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棉花害虫综合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吴璇[1]（2021）在《两组转基因玉米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和对天敌异色瓢虫捕食功能的影响》文中认为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我国的第三大粮食作物,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以及饲料加工业中不可或缺的主粮。随着人口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耕地面积的逐步减少,转基因玉米作物的研发应运而生,而它的商业化也迫在眉睫。因此,研发转基因玉米、评估其对环境的安全性,成为众多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本论文以农业农村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提供的4个不同的玉米品种“双抗12-5”（含Cry1Ab+Cry2Aj+epsps）及其对照品种“宏硕 899”和“C0030.3.5”（含Cry1Ab+epsps）及其对照品种“C0010.1.1”（含epsps+pat）为材料,在系统检测玉米不同生育期、不同器官组织内相关蛋白的基础上,以亚洲玉米螟为靶标害虫,利用种群内禀增长率、发育速率等参数,深入探讨了这几种玉米材料对玉米螟的抗性,进而进一步研究阐述了玉米植株体内相关蛋白在玉米—玉米螟—异色瓢虫体内的运转,最后探讨了取食过转基因玉米的玉米螟对异色瓢虫捕食功能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1.用ELISA技术对两个转基因玉米及其对照组玉米的叶片、茎秆、雄蕊、雌蕊和籽粒中的Bt毒蛋白含量等进行了系统测定,表明随着玉米生育期的进程,各个组织器官中的Bt毒蛋白含量呈下降趋势,到玉米籽粒灌浆期又略有回升,表现为籽粒中的毒蛋白含量>叶片>茎秆>雌蕊>雄蕊。以双抗12-5和C0030.3.5为例:籽粒、叶片、茎秆、雌蕊、雄蕊中的Bt毒蛋白含量分别为489.49ng/g、487.00ng/g、338.77ng/g、327.50ng/g、154.85ng/g 和 545.25ng/g、432.66ng/g、329.53ng/g、303.53ng/g、222.45ng/g;epsps蛋白含量则为 110.48ng/g、108.70ng/g、29.19ng/g、29.37ng/g、112.77ng/g 和 109.68ng/g、102.67ng/g、33.35ng/g、36.72ng/g、114.85ng/g;PAT蛋白含量只有在C0010.1.1品系中检测到,含量分别是叶片中50.80ng/g,雄蕊中18.80ng/g,雌蕊中18.31ng/g。2.取食了转基因玉米的玉米螟实验种群生命表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转基因玉米材料双抗12-5和C0030.3.5高抗亚洲玉米螟。无论是该虫的存活率,发育历期,或者是蛹重等,与对照亲本相比均存在显着差异。研究发现,两组转基因材料对玉米螟低龄幼虫的抗性更强,用转基因玉米材料饲喂玉米螟低龄幼虫后,不但引起低龄幼虫的大量死亡,甚至都不能进入到后续虫龄（态）。以取食了双抗12-5和C0030.3.5的玉米螟为例:若从1龄幼虫开始饲养,其玉米螟2龄幼虫的存活率只有2.33%和8.00%,不能进入下一个虫龄;从2龄幼虫开始饲养,其3龄幼虫的存活率只有6.67%和10.67%,不能进入下一虫龄;若从3龄幼虫开始饲养,其4龄幼虫的存活率只有13.33%和14.00%,也不能进入下一虫龄。玉米螟各项生物学参数显示:取食双抗12-5和C0030.3.5两种转基因玉米的亚洲玉米螟低龄幼虫无法存活到化蛹,从5龄幼虫开始饲养的处理虽然部分可以化蛹并羽化,但是显着低于两个对照品种。3.借助转基因玉米—靶标昆虫玉米螟—捕食性天敌异色瓢虫三级营养关系,用ELISA方法检测了在取食带毒玉米螟后异色瓢虫体内的Cry1Ab杀虫蛋白含量。结果表明,异色瓢虫取食了带毒玉米螟幼虫24小时后体内能检测到毒蛋白含量,其体内最高含量达到0.09ng/g。对获毒后的异色瓢虫捕食功能进行测定,结果指出,各个处理条件下的异色瓢虫对玉米螟3龄幼虫的功能反应与未获毒的异色瓢虫捕食功能反应间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功能反应均属于HollingⅡ型。说明Cry1Ab杀虫蛋白虽然可以通过三级营养食物链传递到异色瓢虫体内,但对异色瓢虫的捕食功能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仇相玮[3]（2020）在《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农药施用大国,开展农药减量行动,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户是施用农药的直接行为决策主体,研究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是控制并减少农药施用量的关键。农户减施农药而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技术路径有三种:一是采纳高效施药技术提高化学农药利用率;二是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农药;三是种植“节药型”农作物品种以替代高用药作物品种。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栖霞、蓬莱、海阳、蒙阴和沂源等地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探索分析了“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农户减施农药激励政策”等问题,以期激励农户减施农药,为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提供政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考察了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得出结论:宏观上,在一系列农药减量增效政策引导下,2015年后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均略微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农药安全施用上限,农药施用存在地区差异,华中、华北和东南地区是农药施用最大的三个地区;微观上,对山东省内苹果种植户的调研结果表明,多数农户能够认识到农药过量施用的现状及危害,尤其重视对其自身健康的危害,并表示愿意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减施农药;农户认为减施农药主要从产量、生产成本和劳动投入三个方面影响苹果生产;虽然有83.18%的样本农户表示至少采纳过一种节药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主要采纳了科学施药方法和农药助剂技术,对节药效果更显着的高效施药机械、精准施药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率仅为26.47%;技术采纳方式以自行购置设备为主,政府补贴也促使一定比例的农户采纳了节药型技术;异质性农户的减施农药行为存在差异,规模种植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愿意减施农药。农户选用不同技术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产生了显着的减药增收效应。按照技术属性差异,将高效施药技术分为科学施药方法、农药助剂、高效施药机械和精准施药技术四类,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采纳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禀赋、与邻里交流程度和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户采纳二次稀释技术的关键因素;年龄、与邻里交流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纳农药助剂的关键因素;资金状况、种植面积、地块集中度、参与技术培训以及政策支持是影响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机械的关键因素;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偏好、种植面积和地块集中度对农户采纳精准施药技术有显着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能够从提升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其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改变农业产出三个方面达到理想的减药增收效果,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节药效果非常显着,具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同时由于节劳、节药、节水效果显着,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增收效应也十分显着。基于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复杂、预期风险高和投资成本大的技术特性,考察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意愿、持续采纳行为和减药增收效应。运用SEM模型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均具有显着影响,且风险感知的作用程度大于技术认知,技术认知显着负向影响风险感知,表明技术认知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抑制作用;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政府支持和采纳效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销售支持、感知有用性和生态效果对农户持续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可从要素替代、减轻病虫害发生程度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生产,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药效果显着,但受苹果价格波动、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和农户采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未能产生显着的增收效果,这也造成了部分农户选择弃用该技术。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程度差距较大,导致部分作物单位面积需药量明显高于其它作物,据此,本文将农作物划分为高用药作物、中用药作物和低用药作物三类。如果能够增加“节药型”农作物的种植比例,便可达到降低农作物整体加权平均用药量的目的。利用2006-2016年农药施用量及农作物种植结构相关数据,运用因素分解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系统测算了“节药型”农作物在种植结构中的占比变化及其对农药施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总体呈现出高用药作物占比明显增加,“节药型”作物逐渐减少的变化特征,西南、华中和东南地区增加最为明显,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及大部分地区的农药施用量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50.10%,在部分年份甚至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可见,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增加高用药作物种植比重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应对此予以矫正。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应结合节药型技术特性和异质性农户偏好进行优化,包括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节药型”农作物品种采用激励和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激励。
顾辉杰[4]（2020）在《取食棉花花粉和花蜜对异色瓢虫、多异瓢虫种群适合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捕食性瓢虫是棉田中一类重要的天敌昆虫,在棉蚜（Aphis gossypii）等害虫种群的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期观察到异色瓢虫（Harmonia axyridis）和多异瓢虫（Hippodamia variegata）除捕食猎物外,也常取食棉花花粉、花蜜等植物性食物。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猎物、猎物+棉花花粉、猎物+棉花花蜜等不同食物组合饲喂异色瓢虫和多异瓢虫,比较研究不同处理下瓢虫的成虫寿命、产卵前期、产卵量、卵孵化率等各项参数,评价棉花花粉、花蜜等各种食料对两种瓢虫成虫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饲喂不同食物的异色瓢虫成虫适合度研究结果显示,饲喂猎物地中海粉螟卵的成虫寿命最长,平均达148天,存活率下降趋势缓慢,其次是饲喂地中海粉螟卵与棉花花粉混合物的成虫,而饲喂纯棉花花粉的成虫寿命最短,只有9天,存活率直线下降,三个处理组两两之间差异显着。繁殖力方面,只饲喂棉花花粉的成虫不能产卵,饲喂地中海粉螟卵的成虫产卵前期显着短于饲喂地中海粉螟卵与棉花花粉混合物的处理,前者单雌产卵量达555粒,卵孵化率达78.8%,显着高于后者。2.以地中海粉螟卵等五种食物处理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结果显示,平均寿命由长到短依次为:地中海粉螟卵63天、棉蚜59天、棉花花蜜36天和棉花花粉12天,最后为清水对照3天。除地中海粉螟卵和棉蚜处理之间差异不显着外,其他各处理间差异显着;饲喂棉花花蜜、棉花花粉和清水对照的成虫不产卵,饲喂棉蚜的成虫产卵前期显着短于饲喂地中海粉螟卵的处理,前者自第一次产卵开始30日内平均产卵量达646粒、卵孵化率达80.86%,显着高于后者。3.选用米蛾卵、麦蛾卵、地中海粉螟卵、棉蚜和桃蚜等五种不同食物饲喂多异瓢虫幼虫,结果表明,用米蛾卵、麦蛾卵饲喂的个体在幼虫期全部死亡,用地中海粉螟卵饲喂的幼虫存活率较低,只有23.3%,仅获得少量成虫;饲喂棉蚜和桃蚜的多异瓢虫幼虫生长发育稳定,发育速率快,发育历期只有9天,幼虫存活率达88%以上、成虫获得率达80%以上。4.以桃蚜作为多异瓢虫的主要食物,添加一定比例的棉花花粉,评价不同食物组合对多异瓢虫成虫的适合度。结果显示,饲喂桃蚜、棉花花粉比例0:1的处理成虫不能产卵,存活率下降最快,且成虫寿命显着低于桃蚜与棉花花粉比例1:0和2:1的处理;比例0:1、1:0和2:1三个处理的成虫寿命分别为12天、54天和58天;饲喂桃蚜、花粉比例为2:1的处理寿命显着长于比例1:0的处理;桃蚜、棉花花粉比例2:1的处理产卵前期（5.8天）显着长于桃蚜、棉花花粉比例为1:0的处理,桃蚜和棉花花粉比例2:1的处理产卵量（842粒）显着高于后者,两处理间卵的孵化率差异不显着。本研究明确了棉花花粉、花蜜在异色瓢虫和多异瓢虫成虫田间种群的维持与促进作用,这有助于指导在农田生境中合理应用蜜源植物,促进瓢虫的种群建立、维持和增殖,以发挥瓢虫更大的控害功能。
杨龙[5]（2020）在《景观尺度下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种植结构调整改变着农作物害虫生存的生态环境、食物资源以及有益天敌对害虫的控制功能,常显着影响田间害虫的种群发生。在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加快的新形势下,由作物结构介导的害虫演替机制是农业害虫防控中关键科学问题。棉铃虫是我国重要的多食性害虫,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华北地区棉铃虫发生呈现加重趋势,而新疆棉铃虫危害逐步下降,但其大尺度生态调控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文献通过Meta分析定量解析景观格局对多食性害虫发生的影响,并利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系统研究了华北、新疆作物结构调整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调控作用及其生态学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对筛选到的42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解析多食性害虫对景观格局的响应程度。景观系统中非作物生境对多食性害虫种群发生无显着性影响,作物的管理强度对多食性害虫的发生有显着性作用。管理强度相对较高作物（如农药使用相对频繁作物、Bt抗虫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不利于多食性靶标害虫种群的发生,而景观中管理强度相对较低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能促进多食性害虫的发生。2.2015-2017年在华北棉花种植区研究发现,七、八月份棉田棉铃虫成虫种群发生与景观中棉花种植面积负相关,与其他作物（玉米、花生、蔬菜等）种植面积正相关,农田景观背景中棉花在寄主作物中所占比例越高棉铃虫种群数量越低。华北地区棉花均为Bt棉花,Bt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能有效抑制棉铃虫发生,而近年来Bt棉花种植规模压缩直接导致了棉铃虫种群数量明显回升。3.2015-2019年在华北非棉花种植区研究发现,越冬代棉铃虫成虫数量与景观中上年夏玉米种植比例正相关,与自然生境（林地、草地）比例负相关,与其他作物关系不明显;1代棉铃虫种群数量与小麦、其他作物种植比例均正相关,与自然生境比例负相关;2代和3代棉铃虫与景观中玉米种植面积正相关,与自然生境比例负相关。在非棉花种植区,夏玉米田为越冬代棉铃虫提供重要虫源,1代棉铃虫主要在小麦和其他春季作物上繁殖,2代和3代棉铃虫可能主要来源于玉米田。近年来华北地区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明显增加,为棉铃虫种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进一步促进了棉铃虫在多种作物上的发生危害。4.2017-2019年在新疆南疆棉花种植区研究发现,在作物多样化种植的地方第1代和2代棉铃虫成虫数量与景观中棉花种植面积负相关,且第2代对棉花种植比例的反应更明显。棉铃虫种群数量与景观中其他作物（小麦、蔬菜、玉米）的种植比例正相关,与棉花在寄主作物中的比率负相关。在作物单一化种植的兵团区域,棉铃虫的种群数量与棉花种植比例正相关。南疆地区Bt棉花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种群增长,是其发生程度减轻的主要原因。
陈潇[6]（2020）在《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的美国农业领域,农业资源环境所承受的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逐年加大,特别是农药化肥的无节制使用,使得农业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方面的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和资源衰竭的威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遽然降临的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事件,使得美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将目光投射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此为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登上历史舞台的滥觞。本研究通过对这段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史的回顾与挖掘发现,美国对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典范作用,但是其政策制度的发展与演化历经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60多年间历经了起步—迟滞—快速发展的演变,这牵涉到美国经济社会中众多具有特定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的利益集团。而恰恰是这些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竞争、博弈与调试,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映现出异彩纷呈的动态演进过程。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往对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法学或环境学领域中对相关政策的文本叙述与阐释,侧重于对政策自身轨迹运行的归纳与总结,较少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的建构、比对与分析。本文尝试运用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理论,将政策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影响因素纳入政策结果的静态框架下,围绕利益集团在政策演进过程中力量的变化,对其型塑政策演进的影响途径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探究,以展开政策演变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的细致刻写,分解并化约出美国农业资源保护政策演化的内在规律。美国的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旨在通过向农民提供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以鼓励农民保护和改善农业资源环境。从最初将补偿机制与减少规定农产品的耕地面积相捆绑,过渡到将补偿机制与休耕退耕的面积相挂钩,最后改善为将补偿机制与实际环境绩效相对接,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渐进良序,日趋完善。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归纳分析方法与演绎分析方法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影响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的核心行动集团主要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耕作、污染与健康三要素始终镶嵌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演进中,与此相依附的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农场主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中政府补贴和收入支持的追求构成了其努力构筑并巩固政策演进中霸主性垄断地位的主要动因;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对农化产品销量增加带来的丰厚利润的追逐成为了其攫取政策演进中强有力的主导性地位的首要因素;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对政策变迁中健康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吁求形成了其努力争取政策演进中优势性地位的重要动力。2.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外互相影响和博弈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合作和博弈构成政策演进中此消彼长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竞选、组织示威、构建联盟、专业游说的核心工具构建“接触”或“进入”政府机构的有效路径,并利用媒体舆论的政策宣传优势以及与国家政党间利益的交叠,强化路径实施中对利益集团相关利益的表达,从而有效地影响决策过程以达成利益诉求的实现。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农场主利益集团通过示威、游说等方式与决策者构筑了密切关联,通过媒体对“拯救土壤、摆脱绝望”的舆论宣传,有力赢取了公众对法案的支持,并通过对党派纷争引发的矛盾的化解,掌控了影响政策变迁的主导权;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由于意外获取了上一阶段的政策红利而展开了与决策者建立紧密关系的路径实施,通过与农场主利益集团建立同盟、影响竞选的手段,利用媒体对“控制虫害、征服自然”的舆论导向,积极促进政策对上一阶段以补贴与退耕面积相挂钩为主要激励机制的延续。农场主利益集团由于对党派纷争带来的内部分歧的有效调和从而继续把持着垄断地位的优势;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通过建立同盟、影响竞选和专业游说等渠道对决策者构建了强大影响。通过媒体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理念的舆论渗透,有力协调了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并通过对两党共同目标的适时而准确的把握从而有效摆脱了党派纷争引发的意见分歧。3.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利益集团的角色表征影响政策变迁的方向和效率。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具有公共利益集团属性的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形成有效“接近”政府机构的条件,从而难以实现决策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将补贴与减耕面积相挂钩的环境激励机制开启了政策演进的发展历程,短期成效凸显,但并未能形成环境效益的持续提高;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不惜削减公共利益而最大限度展开逐利行为的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利益集团通过生产和销售农化产品的农业综合企业组成利益联盟,加剧了农化产品滥用所导致的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吞噬。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勾稽降低了政策演进的变迁效率,使政策演进陷入发展迟滞期;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农业理念下共容利益的达成促使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得以快速提高,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通过政策演进得以充分释放。4.外生变量的引入和系统的开放性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效率的提高。牵绊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带来的阻碍,在政策演变起步阶段和迟滞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获取型塑政策变迁的优势性主导地位。60年代媒体舆论对农化产品危害的披露使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摆脱了“信息不对称”的牵制。同时,通过媒体舆论对可持续农业理念的渗透促进了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共容,促成了政策演进朝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的快速发展。此外,70年代政府对国会委员会巨大权力的终结有力瓦解了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在政策进程中的垄断地位,国会在政策立法方面的透明度得以极大增强,国会的立法程序得以对公众开放,同时,议员的活动由于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共同监督,使得原有通过内部权力而进行的私下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媒体舆论监督和宣传的优势以及系统的开放性对政策变迁障碍的矫正,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的良性发展效率得以成功推进,促进“整体最优”的社会效率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提升中得以全面实现。3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充分诠释出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对社会整体绩效发挥的重要影响。作为非点源污染重灾区的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承载着全体人类、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宏大使命,厘清并谴除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的利益掣肘,对于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亓军红[7]（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雒珺瑜,张帅,任相亮,吕丽敏,张利娟,姬继超,马艳,崔金杰[8]（2017）在《近十年我国棉花虫害研究进展》文中提出近10年我国棉花生态区域发生了变化。本文总结了当前我国棉田主要虫害发生特点、抗性发展趋势、绿色农药应用及生物生态调控技术、害虫防治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等,指出了目前我国棉田主要害虫防治方面的薄弱环节,并展望未来我国棉花害虫研究的方向,为我国棉花害虫的进一步研究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陆宴辉,赵紫华,蔡晓明,崔丽,张浩男,肖海军,李振宇,张礼生,曾娟[9]（2017）在《我国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研究进展》文中认为农业害虫综合防治是昆虫学的一门应用科学,旨在明确农作物害虫的发生危害与暴发成灾规律,提出害虫监测预警和可持续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在2012-2016年的5年间,我国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多尺度空间管理的害虫生态调控新理论,发展了害虫行为调控技术和化学防治新技术,并在棉铃虫对Bt棉花抗性治理对策、稻飞虱的监测预警和综合防控技术、小菜蛾抗药性诊断及治理技术、青藏高原农牧害虫发生规律和分区治理等防治实践中取得了重要进展。根据国际上害虫综合防治学科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研究现状,将来还需要在害虫灾变机制研究、害虫绿色防控技术创新研发以及集成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为我国农业害虫可持续治理以及化学农药减量使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陈晨[10]（2013）在《中国六省转基因抗虫棉对棉花害虫的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超过15年,为了解多年种植抗虫棉产生的影响,对中国黄河流域的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进行田间调查以及农户访谈。调查发现Bt棉花对靶标害虫棉铃虫和红铃虫仍旧有效,但是很多地区种植抗虫棉5-8年后引起次生害虫以及棉花病害的爆发,这成为困扰农户的重要问题。调查还发现因为棉田周围存在大量天然庇护所,靶标害虫棉铃虫,红铃虫并未对抗虫棉的Bt基因产生明显抗性。但是近年一些非靶标刺吸式口器害虫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棉花主要害虫,主要是棉蚜、盲蝽蟓和棉蓟马。然而各地区仍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和安徽省受到斜纹夜蛾和甜菜夜蛾的威胁；黄河流域的河北省和山东省遭受盲蝽蟓和红蜘蛛的严重危害；而河南省近3-5年开始遭受粉虱类害虫的困扰。研究发现,棉花次生害虫种群的增长,导致农药施用量增加,这种变化逐渐抵消了因种植抗种植抗虫棉减少农药施用量的经济效益及环境效益,长江流域的湖北省以及江苏省甚至已经出现需要使用比常规棉更多的农药以防治盲蝽蟓、红蜘蛛等棉花害虫的情况。通过调查还发现,农户对抗虫棉的满意程度下降,相对于常规棉品种,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农药使用量小以及由此带来的棉花高产、整枝等田间管理要求低及籽棉品质好是棉农对抗虫棉比较满意的方面；种植抗虫棉化肥、种子成本高于常规棉则让棉农满意度下降。种植抗虫棉高成本不仅影响棉农对其满意程度,也减少其经济收益。调查结果显示,肥料费用以及治理棉花病虫害的费用成为制约种植抗虫棉经济收益的主要因素。
二、国外棉花害虫综合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棉花害虫综合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两组转基因玉米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和对天敌异色瓢虫捕食功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研究 |
| 1.1 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
| 1.2 转基因抗虫作物的研究 |
| 2 抗虫基因Bt的研究进展 |
| 2.1 Bt蛋白概况 |
| 2.2 Bt蛋白的杀虫机制 |
| 2.3 Bt蛋白对捕食性天敌种群的影响 |
| 3 转基因玉米及靶标昆虫 |
| 3.1 转基因玉米的发展史 |
| 3.2 转基因玉米靶标昆虫—亚洲玉米螟 |
| 3.3 转基因作物对靶标害虫的抗性 |
| 4 天敌昆虫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
| 4.1 害虫与天敌之间的关系 |
| 4.2 捕食性天敌异色瓢虫与害虫的关系 |
| 5 论文研究意义 |
| 5.1 研究内容 |
| 5.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转基因玉米体内相关蛋白表达量的时空动态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材料 |
| 1.2 样品测定 |
| 1.3 测试所需仪器 |
| 1.4 溶液的配制 |
| 1.5 定量检测 |
| 1.6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同一品种中Cry1Ab蛋白含量分析 |
| 2.2 不同玉米品种中Cry1Ab蛋白含量分析 |
| 2.3 转基因品种与其对照相同部位Cry1Ab蛋白含量分析 |
| 2.4 不同玉米品种中抗除草剂蛋白含量分析 |
| 3 结论与讨论 |
| 第三章 不同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种群生长发育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材料 |
| 1.2 试验条件与方法 |
| 1.3 测定指标 |
| 1.4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幼虫存活率的影响 |
| 2.2 不同转基因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生物学参数的影响 |
| 2.3 不同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发育历期的影响 |
| 2.4 不同玉米品种对亚洲玉米螟种群生命参数的影响 |
| 3 结论与讨论 |
| 第四章 玉米植株相关蛋白对天敌捕食功能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供试昆虫 |
|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
| 1.3 玉米品种 |
| 1.4 饲养方法 |
| 1.5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取食同一品种转基因玉米的玉米螟体内Cry1Ab蛋白含量分析 |
| 2.2 取食相同时间、不同品种转基因玉米后玉米螟体内Cry1Ab蛋白含量分析 |
| 2.3 取食同一品种转基因玉米的玉米螟体内抗草甘膦epsps蛋白含量分析 |
| 2.4 取食相同时间、不同品种转基因玉米后玉米螟体内抗草甘膦epsps蛋白含量分析 |
| 2.5 转基因玉米蛋白在异色瓢虫体内的转运 |
| 2.6 异色瓢虫对玉米螟的捕食功能反应 |
| 3 讨论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户过量施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调整种植结构控制农药施用量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激励政策的研究 |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
| 2.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2.1.3 高效施药技术 |
| 2.1.4 绿色防控技术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替代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分析 |
| 3.1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趋势及现状 |
| 3.1.1 农药施用量变化的时间序列特征 |
| 3.1.2 我国农药施用量变化的空间区域特征 |
| 3.2 苹果种植样本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 |
| 3.2.1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特征 |
| 3.2.2 样本农户减施农药意愿及行为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理论分析 |
| 4.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 |
| 4.1.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经济学涵义 |
| 4.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微观决策机理 |
| 4.2 节药型技术特性对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影响 |
| 4.2.1 正外部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2 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3 规模经济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5.1 不同高效施药技术的技术属性差异 |
| 5.2 农户对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5.2.3 结果与分析 |
| 5.3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6.1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特点 |
| 6.2 风险感知、技术认知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 |
| 6.2.1 文献回顾 |
| 6.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政府支持、采纳效果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 |
| 6.3.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6.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评价 |
| 7.1 农药施用强度与农作物分类 |
| 7.2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1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情况 |
| 7.2.2 我国各地区“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3 我国种植结构变化的动因分析 |
| 7.3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对减施农药的负效应测算 |
| 7.3.1 思路与方法 |
| 7.3.2 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减施农药的激励政策优化设计 |
| 8.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及优化方向 |
| 8.1.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 |
| 8.1.2 当前农药减施激励政策优化方向 |
| 8.2 优化农药减施激励政策的建议 |
| 8.2.1 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2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3 引导农户选种“节药型”农作物的政策建议 |
| 8.2.4 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政策建议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农药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4）取食棉花花粉和花蜜对异色瓢虫、多异瓢虫种群适合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综述 |
| 1 农业害虫综合治理 |
| 2 生物防治的重要性 |
| 2.1 天敌昆虫在害虫防治中的作用 |
| 2.2 捕食性瓢虫在生物防治中的重要性 |
| 2.3 植物性食物对天敌昆虫的作用 |
| 3 研究目的、意义和内容 |
| 第二章 棉花花粉对异色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材料 |
| 1.2 试验方法 |
| 2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异色瓢虫对地中海粉螟卵的取食量 |
| 3.2 异色瓢虫对棉花花粉的取食量 |
| 3.3 不同食物对异色瓢虫成虫存活率、寿命影响 |
| 3.4 不同食物对异色瓢虫产卵个体百分率的影响 |
| 3.5 不同食物对异色瓢虫成虫繁殖力的影响 |
| 4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章 棉花花粉、花蜜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供试虫源与植物 |
| 1.2 试验方法 |
| 2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食物对多异瓢虫成虫存活率、寿命影响 |
| 3.2 不同食物对多异瓢虫成虫繁殖力的影响 |
| 4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不同食物组合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材料 |
| 1.2 试验方法 |
| 2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棉蚜、地中海粉螟卵、米蛾卵对多异瓢虫适合度的影响 |
| 3.2 多异瓢虫对地中海粉螟卵和棉花花粉的取食量的测定 |
| 3.3 不同食物组合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4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1 棉花花粉对异色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2 棉花花粉、花蜜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3 不同食物组合对多异瓢虫成虫适合度的影响 |
| 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景观尺度下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害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1.1.1 我国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棉花害虫发生的影响 |
| 1.1.2 我国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水稻害虫发生的影响 |
| 1.1.3 我国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玉米害虫发生的影响 |
| 1.2 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害虫种群发生的影响机制 |
| 1.2.1 农田生态环境变化 |
| 1.2.2 害虫食物资源改变 |
| 1.2.3 天敌昆虫发生变化 |
| 1.2.4 其他因素 |
| 1.3 作物种植结构影响害虫种群发生的尺度效应 |
| 1.3.1 田块尺度 |
| 1.3.2 景观尺度 |
| 1.3.3 区域尺度 |
| 1.3.4 多尺度相结合 |
| 1.4 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下我国棉铃虫的发生趋势 |
| 1.4.1 华北地区 |
| 1.4.2 新疆地区 |
| 1.5 研究思路 |
| 1.5.1 立题依据 |
| 1.5.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Meta分析农田景观组成对多食性害虫发生的影响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文献检索与筛选 |
| 2.1.2 数据提取 |
| 2.1.3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非作物生境对多食性害虫发生的影响 |
| 2.2.2 作物生境对多食性害虫发生的影响 |
| 2.2.3 作物管理强度对多食性害虫发生的影响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华北棉花种植区作物结构对棉铃虫成虫发生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站点 |
| 3.1.2 棉铃虫成虫监测 |
| 3.1.3 景观调查 |
| 3.1.4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棉花种植区作物结构 |
| 3.2.2 棉花、其他作物种植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3.2.3 作物种植结构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华北非棉花种植区作物结构对棉铃虫成虫发生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站点 |
| 4.1.2 棉铃虫成虫监测 |
| 4.1.3 景观调查 |
| 4.1.4 数据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0 棉铃虫成虫种群动态 |
| 4.2.1 非棉花种植区作物结构 |
| 4.2.2 作物种植结构对越冬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4.2.3 作物种植结构对第1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4.2.4 作物种植结构对第2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4.2.5 作物种植结构对第3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南疆棉花种植区作物结构对棉铃虫成虫发生的影响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试验站点 |
| 5.1.2 棉铃虫成虫监测 |
| 5.1.3 景观调查 |
| 5.1.4 数据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棉铃虫成虫种群动态 |
| 5.2.2 作物种植结构对第1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5.2.3 作物种植结构对第2代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 |
| 5.3 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全文主要结论 |
| 6.2 本文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 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构建:利益集团理论 |
| 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1.1 利益集团的基本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理论的提出 |
| 2.1.3 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 |
| 2.2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2.2.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2.2 制度变迁的内涵 |
| 2.2.3 利益集团的制度变迁理论 |
| 第3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 |
| 3.1 政策的特点和制定程序 |
| 3.1.1 组织架构和特点 |
| 3.1.2 议题的内容筛选 |
| 3.1.3 草案的多层审议 |
| 3.1.4 法案的最终通过 |
| 3.2 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 |
| 3.2.1 通过政府机构 |
| 3.2.2 通过舆论媒体 |
| 3.2.3 通过国家政党 |
| 第4 章 政策演进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4.1 农场主利益集团 |
| 4.1.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1.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1.3 霸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
| 4.1.4 强大势力的弱化与侵蚀 |
| 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 |
| 4.2.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2.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2.3 雄厚势力的构筑与累积 |
| 4.2.4 环保时代的转型与扩张 |
| 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 |
| 4.3.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3.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3.3 劣势条件下的妥协与漠视 |
| 4.3.4 协同奋战中的纠正与变革 |
| 4.4 利益集团间博弈与竞争 |
| 4.4.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场主、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 章 起步阶段(30-40 年代) |
| 5.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5.1.1 立法的外部冲击:沙尘暴灾害 |
| 5.1.2 竞选的利益考量:经济大危机 |
| 5.2 起步阶段的政策构成 |
| 5.2.1 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2.2 1936 年《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 |
| 5.2.3 1938 年《农业调整法》 |
| 5.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5.3.1 暴力示威 |
| 5.3.2 专业游说 |
| 5.3.3 内部结盟 |
| 5.3.4 影响竞选 |
| 5.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5.4.1 主题宣传:拯救土壤、摆脱绝望 |
| 5.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利益诉求的协调 |
| 5.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5.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政治候选人的培养 |
| 5.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党派纷争矛盾的化解 |
| 5.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5.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短期成效凸显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 章 迟滞阶段(50-60 年代) |
| 6.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6.1.1 立法的外部冲击:尘暴和旱灾 |
| 6.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6.2 迟滞阶段的政策构成 |
| 6.2.1 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2.2 1962 年“资源保护和发展计划” |
| 6.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6.3.1 建立同盟 |
| 6.3.2 影响竞选 |
| 6.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6.4.1 主题宣传:控制虫害、征服自然 |
| 6.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真实信息的蒙蔽 |
| 6.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6.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党派纷争引发集团内部的分裂 |
| 6.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内部裂痕的调和 |
| 6.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6.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资源破坏加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 章 快速发展阶段(80-90 年代) |
| 7.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7.1.1 立法的外部冲击:严重旱灾 |
| 7.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7.2 快速发展阶段的政策构成 |
| 7.2.1 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2.2 1990 年“湿地储备计划”和“未来农场计划” |
| 7.2.3 1996 年“环境质量激励计划” |
| 7.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7.3.1 建立同盟 |
| 7.3.2 影响竞选 |
| 7.3.3 专业游说 |
| 7.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7.4.1 主题宣传: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 |
| 7.4.2 利益博弈:对各方利益诉求的契合 |
| 7.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7.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场主利益集团内部凝聚力趋向坍塌 |
| 7.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优势伸展 |
| 7.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7.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长期成效显着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的归纳与思考 |
| 8.1 归纳总结 |
| 8.1.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2 评价思考 |
| 8.2.1 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政策变迁带来桎梏 |
| 8.2.2 分利集团的扩大使政策变迁陷入凝滞 |
| 8.2.3 共容利益的达成利于政策变迁的完善 |
| 8.2.4 媒体舆论的监督加速政策变迁的推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近十年我国棉花虫害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棉花害虫种群发生新特点 |
| 2 棉花害虫综合防控 |
| 2.1 抗性监测 |
| 2.1.1 大田Bt棉花对棉铃虫的抗性监测。 |
| 2.1.2 抗药性。 |
| 2.1.3 棉铃虫或红铃虫对Bt蛋白的抗性。 |
| 2.2 害虫预测预报技术 |
| 2.3 抗虫性鉴定技术 |
| 2.4 防治技术 |
| 2.4.1 高毒替代 (绿色) 农药筛选与应用。 |
| 2.4.2 生态控制技术。 |
| 2.4.3 生物防治技术。 |
| 2.4.4 粘虫板和灯光诱杀技术。 |
| 3 棉田害虫防控相关基础研究进展 |
| 3.1 棉花-害虫-天敌互作关系 |
| 3.2 棉花害虫对Bt蛋白产生抗性的生理生态调控机理 |
| 3.3 棉花害虫抗药性形成的分子机理 |
| 3.4 种群遗传 |
| 4 转基因棉花安全评价 |
| 4.1 新型转基因棉花安全评价 |
| 4.2 新基因安全评价 |
| 5 展望 |
| 5.1 加强棉花害虫发生危害监测与预警 |
| 5.2 扩展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安全评价区域 |
| 5.3 持续攻关棉田主要害虫分子抗性与遗传机理 |
| 5.4 研发新型农药与施药技术 |
| 5.5 新型抗虫种质资源筛选与新品种培育 |
（9）我国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代表性研究进展 |
| 1.1 害虫防治新理念 |
| 1.1.1基于景观格局的害虫生态调控 |
| 1.1.2害虫天敌的植物支持系统 |
| 1.2 害虫防治新技术 |
| 1.2.1 行为调控技术 |
| 1.2.2 化学防治技术 |
| 1.3 害虫防治新实践 |
| 1.3.1 棉铃虫对Bt棉花抗性治理 |
| 1.3.2 水稻飞虱治理 |
| 1.3.3小菜蛾治理 |
| 1.3.4 西藏农牧害虫治理 |
| 2 发展趋势及研究展望 |
| 2.1 害虫灾变机制的多学科解析 |
| 2.2 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的创新发展 |
| 2.3 害虫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的集成应用 |
（10）中国六省转基因抗虫棉对棉花害虫的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抗虫棉发展现状研究 |
| 1.2.2 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生态环境影响 |
| 1.2.3 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社会经济影响 |
| 2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地点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问卷调查法 |
| 2.2.2 综合评分法 |
| 2.2.3 卡方检验 |
| 3 黄河流域棉区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
| 3.1 河北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3.1.1 河北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概况 |
| 3.1.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3.1.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3.2 河南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3.2.1 河南省植棉概况 |
| 3.2.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3.2.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3.3 山东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3.3.1 山东省抗虫棉种植概况 |
| 3.3.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3.3.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 长江流域棉区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
| 4.1 湖北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1.1 湖北省植棉概况 |
| 4.1.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4.1.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2 安徽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2.1 安徽省植棉概况 |
| 4.2.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4.2.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3 江苏省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生态效益及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4.3.1 江苏省植棉概况 |
| 4.3.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4.3.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5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棉区种植抗虫棉生态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整体评价 |
| 5.1 两大棉区抗虫棉种植概况 |
| 5.2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生态影响分析 |
| 5.3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社会经济价值分析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国外棉花害虫综合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两组转基因玉米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和对天敌异色瓢虫捕食功能的影响[D]. 吴璇. 扬州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仇相玮.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2)
- [4]取食棉花花粉和花蜜对异色瓢虫、多异瓢虫种群适合度的影响[D]. 顾辉杰. 扬州大学, 2020(04)
- [5]景观尺度下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对棉铃虫种群发生的影响[D]. 杨龙.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D]. 陈潇. 辽宁大学, 2020(08)
- [7]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8]近十年我国棉花虫害研究进展[J]. 雒珺瑜,张帅,任相亮,吕丽敏,张利娟,姬继超,马艳,崔金杰. 棉花学报, 2017(S1)
- [9]我国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研究进展[J]. 陆宴辉,赵紫华,蔡晓明,崔丽,张浩男,肖海军,李振宇,张礼生,曾娟. 应用昆虫学报, 2017(03)
- [10]中国六省转基因抗虫棉对棉花害虫的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研究[D]. 陈晨. 中央民族大学, 201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