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PA造成的空缺由什么药物来填补（论文文献综述）
宋尚谕[1]（2020）在《政治文本翻译中语用等值的达成 ——《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开发合作—南方大国的崛起》（第1、2、3、7章）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的原文本选自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开发合作——南方大国的崛起》,作品分析了中印开发合作战略的差异及其决定性因素。非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新时代下中非并肩前行,致力于打造更为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赋予本次翻译实践重要的现实意义。原文本抽象含蓄的表述方式和中西间的文化差异阻碍了译者的工作,翻译中的主要困难是如何传达话语的真正含义从而达成语用等值。报告将典型的语用等值问题归为两类——语言层面的等值和文化层面的等值。实现语言层面语用等值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语境准确翻译词汇的内涵意义,语境分为句内语境和句际语境。对此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及增译的翻译方法实现语用等值。而实现文化层面的语用等值则需重点关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就要求译者深入了解言外语境,包含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会话规则。对此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尝试了仿译、增译等具体翻译方法。本次翻译实践加深了译者对南方大国援非因素和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希望本报告所采用的相关语用学理论和翻译策略对后续政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余平[2]（2019）在《美国广告规制研究》文中指出美国是目前世界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自近代以来对广告产业进行有效规制的典范国家之一。美国政府对广告的早期规制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其邮政署对邮件广告进行的直接和间接监管;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的海报广告时代,美国国内也开始陆续出现广告行业自律组织。现代美国广告规制体系是以1911年“广告诚信运动”的兴起为开端,并以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成立为标志所全面建构起来的。时至今日,美国广告规制体系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经过漫长的制度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淀后,美国广告规制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已经赢得政府和产业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认同,亦成为世界广告产业监管和规制的典型与样板之一。规制主要分为他律和自律,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美国广告规制是在以国会、白宫、法院（分别代表立法、行政和司法）为主导的他律规制体系下,辅以广告产业参与者的自我约束而逐渐形成的规制模式。在这个体系中,国会和政府负责立法和行政（政府也有部分立法权）,法院负责司法并同时形成案例法,成为规制体系的主体;而广告产业参与者参照法律法规形成自身的行业标准和自律纲领。在广告产业的规制机体中,他律就像是“生命机体”中的“中枢神经”,而自律则像是机体中的“神经末梢”。在政府规制失灵的领域,自我规制往往具备更强的适应力和有效性。美国广告规制是在宪政制度下运行的,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政制度的民主基石,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成为了广告表达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也成为了政府广告规制违宪审查的主要法理争议。从权利性质角度来看,广告作为商业言论,理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但由于其具有“逐利”性质,被认为无法提升社会福祉而被长期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宪政理念的发展、商业文明价值的提升,加上消费者知情权的日益被重视,使得广告言论逐渐有限制地纳入到了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之内。这就使得广告权利具有“竞合性”的特征,并对现有权利分类理论体系构成了挑战,也使得政府广告规制必须放弃原先的单一标准而参照多标准体系。这就给广告规制的判例援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媒介的发展是完善广告规制体系的又一重要参照。印刷广告技术比较简单,影响也很有限,广告规制只需对内容底线和事后救济进行限制,仅以宪法和普通法律即可基本建构。广播、影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则极大地拓宽了传播的空间,基于纸媒的规制体系已无法适应广电广告的现实需求,电子传媒法规开始颁布,广告规制也进入分类管理的时代。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规制理念,开始加大对广电广告的规制。而20世纪末新媒体的兴起,使得原先泾渭分明的传统分类监管机制不得不又重新解构。加之西方放松管制的思想思潮的影响,媒介融合势在必行。在媒介汇流的新媒体时代,广告规制进入了全新的调适期,传统广告规制体系依然适用,并积极纳入新媒体广告。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等独立监管机构将管理范围扩大至新媒体广告,在无法适用的领域通过新的成文法另行规制。广告形式的多样化、媒体的再升级、理念的多维度使得新媒体时代的广告规制体系更富张力和弹性。本论文共分为九个部分,由绪论、总结和七章主体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梳理广告规制的历史源起与流变;第二章重点阐述广告规制的理论动因和现实依据;第三章试图解构广告规制主体和框架;第四章全面分析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第五章主要解析重点监管广告领域的规制;第六章力求阐述广告自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第七章尝试探究新媒体广告带来的规制挑战与调适。本论文试图从广告他律和自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以广告他律为重点,兼顾广告自律。同时,希望能够从广告规制的体系、要素、内容、渠道等角度展开分析,结合纵向的历史分析方法,展现美国广告规制的理念、框架、内容、方式等,最终归纳出美国广告规制体系的规律和特征。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美国广告规制嬗变的内在动因主要在于规制理念的转变。在法律规制上体现的是法理的转变,从最初的尊重财产权到后期的注重个人权利;在商业关系理念中体现的是从纯粹地“保护竞争者”到既“保护消费者”又“保护竞争者”;在规制上体现出来的是从注重“经济性规制”到更注重“社会性规制”;在公平导向上从强调“过程公平”到“结果公平”。另一方面,社会动因体现出的则是规制主体和反规制力量的反复博弈,这当中包含了两个规制维度:商业言论自由、市场竞争博弈;并且涵盖了众多价值导向:如言论自由、公平、促进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公共利益、健康权、隐私权等,这些都为规制的冲突和调适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由于美国广告规制体系过于庞杂和细密,本研究难免挂一漏万,文中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论文将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深入和细化。
王晓玥[3]（2019）在《当归、肉苁蓉“分子身份证”建立及太白贝母异甾体类生物碱合成相关基因挖掘》文中提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具有治疗与预防作用的“药食两用”药材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中药材的真伪与药用成分含量是保证药材品质与疗效的基础。一方面,近年来中药产品中原料药材掺假造假问题频发,严重阻碍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影响了中药在全球的声誉。DNA条形码已广泛应用于药用植物、中药材及饮片的鉴定,然而其不适合经过各种深加工,导致DNA严重降解的中药产品的鉴定。为解决DNA降解的材料的鉴定,本文提出了“分子身份证”的概念,即利用一段长为20-50bp特异性短片段,对混合物中某特定物种进行鉴定;本研究基于大样本量ITS2序列分析,开发了正品当归及肉苁蓉药材混淆品（锁阳、沙苁蓉、列当及草苁蓉）的分子身份证,并为当归、肉苁蓉产品的快速准确鉴定提供了依据。（1）当归是常见妇科用药,本文收集了 265份当归及其近缘种、混淆品样品。对ITS2序列进行分析,找到了当归特有的SNP位点,开发了一段长为37-bp的“分子身份证”片段（5’-AATCCGCGTCATCTTAGTGA GCTCAAGGAC CCTTAGG-3’）,应用网上当归属72个物种的573条序列,对此“分子身份证”进行验证,证实为当归特有序列,未知物种与当归分子身份证序列100%一致,则判断为当归,若存在一个碱基以上的变异,则判断不是当归,并设计引物扩增获取此分子身份证区域。对当归粉、提取物和中成药的鉴定结果表明:网上购买的14份当归粉中,有7份被独活替代。对28批含当归中成药中,仅19个批次可判断含有当归,其他批次中还检出了独活、羌活等非标签成分。（2）肉苁蓉是常见滋补佳品,来源于肉苁蓉及管花肉苁蓉两种基原植物。本文对251份肉苁蓉和混淆品样品进行了 DNA提取,同NCBI中325条相关ITS2序列共同分析。以四种常见混淆品（锁阳、沙苁蓉、列当及草苁蓉）的SNP位点为基础,分别开发了 4个长度范围在30～37bp的肉苁蓉混淆品的“分子身份证”,并设计了 6对物种特异性引物扩增获取分子身份证区域,对66种肉苁蓉提取物和中成药的鉴定结果表明:“分子身份证”可成功鉴定混合物中的目标物种,约36.4%的产品中检测到非标签成分,其中肉苁蓉中掺杂锁阳是市场最常见现象。除此之外,如何提高药材品质与疗效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提高药用成分即药材中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成为其中的研究方向之一。“药食两用”药材川贝母资源匮乏,被列入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名单。近年雾霾天气频发,更加剧了对其资源的需求。其活性成分贝母辛、贝母甲素等属于异甾体类生物碱,目前关于其生物合成途径尚不明确。太白贝母（Fritillaria taipaiensis）是适合低海拔栽种的川贝母基原物种,且甾体生物碱种类含量与川贝母一致。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太白贝母基因组、转录组及其相关基因的研究。（1）本研究对太白贝母进行了首次转录组测序。利用2×125 Pair End Illumina测序获得的94,396,694（～11.4 Gb）高质量reads,共组装成190,350个转录本。利用多个数据库进行功能注释,识别出一系列与甾体类生物碱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以及其他次生代谢产物途径,包括甾醇和萜类生物合成途径,以及重要的下游氧化还原酶（如CYP450s）。（2）使用qRT-PCR对甾体类生物碱合成相关酶基因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这些候选基因参与了组织特异性表达。通过对表达结果的分析,相对于叶片而言,鳞茎更有可能是甾体类生物碱上游生物合成途径的主要部位,同时推测包括CYP450s等催化氧化还原反应在内的下游反应可能也发生在鳞茎中。（3）本文成功构建了甾体生物碱合成途径上的5个关键酶——HMGS,HMGR,DXS,ispH,CAS以及待选的氧化还原酶包括CYP450超家族酶（CYP90B1、CYP90D2）,DWF5,DWF1,FK的基因及酿酒酵母或大肠杆菌的表达载体,并诱导了表达载体的蛋白表达,同时探讨了不同诱导条件对蛋白表达的影响。综上,本研究从两个角度对“药食两用”药材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开发了当归正品及肉苁蓉四种混淆品分子身份证,并建立了分子身份证鉴定中成药的方法,进一步拓宽了 DNA条形码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建立的完整的转录组数据将作为一个资源,用于识别潜在的候选基因操作靶向生物活性代谢物,也有助于开发功能相关的分子标记,加快对太白贝母的分子育种和保护工作。本文已构建成功了多个关键酶基因的表达载体,后续将对其催化活性进行分析并确定其功能,为进一步研究甾体生物碱的生物合成奠定基础。
黄兵[4]（2016）在《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研究》文中认为术语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于20世纪70年代从一个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其学科理论不断趋于丰富和完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术语学研究呈现出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多元化特点,内部出现了诸如计算术语学、社会术语学、文本术语学、术语学交际理论和社会认知术语学等新的研究方向。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术语学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至20世纪末已出现了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俄罗斯术语学派和捷克布拉格术语学派,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研究方向和北欧术语学研究方向等。我国术语学研究相对来讲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致经历了国外术语学理论引介与评述和国内术语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阶段。从历时角度看,我国的术语学研究正沿着“引介”、“结合”与“创新”的路径发展。术语是专业领域内概念的符号指称,每个科学领域或学科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体系。术语存在的价值在于传播和交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跨语际传播和交流尤为重要。目前,汉语中除了本土已有的术语外,其余大部分术语主要从英语翻译引介而来。关于英语术语的引介研究主要涉及到术语翻译方法、翻译原则、术语翻译标准及译名规范化的研究。总的来讲,这些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及全面的协调性。虽然我国译名审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某些学科专业仍然存在术语定名不规范,甚至混乱的局面。本文着重解决当前英语术语汉语定名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术语误译、术语译名同实异名现象、异实同名现象、英语缩略术语汉语定名、英语术语汉语定名应遵循的标准及术语定名后的推广与应用等实践性问题。本文旨在解决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误译术语的定名问题。术语误译违背了术语的科学性原则,减少术语误译是当前术语工作的任务之一。英语术语汉语定名过程中,由于常常将实质上并不等价的英汉术语视为等价术语,或按照术语的字面意义进行概念转换,或者对术语所称谓的概念的理解错误或理解不透彻而造成术语误译。术语误译的种种情况可归结为对原术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够,违背了术语学研究中概念先于术语的原则。针对术语误译现象,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原术语所称谓的概念的基础上,更新旧译名,完善欠妥译名,纠正错误译名,使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具有科学性,同时还应适当兼顾约定俗成原则。本文旨在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同实异名现象。术语（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单参照性关系决定了在一定的学科专业领域或某一特定学科的分支学科内术语具有单义性。然而,术语的单义性原理在术语实践中常常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尤其表现为表达同一概念的源语术语在译语中有多个译名形式存在的同实异名现象。造成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不统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翻译主体作为理解者的认知水平、不同翻译方法的选取、概念特征的多维性以及地域差异引起的。减少术语定名的同实异名现象是术语标准化,也是外来术语定名规范化的任务之一。本文从确定正名与异名、加强学科之间的协调、加强地域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不同标准术语定名工作和研究的协作四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减少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存在的同实异名现象。本文旨在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异实同名现象。术语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多义术语和同音异义术语违背了术语的单义性原则。英语多义术语和同音术语、称谓不同概念且形式不同的英语术语、以及英语中的相对同义术语在同一学科领域内定名为同一汉语术语是造成术语异实同名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如下解决异实同名术语定名的策略：英语多义术语和同音术语定名应根据不同专业领域或学科范围表达的概念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在某一专业或学科领域内应根据汉语中表达的不同概念分别定名：表达不同概念且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英语术语在同一专业领域里应分别定名；英语相对同义术语应根据语义差异分别定名；正确把握术语元素的多义现象有助于术语的准确定名。本文旨在解决的第四个问题是英语缩略术语的汉语定名问题。相对来讲,英语缩略术语的表意性较为抽象,不利于术语的推广及其承载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如何在把握英语缩略术语的形式特点、语义内容及所表达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汉语定名是我国目前术语工作的任务之一。本文分别针对由截干法、首字母缩略法和拼缀法构成的不同形式的英语缩略术语提出了不同的定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定名的优选序列,即音义完美融合的定名>全义定名>形义定名/音义定名>全音定名>全形定名。在探讨如何解决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本文着重从翻译学、语体学、语言学、美学和社会文化学几个视角阐述了英语术语汉语定名应遵循的标准。从翻译学来讲,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遵循极似标准,具体体现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层面;语体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除了应遵循单义性、科学性外,还应遵循专业性、准确性、系统性和简明性标准;语言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用字规范、造字规范、充分发挥汉字的表意性,使定名具有理据性：美学上,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在准确反映概念内容的基础上具有听觉美、视觉美和意象美：社会文化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受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等语言外因素的制约。本文最后针对某些公共文化领域规范使用术语意识不强或滥用术语等现象,提出了应从加强政府部门的干预与主导职能、加大媒体的宣传与引导力度以及学术规范与辞书倡导三个方面来解决术语,尤其英语术语汉语定名推广运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是终结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如何建立华语圈的术语关联,如何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加强术语管理,对外来术语作动态的记录和描述,以及如何加强译者术语能力的培养,减少术语定名的混乱现象,从而提高术语工作效率等都是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汤谦繁[5]（2016）在《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历史研究》文中指出所有现代国家都在追求一种完满的现代性,大学是现代性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宏观上认识大学问题的基础；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一面肯定了现代性之成就,一面以“未竟”的目标作为理想价值的尺度将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置于批判之中。现代性之“未竟”且非完满性,决定了追溯大学现实性历史——现代大学何以产生,它受哪些因素影响——的必要性：视角注定是多样化的,本论文即是以文化民族性为视角来探讨大学现代性起源及相关问题的一次尝试。现代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今天建设的现代性主要是民族国家形成后的产物,但是它的根源则要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与此相应,我们以19世纪初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建立为界,将大学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即大学现代性的酝酿阶段和大学现代性的构建阶段。由此本文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研究目标：一是梳理大学现代性形成的文化起源,二是阐述文化民族性与民族国家大学现代性构建；宏观的历史回溯与微观的现实考察方法兼顾,以期阐明文化民族性对大学发展的作用及其限度。本文研究内容如下：一、文化民族性定义与内涵。文化民族性是一国文化的特殊状态,民族国家是它的存在本体,民族文化及其传统是它的存在基础,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需要是它的价值内涵。文化民族性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包含现实的因素,具有稳定性、复合性、超越性和相对性的特征。文化当然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文化作用于大学有一定限度,它很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文化自身、进而文化作用于大学关系的变化。这种由于多重因素或情境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状况就是文化民族性。二、文化民族性与现代大学历史基础。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它们也理所当然是理解文化民族性、现代大学及其作用关系的重要基础。（一）古典文化与高等教育。本文所指的古典文化就是古希腊与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特征突出表现在它的哲学思想上。古希腊哲学家与学派之多、思想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无论是古希腊早期关注自然现象的自然哲学,还是中、后期以人为中心的古典哲学,都以理性精神为内核。这种理性精神在西方社会流传了下来,在中世纪和近现代表现为不同形式与内容。古典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西方文化的源头,通过不断复兴或再创造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向现代性文化演进。教育上,古典时代的哲学与文化还没有区分开来,哲学就是哲学家智慧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少哲学学派通过开办学园传授他们的哲学与理智生活方式,其中一些学园被看作是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的哲学学派哲学主张不同,教育内容自然有差异,最终亚里士多德为充分发展人的理性,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四艺”和智者学派的“三艺”结合成“自由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使古典文化获得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普遍教育形式,即“自由教育”（二）基督教文化与中世纪大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不同,中世纪文化就是一种信仰文化,这是由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特征决定的；在中世纪,教会是文化与教育的承载机构,因此所有的文化或教育活动都要为基督教信仰生活服务,这实际上决定了中世纪文化与教育的成就与限度；对于大学而言,它在教会的努力下建立起来,并从形成一开始就受到教会控制。中世纪大学一般分为文、法、医、神四个学院,神学院在大学居于统治地位,文学院提供经过改造的“自由七艺”作为法、医、神三个学院教育的基础,中世纪大学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和世俗社会统治精英；但中世纪信仰文化并不必然排斥理性,经由教父与经院哲学家的共同努力,神学与古典时代理性知识不断结合,不仅推动了基督教文化的发展,还为科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的萌芽。从中世纪到现代,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我们通常说的近代。在近代,新的因素在增长,但旧的因素还没有消失：世俗政权与教会之间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前者的变化,但却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框架；罗马教皇与教会因腐败、堕落而威信扫地并没有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热情；经院哲学的衰落及与之相应宗教哲学的发展并没有超出基督教哲学传统；统一的罗马天主教的分裂也只不过是让位于路德派、加尔文派、安立甘派等更加“民族化”的新教派。由此可见,基督教依然是影响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却逐渐退居到纯粹的信仰领域,文化与大学发展开始更多受制于世俗国家及其需要。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三大文化运动之后,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大学科学化、民族化与民主化运动展开,现代大学的种子已然在近代文化的土壤中播下。四、文化民族性与现代大学。19世纪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意味着宗教从国家公共政治领域退场,近代开始的大学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进程中的最后一重障碍被清除了；各民族国家都在致力于建设自己现代大学,但受制于不同的文化民族性,不同民族国家在大学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民族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形成了不同的大学发展模式。最后以英国、德国文化民族性与大学互相作用关系的情况为案例,分述文化民族性与大学现代性构建之间的关系。
刘雪红[6]（2015）在《“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文中认为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WTO具有明显的“规则导向”特性,但WTO加入议定书及“超WTO义务”问题却暴露出WTO加入制度中的规则空白。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探讨“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导论部分简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并提出问题,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WTO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的概念和现象表征。WTO加入议定书起源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但沿袭过程中产生了与“超WTO义务”相关的各种法律问题。“超WTO义务”是WTO新加入成员在其加入议定书中所承诺的比WTO协定要求更严格的义务,它们散见于加入议定书及加入工作组报告段落中,隐蔽而不易被察知。很多WTO新加入成员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超WTO义务”承诺,这些承诺涉及贸易、经济、金融甚至行政和司法体制等诸多领域,其中因WTO争端案件而引发关注的出口税承诺是目前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主题。《中国加入议定书》中存在着大量的“超WTO义务”,其中补贴领域的“超WTO义务”是最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第二章分析“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机制原因和政治原因。WTO的加入机制不仅区别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也不同于联合国（UN）、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加入机制。尽管国际组织的在任成员都有可能以政治因素为由阻止申请者的加入,但是除了IMF外,申请者一旦被批准加入后,新成员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成员基本相同。尽管功能主义者及多数成员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具有“低政治性”,但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存在普遍的政治性。加入WTO耗时且过程繁杂,GATT/WTO在任成员会以政治理由影响新成员的加入,此外,一些贸易大国会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加入谈判,尤其是美国非常善于利用“互不适用条款”对申请加入成员间接地施加政治影响。第三章探析“超WTO义务”所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GATT-一般例外对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的可适用性问题,深层次上涉及加入议定书在WTO体系中的地位等制度性问题。对《WTO协定》、GATT 1994、加入议定书的范围界定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将《WTO协定》界定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将GATT 1994视为与货物贸易相关的、具有动态特性的规范,将加入议定书视为双边条约,这些均系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关于“超WTO义务”条款的定性,无论运用条约的保留、修正还是连续性条约、嗣后协定等理论来进行分析,都会存在矛盾和漏洞,因此,可以考虑将其界定为是“针对每一名新成员的具体情况而对WTO普遍规则作出的特殊适用”,适用于主要成员的普遍规则却并未受到影响。WTO加入议定书具有法律拘束力,可以构成WTO法的法律渊源,但并不能自动地具有《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之下的强制执行力。加入议定书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并且加入议定书条款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正是这两点才构成加入议定书条款具有可强制执行力的基础。无论是从词源还是WTO实践看,“组成部分”都具有深刻内涵,意指有机组成一个整体；对于新加入成员的权利义务,不能单凭"WTO协定”也不能单凭“加入议定书”而定,必须要两者相结合才能确定新成员在WTO法律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章重新审视WTO义务性质及其合法性与正当性。WTO协定与WTO义务的性质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然而,它是正确解释和适用WTO条款的基本前提。WTO成员必须遵守的实体性义务主要分为“规则义务”和“市场准入义务”,它们分别来源于普遍性规则和契约性承诺,同时具有普遍性、双边性和互惠性。“超WTO义务”的规定从形式上看具有合法性,但由于其创设“无标准且无程序”,实体上也不公平,因而具有非正当性,会对WTO宪政化产生负面影响。第五章深入分析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条约的含义和适用取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现代条约解释体制仍旧是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规则及未被编纂的习惯规则组成,WTO的司法实践仍旧会坚持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解释规则为主。在运用现存的条约解释规则时,应该根据条约的类型和义务的特性对不同的解释要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需要重视一些特殊解释习惯规则及格言的作用与运用规律,比如“遇有疑义,从轻解释”（限制性解释）和善意原则。WTO加入议定书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沉默”,要辨明沉默并不等于司法不可裁。加入议定书中所存在的诸多沉默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带有“司法造法”色彩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GATT一般例外具有灵活性、紧急性、不可预见性和一般适用性,应该适用于GATT项下的全部义务,包括涉及到商业政策、货物贸易等内容的加入议定书条款。实践中,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时需要厘清两个误区,即固有权利不同于约定权利,限制性解释不等于限制性适用。条约本身会向像有机组织一样适应环境而演进发展,对条约的解释也应该根据当代的环境、条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随时间演进的条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随着嗣后行为修改条约在理论与国际司法实践的衰落,演化解释会受到更大的重视和运用,在具体运用时则需要同时根据主客观要件来进行判断。除了“事实的演化”外,还存在着“法律的演化”,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通过将外部国际法规则纳入到条约解释中也会促使演化解释的产生。WTO中的“美国——虾案”和“中国音像制品案”在对“可用竭自然资源”和“录音产品分销服务”进行解释时运用了演化解释法。此后,WTO在相关的补贴与反补贴案例中对于外部基准问题的解释,进一步体现了演化解释的变异与扩大化使用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结论部分总结全文主要观点,简要回应导论所提出的与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相关的问题,并总结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启示,进一步提炼出针对性建议。
郭雯[7]（2015）在《科学选择的伦理思考 ——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造人的愿望由来已久,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描写。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浮士德》玻璃器皿中的人造人,以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改造与创造的愿望。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克隆人逐渐成为科幻小说的一大题材。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通俗而言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这个“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人”的传统定义,如今,人类从自然选择的人发展为科技介入后非纯粹的生物人,而克隆人等新型人类使科学、伦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克隆叙事不仅在科幻的外壳之下反映了当代科技异化和人的物化,而且通过对科技未来与人类自身的寓言式书写,聚焦于科技对人类伦理的潜在威慑力,包括家庭人伦、人际观念、道德意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因此,科技的伦理思考与构建在当代高科技语境下更为重要。为了探讨克隆人对人类伦理的影响和启示,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克隆人科幻小说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围绕克隆叙事中所体现的各种伦理问题,解读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科学寓言及道德隐喻。论文选择了欧美和亚洲的十六部经典或畅销的克隆人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克隆人身份研究为主线,根据克隆人所处的不同伦理环境进行分类,具体探讨克隆人与自然人、克隆人个体与群体、克隆人乌托邦中的伦理问题。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的发展与科幻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梳理克隆人科幻小说产生背景和克隆人的身份特征,为论文的展开提供基本依据,并做出论述铺垫。首先,论文回顾了“人造人”经典小说《弗兰肯斯坦》,它是西方工业革命之下的道德寓言。虽然小说并非克隆人科幻小说,但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使“认识你自己”的千古追问成为科技时代人类的重要命题。在“弗兰肯斯坦综合征”的伦理思索中,论文立足于克隆叙事,继而将讨论延伸至现代高科技的伦理环境中。现代机器、知识和科技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可以不断解构、改造和衍生主体。因此,克隆人“似人非人”的身份成为新型的“斯芬克斯之谜”。基于《人的复制》、《克隆人》和《无性人》等作品分析,论文探讨了其中的主要伦理问题。总体而言,克隆人颠覆了人是目的的伦理价值体系,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峙,引发了伦理恐慌。第二章主要在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伦理环境中,探索克隆人在自然人社会中引发的伦理混乱与身份困境,通过人类“原本”与克隆人“摹本”的对立,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我是克隆人》和《秘密》情节相似,克隆人技术满足了造物主的克隆情结,却无法使“复制品”与其“原版”和平共处。克隆“母女”之间存在着人伦定位不清和乱伦禁忌等问题,增加了身份诉求的难度。《千万别丢下我》讲述了克隆人作为器官捐献者的人生与宿命,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学校与克隆人表面看似正常,实际上,克隆人作为“他者”在“似家非家”、“似人非人”的叙事中映射出克隆人技术的非理性,克隆人通过死亡完成伦理选择正是作品的悲怆之处。《巴西来的男孩》、《分身》和《第三个孪生子》以克隆人身世之谜与犯罪为伦理主线,解构身份伦理结是侦破扑朔迷离的案件之关键,作品探讨了伦理环境与伦理身份的密切关系,以及成长环境与后天教育对人的影响。《云图》和《追捕克隆人》中自然人与克隆人的对立隐喻了人类社会主奴关系和等级制度,体现了克隆人在自然人社会同化过程中的困境。通过克隆人对人类现有伦理秩序的冲击以及身份的物化,人类必须重新思考对科学的伦理选择、对生命尊严的扞卫。第三章立足于克隆人个体与群体共存的伦理环境,主要分析《迟暮鸟语》、《克隆生命》和《九条命》三部作品。通过克隆人个体在克隆人群体中的身份诉求与人性回归,论文将深入探讨科技和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内涵。群体的复制与自然人个体克隆不同,克隆人群体产生了永恒的相似性,使人沦为千人一面的类像和符号,消解了人的本体意义,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人类身份危机。作品虽然也描写了乱伦禁忌、克隆人个体的身份诉求与生存困境,但是,克隆人群体的伦理有别于自然人的伦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实际上暗示了人类失去人性因子后,会对整个伦理体系有何影响。论文不仅论述了克隆人群体的相似性、与传统迥异的伦理和个体的身份重构,而且进一步思考“复制”在高科技文化语境下的认知。克隆人的类像不仅从生物学意义上体现了多样性的消失,而且在文化意义上体现了谨防大众化的忧思。第四章在克隆人的乌托邦伦理环境中,主要分析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和批判式乌托邦小说《三号解决方案》,通过乌托邦的叙事,讽刺和批判了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表达了重构人类伦理秩序的愿望。经典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描写了生物技术发达的消费社会中人类被异化为麻木的类像、文明被扼杀、政治有悖于伦理,揭示了技术控制之下人类社会灭亡的必然性。《三号解决方案》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思想实验,希冀在人类濒临灭亡的生态末日之际建立一个由克隆人、同性恋为主的乌托邦,但仍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宣布了克隆人并非最终拯救世界的完美方案。两部作品表面上体现了强大科技的无所不能,实际上以讽喻形式指出克隆人的乌托邦社会并不符合我们时代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规范。因此,从乌托邦的建构走向反乌托邦的主题实则批判了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科技,警告人们必须实践人类的伦理道德,维护传统家庭与社会。通过克隆人在三种伦理环境中的研究可以发现,科幻小说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始终贯穿其中,当代的伦理问题已不仅是理性缺失的问题,更是理性异化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将人异化为物,从而使科学选择的本质仍体现于人类的伦理选择之中。克隆人不同于机器人、外星人、异类生物等题材,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上克隆人都最接近人类。他既是基因工程的科技产物,又是拥有伦理意识的主体,其身份体现了双重性、含混性、重复性等不确定性。克隆人的产生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身份难题与伦理恐慌,而且导致个体生存悖论。同时,克隆叙事通过克隆人是否具有理性、伦理选择、道德判断、情感、创造力等人性因子的描写,以镜像来反观科技时代人类的异化、身份危机与生态危机。克隆人科幻小说蕴含了丰富的伦理教诲功能与深刻的人文关怀,任何在人类文化语境中的活动和行为,包括一切科学选择都不可完全脱离价值与伦理,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在高科技语境下更具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在被陌生化的文本伦理环境中,读者参与其中,认知未来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解读寓言式的预见、类比、隐喻和批判,感悟科幻对人类当代与未来科技时代的道德教诲。克隆人科幻小说中的多重伦理空间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选择的伦理维度,即科学选择必须有伦理意识的介入,其本质还是伦理选择,必须符合人类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否则,任何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技术产物都会使人类社会走向它的对立面。
邓璐[8]（2015）在《上海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最近的上海医改已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热点话题,华山医院北院、瑞金医院北院、仁济医院南院、第六人民医院东院等4家医院已率先开展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改革试点,同时合理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根据本市医改工作统一部署而作出的破除“以药养医”机制。而公立医院的补偿渠道主要有三种,政府投入、药品加成、医疗服务收费,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不断减少,对医疗服务收费采取低成本定价的限价政策,因而公立医院为了维持日常运行、提高服务水平和扩大规模,只得依靠药品加成收入来弥补,随着上海医改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逐步推广,医院资金的日常周转越来越困难。所以补偿机制的改革,对当前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运用医院管理学的理论,采用理论分析、比较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当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比如以药养医现象严重、财政投入过少等,然后分析了上海目前的补偿机制对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影响,主要是取消药品加成后造成收不抵支,总额预付的补偿方式引起资金回收困难,财政补偿不到位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等几个方面,最后从财政补助的力度、方式和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
张馥玫[9]（2014）在《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以上海日化等产业中的设计发展为例,考察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设计体制的变迁。在考察维度上,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来考察影响设计的诸多社会因素与设计活动本身的内部因素,纵向维度主要考察国家政策层面对设计的管理、国家职能部门与设计机构之间的关系、设计机构内部的层级结构等,横向维度主要考察影响设计发展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为产业环境与设计的关系,形成外部观察与内部观察相结合的设计体制研究角度。本研究以三个时代的三个典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设计体制研究的切入点,考察设计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中的发展变迁,观察设计师的角色与身份的转化,以此来描述现代设计“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程。20世纪初期以商业美术家杭穉英为代表人物,通过穉英画室的规模、设计流程等与当时上海多元的设计组织形态,描述20世纪初在上海由个体的设计机构自下而上地形成“吸附式”的设计体制,具有基于市场、追求商业利益、服务于产业系统、自发性的特征。20世纪中叶以在上海轻工业系统中的上海日化公司美工组的负责人顾世朋为代表人物,美工组这一介于独立设计机构与驻厂设计机构的设计组织形式也体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间层次的设计体系与设计技术,设计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家计划生产的组成部分,以国家行为的方式嵌入整体生产系统之中,自上而下地形成了“给予式”的设计体制,具有强烈的计划性、指令性、目标性、聚合性等特征。1980年代以来的论述则以上海家化公司的原董事长葛文耀为代表人物,论述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的“设计师”对企业管理的探索与品牌的方向性引导。企业内设计机构一度成为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唯有的设计支持力量。在中国的产业环境从高度计划性转向深度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反应灵敏的独立设计机构也逐渐出现,重新形成企业内设计机构与独立设计机构并存发展的局面,新时期呈现为多向拓展的“填补式”设计体制,以竞争性、专业性为特征与探索方向。综上,今天的产业环境既有与20世纪初期相似的竞争性与市场特征,20世纪中叶的计划性既带来了必须克服的积弊与差距,也使今天的中国设计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经验与人才积淀。今天的产业现实与社会环境对现代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敦促其形成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程度与越来越广泛的学科链接,具备创新特质的中国现代设计体制仍在探索与改革的路途之中。
周妍[10]（2013）在《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筛选与鉴定》文中提出在全球奶牛繁殖力不断下降的同时,我国奶牛养殖业也不能避免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过度地追逐奶牛的高产高效,而忽视繁殖性状,使得其繁殖性能一直在衰退。本研究使用的是基于BovineSNP50 （54K）芯片对495头分别来自中英两国的荷斯坦奶牛的54001个SNP位点进行GWAS第1阶段的研究结果,从中选取了RAD54L基因rs108938226位点和RRMl基因rs41771122位点作为研究位点,对其进行GWAS的第2阶段扩大群体验证,同时选取PPARy2基因与GPX4基因作为候选基因,在来自2个牛群共计925头荷斯坦奶牛大群体中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RAD54L基因rs108938226位点存在C/T突变,突变前后不引起酶切位点变化,通过CRS-PCR,使得该位点发生突变时产生Sac I酶切多态性,在两个群体中均检测到CC、CT、TT三种基因型,其中CC基因型频率略高于CT基因型,两者基因型频率均明显高于TT基因型,C等位基因频率高于T等位基因频率。性状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该位点不同基因型在荷斯坦奶牛前3胎总体的产后到初次配种天数与第1胎产后到初次配种天数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在其它繁殖性状上无显着差异。本实验之前的GWAS结果显示该位点与奶牛空怀天数相关,在本研究中未能重复该位点GWAS第1阶段中对第2胎空怀天数影响显着的研究结果。2.在RAD54L基因rsl08938226位点上游20 bp处发现G/C突变,突变前后引起Pst I酶切多态性,查实为rs209170319位点。两个群体中均存在GG、GC、CC三种基因型,其中基因型频率分布呈GG＞GC＞CC,G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高于C等位基因频率。性状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该位点不同基因型在荷斯坦奶牛初产月龄、第1胎产后到初次配种天数、2胎空怀天数与产犊间隔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3.RRMl基因rs41771122位点存在C/T突变,突变前后引起DraI酶切多态性。在两个群体中均检测到CC、CT、TT三种基因型,其中CC基因型频率明显高于CT基因型与TT基因型,TT基因型在两个牛群中的分布都极少,C等位基因频率远远高于T等位基因频率。性状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在5项繁殖性状上,该位点不同基因型间均无显着差异（P>0.05）,虽然未能重复前期GWAS结果中该位点显着影响第1胎空怀天数的结论,但TT型为空怀天数优势基因型的结论与之一致。4.RRM1基因rs41771122位点上游137 bp处存在G/A突变,突变前后可引起HinfⅠ酶切多态性,查实为RRM1基因rs211565358位点。两个群体中均存在GG、 GA、AA三种基因型,其中GG基因型频率明显高于GA基因型与AA基因型,AA基因型在两个牛群中的分布都极少,G等位基因频率远远高于A等位基因频率。性状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该位点不同基因型在荷斯坦奶牛5项繁殖性状表型值上均无显着差异（P>0.05）。5.PPARy2基因第3内含子上存在T348G突变,突变前后引起DraⅠ酶切多态性。两个群体中均存在TT、TG、GG三种基因型,基因型频率TT>TG>GG, GG基因型在两个牛群中的分布较少,T等位基因频率远远高于G等位基因频率。性状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该位点不同基因型在前3胎总体的配种指数、1胎的产后到初次配种天数、空怀天数、产犊间隔及配种指数这些性状的表型值间存在显着差异（P<0.05）。虽然其他总体繁殖性状上各表型值均无显着差异,但是总体呈现出的趋势为,TG型的表型值均小于另外2种基因型,因此推测TG型可能是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上的优势基因型。此外,对PPARy2基因的全部的6个外显子区域与其他的部分内含子区域进行检测,未再发现新的突变位点。6.对GPX4基因的全部的7个外显子区域与部分内含子区域全部进行检测,均未发现新的突变位点,通过与其他物种序列的比对,结果显示该基因序列同源性较高,推测其可能为保守性较强的基因。
二、PPA造成的空缺由什么药物来填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PPA造成的空缺由什么药物来填补（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文本翻译中语用等值的达成 ——《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开发合作—南方大国的崛起》（第1、2、3、7章）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任务描述 |
| 1.1 文本介绍 |
| 1.2 文本分析 |
| 1.2.1 文外因素 |
| 1.2.2 文内因素 |
| 第2章 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实践文本的确定 |
| 2.1.2 翻译工具的准备 |
| 2.1.3 翻译理论准备 |
| 2.1.4 翻译计划的制订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事项 |
| 第3章 案例分析 |
| 3.1 语言层面语用等值的实现 |
| 3.1.1 句内语境的分析 |
| 3.1.2 句际语境的塑造 |
| 3.2 文化层面语用等值的达成 |
| 3.2.1 隐含文化信息 |
| 3.2.2 文化意象差异 |
| 第4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总结 |
| 4.2 心得体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原文与译文 |
| 附录2:术语表 |
| 致谢 |
（2）美国广告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重要概念的厘清 |
| 一、广告的概念与厘定 |
| 二、规制的内涵与适用 |
| 三、广告规制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二、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探究与溯源:美国广告规制的源起与流变 |
| 第一节 广告规制的“前制度化”时期(1776-1911) |
| 一、殖民地阶段美国的广告规制萌芽 |
| 二、美国初期的广告规制初建 |
| 第二节 广告规制体系全面建构时期(1911-1946) |
| 一、广告规制框架初现 |
| 二、规制向保护消费者倾斜 |
| 三、媒体规则(Media regulation)开始建立 |
| 第三节 广告规制的持续繁荣时期(1946-1980) |
| 一、政府部门监管全面升级 |
| 二、加速监管的1970年代 |
| 第四节 去规制和调整时期(1980年后) |
| 一、全面放松管制的时代 |
| 二、现代广告法规的大量涌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效率与公平:规制理论与美国广告规制的依据 |
| 第一节 传统规制理论的运用 |
| 一、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
| 二、利益集团规制理论 |
| 第二节 现代规制理论的发展 |
| 一、激励性规制理论 |
| 二、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 |
| 第三节 表达与约束的博弈 |
| 一、商业言论权的全面限制 |
| 二、商业言论表达自由的法理之争 |
| 三、商业言论自由的全面保护 |
| 第四节 效率与公平的衡平 |
| 一、早期规制中的“效率优先” |
| 二、规制转型后的“公平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主导与制衡:美国广告规制的主体与框架 |
| 第一节 美国广告的规制者 |
| 一、规制主体身份的界定 |
| 二、FTC的机构与职能 |
| 三、FCC的职能与履行 |
| 四、其他的广告规制部门 |
| 五、规制者的主要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广告规制模式的建构 |
| 一、广告规制动因解析 |
| 二、广告规制的理念诉求 |
| 三、广告管制模式解析 |
| 第三节 广告规制的运行路径 |
| 一、广告规制运行的法律渊源 |
| 二、主要规制部门的运行和手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碰撞与规范:美国政府对不正当竞争广告的监管 |
| 第一节 法理向伦理的转变——对于虚假广告的规制 |
| 一、广告欺骗行为的认定扩张 |
| 二、从“理性”到“无知”的消费者标准——规制立场的转变 |
| 三、网状表达(Net impression)原则 |
| 第二节 规制与反规制之争——不公平广告的规制尺度 |
| 一、“公共利益”标准取代传统“公平”标准 |
| 二、矫正广告的“矫枉过正”? |
| 三、广告主和行业的“反规制”与“再反制” |
| 第三节 监管宽松与自律审慎的互补——比较广告的规制模式 |
| 一、“肯定模式”下的规制标准 |
| 二、比较广告“正当性”的法理之争 |
| 三、媒体的行业规制平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责任与担当:美国广告重点监管领域的规制 |
| 第一节 儿童广告的规制 |
| 一、广播电视时期的儿童广告规制 |
| 二、互联网时代的儿童广告规制 |
| 三、儿童保护和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妥协 |
| 第二节 烟草广告的规制 |
| 一、烟草广告规制与商业言论自由 |
| 二、公共健康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和利益表达 |
| 三、烟草利益集团对广告规制的限制 |
| 第三节 酒类广告的规制 |
| 一、宪法框架下的分类规制与平衡 |
| 二、酒类广告政府管控和行业自律 |
| 三、对未成年人的重点保护 |
| 第四节 药品广告的规制 |
| 一、药品广告规制的流变 |
| 二、多头管理与分工协作——FTC与 FDA的广告管辖权之争 |
| 三、新型药品广告DTC的争议与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省与协同:美国广告行业的自我规制 |
| 第一节 广告行业自律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
| 一、行业自律的理论依据 |
| 二、行业自律的现实依据 |
| 第二节 广告行业自律的发展历程 |
| 一、工业革命中的自发觉醒时期 |
| 二、舆论推动下的建章立制时期 |
| 三、体系完备中的成熟理性时期 |
| 第三节 广告行业自我规制结构与流程 |
| 一、行业自律组织系统的结构 |
| 二、行业自律系统的操作流程 |
| 三、行业自律体系流程的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失范与调适:美国新媒体广告规制面临的时代挑战 |
| 第一节 数字化带来的规制挑战 |
| 一、网络空间是否需要规制的学术争辩 |
| 二、新媒体广告的监管困境 |
| 三、新媒体广告他律的规制梳理 |
| 第二节 网络中立框架下的规制传承与融合 |
| 一、“网络中立”原则的确立 |
| 二、网络广告规制的传承与调适 |
| 三、广告媒介规制融合 |
| 第三节 垃圾电子邮件的规制 |
| 一、择入模式和择出模式的选择 |
| 二、反垃圾邮件规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
| 三、反垃圾邮件规制的经验与不足 |
| 第四节 在线行为广告和隐私权保护 |
| 一、FTC的自我规制导向 |
| 二、OBA行业的自我规制 |
| 三、在线行为广告规制的框架及举措 |
| 四、在线行为广告自律体制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美国广告规制:宪政体制下产业的必然选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3）当归、肉苁蓉“分子身份证”建立及太白贝母异甾体类生物碱合成相关基因挖掘（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药食两用”药材应用现状 |
| 2. 中药材及其产品真伪研究现状 |
| 2.1 中药材及其产品混伪掺伪现状 |
| 2.2 造成中药材真伪掺杂的原因 |
| 2.3 DNA条形码优缺点及“分子身份证”方法开发 |
| 3. 中药材质量影响因素 |
| 4. 转录组学及RNA-Seq技术概述及其应用 |
| 4.1 转录组学概述 |
| 4.2 RNA-Seq技术及其在生物领域中的应用 |
| 4.3 RNA-Seq在药材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和代谢途径中的应用 |
| 5. 展望 |
| 6. 本研究目的与创新性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当归“分子身份证”的开发及其在中成药鉴定中的应用 |
| 1. 实验材料及试剂 |
| 1.1 实验材料 |
| 1.2 实验所用试剂及其配制方法 |
| 2. 实验方法 |
| 2.1 当归“分子身份证”标准数据库构建 |
| 2.2 当归“分子身份证”验证及市售药材鉴定 |
| 2.3 目的片段克隆鉴定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当归“分子身份证”的开发及特异性验证 |
| 3.2 当归“分子身份证”扩增效率验证及其在市售当归中成药中的鉴定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肉苁蓉混淆品“分子身份证”的开发及其在中成药鉴定中的应用 |
| 1. 实验材料及试剂 |
| 1.1 实验材料 |
| 1.2 实验所用试剂及其配制方法 |
| 2 实验方法 |
| 2.1 四种肉苁蓉混淆品“分子身份证”标准数据库构建 |
| 2.2 物种特异性引物设计及DNA降解产品鉴定 |
| 2.3 实时荧光定量PCR验证引物灵敏度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肉苁蓉“分子身份证”及特异性引物的开发 |
| 3.2 “分子身份证”序列及引物特异性验证 |
| 3.3 通过“分子身份证”与物种特异性引物检测中成药掺伪情况 |
| 4. 讨论 |
| 4.1 含有肉苁蓉市售药品监管新方法的开发 |
| 4.2 “分子身份证”法可高效鉴定肉苁蓉产品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基于RNA-Seq转录组数据解析太白贝母生物碱合成途径相关基因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2.1 样品RNA提取及Illumina Hiseq 2500测序 |
| 2.2 实时荧光定量PCR基因表达模式分析 |
| 2.3 HPLC-ELSD方法检测太白贝母样品生物碱含量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RNA样品提取及测序文库构建 |
| 3.2 RNA测序及de novo组装 |
| 3.3 转录组数据功能注释与分类 |
| 3.4 不同年份太白贝母鳞茎间的差异表达基因及次生代谢途径基因分析 |
| 3.5 甾体生物碱合成途径基因表达模式及荧光定量PCR分析 |
| 3.6 太白贝母甾体生物碱合成途径可能涉及的氧化还原酶分析 |
| 3.7 甾体类生物碱含量与代谢途径相关基因表达量相关性分析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甾体生物碱合成相关酶基因克隆与表达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2.1 候选基因克隆 |
| 2.2 候选基因蛋白结构预测 |
| 2.3 重组质粒构建 |
| 2.4 重组质粒表达及检测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候选基因克隆及结构分析 |
| 3.2 甾体生物碱合成途径相关酶基因同源性分析 |
| 3.3 克隆序列构建表达载体及表达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价值 |
| 1.4 论文的总体结构 |
| 第二章 术语定名的研究历程 |
| 2.1 术语的界定 |
| 2.2 术语学的学科性质 |
| 2.2.1 学科综合性 |
| 2.2.2 术语学的研究内容 |
| 2.2.3 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 |
| 2.3 国外术语学研究概述 |
| 2.3.1 国外术语学发展史 |
| 2.3.2 国外术语学派 |
| 2.4 国内术语学研究 |
| 2.4.1 国外术语学理论的引介与评述 |
| 2.4.2 术语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
| 2.4.3 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概述 |
| 2.5 我国术语译名审定的历史钩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误译术语的定名研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与术语定名相关的核心概念 |
| 3.1.2 核心概念之间的关联 |
| 3.1.3 概念之概念 |
| 3.2 术语误译分析 |
| 3.2.1 假等义术语 |
| 3.2.2 误读造成的术语误译 |
| 3.2.3 字面翻译造成的术语误译 |
| 3.3 误译术语的定名 |
| 3.3.1 更新旧术语译名 |
| 3.3.2 完善翻译欠妥译名 |
| 3.3.3 纠正错误译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同实异名术语的定名研究 |
| 4.1 理论基础 |
| 4.2 辞书、期刊中的术语同实异名现象 |
| 4.3 术语同实异名现象溯源 |
| 4.3.1 翻译主体 |
| 4.3.2 翻译方法 |
| 4.3.3 概念特征的多维性 |
| 4.3.4 地域差异 |
| 4.4 同实异名术语的定名 |
| 4.4.1 确定正名与异名 |
| 4.4.2 学科协调 |
| 4.4.3 地域协作 |
| 4.4.4 术语标准的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异实同名术语的定名研究 |
| 5.1 理论基础 |
| 5.2 术语译名的异实同名现象 |
| 5.3 异实同名术语的定名 |
| 5.3.1 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定名 |
| 5.3.2 分离同一学科领域内的异实同名术语 |
| 5.3.3 识别异实同名的术语元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语缩略术语的定名研究 |
| 6.1 理论基础 |
| 6.2 英语缩略术语的构成方式 |
| 6.2.1 截干法 |
| 6.2.2 首字母缩略法 |
| 6.2.3 拼缀法 |
| 6.3 英语缩略术语的特点 |
| 6.3.1 形式的简洁性 |
| 6.3.2 语义的多义性 |
| 6.3.3 语用的广泛性 |
| 6.4 英语缩略术语的汉语定名 |
| 6.4.1 截干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4.2 首字母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4.3 拼缀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5 缩略术语定名的优选序列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标准研究 |
| 7.1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翻译标准 |
| 7.1.1 从多元翻译标准到一元翻译标准 |
| 7.1.2 术语翻译的“极似”标准 |
| 7.2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专业标准 |
| 7.2.1 专业性 |
| 7.2.2 准确性 |
| 7.2.3 系统性 |
| 7.2.4 简洁性 |
| 7.3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呈现标准 |
| 7.3.1 定名的用字规范 |
| 7.3.2 定名的造字规范 |
| 7.3.3 定名的理据性 |
| 7.4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美学标准 |
| 7.4.1 定名的音韵美 |
| 7.4.2 定名的形态美 |
| 7.4.3 定名的意蕴美 |
| 7.5 定名的社会文化学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推广与运用 |
| 8.1 我国术语推广运用的现状 |
| 8.2 术语规范使用的措施 |
| 8.2.1 行政干预与主导 |
| 8.2.2 媒体宣传与引导 |
| 8.2.3 学术规范与辞书倡导 |
| 8.3 字母词形式术语的使用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束语 |
| 9.1 本文的主要观点 |
| 9.2 本文的局限性与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本文中的图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文化民族性 |
| 二、文化民族性相关研究 |
| 三、大学文化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化民族性：定义、内涵与特征 |
| 第一节 文化概念及其民族性解读 |
| 第二节 民族性：概念、生成及表现 |
| 一、民族性概念 |
| 二、民族性生成 |
| 三、民族性表现 |
| 第三节 文化民族性 |
| 一、文化民族性的生成 |
| 二、文化民族性的内涵 |
| 三、文化民族性的特征 |
| 第三章 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历史基础：古典文化与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 |
| 一、自然哲学 |
| 二、古典哲学 |
| 第二节 理性精神 |
| 一、自然的发现 |
| 二、人的发现 |
| 三、信仰模式 |
| 第三节 古希腊、罗马高等教育 |
| 第四章 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历史基础：基督教文化与中世纪大学 |
| 第一节 中世纪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中世纪早期的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文化复兴与中世纪大学 |
| 一、中世纪文化复兴 |
| 二、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的发展 |
| 三、中世纪大学形成 |
| 第五章 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萌芽 |
| 第一节 近代文化与大学 |
| 一、文艺复兴与大学 |
| 二、宗教改革与大学 |
| 三、科学革命与大学 |
| 第二节 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的萌芽 |
| 一、大学的民族化 |
| 二、大学的科学化 |
| 三、大学的民主化 |
| 第六章 文化民族性与现代大学：英国大学的演进 |
| 第一节 英国文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第二节 英国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 |
| 一、古典大学的演进 |
| 二、伦敦大学的建立 |
| 三、城市学院的兴起 |
| 四、高等技术学院的建立 |
| 第三节 绅士文化对英国大学的影响 |
| 一、绅士文化的构成因素 |
| 二、绅士文化的形成 |
| 三、绅士文化的特点 |
| 四、绅士文化对英国大学的影响 |
| 第七章 文化民族性与现代大学：德国大学的崛起 |
| 第一节 德国大学的传统 |
| 一、哈勒大学 |
| 二、哥廷根大学 |
| 三、哈勒、哥廷根大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文化国家的形成 |
| 第三节 德国文化的成就 |
| 一、伊拉斯谟与人文主义 |
| 二、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
| 三、开普勒与自然科学 |
| 四、莱布尼茨与启蒙哲学 |
| 五、康德与古典主义哲学 |
| 六、赫尔德与浪漫主义运动 |
| 第四节 教育国的诞生 |
| 第五节 普法战争的刺激 |
| 第六节 克里斯玛人物的作用 |
| 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
| 二、施莱尔马赫 |
| 三、洪堡 |
| 四、费希特 |
| 第七节 德国大学的崛起及影响 |
| 结语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结论 |
| 三、研究不足 |
| 四、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译着 |
| 二、中文着作 |
| 三、英文着作 |
| 四、中文期刊 |
| 五、学位论文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结构、方法和价值 |
| 第一章 加入议定书与“超WTO义务”概述 |
| 第一节 GATT/WTO加入议定书的源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界定 |
| 一、WTO体系外的“复WTO协定”(“WTO-plus”) |
| 二、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WTO-plus”) |
| 三、判定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 |
| 第三节 “超WTO义务”条款统计分析 |
| 一、新加入成员普遍存在的“超WTO义务”条款 |
| 二、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条款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原因 |
| 第一节 机制因素 |
| 一、WTO加入机制介绍 |
| 二、纵向比较：GATT时代的加入机制 |
| 三、横向比较：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入机制的比较 |
| 第二节 WTO规则取向的政治化 |
| 一、规则取向与远离政治的设想 |
| 二、GATT/WTO中的政治化 |
| 三、被政治挟持的GATT/WTO加入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超WTO义务”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 |
| 第一节 导致WTO裁判机构内部歧见的稀土案 |
| 第二节 与加入议定书相关的重要概念界定 |
| 一、WTO协定的内涵 |
| 二、GATT 1994的范围 |
| 三、加入议定书的界定 |
| 第三节 加入议定书法律性质问题 |
| 一、加入议定书不是对WTO协定的保留 |
| 二、加入议定书不构成对WTO协定的修正 |
| 三、加入议定书不是WTO协定的“连续性条约” |
| 四、加入议定书不构成WTO协定的嗣后行为 |
| 第四节 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可强制执行性问题 |
| 一、涵盖协定与DSU的管辖范围 |
| 二、加入议定书与涵盖协定的关系 |
| 第五节 WTO加入议定书构成“WTO组成部分”问题 |
| 一、对“构成性条款”使用的实践分析 |
| 二、从词源的角度探究“Integral”的真正含义 |
| 三、所构成对象——“WTO协定”之定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重审WTO义务性质及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 |
| 第一节 WTO义务的性质 |
| 一、条约义务的分类及意义 |
| 二、WTO义务特性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
| 一、“超WTO义务”是否符合WTO法规定 |
| 二、“超WTO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 |
| 第一节 WTO的条约解释规则 |
| 一、条约解释与解释方法的重要意义 |
| 二、各主义之争与固定解释规则的诞生 |
| 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内涵 |
| 四、对WTO是否存在特殊的解释规则 |
| 五、对“超WTO义务”条款解释的重要启示 |
| 第二节 对特殊习惯解释规则的态度和运用 |
| 一、“遇有疑义,从轻解释” |
| 二、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 |
| 第三节 WTO条约中的“沉默”解释问题 |
| 一、对“沉默”的解释及其与司法造法的冲突 |
| 二、解决“沉默”问题的主要技术 |
| 三、DSB对加入议定书立法“沉默”的处理方法及评价 |
| 第四节 如何解释WTO的例外 |
| 一、重新审视WTO例外规定及其特性 |
| 二、如何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 |
| 第五节 |
| 二、条约的“内生”方法——演化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对“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的回应 |
| 二、对中国的进一步启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科学选择的伦理思考 ——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克隆人科幻小说的发展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克隆人科幻小说与克隆人的身份 |
| 第一节 科技发展、科学幻想与“人造人” |
| 一、科技与科幻的关系 |
| 二、《弗兰肯斯坦》和“人造人”题材的发展 |
| 三、生物技术与克隆人 |
| 第二节 克隆人的身份——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
| 一、克隆人的先天身份：“科学选择”的产物 |
| 二、“我是谁”：“科学人”的伦理困惑 |
| 三、克隆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
| 四、克隆人的技术风险与伦理恐慌 |
| 第二章 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伦理混乱中的身份诉求 |
| 第一节 新型家庭模式：传统伦理的颠覆 |
| 一、造物主的克隆情结 |
| 二、模糊的人伦定位 |
| 三、新时代的乱伦禁忌 |
| 第二节 克隆人在自然人社会中的身份认同 |
| 一、克隆人在反叛中的同化 |
| 二、双重伦理准则下的选择 |
| 三、克隆人的身份转化与困境 |
| 第三节 身世之谜与解迷 |
| 一、犯罪与伦理混乱 |
| 二、伦理身份的变化与身份探查 |
| 三、破案与身份确立 |
| 第四节 克隆人与自然人的冲突与互动 |
| 一、二元对立：主奴关系和身份等级 |
| 二、克隆人与自然人的互涉：镜像与衍生 |
| 三、无法逾越的人类中心主义 |
| 第三章 克隆人个体与群体：复制与身份隐喻 |
| 第一节 类像与消失的多样性 |
| 一、克隆人群体的出现 |
| 二、千人一面的相似性 |
| 三、克隆人群体的伦理 |
| 第二节 克隆个体与克隆群体的对抗：对“自然人”的身份构建 |
| 一、人性的呐喊：解救人类 |
| 二、认识自我的动机：对身份的渴望 |
| 三、构建自然人的身份：回归人类 |
| 第三节 克隆人：作为“复制”的认知 |
| 一、寻找真实：原本与摹本的文化寓意 |
| 二、“科学选择”时代的身份危机 |
| 三、寻找平衡的伦理关系：集体与个人、整体与个体 |
| 第四章 克隆人与社会：乌托邦抑或反乌托邦 |
| 第一节 科技异化之下的“新世界” |
| 一、陌生化的典型环境 |
| 二、典型人物与伦理主体的异化 |
| 三、生物学与消费社会：科学意识的未来呈现 |
| 第二节 反乌托邦主题对乌托邦的消解 |
| 一、感官电影：对“快感”文化的批判 |
| 二、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去异化的讽喻 |
| 三、政治与伦理的背离：对技术控制的反思 |
| 第三节 克隆人方案：批判式乌托邦 |
| 一、女性主义视角 |
| 二、新社会、新身份：未知伦理模式的探索 |
| 三、秩序的重构：科学的伦理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上海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公立医院 |
| 2.1.2 财务管理内涵 |
| 2.1.3 公立医院财务管理职能 |
| 2.1.4 补偿机制 |
| 2.2 研究现状 |
| 2.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2 国外研究现状 |
| 第3章 上海公立医院的财务状况 |
| 3.1 上海公立医院的概况 |
| 3.1.1 总业务量 |
| 3.1.2 医保业务 |
| 3.2 总收入 |
| 3.2.1 医疗总业务收入 |
| 3.2.2 门急诊均次收入 |
| 3.2.3 出院均次收入 |
| 3.3 风险管理分析 |
| 3.3.1 预算管理分析 |
| 3.3.2 资产负债率 |
| 3.4 资产运营分析 |
| 3.4.1 总资产周转率 |
| 3.4.2 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
| 3.4.3 存货周转率 |
| 3.4.4 成本管理分析 |
| 3.4.5 效率 |
| 3.5 最新动态 |
| 3.5.1 收支平衡 |
| 3.5.2 财务状况 |
| 第4章 上海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现状 |
| 4.1 药品收入对公立医院的补偿 |
| 4.1.1 三级医院药品加成率 |
| 4.1.2 二级综合医院药品加成率 |
| 4.1.3 三级医院药占比 |
| 4.1.4 二级综合医院药占比 |
| 4.1.5 上海市各区县公立医院药占比 |
| 4.2 财政收入对公立医院的补偿 |
| 4.2.1 财政收入对三级医院的补偿 |
| 4.2.2 财政收入对二级综合医院的补偿 |
| 4.2.3 财政收入对各区县公立医院的补偿 |
| 4.2.4 经常费拨款收入对各区县公立医院的补偿 |
| 4.2.5 专项经费拨款收入对各区县公立医院的补偿 |
| 4.3 其他收入对医院的补偿 |
| 4.4 医保统筹支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现状 |
| 第5章 补偿机制对公立医院财务的影响 |
| 5.1 取消了药品加成后造成财务收不抵支的局面 |
| 5.2 总额预付制的补偿机制导致了资金回收困难 |
| 5.3 其他收入比重偏低对财务的补偿作用不大 |
| 5.4 财政投入过少造成资金周转困难 |
| 5.4.1 政府对卫生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5.4.2 政府在医疗服务领域中的职能不清 |
| 5.4.3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有效的区域卫生规划 |
| 5.5 补偿机制中的医疗服务收费失衡影响财务收入 |
| 5.6 会计信息质量失真,应收账款虚增 |
| 5.6.1 医院职能不明确 |
| 5.6.2 低收入人群的住院治疗费用无法及时到账 |
| 5.6.3 医疗统筹结算形成的应收账款 |
| 5.6.4 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所导致的应收账款 |
| 第6章 基于补偿机制对财务的影响的建议 |
| 6.1 财政补助 |
| 6.1.1 加大财政补助 |
| 6.1.2 公平分配财政补贴 |
| 6.1.3 进一步加强区域卫生规划 |
| 6.1.4 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评价、考核,评价结果与补偿机制挂钩 |
| 6.2 改革医疗服务收费管理体制 |
| 6.2.1 建立完整的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实行全成本收费 |
| 6.2.2 进一步建立健全合理的收费机制 |
| 6.2.3 合理体现有差别的医疗服务收费 |
| 6.3 政府通过医疗保障基金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 |
| 6.4 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 |
| 6.4.1 建立完整的应收账款总账与明细账 |
| 6.4.2 对应收账款定期分析管理 |
| 6.4.3 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卷内备考表 |
（9）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上海：中国现代设计的发源地 |
| 二、中国产业环境中的设计发生 |
| 三、上海日化产业的代表性 |
| 第二节 设计体制的研究界定 |
| 一、设计体制一—关系的研究 |
| 二、设计体制研究的问题意识 |
| 三、上海日化产业与中国的设计体制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线索与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商业美术家：“吸附式”的设计成长 |
| 第一节 杭穉英与上海早期的设计培育 |
| 一、商务印书馆：文化传播中的设计需求 |
| 二、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宗教传播中的现代设计“原点” |
| 第二节 穉英画室与广生行：中国产业环境中的设计嵌入 |
| 一、穉英画室：上海工商业界的宠儿 |
| 二、广生行与20世纪初的产业设计需求 |
| 三、广生行的设计策略 |
| 第三节 上海独立设计机构概览 |
| 一、竞争的产业与竞争的设计 |
| 二、草寇英雄：本土独立设计机构的兴起 |
| 三、留学潮：艺术理想与设计经验的移植 |
| 第四节 20世纪初企业内设计机构概览 |
| 一、产业内的设计：资本、人才与技术的优势 |
| 二、产业、商业与设计：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 |
| 三、日化等产业中的设计机构 |
| 第五节 设计机构的竞争、管理与协作 |
| 一、市政管理与相关法规 |
| 二、协会、展览与行业协作 |
| 第六节 小结：“吸附式”设计体制的形成 |
| 一、自下而上的设计集结 |
| 二、设计的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 |
| 第三章 老法师：集体实践的“给予式”设计体制 |
| 第一节 顾世朋与20世纪中叶的设计集结 |
| 一、从广告画家到美术工作者 |
| 二、公私合营的产业重组与人才分流 |
| 三、被转化的设计需求：宣传与计划 |
| 四、身份再造：社会主义螺丝钉与高级知识分子 |
| 第二节 美工组与美加净的系列设计 |
| 一、转变为国家行为的设计 |
| 二、外贸活动与设计空间 |
| 三、美加净——统合的产品形象设计与聚合的工作团队 |
| 四、经验积累与技术革新 |
| 第三节 20世纪中叶的上海轻工设计教育 |
| 一、建国初期轻工业系统的设计与教育现状 |
| 二、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的造型美术专业 |
| 三、美工组中的师徒设计传授与指导 |
| 四、文革期间的轻工设计与教育 |
| 第四节 小结纳入国家行为的“给予式”设计体制 |
| 一、国家行政计划之中的设计实践 |
| 二、设计文脉的潜流、转换与接续 |
| 第四章 设计师：产业拓展中的“填补式”设计体制 |
| 第一节 从计划到市场的产业经济与设计调整 |
| 一、式微的美工组与成长的驻厂设计机构 |
| 二、上海轻工业局的设计统筹 |
| 三、上海轻专的改革与新时期的人才培养 |
| 四、露美：兼有计划与竞争的大会战 |
| 五、计划科与科研处：设计程序的延展 |
| 六、下海与留洋：市场竞争与商业利益 |
| 第二节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设计体制 |
| 一、新时期的设计支持与设计投入 |
| 二、企业内的设计机构：逐步完善的科研部 |
| 三、行业内部的竞争：设计与宣传策略 |
| 第三节 市场环境中的日化产业设计体制改革 |
| 一、合资与改制对企业内设计机构的影响 |
| 二、破产与兼并对企业内设计机构的影响 |
| 第四节 作为企业总设计师的管理者 |
| 一、企业、品牌与产品的导向与决策 |
| 二、隐身于产品设计背后的设计团队 |
| 三、企业内部设计团队与独立设计机构的合作 |
| 第五节 小结开放竞争的产业环境中的设计体制 |
| 一、市场导向的设计体制 |
| 二、独立设计机构与企业内设计机构的利弊分析 |
| 第五章 结语中国的现代设计体制初探 |
| 第一节 “嵌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现代设计 |
| 一、艰难的“嵌入” |
| 二、设计的“正名” |
| 三、绵延之力——中国现代设计的代际传承 |
|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中国现代设计体制 |
| 一、中国现代设计体制的沿革与思索 |
| 二、在路上——中国现代设计体制创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筛选与鉴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1 文献综述 |
| 1.1 荷斯坦奶牛繁殖性能的相关研究 |
| 1.1.1 奶牛繁殖性能指标 |
| 1.1.2 影响奶牛繁殖性能的因素 |
| 1.2 基于高密度SNP芯片的GWAS的研究进展 |
| 1.3 氧化应激的相关研究 |
| 1.3.1 氧化应激的产生与危害 |
| 1.3.2 氧化应激对奶牛的影响 |
| 1.4 初筛位点所在基因的研究进展 |
| 1.4.1 RAD54L基因的研究进展 |
| 1.4.2 RRM1基因的研究进展 |
| 1.5 参与氧化还原过程的基因的研究进展 |
| 1.5.1 PPARγ2基因的研究进展 |
| 1.5.2 GPX4的研究进展 |
| 1.6 SNP分子标记的相关研究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材料与方法 |
| 3.1 试验材料 |
| 3.1.1 样本与数据采集 |
| 3.1.2 主要仪器设备 |
| 3.1.3 主要酶和试剂 |
| 3.1.4 主要溶液和试剂的配制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奶牛血液基因组DNA提取 |
| 3.2.2 引物设计及PCR反应条件 |
| 3.2.3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PCR产物 |
| 3.2.4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 |
| 3.2.5 银染检测 |
| 3.2.6 PCR-SSCP检测 |
| 3.2.7 回收纯化和测序 |
| 3.2.8 PCR产物的酶切分型(RFLP) |
| 3.3 群体遗传学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 |
| 3.3.1 群体遗传学研究 |
| 3.3.2 数据统计分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荷斯坦奶牛基因组DNA |
| 4.2 奶牛繁殖性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 RAD54L基因 |
| 4.3.1 RAD54L基因目的片段扩增 |
| 4.3.2 RAD54L基因多态性检测 |
| 4.3.3 RAD54L基因多态位点的遗传信息 |
| 4.3.4 RAD54L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的关联分析 |
| 4.4 RRM1基因 |
| 4.4.1 RRM1基因目的片段扩增 |
| 4.4.2 RRM1基因多态性检测 |
| 4.4.3 RRM1基因多态位点的遗传信息 |
| 4.4.4 RRM1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的关联分析 |
| 4.5 PPARγ2基因 |
| 4.5.1 PPARγ2基因目的片段扩增 |
| 4.5.2 PPARγ2基因多态性检测 |
| 4.5.3 PPARγ2基因多态位点的遗传信息 |
| 4.5.4 PPARγ2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的关联分析 |
| 4.6 GPX4基因 |
| 5 讨论 |
| 5.1 实验材料与方法分析 |
| 5.2 实验结果的分析讨论 |
| 5.2.1 荷斯坦奶牛繁殖状况与影响因素 |
| 5.2.2 荷斯坦奶牛RAD54L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的繁殖性状 |
| 5.2.3 荷斯坦奶牛RRM1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的繁殖性状 |
| 5.2.4 荷斯坦奶牛PPARγ2基因多态性与荷斯坦奶牛的繁殖性状 |
| 5.2.5 荷斯坦奶牛GPX4基因多态性 |
| 5.2.6 关于本研究中的SNP位点 |
| 6 总结 |
| 6.1 主要研究成果 |
| 6.2 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PPA造成的空缺由什么药物来填补（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文本翻译中语用等值的达成 ——《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开发合作—南方大国的崛起》（第1、2、3、7章）的翻译实践报告[D]. 宋尚谕.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2]美国广告规制研究[D]. 余平. 上海大学, 2019(03)
- [3]当归、肉苁蓉“分子身份证”建立及太白贝母异甾体类生物碱合成相关基因挖掘[D]. 王晓玥.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9(02)
- [4]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研究[D]. 黄兵.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5]文化民族性与大学关系历史研究[D]. 汤谦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6]“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D]. 刘雪红. 武汉大学, 2015(07)
- [7]科学选择的伦理思考 ——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D]. 郭雯.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上海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研究[D]. 邓璐. 华东理工大学, 2015(05)
- [9]20世纪中国产业环境下的设计体制研究 ——以上海日化等行业的设计发展为例[D]. 张馥玫. 中央美术学院, 2014(09)
- [10]荷斯坦奶牛繁殖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筛选与鉴定[D]. 周妍. 华中农业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