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跨期所得税分摊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宋博尧[1]（2021）在《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通过构建家庭、厂商、政府、央行以及出口部门的DSGE模型,分别对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四种税收在开放经济下对产出、两类家庭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方式与影响效果均存在差异,消费税减税能够提升社会消费和产出水平,但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个人所得税减税会使产出、家庭消费增加、但会造成私人投资减少;资本要素增值税减税对两类家庭的影响差异明显,中高收入家庭消费出现大幅上升,但低收入家庭消费则出现大幅下滑;劳动要素增值税减税使两类家庭当期消费出现类似的变动;企业所得税减税会促进产出、消费、私人投资规模的扩大,且不会使价格水平产生剧烈波动;而政府支出政策,在短期可以对社会消费和社会产出有很强的刺激效应,可以应对因疫情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但长期会对私人投资与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通过对不同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进行组合分析,发现不同政策间会相互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财税政策时要注重并协调各政策的作用方向、作用效果与强度,使财税政策组合发挥最大效用。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贾辉[4]（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姚鹭[5]（2020）在《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文中认为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发放问询函的方式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以期发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从2014年开始,交易所在其官网公开披露问询函。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要求审计师关注风险。交易所出具的问询函可能提示了哪些审计风险?审计师如何利用问询函来识别与评估上市公司审计风险?审计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本文运用规范研究法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问询函以及审计风险的相关研究文献,并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问询函及其现状,明确本文研究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界定和分类。其次,进行理论分析,构建本文理论框架。进一步运用规范研究法分析交易所问询函对审计风险评估的影响,阐述在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基本思路。最后,将内容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以康得新为案例阐述审计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具体利用。了解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及回复基本情况,运用内容分析法总结问询及回复内容,具体阐述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针对康得新案例提出可采取的措施。本文结合理论与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交易所问询函通过问询问题能够提示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交易所问询函信息含量丰富,能够作为审计师风险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审计师可以利用交易所问询函来识别、评估审计风险,判断高风险领域;审计师也可以利用问询函的回复内容进一步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且回复内容的可靠性也是审计师需要验证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相联系,既丰富了两个领域的研究,也为审计师识别、评估上市公司审计风险提供新的思路,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梁柳英[6]（2020）在《特殊性重组中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 ——以建设机械并购案为例》文中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许多企业借着并购重组的东风,实现了扭亏为盈、借壳上市、增强行业竞争力等目标。重组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企业股东类型的多样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企业重组中,其中自然人股东的身影在重组中出现得愈发频繁,但是在自然人股东参与企业重组过程中,针对自然人股东参与重组的税务处理,并没有和法人股东一样可以选择特殊性或一般性税务处理,自然人股东即使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条件也只能选择一般性税务处理,这样的税收规定导致个人在参与重组时遇到一些问题,如不重视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最终将会阻碍重组的进行。本文以建设机械并购天成机械案为例,通过对并购案例的研究分析,指出现阶段自然人股东在特殊性重组中面临着下列问题:利益持续性与有限分期纳税不匹配、投资所得确认时点前置、税收政策不协调、不同股东身份税负不公平等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协调重组所得税政策、允许自然人股东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加强个人股权转让的监管等解决措施,以期能进一步完善重组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真正发挥税收政策对重组的导向作用,并释放重组红利。
郑耀立[7]（2020）在《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研究 ——以天健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混合性投资是金融市场中比较活跃的一类投资,这类投资兼有权益性和债权性投资的特点,能尽可能多地满足各方的需求。但在税收层面上,关于混合性投资的税务处理缺乏明确、有效的税收政策,交易各方也存在利用混合工具获取税收利益的情况,这对混合性投资的课税问题产生了挑战。在当前股债两分法的大背景下,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存在截然不同的税收待遇,如何对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进行判断成为了混合性投资课税的重要一环。首先,本文从混合性投资定义入手,介绍了混合性投资在投资期限、风险、收益、经营管理四个方面的特征以及几类常见的混合工具,明确了混合性投资兼有的权益性和债权性投资特点,并阐述了股债两分法的产生背景和理论基础,对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认定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课税原则和区分标准作了说明。其次,本文介绍了我国目前混合性投资的发展,对已有的两个关于混合性投资的税收政策文件——41号公告和64号公告进行了解读,指出了其存在的表述不当、实质与形式认识不清、股债两分法态度不坚定等问题。再次,本文通过美国对混合性投资的判例以及英国、荷兰对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认定,总结归纳形成了一套标准,即先对混合性投资进行目的性判断,以确定适用的课税原则,再以风险性为标准对混合性投资过程进行分析,最后通过被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外部融资情况对上述结果进行补充的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将天健集团2018年12月发行的“18天健Y1”永续债作为案例,对该永续债在不同税收属性认定下交易各方的税负差异、资本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了税收属性认定的重要性。进而,本文在税收属性判断上,分别列举了支持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的诸多因素。同时,本文利用64号公告和本文提出的判定标准,分别对该永续债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都得出了该永续债税收属性为债权性投资的结论。本文的案例研究也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标准在巩固股债两分法理论、综合认识各项指标的风险性以及辨别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原则上的优势。最后,本文根据理论研究、现状分析、经验借鉴和案例思考的过程,提出了明确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加强混合性投资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考量、完善不同税种对混合性投资的税务处理三个针对性的建议。
张炳禄[8]（2019）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激励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补充机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短期内聚集巨额的社会资本,能推动创新创业型企业的股本市场化,引领民间资本投向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重点区域板块。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中,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制定并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旨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以及被投资企业的行为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适当的税收优惠可以从正面发挥其激励效应,使得私募股权投资供给与需求的双增长,振兴实体经济。但因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存续期较短,金融监管与税收激励方面法律法规滞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组织形式税负差异、亏损分担与跨期弥补时限较短等问题,导致其发展速度仍不能满足国内实体企业需求。因此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税收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激励等问题,对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的税收政策,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不同组织形式下的的税收负担,并从数理模型的角度,推导分析税收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供求双方、资本成本以及投资风险等的影响路径。最后应结合本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改进相应税收优惠政策,注意不同组织、不同投资方式、不同行业以及区域间的私募投资的税收负担差距,采取多元化税收激励方式,建立长期股权投资的税收激励制度等,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税收政策保障。
马宇弘[9]（2019）在《基于AEG估值模型的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探讨 ——以南极电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传统零售业受到了互联网电商行业的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以及“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并且在2014年,在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和其他行业的联系性,寻找新的模式创造收入。于是为了与时俱进,满足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与互联网相结合,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并且寻求新的盈利途径。而南极电商公司作为典型的转型成功的公司,为了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转变商业模式,它不仅仅是将传统的服装行业转型成电商企业,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将品牌授权业务与之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全新的战略模式。互联网企业主要为创新性、创业型、成长性企业,作为特殊经营模式,其具有无形资产价值高,经营收益不确定性大等特点,并且还在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潜力无限的行业。因此对互联网行业的价值评估显得愈发重要,如何建立一个较为完美得价值评估体系,以及一个适合互联网得价值评估模型是第一步,只有在价值评估比较准确的基础上,才能促使广大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以及企业的商业战略。如今,“价值投资”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推崇的投资策略,作为理性投资者,应该更加注重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潜力,通过更合理的评估方法,理性地评估投资对象的整体价值,才能找出那些价值被低估的企业,进而对其进一步分析,决定是否要对其进行投资。而对于一个企业管理者而言,追求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增加企业的内在价值,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其经营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因此掌握一个企业价值评估的科学方法对其同样重要。南极电商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它成功地从传统零售企业向互联网电商企业转型,以品牌授权业务和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业务相结合的独特商业模式创造了大量价值,并且在流量向手机移动端转移的趋势下,南极电商在2017年又开拓了移动端互联网服务。为了有效的评价这种品牌效应互联网公司,本文采取了超额收益增长模型（AEG）对其进行估值。本文首先介绍了该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对价值评估的相关文献,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然后描述了AEG估值模型的基本理论,以及互联网企业应用AEG估值模型的效益;接着以一个具有典型的互联网企业特征的南极电商企业为例,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首先对南极电商企业价值评估的背景,如行业趋势、企业商业模式等进行分析总结,然后根据南极电商企业的财务报表对其盈利性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做出预测,得出企业价值;最终对价值评估结果进行评价,并通过估值过程做出研究总结。研究表明:（1）在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不能脱离企业的金融大背景,要根据其所处的行业形势以及其自身的经销战略决定适合于该企业的价值评估模式和方法。（2）在使用AEG估值模型对南极电商的企业估值过程中,能否给出一个正确的预测假设是进行评估的基础,这需要结合南极电商的财务报表各项数据才能完成。（3）正确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在评估过程中,分析企业的盈利性,价值增加的来源,并相应地给出建议。
刘同洲[10]（2019）在《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导向的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税制日益优化,税率级次不断简并,抵扣链条逐渐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日趋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然而,税改后的减税效应似乎未被充分认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税负痛感”在近年来集中凸显,企业投资呈现“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趋势。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核心问题聚焦于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的测度,以及导致企业“税负感”加重的原因判定。基于此背景,相关学者提出税收“无谓损失”效应,为企业“税负感”加重与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关联性给予理论诠释,认定高税负挤占了企业净利润,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引发了税收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税收负担问题的大讨论。是何原因导致制造业税负痛感近年来集中凸显?究竟是减税政策出了偏颇,还是制造业自身出了问题?税负因素是否为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主导因素,上述问题的逻辑起源都要从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入手,而这也是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点、重点与难点。毋庸讳言,税费负担与投资的关系是税收学与金融学交叉领域的核心议题,是提升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尤其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基本理论、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有助于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以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研究了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本文以“一条主线,二种状态”来阐述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其中,“一条主线”是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传导机理线,即税费负担→投资收益→投资决策。“两种状态”是围绕该主线的静态和动态的机理分析,静态机理仅涉及税费负担这单一投资成本因素的分析;动态机理为涉及税费负担、现金流、融资约束等多投资成本因素的一般均衡分析。即基于综合税费负担视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在Laeven（2003）1的企业投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动态投资欧拉方程方程,分析投资收益最大化时企业最优投资决策。本文研究结果概括如下:从税负视域而言,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并不算重,主要是费用负担较重。总体而言,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中口径）为25.69%,其中社保费费负为6.80%,增值税税负为7.13%,企业所得税税负为3.91%;制造业而言,2016年制造业综合税负为5.86%,其中国营企业综合税负率为4.2%,民营企业为8.8%,民营企业综合税负显着高于国营企业,并不存在“死亡税率”;从投资视域而言,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实业投资下滑,金融投资上升,两者变化趋势恰好相反。就税负与企业投资的关联性而言,总体视域与制造业视域下都有显着相关性,而中美税负差异视域下没有显着相关性。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与动态机理实证研究表明:其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而税费负担是一个该循环路径的外生冲击,当税费负担率改变时,该循环也发生改变;其二,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并非只受该行为所涉及税种税项的影响,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是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的过程。即综合税负率并非只影响企业实业投资,也影响金融投资;同理,所得税税负率也亦然;其三,综合税负率的降低会加强资本选择金融投资的倾向。综合税负率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实业投资行为。当企业综合税负率降低时,对金融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实业投资行为,这会增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进行金融投资的偏好,可能会加剧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其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金融投资行为。当企业所得税税负率降低时,对实业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金融投资行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实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大于金融投资行为,有利于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市场,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现阶段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同时也应看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金融投资偏弱的激励效应的非正常性,即反映出现有所得税政策针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并未起到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相当部分的金融投资收益可能并未纳入应纳税所得额,产生税收流失,弱化了其作为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用,这与企业金融投资涉及的资本利得问题尚有政策缺陷有关。其五,现金流与净资产收益率是导致企业“脱实向虚”与“民间投资下滑”的主因。现金流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与金融投资行为的正向激励效用远大于税负（综合税负或企业所得税税负）对其的负向抑制效用。即企业即使有充裕的现金流,也不投向实业领域,而是选择投向金融领域,该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兼具有之,但民营企业更为显着;此外,就净资产收益率而言,无论是何种税负视域下,其对企业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远大于企业实业投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金融投资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实业投资的客观现实,故而可诠释民营企业放弃实业投资而转向金融投资的“脱实向虚”的投资行为。在“民间投资下滑”问题上,在所得税税负视域下,现金流对民营企业实业投资的影响度大于其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同时,在所得税税负与综合税负视域下,净资产收益率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要大于国有企业。且现金流的影响度要大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度;其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即随着销售增长率的上升,企业的实业投资反而下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欲根据发达国家“降税负、促投资”的目标导向,探寻其税制改革历史变迁与最新趋势,总结了发达经济体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优化的一般性规律,以解决我国“民间投资下滑”、“制造业脱实向虚”、“企业投资跨国转移”等问题。在结合我国促进企业投资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一是秉承“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的改革理念,全盘指导;二是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和整合间接税制,深入完善和健全所得税制,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四是企业自身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二、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跨期所得税分摊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跨期所得税分摊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 DSGE 模型在财税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现状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结构性减税政策相关理论与DSGE模型方法论基础 |
| 第一节 结构性减税理论梳理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三节 DSGE模型理论梳理 |
| 第三章 结构性减税现状与政策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性减税现状梳理 |
| 第二节 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梳理 |
| 第三节 云南省主要税种确定 |
| 第四章 基于云南省地方经济特色的开放型DSGE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家庭部门的构建 |
| 一、中高收入家庭的构建 |
| 二、低收入家庭的构建 |
| 第三节 厂商部门的构建 |
| 一、最终品零售企业的构建 |
| 二、中间品制造企业的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部门及中央银行的构建 |
| 一、政府财政部门的构建 |
| 二、中央银行部门的构建 |
| 第五节 税务部门的构建 |
| 第六节 对外部门的构建 |
| 第五章 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的DSGE模型理论模拟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相关参数估计与稳态值计算 |
| 一、家庭部门参数 |
| 二、厂商参数 |
| 三、政府与央行参数 |
| 四、对外部门参数 |
| 五、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第二节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一、单变量诊断图检验 |
| 二、多变量诊断图检验 |
| 三、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际匹配度检验 |
| 第四节 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
| 一、税收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
| 二、政府支出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
| 三、财税政策组合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各税种减税政策研究结论 |
| 二、两类财政支出政策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问询函研究 |
| 二、关于审计风险研究 |
| 三、关于问询函与审计风险关系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信号传递理论 |
| 三、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
| 第三章 交易所问询函相关概述及现状 |
| 第一节 交易所问询函相关概述 |
| 一、交易所问询函的定义及构成 |
| 二、交易所问询函的发展 |
| 三、交易所问询函的类别 |
| 第二节 交易所问询函现状 |
| 一、交易所问询函的发函现状 |
| 二、交易所问询函的行业分布现状 |
| 三、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审计师回复的现状 |
| 第四章 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交易所问询函对审计风险评估的影响 |
| 一、审计风险评估相关理论 |
| 二、交易所问询函影响审计风险评估路径 |
| 三、交易所问询函在审计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基本思路 |
| 一、了解交易所问询函及回复情况 |
| 二、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 |
| 三、针对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的措施 |
| 第五章 审计风险评估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具体利用:康得新案例 |
| 第一节 康得新案例介绍 |
| 一、康得新简介 |
| 二、康得新年报审计意见情况 |
| 三、康得新事件回顾 |
| 第二节 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及回复 |
| 一、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情况 |
| 二、康得新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情况 |
| 第三节 在康得新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 |
| 一、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 |
| 二、针对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的措施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会计师事务所层面 |
| 二、审计师层面 |
| 三、监管机构层面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特殊性重组中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 ——以建设机械并购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2 企业重组中所得税设计的理论基础 |
| 2.1 特殊性重组所得税税制设计的原则 |
| 2.2 个人资本投资所得税税制与纳税必要资金 |
| 2.3 企业重组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与税收中性 |
| 3 我国并购重组现状与所得税政策分析 |
| 3.1 中国并购重组的现状 |
| 3.2 企业重组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梳理 |
| 3.3 企业重组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要点分析 |
| 4 建设机械重组案的基本案情 |
| 4.1 重组交易双方基本介绍 |
| 4.2 重组过程 |
| 5 案例所反映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1 利益持续性与有限分期纳税的不匹配 |
| 5.2 纳税必要资金原则下所得确认的前置 |
| 5.3 税收政策不协同性与自相矛盾并存 |
| 5.4 不同股东之间税负差异明显 |
| 6 完善企业重组中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建议 |
| 6.1 延长分期纳税期限并明确业绩补偿的税务处理 |
| 6.2 收付实现制确认个人重组所得 |
| 6.3 完善个人所得税以确保税收政策的一致性 |
| 6.4 加强个人股权转让所得的征收管理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研究 ——以天健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混合性投资的概念和课税困境 |
| 二、混合性投资的课税争议 |
| 三、混合性投资的课税原则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存在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混合性投资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性投资概述 |
| 一、权益性投资 |
| 二、债权性投资 |
| 三、混合性投资和混合工具 |
| 第二节 混合性投资股债两分法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视角下的股债两分法 |
| 二、税收视角下的股债两分法 |
| 第三节 混合性投资中股债的区分标准 |
| 一、风险标准 |
| 二、价值标准 |
| 三、多因素事实标准 |
| 第二章 混合性投资在我国的现状及课税困境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性投资的发展 |
| 一、可转换债券 |
| 二、优先股 |
| 三、永续债 |
| 四、名股实债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性投资的税法适用情况 |
| 一、混合性投资的企业所得税规定 |
| 二、混合性投资的增值税规定 |
| 三、混合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
| 第三节 混合性投资在我国的课税困境 |
| 一、表述不清晰、不准确、不完善 |
| 二、实质与形式差异 |
| 三、股债两分法的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关于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认定 |
| 一、美国税务局诉O.P.P.Holding Corp.案例 |
| 二、Dixie Dairies Corp.诉美国税务局案例 |
| 第二节 其他国家关于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认定 |
| 一、英国关于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认定 |
| 二、荷兰关于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认定 |
| 三、英、荷对于不同混合工具税收属性的比较 |
| 第三节 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判断标准与方式 |
| 一、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判断标准 |
| 二、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的判断方式 |
| 第四章 混合性投资税收属性判别应用——以天健集团为例 |
| 第一节 天健集团背景介绍 |
| 一、基本情况 |
| 二、混合性投资发行动因 |
| 三、混合性投资条款介绍 |
| 第二节 主要争议分析 |
| 一、不同属性下的税务处理差异 |
| 二、认定为权益性投资 |
| 三、认定为债权性投资 |
| 第三节 税收属性判别标准的适用分析 |
| 一、64号公告适用分析 |
| 二、新设标准适用分析 |
| 三、标准的适用差异比较 |
| 第五章 混合性投资的政策建议与结论 |
| 第一节 政策建议 |
| 一、明确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 |
| 二、加强混合性投资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考量 |
| 三、完善不同税种对混合性投资的税务处理 |
| 第二节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激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与不足 |
| 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识 |
| 2.1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念 |
| 2.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点 |
| 2.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 |
| 2.3.1 风险投资基金 |
| 2.3.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2.3.3 并购基金 |
| 2.4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 |
| 2.4.1 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2.4.2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2.4.3 信托制(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相关理论基础 |
| 3.1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纳税义务 |
| 3.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原则 |
| 3.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财税理论分祈 |
| 3.3.1 “类外部性” |
| 3.3.2 税收主体理论与实质课税 |
| 3.4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财税政策工具 |
| 3.4.1 财税政策工具种类 |
| 3.4.2 税收激励政策的优越性 |
| 4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激励的路径分析 |
| 4.1 私募股权投资的供给—需求模型 |
| 4.1.1 私募股权投资供给与需求的含义 |
| 4.1.2 私募股权投资供给方实行税收激励的效应 |
| 4.1.3 私募股权投资需求方实行税收激励的效应 |
| 4.1.4 私募股权投资税收激励下的市场均衡 |
| 4.2 私募股权投资的乔纳森标准资本成本模型 |
| 4.2.1 私募股权投资的资本成本 |
| 4.2.2 私募股权投资增值税与所得税税收激励分析 |
| 4.2.3 不同税收优惠方式资本成本分析 |
| 4.3 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资产模型 |
| 4.3.1 不考虑税收因素的风险资产模型 |
| 4.3.2 考虑税收因素的风险资产模型 |
| 5 不同组织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研究 |
| 5.1 不同组织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税特点 |
| 5.2 不同组织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税负分析 |
| 5.2.1 公司制投资者税负 |
| 5.2.2 有限合伙制投资者税负 |
| 5.2.3 信托制投资者税负 |
| 5.3 税后投资回报率分析 |
| 5.3.1 公司制投资者税后投资回报率 |
| 5.3.2 有限合伙制投资者税后投资回报率 |
| 5.3.3 信托制(契约型)投资者税后投资回报率 |
| 5.4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评析 |
| 5.4.1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优惠纳税主体 |
| 5.4.2 私募股权投资税收优惠所涉税种 |
| 6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激励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 |
| 6.1 缺乏统一税制规范,不同组织形式税负不均衡性 |
| 6.2 不同投资方式下投资者税收负担不均衡 |
| 6.3 亏损跨期弥补时限较短,不符合私募长投特点 |
| 6.4 税收优惠地域性与产业性限制私募投资多元化发展 |
| 7 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激励的政策 |
| 7.1 明确私募股权投资税收透明体性质,均衡税负 |
| 7.2 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 |
| 7.3 合理分担亏损,延长结转时效 |
| 7.4 行业优惠与区域税收优惠结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基于AEG估值模型的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探讨 ——以南极电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传统企业估值理论模型研究现状 |
| 1.2.2 互联网企业估值模型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基于AEG估值模型的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理论概述 |
| 2.1 AEG价值评估的基本理论 |
| 2.1.1 AEG估值的评估模型 |
| 2.1.2 AEG的价值理论基础 |
| 2.1.3 AEG的价值评估方法 |
| 2.2 互联网企业的估值特征 |
| 2.2.1 存在大量品牌、研发等隐蔽性资产 |
| 2.2.2 互联网产业发展周期短、企业更迭快、可比标的少 |
| 2.2.3 收入确认不规范 |
| 2.2.4 多数企业盈利性弱、变化幅度大 |
| 2.3 互联网企业AEG价值评估的主要内容 |
| 2.3.1 重组财务报表 |
| 2.3.2 预测公司未来业绩 |
| 2.3.3 确定公司持续经营期间 |
| 2.3.4 选择公司价值风险折现率 |
| 2.4 互联网企业AEG价值评估的应用效益 |
| 2.4.1 全面反映互联网企业内在价值创造过程,引导合理投资决策 |
| 2.4.2 明确揭示了互联网类企业价值的来源 |
| 2.4.3 量化互联网企业价值以便加强管理 |
| 2.4.4 规避互联网企业短期化行为 |
| 3 基于AEG估值模型的南极电商价值评估的案例介绍 |
| 3.1 南极电商的公司简介 |
| 3.1.1 南极电商的基本情况介绍 |
| 3.1.2 南极电商的所属行业特征 |
| 3.1.3 南极电商的公司成长趋势 |
| 3.2 AEG估值模型应用于南极电商价值评估的评估背景 |
| 3.2.1 南极电商的重品牌经营模式 |
| 3.2.2 南极电商的布局投资回顾 |
| 3.2.3 南极电商的历史业绩情况 |
| 3.3 AEG估值模型应用于南极电商价值评估的必要性 |
| 3.3.1 南极电商价值应用AEG模型评估的需求性 |
| 3.3.2 南极电商应用AEG模型价值评估的可行性 |
| 3.3.3 南极电商应用AEG模型价值评估的现实性 |
| 4 基于AEG估值模型的南极电商价值评估的案例分析 |
| 4.1 南极电商应用AEG价值评估的基本原则 |
| 4.1.1 系统性原则 |
| 4.1.2 谨慎性原则 |
| 4.1.3 前瞻性原则 |
| 4.1.4 继承与创新原则 |
| 4.2 南极电商应用AEG价值评估的模型构建 |
| 4.2.1 构建南极电商企业价值的二阶段AEG估值模型 |
| 4.2.2 建立南极电商价值评估的经营假设 |
| 4.2.3 选择基于AEG的南极电商价值关键评估参数 |
| 4.3 南极电商应用AEG价值评估的假设体系 |
| 4.3.1 基于可持续资产/收益观下的南极电商历史报表重组 |
| 4.3.2 南极电商盈利能力分析 |
| 4.3.3 南极电商收益预测假设 |
| 4.3.4 南极电商投资预测假设 |
| 4.3.5 南极电商筹资预测假设 |
| 4.4 南极电商应用AEG价值评估的估值实施 |
| 4.4.1 基于AEG估值模型的南极电商未来AEG业绩预测 |
| 4.4.2 南极电商基于AEG模型的“两阶段”估值 |
| 4.4.3 基于AEG模型的南极电商企业整体价值 |
| 4.5 南极电商应用其他估值模型的估值实施及结果对比 |
| 4.5.1 南极电商应用EVA模型价值评估 |
| 4.5.2 南极电商应用FCFF模型价值评估 |
| 4.5.3 南极电商应用各种模型价值评估结果对比 |
| 5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AEG有助于南极电商了解公司价值来源,加强价值管理 |
| 5.1.2 AEG有助于客观评价南极电商企业业绩,真实反映企业价值 |
| 5.1.3 AEG有助于优化南极电商资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 5.2 研究启示 |
| 5.2.1 互联网企业正确认识自己价值优势,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
| 5.2.2 互联网企业重视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树立价值管理观念 |
| 5.2.3 互联网市场加强监管统一核算标准,提高财务信息准确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税费负担的内涵 |
| 二、税费负担的类型 |
| 三、税费负担的本质 |
| 四、企业投资行为的内涵 |
| 五、企业投资行为的类型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一般关系 |
| 一、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
| 二、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
| 三、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漏损效应与效率损失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衡量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方法 |
| 第二章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传导机理 |
| 一、基于企业投资心理行为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 二、基于宏观经济循环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静态影响机理 |
| 一、税费负担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机理 |
| 二、投资收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 三、税费负担、投资收益与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态影响机理 |
| 一、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构建 |
| 二、企业投资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三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的总体现状 |
| 一、企业税费负担的总体现状分析 |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现状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 |
| 一、税费负担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现状分析 |
| 一、税费负担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 二、企业投资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相关性分析 |
| 第四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实证分析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计量模型设定 |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机理验证结果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动态机理实证分析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计量模型设定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动态机理验证结果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主要结论 |
| 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 |
| 二、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
| 三、降低综合税费负担会增强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偏好 |
| 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 |
| 五、现金流与收益率是企业投资“脱实向虚”与下滑的主因 |
| 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实业投资动力 |
| 第五章 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国际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 一、里根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二、特朗普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三、里根税制改革与特朗普税制改革逻辑共性 |
| 第二节 英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 一、撒切尔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二、金融危机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三、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 一、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促进企业投资已成国际共识 |
| 二、税制改革应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 |
| 三、减税降费应秉承适度性原则 |
| 第六章 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理念：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 |
| 一、秉承适度性原则,把控减税空间 |
| 二、以“宽税基、低税负、简税制、优结构”为税制改革导向 |
| 三、注重税制改革的内部协同与外部协同 |
| 第二节 税制优化：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 |
| 一、构建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环环抵扣的增值税税制环境 |
| 二、优化企业所得税税制设计 |
| 三、构建低费率、统费基、优结构的社会保险制度环境 |
| 第三节 制度协同：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 |
| 一、优化劳动力供给体系,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
| 二、构建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的新型金融体系 |
|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第四节 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
| 一、破解现金流约束,提升税负转嫁能力 |
| 二、贯通税负转嫁链,提升税收管理能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跨期所得税分摊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常态下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云南省开放型DSGE模型的研究[D]. 宋博尧.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5]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D]. 姚鹭.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6]特殊性重组中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 ——以建设机械并购案为例[D]. 梁柳英. 暨南大学, 2020(04)
- [7]混合性投资的税收属性研究 ——以天健集团为例[D]. 郑耀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激励问题研究[D]. 张炳禄.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9]基于AEG估值模型的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探讨 ——以南极电商为例[D]. 马宇弘.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10]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同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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