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违规化妆品何以堂皇销售（论文文献综述）
朱可涵[1]（2021）在《民国时期上海广播规制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
滕肖澜[2]（2020）在《心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清晨六点,顾士宏推着那辆老式的凤凰自行车,走出单元门。初冬天气,早晚已凉得很了,夹克衫里只穿件长袖T恤,有些抵不住,脖子一缩,把领口那粒扣子系紧。环保袋往车龙头上一套,骑上去。遇见邻居,老远便打招呼,"顾老师,这么早买小菜啊!"他忙不迭点头,腾出一只手挥动着,一笑,嘴角的皱纹挤出来,"礼拜六老规矩,聚餐。"
杨化冰[3]（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刘伟彦[4]（2019）在《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古今中外,财税一直是维持国家政权运行的支柱。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基层国税的征收日益困难,税收征管水平的下降标志着国家有效治理的缺失。本文以绍兴地区的国家税征管为核心命题,通过对组织与人事、稽征与管理、流失与防治等税收现象的观察,试图分析税收的权力分配、制度实践、征纳关系和税务工作效率,以探究国家的税收治理问题,揭示民国晚期基层税政失灵的多重原因。在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税的基层组织和人事管理经历急剧变革。1945年12月,财政部在绍兴地区建立分局,恢复直货两税在基层的征收。随着两税收入的不断增加,税局表现出良好的征收业绩。特别是货物税局的征收成本逐年下降,其效益明显优于同期的直接税局。1948年8月,两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组织的员额配置和职员结构出现小幅度的优化。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国税局不仅难以完成预算任务,而且因经费短缺还出现截留税款、摊派加征的问题。随着税务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荐举与考试成为两种主要的任用途径,并且铨叙部对录用职员的年资、学历进行严格审查。为保障职员利益,税务机关实行官职分离的调遣原则,且现职非因过失不得任意撤免。然而受官僚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的人事管理也存在任人唯亲、更迭频繁等缺陷。货物税是绍兴地区最重要的国税收入,政府十分重视征管制度的改良。首先,为严密控制税源,税局对卷烟厂的机器、产销、闭歇实行严格登记,且对历年绍酒酿缸的数额也进行详细编查。其次,税收的征课技术也实现长足地进步。例如,财政部设计多种国税征解的方法,给予商人灵活选择的便利;历年旺季督征计划的演进,也极大地推动基层税务手续的规范,以及中央政令执行的效率。最后,完税照证种类逐渐由繁到简,统一化的趋势十分显着。通过分析上述三项内容,发现货物税征管制度的实践过程明显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围绕锡箔税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法团产生长期地争夺;酒税是分期匀缴还是随销随税,这在征税机关与纳税商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处理照证遗失、注销等问题时,税局的行政管理更是受到来自上级机关和纳税人团体的监督。在政府不断强化征收之时,货物税出现欠税和逃税的问题。酒税拖欠的规模逐年扩大,分局追缴工作却是收效甚微;因武装军人和投机商人的走私,锡箔逃税之风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为保障国家收入、维护正当商人经营,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税收流失,但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统一稽征与查验工作以后,税务机构与交通部门、地方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但分局依旧存在把控不严、阻碍运输的弊病;对于违章行为的处罚,政府虽然提高了惩治力度,并完善司法介入程序,但“私酿私售”、“漏税”、“未税私运”、“印照重用”、“未报验”等违章行为依然屡禁不绝。税收流失与纳税人的不遵从密切相关,而绍兴地区商人的减税和免税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因税收负担沉重,酒商频繁以各种理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额。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虽然也免除部分商品的税收,但围绕土酒和茶叶的免征还是产生持久的对抗。所利得税和印花税是本地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征管政策的落实遇到很大阻力。为减少征收手续的苛扰,政府对营利事业所利得税进行简化稽征的改革,但政策在税理与现实之间不断摇摆,这极大地损害税收的公平性。对于政府的简化稽征而言,纳税商人团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协助税局查核账册,另一方面也团结商人进行请愿和抗争。此外,印花税政策也出现因时适变和执行困难的现象。印花税票的销售包括税局自售、机关代售、商号领销三种方法。通过订立合同,绍兴中国银行以委托代理的形式销售印花税票,且每年的管理模式、权利义务均有发生改变。发货票是诸多贴花凭证的一种,商号规避开票很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然而受长期以来商业习惯的客观限制,政府不得不对商人消极避税的行为进行妥协。总的来说,民国晚期绍兴地区的国税征管存在许多问题,从中可以管窥国家税收治理的失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税局很难发挥自主能动性,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特权组织的渗透和冲击。一旦中央权威有所放松,组织便有失控的风险,基层税局的行政效率和征收信誉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不可否认,国家税征管制度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种制度并不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基层征管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政策缺乏试错的条件,且中央决策目标与现实环境渐行渐远,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很容易出现脱节。税收负担不均和产业救济匮乏,更是加深纳税人对政府征管的不信任。随着违章治理的逐渐失效,纳税人遵从的政治压力愈加难以支撑。政府单纯以财政目的进行征税,明显忽视税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基层税局的高效征管是建立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环境的动乱与恶化使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
张格[5]（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孙建杰[6]（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彭海宝[7]（2017）在《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都市化速度可谓史无前例,现代都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现代都市小说正在悄然崛起。中国都市小说对中产阶层书写的重视,与中产阶层在现代城市中的兴起和扩张关系密切。中产阶层一般具有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事中高端职业,注重生活的格调和品味,代表了都市社会主流群体所尊崇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他们体面生活的背后,却隐匿着焦虑不安和精神虚无等症候。现代都市文学的笔触在呈现中产阶层生存状态的同时,往往直抵都市精神的敏感部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产阶层的书写过程也即现代都市密码的解析过程。文学是人学,人物形象的描述始终为现代都市小说的重心。而当下中国都市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底层叙事、审美阐释、欲望化表达、消费主义批判等领域,有关小说人物的形象研究相对薄弱;已有的人物形象研究也多集中于底层人物,缺乏对现代都市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人物形象研究。本文以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新世纪以来都市小说中中产阶层的生存处境、情感方式和精神状态,分析中产阶层书写的策略和审美品格,同时探讨消费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对现代都市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期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与价值空间。本论文共八个部分,正文六章,具体内容主要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界定论题涉及的“都市小说”、“中产阶层”等核心概念。第一章论述现代都市中产阶层书写的文化语境。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当代社会中产阶层兴起的动因和条件,围绕职业特点、地域分布、收入水平、消费层次、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中产阶层书写的文化语境。并且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文化的研究视角,阐释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中产阶层话语扩张的具体表现。同时,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简要回顾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的创作历程,梳理各时期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脉络。第二章梳理现代都市小说中的中产阶层形象类型。主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系统探讨现代都市小说中产阶层的人物形象类型;着重对都市小说中的高校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中小私营企业主、中低级官员、艺术工作者等五类人物形象进行研究,分析这些人物形象的整体性特征,寻找出他们各自的差异性特质。第三章阐述现代都市中产阶层的生存法则与世俗人生。通过对中产阶层的物质欲望、情色心理和处世之道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都市小说书写中的中产阶层拥抱世俗、讲求实利的生存法则。从物质的角度看,他们践行经济理性主义的价值理念,树立了新财富观,追求个人利益。从情感的角度看,他们注重满足个体的欲望,消解了传统社会形态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地位。从处世之道看,他们熟悉社会运作,善于通过圈子文化、交换逻辑达到个人目的,并信奉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的信条。第四章研究现代都市中产阶层的身份共同体的建构。主要探讨都市小说书写中产阶层身份构建的三种方式:一是以时尚消费作为身份标签;二是在空间上区隔底层社会,凸显阶层界线;三是通过身份比较获得阶层意识。从消费主义文化的角度看,中产阶层通过吃、穿、游、乐的时尚消费符号,成功实现了与社会底层的区隔。从空间意义上看,无论其占据的住宅空间、职场空间还是社交空间,都表征着社会阶层、群落的界线之所在。而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身份比较和身份想象,更凸显了阶层差异及对比的观念已成为都市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分析现代都市中产阶层的焦虑与救赎。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都市小说的文本分析,总结出中产阶层焦虑的时代表征与文化隐喻,探究当代中产阶层面临的精神困境、焦虑症候及其根源,为中产阶层的反省、救赎以及精神价值的重建提供参照。中产阶层虽然物质生活无忧,但精神上常常处于焦虑之中,缺乏安全感。焦虑的病理形式通常以抑郁症、肠胃症、不孕症等“病兆”反映出来,深刻反映了现代性的挤压和人性的脆弱。中产阶层需要反省和救赎,重构内心的信仰,化解人生虚无感,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都市人的身心健康与自由发展。第六章考察现代都市小说中产阶层书写的叙事策略与现实困境。在文学边缘化的背景下,都市作家在中产阶层书写中综合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段,包括都市时空的发现、感官叙事的运用、通俗传奇的嫁接、文学影视的并置、隐喻修辞的指向等五个层面。这五个层面叙事策略的使用,基本奠定了当下都市小说人文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双面特征,亦造成了平面化的呈现、类型化的倾向、批判性的缺失、代言者的局限等弊病。结语部分,对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作出总体评价。总之,现代都市小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折光与反映,形象地描摹出炫目华丽的都市景观,探究了当下都市社会中产阶层的生存世相,给予都市现代性的审美阐释,并赋予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精神面貌。但是,现代都市小说浅层次的“现在主义”的描绘、缺乏深度地对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的追问,闪烁其词地对社会不公的消极发声等诸多问题,几乎形成了都市小说的内在自我障碍。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都市中产阶层,至今仍是有待持久关注并深入挖掘的书写对象。而且,关注的视角与挖掘的深度、广度、厚度及其密度,有赖于都市文化精神和作家思想视野的双向碰撞和提升。
刘睿[8]（2017）在《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词是生长在城市的娱乐文学这一命题出发,最迫切的问题是弄清楚词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的概念问题,是将城市仅仅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物质存在,还是将城市以空间的概念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是本文城市空间视角的基础。由城市空间出发,人类在构建和改造自身聚居地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空间的滋养和反馈,这一现象不仅作用于人类自身,也作用于生长于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文学等人类文明成果。由此来展开对词之运行和演进机制的观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寻找现实与文学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条新鲜的道路。将城市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三种,既照顾到城市空间的物质现实,也重视城市空间的精神内涵,还注意到前述两者合力的感知结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自身力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分类。同样,每个空间之下又有自成体系的同样三个空间存在,层层分级下去,最终得到城市空间最详细完整的构建组成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宋词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每一层级的城市空间内涵产生关系以及如何在双向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总之,通过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来看宋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以及探询其中各种关系的生成原因,这是解决词是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一个新尝试。所谓三个空间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划分,而是以这一空间的主要展现内容为考量标准,因为事实上三个空间中都贯穿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改造成果,那么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与词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了可能。首先,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内容中,宋词虽不是以展现城市物质现实为主要目的,但作为情感表达背景而出现的城市物质空间样貌,在帮助展现其时城市以富裕繁华为主的物质空间内涵上却是功不可没。宋朝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在经济上的发展却是不可小视的。城市空间繁盛的物质现实不仅为宋词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宋词中清晰展现了包括公共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公共游乐空间以及连接城市具体物质景观的街巷道路等内容,这些都是词的生存环境的物质要素,是与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另外,宫廷空间的内容是另一个分支,在封建社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中,由从上往下的方向来了解其时城市空间中关于统治阶级、普通文人以及市井百姓等的生活,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空间物质现实的冲击下,宋词的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体制上的改革,为词更好的展现城市空间发展面貌作好了文体上的准备。宋词中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展现由于与现实城市空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些描写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城市精神空间的内涵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为主,因而可以超越物质城市的界线而形成有条件的外延,相比起男女恋情这一传统主题来说,这部分更靠近“诗言志”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来者。在文人加入词的创作阵营后,诗性题材也随之逐渐进入词的书写范围,包括政治情怀的表达、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哲学命题的思考等都成为了词的书写题材,这在传统词的范围是没有的。在与政治空间有关的表达中,爱国思想、科举仕途、政治态度以及一部分有条件的外延等内容是较为突出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斗是贯穿整个宋代的政治大事件,尤其是靖康之难和南渡将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词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是尤为珍贵的。另外,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文人们拥有了赴试应举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在入仕之后的种种政治遭遇和态度,都是组成政治空间内涵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城市空间的生存法则中道德伦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词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的创作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词的雅俗之辨以及词品与人品两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表现。而文人精神世界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有如理学、宗教等精深复杂的内容,也有如时间、生命、自我等哲学本原性问题,也都影响到了词的创作。城市精神空间内涵在宋词中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词走向雅化的最主要区域,也是文人精神世界在诗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再次,城市感知空间作为物质现实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在表现人类城市生活轨迹的同时赋予了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包括宋词在内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有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优秀作品。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内涵,风俗、歌妓以及审美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风尚习俗又是市井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节序风俗,都为宋词书写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机会。歌妓作为宋词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和改革的参与者,其地位不言而喻,但歌妓与文人这两个不同阶层成员交往的原因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作为文学样式的宋词,其中与审美相关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尤其强烈的表现出城市感知空间的特征来。上述内容因为有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双向特质,更适宜在本身就归属于城市感知空间的宋词中来表现。最后,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既具有物质现实内容又具有精神世界内涵的综合存在,在人的参与下与自身所包含的下层级内容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表现为各城市空间内涵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参与有关,尤其是创作主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都最终决定了宋词接纳城市空间影响和回馈城市空间内涵方面的路径和结果。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照宋词,在重视人类力量重要性的前提下,揭示宋词作为城市娱乐文学的真实面貌以及在城市空间影响下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轨迹,是本文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何秋红[9]（2015）在《《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南通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份非常有特色而且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报纸——《通海新报》（1913.3.18-1929.5.26）。《通海新报》是一份办报质量较高,发行于南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性商业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对南通地方民众的经济启蒙作用。该报创办人陈琛是清末民初着名实业家张謇手下的得力干将,办报是其众多产业中的一项。该报前期与同一时期发行全国的《申报》一样,注意发挥报纸服务经济的功能,商业性特征明显；不同的是该报诞生地并非租界,而且没有任何外来资本介入。随着南通工商业的凋敝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报馆的渗透,该报后期又呈现出党派性、政治性的特征。《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该报诞生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初具规模的时期,发展繁荣于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强人”张謇离去及其大生企业系统的凋败,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趋缓中断,《通海新报》也日益艰难直至最后被官方勒令停刊。本文认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城市诞孕并烙印《通海新报》。城市一方面为报纸提供了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随着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进行,工商业经济活跃繁荣,教育普及,加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通海新报》的诞生及其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也将其自身的特征烙印于报纸之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的南通城市具有过渡性、“张治”特色、江海文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也都一一鲜明地体现在《通海新报》之上。同时,本文亦将《通海新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对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行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通海新报》记录城市,沟通城市同时推动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首先,它在物质可见层面,记录南通城市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不断兴建的各种工厂、公司；逐步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日渐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看似客观的记述背后,体现出《通海新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赏之态和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抱之姿。其次,《通海新报》也通过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制在南通的发展完善,同时促进了南通城市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再次,《通海新报》还传播了西方现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通市民的现代知识素养；该报通过旷日持久的报道,培育了南通市民公共卫生、时间效率等现代意识观念；该报还绵密地编织进了南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嫁娶,构建一种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并引发促成南通市民的一些现代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五四、五卅期间的南通学生爱国运动。在《通海新报》存续的十六年内,南通城市对报纸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报纸也参与到南通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报纸与城市纠缠共生,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刘京京[10]（2015）在《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中学生作为一个新“群体”登上了教育历史的舞台,他们生动活跃地演绎出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景图。这一时期,他们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民众教育的启蒙者、进步思想的践行者。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时代变迁的进程。学生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重要构成,通过全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呈现中学生的生活样态,力图实现以小见大,管窥整体教育状况的效果。中学生生活史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可以还原原生态的教育景貌,另一方面则为当今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些许的历史镜鉴。导论部分重点探讨了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勾勒出“学生生活史”及“中学教育”等主题的学术史脉和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试图对全文做出宏观性概述。第一章“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学生”,从教育制度变革及文化变迁的视角,探源与呈现中学教育的萌芽、定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学生生活的迹象转变,进而发现政治、文化与教育的互联、互约、互进的复杂关系。第二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学习生活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学生课堂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力图从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及灵动多彩的教学方法,展示课堂学习的原动态。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集中在图书馆、自习室内,有的则自寻“光源”之地。中学生面临着临时考试、日常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等多重考验。不同学生对待考试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为争夺荣誉而发奋,有的则抱有六十分主义。为了应对多种考试,便出现了开夜车、罢考、作弊等现象。此外,从“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介入,深入揭示并分析了中学生受到的社会抵拒和约束。第三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物质生活”,首先从宏观上呈现中学生的经济生活,既有富贵子弟的华奢,也有贫寒子弟的窘迫。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除了紧衣缩食之外,则通过争获各种奖励资助、勤工俭学完成学业。中学生除了在校着整齐划一的校服之外,有的则勇于尝试新式装扮,甚至引领着时尚界潮流。学生在校既可自办伙食,成立膳食委员会,亦可自购菜蔬亲自烹食,还可以通过自带、叫外卖等途径改善伙食。因办学水平不一,导致学生居住环境良莠不齐,但他们都要受到管理制度的各种规约。第四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情感生活”,主要分析了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之情,以及因教员水平、学校管理等因素而爆发的分庭抗争型的师生情感,同时亦有相互冷漠的平淡授受关系。学生之间既有互帮互爱型,亦有因利益冲突而生的矛盾竞争型。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婚恋观开始转变,自由恋爱的观念开始萌发。自由爱恋不仅表现在异性间的爱慕,也有同性以及师生间的爱恋。此外,学生经常产生异乡人的家乡思及胸怀国家的爱国情。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重点考察了争相设立的各种文体社团、学术社团、学生自治会等多样社团；各种增广见闻的游历参观、提高生活技能的社会体验；以及回报社会的各种社会奔走和提高民智的文化教育。除此之外,为了调剂多彩生活,学生们经常聆听各种学术报告、演讲,以及寻逐各种消遣烦闷的娱乐活动。第六章,“民国时期中学生及其生活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的中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他们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军、震荡社会结构的新鲜力量以及革命运动的主体。同时,他们成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前驱者,其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生活潮流,加速了女性解放的步伐,演绎出生机盎然的学校风貌以及净化了社会风气。余论部分,主要对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进行历史审视,分析中学生上演历史幕剧的动因。同时,对学生生活史的研究做了几点尝试性的理论思考,以期为今后学生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借鉴。
二、违规化妆品何以堂皇销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违规化妆品何以堂皇销售（论文提纲范文）
（2）心居（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十一 |
| 十二 |
| 十三 |
| 十四 |
| 十五 |
| 十六 |
| 十七 |
| 十八 |
| 十九 |
| 二十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4）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对象与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与框架 |
| 第一章 基层税局的组织与人事 |
| 第一节 绍兴分局的重建过程与组织调整 |
| 一 战后基层税务机构的重建 |
| 二 国税合并以后的组织变化 |
| 第二节 绍兴分局职员的任免与管理 |
| 一 任职的来源与途径 |
| 二 职员的铨叙与审查 |
| 三 职员的任期与更调 |
| 第三节 绍兴分局税收稽征的效率 |
| 一 货物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二 直接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三 国税稽征局成立后的收支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货物税的稽征与改良 |
| 第一节 税源的整顿与控制 |
| 一 中央与地方对箔税的争夺 |
| 二 卷烟的登记与控制 |
| 三 土酒酿缸的编查 |
| 第二节 稽征方法与手续的改进 |
| 一 征解的制度安排 |
| 二 税务督察方法的实行 |
| 三 已税货物分运的办理 |
| 四 酒税分期匀缴的实施争议 |
| 第三节 完税照证的管理 |
| 一 照证的填发与缴验 |
| 二 票照管理的问题及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货物税的流失与治理 |
| 第一节 货物税的拖欠与偷漏 |
| 一 土酒欠税的扩大及追缴 |
| 二 锡箔的走私与查缉 |
| 第二节 货物查验与违章处理 |
| 一 查验的实施及困境 |
| 二 纳税人的违章与处理 |
| 第三节 税收减免中官商纷争 |
| 一 税额的调整与核减 |
| 二 免税的实施与角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直接税的征管及因应 |
| 第一节 征收所利得税的利益博弈 |
| 一 1946年简化稽征的困境 |
| 二 查账过程的商会参与 |
| 三 估缴制的实施及弊病 |
| 第二节 印花税票的代销与规避 |
| 一 中国银行绍兴支行代销印花税票 |
| 二 商号规避发票贴花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均权”体制下基层权力的流失 |
| 二 制度建设与征管实践的脱节 |
| 三 官商博弈下纳税人的不遵从 |
| 四 税收功能与征管绩效的下降 |
| 参考文献 |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6）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研究缘起与现状 |
| 二、本课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三、本课题的目标与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概述 |
| 第一节 河南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的分期 |
| 一、乡村时代:1840—1914 |
| 二、城市时代:1914—149 |
| 第三节 河南戏曲改良运动的发展与实践 |
| 一、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 |
| 二、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 |
| 三、河南梆子的革新实践 |
| 第四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剧种考论 |
| 一、地方史志所载剧种考 |
| 二、报纸刊物所载剧种考 |
| 三、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数量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 |
| 第一节 民俗演剧的类型与名目 |
| 第二节 酬神演剧 |
| 一、春祈秋报 |
| 二、庙会演剧 |
| 三、节令演剧 |
| 四、崇圣演剧 |
| 第三节 日常事务演剧 |
| 一、集市演剧 |
| 二、行会演剧 |
| 三、喜丧演剧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班社 |
| 第一节 地方戏班社的历史与演进 |
| 一、河南地方戏班社的发展历程 |
| 二、民国以来河南地方戏班社的演变 |
| 第二节 班社的类型 |
| 一、科班 |
| 二、江湖班 |
| 三、玩会班 |
| 四、龙虎班 |
| 第三节 班社的成员与分工 |
| 第四节 班社的经济 |
| 一、戏班的经济收入 |
| 二、戏班的分配方式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河南乡村剧场 |
| 第一节 画地做场 |
| 一、画地做场的历史与现状 |
| 二、画地做场与河南地方戏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台剧场 |
| 一、高台剧场的历史与发展 |
| 二、高台剧场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三节 戏楼 |
| 一、河南戏楼的历史与类型 |
| 二、戏楼的变迁与发展 |
| 第五章 晚清民国河南城市剧场 |
| 第一节 河南地方戏与城市剧场 |
| 第二节 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27 |
| 一、传统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14年 |
| 二、席棚茶园:1914——1927 |
| 三、河南茶园剧场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三节 新式剧场:1927——1949 |
| 一、“丰乐园”:新式剧场的发端 |
| 二、“相国寺梆戏文化圈”与河南新式剧场的发展 |
|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河南其它地区的城市剧场 |
| 第五节 官方意志与民间诉求:河南新式剧场兴盛之原因 |
| 第六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 |
| 第一节 艺人与河南地方戏 |
| 一、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数量蠡测 |
| 二、名伶涌现的河南地方戏 |
| 三、河南地方戏艺人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开封五云”与河南地方戏的演进 |
| 一、“开封五云”辨析 |
| 二、河南地方戏城市化的先驱 |
| 第三节 坤伶与河南地方戏的新发展 |
| 一、坤伶的复兴 |
| 二、民国时期坤伶的崛起与发展 |
| 三、坤伶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七章 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钩沉 |
| 第一节 民间艺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二节 传统文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三节 新式知识分子作家及其作品 |
| 第四节 河南地方戏存目作家、作品简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本土剧种表 |
| 附录二 晚清民国时期流入河南剧种表 |
| 附录三 晚清民国河南民间常见演剧名目表 |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戏曲班社统计表 |
| 附录五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科班(窝班)统计表 |
| 附录六 晚清民国河南新式剧场数量简论 |
| 附录七 19 世纪末——1949 年河南剧场一览表 |
（7）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都市中产阶层书写的文化语境 |
| 一、中产阶层的社会学观察 |
| (一) 近代中国中产阶层雏形与消亡 |
| (二)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 |
| 二、都市文化崛起与中产阶层话语扩张 |
| 三、中国都市小说的兴起与中产阶层书写 |
| 第二章 都市小说中的中产阶层形象类型 |
| 一、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市场化时代的多维人格 |
| 二、社会专业技术人才形象系列: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变形记” |
| 三、中小企业主形象系列:经济理性主义的实践者 |
| 四、中低级官员形象系列:权力镜像中的人性解码 |
| 五、艺术工作者形象系列:美与“丑”并存的圈子 |
| 第三章 中产阶层的生存法则与世俗人生 |
| 一、物质欲望:流金时代的厚利主义 |
| (一) 当代启蒙语境下的财富观 |
| (二) 经济理性主义催生的创富传奇 |
| (三) “击鼓传花”游戏中的人性反思 |
| 二、情色写真:身体表达的自我主义 |
| (一) “有闲阶级”的游戏 |
| (二) 性压抑下的反拨 |
| (三) 都市异化的表征 |
| (四) 异性上位的筹码 |
| 三、处世之道:精致周到的利己主义 |
| (一) 圈子文化 |
| (二) 交换逻辑 |
| (三) 竞争“无间道” |
| (四) 个人主义奋斗 |
| 第四章 中产阶层身份共同体的建构 |
| 一、消费时尚与身份标签 |
| (一) 作为符号的霓裳神话 |
| (二) 美食营造的精致生活 |
| (三) 富裕阶层的身体美学 |
| (四) 闲暇生活的优雅趣味 |
| 二、空间区隔与地位界线 |
| (一) 住宅空间:生活品味的标识 |
| (二) 职业空间:都市权势的图腾 |
| (三) 社交空间:累积资源的场域 |
| 三、身份比较与阶层意识 |
| (一) 阶层比较下的社会透视 |
| (二) 西方中产阶级的身份想象 |
| (三) “名实之间”的身份焦虑 |
| 第五章 中产阶层的焦虑与救赎 |
| 一、焦虑时代的表征 |
| (一) 婚姻的脆弱 |
| (二) 恋爱的恐惧 |
| (三) 竞争的压抑 |
| (四) 生态的隐忧 |
| (五) 财富的疑虑 |
| (六) 人生的虚无 |
| 二、焦虑的症候与隐喻 |
| (一) 抑郁症:频繁的“精神感冒” |
| (二) 幻听症:嘈杂都市的痼疾 |
| (三) 不孕症:人类前途的警示 |
| (四) 肠胃症:欲壑难填的苦果 |
| (五) 病理性赌博症:人性荒芜的切片 |
| 三、反省与救赎 |
| (一) 爱的救赎:抚慰心灵的力量 |
| (二) 伦理救赎:谋求义与利的合体 |
| (三) 宗教救赎:听从智者的开释 |
| (四) 艺术救赎:提升生命的高度 |
| 第六章 中产阶层书写的叙事策略与现实困境 |
| 一、叙事策略 |
| (一) 都市时空的发现 |
| (二) 感官叙事的运用 |
| (三) 通俗传奇的嫁接 |
| (四) 文学影视的并置 |
| (五) 隐喻修辞的指向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平面化的呈现 |
| (二) 类型化的倾向 |
| (三) 批判性的缺失 |
| (四) 代言者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编 宋词中的城市物质空间 |
| 第一章 宋词得以展现城市物质空间的背景 |
| 第一节 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城市物质空间内涵的丰富 |
| 第二节 娱乐场所的兴盛为宋词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
| 第三节 前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物质空间的传统 |
| 第二章 宋词中的城市物质空间 |
| 第一节 宫廷空间 |
| 第二节 市井空间(一) |
| 第三节 市井空间(二) |
| 第四节 市井空间(三) |
| 第五节 公共游乐空间 |
| 第三章 宋词中城市物质空间展现的艺术手法 |
| 第一节 “景”与“境” |
| 第二节 铺叙 |
| 第三节 联章组词 |
| 第二编 宋词中的城市精神空间 |
| 第四章 政治空间 |
| 第一节 爱国情感 |
| 第二节 求仕之路 |
| 第三节 政治态度 |
| 第四节 城市政治空间的有条件延伸 |
| 第五章 道德伦理空间 |
| 第一节 雅俗之辨的道德伦理根源 |
| 第二节 人品与词品 |
| 第六章 哲学宗教空间 |
| 第一节 宋词与理学 |
| 第二节 宋词中的哲学内容 |
| 第三节 宗教空间 |
| 第三编 宋词中的城市感知空间 |
| 第七章 宋词里的风尚习俗 |
| 第一节 宋词里风尚习俗的展现 |
| 第二节 宋词与节序风俗的关系 |
| 第八章 宋词与歌妓 |
| 第一节 歌妓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词人与歌妓交往的原因 |
| 第九章 宋词与审美 |
| 第一节 宋词的审美风貌 |
| 第二节 审美认知的层次 |
| 第四编 双向互动与身份意识 |
| 第十章 城市空间与宋词的双向互动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与宋词的双向互动 |
| 第二节 各城市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 |
| 第十一章 身份意识与现实选择 |
| 第一节 宋词中城市空间类型与创作主体身份意识的关系 |
| 第二节 创作主体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 |
| 第三节 城市空间在宋词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9）《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点和难点 |
| 1.6 研究思路 |
| 1.7 关键概念说明 |
| 2 《通海新报》的发展历程：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 |
| 2.1 诞生背景：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初具规模(1895-1913) |
| 2.1.1 1895年之前的南通 |
| 2.1.2 1895—1913年南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
| 2.1.3 《通海新报》诞孕环境 |
| 2.2 发展繁荣：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剧(1914-1926) |
| 2.2.1 南通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
| 2.2.2 《通海新报》的发展繁荣 |
| 2.3 渐趋凋零：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受挫趋缓(1924-1929) |
| 2.3.1 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趋缓 |
| 2.3.2 《通海新报》凋零停刊 |
| 3 记录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物质设施的现代化 |
| 3.1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展开 |
| 3.1.1 现代交通：公路、汽车与铁路 |
| 3.1.2 现代通讯：电话、邮政与电报局 |
| 3.1.3 现代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苑、公园与剧场 |
| 3.1.4 现代慈善机构：养老院、育婴堂与游民工厂 |
| 3.1.5 现代医疗机构：南通医院与基督医院 |
| 3.2 呈现商业、金融业的逐步繁荣 |
| 3.2.1 新式商品层出不穷 |
| 3.2.2 商贸空间的固定与拓展 |
| 3.2.3 声光电影的世界：照相与电影 |
| 3.2.4 现代金融：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交易所 |
| 3.2.5 现代旅馆：西式会馆、俱乐部 |
| 本章小结 |
| 4 沟通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制度的现代化 |
| 4.1 介绍推行现代警察制度 |
| 4.1.1 传播现代警政价值理念 |
| 4.1.2 记录警务活动进程与细节 |
| 4.1.3 监督警务活动 |
| 4.2 推进南通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
| 4.2.1 呈现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 |
| 4.2.2 促进教育对象的扩大化 |
| 4.2.3 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
| 4.2.4 促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
| 4.3 现代经济制度的媒介启蒙 |
| 4.3.1 股份制的启蒙 |
| 4.3.2 公司制的教化 |
| 本章小结 |
| 5 改变城市：《通海新报》与市民观念行为的现代化 |
| 5.1 传播现代知识 |
| 5.1.1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
| 5.1.2 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
| 5.2 培育现代意识观念 |
| 5.2.1 卫生意识 |
| 5.2.2 时间观念 |
| 5.3 构建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 |
| 5.3.1 新式团体的报章交往 |
| 5.3.2 旧有组织的新式交往 |
| 5.3.3 公开的私人交往 |
| 5.3.4 编读互动 |
| 5.3.5 文人交往 |
| 5.4 引发并促成现代行为 |
| 5.4.1 推动“五四”“五卅”爱国运动 |
| 5.4.2 促成现代赈灾活动 |
| 本章小结 |
| 6 结论：报纸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
| 6.1 城市诞孕并烙印报纸 |
| 6.1.1 城市诞孕报纸 |
| 6.1.2 城市烙印报纸 |
| 6.2 报纸记录并影响城市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通海新报》关于私塾的报道 |
（10）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及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学生 |
| 第一节 制度的变迁：中学教育的历史嬗变 |
| 一、中学教育的萌芽 |
| 二、中学教育的定制 |
| 第二节 文化的变迁：中学生生活转变的时代土壤 |
| 一、清末文化的变局以及中学堂的生活印象 |
| 二、民国初期文化的变迁及中学生生活概貌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化运动及学生生活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习生活 |
| 第一节 课堂学习：学校生活的主旋律 |
| 一、双语并重的课堂教学 |
| 二、学习内容的丰富多样 |
| 三、教与学的灵动多彩 |
| 四、课堂学习的不同状态 |
| 第二节 自主学习：纷繁多样的变奏曲 |
| 一、图书馆生活的丰富体验 |
| 二、自习室内的学习景观 |
| 三、其他地点的多形式学习 |
| 第三节 考试生活：不同考态样样观 |
| 一、各种考试的多重考验 |
| 二、学生应试的心态分析 |
| 第四节 升学与就业：社会抵拒与约制 |
| 一、升学与就业的两难境地 |
| 二、升学与就业问题之影响 |
| 三、升学与就业问题之原因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学生的物质生活 |
| 第一节 经济生活：中学生生存的物质基础 |
| 一、富贵子弟的华奢 |
| 二、贫寒子弟的窘迫 |
| 三、另辟蹊径的奋力求学 |
| 四、求学成功的各方动因 |
| 第二节 衣饰装扮：时尚追求的外显表征 |
| 一、整齐划一的校服着装 |
| 二、崇尚个性的装扮风格 |
| 第三节 膳食生活：维系日常生活的营养源 |
| 一、食堂里的多样态幕剧 |
| 二、多种途径的伙食改善 |
| 第四节 住宿生活：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
| 一、不尽欢颜的住宿环境 |
| 二、管理规范的宿舍制度 |
| 三、住宿生活的多方影响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情感生活 |
| 第一节 和谐与对抗的师生情 |
| 一、亦师亦友型 |
| 二、分庭抗争型 |
| 三、平淡授受型 |
| 第二节 互助与竞争的同学情 |
| 一、互帮互爱型 |
| 二、矛盾竞争型 |
| 第三节 或明或暗的爱恋情 |
| 一、中学生婚恋观及表现 |
| 二、不同类型的婚恋表态 |
| 第四节 孤寂浓厚的家国情 |
| 一、异乡人的家乡思 |
| 二、胸怀国家的爱国情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中学生的课外活动 |
| 第一节 多样社团：校园文化的有机构成 |
| 一、娱乐身心的文体社团 |
| 二、培育才能的学术社团 |
| 三、彰显权力的学生自治会 |
| 四、其他形式的学生社团 |
| 五、学生社团的价值审视 |
| 第二节 实践活动：培养能力的历练场域 |
| 一、增广见闻的各种游历参观 |
| 二、提高生活技能的社会体验 |
| 三、实践活动产生原因及影响 |
| 第三节 社会服务：回报社会的先遣操练 |
| 一、国难时期的社会奔走 |
| 二、提高民智的文化教育 |
| 第四节 其他活动：多彩生活的调节剂 |
| 一、聆听学术报告与演讲 |
| 二、排遣烦闷的多种娱乐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中学生及其生活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中学生成为推动社会化变革的重要力量 |
| 一、中学生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队 |
| 二、中学生成为震荡社会的新血液 |
| 三、中学生成为革命运动的生力军 |
| 第二节 中学生的多样生活改良了社会风貌 |
| 一、中学生生活方式影响了生活潮流 |
| 二、中学生生活观念加速了女性解放 |
| 三、中学生校园生活活跃了学校风貌 |
| 四、中学生服务生活改良了社会风气 |
| 余论 |
| 一、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的历史审视 |
| 二、学生生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四、违规化妆品何以堂皇销售（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上海广播规制研究（1921-1949）[D]. 朱可涵.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心居[J]. 滕肖澜.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0(05)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4]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D]. 刘伟彦. 厦门大学, 2019
- [5]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6]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7]新世纪都市小说的中产阶层书写研究[D]. 彭海宝.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D]. 刘睿. 浙江大学, 2017(12)
- [9]《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D]. 何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
- [10]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D]. 刘京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