因此,中国红十字会在曲折中实现自身价值,推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李忠萍[3]（2014）在《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文中研究指明公共卫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需求，随着人类文明的递嬗，公共卫生渐由社会自发调节、随机应对和慈善救济活动，演变为以卫生行政为主导、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保障和增进公众健康为旨趣，官方与社会合作推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清末民国时期，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成就和租界卫生管理制度的刺激示范，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卫生强国和卫生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以及应对连年疫情的现实需要，国家开始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擘画、建构和实施，现代意义上的以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由此肇端。在此时代诉求和社会趋向的引领下，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商贾辐辏的苏省重地、江南名城——苏州，因应时势，且合于地方防疫、市政建设之需要，遂在官方与社会的协作下，开启公共卫生之端绪，并逐渐粗成体例。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由清末民初的萌发到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初步发展再到战后的粗具体例，主要沿着三个脉络进行：一、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由卫生行政寓于警政，走向卫生行政与警政相对分离；二、办理模式，由官商合办走向以官办为主社会协作；三、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余，粗略形成疫病防治、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多元并进的业务体系。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理路，既有时代共同趋向的投射，又有过程和形式上地方样态的呈现。疫病防治是苏城公共卫生的中心事务，这不仅因为它是时代性的严峻课题，也是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江南城市面临的地方疫情压力所致。近代苏城疫病防治问题上，出现了二元对立的面相：一方面是驱瘟逐疫迎神赛会和挑痧等坊间防疫百态的恣肆，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落后防疫行为的取缔，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下，初步形成了一套临时救治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急性传染病防控机制。苏城疫病防治上二元对立的面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城公共卫生，实际是在与民俗传统特别是迷信观念和举措的扞格不入中得以曲折演进，并渐入民心的。保障日常清洁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被视为治疫之本，成为苏城公共卫生事务中的基础工作。总其大概，主要涵括街道清洁与垃圾清运、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饮水改良、各类饮食品及其制造经营场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等内容。街道清洁上日常与定期的结合，垃圾清运上行政与市场的相配，粪秽运除上加强时间、地点和面相的规范、厕所整改上的化多为少、弃旧迎新，饮水卫生上改良与“革命”的统筹、食品卫生上应时性强、制度化高、消极取缔与积极建设规划的并举，构成了各项业务的典型特质。由于经费的短缺、主事者和执行者的颟顸敷塞、民的痼习、商的玩忽延宕等因素，苏城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举措实际成效并不甚佳，许多规划也无果而终。然而，毫无疑义，在与社会的互动协作乃至冲突抵牾中，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并尽力付诸实践，一定程度上改良了苏州城市生态环境和日常饮食健康，并多少促进了市民饮食住行卫生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形塑，更从理论和实际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苏州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作为近代公共卫生的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等保健事业和卫生教育的渐趋并进，丰富了苏城公共卫生的业务内涵。以“生”的方式嬗变、婴儿健康比赛为主要内容的妇婴卫生，以学校传染病预防、学生健康检查、学校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卫生，以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教育性与地方化和趣味性相结合为典型特质的民众（或曰社会）卫生教育，其工作开展虽存在设施简陋、业务单一、方式粗糙甚至走过场、普及性不强等诸多局限和不足，但它们确实开启了苏城妇幼保健以及卫生教育事业的端绪，积淀了一定的宝贵经验。这些业务体现了苏地政府维护妇婴健康、增强青少年体格以及培育公众卫生观念习惯的努力和自觉，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社会力量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推进各项公卫事业，与官方互动合作的地方风貌。公共卫生是苏城近代化变迁的产物，又推动了城市社会变迁，并在变迁中曲折演进，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张力。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点得以管窥：第一，公共卫生的举办推动了市民生命状态、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嬗变，生命、生活和观念的嬗变又使市民增强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进而推动它的演进；第二，公共卫生事务引发了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公共舆论又以兼具批判与启蒙功能的苏城特色的“公共领域”形式，鞭策政府、启迪民众、引领社会在公共卫生上通力合作，增强当局的行政自觉及市民的公民性和责任感，进而推动苏州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近代化变迁的现实或可能演进。总之，在时代性的公共卫生诉求和发展趋向的影响下，在苏城地方当局的行政努力，及民间社会的积极互动下，时至战后苏城公共卫生体例初具。由于众多瓶颈因素的掣肘，苏城公共卫生又呈现出粗陋面相。且其遭遇的窒碍和困境，在全国多具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城公共卫生发展情状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总体镜像的投射，是其时代共通命运的写照。无论如何，近代苏州乃至中国公共卫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可圈可点。
王国建[4]（2008）在《耳聋基因诊断的临床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全国性聋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尽管遗传性耳聋具有广泛的遗传异质性,但大多数非综合征性遗传性耳聋仅由为数不多的几个基因突变所致,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开展耳聋基因诊断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催生出新的耳聋整体预防思路和方法。本课题致力于通过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耳聋基因诊断、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模式,使耳聋基因组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能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临床遗传性耳聋病因学诊断和聋儿出生缺陷防控的实践,实现其“基础→临床”的顺利转化,从而推动国内临床耳聋基因诊断、遗传咨询和基于耳聋基因诊断的产前诊断工作的广泛开展,最终实现总体降低耳聋发生及出生缺陷的目标。第一部分耳聋基因诊断及遗传咨询的临床应用一、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的规范化建设临床遗传学实验室是聋病分子诊断的基地,其临床的主体功能是向需求者提供包括实验室诊断和提供遗传咨询的临床遗传服务。由于国内尚无专门针对临床分子遗传学检测实验室进行资格认证的机构和法规,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办法,结合国情,按照国内现行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法律法规,发展自己的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规范化建设方案,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为该领域在我国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研究依据解放军聋病分子诊断中心成立后的大量临床实践,结合国内相应的法规,在实验室的硬件建设（场地和设备）、软件建设（人员配备,检测内容）,以及质量管理等方面提出规范化建设的思路,以期为国内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二、临床非综合征性耳聋的基因诊断自2002年初,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予诊断中心开始常见耳聋基因诊断的临床实践,截至2008年4月20日,已有3202人接受了耳聋基因诊断。本节对这一实践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讨论,以推动临床耳聋基因诊断的规范化实践,使其得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临床应用。其中,着重论述临床耳聋基因诊断的规范化流程,以及检测内容、策略和方法,分析GJB2、SLC26A4、线粒体DNA 1494/1555突变在不同受检者群体中的阳性检出率情况,分析GJB2基因和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相关SLC26A4基因的基因型和表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绘制GJB2相关耳聋和EVAS的听力曲线模型,并讨论在临床耳聋基因诊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三、非综合征性耳聋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遗传咨询是遗传学服务中极为重要的过程和内容,与耳聋基因诊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基于耳聋基因诊断的产前诊断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阻断遗传耳聋,成为实现“预防耳聋出生缺陷”目标的重要步骤和手段。本研究通过对3000余人的耳聋相关遗传咨询实践,以及为34个家庭实施的共37次产前诊断实践,建立了针对非综合征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基于耳聋基因诊断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的规范化流程和内容,讨论了知情同意在遗传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四、临床耳聋基因诊断信息管理系统（LIMS）的构建为顺应医学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要求,我们同北京瑞林萨尔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根据耳聋基因诊断临床实践的具体要求,在Linux+Apache+PHP+PostgreSQL的系统平台上,采用B/S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研发了国内的首套《耳科患者信息管理系统》。在使用过程中,该系统表现出功能丰富、安全稳定、操作直观快捷、可扩展性强、维护方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初步实现了对实验室信息的高效、准确的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的目标,并为实现系统升级,构建多中心会诊模式的数据交换,以及与HIS系统和检测设备接口进行无缝连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框架。此套软件系统,以及在研发过程中临床医生与软件设计公司建立的良好合作模式将为进一步发展更加先进和完善的实验室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基因芯片技术在耳聋基因诊断中的应用一、基因芯片技术的临床应用可行性研究本课题组与博奥生物有限公司合作,在大规模全国聋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基础上,针对国人非综合征性耳聋的突变热点,将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延伸PCR与通用芯片相结合,合作开发出一款遗传性耳聋基因诊断芯片。为评估其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我们应用耳聋基因芯片对158名非综合征性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进行分子病因学研究。前者可以同时检测四个国人中常见的耳聋相关基因中的9个热点突变,包括GJB2（35delG,176dell6bp,235delC及299300delAT）,GJB3（538C＞T及547G＞A）,SLC26A4（ⅣS7-2A＞G、2168A＞G）和线粒体DNA 12S rRNA（A1555G）。同时,应用酶切方法或直接测序的方法分别对以上基因编码区序列进行平行检测,以验证基因芯片结果的准确性。结果显示,除两例纯合235delC被判读为杂合外,基因芯片的结果同酶切及测序方法结果一致,后者的阳性患者检出率为70例（44.3%）,与芯片检测结果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250）。本研究显示,针对国人常见耳聋相关基因热点突变设计的耳聋基因芯片对非综合征性重度和极重度耳聋患者的突变检出率高（42.41%）。与传统方法相比,它具有快速、高通量、高准确性、低成本等特点,能够满足临床对基因检测的要求;且其操作简单,易于标准化,适于推广,因而显示出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二、基因芯片技术在非综合征性耳聋临床快速基因诊断中的应用为进一步提高检出率和降低成本,我们去除了原有芯片上的GJB2 167delT和SLC26A4 707T＞C位点,增加了线粒体DNA 1494C＞T突变位点,评估调整后的基因芯片在临床快速耳聋基因诊断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基因芯片能够检出76%的大前庭水管综合征患者,与测序方法（95%）存在差距。研究提示,测序仍是大前庭水管综合征基因诊断必不可少的检测方法,基因芯片应与测序相结合,共同构建临床耳聋基因诊断平台,后者能更好地将基因芯片的快速、经济、高通量的优势与测序的高准确性和高检出率的优势相结合;另外,在讨论部分,我们根据遗传学规律对不同的芯片检测结果做出了规范化的临床遗传学解释;在芯片检测位点的增加、芯片系统的微型化以及芯片标记技术三个方面对耳聋基因诊断芯片的进一步开发进行了展望。最后,对耳聋基因组学与纳米芯片技术相结合,构建防聋体系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估。第三部分耳聋基因诊断的推广普及为使耳聋基因诊断理论和技术能及早为更多的医务工作者、听障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和使用,我们通过加强门诊和病房的宣传、聋校宣教、开办全国耳聋基因诊断学习班、创建国内首个耳聋基因诊断博客和首个耳聋基因诊断网站、与民间聋人论坛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利用新闻媒体、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种方式和方法,对不同层面的对象如医务工作者、听障患者和计生委等妇幼保健者以及与诊聋、防聋事业相关人士进行全方位地宣传和普及,从而探索出一条颇具特色的“普及和推广之路”。经过不到两年的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主动求诊的门诊病人数量显着增加,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的同行也越来越多。耳聋基因诊断已在人们眼中逐渐褪去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一个伸手可及的遗传学检测工具。
李佳楠[5]（2008）在《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研究和儿童言语识别句表的标准化》文中研究指明从1970年第一个施用于临床的单通道耳蜗植入装置研制成功，到80年代初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小组开发了第一个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体，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人工耳蜗成为帮助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恢复听觉功能的可靠手段。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6万余例耳聋患者成功植入人工耳蜗，依靠人工耳蜗达到聆听和交流的目的，实现了“哑巴说话，铁树开花”的神话。本课题主要探讨了人工耳蜗的植入效果和用于其效果评价的测听材料的开发，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不同类型电极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比较近10多年来，国际上人工耳蜗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公司也开发了自己的产品。我国自1995年引进多通道人工耳蜗装置后，目前市场有多种不同类型电极的产品可供患者选择。本研究对植入不同类型电极的人工耳蜗的患者进行分组比较，通过问卷分级的方法评估各组患者术后的听觉能力和言语可懂度，并回顾分析各组患者开机后阈值、最大舒适级、动态范围有无统计学差异，从而试图探讨不同类型电极人工耳蜗植入者疗效是否存在差异。通过观察比较发现，不同种类电极的阈值、最大舒适级和动态范围有一定差别：美国90K组与其它三组相比阈值最低，即所需刺激量最小；奥地利Mede1C40+组的最大舒适级和动态范围更大，理论上讲动态范围越大，声音失真度就越小，但也有观点认为过大的动态范围会造成较大噪音。调查随访的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电极植入者听觉行为分级标准（CAP）和言语可懂度分级标准（SIR）得分情况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类型电极植入术后均能产生良好效果，所有植入者都能不同程度地获益于人工耳蜗。大部分患者开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可以不借助唇读而理解常用短句或与人交流，可以用较连贯的语言表达意思，甚至有的患者已经可以使用电话与熟人交谈。第二部分语后聋患者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后的听觉效果分析目前，人工耳蜗对于语前聋和语后聋患者都具有较为肯定的效果，但普遍认为语后聋患者具有听觉记忆和言语表达能力，通常较语前聋患者能更快地达到较佳的听觉言语水平。但鉴于不同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性，方便有效的评估方法仍然有待商榷。本研究通过对植入多通道人工耳蜗的32例语后聋患者进行心理物理测试和听觉行为能力分级、言语可懂度分级的评估，试图寻找一种快捷有效的评估方法。另外继续第一部分对植入相同电极的语前聋和语后聋患者的阈值（T-levels）、最大舒适级（C-levels／M-levels）、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的差别进行了统计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植入相同电极的语前聋患者和语后聋患者之间开机半年后的纯音听阈、主观阈值、最大舒适级、动态范围无明显差异（P>0．05），但语后聋患者听觉能力（CAP）和言语能力（SIR）得分高于语前聋患者，考虑是因为语后聋患者有听觉经验，利用相同的听觉线索能获得更多信息。观察还发现大部分（87．5％）语后聋患者植入耳蜗3个月到一年内可与人自由交流，部分（25％）可使用电话与熟人简单通话。有患者表示喜爱听音乐，但对电台广播接收效果不佳。几乎所有语后聋患者都认为在安静环境中聆听效果明显好于噪杂环境。第三部分人工耳蜗植入患者电诱发镫骨肌反射检测人工耳蜗是一种高科技生物医学工程装置，植入手术的成功和植入设备的完好是患者重获听觉的基础，患者的有效使用还有赖于外部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对于不能明确表达感受的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使用主观心理物理方法来测定阈值（Threshold）和最大舒适级（Maximum Comfortable Level MCL）来调试言语处理器常存在困难，即使是成人人工耳蜗使用者，主观方法测得的MCL结果有时也缺乏可靠性。因而寻找客观并且可靠的测定方法，来评价由植入体至听觉中枢传导通路的正常，并指导人工耳蜗的准确调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对36名受试者共108个电极进行检测，其中11位受试者共33个电极未引出镫骨肌反射（ESR），检出率为69．44％。观察发现各电极镫骨肌反射阈值远远大于主观阈值，接近最大舒适级，ESRT在主观阈值和最大舒适级之间动态范围的80％～90％左右。镫骨肌反射阈值与最大舒适级无统计学差异。ESRT与MCL问显着相关。电诱发镫骨肌反射可以在术中对人工耳蜗电极植入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听觉传导功能，即时做出客观评价，只要在人工耳蜗植入术中观察到电诱发镫骨肌反射即说明患者的人工耳蜗植入设备完好，听觉传导通路正常。探测耳的鼓膜、鼓室、听骨链功能或反射弧任何一个环节异常，都将影响ESR检测结果，因此术中ESR不能引出，既不能说明植入者听神经功能不良，也不能说明植入装置工作不正常。但ESR又是衡量作用电极是否成功植入耳蜗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术中未引出ESR的患者，术者应高度重视并分析原因，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本研究结果证实ESRT接近MCL，无统计学差异，考虑可作为主观测试的补充并在主观测试难于进行时发挥重要作用，使调试更加科学、准确。第四部分嘈杂语噪声下普通话儿童言语识别句表的标准化及在儿童人工耳蜗植入者的初步应用随着我国耳科学和听力学的发展，特别是助听器、多导人工耳蜗等听觉植入开始广泛应用于感音性听力损失患者的康复，临床听力学工作者日益意识到发展中文言语测听材料和方法的急迫性。本研究致力于发展一套适用于儿童和成人的噪声下的汉语普通话语句测听材料，可用于听觉植入使用者言语识别力的评估，评价植入者的言语识别及言语／语言发展成效，判定患者是否能从听觉植入中受益，比较不同助听装置及／或处理策略的差异，随访评定康复进程，修正康复方案。经过语句材料的编撰、录音制作、验证同质性、逐个调整关键词噪声强度、验证表问等价性，最终发展了一套嘈杂语噪声下普通话儿童言语识别句表，本套测听材料包含27张等价句表，每表9个测试句，50个关键词。通过对正常儿童和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用本套句表进行言语测听后发现，即使和听力正常儿童经历了相同的听觉年龄，耳蜗植入儿童在噪音环境下的听辨能力也远远低于正常儿童。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工耳蜗植入者之间的康复效果也存在较大个体差异，虽然大部分患者通过使用人工耳蜗可以达到较好的纯音听阈水平，约在20 dB nHL～40 dBnHL，但即使是相同的纯音听阈水平的患者，其噪声环境下听辨能力得分仍存在较大差异。
Eric Wooltorton,农东晓[6]（2004）在《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文中提出
邹寿长[7]（2003）在《优雅的生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生殖技术包括传统的生育控制技术（如避孕、流产、绝育）和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克隆技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遗传干预和干细胞技术（如遗传疾病的产前筛查、基因识别与鉴定、性别选择、干细胞培育）。 本文内容主要涉及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咨询技术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评价。本文的论述包含三个部分：作为全文理论基础的导论，作为主体部分的第二至第七章（对现代生殖技术的伦理分析），以及相关论述（传统生育控制技术的伦理分析）的附录。 导论。对人类生殖技术的探索，基于两个前提：优生学和医学的目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的生命道德观，即生命神圣论、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我认为生命神圣论的实质是对于生命的无所作为，是对医学科学作用的消解；而生命价值论由于肯定价值而否定生命，从而暴露出了它在道德上的虚伪性；生命质量论乃是以生命质量来确定生命存在的必要性，具有真实操作性，是对生命控制技术进行伦理思考的最科学的基础理论。 对现代生殖技术的伦理分析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它又由六个论题构成。 现代生殖技术（reproductive technology）是指用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技术及方法代替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最基本的现代生殖技术有三种：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和无性繁殖（克隆技术）。 人工授精（第二章）是用人工技术将精子注入母体，在输卵管受精达到受孕目的的一种方法，它替代了自然生殖过程的性交。这一技术主要用来解决丈夫不育症。人工授精分两类：夫精人工授精、供体人工授精。道德上的争论和异议集中在非配偶的供体人工授精。反对理由主要有：破坏了婚姻与家庭关系、造成了亲属关系的混乱、可能出现无父家庭、对孩子知情权的挑战、后代中的血缘婚姻以及精子的商品化。人工授精最大的伦理价值在于满足了女性的生育权利和家庭拥有血缘孩子的愿望。对人工授精技术施以伦理和法律的规范可以避免其伦理混乱。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工授精应坚持如下道德原则：严格掌握适应症原则，控制适用范围原则；受术者知情同意原则、保密与互盲原则、确保生殖质量原则。子磷笋擎鑫鼻戳，’’盟溉异翼纂纂慕黔窦…挤犯考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1）保护HGP成果，如DNA序列的可专利化、DNA数据库的保护等;（2）基于基因缺陷而造成的“遗传歧视”（亦称“基因歧视，’）;（3）与上述遗传歧视相关，对缺陷基因的遗传普查和相应的基因治疗;（4）基因隐私，对个人遗传信息如何保护和如何合理利用;（5）‘悦基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冲突;（6）保护一个种族或地区的基因资源即遗传多样性;（7）生物安全性的评价。本文分别对基因隐私、基因歧视、基因组多样性、基因争夺与基因武器等进行了伦理探讨，给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基因治疗又被称为“分子外科”，其伦理挑战在于:（1）人类基因商品化;（2）基因研究及开发运用中“绕过原则”的现象;（3）基因设计引发生命唯物化;（4）“优生运动”之死灰复燃;（5）基因治疗目的的两难。通过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基因治疗的分析，本文认为人类基因组与基因治疗中应遵守以下原则:安全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 人类胚胎干细胞（第七章）是在生命的生长和发育中起主干作用的原始细胞，这些原始细胞有无限增殖、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可供临床细胞治疗之用，还可以使人类组织和器官的修复和替代成为现实。人类干细胞按其来源来分，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组织干细胞二类。前者涉及胚胎实验，伦理争论激烈。后者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卫生资源的配置上。反对者认为胚胎是人类生命的雏形，理应受到尊重而不该肆意破坏，但大多数科学家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为治愈那些至今仍属不治之症的疾病提供美好前景从而造福人类。本文认为可以有条件地提倡治疗性克隆研究。同时，我们也指出，有必要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做好如下伦理准备: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与技术水平;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健全伦理评估和监督机制:制定相关伦理原则。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行善和救人原则;（2）‘尊重和自主原则;（3）无伤和有利原则;（4）知情同意原则;（5）谨慎和保密原则。本文强调，必须要建立和健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监控和评估机制，使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符合国际上有关的章程、宣言或准则，符合我国的有关政策法规，有利于为人类健康服务。 结语。人类生命控制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己熬潺辫淤
胡宁,曹永茂[8]（2001）在《人工耳蜗咨询问题解答（3）》文中提出
二、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
|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宗旨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 |
| 一、奠基起步阶段：1904-1918 年 |
| 二、迅速发展阶段：1919-1936 年 |
| 三、砥砺前进阶段：1937-1945 年 |
| 四、全面拓展阶段：1946-1949 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十字会疫病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医疗机构 |
| 一、常设公立医院 |
| 二、临时防疫机构 |
| 第二节 防治行动与成效 |
| 一、总会于沪期间（上）：沪地治疫 |
| 二、总会于沪期间（下）：赴外救疫 |
| 三、总会离沪期间：沪地分会防疫 |
| 第三节 疫病防治中的公共性 |
| 一、医权共享 惠及贫民 |
| 二、防治兼施 以防为主 |
| 三、城乡渐进 由城及乡 |
| 四、医患共融 同御疫疠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十字会卫生教育工作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前：宣传卫生理论知识 |
| 一、印发红十字卫生书籍 |
| 二、红十字人的卫生理论教育 |
| 三、《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上的卫生“补白”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之后：理论与实践共进 |
| 一、卫生理论宣传的继承与发展 |
| 二、战时上海难民卫生教育 |
| 三、红十字青少年卫生训练 |
| 小结 |
| 第四章 红十字会难民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 |
| 一、难民云集与所内环境卫生 |
| 二、环境卫生机构的成立 |
| 三、卫生整饬行动的开展 |
| 四、改善效果与行动分析 |
| 第二节 难民疫病防治 |
| 一、疫病流行概况 |
| 二、组设疫病防治机构 |
| 三、预防措施及成效 |
| 四、救治行动及成效 |
| 第三节 难民饮食卫生 |
| 一、收容所自来水供应 |
| 二、改良难民膳食标准 |
| 三、变更标准与终止给养 |
| 小结 |
| 第五章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妇幼卫生工作的背景与筹备 |
| 一、妇婴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
| 二、妇婴卫生工作的“前车之鉴” |
| 三、妇女生活指导部的“名副其实” |
| 第二节 妇女卫生工作的开展与成果 |
| 一、红十字医疗机构的科学接生 |
| 二、红十字妇女卫生训导 |
| 三、工作方式及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红十字儿童卫生工作——以儿童营养供给为中心 |
| 一、设立儿童营养站 |
| 二、儿童健康调查 |
| 三、营养供给与成就 |
| 小结 |
| 第六章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评析 |
| 第一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变迁的特点 |
| 一、工作主体：由“总会独揽”到“分会担当” |
| 二、工作开展：由“消极应战”到“主动出击” |
| 三、工作方式：由“单打独斗”到“社会参与” |
| 第二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作用 |
| 一、传播国际公共卫生理念 |
| 二、引导中国公医制度确立 |
| 三、推进城市卫生工作深入 |
| 四、推动乡村公共卫生发展 |
| 第三节 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与成因 |
| 一、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的困境 |
| 二、红十字公共卫生事业困境的成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从“警”“卫”一体到“警”“卫”分离 |
| 一、时代诉求与近代中国卫生行政建构 |
| 二、卫生行政寓警政：从苏省巡警总局到吴县公安局 |
| 三、卫生行政与警政：吴县卫生院与吴县警察局 |
| 第二节 办理模式：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 |
| 一、公共卫生上的国家与社会 |
| 二、清末民初苏城公共卫生办理上的官商合作 |
| 三、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创建及变迁 |
| 第三节 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他 |
| 一、清道是要务 |
| 二、以防疫为中心 |
| 三、公共卫生事业体系粗具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事务：疫病防治 |
| 第一节 传统的延续：坊间防疫百态 |
| 一、驱瘟逐疫 |
| 二、挑痧 |
| 三、政府和舆论的反应 |
| 第二节 现代防疫之临时救治：以时疫医院为中心 |
| 一、时疫医院的设立与宗旨 |
| 二、时疫医院的运作与演变 |
| 第三节 现代防疫之常规预防 |
| 一、传染病月报 |
| 二、灭蝇运动 |
| 三、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础工作：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 |
| 第一节 街道清洁和垃圾清运 |
| 一、日常与定期：街道清洁 |
| 二、行政与市场：垃圾清运 |
| 三、官与民：“灰码头”难除 |
| 第二节 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 |
| 一、出粪之约：时间、地点和面相 |
| 二、私与公：取消粪段 |
| 三、官与商：厕所改良 |
| 第三节 饮水卫生 |
| 一、饮水不洁：河·井·老虎灶 |
| 二、饮水改良：取缔、管理和疏浚 |
| 三、饮水“革命”：自来水的规划 |
| 第四节 食品卫生 |
| 一、病从口入：苏城食品卫生不良情状 |
| 二、应时文章：各类饮食品及其场所管理 |
| 三、官商博弈：从取缔宰作到筹办公共屠宰场 |
| 小结 |
| 第四章 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教育 |
| 第一节 妇婴卫生 |
| 一、稳婆杀人 |
| 二、“生”的嬗变：新式接产的推行 |
| 三、卫生盛会：婴孩健康比赛 |
| 第二节 学校卫生 |
| 一、注意学校环境卫生 |
| 二、预防学校传染病 |
| 三、实施学生健康检查 |
|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卫生教育 |
| 一、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 |
| 二、官方与社会的互动合作 |
| 三、教育性与地方化、通俗化和趣味性的结合 |
| 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市民生命、生活和观念之嬗变 |
| 一、政治的视角：卫生行政干预下的嬗变 |
| 二、经济的视角：卫生广告促销里的嬗变 |
| 三、日常的视角：民生万花筒中的嬗变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与公共舆论：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 |
| 一、地方报刊与苏城卫生舆论建构 |
| 二、批判与启蒙兼具的卫生舆论内涵 |
| 三、公共舆论、“公共领域”视角的解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粗陋面相 |
| 二、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发展瓶颈 |
| 三、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时代命运和历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4）耳聋基因诊断的临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耳聋基因诊断及遗传咨询的临床应用研究 |
| 第一章 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的规范化建设 |
| 一、概述 |
| 二、实验室的硬件建设 |
| 三、实验室的软件建设 |
| 四、聋病分子诊断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临床非综合征性耳聋的基因诊断 |
| 前言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非综合征性耳聋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
| 前言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临床耳聋基因诊断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 |
| 前言 |
| 运行环境和设计方案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基因芯片技术在耳聋基因诊断中的应用 |
| 第一章 基因芯片技术的临床应用可行性研究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基因芯片技术在非综合征性耳聋临床快速基因诊断中的应用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耳聋基因诊断的推广及普及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一 |
| 文献综述二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5）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研究和儿童言语识别句表的标准化（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不同类型电极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比较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语后聋患者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后的听觉效果分析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患者电诱发镫骨肌反射检测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嘈杂语噪声下普通话儿童言语识别句表的标准化及在儿童人工耳蜗植入者的初步应用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一 |
| 文献综述二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优雅的生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从伦理学视角分析人类辅助性生殖技术的必要性 |
| 1 、 优生学及其道德是非 |
| 2 、 医学目的的历史沿革与伦理澄清 |
| 二、 三种不同的生命道德观 |
| 1 、 生命神圣论 |
| 2 、 生命价值论 |
| 3 、 生命质量论 |
| 第二章 人工授精的伦理思考 |
| 一、 人工授精的发展历程及生物学意义 |
| 1 、 人工授精技术的发展历程 |
| 2 、 人工授精技术的生物学意义 |
| 二、 人工授精的伦理问题 |
| 1 、 人工授精对婚姻与家庭关系的挑战 |
| 2 、 人工授精对亲属关系的挑战 |
| 3 、 人为造成无父家庭问题 |
| 4 、 对孩子知情权的挑战 |
| 5 、 后代血缘婚姻问题 |
| 6 、 精子商品化挑战 |
| 三、 人工授精技术应用的要求 |
| 1 、 人工授精术的适应症 |
| 2 、 冷冻精子库的技术要求 |
| 3 、 施术过程的程序要求 |
| 四、 人工授精的伦理原则 |
| 1 、 有限使用原则 |
| 2 、 自主原则 |
| 3 、 保密与互盲原则 |
| 4 、 质量优先原则 |
| 第三章 体外受精的伦理思考 |
| 一、 体外受精技术简介 |
| 1 、 常规IVF-ET技术 |
| 2 、 卵子和胚胎捐赠 |
| 3 、 代孕母亲 |
| 4 、 胚胎冷冻技术 |
| 5 、 单精子卵细胞胞桨内注射 |
| 6 、 卵子体外成熟 |
| 7 、 体外受精的技术标准 |
| 二、 代孕母亲的伦理审视 |
| 1 、 新闻背景 |
| 2 、 代孕母亲引发的伦理问题 |
| 3 、 代孕母亲的伦理审视 |
| 4 、 “代孕母亲”的相关法律问题 |
| 第四章 克隆技术掀起的伦理风波 |
| 一、 克隆技术的历史与应用 |
| 1 、 克隆技术的历史发展 |
| 2 、 克隆技术的应用 |
| 二、 克隆技术掀起的伦理风波 |
| 1 、 国际公约难达共识 |
| 2 、 赞成克隆人的观点及伦理分析 |
| 3 、 反对克隆人的理由及伦理分析 |
| 4 、 反对克隆人观点的价值取向 |
| 三、 中国学术界对克隆人技术的论争 |
| 1 、 克隆人会带来麻烦和混乱 |
| 2 、 “有克隆就会有牺牲” |
| 四、 克隆人研究及实践的伦理学思考及伦理原则 |
| 1 、 生殖性克隆人的价值分析 |
| 2 、 治疗性克隆人的价值分析 |
| 第五章 产前遗传诊断与性别选择 |
| 一、 产前遗传诊断的伦理是非 |
| 1 、 产前遗传诊断及其合伦理性 |
| 2 、 产前遗传诊断的保密问题 |
| 二、 性别选择的伦理问题 |
| 1 、 性别选择 |
| 2 、 性别选择的利弊 |
| 3 、 性别选择的伦理限制 |
| 三、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 |
| 第六章 人类基因组研究与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 |
| 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发生发展 |
| 二、 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隐患 |
| 1 、 基因隐私 |
| 2 、 基因歧视 |
| 3 、 基因组多样性 |
| 4 、 基因争夺与基因武器 |
| 三、 基因治疗的历史沿革与伦理困惑 |
| 1 、 基因治疗的历史沿革 |
| 2 、 基因治疗的伦理困惑 |
| 四、 基因组研究与基因治疗的伦理限制 |
| 1 、 适用于治疗目的 |
| 2 、 坚持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 |
| 3 、 保护基因隐私，反对基因歧视 |
| 4 、 有助于国际公平 |
| 第七章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及伦理学难题 |
| 一、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 |
| 1 、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历史沿革 |
| 2 、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目的 |
| 3 、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范围 |
| 二、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难题 |
| 1 、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目的的合伦理性 |
| 2 、 组织干细胞的来源合伦理性 |
| 3 、 胚胎干细胞的来源合伦理性 |
| 4 、 胚胎的伦理地位 |
| 5 、 胚胎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 |
| 三、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备 |
| 1 、 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与技术水平 |
| 2 、 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 |
| 3 、 健全伦理评估和监督机制 |
| 4 、 制定相关伦理原则 |
| 结语: 崇尚优雅的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 |
| 附录一: 人类传统生育控制技术的伦理分析 |
| 一、 避孕:人类生殖从随意性孕育到谨慎孕育 |
| 1 、 避孕技术及其历史沿革 |
| 2 、 避孕技术带来的伦理争论 |
| 3 、 避孕的道德合理性 |
| 二、 人工流产:文化语境的产物 |
| 1 、 反对堕胎的理由及其论证 |
| 2 、 赞成堕胎的理由及其论证 |
| 3 、 堕胎为何能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
| 4 、 在伦理学论证之外 |
| 5 、 人工流产必须遵循有利原则 |
| 三、 绝育技术:一劳永逸的生育控制技术 |
| 1 、 绝育技术的历史沿革 |
| 2 、 绝育技术的伦理诘难 |
| 3 、 绝育的伦理分析 |
| 4 、 绝育技术施行的原则 |
| 附录二: 相关法律法规 |
| 一、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
| 二、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 |
| 三、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
| 四、 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
| 五、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 |
| 六、 我国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原则 |
| 七、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讨论稿) |
| 八、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 |
|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
|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
四、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论文参考文献）
- [1]社区老年人常见感染性疾病疫苗应用专家共识[J].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编辑委员会,《社区老年人常见感染性疾病疫苗应用专家共识》编写专家组.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22(01)
- [2]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公共卫生事业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D]. 丁泽丽. 苏州大学, 2017(04)
- [3]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D]. 李忠萍. 苏州大学, 2014(04)
- [4]耳聋基因诊断的临床实践[D]. 王国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 2008(08)
- [5]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康复效果研究和儿童言语识别句表的标准化[D]. 李佳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 2008(09)
- [6]人造电子耳蜗植入者有患脑膜炎的危险[J]. Eric Wooltorton,农东晓. 广西医学, 2004(01)
- [7]优雅的生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思考[D]. 邹寿长. 湖南师范大学, 2003(04)
- [8]人工耳蜗咨询问题解答（3）[J]. 胡宁,曹永茂.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