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西哥新政府不当“黑”政府（论文文献综述）
刘笑晨[1]（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崔剑楠[2]（2020）在《1953年伊朗政变前后的美国对伊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开展了从英国手里收回石油利权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高涨的伊朗民族主义情绪和复杂的现实政治相碰撞,将摩萨台推上了伊朗首相的宝座。与此同时,进入冷战牌局的美国希望将伊朗纳入西方阵营,以便更好地抵御苏联。在和摩萨台政府近两年的磨合失败后,美国联合英国发动了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最终建立起了以伊朗国王巴列维为首的新独裁政府。这场政变埋下了伊朗人对美国不满的种子,推动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也对今日的美伊关系造成了间接影响。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详细地展现出美国在政变前后的政策演化轨迹,也就无法从本质上较为清晰地认识美国政策的盲区和不足,更无法为今日的美伊关系提供镜鉴。本文以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为主要材料,辅之以其他相关材料来探讨上述问题。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阐述了美伊关系的历史沿革,以及二战后美国对伊政策转向冷战的轨迹;第二章阐述了美国与摩萨台政府斡旋的过程,以及美国如何走向了推翻摩萨台的立场;第三章阐述了美国筹备、实施政变的过程,以及帮助伊朗新政府善后的努力,最终美国成为伊朗地缘竞合的最大赢家。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对伊决策中,冷战意识形态始终是指导思想。然而,冷战意识形态从未被美国高层所反思和批判,这种强大的推动力源于冷战意识形态自身的缺陷以及美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体量的巨大推动力,这为今日的美伊关系留下了殷鉴。
常腾原[3]（2020）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承包商自1978年进入国际承包市场,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国际市场上的政治风险也给中国承包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建造2035”战略推进,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和发展。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国承包商最重要的议题。现有的政治风险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管理、国际联营体等传统的国际商务领域,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研究较少。在实践中,中国承包商的政治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缺少有效的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和应对体系。本文旨在识别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事件、行动者和传导要素,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法,深入揭示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在综合考虑国际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中国因素”,以及实用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运用木桶理论和脆弱性理论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在识别政治风险的管理对策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前期决策模型,并开发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结果表明,项目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国社会在整个风险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而内部脆弱性因素（与国际承包商和项目相关的变量）在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部脆弱性因素既是企业遭受微观政治风险的主要起因,也决定着其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下的政治风险后果。在内外因素和木桶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机构发布的宏观数据和来自项目和承包商的微观数据,可以定量地度量国际工程的外部威胁性水平、内部脆弱性水平和政治风险的水平;木桶理论强调系统发生风险的下限,即项目的政治风险水平是由表现最差的外部威胁性指标和内部脆弱性指标所决定的。评价结果更利于风险预警,反应出系统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自身的薄弱环节。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和选择相应的对策可以帮助国际承包商降低政治风险水平,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本文综合采用风险管理理论、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和木桶理论来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并建立针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方法,是对现有国际工程管理和政治风险理论知识的扩充;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方法建立了国际承包商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中国承包商在海外运营时对政治风险的度量和管理。
刘任[4]（2019）在《美国对巴西政策研究（1946-1964）》文中研究指明冷战初期,美苏对峙,拉美地区自然也成为美苏双方争夺霸权的重要阵地之一,美国希望加强对拉美地区的重视与并之建立联盟来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而苏联则希望加快在拉美地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步伐,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巴西作为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国虽然在传统上一直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在当时殖民主义破产、美苏争霸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世界格局影响下,美巴之间的矛盾不断涌现,为了维系双方的关系,美国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巴西的政策。全文分为引言、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对本课题的缘起、研究意义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阐述。正文由四章组成,以冷战为切入点系统地叙述和研究了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对巴西的外交政策。第一章主要的内容是: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和巴西的关系相对较为缓和,睦邻友好的两国关系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巴西外交政策的整体基调。但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和巴西的联盟一直在新的动荡环境中寻求符合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在美国向巴西开展经济和军事支援的同时,巴西也在不断谋求自身的发展,包括建立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等手段来摆脱美国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任期时,随着苏联对拉美地区开始渗透,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了美巴关系,开始频繁地干涉巴西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事务,不惜粗暴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以此通过加强对拉美地区的控制来稳固其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同时防止苏联向拉美地区渗透共产主义思想。美国虽然调整了对巴西的外交政策,但美巴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断恶化,最终美巴联盟也随之瓦解。第三章主要解析了面对不断恶化的美巴关系和全球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艾森豪威尔在其第二任期中,反思了先前较为强硬的对巴政策,开始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处理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关系。而瓦加斯后新政府的上台,这些变化也为美国改善美巴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艾森豪威尔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改善美巴关系。但巴西国内较为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使美国的经济援助收效甚微,加之美国政府所拟定的政策,其本质仍旧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因此巴西国内的反美主义依旧活跃,美巴之间的外交僵局并未得到太大改善。第四章主要阐述的内容是: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经历了较大波动。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巴西也掀起了一系列政治风波,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国内外政策,巴西一度成为亚非拉地区国家中的一员,远离美国。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肯尼迪政府把“反对共产主义”的作为政治目标主要的出发点。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更加忌惮巴西成为下一个古巴,因而中情局积极介入巴西军事政变,以防止巴西进一步“赤化”。这一时期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极端紧张,互相充满了不信任和猜忌,巴西在“左派”政府的领导下谋求独立外交,但却遭到失败,这一失败预示着美国对巴西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结语部分:冷战格局中,美国出于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试图将巴西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和原材料供应地。在面对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多次调整对巴西政策。但在巴西谋求推行独立外交政策时,美国政府表现极为抵制的态度,从而也不难看出美国在与巴西关系的处理中始终以自身利益出发,并希望利用经济援助把巴西拉拢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阵营以此达到控制巴西的目的。本研究力图呈现美国和巴西博弈的过程,在巴西长期追求拉美大国地位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和巴西的关系呈现出动态的博弈状态,甚至在60年初一度达到了紧张的对立状态。本文研究中重点结合冷战初期的国际背景,阐述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待巴西的外交政策,在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以相关历史时期的解密档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巴西的政策变化和实施过程,注重这一时期美国和巴西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互动,以推进和深化学界对相关研究的认知。
董骥[5]（2019）在《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文中认为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主张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宽对外资入境的限制,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金融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并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宣布了金融开放的12大具体举措,标志着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然而,金融开放在促进开放过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提高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考察金融开放对开放国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及其条件尤为重要。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经历了严格管制——逐渐放松——宏观审慎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金融开放,促进了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现滞胀,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又开始占据主流。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实施金融开放,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取消了资本管制,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过程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顺利。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发达国家,实施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开放,允许资本有限地自由流动,不幸地是,大部分金融改革都因为经济金融危机而搁浅。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金融开放,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然而这也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1世纪之后,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市场机制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逐渐被宏观审慎取代,各国倾向于资本管制,限制自身的开放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会帮助本国获得更为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投资结构,对这些国家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且投机性、复杂性并存的特点,加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监管与风险防范措施欠缺,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最终导致本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汇率暴跌,经济崩溃。因此,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包含有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既能给开放国带来经济增长,也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本文针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生成条件及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等几个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客观地评价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提出政策建议。通过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测度与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综述金融开放的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有关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都能表明影响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因素存在显着的门限效应,但理论依据不够充分。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型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影响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门限变量,并应用于实证分析,增加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以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泰国与21世纪初的阿根廷为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不高与监管不到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文在Aghion等（2004）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模型中存在一种由金融资本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生产的可交易商品,而且生产者面临信贷约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的供给是非弹性的,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与国内外利率差。进而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个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金融开放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为使用面板门限模型作实证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门限变量。采用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在空间上对其它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条件,研究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均存在门限效应,而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国家,它们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都显着大于属于门限变量低层次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要明显高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较低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对于国内储蓄率,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越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越大。第二,在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多重门限,模型结果联系样本显示,超过90%的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处于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或显着为负的区间内;以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均存在双重门限,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系数估计或者统计上不显着或者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是显着为正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低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双重门限,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且先上升后下降,当国内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相对较小;以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高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着。第三,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危机溢出效应。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并不显着,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显着为正;危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着。第四,结合实证研究的结论,采用信号分析法,利用我国的基本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刚好达到强增长效应的良好状态,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处于强危机效应的中等水平。利用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我国能够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中获益;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危机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对我国的危机效应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针对以往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缺少理论模型支撑的缺陷,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内在机制,并从模型中筛选出面板门限模型中的门限变量,增加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针对以往很少有文献关注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这一问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第三,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采用信号分析法,综合我国国情数据,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指出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具有强增长效应,但也具有强危机效应。
娄卫阳[6]（2019）在《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战争。在和平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局部武装冲突从未中断。武装冲突不仅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对国际投资条约下如何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有重大影响。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中,会综合考虑被投资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资源和人力等因素,投资条约的签订数量和政局的稳定程度也是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避免政局不稳和武装冲突带来的风险。但是,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投资潜力,他们虽然属于武装冲突易发地区,却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者。这些国家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并损害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便会引发武装冲突背景下如何保护海外投资者利益的问题。我国对外投资也面临武装冲突引发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14年,中国已经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呈稳步增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我国有许多资金投入到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周期长、规模大的行业,这些地区包括政局不稳、非商业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从国际形势来看,《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表明武装冲突仍然集中在中东、南亚和非洲东北部,绝大多数武装冲突发生地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以2011年的利比亚冲突为例,除了侨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在利比亚的大量工程项目在武装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中国企业如何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风险?投资者利益受损后通过何种争端解决方式寻求合理赔偿?国家应该为海外企业提供哪些保障?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研究、更需要我们提出应对措施。一般认为,国际投资条约是保障海外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国际法学者对国际投资条约中条款的完善和投资仲裁的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本文以武装冲突易发地区或已经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为背景,重点分析武装冲突发生之后,投资者是否能够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寻求救济,武装冲突会对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产生哪些影响。围绕这一问题,本文结合国际公约文件和国际仲裁实践,系统地探讨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包括国际投资条约的效力认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本文选题旨在分析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产生哪些影响,并从完善国际投资条约等角度对如何保障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提出若干建议。武装冲突如何影响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是一个理论难题。武装冲突将影响国际投资条约的效力认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以及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涵盖条约法、国籍法、国家责任法等国际公法领域的诸多规则;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可能兼具外国投资者和平民的双重身份,武装冲突将触发武装冲突法的适用,而武装冲突法和国际投资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可能有重叠和矛盾。武装冲突如何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是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因武装冲突而损害海外投资者利益的案例时有发生,这已引起国际法学者的高度关注。如何在对外投资之前规避武装冲突风险?如何在武装冲突之后获得合理赔偿?这些问题引起了作者的思考。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国际投资条约在武装冲突背景下的适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破解难题,有所创新。在这一背景下,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除了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分别为:第一章“武装冲突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武装冲突为何会影响国际投资条约的适用。为了分析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本文试图厘清武装冲突与国际投资、武装冲突与国际条约适用两对关系。首先,本文界定了武装冲突的概念,阐明了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和武装冲突的法律后果,这有利于理解武装冲突与其他国际法分支学科的关系。其次,本文分析武装冲突影响条约适用的因素,包括武装冲突的类型、条约的性质和内容等因素。最后,本文分析了武装冲突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影响,阐明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内部碎片化和外部交叉性的特点,探讨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全面影响。第二章“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效力的影响”,主要论证武装冲突通常不影响国际投资条约效力的可适用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草案）》都是以维护条约关系的稳定和连续性为基础,也规定了条约在特殊情况下因事实状况改变而终止或暂停。国际投资条约的终止或暂停可能有两种情况,即条约本身的终止和条约对当事国的终止。条约本身的终止是指条约对所有当事国不再有拘束力,条约所建立的法律规则被整体消灭;条约对当事国的终止,是指条约仅仅对某个缔约国不再有拘束力。通常情况下,国际投资条约在武装冲突下可以继续适用。武装冲突也可能引起国家继承或政府继承,这会影响国际投资条约对某个缔约国的拘束力。但是,在仲裁庭受理案件之后,武装冲突的发生不会影响仲裁庭对投资争端的管辖权。第三章“涉武装冲突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重点分析国际投资条约中“战争条款”、“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武装冲突发生之后,投资者如果依据国际投资条约提请仲裁,案件的争议点主要是“涉武装冲突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战争条款”的条文会直接使用“战争、武装冲突、或动乱”等措辞,这类条款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是毫无疑问的。“战争条款”可能只规定非歧视待遇,也可能进一步规定东道国在武装冲突下的赔偿责任。根据条款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战争条款”分为“一般性战争条款”和“扩充型战争条款”。武装冲突发生之后,“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可能是投资者寻求救济的重要依据。“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要求东道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尽到勤勉义务,保护投资者免受暴力行动的有形损害。国际仲裁实践表明,“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在保障投资者利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与前面两个条款不同,不管作为限制条约实质性保护义务的规定,还是证明东道国在违反条约义务时具有正当性的例外条款,都是东道国的积极抗辩理由。“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同时表明条约的部分或所有实质性保护条款在武装冲突下是不适用的,只不过这种减损条款不会影响条约效力的延续性。第四章“武装冲突下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主要探讨投资者如何从武装冲突造成的损害中得到合理的赔偿。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下,如果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武装冲突发生之后,投资者可以依据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寻求救济。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间都签订了双边投资条约,在没有双边投资条约的情况下,投资者只能通过国内行政法路径获得救济或者寄希望于母国的外交保护。投资者在武装冲突中的损失可能来自于东道国政府、反政府武装或国际武装部队,如何证明责任归因于东道国政府,是投资者获得救济的关键。仲裁庭会根据国际投资条约内容来审查东道国是否违反条约义务,或者在违反条约义务之后是否要承担国家责任。东道国可以抗辩其行为不违反条约义务,或者存在不可抗力、危急情况等排除国家不法行为的事由。如果东道国违反投资条约义务,仲裁庭会综合考虑东道国的局势以及违反投资条约义务的原因和后果,特别谨慎地认定赔偿金额。第五章“武装冲突下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主要从防范武装冲突风险的角度对如何保障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提出若干建议。我国已经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和实践中,我国应关注武装冲突和国际投资的关系。首先,从预防海外投资风险角度,我国应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包括完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提高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能力,降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其次,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存在“扩充型战争条款”和“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占比不高、“根本安全例外条款”表达模糊的问题。本文结合国际实践并通过法理分析,认为我国在与武装冲突易发地签订或修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更多地纳入“扩充型战争条款”和“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谨慎对待“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最后,从国家的保障手段来看,我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并未覆盖所有武装冲突易发地区,而且这些国家的国内行政法体系往往不够完善。外交保护的优势在于能够对武装冲突引起的投资争议提供范围更广泛的保护,是确保东道国履行投资仲裁裁决的强大后盾。综上,在应对武装冲突引起的海外投资风险时,我国应通过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降低武装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完善双边投资条约内容为投资者寻求更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并以外交保护为后盾。
王斐[7]（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高璐茜[8]（2019）在《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欧美频频飞出“黑天鹅”,例如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在西欧,2017年德国新选择党呈黑马之势进入德国议会,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联合上台执政,2018年底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西欧政坛风向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有着集体“向右转”的趋势。这个重大的变化对整个西欧传统中左或中右政党政治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西欧政治可能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政党政治变局,这些现象说明西欧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发生了变化。本文旨在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西欧近年来频频出现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有着怎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基础?当代西欧主要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如何,其对传统主流政党的影响和其自身发展前景如何?西欧传统主流政党面临民粹挑战又该如何进行调适?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具有空心化的特点。民粹主义具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性、非理性的激进性、革命性、强烈的敌对性、后真相时代的欺骗性等等特点。在西欧国家,民粹主义和部分政党二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出现了部分政党民粹化倾向。近年来,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将此类政党界定为民粹主义政党,西欧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民粹主义政党家族。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共出现了三次民粹主义高潮,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和见证的,就是第三次民粹主义浪潮。2016年以来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的大面积崛起,预示着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已经面临着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的最根本诉求,就在于广大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民众对于自身的认知更加清晰了,对于以往的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有着强烈的不满,对民主的要求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境地。此次民粹的出现对西方传统民主制度构成了很大挑战和威胁,民粹的挑战不代表着传统民主的衰落,反而会使民主走向新的发展,使民主获得新生。西欧这场民粹运动的兴起是多因素、多层级、长期发展演变的一个综合性结果。首先,其中西欧民众的身份认同危机、欧债危机后各国持续的经济困境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网络扩散带来的挑战对民粹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欧洲人口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众的价值观发生时代性转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后国家建构开始面临主权让渡难题的现实,以及后真相时代对民众恐惧和不安的支配,都成为了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滋生的肥沃土壤。最后,民众的社会心理和革命心理状态也对民粹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阵营,包含了各类左翼、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文章对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德国新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和英国独立党四个最具有研究价值、最具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兴起背景、意识形态及对所在国的政治影响。本文提出,民粹主义政党未来在短期内影响力不会大幅减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大可能仍将占据西欧政坛一席之地,不会很快减少或消亡。因为只要广大民众诉求尚未得到满足,只要西欧主流政党尚无应对良策,民粹生长的土壤就会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欧各国贫富差距扩大背景下,民粹政党将持续存在,尤其使得民粹主义政党中带有左翼色彩的政策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再者,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仍然高涨,这就给予呼吁提倡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政党生存空间。民粹也不会成为当前西欧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在于民粹主义者漠视资本主义自身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其次由于民粹提倡单一社会和文化,鼓吹仇恨和煽动恐惧感、焦虑感,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倡导国家间孤立存在的状态,但是今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多元化、开放式、宽容、包容并蓄、深入融合的。民粹主义政党冲击了传统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主流政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试:积极回应广大民意、郑重对待各项议题、优化党际间竞争环境、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变化、以及提高传统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了综合全面的分析。首先,运用系统分析法,将民粹主义政党放到历史和西欧政治的大背景之中,从社会变迁、社会结构、选民构成、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其次,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内几个比较具有代表的性的政党将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其在意识形态、政策纲领等领域内的异同,从比较中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受到作者学识所限、研究时间和资料范围所限,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缺乏相关的量化研究。其次,本文对各个政党的实证分析不是十分充分,尤其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语言上的障碍和材料获取方面的不便,对本论文的写作也构成了一个挑战和阻碍。以上两点不足之处,或将成为作者以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努力方向。
严然[9]（2019）在《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近五年来,我国高铁海外投资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排头兵”,积极领跑“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崭新名片。高铁海外投资对象也已从最初的设备、技术出口,逐步发展至后期运维管理输出,并加大力度向海外全领域投资迈进。然而,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难度高、东道国环境复杂以及海外合作不力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短短的10年起步期间,成功案例较少。一方面,就海外投资环境而言,会面临宏观经济动荡、市场发育不足等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就投资企业而言,会面临海外投资经验不足、主观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非系统性风险。海外市场环境和投资企业的动态与随机变化,也使得这些影响中国高铁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充满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并进一步引致风险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耦合关系。一旦项目系统出现高度复杂的风险耦合状态,随之而来的风险事件发生量将呈现上升趋势,对中国高铁海外投资企业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正确认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并运用合理解耦控制手段对其加以化解,已经成为高铁“走出去”发展征途上的关键一步。论文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建立完善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框架与系统性防范控制策略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失败案例背后的风险因素间的耦合关系,掌握风险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且从历史统计层面及案例仿真层面双重入手,对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进行定量模型构建与仿真评价,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依据与框架。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识别并得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因素清单。结合文献挖掘法与案例研究法,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进行识别。首先从风险链条的角度,利用案例研究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再从相关文献中,通过知识性挖掘与归纳性推理,识别出大量相关的风险因素,作为对案例研究识别的修正与补充,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的质量和效率,得到客观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第二,定性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从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入手,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关键要素与分类进行阐述,探讨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在耦合机理的指导下,结合案例研究法分析得出高铁海外投资项目中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东道国环境、东道国产业四类风险间单因素、双因素及多因素耦合关系。第三,定量构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从历史统计层面,运用N-K模型计算已发生的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事件中资-能-环-产四大风险因素的耦合度程度。从案例仿真层面,结合莫斯科-喀山高铁投资项目案例,运用基于逆向云理论的耦合度模型进行耦合度测量,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风险因素耦合程度的演化趋势、以及总体风险水平对风险因素的耦合程度变化的敏感性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出各类耦合因素对风险总水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第四,提出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结合风险耦合发生前、中、后的不同状态,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援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防范与控制措施,从而有效降低资-能-环-产四因素间的耦合程度,使我国海外高铁投资整体风险水平下降到合理范围之内,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性指导与参考。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进行分析与探索,并提出相应的解耦控制策略。在理论上为实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的科学、高效和集成化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实践上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海外高铁“走出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投资、建设、及项目管理问题,从而保证未来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健康发展。
胡亚楠[10]（2019）在《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及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四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经验表明一般经常账户开放7年后会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如今离我国1996年实现经常账户开放已经过了22年,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存在许多管制,甚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中我国属于资本账户开放度较低的国家。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安排,由于没有一个严格的国际标准,需要根据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特点而定。中国人民银行曾于2012年给出过相关建议:“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先开放长期后开放短期、先直接开放后开放间接、先开放机构后开放个人,分为短、中、长和未来4个阶段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自人民银行提出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建议后,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反响。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当前并非开放资本账户的战略机遇期,一旦管制快速放松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会大于外部机遇。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新常态背景下,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而与此同时中国又面临着较为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找到一条稳妥有序的资本账户开放路径,摘得开放红利的同时尽量减少经济波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梳理了相关文献、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状况和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按照性质将跨境资本分为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和债务投资,并将国家分为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使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考察国别差异。在此基础上引入初始条件建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初始条件对开放资本账户成效的影响,研究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同时解释产生国别差异的原因。然后按照资本流动的期限结构将跨境资本分为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采用TVP-SV-VAR模型分别考察不同期限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产出增长四个部分的冲击。最后本文选择了四个开放资本账户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墨西哥、泰国、智利和韩国）做国际案例分析,为我国开放资本账户提供经验启示。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依然有较多限制,因此不能说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较高,虽然事实上各种类型的资本流动规模较大,但有的需要通过迂回的方法甚至是违法行为,法规层面和事实层面的这种差距反映出我国资本管制效力有限。（2）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国别差异,高收入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显着大于中低收入国家。并且跨境资本具有异质性,开放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开放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大于开放股权投资,开放债务投资的增长效应最小。（3）通过建立动态门槛模型,引入制度质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度和金融发展5个初始条件指标,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一国初始条件较低时开放资本账户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当初始条件越过门槛值后,资本账户开放表现出积极的增长效应。结合跨境资本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发现开放直接投资的门槛最低,经济效应最大;开放债务投资的门槛最高,经济效应最小;开放股权投资的门槛效应介于前两者之间。（4）我国制度质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度和金融发展5个初始条件均越过最低门槛要求,说明我国宏观经济条件良好,处于开放资本账户的红利区间。（5）比较长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来看,短期资本对汇率的影响并不确定,长期资本流入会让人民币短期内升值;短期资本流动会令货币供给增加,而FDI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并不确定;短期资本流入在当期会捧高股票价格但是随后也会让股价下跌,不利于股市的稳定,而长期资本流动与股价走势并没有很大关系;短期资本流入对增长的影响部分年份为正,部分年份为负,而FDI对增长的影响较为稳定,持续为正。（6）从经济金融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汇率升值可以长期吸引短期资本流入套汇,但是只能在短期内吸引FDI;货币供给增加可以长期吸引短期资本流入,但是只能在中、短期内吸引FDI;股价上涨在短期和中期会吸引短期资本流入,但是长期这种吸引力消失,08年“股灾”之后股价上涨对FDI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大;东道国经济增长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提高的原因,但并不是吸引短期资本的原因。（7）从国际经验看,墨西哥因为初始条件没有达到门槛要求就过早开放资本账户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对比泰国和智利资本账户开放产生的不同效果说明了开放模式、资本流动管理和汇率制度的重要性;韩国加快开放资本账户时其特殊的财阀、汇率制度和来自美国的外部施压与我国当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其资本账户开放的教训值得借鉴。最后,结合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特点提出了对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的思考以及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将全面完善初始条件作为开放的基础,开放路径应遵循积极渐进的开放模式和有序开放的原则。用资本账户开放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积极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
二、墨西哥新政府不当“黑”政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墨西哥新政府不当“黑”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1）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1953年伊朗政变前后的美国对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材料和路径 |
| 第一章 美伊关系回顾与美国对伊冷战政策的初成 |
| 第一节 美伊关系回顾:美国介入伊朗事务的过程 |
| 第二节 美国对伊冷战政策的初成与初步运用 |
| 第二章 美国对摩萨台政府非暴力政策的失败 |
| 第一节 美国支持摩萨台与调停英伊关系的受挫 |
| 第二节 美英替换摩萨台政府的失败 |
| 第三节 美国决定推翻内外交困的摩萨台政府 |
| 第三章 政变实施前后的美国对伊政策 |
| 第一节 美国完善对伊政策与筹备政变 |
| 第二节 美国实施政变的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美国协助善后与支持国王掌管伊朗 |
| 结论 |
| 中英文翻译对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政治风险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际工程的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和概念的界定 |
| 2.1 国际工程的含义和特点 |
| 2.1.1 国际工程与国际工程市场 |
| 2.1.2 国际工程的特点 |
| 2.2 风险管理理论 |
| 2.2.1 风险的定义 |
| 2.2.2 工程项目风险 |
| 2.2.3 国际工程风险 |
| 2.2.4 风险管理方法 |
| 2.3 风险传导理论 |
| 2.4 脆弱性理论 |
| 2.4.1 脆弱性的概念 |
| 2.4.2 国际工程的脆弱性 |
| 2.5 木桶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承包商海外经营的政治风险现状 |
| 3.1 企业的基本情况 |
| 3.1.1 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
| 3.1.2 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
| 3.1.3 近五年业务涉及行业 |
| 3.1.4 近五年业务区域分布 |
| 3.1.5 未来五年海外业务规划 |
| 3.1.6 近五年项目的承发包方式 |
| 3.1.7 企业走向海外动因 |
| 3.2 关注的政治风险及因素 |
| 3.2.1 关注的风险类型 |
| 3.2.2 关注的政治风险类型 |
| 3.2.3 关注的汇兑限制风险因素 |
| 3.2.4 关注的汇对华关系风险因素 |
| 3.2.5 关注的政府违约风险因素 |
| 3.2.6 关注的政府征收/国有化风险因素 |
| 3.2.7 关注的战争暴乱风险因素 |
| 3.2.8 关注的行政监管风险因素 |
| 3.3 企业的政治风险管理实践 |
| 3.3.1 近五年经历过的风险事件 |
| 3.3.2 近五年经历过的政治风险事件 |
| 3.3.3 认为未经历政治风险的原因 |
| 3.3.4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措施 |
| 3.3.5 意向采用的风险管控工具 |
| 3.3.6 过去五年采用的风险防范措施 |
| 3.3.7 过去五年风险评估的外部合作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分析 |
| 4.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识别与分类 |
| 4.1.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识别 |
| 4.1.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分类 |
| 4.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行动者分析 |
| 4.2.1 数据搜集 |
| 4.2.2 社会网络分析 |
| 4.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传导路径 |
| 4.3.1 风险传导要素 |
| 4.3.2 解释结构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度量 |
| 5.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外部威胁性度量模型 |
| 5.1.1 变量的识别 |
| 5.1.2 问卷调查与指标评价 |
| 5.1.3 数据的初步分析 |
| 5.1.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1.5 外部威胁性变量的内涵 |
| 5.1.6 国别风险评价 |
| 5.2 基于大数据的外部威胁指数动态调整 |
| 5.2.1 模型的构建 |
| 5.2.2 网络爬虫 |
| 5.2.3 文本挖掘 |
| 5.2.4 案例演示 |
| 5.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内部脆弱性度量模型 |
| 5.3.1 变量的识别 |
| 5.3.2 数据的初步分析 |
| 5.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4 内部脆弱性变量的内涵 |
| 5.3.5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脆弱性评价 |
| 5.4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模型 |
| 5.4.1 模型的建立 |
| 5.4.2 模型的验证 |
| 5.4.3 模型的特点 |
| 5.4.4 模型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对策分析 |
| 6.1 对策的识别与评价 |
| 6.1.1 对策的识别 |
| 6.1.2 重要性分析 |
| 6.2 对策的内涵与作用 |
| 6.2.1 因子分析 |
| 6.2.2 对策的内涵 |
| 6.2.3 对策的作用 |
| 6.2.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3 前期策略选择研究 |
| 6.3.1 理论模型 |
| 6.3.2 贝叶斯网络 |
| 6.3.3 结果和讨论 |
| 6.4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 |
| 7.1 需求分析 |
| 7.1.1 功能需求 |
| 7.1.2 具体功能 |
| 7.1.3 性能需求 |
| 7.1.4 系统管理 |
| 7.2 系统设计 |
| 7.2.1 系统结构 |
| 7.2.2 数据体系设计 |
| 7.2.3 数据的逻辑结构 |
| 7.3 系统实现 |
| 7.3.1 系统主界面 |
| 7.3.2 国别管理界面 |
| 7.3.3 项目管理界面 |
| 7.3.4 案例管理界面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世界各国的CRI及排名 |
| 附录二 中国承包商海外经营的风险及管控现状调研 |
| 附录三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影响因素及对策调查问卷 |
| 附录四 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案例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学术成果 |
（4）美国对巴西政策研究（1946-196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巴西的政策的缘起 |
| 第一节 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与“第四点计划”的展开 |
| 一、二战结束与美国“身份”的改变 |
| 二、冷战开始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变化 |
| 三、“第四点计划”的开展对于拉美国家的影响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巴西政策的最初构想 |
| 一、二战胜利后美巴关系出现的微妙变化 |
| 二、拉美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强烈反应及美国对此的态度 |
| 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建立及美国政府的反应 |
| 四、二战结束后美国和巴西出现的分歧 |
| 第三节 杜鲁门政府对巴西政策的确定与实施 |
| 一、美国与巴西:难以达成的同盟关系 |
| 二、巴西军事学院的建立 |
| 三、美巴“阿宾克联合行动”的开展与成果 |
| 第四节 美国对巴西政策的重新制定与瓦加斯的再度执政 |
| 一、巴西民族主义的崛起与瓦加斯执政方针的巨大改变 |
| 二、美国主导下的美巴军事合作协议的签订 |
| 三、美巴共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与实际意义 |
| 小结 |
| 第二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任期对巴西的政策 |
|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调整 |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西政策的再思考 |
| 二、NSC144 系列文件出台的背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拉美的政治意图 |
| 三、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及其对美国巴西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拉美政策的出台和影响 |
| 一、NSC5432系列文件与美国对巴西政策的再调整 |
| 二、“冷战泛美主义”与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构想 |
| 三、美国政府对巴西的新经济政策的反应及影响 |
| 第三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西政策的实施 |
| 一、美巴经济矛盾的扩大与1954年里约热内卢经济会议 |
| 二、美国在拉美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与瓦加斯政府的逆反行动 |
| 三、美巴“特殊友谊”的逐渐瓦解与瓦加斯被迫自杀 |
| 小结 |
| 第三章 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美国对巴西的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局势变化与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转变 |
| 一、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与美巴双方的利益需求 |
| 二、美苏在拉美地区的博弈 |
| 三、美国“睦邻政策”与“新睦邻政策”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出台的对巴政策 |
| 一、“艾森豪威尔主义”对“后瓦加斯时代”巴西政府的影响 |
| 二、美国政府对库比契克政府新经济外交政策的再思考 |
| 三、“泛美国家行动”政策下的美巴关系 |
| 第三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巴西政策的实施 |
| 一、1958年尼克松的南美四国访问 |
| 二、NSC5902 系列文件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拉美国家政策的新基调 |
| 三、美洲发展银行(IADB)的建立与巴西政府的态度 |
| 小结 |
| 第四章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巴西的政策 |
|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变化 |
| 一、肯尼迪政府对巴西政策的再考量 |
| 二、夸德罗斯政府的上台与巴西新外交政策的实施 |
| 三、肯尼迪政府与“争取进步联盟”的建立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对巴西政策的调整与出台 |
| 一、巴西执行独立外交政策前出现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 |
| 二、巴西新政府和“争取进步联盟”的冲突 |
| 三、美国对巴西新外交政策的反应与夸德罗斯政府的最终下台 |
| 第三节 肯尼迪政府对巴西主要政策的实施 |
| 一、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肯尼迪政府的经济援助政策 |
| 二、肯尼迪政府对巴西极端经济政策的反应和态度 |
| 三、巴西和美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纷争与暂时和解 |
| 第四节 危机爆发:美国和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 |
| 一、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二、肯尼迪政府与“山姆兄弟行动”计划的出台 |
| 三、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积极参与1964年巴西政变 |
| 四、美国对巴西的重新布局与巴西军政府的“新外交举措”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冷战初期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分歧和博弈 |
| 二、巴西:一个令美国难以割舍的“南美重量级”伙伴 |
| 三、新时期美国与巴西的“合作与博弈”激烈的矛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in English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西方国家对金融开放态度的转变 |
| 1.1.2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1.1.3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与本文结构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全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概念及联系 |
| 2.1.1 金融自由化 |
| 2.1.2 金融开放 |
| 2.1.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 |
| 2.2 金融开放的测度 |
| 2.2.1 法定开放度 |
| 2.2.2 实际开放度 |
| 2.2.3 法定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的比较 |
| 2.3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2.3.1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 |
| 2.3.2 金融开放的危机效应 |
| 2.3.3 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 |
| 2.4 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1 金融开放的增长溢出效应 |
| 2.4.2 金融开放的危机溢出效应 |
| 2.5 文献综述评述 |
|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与国际经验 |
| 3.1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 |
| 3.1.1 失败案例1:墨西哥比索危机 |
| 3.1.2 失败案例2: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泰国 |
| 3.1.3 失败案例3:阿根廷金融危机 |
| 3.2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经验教训 |
| 第四章 金融开放、增长与危机:一个理论模型 |
| 4.1 基准模型:Aghion模型 |
| 4.1.1 Aghion模型假设 |
| 4.1.2 实施金融开放之前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
| 4.2 模型分析:不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2.1 实施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4.2.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
| 4.3 模型分析: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3.1 生产者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3.2 金融机构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 实证分析模型 |
| 5.1.1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5.1.2 空间面板模型 |
| 5.2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5.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
| 第六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增长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6.2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2.1 门限个数与门限估计值 |
| 6.2.2 国家类别划分 |
| 6.2.3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
| 6.3 其它门限变量的全样本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4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危机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7.2 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7.3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8.1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
| 8.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
| 8.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2.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2.3 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溢出效应研究 |
| 8.3.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3.2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3.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 |
| 9.1.2 我国金融开放取得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
| 9.2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2.1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 |
| 9.2.2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 |
| 9.3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启示 |
| 10.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武装冲突影响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武装冲突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 |
| 一、武装冲突概念和范围 |
| 二、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
| 三、武装冲突的法律后果 |
| 第二节 武装冲突影响条约的考量因素 |
| 一、武装冲突影响条约的常用检验方法 |
| 二、不同类型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
| 三、关于武装冲突适用性的条款 |
| 第三节 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 |
| 一、武装冲突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影响 |
| 二、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内部碎片化和外部交叉性 |
| 三、不同视角下武装冲突对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 |
| 第二章 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效力的影响 |
| 第一节 武装冲突影响国际投资条约效力的形式 |
| 一、维护条约关系的稳定和连续性 |
| 二、条约的终止和暂停作为例外情况 |
| 三、武装冲突与条约继承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条约在武装冲突下继续适用 |
| 一、武装冲突对友好通商航行条约的影响 |
| 二、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涉武装冲突条款” |
| 三、国际投资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施行 |
| 第三节 武装冲突影响国际投资争议的主体资格 |
| 一、武装冲突与投资者的国籍变更 |
| 二、国际投资条约在被占领地区的适用 |
| 三、国际投资条约的继承 |
| 第三章“涉武装冲突条款”的解释与适用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战争条款” |
| 一、“战争条款”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效果 |
| 二、“一般性战争条款” |
| 三、“扩充型战争条款”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充分保护和安全条款 |
| 一、武装冲突下东道国违反FPS条款的情形 |
| 二、FPS条款与其他投资保护标准的关系 |
| 三、武装冲突下FPS条款适用的典型案例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 |
| 一、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 |
| 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效果 |
| 三、援引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考量因素 |
| 第四章 武装冲突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确定 |
| 一、国内行政法路径 |
| 二、ISDS机制 |
| 三、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 |
| 一、武装冲突下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认定 |
| 二、武装冲突下损害赔偿标准和评估方法 |
| 三、武装冲突下损害赔偿责任的仲裁实践 |
| 第三节 排除国家不法行为的确定 |
| 一、习惯国际法关于排除国家不法行为的规定 |
| 二、不可抗力排除国家不法行为 |
| 三、军事必要排除国家不法行为 |
| 第五章 武装冲突下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
| 第一节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
| 一、完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
| 二、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 |
| 三、提高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能力 |
| 第二节 完善中国投资保护规则 |
| 一、“涉武装冲突条款”的条约概况 |
| 二、关于“战争条款”完善建议 |
| 三、关于非“战争条款”的完善建议 |
| 第三节 合理行使外交保护权 |
| 一、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下外交保护的空间 |
| 二、外交保护与ISDS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
| 三、我国如何行使外交保护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 |
| 后记 |
（7）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8）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框架结构 |
| (二)论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和不足点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点 |
| 第一章 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内涵、特征和悖论 |
| 一、民粹主义的内涵 |
| 二、民粹主义的特征 |
| 三、民粹主义的悖论 |
| 第二节 西欧部分新兴政党民粹主义化倾向 |
| 一、政党领袖民粹化 |
| 二、政党选举纲领民粹化 |
| 第三节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分类 |
| 一、左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二章 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历史上三次民粹主义运动高潮 |
| 一、俄国的“到民间去”民粹派运动和美国人民党 |
| 二、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运动 |
| 三、当代西欧新民粹主义浪潮 |
| 第二节 重要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 |
| 二、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
| 三、民粹主义与纳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式民主困境与民粹 |
| 一、西式民主的困境 |
| 二、回归直接民主? |
| 三、民粹主义对民主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
| 第四节 选举中影响民粹主义政党的因素 |
| 一、政党选举市场化“供需理论”的应用 |
| 二、西欧多层级选举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危机下的西欧 |
| 一、身份认同危机 |
| 二、福利国家后的欧洲经济危机 |
| 三、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扩散带来的危机 |
| 第二节 后现代化与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人口变迁 |
| 二、后物质主义时代欧洲价值观念的转变 |
| 三、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主权让渡难题 |
| 四、后真相时代的政党政治 |
|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因素 |
| 一、革命心理学 |
| 二、刑罚心理学 |
| 第四章 当代西欧主要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一节 当代西欧民粹主义政党:从边缘到主流 |
| 一、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前的政治格局 |
| 二、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现状 |
| 第二节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 |
| 一、五星运动党的历史 |
| 二、五星运动党的自我调适 |
| 三、五星运动党的未来走向与影响 |
| 第三节 德国新选择党 |
| 一、新选择党的历史 |
| 二、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 |
| 三、竞选情况 |
| 四、党内纷争 |
| 五、对德国政坛的影响 |
| 第四节 法国国民联盟 |
| 一、国民联盟的历史 |
| 二、选举情况 |
| 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
| 四、对法国政治的影响 |
| 第五节 英国独立党 |
| 一、英国独立党的历史 |
| 二、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 |
| 三、对英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
| 第五章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和传统主流政党的调适 |
| 第一节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 |
| 一、西欧民粹主义政党未来走向的基本判断 |
| 二、民粹主义是解决当下西欧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吗? |
| 第二节 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对传统政党的冲击和影响 |
| 一、民粹对当代政党政治的影响 |
| 二、西欧传统主流政党选票和支持率大幅下降 |
| 三、西欧传统主流政党苦无良策,影响力下降 |
| 第三节 西欧传统主流政党的自我调适 |
| 一、积极回应广大民意 |
| 二、郑重对待各项议题 |
| 三、优化党际间竞争环境 |
| 四、适应信息化时代变化 |
| 五、提高传统民主制度有效性 |
| 结语 |
| 主要政党名称缩写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官 |
| 1.1.2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多重风险 |
| 1.1.3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研究的重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高速铁路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风险耦合模型相关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总结 |
| 1.4 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高铁海外投资现状与风险概述 |
| 2.1 高铁海外投资的界定 |
| 2.1.1 高铁海外投资的概念 |
| 2.1.2 高铁海外投资的特征 |
| 2.2 国内外高铁行业发展现状 |
| 2.2.1 国外高铁行业发展概况 |
| 2.2.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现状 |
| 2.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与成因 |
| 2.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 |
| 2.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主要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 |
| 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方法 |
| 3.1.1 案例研究法 |
| 3.1.2 文献挖掘法 |
| 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完善 |
| 3.2.1 基于案例研究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2.2 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 |
| 4.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 |
| 4.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 |
| 4.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关键要素 |
| 4.1.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分类 |
| 4.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 |
| 4.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分析 |
| 4.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单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双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多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 5.2.1 常见的风险耦合模型 |
| 5.2.2 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及选择 |
| 5.3 基于历史统计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3.1 历史案例统计 |
| 5.3.2 N-K模型构建 |
| 5.3.3 基于历史风险事件的N-K模型应用 |
| 5.4 基于案例仿真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4.1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概况 |
| 5.4.2 耦合度模型构建 |
| 5.4.3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4.4 基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耦合度及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 |
| 5.5 对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策略 |
| 6.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 |
| 6.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则 |
| 6.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示意 |
| 6.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策略 |
| 6.2.1 耦合前风险防控策略 |
| 6.2.2 耦合中风险防控策略 |
| 6.2.3 耦合后风险防控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挖掘结果 |
| B.莫斯科-喀山项目风险指标打分问卷 |
| C.耦合度计算结果 |
| D.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机制分析 |
| 1.3.2 实证分析 |
| 1.3.3 案例分析 |
| 1.3.4 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 |
| 1.6.2 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管制 |
| 2.1.1 资本账户开放的定义 |
| 2.1.2 对开放资本账户的质疑 |
| 2.1.3 资本管制成本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2.1 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
| 2.3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波动 |
| 2.3.1 资本账户开放与宏观经济波动 |
| 2.3.2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
| 2.3.3 长期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 |
| 2.4 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研究 |
| 2.4.1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4.2 资本账户开放路径 |
| 2.4.3 资本流动管理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 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第一阶段(1978-1996年) |
| 3.1.2 第二阶段(1997—2000年) |
| 3.1.3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现状 |
| 3.3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流动渠道与规模 |
| 3.3.1 直接投资 |
| 3.3.2 证券投资 |
| 3.3.3 其他投资 |
| 3.3.4 通过经常账户 |
| 3.3.5 通过其他渠道 |
| 第四章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 |
| 4.1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别差异 |
| 4.1.1 基础理论和模型 |
| 4.1.2 计量模型 |
| 4.1.3 变量说明 |
| 4.1.4 资本账户开放度说明 |
| 4.1.5 实证分析 |
| 4.2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
| 4.2.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
| 4.2.2 实证分析 |
| 4.3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 |
| 4.3.1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基本面 |
| 4.3.2 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期限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
| 5.1 资本流动引起经济波动的理论模型 |
| 5.1.1 资本流动开放环境下的宏观经济模型:IS-LM-BP模型 |
| 5.1.2 资本流动开放环境下的经济政策影响分析 |
| 5.2 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冲击的理论分析 |
| 5.2.1 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2.2 短期资本流动与货币供给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2.3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股价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2.4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产出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3 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冲击的实证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说明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长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冲击的理论分析 |
| 5.4.1 直接投资引起汇率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4.2 直接投资引起国际收支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4.3 直接投资引起产出波动的机制分析 |
| 5.5 长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冲击的实证分析 |
| 5.5.1 参数估计结果 |
| 5.5.2 不同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 |
| 5.5.3 不同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 |
| 5.6 不同期限资本流动对经济冲击的比较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案例分析 |
| 6.1 未达门槛就开放的教训:墨西哥 |
| 6.1.1 政局动荡 |
| 6.1.2 贫富差距巨大 |
| 6.1.3 贸易赤字 |
| 6.1.4 国内储蓄低 |
| 6.1.5 外汇储备难以维持汇率 |
| 6.1.6 引资结构不合理 |
| 6.1.7 墨西哥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6.2 激进开放模式的失败经验:泰国 |
| 6.2.1 开放的历程 |
| 6.2.2 金融市场改革 |
| 6.2.3 金融危机的爆发 |
| 6.3 激进失败转向渐近成功模式:智利 |
| 6.3.1 激进模式阶段:1974至1982年 |
| 6.3.2 债务危机、资本管制阶段:1982-1984年 |
| 6.3.3 渐进模式阶段:1985至1997年 |
| 6.4 泰国和智利的开放经验的对比及对中国的启示 |
| 6.5 资本流动管理的失败经验:韩国 |
| 6.5.1 渐进模式阶段:1981年至1992年 |
| 6.5.2 激进模式阶段:1993年至1997年 |
| 6.5.3 危机前失败的资本流动管理 |
| 6.5.4 危机后的金融改革 |
| 6.5.5 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7.2.1 将全面完善初始条件作为开放的基础 |
| 7.2.2 坚持积极的渐进开放模式 |
| 7.2.3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
| 7.3 新时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建议 |
| 7.3.1 用资本账户开放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
| 7.3.2 继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发展 |
| 7.3.3 积极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墨西哥新政府不当“黑”政府（论文参考文献）
- [1]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2]1953年伊朗政变前后的美国对伊政策研究[D]. 崔剑楠.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3]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机理、度量与对策研究[D]. 常腾原. 东南大学, 2020(01)
- [4]美国对巴西政策研究（1946-1964）[D]. 刘任.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D]. 董骥. 山东大学, 2019(02)
- [6]武装冲突对国际投资条约适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 娄卫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D]. 高璐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D]. 严然. 重庆大学, 2019(01)
- [10]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及路径研究[D]. 胡亚楠.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