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信息产业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石宇飞[2]（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孙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陈瑶雯[4]（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李鑫[5]（2020）在《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各国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时代发展,出口管制政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手段措施不断多样化,因其隐蔽性好,一直被各国所青睐。美国施行出口管制政策经验丰富,除经济领域外,也常将其运用于政治、军事、国防等领域,出口管制政策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特点十分鲜明。受国际形势变化及美国自身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宽严交替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特点在高科技领域更为明显。虽然面临来自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取得快速发展和瞩目成绩。因此,探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具体路径、影响程度,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边界,还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和企业实力。但是,由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公开性不足、在产品层面的精准测度长期缺乏,部分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定量评估、特别是对企业微观行为研究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公开数据构建了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可测度指标,并借鉴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开展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微观绩效的因果评估。首先,本文按照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程度划分了四个等级的标准,通过借鉴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根据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层面实际出口的份额差异构建一个衡量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用以测算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出口管制程度,并将与中国同级别国家的管制程度作为对华出口管制的工具变量。其次,收集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经济复杂度实验室,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数据,在企业层面开展了对研发创新、产品出口质量和企业增加值出口的实证检验。再次,在上述分析和实证中证明美国对华高科出口管制政策确实存在,且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比较确切的发现了对中国企业产品研发和出口的影响效果及机制。最后,根据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产生影响的效果及本文结论,深入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产品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和政策效果。全文共分八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包括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已有研究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本章从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相关理论入手,探析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之间的联系,重点对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贸易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对外战略重要手段之一。最后,分别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研发、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三个层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三章,重点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进行阐述,明确本文的研究界限,清晰掌握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趋势。第四章,阐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介绍了本文的核心变量指标设定的主要思路和检验过程,并对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管制程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五章,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并未完全达到美国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会通过选择共克时艰,企业收到相关领域的补贴和加大主动投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研发水平上的提升。第六章,重点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管制政策限制,中间产品投入受阻,企业生产链条受影响,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七章,探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提升了企业产品的出口增加值率,可能的机制是综合了管制政策对研发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得益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得到提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从不同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谭琳元[6]（2020）在《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发生改变,肉蛋奶等畜产品和啤酒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消费需求刚性增加。然而,大麦生产却没有随之增加,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价格大幅下降、生产规模严重萎缩。鉴于大麦进口大量增长导致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商务部于2018年11月和12月分别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以期对国内大麦产业进行救济,保障大麦产业安全。因此,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影响,阐明进口影响的具体表现,防范进口的消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与完善大麦进口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等方面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价格传导、局部均衡等理论,采用实地调研、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首先对大麦进口贸易现状、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剖析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其次,在描述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再次,采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评估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最后,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构建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大麦进口关税提高情景方案,模拟分析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价格、生产、消费及进口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大麦进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麦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抵御进口冲击,影响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无竞争力、品质难以满足加工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水平较低。（2）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与损害。首先,大麦进口价格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传导影响,影响程度高达18.11%,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高达20.43%;其次,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生产具有显着挤出影响,影响程度达7.11%。大量低价进口大麦挤占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产量持续下降。（3）大麦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大麦进口集中度过高,进口依存度显着上升,自给率大幅下降,产业控制力减弱,威胁产业安全发展。（4）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以最大大麦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为例,在《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行零关税为参照,关税分别提高到3%、12%和20%,大麦饲用消费需求量将分别下降3.50%、12.29%和16.77%,对国内大麦饲用需求影响显着;国内大麦价格分别上涨2.89%、11.54%和19.23%,种植面积分别增加0.43%、1.64%和2.48%,总产量分别提高1.00%、3.86%和5.88%,对国内大麦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效应;大麦净进口量分别下降2.20%、7.82%和10.84%,产生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进口大麦,减小进口冲击;推动大麦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进口依赖风险;加大政策支持与保护,提高国内大麦综合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左腾达[7]（2020）在《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这些年在积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农产品贸易也更为活跃。欧盟作为后起的经济伙伴,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在近十来年迅速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欧盟的农产品增加最快,其中部分贸易产品如乳制品、猪肉等更是有十倍以上的贸易增速。中国从欧盟的农产品进口规模已接近美国。如何来看待中国和欧盟跨越式的贸易发展。从贸易理论来看,传统的贸易理论偏向从要素禀赋,要素价格上来解释贸易的波动,随后的贸易理论用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来分析,并强调了贸易协定、关税、贸易壁垒等在当今时代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此本文不仅从中国的农业资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两方的贸易,还从贸易便利化、贸易壁垒、关税等角度去看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此外,欧盟是个多国组合的国家联盟,中国也没有和欧盟达成统一的贸易协定,还是与每个国家商讨贸易,因此分析欧盟内部农业发展趋势和内部贸易是有必要的。这个分析是建立在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基础上,这是欧盟最重要的农业政策。相比中国的农业政策,这个政策的投入巨大,是推动欧盟农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所以本文以此逻辑,从这个政策的分析开始,一步步分析了欧盟农业的政策对欧盟内部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文基于以上两个主体进行分析,主要内容有:首先对中国和欧盟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分析了这十年双方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改变,分别从中国和欧盟方面对影响双方贸易发展的主要宏观或微观因素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对重点农产品贸易进行分析,包括蔬菜水果类、肉类、水产品和乳制品类。同时对重点贸易国家进行分析,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通过这些对中国和欧盟的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概况有了比较明确的掌握。然后基于李嘉图模型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讨论了人口、土地、技术、资本和气候资源上双方的不同,这些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然后对重点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这里选择的是猪肉和乳制品的生产行业,这是中国从欧盟进口增长最快的农产品类。欧盟相关的农产品贸易优势建立在其发展成熟的行业基础上,因此这里结合不同行业的发展特点对这两个行业发展进行了对比分析。接着是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双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分析,首先政策对不同农产品行业的支持力度不一样,其次从欧盟加盟时间来划分的欧盟15国和13国的角度分析,分析了两组国家在政策的刺激下,农业生产的转变,从而引起欧盟内部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这也会对中国和欧盟整体的农产品贸易带来影响。接下来是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的分析,这是影响中国和欧盟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该章重点阐述了中国和欧盟在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上的推动,尤其一带一路对中国和欧盟贸易便利化的推动。并通过指标体系的建立来衡量不同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比较。然后是欧盟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分析,涉及了关税比较、欧盟普惠制贸易措施的影响以及欧盟设置的贸易壁垒,WTO规则下中国欧盟农产品补贴政策研究等。最后本文用实证模型来分析不同因素对不同种类的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施淑蓉[8]（2019）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经济开放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量的急剧增加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依旧尖锐。对外直接投资（ODI）作为中国开放经济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能源消费势必产生重要影响。同时,ODI作为一种国际资本活动,母国金融发展为其构建了第一道风险屏障,并对其投资规模、效率及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鲜有涉及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金融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首次在金融发展视角下系统考察发展中国家ODI对母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经验上丰富了有关ODI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相关讨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为优化中国ODI策略、提升金融发展服务能力和实现节能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依据国际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基本理论与现有相关研究,形成本论文选题、研究内容框架,并遵循“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启示”的一般研究问题思路展开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与现有理论研究背景明确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机制,明晰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及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其次,在问题的引导下,本文首先构建了开放经济下ODI影响母国能源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采用数理推导分析了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理,发现ODI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影响母国能源消费;其次,在机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逻辑推导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一般机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最后,基于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与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分析了金融发展在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机制然后,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根据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与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在对中国ODI、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存在性→调节性→异质性”的实证检验逻辑,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前沿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的存在性、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存在性旨在检验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的存在性,通过检验发现中国ODI是导致母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因素之一,同时也积极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主要通过结构效应机制与规模效应机制实现,技术效应机制并不通畅。调节性旨在检验金融发展在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效应,通过检验发现:在中国ODI产生母国“三效应”阶段,金融发展对ODI的母国“三效应”均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对ODI母国“三效应”均存在积极调节;金融发展效率对ODI母国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存在积极调节;金融发展结构对ODI母国技术效应存在积极调节,对ODI母国结构效应则存在干扰调节。在中国ODI通过母国“三效应”能源消费阶段,金融发展主要在规模效应机制中存在积极调节作用。异质性则基于东道国异质性对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金融发展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检验发现,中国逆梯度ODI显着促进母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金融发展规模在中国逆梯度ODI母国技术效应中存在积极调节效应,金融发展效率在顺梯度ODI通过规模效应机制影响母国能源消费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调节作用,而金融发展结构在中国逆梯度ODI与顺梯度ODI母国“三效应”影响能源消费阶段均不存在调节作用。最后,根据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金融发展调节机制的理论分析、中国ODI、能源消费及金融发展典型事实特征考察及实证检验结论,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中国应加速对发达国家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ODI;优化ODI行业布局,实现ODI行业结构、母国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多重优化;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自主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改善金融发展质量,提升金融支持力度。
王蕊[9]（2019）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事件,以及美国领导人更替导致的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内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进入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发展阶段转变的新常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体现得非常明显,体制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着国家的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故而,探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以及其经济效应,不仅是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效应以及传导机制等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有效制定防风险等相关宏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给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进行测度,再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贸易需求三个视角出发,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全文具体内容与结论如下:（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定义与测度。通过梳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经济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从经济主体的视角出发,事件的结果是无法完全预知的,并且没有具体概率分布,单一经济指标不确定性是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离,即不可预测部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可以通过各经济指标不确定性的加权平均来实现。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借鉴Jurado等（2015）,应用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FAVAR-SV）模型,采用2002年一2018年156个宏观与行业指标测度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表明:（ⅰ）样本内1-12期不确定性指数的预测值波动情况基本一致,测度结果稳定。（ⅱ）该指数能够清晰识别发生概率小于10%的经济波动和冲击,克服已有测度存在频繁波动的情况。其中两个高于1.65倍标准差的波动区间很好地解释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相对最困难的一年。（ⅲ）进一步比较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股票不确定性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更好地体现了整体经济非预期波动的共同趋势,而相比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而言,股票不确定性指数波动频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重大经济不确定性的识别上存在模糊性,同时测度结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性。（2）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借鉴已有文献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变量,采用2005年—2017年30个省市地区的年度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产能过剩情况下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以及两者交互项。研究结果表明:（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时,投资量会下降。（ⅱ）在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性地抑制了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是导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的重要原因。（ⅲ）第三产业被人们誉为国家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器,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会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负向冲击。（3）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由于长期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所以分别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角度,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消费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在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模型中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采用2003年—2018年30个省市地区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ⅰ）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而言,拥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信自身能力并对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因此,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不强烈,负向影响不显着。（ⅱ）农村居民经济基础薄弱,储蓄结构单一,在面对突发性经济波动时,农村居民表现更加敏感,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产生了较显着的负向影响。（4）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与贸易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选取20个目标国,应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采用2005年—20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以及进口贸易均产生了抑制作用。（ⅱ）分别采用股票不确定性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替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稳定,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ⅰ）在测度方面,应加强数据库建设,丰富多频多类别数据,为基于大数据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提供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大数据模型,完成多维度多层次的不确定性测度。（ⅱ）在投资需求方面,国家应及时而有力地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降低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冲击并及时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增强投资者信心,并且应发展本国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逐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而且应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现代与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向高质量经济发展转化。（ⅲ）在消费需求方面,政府应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应该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消费需求,还需要加强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ⅳ）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降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应加强与贸易国之间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输便利化水平,还应该抵制“逆全球化”思潮,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对话,对接国际规则,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多边合作机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ⅰ）多维指标数据集构建的创新。有别于国内多数研究存在严重遗漏信息的情况,借鉴Jurado等（2015）应用扩散指数测度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但又不同于Jurado等（2015）选取的月度数据,本文依托于宏观经济不确性定义,选用多频数据,并在数据集构建时加入能够体现政策方面的财政指标以及各行业指标。（ⅱ）通过比较测度结果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的实际效果,弥补了基于Baker（2016）方法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识别重大经济不确定性时的模糊性以及测度结果的时滞性等不足。（ⅲ）从总需求视角,分别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贸易规模层面出发,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首先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影响,并结合产能过剩,在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为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分别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视角探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两个群体人均消费的影响。最后,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进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的抑制影响。
王珏帅[10]（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二、世界信息产业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信息产业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 2.1.1 产业 |
| 2.1.2 竞争力 |
| 2.1.3 国际竞争力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 6.1 生产要素 |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 6.2 需求条件 |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 6.3 产业基础 |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 6.4 制度基础 |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4）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基本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研究方法 |
| 1.3.2 实证研究方法 |
| 1.3.3 案例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贡献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及贡献 |
| 1.4.2 仍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经济竞争是大国竞争重要表现形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英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温和轮替的相关研究 |
| 2.1.2 英德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的相关研究 |
| 2.1.3 美日关系调整与经济领域紧密度的相关研究 |
| 2.1.4 美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冷战的相关研究 |
| 2.2 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贸易管制政策的相关研究 |
| 2.2.3 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贸易政策与国家战略的相关研究 |
| 2.3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双边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双边竞争格局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 2.3.3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 |
| 2.3.4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层面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1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2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3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评价 |
| 2.5.1 现有研究特点 |
| 2.5.2 现有研究不足 |
| 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 |
| 3.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 |
| 3.1.1 理论来源 |
| 3.1.2 基本概念 |
| 3.1.3 主要内容 |
| 3.1.4 限制目标 |
| 3.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化发展 |
| 3.2.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整体趋势趋于放松 |
| 3.2.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 |
| 3.2.3 出口管制政策随美国政府对华态度不断调整 |
| 3.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可能再次趋于严厉 |
| 3.2.5 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
| 3.3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事实影响及潜在后果 |
| 3.3.1 审批程序繁琐致使美国企业主动放弃对华出口 |
| 3.3.2 管制实施国企业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受挫 |
| 3.3.3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
| 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 |
| 4.1 美国对不同贸易国家分类方法 |
| 4.2 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 |
| 4.2.1 出口管制政策难于测度 |
| 4.2.2 借鉴经典研究方法设定研究思路 |
| 4.2.3 主要研究目标 |
| 4.3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程度的测定 |
| 4.3.1 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设定 |
| 4.3.2 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类别国家出口管制程度的比较 |
| 4.3.3 检验美国对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的测定 |
| 4.4 美国ATP管制程度的分类测算 |
| 4.4.1 分类别测算比较美国ATP产品管制程度 |
| 4.4.2 比较美国对不同种类国家及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 |
| 4.4.3 分类比较美国对不同等级国家十大类ATP管制程度 |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研发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核心变量 |
| 5.3.3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4.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6.1 研究背景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方法 |
| 6.3.2 核心变量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质量影响的机制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4.4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 |
| 7.1 研究背景 |
| 7.2 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核心变量 |
| 7.3.3 数据来源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4.4 异质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 |
| 8.2.2 产业层面 |
| 8.2.3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后记 |
| 致谢 |
（6）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 1.2.2 进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1.2.3 大麦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大麦产业 |
| 2.1.3 进口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贸易理论 |
| 2.2.2 产业安全理论 |
| 2.2.3 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
| 2.2.4 投资挤出机制理论 |
| 2.2.5 局部均衡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大麦进口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现状 |
| 3.1.1 大麦进口数量大幅快速增加 |
| 3.1.2 大麦进口价格波动性较大 |
| 3.1.3 大麦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
| 3.1.4 大麦进口依存度显着提高 |
| 3.2 中国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 |
| 3.2.1 大麦消费需求大幅快速增加 |
| 3.2.2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
| 3.2.3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路径分析 |
| 4.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的传导影响路径分析 |
| 4.1.1 大麦进口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国内大麦价格 |
| 4.1.2 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比较收益降低 |
| 4.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生产的挤出影响路径分析 |
| 4.2.1 进口挤占国内市场空间,抑制大麦生产 |
| 4.2.2 国内大麦供给不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
| 4.2.3 自给率显着下降,影响大麦产业安全 |
| 4.3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
| 4.3.1 大麦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 |
| 4.3.2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5.1.1 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的模拟分析 |
| 6.1 局部均衡理论模型 |
| 6.2 中国农业产业模型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 |
| 6.2.3 模型参数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情景模拟 |
| 6.3.1 情景模拟分析步骤 |
| 6.3.2 情景模拟方案设定 |
| 6.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和完善大麦进口贸易政策,降低进口冲击与损害 |
| 7.2.2 建立健全大麦产业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 7.2.3 实施大麦科技创新政策,增强国际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标、思路、对象和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农业贸易影响因素及相关贸易模型的研究 |
| 一、基于传统贸易模型的解释 |
| 二、基于产业内贸易的诠释 |
|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诠释 |
| 第三节 当前贸易研究热点与中国欧盟农产品贸易研究 |
| 一、一带一路和贸易便利化 |
| 二、贸易政策和农产品贸易 |
| 三、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一、现有文献研究特点和研究成果 |
| 二、当前文献的不足 |
| 第三章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主要特点 |
| 一、贸易规模增加迅速,中国贸易逆差加大 |
| 二、进口农产品结构趋于集中,出口农产品结构趋于分散 |
| 三、从要素投入看双方农产品贸易 |
| 四、部分农产品出口互成规模 |
| 五、出口初级农产品价格高,加工农产品价格低 |
| 第二节 对欧盟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对欧盟进出口区域市场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和欧盟在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选择 |
| 第五节 影响中国欧盟农产品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中国市场的变化 |
| 二、欧盟市场的变化 |
| 第四章 中国和欧盟主要农产品和主要国家的贸易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主要农产品 |
| 一、蔬菜水果类贸易 |
| 二、水产品贸易 |
| 三、肉类贸易 |
| 四、乳制品贸易 |
| 第二节 主要贸易国家 |
| 一、荷兰 |
| 二、德国 |
| 三、英国 |
| 四、西班牙 |
| 五、法国 |
| 第五章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产生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中国和欧盟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水平对比 |
| 一、乳业产业发展水平对比 |
| 二、猪肉行业发展水平对比 |
| 第六章 生产政策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生产的影响 |
| 一、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功能 |
| 二、201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及影响 |
| 第二节 共同农业政策对欧盟内部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影响分析 |
| 一、欧盟15国和欧盟13国农业生产对比分析 |
| 二、欧盟各国的农业优势对比分析 |
| 三、欧盟13国与欧盟15国之间贸易变化分析 |
| 四、欧盟成员国间的贸易对欧盟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
| 第七章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农产品贸易和贸易便利化 |
| 第二节 中国和欧盟在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上的推动 |
| 一、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 |
| 二、国际互认AEO制度 |
| 三、各种贸易协议签订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和贸易便利化 |
| 第四节 贸易便利化指数分析 |
| 一、世界银行的物流表现指数 |
| 二、自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
| 第八章 主要贸易政策对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的关税管理措施分析 |
| 一、欧盟对中国主要关税设定分析 |
| 二、欧盟的普惠制关税政策 |
| 三、进口关税配额 |
| 第二节 欧盟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
| 一、主要农产品贸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
| 二、欧盟对中国农产品进口问题通报制度 |
| 第三节 欧盟农业补贴政策的争议 |
| 第九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二节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
| 第十章 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优化对策分析 |
| 一、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建设 |
| 二、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生产升级 |
| 三、加大农产品出口支持力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8）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能源消费相关研究 |
| 2.2.2 ODI母国效应相关研究 |
| 2.2.3 ODI及其母国效应异质性相关研究 |
| 2.2.4 金融发展影响ODI及其母国效应相关研究 |
| 2.2.5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视角下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研究 |
| 3.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研究 |
| 3.1.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模型 |
| 3.1.2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分析 |
| 3.1.3 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调节机制分析 |
| 3.2.1 基于技术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2.2 基于结构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2.3 基于规模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ODI、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1 中国ODI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1.1 中国ODI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ODI现状特征 |
| 4.2 中国能源消费典型事实特征 |
| 4.2.1 能源消费总量规模偏高 |
| 4.2.2 清洁能源占比较低 |
| 4.2.3 能源消费效率有待提升 |
| 4.3 中国ODI与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分析 |
| 4.4 中国金融发展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4.1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
| 4.4.2 中国金融类ODI发展典型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存在性检验 |
| 5.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6.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金融发展规模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2 金融发展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3 金融发展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4 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综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异质性检验 |
| 7.1 中国ODI东道国国别差异分析 |
| 7.1.1 样本国选取 |
| 7.1.2 顺梯度ODI与逆梯度ODI差异分析 |
| 7.2 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中国ODI动因检验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异质性检验 |
| 7.3.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的异质性检验 |
| 7.3.2 ODI影响母国能源消费机制异质性检验 |
| 7.4 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4.1 逆梯度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7.4.2 顺梯度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加速对发达国家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ODI |
| 8.2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 |
| 8.3 提升自主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 |
| 8.4 提升金融发展质量与金融支持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评述 |
| 1.3.2 国内研究评述 |
| 1.4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本文有待改进的不足 |
| 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 |
| 2.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理论与定义 |
| 2.1.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理论 |
| 2.1.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定义 |
| 2.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比较分析 |
| 2.2.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 |
| 2.2.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评析 |
| 2.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计量框架构建 |
| 2.3.1 因子模型与预测估计方法 |
| 2.3.2 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计量框架(FAVAR-SV) |
| 2.3.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统计分解 |
| 2.4 数据集的构建与处理方式 |
| 2.4.1 数据集的构建 |
| 2.4.2 数据的处理方式 |
| 2.5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与比较分析 |
| 2.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分析 |
| 2.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不确定性指数比较分析 |
| 2.5.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较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投资需求 |
| 3.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 |
| 3.1.1 实物期权传导机制 |
| 3.1.2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
| 3.2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3.2.1 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理分析 |
| 3.2.2 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潜力分析 |
| 3.3 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3.3.1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GMM) |
| 3.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3.4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5 实证分析 |
| 3.5.1 控制变量传导路径分析 |
| 3.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调整对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5.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交互项对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消费需求 |
| 4.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 |
| 4.2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4.3 计量模型设定 |
| 4.3.1 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 |
| 4.3.2 计量模型构建 |
| 4.4 研究对象与变量数据 |
| 4.4.1 研究对象分类 |
| 4.4.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分析 |
| 4.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进出口贸易 |
| 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传导机制 |
| 5.1.1 需求渠道 |
| 5.1.2 预期渠道 |
| 5.2 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5.2.1 开放经济中的收入决定 |
| 5.2.2 对外贸易乘数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3.1 随机前沿模型经济学理论基础 |
| 5.3.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5.4 样本范围与变量数据 |
| 5.4.1 目标国样本范围 |
| 5.4.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解释变量预期符号与影响机制 |
| 5.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5.3 股票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5.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 |
| 6.1.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
| 6.1.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
| 6.1.4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的建议 |
| 6.2.2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建议 |
| 6.2.3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建议 |
| 6.2.4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建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论文框架图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框架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价 |
| 2.1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
| 2.1.1 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早期研究 |
| 2.1.2 常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2.2.1 流动性管理的宏观溢出效应 |
| 2.2.2 流动性管理的产业溢出效应 |
| 2.2.3 流动性管理的金融溢出效应 |
| 2.3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小结与评述 |
| 3 三次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考察 |
| 3.1 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1.1 互联网泡沫膨胀与破裂 |
| 3.1.2 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1.3 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2 美国次贷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2.1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 |
| 3.2.2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2.3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3 欧洲债务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3.1 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与蔓延 |
| 3.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 |
| 4.1 GPM分析框架概述、特征与发展现状 |
| 4.1.1 GPM分析框架概述与全球化应用 |
| 4.1.2 GPM分析框架的特征与优势 |
| 4.2 GPM-4模型设置 |
| 4.2.1 稳态水平的随机过程的设定 |
| 4.2.2 G3经济体的行为方程设定 |
| 4.2.3 中国经济行为方程的设定 |
| 4.3 GPM-4模型的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参数校准与先验分布设定 |
| 4.3.4 贝叶斯估计结果 |
| 4.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模拟 |
| 4.4.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及中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界定 |
| 4.4.2 数值模拟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4.4 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概述与样本选择 |
| 5.1.1 FAVAR模型概述 |
| 5.1.2 FAVAR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5.1.3 样本选择 |
| 5.2 指标选取与因子处理 |
| 5.2.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指标 |
| 5.2.2 工业活动指标 |
| 5.2.3 农业活动指标 |
| 5.2.4 房地产业活动指标 |
| 5.2.5 消费品零售业活动指标 |
| 5.2.6 对外贸易活动指标 |
| 5.2.7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指标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选择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传导机制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
| 6.1 GVAR模型概述 |
| 6.1.1 GVAR模型简介与发展 |
| 6.1.2 GVAR模型基准框架 |
| 6.1.3 GVAR模型估计与求解方法 |
| 6.2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的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3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GVAR模型相关检验 |
| 6.3.2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广义方差分解分析 |
| 6.3.4 基于G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世界信息产业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4]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D]. 李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D]. 谭琳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7]中国和欧盟农产品贸易研究[D]. 左腾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D]. 施淑蓉. 湖南大学, 2019(08)
- [9]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D]. 王蕊.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