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什推出庞大“减税规划”（论文文献综述）
李俊霖[1]（2021）在《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1946年国会重组法》的制定和颁布为标志,美国国会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其目的是通过提升国会的立法效率和监督能力,最终达到扞卫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的效果。整个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可分为“委员会政府”时代（1947—1964）、“民主化改革”时代（1965—1980）和“后改革”时代（1981—1995）三个阶段,每个时代的阶段性目标、改革策略和方法均各有侧重。在“委员会政府”时代,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关键词是“效率”,即建立权力集中、分工明确的常设委员会体系,并辅之以更完善的国会助理和立法服务机构体系;到了“民主化改革”时代,打破委员会体系内部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实现立法话语权分配民主化,成为了这一时期议员们的普遍共识;及至“后改革”时代,国会已不再寻求制定和推进全面、系统的立法机制改革计划,而是尝试从控制预算、削减赤字这样的具体政策领域入手,对联邦行政权扩张加以限制,以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党团对国会立法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依靠跨党派共识来发起和推动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其具体表现为,《国会重组法》被议院多数党所主导的规章和机构调整所取代。上述立法机制改革重心转变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与改革实效间互动的产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改革者们意识到,仅靠改革国会立法机制是不足以重建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权力制衡机制的,与其在这一问题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去解决诸如预算超支、赤字飞涨之类的现实问题。换言之,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推进,维护以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这一最终目标,已不再是改革者们规划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策略和路径的唯一依据。相应的,回应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求,逐渐成为各项改革举措的首要出发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包括改革过程复杂、改革参与者的能力及其对待改革的态度各异,也有《联邦宪法》中某些内容的时代局限对改革施加的束缚。总之,改革的最终目标与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之间缺乏及时、高效的互动,是改革实际收益始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症结所在。因而,想要破解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则必须在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以及恰当的改革路径之间搭建起有效的沟通渠道。透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联邦宪法》对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意义重大。《联邦宪法》不仅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目标,而且其参与塑造的法制传统和政治文化,还以左右国会议员及美国公众对待具体改革措施的态度的方式,影响着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实际成效。例如,《联邦宪法》中的消极自由权利观、多数原则、地域代表制等核心宪法规范和原则,均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最终陷入停滞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由此可见,想要完成一次成功或者说“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离不开宪法层面的理论与制度调整。然而,宪法作为成文法和一国根本大法的身份又决定了其必须具备稳定性、确定性的特质。这也是进入20世中叶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治理需求,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更乐于以演绎性解释而非直接更改的方式维护《联邦宪法》时效性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对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而言,宪法层面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仅仅为了实现一次“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尚不足以构成修正宪法的充要条件。诚然,宪法不易更改,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制改革舍此就别无他途。早在“民主化改革”时代,美国国会就曾尝试借助信息化办公技术和工具提升自身立法效能,并以此巩固和增强其在联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可当时的信息化办公技术囿于智能化程度不足的限制,只能充当人类议员和国会助理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而无法给国会立法机制带来实质性改变,所以未对改革走向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实用化领域取得的突破,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开辟新的路径提供了可能,即无人化立法技术。所谓无人化立法技术,是指依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具备自主完成立法辅助工作甚至立法决策能力的无人化办公程序。相比于已有的改革路径,无人化立法技术不仅有望显着提高美国国会立法工作的效率,而且其自主工作能力衍生出的技术中立特质可以显着降低人为因素对国会立法机制及其改革的影响,这对于提升美国国会立法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学位论文由六章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负责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学术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逻辑结构等内容;第二章是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概念及背景的阐释,包括核心概念界定、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溯源性梳理以及对改革背景和依据的介绍;第三至五章分别从改革方案的形成、针对立法制度的改革、针对立法行为的改革和对改革的阶段性评价等角度,对三个阶段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对改革的反思,其内容涵盖改革的经验、教训、影响与改革反映出的规律。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笔者认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确实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其中既有宪法体制的理论与制度极限,也有现有改革路径的结构性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彻底陷入死局。如果能将人工智能为代表无人化立法技术纳入立法机制改革的构想和计划内,或可为推进美国国会立法、监督、制衡能力全面提升找到新的突破口。
陈立刚[2]（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鲍静[3]（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刘亮亮[4]（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王泽英[5]（2020）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文中研究表明特朗普竞选之初就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竞选口号,上台之后在“美国优先论”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先后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多个文件,明确了美国国家利益,指出了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支柱,同时调整了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认识,认为国际社会已经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面临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威胁。作为当今世界主导国的美国,其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的改变不仅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性,同时也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变化。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和实质。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乏力、内部社会问题积累发酵、外部战略压力上升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美国优先论”提出的重要背景。“美国优先论”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益至上,以及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和当前国际秩序减少承担国际义务、谨慎使用权利资源和扭转美国目前面临的实力相对衰落。第二部分根据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内外政策和活动,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实现“美国优先”的内容和措施。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首先提出保卫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其次是保卫美国的经济安全,实现美国经济繁荣;最后,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特朗普政府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手段以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第三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给美国外交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一方面“美国优先论”推动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外交革命”,重塑了美国的身份和利益,科技竞争加剧,另一面美国政策的调整使得国际社会短期内矛盾激增,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四部分分析了“美国优先”和美国霸权面临的国内外困境以及“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霸权国,美国政策的目的始终围绕着实现和维持美国霸权。但是实现“美国优先”一方面面临着国内执政团队不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政治制度制约政策推行的难题。美国霸权如今面临着国际制度霸权的解体、支配地位的降低、外部竞争压力的上升和美国政治的内部衰败。本文的第四部分对“美国优先论”的预期效果进行了评估,认为未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旧面临困难,并且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和对立也无法得到缓解。借助道义现实主义,本部分对于“美国优先论”对美国政治领导力的衰落和美国单边主义加速国际体系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领导力衰落和领导力性质的变化将对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产生影响,新的体系将在这一背景下逐渐产生。“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内来看,“美国优先论”仍旧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方针政策,虽然在受到不同阶层和国内发展状况的影响,但是从“美国优先论”的实质角度来看,未来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外角度来看,“美国优先论”同世界的发展趋势相背,并且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保留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和实力的部分,修改不利于美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部分,将成为未来“美国优先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如何扭转衰落的势头并维持霸权地位将是特朗普政府和今后美国政府需要面对和继续解决的难题。随着国际社会权力中心东移,中国崛起势头不断加强,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焦点。当前中国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同美国的交往和竞争中获得更好的战略环境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张兰[6]（2020）在《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文中指出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美苏冷战由“相对缓和”进入到“暖战”对抗升级的新阶段。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第40届总统。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先后签署了《国家安全第66号指令》及《第75号指令》,全面调整美国对苏政策,由“围堵”改为“直接对抗”,实行积极的“推回战略”。1981-1983年间,“波兰危机”揭开了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序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波兰戒严”后,美国积极介入,发表了《制裁行动声明》;随后,里根出访欧洲,协调美欧立场,发表《威斯敏斯特演讲》,鼓吹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十字军征伐”。在经济上,美国扩大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严格管控对苏能源技术及设备出口,减少苏联获取高新技术的机会,打击苏联的经济。在军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增加了美国军费开支,大力推动军事科技更新,迫使苏联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军备竞赛,试图拖垮苏联。在地区安全上,里根政府采取了“有限推回战略”,直接对抗苏联的扩张,并以各类“隐蔽手段”支持并援助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波兰的团结工会等全球的反苏势力。里根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根本受制于国际冷战格局的演变。苏联虽然经过了1970年代的较快经济发展,逐渐拉近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是,在美苏冷战较量中,美国仍然拥有综合国力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随着中美建交、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为美国的“推回战略”的实施铺平了道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严重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及战略优势,这加速了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转变。美欧关系的改善,以美英为主的美欧政策协调,为里根政府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工具支持。里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潭,这为美国的对苏强硬政策提供的有力的战略支撑和坚实的战略基础。“里根主义”奉行实力至上,强调“以实力求和平”,里根作为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保守派,其顽固的反苏反共政治理念,使里根倾向于选择强硬地与苏联直接对抗。换言之,里根的政治及外交理念推动着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除此之外,当时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共和党掌控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的政治操作,以及苏联方面的应对措施共同促成了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调整。里根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美苏国际冷战的升级。由此,美苏冷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进入了竞争激化的最后阶段。其政策影响深远,一方面,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受到了阻滞;另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加码大大加重了苏联的战略负担,这成为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同时,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正因如此,值得指出的是,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在经历了最初的与苏联强硬对抗之后,逐渐将其对苏政策修正为以和平演变为主的相对缓和的政策。1981-1983年间美苏战略调整与竞争是典型的大国博弈,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大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龙小燕[7]（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钱思韵,朱启兵[8]（2019）在《美国税收、支出、债务的财政三角困局》文中认为美国政府如何推行减税,如何维持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如何控制联邦政府赤字与债务,成为当前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财政三角困局。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而特朗普也显然并不会放弃其在竞选时就已许下的减税和基建承诺,因此赤字和债务继续攀升将不可避免。
孙瑜晨[9]（2018）在《美国历次减税的启示与中国减税权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减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减税权的不当行使和不当配置有关。美国历经了多次减税改革,其减税权的运行既有值得借鉴之处,包括减税权法律来源的明确性和总体规模的限度性等;但也有值得警惕的经验教训,如减税对象的选择倾向于富人,有违分配正义和减税公平。我国也存在自身的减税问题,应当以减税权为逻辑起点,妥善处理国内的减税权问题以及他国减税权运行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董在东[10]（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二、布什推出庞大“减税规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布什推出庞大“减税规划”（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综合性研究 |
| 1.2.2 关于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美国国会预算编订机制改革的研究 |
| 1.2.4 关于国会助理制度和信息化办公技术在美国国会中应用情况的研究 |
| 1.2.5 关于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影响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5 不足之处 |
| 1.6 逻辑结构 |
| 第2章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和依据 |
| 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释义 |
| 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溯源 |
| 2.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理论渊源 |
| 2.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宪法依据 |
| 2.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实践溯源 |
| 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 |
| 2.3.1 总统权力扩张导致宪法体制失衡 |
| 2.3.2 国会立法工作量增加与工作难度提升 |
| 2.3.3 政党博弈阻碍了国会立法能力的提升 |
| 2.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依据 |
| 2.4.1 改革的理论依据 |
| 2.4.2 改革的现实依据 |
| 小结 |
| 第3章 “委员会政府”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47-1964) |
| 3.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3.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3.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3.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3.2.1 精简常设委员会体系与规范委员会工作流程 |
| 3.2.2 增加国会助理的数量与完善国会立法服务体系建设 |
| 3.2.3 建立国会与联邦行政机构间的预算协商机制 |
| 3.2.4 规范利益集团对国会立法的影响——以游说为例 |
| 3.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3.3.1 国会党团成为“行政化”的委员会体系的辅助和补充 |
| 3.3.2 国会以预算政策为切入点尝试制衡总统权力的扩张 |
| 3.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3.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3.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3.4.3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的实际作用 |
| 3.4.4 改革对规范利益集团游说行为的实际作用 |
| 3.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4章 “民主化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65-1980) |
| 4.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4.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4.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4.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4.2.1 立法技术的更新与国会立法机制的民主化改革 |
| 4.2.2 国会助理制度和国会立法服务机构的革故与立新 |
| 4.2.3 国会预算编定机制的调整与预算监督意识的增强 |
| 4.2.4 联邦选举制度改革与限制总统战争权的行使 |
| 4.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4.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4.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4.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4.4.3 改革对实现国会内权力分配民主化的实际作用 |
| 4.4.4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稳定的实际作用 |
| 4.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5章 “后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81-1995) |
| 5.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5.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5.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5.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5.2.1 《1994年国会重组法》草案的内容及立法过程 |
| 5.2.2 平衡预算与赤字削减法案的演进历程 |
| 5.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5.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5.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5.4.2 党团领导的参众两院改革与府会博弈之下的赤字削减法案 |
| 5.4.3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6章 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反思 |
| 6.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经验 |
| 6.1.1 立法程序“行政化”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 |
| 6.1.2 立法技术革新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新的路径 |
| 6.1.3 坚持民主立法是改革实效正常发挥的前提 |
| 6.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教训 |
| 6.2.1 宪法权利观的滞后使改革目标与实际需求脱节 |
| 6.2.2 宪法稳定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消解改革实效 |
| 6.2.3 政党政治为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平添了不确定性 |
| 6.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影响 |
| 6.3.1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各州议会立法机制的影响 |
| 6.3.2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他国立法机构的借鉴意义 |
| 6.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反映出的规律 |
| 6.4.1 改革目标的设定要兼顾宪法原则与实际立法需求 |
| 6.4.2 选择改革路径时要积极尝试和妥善运用新的技术 |
| 6.4.3 立法机制改革不能脱离对宪法理论的反思和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瓶颈与突破可能 |
|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遭遇的瓶颈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突破改革瓶颈的新可能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的应用可能遭遇的质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4）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和实质 |
| 2.1 .“美国优先论”提出的背景 |
| 2.1.1 .经济发展长期乏力 |
| 2.1.2 .内部社会问题积累发酵 |
| 2.1.3 .共和党与民主党斗争加剧 |
| 2.1.4 .战略压力上升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 |
| 2.2 .“美国优先论”的实质 |
| 2.2.1 .美国利益至上 |
| 2.2.2 .追求经济繁荣 |
| 2.2.3 .减少国际义务 |
| 2.2.4 .扭转霸权实力衰落 |
| 第3章 特朗普政府实现“美国优先论”的措施 |
| 3.1 .保卫美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 |
| 3.1.1 .确保国土的绝对安全,预防恐怖主义威胁 |
| 3.1.2 .打击非法移民,提高移民门槛 |
| 3.1.3 .确保美国网络安全 |
| 3.2 .繁荣美国经济 |
| 3.2.1 .继续推动再工业化 |
| 3.2.2 .建立“公平”贸易关系 |
| 3.2.3 .保持科技领域优势地位 |
| 3.2.4 .扩大能源优势,忽视全球气候变化 |
| 3.3 .以实力求和平 |
| 3.3.1 .重回大国竞争的安全框架 |
| 3.3.2 .重建美军 |
| 3.3.3 .出台“印太战略”,谋求地区力量优势 |
| 第4章 “美国优先论”对美国外交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分析 |
| 4.1 .特朗普推动美国“外交革命” |
| 4.1.1 .重塑美国的身份和利益,追求实际获利 |
| 4.1.2 .科技竞争加剧 |
| 4.1.3 .美国利益优先导致国际摩擦增加 |
| 4.1.4 .“退出主义”与逆全球化活动增加 |
| 4.2 .国际社会失序和矛盾激增 |
| 4.2.1 .频繁使用贸易制裁,增加国际贸易摩擦 |
| 4.2.2 .退出《中导条约》,破坏全球战略安全 |
| 4.2.3 .国际社会的失序和全球治理面临危机 |
| 第5章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困境和未来走向 |
| 5.1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国内困境 |
| 5.1.1 .决策班底不稳定,政策执行缺乏稳定团队支撑 |
| 5.1.2 .制度制约政策推行 |
| 5.1.3 .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困难 |
| 5.2 .美国优先论面临的国际困境 |
| 5.2.1 .美国政治领导力衰落 |
| 5.2.2 .美国单边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 |
| 5.3 .美国霸权面临的困境 |
| 5.3.1 .美国全球霸权面临解体 |
| 5.3.2 .霸权实力衰落和国际秩序重塑之间的互构 |
| 5.3.3 .外部战略竞争压力上升,削弱美国霸权能力 |
| 5.3.4 .美国的衰败 |
| 5.4 .“美国优先论”的未来趋势分析 |
| 5.4.1 .“美国优先论”的国内趋势分析 |
| 5.4.2 .“美国优先论”的国外趋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卡特政府对苏政策遗产 |
| 第一节 卡特“新世界秩序”的失败 |
| 第二节 苏联入侵阿富汗与对苏“新遏制” |
| 第二章 里根上台与美苏摩擦升级 |
| 第一节 粮食禁运问题的扩大 |
| 第二节 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的破产 |
| 第三节 波兰戒严与美国的制裁 |
| 第四节 1982 年里根的欧洲之行与美欧协调 |
| 第三章 黑格辞职与美国对苏的“新强硬政策”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第32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新战略 |
| 第二节 军备扩充与新一轮军备竞赛 |
| 第三节 能源管控与经济技术战 |
| 第四节 谈判与武力相结合的阿富汗政策 |
| 第四章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美国对苏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安德罗波夫上台与苏联外交政策转变 |
| 第二节 《国家安全第75号指令》与美国对苏政策走向 |
| 第五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冷战格局中美苏力量对比 |
| 第二节 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催化 |
| 第三节 美国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苏联国内诸因素分析 |
| 第六章 1981-1983 年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推动了国际冷战局势的升级 |
| 第二节 阻滞了苏联的战略进攻 |
| 第三节 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动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美国税收、支出、债务的财政三角困局（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和债务周期 |
| (一) 里根的减税措施获得成功 |
| (二) 小布什国防开支增加, 控制赤字失败 |
| (三) 奥巴马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扩大赤字 |
| 二、美国税收、支出、债务的财政三角困局 |
| (一) 新一轮经济扩张周期下的减税 |
| (二) 特朗普构想的大基建和边境墙对资金的需求 |
| (三) 特朗普可能面临的税收、支出、债务的三角困局 |
| 三、美国的财税收入难以满足特朗普的财政行为 |
| (一) 联邦政府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与债务收入 |
| (二) 收入与支出的失衡 |
| (三) 财税制度对赤字和债务水平的约束 |
| (四) 大规模财政支出可能迫使特朗普提高或继续暂停债务上限 |
| 四、衰退担忧下的财政政策或将不可持续 |
| (一) 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势对债务的影响 |
| (二) 赤字和债务问题将压缩财政政策在衰退期的可操作空间 |
（9）美国历次减税的启示与中国减税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破解之策:减税权概念的建构 |
| 三、美国减税改革中的减税权运行规律及其启示 |
| 1. 减税权的来源问题 |
| 2. 减税权的对象问题 |
| 3. 减税权的限度问题 |
| 4. 减税权运行的系统性 |
| 四、中国财税改革进程中的减税权问题分析 |
（10）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由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理由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的研究 |
| 二、关于次贷危机后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概述 |
| 一、次贷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概述 |
| 一、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影响 |
| 二、欧元区国家的干预措施及救助计划 |
| 三、英国与德国的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美国短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助华尔街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美国救助汽车行业计划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财政悬崖”及债务上限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量化宽松政策的由来和发展 |
| 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长期应对手段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美国救市长期应对手段的主要内容 |
| 二、美国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美国长期财政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四章 欧盟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一节 欧盟各国救市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一、欧盟各国短期提高流动性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二、欧盟各国中期加强财政整顿措施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三、欧盟各国长期结构调整及欧元货币政策的伦理取向及其争议 |
| 第二节 欧盟国家和社团应对救助危机政策的分歧 |
| 一、德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二、英国对于救助危机国的态度 |
| 三、欧洲社团主义的态度 |
| 第三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五章 关于危机外因——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危机伦理观 |
| 二、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伦理观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自由放任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导致危机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六章 关于危机内因——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公平效率伦理观 |
|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
| 二、功利主义的观点 |
| 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伦理论争 |
| 一、凯恩斯主义公平优先的观点 |
| 二、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的观点 |
| 三、其他学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述 |
| 第七章 关于危机后果——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伦理论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观 |
| 一、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
| 第三节 次贷危机后关于资本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伦理论争 |
| 一、资本主义前途黯淡派的观点 |
| 二、资本主义前途改良派的观点 |
| 三、资本主义前途乐观派的观点 |
| 第四节 小结与评价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
| 一、危机应对政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二、危机成因认识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三、危机后果研判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评析 |
| 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特征与积极性 |
| 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新发展的趋势与局限性 |
| 第三节 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
| 一、关于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
| 二、关于危机后社会经济伦理思想调适的启示 |
| 三、关于新常态下的财富伦理观变革的思考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布什推出庞大“减税规划”（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D]. 李俊霖. 辽宁大学, 2021(02)
-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4]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5]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论”评析[D]. 王泽英. 新疆大学, 2020(07)
- [6]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1981-1983）[D]. 张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8]美国税收、支出、债务的财政三角困局[J]. 钱思韵,朱启兵. 国际金融, 2019(03)
- [9]美国历次减税的启示与中国减税权问题研究[J]. 孙瑜晨. 经济体制改革, 2018(06)
- [10]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