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王阮[1](2021)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数字人文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好比在学术圈这个相对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一颗石子,泛起的涟漪会波及整个学术领域[1]。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加快文物藏品数字化保藏,推进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数字博物馆建设[2]。在数字化浪潮中,人文活动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跨界融合,借助数字技术耕读人文知识,变革传统的人文研究范式,并赋予人文研究以新的活力。数字人文正在引领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数字化转型,身处数字环境的人们对历史档案文化的知识需求也愈加强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中鼓励开展口述历史档案、国家记忆和城市(乡村)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等工作。口述历史档案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纽带,以记录时代变革、填补记录空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价值和功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世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洗淘,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失传或濒临灭亡。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应用数字技术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有关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虽然从启动时间看,我国研究起点较美国晚了近30年,无论理论基础还是实践进展都缺少资源深度开发和知识挖掘,尚处于起步成长阶段。但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我国拥有相当丰富且数量庞大的人文资源亟待挖掘。在数字人文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方法检索、利用浩瀚繁杂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将其蕴含的丰富内部事实、数据和知识展现出来,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如何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进行深度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也将成为当下及未来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重点。基于此,本文以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口述历史档案、知识发现的追本溯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结合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特征与属性,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探究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核心内容,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与知识图谱并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深入揭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元,将其蕴含的人、地、时、事等复杂内容关系予以揭示,辅助和支撑人文学者进行研究,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导,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具体来说,核心内容包含4个部分。第3章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本章首先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进行分析,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进行概述,梳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然后,解析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功能要素、构成要素及功能要素关系,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最后,对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进行解构,包含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第4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纷繁浩杂,如何将零散杂乱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组织起来,就需要借助本体来实现。鉴于目前本领域尚未发现可复用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故而需要自建本体,这也是本领域的创新之处所在。本章作为第五章的铺垫,通过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呈现口述历史档案领域知识认可的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从知识组织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表示,并利用Protégé工具辅以实例可视化展示,验证了本文构建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为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提供组织结构基础。第5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本体只是从组织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描述与揭示,而知识图谱是基于关联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聚合。本章首先提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构想,包含模式层和数据层,模式层既可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解析、本体与图数据库的映射规则以及关系界定入手;也可以直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源抽取所需要素。数据层包含信息抽取和知识融合两部分。然后介绍知识图谱存储和绘制工具。最后,基于第四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结构,引入实验数据源,采用目前主流的Neo4j图数据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从知识关联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聚合,构筑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网系,实现知识关联,为第六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奠定关系主线。第6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本章在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展示的基础上,基于知识图谱洞悉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关系,从多维视角深入挖掘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潜藏的丰富内部事实。具体包含:基于项目整体概况的知识发现、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以及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既可以细致展现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间人、地、时、事之间的知识关联,又可以探求涉及同一主题或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之间的隐性关系,方便领域学者进行后续研究,以佐证本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数字人文大背景下,将以本体和知识图谱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引介”口述历史档案研究,实现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领域本体和知识图谱构建新突破,同时借助实例可视化展示,将人、地、时、事等内容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细粒度描述,从事件、时空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等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挖掘与多维知识发现,不仅丰富了多元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且还推进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创新。在“技术驱动+知识发现”的催化反应下,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提供了借鉴与可行指导,同时也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及可视化具体实施提供了可操作性框架参考,切实推动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发现与知识服务。
曹立波[2](2021)在《“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文中提出"文史互证"方法在近百年文史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有公元前孟子"知人论世"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观念的积淀,也不乏清代"朴学"的承袭和"实验主义"方法的西学东渐。胡适以"文史互证"法考证《三国演义》等小说,争议不多,考证红学的影响却相对复杂。1921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是强调"科学方法",批驳索隐派,却导致百年红学步入索隐—考证—新索隐的曲折之路。而科学方法与文学性的兼容,对作者家中人与《红楼梦》中人进行系统性观照,统筹通性真实(民族记忆)与个性真实(家族记忆)的虚实关系,应是走出困境的可行之路。尝试由古今到未来、由国内到海外时空维度的兼顾,探寻新时代的诗史互动,为经典的阐释与传承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
周丽威[3](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域铖[6](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刘燕[7](2019)在《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唐代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王昌龄及其诗歌的研究一直是较受关注的领域。但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王昌龄其人及其诗歌本身,还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模式。因此,王昌龄这样的盛唐名家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就需要有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先进的研究方法。故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王昌龄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对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即时传播和后续传播、唐人选唐诗中的选录、唐人在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追摹、仿效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将以诗评家、诗选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和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结合起来,意在全面构建王昌龄诗歌唐代传播和接受史。既注重王昌龄诗歌在唐代多样化传播方式的考察,又侧重从唐代不同阶段经典的诗选、诗评中勾勒王昌龄诗歌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轨迹,总结其间的接受规律并探究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为当代王昌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对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环境进行概述。主体部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重点阐述王昌龄诗歌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主要有三大主要方式,即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与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既侧重分析每种传播方式的传播受众、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又注重探析即时传播的时空分布情况。第二章重点阐述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集本的后续传播主要有王诗别集和唐人选唐诗两种形式,重点分析王诗别集在国内外的刊刻和传播情况与唐人选唐诗在中原、西域乃至日本的传播情况。第三章注重从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观的嬗变来考察唐代选家对王昌龄其人其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接受。主要对入选诗歌的数量、体裁、题材等方面进行精准统计,在定量分析的同时,亦注重从诗选家对王昌龄诗歌的艺术评点和诗史地位的定位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并注重分析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整体趋势和其内在原因、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传世名篇和盛唐诗名的经典构建以及对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从而在定量定性的综合分析中归纳出有唐一代王昌龄诗歌选本接受的规律。第四章重点探究唐代诗、词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首先就唐人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几种主要方式展开分析,并选取李益、张仲素等典型个案进行观照,最后论及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晚唐五代词人创作上的影响,从而突出“以诗人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的研究特色。
李枫[8](2019)在《《辽海书徵》校注补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所作《辽海书徵》,脱胎於《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本论文是对《辽海书徵》一书进行的校注、补正工作。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辽海书徵》的校注、补正。首先,完成《辽海书徵》的校勘工作,以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石印本为底本,以《东北文史丛书》编1委员会点校、渖阳古旧书店1983年出版的《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作为对校本,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校对力求全面、细致。其次,由於金氏在着录各书时,对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的介绍相对简略,且很多资讯随时间流逝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会导致不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无从下手之弊,因此本文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辽海书徵》的注释、补正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辽海书徵》着录、徵引书目的版本存续、作者生平、以及金氏未录之其他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注释、补正。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探讨了《辽海书徵》对《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的增补、订正与因袭进而讨论了《辽海书徵》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
毋燕燕[9](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提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朴雪梅[10](2013)在《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文中提出泠斋柳得恭(1748-1807),字惠风、惠甫,号泠斋、泠庵,是朝鲜北学派主要作家之一,与李德懋、朴齐家、李书九合称“海东四家”。柳得恭曾三次出使中国,着有《泠斋集》、《热河纪行诗注》、《燕台再游录》、《二十一都怀古诗》、《古云堂笔记》等多部着作。1776年凭借“后汉四家”共同编撰的诗歌集《韩客巾衍集》驰誉中国文坛。柳得恭本系庶出,按当时朝鲜律法不得进官加爵,但受惠于正祖的“庶孽通清”政策,32岁出任奎章阁检书官一职,自此仕途通达。1801年纯祖即位后,政界动荡,北学派文人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遵从祖父遗训,归隐田野,专心着书,不问世事,幸免于难。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柳得恭作品的研究不乏历史研究,社会历史背景观照下的诗歌题材研究,以及诗歌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但还没有在文化批判视角下的文学研究。因此本论以文化批判的视角和方法,结合形象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接受诗学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柳得恭社会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系统研究,探讨了柳得恭对中世纪文化模式的批判。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证了十八、九世纪东亚近代化转型期社会文化特征及北学派思想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探讨了采用文化批判视角研究柳得恭文学作品的迫切性和可行性。第二章以《二十一都怀古诗》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批判的方法,探讨了柳得恭对朝鲜传统历史文化模式的反思。柳得恭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重新阐明了朝鲜不同于东亚其他各国的文化根基,为发展朝鲜民族文化提供了平台,阐释了文化开放性与自主性的重要性,为面临中世纪文化危机的朝鲜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发展思想。第三章则以《热河纪行诗注》和《燕台再游录》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柳得恭对东亚文化模式的批判。柳得恭借助三次出使经验,审时度势,展望了东亚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及朝鲜的角色定位,提出了关注“夷”文化,发现自身文化价值,推动多元文化交流,共建东亚文化的思想,并通过诗歌创作实践了其文化创新思想。第四章以《泠斋集》中的诗歌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文学创作实践。通过对《韩客巾衍集》中收录的柳得恭诗歌研究,探讨了柳得恭兴朝鲜民志,观朝鲜民风,群朝鲜民情,抒朝鲜民怨的诗学创作理念;以王士祯《秦淮杂诗·十四首》对柳得恭《松京杂绝·九首》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了柳得恭对外来诗歌理论的接受与创新。最后讨论了柳得恭对朴趾源“朝鲜风”思想的继承及实践。在关注朝鲜地域文化,发现朝鲜不同于中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诗歌创作理念下,他营构了独具朝鲜人文风格特质的朝鲜风。并期望借助朝鲜风向东亚各国介绍朝鲜历史、民俗、风土,为朝鲜在中世纪文化转型期赢得尊重与话语权提供一个平台。第五章为结论部分。对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研究,有益于阐释中世纪东亚文化转型期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裂变、离散、怀疑、反思、反省、批判等思想变化,进一步透视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深层变化和进步以及这些思想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批判视角下的柳得恭文学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十八世纪朝鲜文学发展及其成就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二、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口述历史档案研究现状 |
1.3.2 知识发现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口述历史档案 |
2.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 |
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论 |
2.2.1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含义 |
2.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意义 |
2.2.3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原则 |
2.3 本体理论 |
2.3.1 本体概念 |
2.3.2 本体分类 |
2.3.3 本体构建流程 |
2.3.4 本体在档案领域的应用 |
2.4 知识发现理论 |
2.4.1 知识发现定义 |
2.4.2 知识发现过程 |
2.4.3 知识发现方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 |
3.1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分析 |
3.1.1 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要求 |
3.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需求 |
3.2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与体系架构 |
3.2.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 |
3.2.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 |
3.3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 |
3.3.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 |
3.3.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功能要素解析 |
3.3.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要素及功能关系 |
3.3.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构建 |
3.4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解构 |
3.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 |
3.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 |
3.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 |
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原则 |
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标准选择 |
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抽取 |
4.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模型设计 |
4.4.1 术语词表构建 |
4.4.2 确认类的等级体系,定义类和属性 |
4.4.3 充实、修正本体 |
4.4.4 本体模型转换 |
4.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实例化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 |
5.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 |
5.2 模式层组织 |
5.2.1 本体解析 |
5.2.2 本体与图数据库规则映射 |
5.2.3 关系界定 |
5.3 数据层组织 |
5.3.1 信息抽取 |
5.3.2 知识融合 |
5.4 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化 |
5.5.1 数据准备 |
5.5.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模式层组织 |
5.5.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数据层组织 |
5.5.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5.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可视化 |
5.6 本章小节 |
第6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 |
6.1 基于项目概况的知识发现 |
6.1.1 整体—局部分布 |
6.1.2 项目—时间分布 |
6.1.3 项目—地点分布 |
6.2 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1 事件—项目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2 事件—时间关系的知识发现 |
6.2.3 事件—地点关系的知识发现 |
6.3 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6.3.1 基于口述项目本身的社会关系 |
6.3.2 基于口述项目内容的社会关系 |
6.4 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6.4.1 基于社会关系的人物空间分布分析 |
6.4.2 基于任职经历的人物时空迁移轨迹分析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2)“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史互证法与自叙说的学术肌理 |
二文史互证与自叙说的困境及成因 |
三文史互证与红楼人物典型化路径 |
四文史互证与红学未来走向 |
1. 从“原意”探寻,走向诗意对话。 |
2. 从原本考证走向全本品读。 |
(3)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概念界定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二)价值取向 |
(三)中学 |
四、研究设计 |
(一)时间范围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分析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二、价值的内涵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一)基本原理 |
(二)事实与价值 |
(三)模式理论 |
(四)情感理论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一)结构主义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一)实用主义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凡例 |
经部 |
史部 |
子部 |
集部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2 刘凝批注内容 |
3 刘凝批注特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王诗传播接受史研究综述 |
三、本文写作的目的及意义 |
四、本文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五、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背景概述 |
第一章 王诗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 |
第一节 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 |
一、送别赠答诗及双向互动效应 |
二、题壁诗及多向发散型效应 |
三、干谒诗及“意见领袖”效应 |
四、宴游同赋诗及多向互动效应 |
第二节 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 |
一、唐代歌唱七绝的诗乐传统 |
二、“旗亭画壁”与王昌龄七绝的音乐传播 |
第三节 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 |
一、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诗格》在国内外的传播 |
二、《琉璃堂墨客图》和以王昌龄为中心的江宁诗会 |
第四节 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及传播时空分布分析 |
一、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分析 |
二、单篇文本形态的历时传播与空间分布 |
第二章 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 |
第一节 王诗别集的编订和传播 |
一、王诗别集在国内的传播 |
二、王诗别集在国外的传播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的选录和传播 |
一、唐人选唐诗兴起原因及传播效应分析 |
二、唐人选唐诗与王昌龄诗歌的传播 |
第三章 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及其诗歌的接受 |
第一节 《河岳英灵集》:王昌龄诗歌的“第一读者” |
一、“克嗣风骨”“中心高作”:对王昌龄振兴盛唐风骨的标举 |
二、“王稍声峻”“惊耳骇目”:对王昌龄诗歌艺术特征的体认 |
三、“再历遐荒”“知音叹惜”:对王昌龄晚年遭际寄予的同情 |
四、“第一读者”“第二读者”:声律风骨兼备审美范型的接受史意义 |
第二节 《国秀集》:对王昌龄五古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
一、《国秀集》的诗美理想和选诗倾向 |
二、《国秀集》评选标准和实际选录的疏离 |
第三节 中唐三大选本选诗倾向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由显到隐” |
第四节 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分野 |
一、“不在马上在闺房”: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 |
二、《又玄》《才调》:精工流丽和情致风韵的诗学旨归 |
三 、《唐诗类选》:掷地金声和饶有风骨的盛唐遗音 |
第五节 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接受史意义 |
一、唐人选唐诗选王诗整体趋势及原因探析 |
二、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名篇和诗名的构建 |
三、唐人选唐诗对王诗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 |
第四章 唐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 |
第一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四大方式 |
一、袭字句 |
二、学句法 |
三、用句意 |
四、效体式 |
第二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典型个案分析 |
一、“去龙标不远”:李益摹其风神 |
二、“升江宁之堂”:张仲素得其遗响 |
第三节 王昌龄诗歌对晚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一、唐代歌诗向词体的转变及王昌龄诗歌的合乐性 |
二、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辽海书徵》校注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价值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学方法 |
二、历史学方法 |
【凡例】 |
《辽海书徵》小引 |
《辽海书徵》卷第一 先正遗着之一 |
《辽海书徵》卷第二 先正遗着之二 |
《辽海书徵》卷第三 先正遗着之三 |
《辽海书徵》卷第四 先正遗着之四 |
《辽海书徵》卷第五 地方志乘 |
《辽海书徵》卷第六 掌故杂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後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9)《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单篇别行——《礼记》研究的另一维度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
二、《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意义与方法 |
第一章 《植弓》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第二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第三节 《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檀弓》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二章 《王制》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第二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第三节 《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王制》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三章 《月令》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四、“月令体”着作概述 |
第二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四、“月令体”着作举要 |
第三节 《月令》单篇别行原因与价值 |
一、《月令》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月令》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四章 《深衣》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第二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文学作品举要 |
第三节 《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及价值 |
一、《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深衣》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第五章 《投壶》单篇别行研究 |
第一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一、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二、以“投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概述 |
第二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一、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二、以“投壶”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第三节 《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投壶》单篇别行的价值 |
小结 |
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 |
二、《礼记》单篇别行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 |
附录二:近四十年《礼记》研究现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10)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化哲学 |
1.3.2 比较文学形象学 |
1.3.3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
1.4 研究目的意义 |
1.5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历史性视域下的文化批判 |
2.1 《二十一都怀古诗》中的朝鲜 |
2.1.1 对历史荣耀的颂扬 |
2.1.2 对历史教训的反思 |
2.2 《二十一都怀古诗》对朝鲜文化的文化批判 |
2.2.1 对朝鲜历史根基的重释 |
2.2.2 对朝鲜文化自主性的反思 |
2.2.3 对朝鲜文化开放性的坚持 |
第三章 共时性视阈下的文化批判 |
3.1 《热河纪行诗注》对东亚文化的文化批判 |
3.1.1 文化维持:对东亚价值体系的传承 |
3.1.2 文化失范:从华至夷的文化传播 |
3.1.3 文化危机:“夷”文化的觉醒 |
3.1.4 文化创新:多元文化的互动 |
3.2 《燕台再游录》对中国文化的文化批判 |
3.2.1 文化失范之学风问题 |
3.2.2 文化危机之政坛动荡 |
3.2.3 对朝鲜形象的反思 |
第四章 文化转型之尝试 |
4.1 关注朝鲜: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
4.1.1 “兴”民志 |
4.1.2 “观”民风 |
4.1.3 “群”民情 |
4.1.4 抒民“怨” |
4.2 对中国诗歌理论的接受 |
4.2.1 物象纯美 |
4.2.2 视角平远 |
4.2.3 意境清远 |
4.3 诗歌创新之朝鲜风 |
4.3.1 朝鲜风的提出 |
4.3.2 柳得恭诗歌中的朝鲜风 |
4.3.2.1 从容现在 |
4.3.2.2 字其方言 |
4.3.2.3 韵其民谣 |
4.3.3 中国文人对柳得恭诗歌的评价 |
第五章 结论 |
5.1 柳得恭眼中的文化危机 |
5.2 文化创新:开放的文化视野 |
5.3 文化创新:诗歌实践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四、延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8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D]. 王阮. 吉林大学, 2021
- [2]“文史互证”何以可能——以百年红学为例的考察[J]. 曹立波. 文学评论, 2021(02)
- [3]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7]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D]. 刘燕. 广西大学, 2019(01)
- [8]《辽海书徵》校注补正[D]. 李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9]《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10]柳得恭文学的文化批判[D]. 朴雪梅. 延边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