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1]（2020）在《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文中指出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经济运行中高杠杆高债务,经济泡沫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虚拟经济”一词频繁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和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中出现了“脱实向虚”和“弃实唯虚”的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央多次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提出金融应服务于供给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利润高低决定了资本的流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程度不断提高,虚拟资本得以高速发展。美元脱离金本位后,浮动汇率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虚拟化”。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改革、技术科技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源教育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加快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周转时间长、回报率低,而虚拟经济中资本的周转时间短、回报率高,导致虚拟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在吸引大量闲置资本的同时,也吸引着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是导致实体经济的可用资源在不断枯竭。近年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的现象,挤压了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意义非凡。快速发展的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如何让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虚拟经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新经济体制,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它对实体经济有不良的影响,但也不能“弃虚唯实”。原因在于:第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宗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融资诉求的途径,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大规模资本的需求。第二,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多,虚拟经济不断壮大,虚拟经济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自身增值,促进经济发展。但虚拟经济的异化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吸收大量的各类资源后,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对立统一、协同发展的关系。二者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业中各种金融衍生品,还涉及到大宗商品、房地产、无形资产等契约化、金融化和证券化后的一系列投机性经济行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它表达的仅仅是纸上财富,其价值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按照约定支付给资本所有者预期回报,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剥离出来资本的使用权并使之契约化、金融化后转贷给别人的一种经济活动,造成了“以钱生钱”的经济假象。金融资产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采取金融产品和契约等形式,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产的转化。从获得社会资金角度来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谁发行的契约转化为金融资产越多,谁获得资金就越多。从而,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着力点应是资产“金融化”。当前国民经济结构存在多种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虚拟经济资本供给与实体经济资本需求失衡,这些失衡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失去活力,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资本主要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资本市场空转,不断推高金融杠杆率。实体经济可得资本持续降低,并不断萎缩。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这种失衡的措施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引导资本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通过虚拟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弥补实体经济技术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鼓励企业采取发行股权融资等形式融资,通过“去杠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协同发展模式。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从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在信用与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后,借助互联网技术,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本具有逐利性,其本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致使其自我价值增值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背离时,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从现实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每次发展与创新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当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资本回报率时,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将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投入虚拟经济中,而资本抽离的乘数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可用资本不断减少,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二者的撕裂性日益严重。这就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撕裂是必然性的。但这种撕裂性是暂时的,是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导致经济危机频发,此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因为新增货币受虚拟经济高回报率的影响而进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帮助。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撕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让二者的撕裂日益加深。从经济发展长远角度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长期并存、辨证与统一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时,应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资本实现自身升值而不用脱离实体生产周期独立存在。本文首先界定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而厘清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原理: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者之间应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论证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直接融资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存在“杠杆力”的作用等。但是当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时候,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讨论了“脱实向虚”和“虚实分离”现象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结论。最后提出辩证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郭沥阳[2]（2020）在《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益的波动率与股票价格水平存在本质区别,股票价格水平的变动表现出股价的涨跌状态,是市场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衡量;波动率表现了当前收益对其期望收益（平均趋势）的背离程度,衡量了股票收益的风险水平和离散程度。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探索宏观经济如何影响这一离散程度。借鉴“Campbell未预期收益分析方法”对收益波动率的决定,以投资者的预期行为作为中介渠道,阐述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投资者未来预期差异的影响,进而决定了上证指数收益波动率。初步建立起联系宏观经济和收益波动率的理论机制和分析框架。为了匹配宏观经济变量的低采样频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的高采样频率,本文采用混频数据方法,将低频宏观经济变量作为长期因子,提取出上证指数的长期波动率成分,同时估计出宏观经济变量和长期波动成分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变量系数的显着性、数值大小和正负来判断宏观经济变量对上证指数长期波动是否具有相关关系以及相关程度的大小;并通过计算长期波动率和上证指数真实波动之间的方差率来衡量宏观经济变量对上证指数波动的贡献度,即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了“多少程度”上证指数波动率。结合实证分析与理论基础,以投资者预期行为作为切入点,论述了不同经济变量对上证指数长期波动率的影响。本文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水平值和波动率,并根据其涵盖的信息面和运动趋势的复杂程度,将其定义为“可得信息含量”较高和较低的两类因素。研究表明,可得信息含量较高的宏观经济因素,历史趋势较为复杂或不具有周期性特征,对上证指数波动率的贡献度相对较高。这类因素的增加,诱发二级市场上追求更高、更多收益的行为,致使股票期望收益变动偏离其内在价值收益的预期变动,增加了上证指数的长期波动率。可得信息含量较低的宏观经济因素,历史趋势较为单一或具有周期性特征,容易被投资者挖掘和掌握,对上证指数波动率的贡献度相对较低。这类因素的增加,驱使投资者偏向于合理的收益率,致使股票收益的预期变动调整至与内在价值收益预期变动相一致的方向,减小了上证指数的长期波率。
刘凌云[3]（2020）在《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燃煤发电项目是指以煤炭为燃料,正在规划、建设或已经投产运营的火力发电单元。由于煤炭燃料约占到火力发电生产运营成本的70%,我国煤炭产量70%以上用于发电,燃煤火力发电量又占到我国各类发电总量的70%以上,这“三个70%”的根本问题是煤炭。所以,从宏观层面上讲,国家以什么方式有效配置煤炭资源,如何高效利用煤炭资源,怎样调整能源结构,是摆在政府决策者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从微观层面上讲,我国煤炭价格购销市场化所引起的价格波动频次增加和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给我国燃煤火力发电厂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构成不容忽视的经营风险。认真研究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规律及如何规避煤炭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是燃煤火力发电项目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纲领指导下,火电项目建设面临着硬约束。相反,新能源发电装机呈高速发展态势,水力发电对火力发电影响显着。但水力发电出功不稳定性,给燃煤火力发电项目功率稳定输出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本论文将煤炭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替代及不稳定性对燃煤火力发电造成的冲击定义为双因素风险。本研究主要从如何利用动力煤期货工具视角深入研究化解双因素风险的对策与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度探究煤炭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变化与燃煤火力发电出功之间的经济理论关系和数量关系。在理论方面,采用价格波动理论较先进的状态空间模型理论,分析煤炭价格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新能源发电与燃煤火力发电、煤炭价格与煤炭社会库存之间的关系特征,选择合适的状态空间模型类型,构建了完善分析模型:实证方面,通过收集了十年以上的煤炭价格指数、煤炭社会库存、新能源发电及燃煤火力发电量的历史数据基础上,经过严谨的经济计量分析,构建了四大计量经济理论模型,检验了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策略诸经济模型的正确性。本论文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理论和金融期货理论,构建了燃煤火力发电项目煤炭现货和期货库存最优比例模型、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型。这些模型,为燃煤发电项目运营有效利用煤炭期货对冲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理论,量化分析我国煤炭价格、新能源发电与煤炭社会库存及火力发电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此研判煤炭价格走势、煤炭社会库存变化、煤炭火力发电变化情况,合理安排煤炭库存,以及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比例关系,并在煤炭期货市场上开展套期保值交易,达到规避煤炭价格波动风险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目的。基于上述思想及思路,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五个主要部分:（1）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的成因。本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结合生产实际,深入分析了燃煤发电项目建设与运营中面临的经营管理问题,认为我国煤炭购销市场化而加剧了煤炭价格的波动,给煤炭消费和生产者带来了很大的经营风险,随后分析了引起煤炭价格波动的诸多因素及深层次的原因;同时研究了新能源发电替代及出功不稳定性对燃煤火力发电产生的冲击及原因分析,准确定义为“双因素”及“双因素风险”,为论文展开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2）对本研究起到支撑作用的相关基础理论综述。把经济波动理论及价格波动理论引入到煤炭现货市场、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分析中;根据经济滤波理论,对经济变量进行滤波整理,为得到构建模型所需要的数据提供了处理分析方法;运用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模型的正确性;期货套期保值理论,为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期货对冲策略模型提供理论支持;状态空间模型理论是本论文主要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3）双因素风险识别及影响要素研究。应对风险必须准确分析风险源问题,本论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风险分析,在供给方面,煤炭价格波动是主要因素,影响很大;在需求方面,对煤炭火力发电量影响较大的因素中,就波动性而言,新能源发电的不稳定性,是主要因素。本论文将煤炭价格波动和新能源发电不稳定性这两个变量风险定义为煤炭火力发电项目运营中的“双因素风险”。（4）构建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型。依据模型构建的总体思路,运用状况空间模型理论,针对煤炭价格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的关系特征、新能源发电与燃煤火力发电之间关系特征,构建了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及煤炭价格对库存影响模型,新能源发电量变化对燃煤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煤炭现货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理论模型,得到了双因素风险期货对冲模策略模型。（5）模型实证研究和燃煤火力发电项目案例应用分析。建立“煤炭价格波动与火力发电量变动”、“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与火力发电量变动”、“煤炭价格波动和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与火力发电量”、“煤炭价格波动与煤炭社会库存量”的实证模型。最后选取了江苏某火电项目案例,验证了本论文分析方法及模型应用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为我国燃煤火力发电项目运营中开展类似业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操指导。
黄杉[4]（2020）在《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文中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关系到金融稳定、经济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是我国近几年业界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国家的重大需求,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明确目标,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金融基础。在金融市场的众多子市场中,股票市场被誉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对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宏观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二百多年的历程,斐然的成绩毋庸置疑。不过中国股票市场个人投资者占比过高、过度投机与非理性投机等问题的存在使其对经济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容易出现价格异常波动,影响股票市场稳定性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对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控和防范是防止风险从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重要环节,所以本文以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与释放进行研究,并以此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策建议。有效的股票市场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而市场无效则会产生“金融窖藏”导致资金空转,杠杆高企引发泡沫积累,资本价格异常波动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金融危机就是市场无效情况下的极端形态,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则是市场时点无效时的“常态”,市场有效性提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但目前学界对于市场有效的研究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标准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理论、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二重分歧使得从有效市场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缺少理论根基。本文应用市场有效周期理论解决股票市场有效性的二重分歧,并从这个创新视角出发,使用研究有效周期常用的思想检验方法均值回归,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过程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金融监管机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理论辨析准则和实证检验基础。本文主要依照以下几个层次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梳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紧紧围绕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演化机理论证风险和有效市场之间的理论逻辑,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进行描述并分析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对相关研究的不足进行阐述,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做好基础性工作。现有文献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较多的研究,相关理论学说也百家争鸣,但却不存在一套完备的学说能够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演变机理、特征研究以及监测度量几个方面。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市场无效是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从有效市场的角度能够解释风险的产生和演化,明确监管和度量指标。因此,本文最终落脚于从有效市场的角度解释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后文测度风险的积聚程度及释放速度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本文的理论论证部分以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详细阐述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市场有效性是理论基础,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研究对象,均值回归是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在一个市场有效周期中,市场时点无效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资产价格出现均值回避的特征,市场回归有效系统性金融风险释放,资产价格产生均值回归的现象,以此对风险的形成和演变机理、特征研究以及监测度量进行阐述,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建立理论基础。再次,本文的实证部分安排按照均值回归与市场有效周期的证明、到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周期性特征、再到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对称特征的思路进行研究。（1）采用均值回归的经典方法证明市场有效周期,选取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利用STAR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几个主要市场上均发现了市场有效周期的存在,其中,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有效周期较短,说明市场整体有效性较高,出现均值回避的概率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的时间短。而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有效周期较长,市场整体有效性较低,更容易出现资产价格的均值回避,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不断积聚的可能,甚至最终发展为金融危机。（2）在进行股票市场整体性有效周期的证明和检验之后,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周期演化特征来源于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周期波动的过度反应。因此,本文从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三个角度,研究风险在一个有效周期之内的演化进程。市场从发生无效到回归有效带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周期演变使得从宏观角度监测和防范风险成为可能,通过选取股票市场相关变量合成资本市场压力指标,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及R/S重标极差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周期特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高低区制交替、周期波动的特征,演变周期有明显的负向记忆特点。同时,市场风险高位时期小于风险低位时期,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暂积聚后就能够释放。（3）系统性金融风险释放的速度是决定金融危机从可能成为现实的关键步骤,系统性金融风险“缓积急释”的非对称特征促使金融危机的形成。为了更加直观地观测单个风险演化周期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与释放的速度,本文在运用理论分析证明与数理推导风险演化的非对称性特征基础上,合成市场金融风险测度指标的月度波动方差,并利用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检验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中国股票市场有着转换门限为负、转换速度较高且负向冲击系数较大的特点,说明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动变化对负向冲击更为敏感,风险的积聚和释放存在非对称演化过程,但负向冲击系数和正向冲击系数的差值并不大,风险积聚和释放的非对称程度较低,形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最后,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出发,对防范和化解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方向。从市场整体视角出发,提高市场有效性、缩短市场有效周期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从单个周期视角出发,减少风险的积聚程度、减缓风险的释放速度能够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到金融“软着陆”,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石振宇[5]（2020）在《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周期波动》文中指出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相继爆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各国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相继出台非常规经济政策,导致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随着中国面对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也随之上涨。在避险情绪的驱动下,国际投资者倾向于重新调整其跨境投资的金融资产配置,将此前投入金融市场的短期投机资本撤回,加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投资者避险情绪驱动的市场短期波动可能掩盖由经济基本面支撑的长期趋势,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呈现短期化投机倾向。当市场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时,短期投机资本大规模避险外逃将冲击金融周期从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倒逼货币政策在“杰克逊霍尔共识”指导下对金融稳定作出反应,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双稳定”。文章探讨全球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的跨境资本冲击与金融周期调控,有助于促使各国政策当局在宏观调控中维持政策调控的连续性和政策取向的稳定性,以避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金融周期平稳运行。文章主要探讨“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周期波动←货币政策调控”传导链条。首先,将政策不确定性引入市场供求模型并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效用理论,推导了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运用PVAR模型和TVP-VAR模型探讨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方向与力度。其次,考虑到信贷和房价是刻画金融周期的基准指标,本文分别基于信贷总量渠道和房地产价格渠道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运用面板和时变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识别和判断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的冲击方向与力度。最后,构建了考虑金融周期波动的拓展泰勒规则模型,通过理论推演探讨了关注金融周期波动与否的两种调控规则下,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全球和中国视角探讨货币政策调控金融周期方向与力度的地区异质与时变调整特征。基于此,文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溢出效应更强。随着中国资本账户逐步放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且流入流出频繁交替出现,加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并不断升级使得政策不确定性上涨对跨境资本流动负向冲击作用有所增强。第二,跨境资本流入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周期下行,推动发达国家金融周期上行。随着中国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加之中国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均接近均衡稳定水平,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的冲击不断减弱。第三,新兴市场国家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均高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扩张性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仅在金融领域内部循环,加之随着货币政策逐渐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使得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调控效果有所减弱（增强）。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研究程序遵循由外部到内部、由一般到特殊的逻辑范式,在探索和借鉴全球经济规律与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完善中国政策调控实践,进而形成“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冲击→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有效调控”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研究思路。第二,将政策不确定性引入市场供求模型并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效用理论,推导了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分别基于信贷总量渠道和房地产价格渠道,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通过构建考虑金融周期波动的拓展型泰勒规则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效应的内在机理。第三,分别基于全球和中国视角,运用PVAR模型和TVP-VAR模型的面板和时变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识别和判断“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周期波动←货币政策调控”链条传导方向与力度的地区异质与时变调整特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探讨该溢出、冲击或调控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李文奇[6]（2020）在《国际油价变动对中国行业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原油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资源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在决定一国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也使得能源消耗急剧增长,对石油的消费需求逐年上升。但我国产油贫瘠,大量的原油进口导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国际原油价格近十年来多次飙升、大幅下跌,原油价格的变动必定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各个行业带来不可估算的影响。据此,本文研究了国际原油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行业层面的动态冲击影响,为我国政府制定政策以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依据,从而有助于我国的能源战略安全以及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首先,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油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文献。既有研究揭示了几个不同的渠道来解释油价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最直接的渠道为成本冲击效应,即油价上涨导致的生产投入成本上升使得经济产出下降。其他渠道包括收入转移效应和货币政策等,作为间接渠道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接着,分三部分回顾和梳理了国际油价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文献,分别为:国际油价变动对整体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性研究以及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行业层面的研究,最新的研究动态关注石油与整体股票市场关系的时变性、非线性以及传递渠道,但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行业层面下的深入讨论。其次,本文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及其对中国行业股票市场的传导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原油不仅具有作为生产投入的商品属性,而且具有许多金融属性,长期均衡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而短期价格则依赖于存货和金融市场。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存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联动效应的两个主要传导渠道,在长期,油价变化通过成本冲击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货币政策等冲击实体经济进而影响股票市场;在短期,油价的短时间震荡由波动溢出效应通过金融市场联动对股票市场造成冲击影响。理论分析国际油价变动对中国股票市场冲击影响可以体现产业链和周期性的行业性质,并存在成本冲击效应以及溢出非对称性。再次,本文首先实证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对我国行业股票市场的长期冲击效应,并对可能存在的成本冲击效应进行了检验和分析。首先,使用EG协整模型和HJ变结构协整模型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和我国行业股票指数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EG协整模型考察了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国际油价和行业股票指数是否存在固定的长期均衡关系,HJ协整模型则考察了存在两个结构突变点下国际油价和行业股票指数是否存在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接着,使用考虑到行业产量的宏观经济渠道下的EG协整和HJ协整方法对成本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从次,本文接着实证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对我国行业股票市场的短期冲击效应,并对溢出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和分析。使用DY溢出指数实证分析了国际油价对我国行业股票指数的波动溢出效应,对现有的SAM非对称溢出指数算法进行了改进,使用改进后的SAM指数对可能存在的溢出非对称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对行业股票市场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国际油价的上升会引起行业指数价格下降,特别的,国际油价对于上游资源行业中的石油开采行业为正向影响,对于非周期性行业不存在显着的影响;第二,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油价对行业股票指数的影响机制发生了改变,危机期间受全球需求下降影响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危机后油价对行业股票指数恢复正常的影响机制,且影响程度呈现上升趋势;第三,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中的上游资源行业存在成本冲击效应,对其他行业不存在成本冲击效应;第四,在短期,国际油价对我国行业股票市场存在动态的波动溢出效应,对不同行业有着相似的影响趋势,对周期性行业的影响程度最大;第五,在短期,国际油价的波动对我国行业股票指数存在动态的溢出非对称性,负向波动在波动溢出效应中占据主导地位,行业股票市场对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更为敏感。根据研究结论,为应对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的消极影响提出了政策建议:逐渐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石油金融市场,提高中国在石油产业的话语权、争夺国际原油价格定价权;加快建设和完备我国原油储备体系,抵御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优化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建立完善风险监测系统,继续推进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改革。
张晗[7]（2019）在《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既可以在经济繁荣时助推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在实体经济出现不良态势时推动其走向衰退,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直接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实际上,资本市场周期的平稳运行既是经济周期长期繁荣的保障,同时,资本市场周期能否正确的反应经济周期的经济运行情况也是资本市场是否健康有效发展的标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宏观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化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却并不十分明朗。有鉴于此,笔者在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有效识别的基础上,对于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出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首先,本文对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从经典到前沿进行了回顾,由内部结构特征到外部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溯,分别包括非对称性、长期记忆性及惯性与反转效应,以及跨市场溢出效应、跨国溢出效应、政策信息及经济周期等。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的周期传导机制到微观层面的波动相依特征,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指出了学者对于二者在宏观层面的相关关系存在相关与背离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次,分两部分（即第三章和第四章）对资本市场周期自身的特征及外在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三章基于MS-AR模型、利用上证综指收益率和波动率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将我国资本市场周期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区制,其中资本市场的繁荣区制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资本市场成立初期到1996年,2006-2008年,2015-2016年。而这一结构特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持续加速而不断演进,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周期长度的缩短、波动幅度的减弱以及非对称性特征的减弱。结合资本市场制度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到,上述阶段性繁荣的出现其实对应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个时期,即资本市场萌芽期、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时期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时期。进一步,第四章利用TVP-VAR模型的时点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了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对资本市场周期正向影响的稳定性,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不确定性。在收敛速度上,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但汇率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不存在资本市场对其政策信息的过度反应。再次,同样分两部分（即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检验。其中,第五章将资本市场周期具体划分为资本市场价格周期与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并提出了“经济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这一传导机理假设。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办法,初步验证了假设的成立,具体来说:资本市场价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2个月波动,而资本市场价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1个月波动。在此基础上,利用MS-VAR模型对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在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的特征差异进行了区制划分,并采用TVP-VAR模型观测三者间的动态关联机制及脉冲响应过程。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资本市场多数情况下周期运动的原因,但是当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时这一关联机制失效。而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并不因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反,在时间维度上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力度更强。鉴于第五章仅利用我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并不具备普适性,故第六章中采用世界九大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具体来说,利用小波分析的方法对近二十二年的资本市场周期数据和经济周期数据分别进行分解,剔除数据中存在的短期随机因素,获取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进而分别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线性及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多种经典方法验证二者之间的长期协动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在长期视角下,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动效应,且二者具备稳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2）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越高其对实体经济的反应越强,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长期协动效应越为明显;（3）资本市场周期的长期趋势领先于经济周期运动,与资本市场是经济晴雨表的假说高度耦合。最后,在详细梳理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演变路径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资本市场中的制度性分歧,具体包括市场导向与制度构建的分歧、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分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质化与边缘化、政策执行的反复及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目标与资本市场周期性的固有分歧。并对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展开了探讨,具体包括全链条落实市场化改革、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同步化、以竞争型国企为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政策效用评估及预测系统的构建。
刘芮嘉[8]（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王珏帅[9]（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曾永良[10]（2019）在《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确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比较流行的是需求侧分析,即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分析总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仅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形势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难以为我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而更应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从供给侧层面看经济增长。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怎么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流方案认为应该立足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吴敬琏,2016）,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要素驱动及其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调控目标,在明确经济增长预测目标的同时,把稳定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降低金融风险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全面的判断和预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统计,另一个是会计。正如从量子的角度解释量子通信如何改变通信方式并对信息革命产生决定性影响一样,会计就是从最微观层面影响和反映整个宏观经济（刘尚希,2016）。会计信息作为经济环境中重要的公共信息,对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及时客观地反映,其决策有用功能逐步得到拓展,其中预测经济前景是其拓展职能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会计信息的角度提出分析认识预测宏观经济的全新视角（Kothari et al.,2006;Shivakumar,2007;Konchitchki&Patatoukas,2014a;2014b;Arif&Lee,2014;Shivakumar&Urcan,2017;Rouxelin,et al.,2018;Ball et al.,2019;方军雄等,2015;罗宏等,2016;罗宏等,2017;肖志超、胡国强,2018等;孙坚强等,2018;2019）。随着会计和宏观经济研究的逐步趋同,有必要建立清晰的渠道,会计信息通过这些渠道映射到总体的宏观经济。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是由众多企业细胞和企业行为结合而成,经济产出（GDP、社会投融资、进出口、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是企业产出的加总（姜国华、饶品贵,2011）,同时从微观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资本（狭义）、劳动、技术是决定产出的几个重要因素,其配置情况直接体现经济主体资产质量及盈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可见,微观企业要素资本（广义）的配置情况通过会计信息的反映,可以为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参照新古典模型中三大供给要素结构,从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四个方面出发,其中实物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产）对应于资本（狭义）要素、研发资本（研发支出）对应于技术要素、人力资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应付职工薪酬）对应于劳动力要素,着重探讨基于企业汇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其实现方式,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主要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本配置、汇总资本配置信息、经济增长质量、宏观经济预测等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界定,对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在对会计信息宏微观决策有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章,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本章介绍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阐释。第四章,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去产能”和“去库存”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产能形成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这两项实物资本配置信息直接反映了经济主体的产能和产品库存状况,并与支出法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资本形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密切相关,从而可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增量信息。本章着重探讨企业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是否传递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信号,以及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实现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汇总实物资本配置指标,尤其是汇总存货配置指标,包含了未来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向的预测能力;（2）这种效应对基于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分割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实物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实物资本配置的增加预示着经济主体未来盈利能力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这些结果表明实体企业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具有宏观预测价值,能直观地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第五章,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与实物资本相对的是金融资本,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下降,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的问题逐渐凸显。在企业资产负债中,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终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刘尚希,2019）。理论上讲,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促进效应”,即金融化有助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在企业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获取投资收益可以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从而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支持该假说的有“流动性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另一种则是“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即企业投资泛金融部门（金融、房地产业等）会减少其用于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等正常经营性资产投资的资金,从而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这一观点得到了近期大量微观层面研究金融资本配置经济后果文献的支持。这种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大量包括人力资本和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从实体产业转移到泛金融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及生产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本章探讨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大于促进效应,基于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传递了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的信号,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能力;（2）分组检验发现,基于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地区企业汇总的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在经济上行期,汇总金融资本配置指标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着,说明企业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能力及预测方向,因不同情境下企业金融资本配置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3）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分析显示,汇总金融资本配置增加预示着实体经济未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下降、行业景气程度降低及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4）本章研究还发现,相比于金融资本与实物资本（固定资产和存货）比值,金融资本与研发资本比值的高低更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说明金融资本配置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技术创新投资的替代,由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等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第六章,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实体企业创新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研发投资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资源消耗率等提高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但制度缺陷和创新的吸收能力过低,可能导致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悖论”。从创新持续性角度看,已有文献对持续性创新的动因存在三种解释,如果“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成立,创新持续性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体经济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最终体现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相反,如果支持“沉没成本”假说,研发支出（创新）持续性的提高可能不会带来研发产出的增加,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显着,如果创新投入不当,甚至还可能造成负面的经济后果。以汇总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作为研发资本配置状况的替代指标,本章探讨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微观企业汇总的研发支出强度及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微观企业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能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质量的先行指示器作用。其中对于研发持续性的检验结果更支持“成功者更成功”和“学习效应”假说。第二,该预测作用对基于一般企业（VS.高科技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及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的企业进行汇总的研发资本配置指标更显着。说明企业研发资本配置信息是否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质量,还有赖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能否保证企业研发投入发挥实际的经济效果。第三,汇总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社会福利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而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增强则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及社会福利的改善。第七章,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稳就业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优先目标,考虑到充分就业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本章直接考察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对未来就业增长的预测能力。以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作为反映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的指标,本章借鉴管理会计领域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分析,探讨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包含的三类有助于预测未来就业形势的信息。基于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观、乐观预期观和代理成本观,研究发现汇总劳动成本粘性较高意味着经济主体更倾向于增加雇员或不解雇职工,从而未来就业率不会降低甚至在随后期间会有所增长,并且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基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计算汇总劳动成本粘性时、以及在经济上行期、在劳动保护法实施后更显着。这些结果说明从稳就业的角度,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劳动成本粘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这是全文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前沿性和创新之处在于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通过对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进行归类并汇总,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思想上,本文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运用会计学、宏观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遵循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范式,将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这一过程指标运用到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预测,拓展了已往基于会计盈余这一结果指标预测经济增长数量指标的会计信息宏观经济决策有用功能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会计理论以及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框架。第二,学术观点上,本文基于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认为以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为主的反映企业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具有宏观决策有用性,即企业汇总的资本配置指标可以对供给侧层面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资本的供给侧“脱实向虚”、就业波动及实体经济创新效果等进行及时地反映和识别,并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如,（1）作为资本形成的构成,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固定资产和存货）反映了经济主体产能和库存状况,对未来经济波动具有预测价值;（2）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可以反映实体经济金融化程度,从而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结构及增长效率的变化;（3）如果实体经济（持续的）研发支出能发挥实质性的效果,那么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效率,并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预测价值;（4）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可以反映实体企业用工及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从而对未来就业增长或失业率具有预测价值。这些观点将宏观经济现象财务化,主张从会计的视角来观察宏观经济,彰显了“会计”与“经济”融通研究的独特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描述性统计、向量自回归（VAR）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法（Pooled OLS）等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为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价值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其中,对于资本配置状况的衡量,借鉴管理会计学中成本粘性的计算方法,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资本配置状况的会计信息,计算研发支出持续性、劳动成本粘性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汇总企业资本配置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经济预测价值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了大量及时可靠的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会计信息,信息搜集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分析预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效促进了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二、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 |
| 一、实体经济研究及其历史变迁 |
| 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 |
| 一、虚拟资本 |
| 二、虚拟经济 |
| 三、虚拟资本催生了虚拟经济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辨证原理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根基 |
| 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诉求 |
| 二、虚拟经济无法单独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 一、虚拟经济诞生于实体经济 |
| 二、虚拟经济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发展模式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
| 二、虚拟经济应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
| 第三章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 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作用 |
| 二、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
| 三、吸引海外直接融资以降低金融泡沫 |
| 四、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金融“杠杆力”的作用 |
| 一、金融加杠杆的作用 |
| 二、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证券化”对房地产的作用 |
| 一、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
| 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二重性” |
| 三、房地产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粘合剂 |
| 四、房地产作为特殊商品被证券化 |
| 第四章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现象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
| 一、“脱实向虚”的表现形式 |
| 二、“脱实向虚”的形成原因 |
| 三、“脱实向虚”的危害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中的“虚实分离” |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发展 |
|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有暂时性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诱发金融危机 |
| 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致使风险积累 |
| 二、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加剧 |
| 第五章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战略 |
| 第一节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
|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优化产业结构 |
| 四、合理把握“去杠杆” |
| 第二节 促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措施 |
| 一、加强金融机构全面监管 |
| 二、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建设带给实体经济发展新机遇 |
| 第三节 辨证把握虚拟经济发展节奏 |
| 一、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健全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 |
| 三、稳定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
| 四、杜绝金融资本空转,消除金融套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宏观经济因素与上证指数波动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宏观经济因素与上证指数波动的相关概念 |
| 2.1.1 宏观经济因素的内涵 |
| 2.1.2 波动的内涵 |
| 2.1.3 波动的成分 |
| 2.2 宏观经济影响上证指数波动的相关理论 |
| 2.2.1 未预期收益理论 |
| 2.2.2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宏观经济影响上证指数波动的机理分析 |
| 3.1 宏观经济影响上证指数的微观基础 |
| 3.2 宏观经济因素水平值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机理 |
| 3.2.1 经济增长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
| 3.2.2 物价水平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
| 3.2.3 货币供应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
| 3.2.4 消费和投资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
| 3.3 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率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机理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宏观经济因素与上证指数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
| 4.1 实证模型与方法 |
| 4.1.1 混频GARCH模型 |
| 4.1.2 混频非对称GARCH模型的构建 |
| 4.2 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
| 4.2.1 样本数据的选取 |
| 4.2.2 描述性统计与基本检验 |
| 4.3 基于宏观因素水平值的实证结果 |
| 4.3.1 单因素水平值模型分析 |
| 4.3.2 双因素水平值模型分析 |
| 4.4 基于宏观因素波动率的实证结果 |
| 4.4.1 单因素波动率模型分析 |
| 4.4.2 双因素波动率模型分析 |
| 4.5 基于“水平值+波动率”的实证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波动的贡献度分析 |
| 5.1 宏观因素水平值对上证指数波动的贡献度分析 |
| 5.1.1 最优滞后期下的贡献度分析 |
| 5.1.2 贡献度的动态分析 |
| 5.2 宏观因素波动率对上证指数波动的贡献度分析 |
| 5.2.1 最优滞后期下的贡献度分析 |
| 5.2.2 贡献度的动态分析 |
| 5.3 水平值和波动率对上证指数波动的共同贡献度 |
| 5.3.1 最优滞后期下的贡献度分析 |
| 5.3.2 贡献度的动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 |
| 6.2.2 提升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
| 6.2.3 采取宏观审慎的经济政策 |
| 6.2.4 完善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 |
| 6.3 不足与展望 |
| 6.3.1 不足之处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B (R语言代码) |
| 致谢 |
（3）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径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技术路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 波动理论 |
| 2.1.1 经济波动理论 |
| 2.1.2 价格波动理论 |
| 2.1.3 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周期基本分析法 |
| 2.1.4 经济变量波动周期分析的滤波法 |
| 2.2 期货市场相关理论 |
| 2.2.1 动力煤价格指数 |
| 2.2.2 期货价格理论 |
| 2.2.3 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关系 |
| 2.2.4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理论 |
| 2.3 协整理论 |
| 2.4 状态空间模型基本理论 |
| 2.4.1 状态空间模型概念及构成 |
| 2.4.2 状态空间模型的类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 |
| 3.1 我国煤炭及燃煤发电现状分析 |
| 3.1.1 煤炭供给状况分析 |
| 3.1.2 燃煤发电行业现状分析 |
| 3.2 影响燃煤火力发电量因素分析 |
| 3.2.1 影响火力发电量的一般因素分析 |
| 3.2.2 火力发电量影响双因素分析 |
| 3.2.3 煤炭价格、火力发电量、煤炭库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
| 3.3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定义及风险因素分析 |
| 3.3.1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定义 |
| 3.3.2 煤炭价格波动对火电项目经营风险因素分析 |
| 3.3.3 新能源替代波动因素及风险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策略研究 |
| 4.1 煤炭现货市场 |
| 4.1.1 煤炭国际现货市场 |
| 4.1.2 煤炭国内现货市场的特点 |
| 4.2 煤炭期货市场 |
| 4.2.1 国际煤炭期货市场 |
| 4.2.2 国内煤炭期货市场 |
| 4.3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利益分析及操作步骤 |
| 4.3.1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参与者利益分析 |
| 4.3.2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操作策略 |
| 4.4 基差及煤炭期货风险对冲 |
| 4.4.1 基差概念 |
| 4.4.2 期货风险对冲 |
| 4.5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风险管理 |
| 4.5.1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存在的风险因素分析 |
| 4.5.2 煤炭期货套保操作的风险管理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双因素风险的期货对冲模型构建 |
| 5.1 模型构建总体设计 |
| 5.2 燃煤火电项目双因素关联性模型研究 |
| 5.2.1 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2 煤炭价格对煤炭库存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3 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量波动对火力发电量影响的理论模型 |
| 5.2.4 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联动关系理论模型 |
| 5.3 煤炭最优库存与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策略模型 |
| 5.3.1 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模型的思想基础 |
| 5.3.2 煤炭实际与虚拟库存模型的建立 |
| 5.3.3 煤炭实际库存与虚拟库存模型的应用 |
| 5.3.4 煤炭期货对冲模型 |
| 5.4 模型特点介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燃煤发电双因素风险及期货对冲模型实证与应用 |
| 6.1 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及期货对冲模型实证分析 |
| 6.1.1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6.1.2 煤炭价格对火力发电量影响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3 煤炭价格对库存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4 价格波动、新能源发电不稳定对火力发电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5 煤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联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2 煤炭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策略案例应用分析 |
| 6.2.1 燃煤火电项目案例简介 |
| 6.2.2 煤炭现货库存和与期货虚拟库存安排 |
| 6.2.3 煤炭现货期货对冲交易 |
| 6.2.4 煤炭现货期货对冲交易收益分析 |
| 6.2.5 煤炭期货等量对冲策略算例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范畴界定 |
| 1.3.1 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市场有效周期的界定 |
| 1.4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第2章 文献及研究综述 |
| 2.1 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献研究综述 |
| 2.1.1 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 |
| 2.1.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机制 |
| 2.1.3 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 |
| 2.2 有效市场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有效市场假说发展过程 |
| 2.2.2 市场异象与行为金融学质疑 |
| 2.3 均值回归理论与方法文献研究综述 |
| 2.3.1 均值回归的理论分析 |
| 2.3.2 均值回归的检验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 3.1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 |
| 3.1.1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的现实基础 |
| 3.1.2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的理论基础 |
| 3.1.3 市场有效周期的特点 |
| 3.1.4 市场有效周期与金融学分歧的解决 |
| 3.2 市场有效周期理论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解释 |
| 3.2.1 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 |
| 3.2.2 时点无效是金融市场的常态现象 |
| 3.2.3 市场有效周期是金融市场的必然现象 |
| 3.3 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与释放 |
| 3.3.1 均值回避、市场无效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 |
| 3.3.2 均值回归、市场有效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释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均值回归与市场有效周期理论的实证证据 |
| 4.1 市场有效周期与股票收益率均值回归特征分析 |
| 4.1.1 市场有效周期与均值回归的必然性 |
| 4.1.2 市场有效周期与均值回归的周期长短的不确定性 |
| 4.2 均值回归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聚与释放 |
| 4.2.1 均值回归的必然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释放 |
| 4.2.2 均值回归的周期长短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测算 |
| 4.3 世界主要市场有效周期测算 |
| 4.3.1 STAR模型 |
| 4.3.2 实证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演化特征检验 |
| 5.1 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演变的理论分析 |
| 5.1.1 经济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 |
| 5.1.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周期演变过程 |
| 5.1.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
| 5.2 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演变机理 |
| 5.2.1 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周期放大效应 |
| 5.2.2 资产泡沫周期循环 |
| 5.2.3 投资者行为周期变化 |
| 5.2.4 政府行为周期变化 |
| 5.3 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性演化实证研究 |
| 5.3.1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标合成 |
| 5.3.2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5.3.3 基于R/S分析法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周期性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特征检验 |
| 6.1 股票收益率非对称波动理论分析 |
| 6.1.1 股票市场收益率非对称现象 |
| 6.1.2 股票市场收益率非对称效应影响因素 |
| 6.1.3 股票市场收益率非对称性检验方法 |
| 6.2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演化机理 |
| 6.2.1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演化成因 |
| 6.2.2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演化与金融危机形成 |
| 6.2.3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演化数理推导 |
| 6.3 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非对称演化检验 |
| 6.3.1 指标选取 |
| 6.3.2 模型描述 |
| 6.3.3 检验过程及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期目标 |
| 7.2.2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长期目标 |
| 7.2.3 建立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的调控机制 |
| 7.3 规避突发事件冲击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周期波动（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不足与展望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1.3.3 研究展望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政策不确定性及其测度 |
| 2.1.2 跨境资本流动及其测算 |
| 2.1.3 金融周期及其指标合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不确定性经济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2.2 跨境资本流动多重动因的传导机制 |
| 2.2.3 金融实体经济内生联动的传导机制 |
| 2.2.4 理论整合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 |
| 2.3.2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冲击 |
| 2.3.3 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有效调控 |
| 2.3.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现状分析与经验初探 |
| 3.1 政策不确定性测度及溢出效应分析 |
| 3.1.1 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3.1.2 政策不确定性的历史走势 |
| 3.1.3 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
| 3.2 跨境资本流动测算及驱动因素分析 |
| 3.2.1 跨境资本流动的测算方法 |
| 3.2.2 跨境资本流动的历史走势 |
| 3.2.3 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 |
| 3.3 金融周期指标合成及经济联动分析 |
| 3.3.1 金融周期波动的指标合成 |
| 3.3.2 金融周期波动的历史走势 |
| 3.3.3 金融周期波动的经济联动 |
| 3.4 传导路径的中介效应检验 |
| 3.4.1 传导路径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3.4.2 基于全球视角的中介效应检验 |
| 3.4.3 基于中国视角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4章 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 |
| 4.1 引言 |
| 4.2 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理论分析 |
| 4.2.1 政策不确定性对驱动因素的溢出 |
| 4.2.2 驱动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 |
| 4.3 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经验分析 |
| 4.3.1 基于全球视角的地区异质特征 |
| 4.3.2 基于中国视角的时变调整特征 |
| 4.4 小结 |
| 第5章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冲击 |
| 5.1 引言 |
| 5.2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冲击:理论分析 |
| 5.2.1 信贷总量传导机制 |
| 5.2.2 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 |
| 5.3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冲击:经验分析 |
| 5.3.1 基于全球视角的地区异质特征 |
| 5.3.2 基于中国视角的时变调整特征 |
| 5.4 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有效调控 |
| 6.1 引言 |
| 6.2 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有效调控:规范分析 |
| 6.2.1 拓展的货币政策调控规则模型 |
| 6.2.2 货币政策调控规则的数值模拟 |
| 6.3 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运行的有效调控: 实证分析 |
| 6.3.1 基于全球视角的地区异质特征 |
| 6.3.2 基于中国视角的时变调整特征 |
| 6.4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平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7.2.2 完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 |
| 7.2.3 维持金融周期平稳运行 |
| 7.2.4 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国际油价变动对中国行业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油价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 |
| 一、国际油价变动对整体股票市场的研究 |
| 二、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性研究 |
| 三、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行业层面的研究 |
| 第三节 已有研究评价 |
| 第三章 国际油价变动对行业股票市场的传导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 |
| 一、供给 |
| 二、需求 |
| 三、存货 |
| 四、金融市场 |
| 第二节 国际油价变动对股票市场的传导路径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油价变动对行业股票市场的长期冲击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 |
| 一、EG协整检验 |
| 二、HJ变结构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数据选取及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协整检验 |
| 二、长期冲击效应分析 |
| 第四节 国际油价变动的成本冲击效应检验和分析 |
| 一、协整检验 |
| 二、成本冲击效应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油价变动对行业股票市场的短期冲击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 |
| 一、波动率的测度和分解 |
| 二、DY溢出指数 |
| 三、改进的SAM非对称溢出指数 |
| 第二节 数据选取及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静态分析 |
| 二、动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 |
| 2.1.1 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 |
| 2.1.2 分形市场假说与适应性市场假说 |
| 2.2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与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 |
| 2.2.2 资本市场周期的影响因素 |
| 2.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 |
| 2.3.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周期传导机制 |
| 2.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依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识别与制度解释 |
| 3.1 资本市场周期的成因解析与制度背景 |
| 3.2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2.1 资本市场周期时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 3.2.2 资本市场周期频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 3.3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识别的模型构建 |
| 3.3.1 MS-AR模型的构建 |
| 3.3.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3.3.3 资本市场周期的区制转换特征识别 |
| 3.4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制度解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制 |
| 4.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现实影响 |
| 4.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 |
| 4.2.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研究回顾 |
| 4.2.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3 数据选择、模型构建与适用性检验 |
| 4.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2 TVP-VAR模型的构建 |
| 4.3.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4.4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时变影响机制 |
| 4.4.1 数量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2 价格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3 汇率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机制 |
| 5.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现实联系 |
| 5.2 资本市场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分析与假设 |
| 5.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检验 |
| 5.3.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响应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 |
| 6.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分析与假设 |
| 6.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趋势的度量 |
| 6.2.1 小波分析原理 |
| 6.2.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于小波变换的数据分析 |
| 6.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与未来取向 |
| 7.1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 |
| 7.2 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分歧 |
| 7.3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论文框架图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框架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价 |
| 2.1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
| 2.1.1 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早期研究 |
| 2.1.2 常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2.2.1 流动性管理的宏观溢出效应 |
| 2.2.2 流动性管理的产业溢出效应 |
| 2.2.3 流动性管理的金融溢出效应 |
| 2.3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小结与评述 |
| 3 三次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考察 |
| 3.1 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1.1 互联网泡沫膨胀与破裂 |
| 3.1.2 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1.3 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2 美国次贷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2.1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 |
| 3.2.2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2.3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3 欧洲债务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3.1 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与蔓延 |
| 3.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 |
| 4.1 GPM分析框架概述、特征与发展现状 |
| 4.1.1 GPM分析框架概述与全球化应用 |
| 4.1.2 GPM分析框架的特征与优势 |
| 4.2 GPM-4模型设置 |
| 4.2.1 稳态水平的随机过程的设定 |
| 4.2.2 G3经济体的行为方程设定 |
| 4.2.3 中国经济行为方程的设定 |
| 4.3 GPM-4模型的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参数校准与先验分布设定 |
| 4.3.4 贝叶斯估计结果 |
| 4.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模拟 |
| 4.4.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及中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界定 |
| 4.4.2 数值模拟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4.4 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概述与样本选择 |
| 5.1.1 FAVAR模型概述 |
| 5.1.2 FAVAR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5.1.3 样本选择 |
| 5.2 指标选取与因子处理 |
| 5.2.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指标 |
| 5.2.2 工业活动指标 |
| 5.2.3 农业活动指标 |
| 5.2.4 房地产业活动指标 |
| 5.2.5 消费品零售业活动指标 |
| 5.2.6 对外贸易活动指标 |
| 5.2.7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指标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选择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传导机制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
| 6.1 GVAR模型概述 |
| 6.1.1 GVAR模型简介与发展 |
| 6.1.2 GVAR模型基准框架 |
| 6.1.3 GVAR模型估计与求解方法 |
| 6.2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的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3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GVAR模型相关检验 |
| 6.3.2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广义方差分解分析 |
| 6.3.4 基于G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贡献 |
| 1.4.1 理论贡献 |
| 1.4.2 现实意义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2.1.1 资本配置 |
| 2.1.2 汇总资本配置信息 |
| 2.1.3 宏观经济预测 |
| 2.1.4 经济增长质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宏观经济预测理论 |
| 2.2.2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传统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的宏观决策有用性研究 |
| 2.3.3 简要评述 |
| 3.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分析 |
| 3.2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动因分析 |
| 3.3 汇总企业资本配置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实现方式 |
| 4.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4.2.1 实物资本配置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4.2.3 汇总实物资本配置信息与未来经济增长质量预测:影响因素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4.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汇总金融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5.3.2 模型设定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汇总研发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 |
| 6.2.1 汇总研发支出强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2.2 汇总研发支出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汇总人力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 7.3.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系数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与未来就业增长率 |
| 7.4.4 进一步分析:汇总劳动成本粘性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8.3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3.1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信息构建宏观经济的预警机制 |
| 8.3.2 加强服务于宏观决策需求的会计信息披露 |
| 8.3.3 优化企业资本配置以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D]. 李晓.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波动的影响研究[D]. 郭沥阳.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3]燃煤发电项目双因素风险分析及期货对冲模型研究[D]. 刘凌云.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4]均值回归、市场有效周期与系统性金融风险[D]. 黄杉. 吉林大学, 2020(08)
- [5]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周期波动[D]. 石振宇.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6]国际油价变动对中国行业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D]. 李文奇.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7]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D]. 张晗. 吉林大学, 2019(02)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9]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企业资本配置信息与经济增长质量预测 ——基于会计信息经济晴雨表功能的研究[D]. 曾永良.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