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盟下调经济增长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张锐[1]（2021）在《世界经济2020年运行态势与2021年趋势预判》文中研究说明遭遇新冠疫情重击与倾轧的世界经济在2020年发生大幅度的倒退,除了失业率急速上升和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外,国际金融市场还出现了负利率、负收益率、负油价和股票市场大面积熔断等极端现象。为了遏制与抗阻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深度撕咬与侵害,美联储亘古未有地将美元利率降至零,并罕见地启动了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数十个国家跟随美联储开启与加大了宽松货币政策。另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还整齐划一地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国债、信用债的发行规模创出历史新高,各种减税举措次第性推出,多种政策的合力联动终于让世界经济自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显现回升曙光。展望2021年,随着新冠疫苗的落地使用,新冠疫情将得到进一步控制,公众免疫力也会得到有效加强,同时在扩张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持续托举之下,世界经济将出现力度不小的增长,但同时会面临诸如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等不确定因素的扰动。
周香芸[2]（2020）在《基于评级选购模型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约束监管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日益扩大,信用评级在维持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高评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频发,说明我国企业债券评级“虚高”现象较严重。由于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起步较晚,评级机构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导致评级不准确等问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也会影响评级准确性。如果不考虑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可能导致评级偏差,削弱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从监管的角度出发,如何解决评级“虚高”的问题,提高评级准确度成为学术界与业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评级机构监管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以评级机构有效监管理论为基础,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与监管制度相融合,优化设计评级机构监管机制。引入双声誉激励、惩罚约束成本、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等,拓展评级选购模型的应用范围。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探讨双评级激励机制、非对称性惩罚约束机制、对称性惩罚约束机制的适用条件与监管效果。短期视角考虑经济周期波动对评级造成的偏差,仿真评级机构串谋激励约束机制的监管效果。长期视角引入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研究国内外双评级激励约束机制和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监管机制的长期有效性。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根据评级监管法案《指引》中的条例,结合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行业的实际情况,采用公众声誉和评级机构声誉刻画双声誉激励,构建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从评级机构期望收益和监管成本两个角度,探讨单评级机制和双评级激励机制的适用条件与效果;利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激励机制的监管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单评级机制和双评级激励机制都能提高评级质量。与单评级机制和多评级机制相比,双评级激励机制能发挥较好的监管作用,有效地提高评级机构努力程度和企业债券评级准确性。第二,根据评级监管法案《规则》中的条例,引入投资者惩罚率、监管者惩罚率和评级机构惩罚成本,构建评级选购约束模型。从理论上,研究无监管、非对称性约束机制和对称性约束机制对评级准确性的影响。从评级高估和评级低估两个方面,探讨非对称性约束机制和对称性约束机制的适用条件与效果;采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约束机制的监管有效性。利用我国企业债券评级数据实证表明:加强评级机构惩罚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评级“虚高”的问题。非对称性约束机制能有效地解决评级高估问题,对称性约束机制能较好地解决评级低估问题。评级监管部门在制定监管机制时,可以将非对称性约束机制和对称性约束机制相结合,提高企业债券评级准确性。第三,考虑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评级偏差,引入经济状态转移概率矩阵,构建马尔科夫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从理论角度,探讨双评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预防评级机构串谋的适用条件和效果。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不同国家的经济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结合实证结果,利用数值仿真方法,比较双评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监管效果。仿真结果表明:评级监管者在实施双评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时,需要分离短期经济周期变动对评级信息的影响。双评级激励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预防评级机构串谋。当双评级激励机制监管效果不显着时,采用约束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评级机构串谋提供“虚高”评级的问题。第四,以我国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政策为背景,研究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对我国企业债券评级准确性的长期影响。引入评级机构的声誉资本、惩罚成本、评级成本和评级准确度等指标,构建差异性Hotelling评级选购模型。从理论角度,探讨国内外双评级激励约束机制和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机制的效果;采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比较国内外双评级激励约束机制和评级机构竞争机制的监管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视角来看,国内外双评级机制不能引导本土评级和中外合资评级达到趋同,而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本土评级和中外合资评级的变化趋势相同。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本土评级准确性,最终实现国内外评级机构长期协调发展。
程沈航[3]（2020）在《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风险评估及甲维盐的胁迫效应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瓜钝绥螨是农田中重要的非靶标节肢动物（non-target arthropods,NTAs）,能够作为捕食性天敌生物,防控朱砂叶螨、二斑叶螨等害螨。当前,人们为了追求农作物的高产量高收益,大量喷施农药,在控制靶标有害生物的同时也会使胡瓜钝绥螨等有益生物及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因此,开展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风险评估研究,并筛选对NTAs和靶标害虫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药剂,从而达到农药减量化,对保护NTAs的生物功能及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研究首先选择胡瓜钝绥螨和其捕食对象朱砂叶螨进行研究,建立毒性效应测试方法,测试了25种常用农药对2种物种的毒性差异,筛选出了对胡瓜钝绥螨和朱砂叶螨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药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简称甲维盐）,并进行了风险评估,采用物种敏感度模型对多种NTAs的敏感度进行分析,明确了胡瓜钝绥螨在NTAs中的敏感性地位。在此基础上,为探索甲维盐的胁迫效应机理,本研究建立了两性生命表模型,获得生长发育参数,从种群层面评估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的长期毒性效应;通过表皮穿透和酶活测定,从生化角度分析甲维盐的胁迫效应影响;通过转录组和代谢组测定,从微观层面上,找到了表达代谢酶和保护酶相对应的基因和代谢通路。本研究及成果对相关农药品种研发,及国内外农药对NATs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体系到具体的方法都有很好的导向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25种农药对胡瓜钝绥螨和朱砂叶螨的毒性效应采用叶盘喷雾法测定了25种常用农药对胡瓜钝绥螨和朱砂叶螨的急性毒性影响。发现胡瓜钝绥螨和害螨朱砂叶螨对抗生素类杀虫剂甲维盐和阿维菌素的耐药性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差异倍数达到了883倍和622倍;新烟碱类杀虫剂对两种试虫的选择性不明显,差异倍数在0.58～2.00倍;有机磷类杀虫剂乐果和马拉硫磷对两种试虫的选择性相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对两种试虫毒性差异倍数在0.04～2.37倍,且多数表现为对胡瓜钝绥螨毒性更强。综合认为,抗生素类杀虫剂甲维盐和阿维菌素对胡瓜钝绥螨和害螨朱砂叶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2）25种农药对天敌胡瓜钝绥螨的生态风险评估采用我国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标准体系,评估25种农药对天敌胡瓜钝绥螨的生态风险。发现在农田内暴露场景下,抗生素类和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胡瓜钝绥螨表现为低风险（HQ<5）,有机磷类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对胡瓜钝绥螨表现出高风险性（HQ>5）;在农田外暴露场景下,多数农药品种对胡瓜钝绥螨都表现出低风险,但是联苯菊酯和马拉硫磷对农田外风险不可接受;一些杀螨剂如螺螨酯、螺虫乙酯、炔螨特和哒螨灵等属于低风险药剂。（3）13种NTAs对5种农药的物种敏感度分布采用种群敏感性分布模型,进行了包括胡瓜钝绥螨在内的13种NTAs对5种农药的物种敏感度比较。结果为13种NTAs对不同类型的药剂敏感性差异较大,表现为NTAs对有机磷类药剂乐果、拟除虫菊酯类药剂联苯菊酯和新烟碱类药剂吡虫啉的敏感性要大于抗生素类药剂阿维菌素和甲维盐。在寄生类天敌中,表现为松毛虫赤眼蜂相比螟黄赤眼蜂和玉米螟赤眼蜂都更为敏感,烟蚜茧蜂的敏感性较差;在捕食性天敌中,总体上表现为七星瓢虫的敏感性要高于捕食螨、小花蝽等。在低风险药剂选择方面,甲维盐在低剂量下就可以控制80%以上的害虫,同时对NTAs的潜在影响比例为32.5%。（4）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的生长发育和种群参数的影响通过模拟自然条件,室内采用喷雾法处理若螨,建立实验种群两性生命表,观察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全生命周期发育历期参数等的影响作用。发现甲维盐浓度升高能够缩短胡瓜钝绥螨的寿命和成螨产卵前期,减少雌螨产卵量。净增值率R0和平均世代周期T都会下降,内禀增长率r和周限增长率λ则下降不明显,胡瓜钝绥螨种群增长虽然低于健康种群,但整体上仍呈现上升趋势,且雄螨比雌螨更容易受到影响。（5）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的表皮穿透和相关酶系的诱导效应通过甲维盐在朱砂叶螨和胡瓜钝绥螨体内的含量测定及代谢酶和保护酶的酶活测定,发现表皮穿透力并不是导致这两种生物体对甲维盐敏感性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甲维盐处理后,胡瓜钝绥螨体内解毒代谢酶GST、Car E、Ach E和保护酶POD的比活力降低,相关保护酶SOD和CAT比活力增大。表明SOD和CAT在胡瓜钝绥螨受到甲维盐胁迫后参与了生理活动的保护机制。（6）甲维盐胁迫下胡瓜钝绥螨的转录组学分析采用Illumina RNA-seq测序技术分析了经甲维盐胁迫下对胡瓜钝绥螨基因层面的影响。转录组差异表达结果显示,在田间剂量下,有1035个基因有显着的表达差异,其中上调基因和下调基因分别为510和525个。P450、GST和Ach E家族上调基因分别为1、1和2个,下调基因分别为5、12和2个,Car E下调基因1个,没有上调基因;POD家族上调和下调的基因各1个;SOD家族有2个上调基因,CAT家族有1个上调基因;靶标基因GABACl有3个上调基因,2个下调基因;Glu Cl的2条差异基因都表现为上调基因。对筛选的靶标基因进行了Q-PCR验证,结果和测序结果相吻合,同时对关键酶基因的表达量和表观酶活力进行比较,找到了相对应的酶系基因。（7）甲维盐胁迫下胡瓜钝绥螨的代谢组学分析利用液质联用系统LC-MS技术对暴露于甲维盐田间剂量下的胡瓜钝绥螨进行全组分代谢组学分析,共检测出318个可注释的代谢产物,其中79种具有差异的代谢产物,上调33个,下调46个;主要差异代谢产物体现在8-9-环氧二十碳三烯酸、四氢生物蝶呤和L-3-羟基犬尿氨酸等物质,主要的差异代谢通路体现在氨酰基-t RNA生物合成途径、苯丙氨酸代谢途径、氮素代谢代谢途径等。
王珏帅[4]（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张军令[6]（2019）在《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和重启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在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逐渐收窄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施行结构性的调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便主张采用减少税收与加大基建投入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2017年12月22日美国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并规定该税改法案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特朗普减税最为核心的政策之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调至2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必将显着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当前美国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操作等一系列复杂冲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前中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在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和国内去杠杆要求下,中国已不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税成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选政策。在国际减税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如何全面量化分析中国减税效应对减税政策的制定来说显得异常重要。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虽然能够很好地从总量层面量化减税效应,但忽略了减税对国内不同区域的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此外,以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封闭的经济体,而忽略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减税税种的减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全文主要围绕中国结构性减税的总量和局部效应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减税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要求,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全球动态CGE模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以及开放经济动态CGE模型三大类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当前的减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与定性分析美国减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动态GTAP模型和最新的全球投入产出（GTAP9.0）数据,量化美国减税、国际税收竞争及贸易摩擦等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定量核算中国为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应降税的合理区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不大,但减税对中国的长期累积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减税将导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和产出下降。日本和欧盟国家等大国参与下的国际减税竞争将对中国的实际产出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应对美国减税冲击的对策方面,本文采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可有效对冲美国减税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同时鉴于其他国家参与减税竞争的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可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1%-3%以应对这些外部冲击。第二,以往采用宏观模型评估减税效应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局限于全国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减税的区域和产业等局部效应,为此本文采用最新的2012年中国31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税收CGE模型,量化结构性减税的全国总量效应和局部效应。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减税、区域差异性减税、不同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税对中国整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影响后,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能够直接提高行业资本回报率,能够有效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拉动中国GDP的增长。但聚焦到区域和产业等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时本文发现:（1）对某一行业减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促进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制造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大于服务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拉大各区域制造业的产出差距;（2）当全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时,南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使仅在不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时,由于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商品需求拉动效应大于其对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虹吸效应,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仍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但与全国所有区域税率降低1%时相比,此时各区域GDP增长差距在缩小;（3）由于税制结构和税额的不同,增值税减税“见效快”,其经济刺激效果远大于所得税减税效果,当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分别降低1%时,减税第一年全国实际产出分别增加0.163%和0.67%。但就相同额度的税负下降而言,企业所得税拉动实际产出增长的效果反而要略大于增值税的效果。相比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效应更持久,增值税刺激边际效用衰减速度较所得税快,增值税在减税后几年的刺激效果微小。第三,考虑到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将资本成本引入CGE模型,构建含有利率和汇率元素的开放经济CGE模型以研究中国减税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会使得减税的刺激效应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减税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实际利率更大幅度的上升（相比于固定汇率的情景）,从而其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同时汇率的上升又将加重贸易状况的恶化。本文研究表明在实施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时,为避免利率的收紧,国内应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如适度降低存款准备或降息,更要加紧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引导实际利率水平下行,以扩大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被适量允许,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第四,为量化分析不同资本账户管制下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本文首次将资本管制理论引入到多国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不同资本管制下人民币贬值的经济效应。以往的CGE模型研究仅从贸易角度衡量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但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及存在贬值预期时,其易引起资本外流,减少国内资金供给,进而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可能引起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角度影响国内经济。本文研究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并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当前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带来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的出口,但在资本管制放松的状态下极易引起资本外流,长期则造成中国出口红利消失,国内出口、消费和投资下降反而削弱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潜力。本文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当前税改和货币政策协调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适度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要保持资本管制的警惕性。第五,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后的未来几年内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出口,尤其较大拉动了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随后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中国来自东盟的进口增长和东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来自东盟进口的增长对东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着的非线性正向影响,“中国进口”这一元素在东盟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量低的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减税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中国是富有大国责任感的。
周定根[7]（2019）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性,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经过数十年对外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的追赶型战略受到的阻力越来越明显。在出口增长的“量”放缓和遇到障碍时,如何追求增长的“质”?本文以出口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切入视角,研究由关税下降引致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也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营商环境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出口时机的影响。通过呈现中国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的典型事实,发现中国的关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零关税和低关税产品数大幅增加,高关税产品数大幅减少,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下调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且下调幅度较大。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也不断下降。60%左右的出口片段在出口一年后即退出,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都很短。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产品的退出风险逐渐下降。测算企业出口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初步统计,观察到企业-产品出口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大部分出口关系没有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进口成本降低效应、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以及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四方面进行阐述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国贸易体系特有的“双轨制”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入品关税减免整体上提升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说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生存状况。关税减免对核心程度较高的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核心程度较低的产品。以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为起始时间的出口片段退出风险也下降得最多。以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下降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持续时间,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从市场竞争的再分配效应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改善,而非核心产品则加速退出出口。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逐渐向核心产品集中。这一再分配效应也体现在出口产品质量、价格和差异化程度上,高质量、高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提高,而低质量、低价格和同质化产品逐渐被淘汰。进一步从法制环境和声誉质量两方面考察区域营商环境对贸易自由化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提升区域法制化水平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从出口目的地数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考察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对出口目目的地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区域法制环境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目的地数与集中度的促进作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从自身出口经验中学习以决定后续出口时机。发现企业在积累出口经验以降低固定成本和获取潜在出口收入之间权衡,以决定出口的时机和顺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仅从成立到首次出口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且后续进入不同国际市场的时间间隔也更短。生产率高的企业先进入需求规模更大的国际市场以获取高的潜在收入,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先进入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国际市场以积累经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尊重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建立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更高的贸易政策环境以及为企业构建高效便捷的进出口服务等方面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
迈克·施耐德,安东尼·福罗格特,大卫·弗里曼,朱莉·哈斯曼,松田忠雄,拉玛纳,胡安·卡米洛·罗德里格斯,安德烈亚斯·鲁丁格,阿格尼丝·斯蒂安,宋梅,郭鹏超,常力月,郝旭光,朱亚旭,刘启源,历颖超,孙兴恒,张碧凝,王焱[8]（2017）在《2017世界核能产业现状报告》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回顾（中国例外）全球核电发电量在2016年上升了1.4%,原因是中国增长了23%,尽管核电在发电中的份额停滞在10.5%（-0.2%）。2016年共有10座新核电反应堆启动,其中一半在中国。2017年上半年有两座反应堆发电入网,一座位于中国,另一座位于巴基斯坦（由中国公司承建）,后者是世界上第一台开建于福岛核事故之后并运行入网的机组。2016年全球新建动工核反应堆3座,其中两座位于中国,一座位于巴基斯坦（由中国公司承建）,与2010年全球新建动工15座（中国10座）的情况相比下降明显。2017年上半年全球仅有一座新建反应堆在印度开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数量连续4年下降,由2013年年末的68座下降到2017年年中的53座（中国20座）。关停与建设延期俄罗斯和美国2016年关停了部分核反应堆,瑞典和韩国也于2017年上半年将其最老的机组关停。韩国新当选总统关闭了一座核电站,并暂停了另外两座核电站的建设。这使其本国核电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希望陷入危险。目前,有13个国家正在建造新的核反应堆,比WNISR2016报告中少了1个。随着项目管理高层卷入大规模腐败丑闻,巴西Angra-3反应堆的建设被放弃。有37座反应堆的建设进度滞后,其中19座在去年进一步延误。中国也不例外,20座在建反应堆中至少有11座出现了工程延期。有8个在建核电项目已开工建设10年以上,其中3个已有30年。《2016世界核电产业现状报告》指出有17座反应堆计划于2017年启动。截至2017年年中,只有2座启动,而有11座至少要延期至2018年。历史核巨头的破产/救助——核电企业的深度金融危机在发现核电建设项目发生巨额亏损之后,东芝集团为其美国子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申请破产,西屋公司是历史上世界最大的核电建设商。在过去六年里,阿海珐集团累计亏损了123亿美元。法国政府已经向其提供53亿美元的纾困,并继续采取"拆分"策略。阿海珐集团Creusot Forge业务部的大规模质量控制丑闻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核电产业的信心。主要核电公司的股价遭受侵蚀,信用评级机构调低了他们的信用等级。福岛核事故发生六年后,日本政府开始解除撤离令,以限制飞涨的赔偿费用。灾难总成本的官方估计已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亿美元。一项新的独立评估将灾难成本估计为4440亿-6300亿美元（取决于水的除污水平）。只有5座反应堆已经重启。2016年全球风能发电量增长16%、太阳能发电增长30%、核电发电量增长1.4%。风能发电量增长132 TWh、太阳能发电量增长77 TWh,分别是核电35TWh发电量的3.8倍和2.2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新增发电量的62%。新的可再生能源击败了现有的核能。在智利、墨西哥、摩洛哥、阿联酋和美国,可再生能源拍卖创下了低于30美元/MWh的低价,而2015年美国核电站的平均摊分成本为35.5美元/MWh。
陈文玲,颜少君[9]（2016）在《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文中提出2015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深刻变动中的经济、政治与外交相互交织,世界仍将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世界经济突出表现为"三低"和"三失衡",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大国之间货币、金融、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博弈成为
陈文玲,颜少君[10]（2016）在《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文中指出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深刻变动中的经济、政治与外交交织,世界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世界经济突出表现为"三低"和"三失衡",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大国之间货币、金融、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博弈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在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前提下,要更加有力地实施应对当前挑战和争取更好愿景的开放战略,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争取更大的国家权益。
二、欧盟下调经济增长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盟下调经济增长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世界经济2020年运行态势与2021年趋势预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增长：形态与面貌 |
| 二、就业市场：生态与概貌 |
| 三、通货膨胀：体态与风貌 |
| 四、货币政策：姿态与形貌 |
| 五、财政政策：步态与外貌 |
| 六、股票市场：情态与容貌 |
| 七、债券市场：状态与相貌 |
| 八、汇率市场：仪态与身貌 |
| 九、大宗商品：事态与全貌 |
| 十、数字货币：时态与新貌 |
| 十一、投资并购：势态与品貌 |
| 十二、金融整治：常态与地貌 |
| 十三、国际贸易：变态与姿貌 |
| 十四、2021年世界经济：动态与神貌 |
（2）基于评级选购模型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约束监管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外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研究 |
| 1.3.2 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
| 1.3.3 金融监管周期性研究 |
| 1.3.4 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监管机制研究 |
| 1.3.5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相关理论 |
| 2.1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相关概念 |
| 2.1.1 信用评级概念及分类 |
| 2.1.2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概念 |
| 2.2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理论 |
| 2.2.1 负外部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利益冲突 |
| 2.3 有效评级机构监管理论 |
| 2.3.1 评级机构监管有效性评估 |
| 2.3.2 声誉激励机制理论 |
| 2.3.3 约束机制理论 |
| 2.4 短期经济周期评级机构监管 |
| 2.4.1 顺周期评级机构监管 |
| 2.4.2 逆周期评级机构监管 |
| 2.4.3 经济周期评级机构监管方法 |
| 2.5 长期评级机构竞争监管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机制研究 |
| 3.1 引言 |
| 3.2 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建立 |
| 3.2.1 模型假设 |
| 3.2.2 评级选购模型 |
| 3.2.3 单评级机制下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3.2.4 双评级激励机制下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3.3 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有效性 |
| 3.3.1 面板有序Logit模型 |
| 3.3.2 数据选取及处理 |
| 3.3.3 单评级机制与双评级激励机制的监管效果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评级选购约束模型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约束机制研究 |
| 4.1 引言 |
| 4.2 评级选购约束模型的建立 |
| 4.2.1 模型假设 |
| 4.2.2 评级选购约束模型构建 |
| 4.2.3 无约束条件下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4.2.4 非对称性约束机制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4.2.5 对称性约束机制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4.3 企业债券评级机构约束机制的监管有效性 |
| 4.3.1 数据选取及处理 |
| 4.3.2 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约束机制监管效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短期经济周期分离的评级机构串谋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
| 5.1 引言 |
| 5.2 马尔科夫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建立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马尔科夫评级选购双声誉模型构建 |
| 5.2.3 经济周期分离的双评级激励机制的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5.2.4 经济周期分离下约束机制的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5.3 经济周期分离下评级机构串谋激励约束机制的监管效果 |
| 5.3.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 |
| 5.3.2 基于MS-VAR模型的经济周期转移概率矩阵估计 |
| 5.3.3 评级机构串谋激励约束机制监管效果仿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内外评级机构长期竞争监管机制研究 |
| 6.1 引言 |
| 6.2 差异性Hotelling评级选购模型建立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差异性Hotelling评级选购模型构建 |
| 6.2.3 国内外双评级机制下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6.2.4 国内外评级竞争机制下评级机构监管分析 |
| 6.3 国内外双评级机制与评级机构竞争机制监管有效性 |
| 6.3.1 数据选取及处理 |
| 6.3.2 国内外双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 |
| 6.3.3 国内外评级机构竞争机制的监管效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7.1 全文总结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风险评估及甲维盐的胁迫效应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非靶标节肢动物 |
| 1.1.1 非靶标节肢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
| 1.1.2 NTAs风险评估研究进展及评估体系 |
| 1.1.3 NTAs的风险评价体系中指示物种的确定 |
| 1.1.4 物种敏感度分布(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 |
| 1.2 胡瓜钝绥螨的生物防治现状 |
| 1.2.1 胡瓜钝绥螨及其应用 |
| 1.2.2 朱砂叶螨及防治现状 |
| 1.3 选择性杀虫(螨)剂 |
| 1.3.1 选择性杀虫(螨)剂的研究现状 |
| 1.3.2 本研究高效选择性药剂的筛选 |
| 1.3.3 甲维盐的研究现状 |
| 1.4 化学药剂对昆虫(螨)的毒性效应机制 |
| 1.4.1 药剂对物种表皮穿透作用的研究 |
| 1.4.2 解毒代谢酶和保护酶与昆虫(螨)毒性响应的关系研究 |
| 1.4.3 靶标受体与物种毒性响应的关系研究 |
| 1.5 转录组学在生态毒理中的应用 |
| 1.6 代谢组学在生态毒理中的应用 |
| 1.7 论文设计 |
| 1.7.1 研究目的 |
| 1.7.2 研究内容 |
| 1.7.3 技术路线 |
| 2 农药对捕食螨胡瓜钝绥螨和害螨朱砂叶螨的毒性效应 |
| 2.1 供试材料与方法 |
| 2.1.1 供试虫源 |
| 2.1.2 仪器与试剂 |
| 2.1.3 胡瓜钝绥螨室内养殖方法 |
| 2.1.4 生物测定方法 |
| 2.1.5 结果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参比试验结果 |
| 2.2.2 25 种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急性毒性结果 |
| 2.2.3 25 种农药对朱砂叶螨的急性毒性结果 |
| 2.2.4 胡瓜钝绥螨和朱砂叶螨对25 种农药的敏感性差异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生态风险及敏感性地位评估 |
| 3.1 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生态风险评估 |
| 3.1.1 初级暴露评估 |
| 3.1.2 初级效应分析 |
| 3.1.3 初级风险表征 |
| 3.1.4 风险商值HQ值的分析 |
| 3.1.5 胡瓜钝绥螨和离盲走螨风险商值HQ的比较 |
| 3.2 胡瓜钝绥螨的敏感性地位评估 |
| 3.2.1 NTAs物种和药剂的选择 |
| 3.2.2 NTAs物种毒性数据来源 |
| 3.2.3 物种敏感度分布SSDs曲线的绘制 |
| 3.2.4 物种敏感度分布SSDs模型的建立 |
| 3.2.5 SSDs模型的检验 |
| 3.2.6 HC5 和PAF的计算 |
| 3.2.7 甲维盐对靶标害虫的防治效果 |
| 3.3 本章小结 |
| 4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发育繁殖及种群参数的影响 |
| 4.1 试验方法 |
| 4.1.1 甲维盐染毒方法及浓度设置 |
| 4.1.2 两性生命表的构建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生长发育及繁殖力的影响 |
| 4.2.2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种群参数的影响 |
| 4.2.3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年龄-龄期存活率(sxj)的影响 |
| 4.2.4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种群年龄-特征存活率(lx)和繁殖力(mx)的影响 |
| 4.2.5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生命期望值(exj)的影响 |
| 4.2.6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繁殖率贡献值(vxj)的影响 |
| 4.2.7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种群预测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5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的表皮穿透和酶的诱导效应 |
| 5.1 甲维盐胁迫下的表皮穿透研究 |
| 5.1.1 甲维盐浓度的设计 |
| 5.1.2 试验试剂与材料 |
| 5.1.3 试验方法和步骤 |
| 5.1.4 甲维盐标准品图谱分析 |
| 5.1.5 甲维盐标准品标准曲线的绘制 |
| 5.1.6 甲维盐理论测试浓度 |
| 5.1.7 甲维盐在朱砂叶螨和胡瓜钝绥螨体内的含量 |
| 5.2 甲维盐胁迫下螨体内酶活性研究 |
| 5.2.1 供试试剂 |
| 5.2.2 供试仪器 |
| 5.2.3 试验方法 |
| 5.2.4 数据处理 |
| 5.2.5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解毒代谢酶活性的影响 |
| 5.2.6 甲维盐对胡瓜钝绥螨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甲维盐胁迫下胡瓜钝绥螨的转录组学分析 |
| 6.1 试验材料 |
| 6.1.1 供试虫源 |
| 6.1.2 试验试剂与材料 |
| 6.1.3 主要仪器 |
| 6.2 试验方法 |
| 6.2.1 样本采集 |
| 6.2.2 总RNA提取与质量检测 |
| 6.2.3 mRNA文库的构建及Illumina测序 |
| 6.2.4 转录组测序数据组装及生物信息分析 |
| 6.3 荧光定量q-PCR验证 |
| 6.3.1 引物的设计 |
| 6.3.2 cDNA第一链合成 |
| 6.3.3 荧光定量PCR检测 |
| 6.4 结果与分析 |
| 6.4.1 总RNA质量检测结果 |
| 6.4.2 转录组测序基本信息 |
| 6.4.3 基因功能注释 |
| 6.4.4 基因差异表达分析 |
| 6.4.5 差异表达基因的GO功能注释 |
| 6.4.6 差异表达基因的KEGG代谢通路富集分析 |
| 6.4.7 胡瓜钝绥螨解毒酶基因差异性分析 |
| 6.4.8 胡瓜钝绥螨保护酶基因表达水平分析 |
| 6.4.9 靶标受体基因表达水平分析 |
| 6.4.10 q-PCR靶标基因验证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7 甲维盐胁迫下胡瓜钝绥螨全组分代谢组学研究 |
| 7.1 试验材料 |
| 7.1.1 供试虫源 |
| 7.1.2 试验试剂与材料 |
| 7.1.3 主要仪器设备 |
| 7.2 试验方法 |
| 7.2.1 样本采集 |
| 7.2.2 代谢物提取 |
| 7.2.3 液质联用检测条件 |
| 7.2.4 数据分析和潜在差异代谢物鉴定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含量前20 的代谢产物 |
| 7.3.2 代谢物的生物学注释 |
| 7.3.3 胡瓜钝绥螨在甲维盐胁迫前后差异代谢产物的筛选 |
| 7.3.4 胡瓜钝绥螨在甲维盐胁迫前后代谢轮廓的影响 |
| 7.3.5 胡瓜钝绥螨处理前后差异代谢产物的代谢通路富集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创新点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论文框架图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框架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价 |
| 2.1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
| 2.1.1 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早期研究 |
| 2.1.2 常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2.2.1 流动性管理的宏观溢出效应 |
| 2.2.2 流动性管理的产业溢出效应 |
| 2.2.3 流动性管理的金融溢出效应 |
| 2.3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小结与评述 |
| 3 三次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考察 |
| 3.1 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1.1 互联网泡沫膨胀与破裂 |
| 3.1.2 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1.3 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2 美国次贷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2.1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 |
| 3.2.2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2.3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3 欧洲债务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3.1 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与蔓延 |
| 3.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 |
| 4.1 GPM分析框架概述、特征与发展现状 |
| 4.1.1 GPM分析框架概述与全球化应用 |
| 4.1.2 GPM分析框架的特征与优势 |
| 4.2 GPM-4模型设置 |
| 4.2.1 稳态水平的随机过程的设定 |
| 4.2.2 G3经济体的行为方程设定 |
| 4.2.3 中国经济行为方程的设定 |
| 4.3 GPM-4模型的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参数校准与先验分布设定 |
| 4.3.4 贝叶斯估计结果 |
| 4.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模拟 |
| 4.4.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及中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界定 |
| 4.4.2 数值模拟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4.4 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概述与样本选择 |
| 5.1.1 FAVAR模型概述 |
| 5.1.2 FAVAR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5.1.3 样本选择 |
| 5.2 指标选取与因子处理 |
| 5.2.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指标 |
| 5.2.2 工业活动指标 |
| 5.2.3 农业活动指标 |
| 5.2.4 房地产业活动指标 |
| 5.2.5 消费品零售业活动指标 |
| 5.2.6 对外贸易活动指标 |
| 5.2.7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指标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选择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传导机制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
| 6.1 GVAR模型概述 |
| 6.1.1 GVAR模型简介与发展 |
| 6.1.2 GVAR模型基准框架 |
| 6.1.3 GVAR模型估计与求解方法 |
| 6.2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的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3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GVAR模型相关检验 |
| 6.3.2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广义方差分解分析 |
| 6.3.4 基于G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1 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2 国际税收竞争影响 |
| 2.2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应 |
| 2.3 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 |
| 2.3.1 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 |
| 2.3.2 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
| 2.3.3 汇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 |
| 2.3.4 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研究方法 |
| 2.4 CGE研究现状与发展 |
| 2.4.1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评估方法 |
| 2.4.2 CGE研究现状与进展 |
| 2.5 现有文献的不足及可能突破的方向 |
| 第3章 美国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
| 3.1 美国减税政策概述 |
| 3.2 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构建 |
| 3.3 模型情景设置 |
| 3.3.1 实证模型构建 |
| 3.3.2 基准情景设置 |
| 3.3.3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3.3.4 企业所得税减税冲击 |
| 3.4 美国减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动态经济影响 |
| 3.4.1 美国减税对中国等其他地区的影响 |
| 3.4.2 税收竞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3.5 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下的中国减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4.1 减税对区域层面差异性影响分析 |
| 4.2 单国CGE模型概述 |
| 4.3 减税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4.3.1 减税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框架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构建 |
| 4.4.1 多区域CGE的 IO数据结构 |
| 4.4.2 生产结构模块 |
| 4.4.3 生产要素需求模块 |
| 4.4.4 生产部门产出模块 |
| 4.4.5 能源需求模块 |
| 4.4.6 投资需求模块 |
| 4.4.7 家庭需求模块 |
| 4.4.8 其他需求模块 |
| 4.4.9 动态多期投资模块 |
| 4.4.10 劳动需求模块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基础数据构建 |
| 4.4.1 数据来源及参数取值 |
| 4.4.2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5 小结 |
| 第5章 减税对区域和产业经济影响研究 |
| 5.1 税收政策区域和产业差异性实践概述 |
| 5.2 多区域多行业结构性减税模拟分析 |
| 5.2.1 行业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2 区域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3 区域协调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4 分阶段实施减税效应分析 |
| 5.3 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减税影响对比 |
| 5.4 减税政策模拟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开放经济下减税与货币政策搭配效应研究 |
| 6.1 开放经济下研究财政政策模型现状分析 |
| 6.2 投资理论 |
| 6.3 情景模拟:三元悖论 |
| 6.4 政策模拟与分析 |
| 6.5 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组合的短期动态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 |
| 7.1 人民币贬值应对冲击的有效性分析 |
| 7.2 含有汇率模块的多国动态CGE模型构建 |
| 7.2.1 汇率模块 |
| 7.2.2 投资模块 |
| 7.3 数据来源与情景设置 |
| 7.4 结果与分析 |
| 7.4.1 世界各区域主要宏观变量变化分析 |
| 7.4.2 不同管制情景下出口分析 |
| 7.4.3 不同管制情景下进口分析 |
| 7.4.4 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因素对东盟经济拉动效应分析 |
| 8.1 中国减税对主要国家贸易的影响分析 |
| 8.2 PSTR模型理论介绍 |
| 8.2.1 线性模型 |
| 8.2.2 非线性模型 |
| 8.3 东盟出口增加对其经济影响分析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特殊性检验 |
| 8.4 PSTR模型结果分析 |
| 8.5 中国进口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模型投资理论与托宾Q理论联系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与持续时间文献回顾 |
| 2.1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准模型及拓展 |
| 2.1.1 基准模型 |
| 2.1.2 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融合 |
| 2.1.3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拓展与应用 |
| 2.2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 |
| 2.2.1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2.2.2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 2.2.3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2.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
| 2.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1 进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2 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方法 |
| 2.3.4 进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研究 |
| 2.4 总结性评述 |
| 第3章 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典型事实和作用机制 |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2.1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方式 |
| 3.2.2 贸易自由化典型事实 |
| 3.3 出口持续时间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3.1 年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 3.3.2 季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 3.3.3 出口可持续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4 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 3.4.1 进口成本降低效应 |
| 3.4.2 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 |
| 3.4.3 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 |
| 3.4.4 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 |
| 4.2.2 生存分析方法与数据 |
| 4.3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
| 4.3.1 Cox风险模型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 4.3.2 扩展Cox风险模型初步回归结果 |
| 4.3.3 产品异质性与交互作用 |
| 4.3.4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与出口片段起始时间有关吗? |
| 4.3.5 关税减免内生性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分企业所有制与产品差异化检验 |
| 4.4.2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 5.2.1 不确定性下降与出口持续时间 |
| 5.2.2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 5.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 5.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
| 5.3.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典型事实 |
| 5.4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4.1 Cox风险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4.2 数据来源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 5.5 实证结果与解析 |
| 5.5.1 初步回归结果 |
| 5.5.2 排除其它政策干扰和反事实检验 |
| 5.5.3 替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测算方法 |
| 5.5.4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 5.6 再分配效应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贸易自由化、区域营商环境与可持续出口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影响出口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
| 6.3.1 基础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出口目的地结构 |
| 6.4 出口持续性的生存分析 |
| 6.4.1 离散时间生存模型与生存函数估计 |
| 6.4.2 cloglog模型估计结果 |
| 6.5 商业信用、贸易中间商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时机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分析 |
| 7.2.1 最优出口时机选择 |
| 7.2.2 国际市场进入速度 |
| 7.2.3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 7.2.4 运输成本与出口时机 |
| 7.3 计量模型、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 7.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
| 7.4 企业生产率影响出口时机估计结果 |
| 7.4.1 基础回归结果 |
| 7.4.2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 7.4.3 运输成本与出口顺序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命题7.1-7.3 的证明 |
| 附录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 |
| 致谢 |
（10）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二、2016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世界经济分化日益明显 |
| (一) 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分化 |
| 2.除印度外,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下行 |
| (二) 货币政策分化加剧 |
| 1.美国货币政策有望逐步趋于正常 |
| 2.欧元区步入全面宽松货币政策阶段 |
| 3.日本或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4.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或将成为常态 |
| (三) 全球贸易格局分化 |
| 3.中国加快构建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体系 |
| 4.其他经济体加快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 |
| (四)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震荡中下行 |
| 三、世界经济新常态下,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 中国与世界的新型互动态势开始显现, 迫切要求建立面向未来与全球的开放型战略体系 |
四、欧盟下调经济增长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世界经济2020年运行态势与2021年趋势预判[J]. 张锐.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1(01)
- [2]基于评级选购模型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激励约束监管机制研究[D]. 周香芸.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3]农药对胡瓜钝绥螨的风险评估及甲维盐的胁迫效应机制[D]. 程沈航.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1)
- [4]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D]. 张军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D]. 周定根. 湖南大学, 2019(08)
- [8]2017世界核能产业现状报告[A]. 迈克·施耐德,安东尼·福罗格特,大卫·弗里曼,朱莉·哈斯曼,松田忠雄,拉玛纳,胡安·卡米洛·罗德里格斯,安德烈亚斯·鲁丁格,阿格尼丝·斯蒂安,宋梅,郭鹏超,常力月,郝旭光,朱亚旭,刘启源,历颖超,孙兴恒,张碧凝,王焱. 全球核能产业发展报告（2017）, 2017
- [9]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A]. 陈文玲,颜少君.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5~2016）, 2016
- [10]2015—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J]. 陈文玲,颜少君. 全球化,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