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到近代的转轨——论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论文文献综述）
干红强[1]（2020）在《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着"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宗旨,慈善赈济一直是佛教自创立以来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末民初,随着湖南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湖南地区佛教组织开始创办初高级小学、佛学讲习所、慈儿院、慈济医院等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慈善机构,逐步走上了佛教慈善的近代化之路。这种转变不仅对湖南佛教本身和对湖南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为如今湖南及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程志军[2]（2019）在《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在近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救亡图存的矛盾下,我国开明的教育家们因势利导,把社会教育视为唤起民众、旧邦新造之途径,并付诸实践。民国时期,政府进一步把社会教育事业推向前进,把社会教育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此后,通俗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民众教育运动相继开展,平民学校、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博物馆、电影播音等教育事业纷纷推出,最广泛地对男女老幼、贫富贤愚、都市乡村的民众施以文字、生计、公民等内容的教育。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期间,不断调适和完善社会教育制度和内容,使社会教育事业大放异彩,历经抗日战争的考验,更将国家、民族意识深深植入国民的观念当中。在全国社会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地处边疆的昆明也不可避免地在时代大潮下,主动做出回应,在政府和一批热心人士的支持和努力下,开始进行改造民众、普及民众基本常识、灌输民众国家观念、提高民众整体素质的教育实践。昆明的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阅览所等一批学校式和社会式机构先后建成,教育内容涉及识字、生计、卫生、体育、戏剧、音乐等诸多方面,整体上取得成效显着。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民众对社会教育认识不足、社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影响,昆明的社会教育的实际成效受到制约。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既是云南社会教育的一个典型,也是民国社会教育的一个缩影。本文以民国时期昆明的社会教育为研究对象,试图将其纳入民国社会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一地域性的个案考察,以探求昆明社会教育发展概貌。
周博[3]（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刘天明[4]（2019）在《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大批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传教办报、兴教启蒙,将近代西方先进科技和基督精神带进国人视野。就在这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那些无力跻身仕途的知识阶层开始选择投身报业,利用近代传媒抒家国情怀,感乱世之思。面对急骤变迁的政治大格局,他们或者选择坚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困境与动荡中挣扎、妥协;或者放眼世界、接受西学,在改良与变革中摸索前行。而初登报坛,他们创作的诗文,充分展现了知识群体在面对西学冲击时的文化坚持与意识觉醒。其所形成的报载诗体也进一步推进了古典文学的近代转型。而游走在中西文化圈中的早期职业报人,一方面深切感受西学西技的科学与先进,另一方面又囿于传统理念与儒教思想的精神束缚,时刻处于矛盾困惑中,并成为动荡时局与文化裂变的抒写者与传播者。本文的研究对象沈毓桂就是其中之一。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江苏吴江县人,晚清着名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职业报人。19世纪中期来到上海并皈依基督,与多位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30余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西学着作。1868-1894年,编辑、主笔晚清最重要的传教士报刊——《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刊发大量传播西学、鼓吹变革的政论文章和诗作。1881-1894年,受聘执掌中西书院,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西学人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刻文集《匏隐庐诗文合稿》,收录论说文47篇,诗作98首,是其晚年近代西学思想的集中体现。1904年,清廷封沈毓桂二品封典,准其旌表。可以说,沈毓桂是一位晚清时期具有近代启蒙意识的重要报人。鉴于以上认识,本文将沈毓桂置于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为本位,史论结合,运用辑佚、考证、校勘等文献学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其生平经历、启蒙意识、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并进一步探求传统文学的近代转型与晚清报刊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包含六部分:一是绪论;二是沈毓桂生平和思想,即第一章;三是对沈毓桂沪上交游情况的考证,即第二章;四是对沈毓桂诗歌创作的研究,即第三章;五是《万国公报》刊诗研究,即第四章;六是附录,包括沈毓桂诗文目录及《万国公报》刊诗目录。具体如下:绪论:在论述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综述,确定选题的研究方向,建构系统的研究框架。第一章《沈毓桂的生平及思想》:第一节是对沈毓桂生平事略的考证。沈毓桂的一生因来沪谋生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生他在家乡遵循传统儒生的生活方式,读书应试。因早年丧父备尝人情冷暖,形成沉郁内敛的性格。中年来沪,沈毓桂襄助西人翻译办报,皈依基督,近五十年传播西学、兴教启蒙,成为晚清上海重要的报刊文人。对生平事略的梳理、考证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节考察沈毓桂中年来沪后从事的各项文化事业。沈毓桂先后与众多传教士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编辑晚清重要传教士报刊,参与创办中西书院,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成为中西文化圈中的重要人物。第三节研究沈毓桂的思想。沈毓桂在半生西学事业中,逐渐建立一种具有近代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启蒙思想。相对同时代的文人,他更独立自主,更具民主意识,且能更理性与透彻地批判传统礼教和封建统治。在办报办学多年后,他逐渐从一位落魄书生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思想转变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沈毓桂在思想上更趋近代启蒙意识,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中学的根本地位,精神信仰一直处于游移状态。第二章《沈毓桂的交游》:第一节梳理沈毓桂在传统文化圈中的交游经历。沈毓桂虽皈依基督,传播西学,但生活中依然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及与国人、传统文化间的密切联系。他的交友圈中不乏翰林学士、朝廷要员和洋务人士,并在多年出版和教育工作中与后生晚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国人的交游是其西学思想下保留的传统文化底色,是坚守士人精神品格的一种体现。第二节勾勒沈毓桂在西人文化圈中的交游图谱。沈毓桂来到上海后,在各项文化事业中与众多传教士和西人保持友好地合作与交往关系。其中既有他皈依基督的引领者,又有他事业发展的同行者。沈毓桂与他们的交往是全面而立体的,并对其西学思想发展和启蒙意识地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章《沈毓桂的诗歌创作》:第一节对沈毓桂的诗歌创作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和考证,并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从出版发行、思想内容和创作分期等几方面考证《匏隐庐诗文合稿》的文献价值。这本文集是沈毓桂西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集大成,收录了其重要的西学文章和大部分诗作。其中,诗作主要为早期传教和晚年留居上海时的创作,抒写诗人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期的心历路程和精神状态。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在前面历史分期的基础上,研究每一个不同阶段,沈毓桂的创作理念和诗学思想。信教初期的诗作展现了沈毓桂穿梭在传统社会与基督信仰间,一面努力保持原有的文人生活底色,一面陷于异质文化的抵牾与矛盾纠结中的精神状态,也流露出对传统社会的留恋和对重返仕途的渴望。在编辑报纸期间,沈毓桂开始尝试将宗教内容融入诗作,与报纸编辑宗旨一致。但是,在经历停刊等一系列打击后,他开始在诗作中叹人生失意,晚景孤寂,逐渐回归传统诗风。同时在多首与友人的交游诗中表达自己对西学事业的执着追求。第五节以刊发时间为线索探察沈毓桂诗歌创作与报纸刊诗之间的互动关系。初登报坛,沈毓桂的创作处于新题材新意境的尝试期。褒扬传教士的人品学识,实际上在为传播西学寻找支撑点和合理性。之后,诗作题材进一步拓展,关注社会民生,创作更为自主。报纸复刊后,沈毓桂的创作理念日渐成熟,诗作数量明显增多,题材更为广泛,风格更为多元。第四章《<万国公报>诗歌专栏刊诗研究》:第一节对报纸发行期内刊诗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和概述,关注不同时期刊诗栏目和刊载数量的变化及与报刊宗旨的关系。第二节从题材、体裁、内容、意境、艺术风格等角度考察报纸发行初期刊诗的特点、作用及对基督教传播的意义。翻译的赞美诗,原创的教义诗在题材和体裁上有所创新。其主要目的是联络各地教友并向传统社会倾斜以获得更多的关注。第三节研究报纸在向综合性报刊转型期内的刊诗情况,挖掘诗歌创作在近代报刊影响下的变化与新生。改名改版后,刊诗数量增加,题材也更为丰富。传教诗不再简单而直白的说教,更多展现教徒皈依的心历路程。更有大量劝诫诗,语言通俗浅显,说理深入浅出,进一步稳固刊诗在报纸的地位。第四节力证刊诗逐渐脱离宗教影响,选篇更加独立自主。复刊后,刊诗数量有所减少,但艺术性和审美性有所提升,且减弱功利性和实用性,回归传统诗学理念。第五节结合报载诗歌探索沈毓桂诗学思想及选稿原则。创刊初期,选稿倾向宗教宣传,与沈毓桂的宗教信仰相符。改版后,传统题材诗作增加,凸显报刊诗歌的劝诫功能。复刊后,选篇质量进一步提升,沈毓桂的创作在数量上占据主导。从选篇到刊诗逐渐实现其以文学审美为主,引导社会为辅的诗歌创作理念。附录:1.沈毓桂诗文目录;2.《万国公报》刊诗目录。
陈旭东[5]（2015）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洋政府时期是我国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该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促进了当时社会慈善理念、慈善组织形式、善款募集形式和慈善救济活动等方面的近代化进程。该时期,影响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慈善理念不乏远见卓识,组织形式丰富多样,救济内容颇具明显时代特色,传统慈善也得到了发展。北洋政府时期,自然灾害频仍,军阀割据混战,匪祸横行。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垂死挣扎于死亡边缘。民间慈善事业顺势发展,担当起济世救难的主力军,开创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新局面,弥补了政府社会救济职能的不足,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本文主体共有四个部分,全文对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进行系统、整体性研究。第一部分分析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背景。本章划分为四个小节,从民间慈善事业的历史演变、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性、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慈善思想四个方面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及时代背景。第二部分分类叙述北洋政府时期的慈善组织类别,组织类别主要分为全国性慈善组织、地域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宗教性的慈善组织和传统慈善组织等。第三部分主要叙述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救济的内容,主要有兵灾救护、赈灾活动、日常救济及国际援助等。第四部分主要对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的特点及影响作分析总结。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的局限,提出未来研究工作的建议、尚待解决的问题,结合民间慈善事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谈几点关于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及未来的不成熟看法。
朱洪涛[6]（2015）在《《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市政评论》是创刊于民国时期的一份专门研究与讨论城市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的权威刊物,它所刊载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全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为民国时期发表城市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理论和介绍市政建设实况的主要阵地,《市政评论》集结了一大批包含市政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们利用这一专业的媒体平台,刊载与介绍当时国外先进的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当时国外进行市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内有些城市在市政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对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特别是北平的市政建设提出建议与意见,其言论不乏批评之词。他们的所言所论,都是在试图营造一种现代市政文明的氛围,培养市民对城市的公共意识、家园意识与责任意识;同时他们还主张立足于国内现实,在“三民主义”的指引下逐渐地改善当时市政建设落后的状况,以建设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秩序,从而促进城市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关于城市生活空间的改善与发展、城乡经济的复兴、现代城市文明的营造、城市政治的改进等主张,来考察《市政评论》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思想与观点,以及当时主政者的市政实践与努力等内容。在勾勒出社会精英们为了城市现代化而努力镜像的同时,进而揭示出该刊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绪论部分,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范畴、研究现状和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力求对全文的写作思路作一宏观概述。第一章,介绍《市政评论》创刊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历程。首先从民国初期北平市的城市发展概况进行着手,以更好地理解《市政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思想”与“立场”,其次对《市政评论》创办的原因、编者、作者群体、发行、搬迁、停刊等概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再次对主要的作者进行介绍以体现出他们为《市政评论》所做出的贡献,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该刊物在困厄中的坚持。此外,通过与同时期的市政刊物或译着进行了对比,得出《市政评论》所占据的地位与其独有的特征。第二章,围绕民国时期的城市管理,展开对《市政评论》中所体现的主张与实践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曾经作为首都的北平问题丛生,政局的持续动荡不安导致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混乱,面对此种状况,《市政评论》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民国时期的部分城市的当政者、一大批具有留学背景并怀有强烈城市化愿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当时的城市管理进行了评论、设计与想象。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以推行城市自治为核心,以健全城市政府组织结构为己任,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以实现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为表层目标,以最终实现依靠城市带动社会发展、并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革新,从而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在这一章节,主要从民国时期市政专家群体的产生与市政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论析,考察专家群体忧国忧民的现实意识与经世致用之情怀。第三章,阐发《市政评论》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张。在《市政评论》刊行过程中,正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阶段,从民初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对城市经济的破坏,继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城市经济受到战争的持续摧残,沦陷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浩劫,直接导致后方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市政评论》作者群体中不乏经济学家,他们看到了战争时期经济极为重要的作用。讨论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基本原则——区分轻重缓急;针对以农立国的旧调,强调工业化;指出政府一定要统制经济,其中重点是物价;当时舆论的关注热点——汇兑也是他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他们还以民族复兴为大任,主张必须全民动员进行城市经济的建设,除此以外,更是从民生角度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回应,认为应该减免捐税以减轻平民负担,应该大力提倡赈灾救济。他们所提倡的这些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深受“三民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一直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与民生的改善,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主张与见解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章,阐述《市政评论》对城市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主张。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与保证。由于民国时期的城市居民深受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影响,导致了他们的观念仍然依照旧俗,还存在不良现象,从日常生活习惯到文化教育,都缺乏现代化的思维,因此,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试图营造现代化的生活氛围。他们以《市政评论》为媒介,通过征稿、讨论等方式,在与知识信息、思想感情的交流互动中,试图孕育出一种健康向上、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心现代人格塑造、关注社会发展进步的城市平民文化。第五章,分析了《市政评论》对城市政治的参与。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大都秉持“经世致用”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民国时期,传统士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精神很容易被唤醒,因此,他们自觉地走出书斋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从民国时期的宪政自治到城市政府的行政效率,他们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做出了评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市政评论》进行了总体评价。透过这份刊物,通过对市政学家们思想与言论的客观考察,勾勒出了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设计与想象、活动与实践。从而认为尽管他们的某些思想存在局限性与不足,或者他们的主张因政局不稳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对民国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还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对当今进行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同时也考察了《市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万浩[7]（2015）在《教化与控制：国民党训政体系中的公民教育（1927-1937）》文中认为对现代国家而言,公民教育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实施公民教育,可以有效地进行民族整合,培养民族认同,增强公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还可以宣传和普及现代化观念,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推进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从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来看,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作为国家形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建立的初期和政治重建时期,乃至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公民教育不仅是现代国家制度在教育上的鲜明标志,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中国在经历二十世纪的激烈动荡后,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完整而稳固的社会体制和观念体制,而这又依赖于现代化的“公民”。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核心力量,自然担负起“教化”公民的责任:通过确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扩大教育机构、繁荣大众传媒,为公民教育的发展铺垫了基础;通过体育运动、军事训练、仪式与纪念活动、新生活运动,提高了公民的个人修养;通过民众团体给予了公民活动平台。这些措施无疑为社会稳定、公民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教育本身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局限,政治上推行独裁的国民党为了打击“异端”,在“教化民众”时也“控制民众”:对教育系统进行渗透,以灌输党的意志;对公民实践进行操控,以规训民众身体;对社团组织进行干涉,以剪除党国的威胁。这使得公民教育陷入了“泛政治化”的泥潭,对力谋政治合法性的国民党形成了禁锢。国民党在“教化”与“控制”的矛盾中实施公民教育,民众在“党民”与“公民”的身份认同上苦苦挣扎,这纵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如何培养公民,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如何改变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相对立的观点,让公民社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缓冲带,从而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来巩固国家政治,用国家力量来活跃社会,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王虹波[8]（2013）在《1912-1931年间东北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1912—1931年间东北灾荒为研究对象，大量搜集和挖掘东北地方文献资料，借鉴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从社会科学角度对灾荒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运用历史地理学、灾害学、环境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对灾荒自然属性进行探究，统计灾荒发生的时空分布情况，分析归纳灾荒发生的特点；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对灾荒社会属性进行分析，重点考察民初社会应对灾荒的情况及能力，主要从政府赈济、民间救助、仓储备荒和巫术救荒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并探究东北灾荒带来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东北灾荒的成因。主要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探析灾因重点从气候、水系、山脉、地质等方面考察其成灾的自然环境；从对生态的破坏和政治背景考察其成灾的社会环境，如民初政治腐败、战乱频繁、租赋繁重等社会因素使之民不聊生，大大降低了社会整体御灾能力。第二章东北灾荒的历史考察。重点对东北多发的水灾、旱灾、冰雹和瘟疫四种灾害来进行考察，介绍东北灾情；分析归纳东北灾荒发生的特点：从时间分布上看，发生频繁，无年不灾；从空间地域看，灾区广大，无地不灾；从灾害发生种类看，多灾并发，接连不断，种类繁多，危害严重。第三章东北灾荒的官赈措施。东北地方政府设立赈务机构对灾情进行管理，通过报灾、勘灾和查灾鉴定灾情，实施赈济。首先，急赈以缓灾情。主要措施有拨发赈粮、赈款、设施粥厂和实行以工代赈等；其次，帮扶生产。实行借贷、蠲缓等；最后，调控市场，平抑物价。主要措施是“禁粮出运”和平粜政府赈济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赈济中体现了近代化的色彩。但政治的腐败，赈济中的中饱私囊等消极因素，弱化了政府赈灾能力，使政府救济如杯水车薪。第四章东北灾荒的社会救济。民赈群体主要来源于社会慈善团体、绅商政府官员等社会上层人士，还有平民阶层的个人义举。社会救济对当时比较弱化的政府御灾能力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并逐渐承担了社会救济的主要角色，对赈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五章东北地区的仓储备荒。仓储备荒是当时东北政府应对灾害的主要防灾举措，由于政府对官仓建设的能力有限，积极鼓励加强东北各地义仓的建设。各地民间对义仓积谷的征收和使用、义仓的建设和管理、仓董的任命等情况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但在实际运行和管理中还是弊端丛生，义仓积谷被挪用、变谷生金、中饱私囊、仓董失职、天灾人祸等情况时有发生，使义仓积谷遭受巨大损失，弱化了义仓积谷灾时急赈的重要作用。第六章东北旱灾与禳弥信仰。这是古代消极的救灾思想，被历代所沿用和效仿。由于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使巫术救荒在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一度盛行，统治者积极组织参与祈神禳灾，使巫术救荒更加得到了人们的敬畏，达到所谓的阶级调和。其实质是政府御灾能力降低的表现，巫术救荒不仅贻误了最佳的救灾时机，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一步加深了灾民的痛苦。第七章东北灾荒的影响。灾荒造成东北人口的死亡与流移；破坏了东北人们的生产生活；加剧东北社会环境的恶化，导致东北社会秩序的失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民国时期灾荒距今较近，对今天东北地区的防灾、减灾和救灾等工作也可以提供历史教训与借鉴，并对东北地域经济投资的预测性和针对性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桂林[9]（2013）在《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政权的确立与巩固,民国政府逐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行政管理体制,并由此推动了慈善立法工作的展开,渐次颁行了一系列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说,民国慈善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法规内容已基本涵括慈善组织监管、慈善捐赠褒奖与税收减免等三个方面,体系较为完备。
王振娜[10]（2012）在《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济南的慈善救济事业仍以传统慈善为主，进入民国，随着时代变迁和外国人在济南兴办慈善事业的出现，济南的慈善救济事业也出现了变化。总体上说，鸦片战争后，济南的慈善救济事业慢慢出现了向近代型慈善事业转化的倾向，对整个济南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济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气象特点使济南气象灾害多，造成的损失大，加上外来的灾民、难民众多使得慈善救济事业变得尤为重要，晚清时期政府颁布救济政策，近代随着济南工商业的发展与救济力量的增强，济南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在晚清济南的慈善救济活动中，清政府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这在赈灾活动中尤其突出，从决策到具体的安排，从赋税蠲免到赈款、赈粮的调拨等无不贯彻着朝廷的意志。慈善机构的数量尽管仍然比较有限，但是已经开始呈现出增长趋势。传统的仓储与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在晚清济南的荒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政局动荡，救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济南出现许多慈善团体，既有晚清延续的慈善机构，也成立了许多诸如救济院、贫民工厂等具有近代特征的慈善团体。这些慈善团体积极参与救济，是整个慈善救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突发灾难较多，文章以1928年济南惨案的救济、1935年鲁西灾民的救济以及1940年代末的难民救济为例，介绍了民国时期济南的救济活动。在慈善救济事业中，除了官方政府的救济，民间慈善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近代济南而言，社会慈善救济力量主要包括晚清慈善人物、民国慈善人物、教会力量及西方来华势力。这些社会力量的汇聚，在慈善救济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积极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济南的慈善救济事业在伴随城市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其养育、教化、社会控制、促进社会平稳运行的功能，并带有鲜明的特点，不仅参与者具有广泛性、多元性，慈善机构具有多样性，而且外国力量积极参与到济南的慈善救济活动中。综观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我们应看到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办事效率对灾荒救济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该发挥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救济功能，建立一套严格的规范，认识到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才是解决社会弱者救助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传统到近代的转轨——论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统到近代的转轨——论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末民初湖南的社会状况 |
|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的发展 |
| (三)清末民初湖南慈善事业的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 |
| (一)布施赈济 |
| (二)慈善教育事业 |
| (三)佛教慈善机构 |
| (四)佛教居士慈善事业 |
| (五)其他 |
| 三、简评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 |
| (一)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的特点 |
| 1.广度的变化 |
| 2.深度的变化 |
| 3.救济对象的变化 |
| 4.资金来源的变化 |
| 5.慈善事业综合性突出并发挥了很大作用 |
| 6.佛教居士慈善事业的兴起 |
|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的影响 |
| 1.对湖南佛教的影响 |
| 2.对湖南社会的影响 |
| 3.对湖南佛教慈善事业发展进程的影响 |
| (三)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的启示 |
| 四、结 语 |
（2）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全国社会教育的繁荣 |
| 第二节 云南社会教育的兴起 |
| 第三节 滇省政府对社教事业的支持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实施的保障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行政保障 |
| 一、昆明社会教育行政机构设置 |
| 二、教育视导制度的建立 |
| 三、依靠行政力量强迫就学 |
| 第二节 社教经费保障 |
| 一、省市教育经费独立 |
| 二、社教经费的分配 |
| 第三节 社会教育师资保障 |
| 一、培训教师队伍 |
| 二、培训社教人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的主要设施 |
| 第一节 民众学校 |
| 一、昆明民众学校的发展沿革 |
| 二、民众学校办学概况 |
| 三、办学效果及评价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 |
| 一、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的组织与业务 |
| 二、各部门施教 |
| 三、社教理论建设 |
| 第三节 通俗讲演所 |
| 一、昆明通俗讲演所的设立 |
| 二、通俗讲演所的日常运作 |
| 三、通俗讲演所主持下的教育活动 |
| 第四节 图书馆及阅览所 |
| 一、各馆所的空间分布及设置概况 |
| 二、各馆所的内部管理 |
| 三、各馆所的书报及阅览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识字教育 |
| 一、昆明识字教育概况 |
| 二、昆明识字教育的实践 |
| 第二节 生计教育 |
| 第三节 国民体育与卫生教育 |
| 一、公共体育 |
| 二、卫生教育 |
| 第四节 其他社会教育事业 |
| 一、电化教育 |
| 二、戏剧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的评价 |
| 第一节 昆明社会教育的特点 |
| 一、社教活动开展的连续性 |
| 二、区域优势性 |
| 三、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
| 四、办学力量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昆明社会教育的成效 |
| 一、旧有陋习和社会风气得到改善 |
| 二、民众识字率得到提升 |
| 三、市民的文化生活得以丰富 |
| 四、抗战大后方建设得到支持 |
| 第三节 昆明社会教育的不足 |
| 一、民众对社会教育的认识不足 |
| 二、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展望 |
| 1.沈毓桂研究 |
| 2.《万国公报》研究 |
| 3.晚清报刊诗歌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沈毓桂的生平及思想 |
| 第一节 沈毓桂生平事略 |
| 一、家乡生活 |
| 二、来沪谋生 |
| 三、皈依基督 |
| 四、返乡应考 |
| 五、定居沪上 |
| 六、晚年生活 |
| 第二节 沈毓桂的文化生涯 |
| 一、传教士的华人助手 |
| 二、编辑主理传教士报刊 |
| 三、执教中西书院 |
| 第三节 沈毓桂的思想 |
| 一、职业报人理念 |
| 二、近代思想价值观的确立 |
| 三、对传统社会的批判 |
| 四、精神信仰的游移 |
| 五、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双重性 |
| 第二章 沈毓桂的交游 |
| 第一节 沈毓桂与国人的交游 |
| 一、传教期间的访友诗作 |
| 二、借由报纸的文字之交 |
| 三、沈毓桂与王韬 |
| 第二节 沈毓桂与西人的交游 |
| 一、结交众多传教士 |
| 二、与艾约瑟的交游 |
| 三、与林乐知的交游 |
| 第三章 沈毓桂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诗歌概述 |
| 一、创作概况 |
| 二、历史分期 |
| 三、《匏隐庐诗文合稿》 |
| 第二节 1861-1867 年的诗歌创作 |
| 一、入教初期的自我否定 |
| 二、寻找精神慰藉及对传统的复归 |
| 三、对回归传统的渴望 |
| 第三节 1877-1883 年的诗歌创作 |
| 一、西人西教的影响 |
| 二、传统文人的自我审视 |
| 第四节 1889-1897 年的诗歌创作 |
| 一、交游诗与西学思想 |
| 二、感怀诗与晚年生活 |
| 第五节 诗歌创作与报纸的互动关系 |
| 一、初登报刊的创作尝试期 |
| 二、丰富题材的过渡发展期 |
| 三、独立自主的成熟运用期 |
| 第四章 《万国公报》诗歌专栏刊诗研究 |
| 第一节 诗作刊发 |
| 一、刊载概况 |
| 二、栏目变更 |
| 第二节 新报时期的刊诗 |
| 一、宣教信教诗 |
| 二、送别诗 |
| 三、唱和诗 |
| 四、悼亡诗 |
| 五、劝诫诗 |
| 第三节 公报时期的刊诗 |
| 一、传教诗 |
| 二、劝诫诗 |
| 三、其他题材诗作 |
| 第四节 复刊后的刊诗 |
| 一、脱离宗教宣传 |
| 二、诗作选登相对独立 |
| 第五节 沈毓桂诗学思想与刊诗选篇 |
| 一、基督教信仰与传教诗歌选登 |
| 二、传统诗风的守护与传统题材诗的选登 |
| 三、强调文学的实用价值与劝诫诗的选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内容和概念界定 |
| (四)创新及不足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背景 |
| (一) 古代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历史演变 |
| (二) 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必要性 |
| (三) 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可能性 |
| (四) 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慈善思想 |
| 二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组织 |
| (一) 全国性慈善组织 |
| (二) 地域性的民间慈善组织 |
| (三) 宗教性的慈善组织 |
| (四) 传统慈善组织 |
| 三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救济活动 |
| (一) 兵灾救护 |
| (二) 赈灾活动 |
| (三) 日常救济 |
| (四) 民间慈善组织的国际援助 |
| 四 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特点及影响 |
| (一) 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特点 |
| (二) 北洋政府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影响 |
| (三) 存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6）《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单体城市的研究 |
| (二) 近代城市整体研究 |
| (三) 城市各个层面的研究 |
| 三、问题意识和理论基础 |
| 四、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需要注意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困厄与曲折:《市政评论》概说 |
| 第一节 社会环境与政治背景 |
| 一、北平的衰落与市政乱象 |
| 二、民族危机的持续 |
| 第二节 《市政评论》的历程:从创办到停刊 |
| 一、艰难的历程 |
| 二、办刊目的及其发行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作者群 |
| 第四节 《市政评论》的办刊特色与所处地位 |
| 第二章 宣播与实践:《市政评论》与城市空间的改善 |
| 第一节 市政改革新兴势力的崛起 |
| 一、二十世纪前期国外市政概况 |
| 二、留学生的归来与专业市政人才的出现 |
| 第二节 理想的都市:对城市空间现代化的追求 |
| 一、民国时期城市管理的组织体系 |
| 二、立足于国内现状的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城市防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
| 一、“国民防空”计划的制定 |
| 二、《市政评论》对城市防空的高度关注 |
| 第四节 城市消防危机的应对 |
| 一、民国时期的火灾与消防 |
| 二、《市政评论》对消防问题的讨论 |
| 第三章 经济与民生: 《市政评论》对城乡发展的评述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对民生的关注 |
| 一、铜元跌价与平民生计 |
| 二、贫乏问题与产业 |
| 三、财政制度的检讨 |
| 第二节 民生视野下的赈灾与救济 |
| 一、民国时期的灾荒与赈灾 |
| 三、《市政评论》对赈济的见解与主张 |
| 第三节 《市政评论》对财政政策的见解 |
| 一、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 |
| 二、《市政评论》的经济主张 |
| 第四节 对“以工立国”的讨论 |
| 第四章 革新与改造:《市政评论》与城市文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文化概说 |
| 一、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意 |
| 二、文化是城市的形象和灵魂 |
| 三、文化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
| 四、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营造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努力 |
| 一、民国时期的恶风陋习 |
| 二、领袖的指令:新生活运动 |
| 三 《市政评论》的改良主张 |
| 第三节 批政?良策?:对教育政策的评说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 |
| 二、对会考制度的评论 |
| 三、社会民众教育的提倡 |
| 第四节 对科学思想的传播 |
| 第五节 文化视野下的文物保护 |
| 第五章 市政与国政:《市政评论》对政治的参与 |
| 第一节 《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一、宪政的概念 |
| 二、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 |
| 三、《市政评论》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建议 |
| 第三节 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 |
| 二、民国时期的宪法市制 |
| 三、对地方自治与宪法市制的见解 |
| 结语 |
| 一、《市政评论》的积极影响 |
| 二、《市政评论》的局限性 |
| 三、《市政评论》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教化与控制：国民党训政体系中的公民教育（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关于选题 |
| 二、为什么是公民教育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学术史的检讨 |
| (一) 关于国民党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二) 关于社会、民众的研究 |
| (三) 关于民国公民教育的研究 |
| 五、本文的问题意识及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引进与异变:清末民初的公民教育 |
| 一、中西交汇的公民教育思想 |
| (一) 他山之石:西方公民教育理论的传播 |
| (二) 本土语境:政争下的公民教育设计 |
| 二、从修身科到公民科 |
| (一) 从无到有:修身科的设立 |
| (二) 顺时而生:公民科的诞生 |
| (三) 培育新民: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实践 |
| 第二章 国民与党民:国民党对公民教育的设计 |
| 一、训政体系下的国家、政党与公民 |
| (一) 民主集中:为自由而不自由 |
| (二) 党权至上:政权与治权并归于党 |
| 二、公民教育的政治化 |
| (一) 政治认同:教育宗旨政治化 |
| (二) 两翼齐飞: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展 |
| (三) 教权统一:教育机构的党化 |
| 第三章 学校与出版:国民党对公民观念的建构 |
| 一、公民课程的变迁 |
| (一) 公民隐显:公民科与党义科 |
| (二) 相辅相成:其他课程的公民塑造 |
| (三) 扫除文盲:社会识字教育 |
| 二、出版事业的发展与控制 |
| (一) 百花齐放:出版事业的短暂繁荣 |
| (二) 审查控制:出版事业遭受打击 |
| 第四章 培养与规制:国民党对公民的训练与培养 |
| 一、身体的格式化 |
| (一) 健康公民:体育运动的开展 |
| (二) 纪律公民:军事训练的规训 |
| 二、党治下的公民素质 |
| (一) 政治公民:纪念活动下的政治宣讲 |
| (二) 现代公民:新生活的想象 |
| 第五章 党治与自治:民众的公民实践 |
| 一、地方自治中的公民参与 |
| (一) 宪政之基:地方自治的理论 |
| (二) 官办自治:公民参与效果评估 |
| 二、党治体制下的民众团体 |
| (一) 训练民众:民众组训体系的建构 |
| (二) 夹缝求生:民众团体的职能发挥 |
| 三、学生团体的公民实践与困境 |
| (一) 未来公民:学生组织的公民实践 |
| (二) 去政治化:学生组织的困境 |
| 结语: 两难抉择下的公民教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1912-1931年间东北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灾荒史研究综述 |
| （二）国外有关中国灾荒史的研究 |
| 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和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论文基本结构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北灾荒的成因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 一、气候状况与灾害 |
| 二、地质地貌特征与灾害 |
| 第二节 社会因素 |
| 一、滥砍盗伐 破坏生态 |
| 二、政争不断 战乱频仍 |
| 三、租赋繁重 民不聊生 |
| 第二章 东北灾荒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东北灾情举要 |
| 一、东北水灾 |
| 二、东北旱灾 |
| 三、东北雹灾 |
| 四、东北瘟疫 |
| 第二节 东北灾荒的特点 |
| 一、发生频繁 无年不灾 |
| 二、地区广大 无地不灾 |
| 三、多灾并发 接连不断 |
| 第三章 东北灾荒的官赈措施 |
| 第一节 灾情管理 |
| 一、设立赈务机构 |
| 二、建全报灾体系 |
| 第二节 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
| 一、急赈 |
| 二、帮扶生产 |
| 三、调控物价 |
| 第三节 东北地方政府赈灾评述 |
| 一、赈济的正面效应 |
| 二、赈济的负面效应 |
| 第四章 东北灾荒的社会救济 |
| 第一节 东北慈善团体的救济 |
| 一、东北地区的慈善团体 |
| 二、慈善团体的救灾活动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个人义举 |
| 一、绅商官员的救灾行为 |
| 二、平民阶层的救灾行为 |
| 第三节 社会救济评述 |
| 一、社会救济的积极作用 |
| 二、社会救济的不足之处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仓储备荒 |
| 第一节 仓储备荒之沿革 |
| 第二节 东北地区仓储备荒概况 |
| 一、各地建仓情况 |
| 二、仓储制度的建立 |
| 三、积谷的征收和使用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仓储备荒之评价 |
| 一、仓储备荒的作用 |
| 二、仓储备荒的弊漏 |
| 第六章 东北旱灾与禳弥信仰 |
| 第一节 禳弥信仰的源起及发展 |
| 第二节 东北旱灾与禳弥信仰 |
| 一、禳弥信仰的阶层 |
| 二、祈神禳灾的仪式 |
| 三、祈神禳灾的特点 |
| 第三节 禳弥信仰存在的社会根源及评价 |
| 一、禳弥信仰存在的社会根源 |
| 二、禳弥信仰的社会效应及评价 |
| 第七章 东北灾荒的影响 |
| 第一节 灾荒造成人口的变动 |
| 一、灾荒对人口的戕害 |
| 二、灾荒导致人口流移 |
| 第二节 灾荒滞碍农业生产 |
| 一、灾荒使劳动力锐减 |
| 二、灾荒恶化耕作环境 |
| 三、灾荒破坏生产工具 |
| 第三节 灾荒破坏社会生活 |
| 一、灾荒破坏居住环境 |
| 二、灾荒导致民食维艰 |
| 三、灾荒导致粮价奇涨 |
| 第四节 灾荒恶化社会环境 |
| 一、灾荒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
| 二、灾荒激化社会矛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由来 |
| 二、 选题论证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学术价值 |
| （三） 现实意义 |
| 三、 学术史综述 |
| 四、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五、 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
| 一、 灾害频发，饥民遍地 |
| （一） 大旱 |
| （二） 水灾 |
| （三） 其它自然灾害 |
| 二、 灾民、外来难民众多 |
| 三、 晚清政府的救济政策 |
| 四、 近代济南工商业的发展与救济力量的增强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济南的荒政 |
| 一、 勘灾与报灾 |
| 二、 仓储 |
| （一） 常平仓 |
| （二） 义仓 |
| 三、 减、缓、免田赋 |
| （一） 济阳县 |
| （二） 平原县 |
| （三） 陵县 |
| 四、 设置慈善救济机构 |
| （一） 养济院 |
| （二） 普、育二堂 |
| （三） 义地、漏泽园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济南的慈善救济机构 |
| 一、 从晚清延续到民国时期的慈善团体 |
| （一） 慈善事业公所 |
| （二） 教养局 |
| （三） 济南市施粥厂 |
| （四） 广仁善局 |
| （五） 教养总局 |
| （六） 济南市私立慈善救济公所 |
| 二、 民国时期成立的慈善机构 |
| （一） 济南市救济院 |
| （二） 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 |
| （三） 贫民工厂、贫民医院 |
| （四） 商业上的公益团体 |
| （五） 慈善公益团体 |
| （六） 山东省正心慈善会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济南的社会救济活动 |
| 一、 1928 年济南惨案的救济 |
| （一） 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的救济 |
| （二） 红十字会的救济 |
| （三） 华侨的捐助 |
| 二、 1935 年对鲁西灾民救济 |
| （一） 设立收容所 |
| （二） 筹集赈款 |
| （三） 医疗救济 |
| （四） 教育救济 |
| 三、 1940 年代末对难民的救济 |
| （一） 国民党政府 1945—1948 年的善后救济 |
| （二） 济南解放初期（1948—1950 年）人民政府对难民的救济 |
| 四、 对娼妓的救济 |
| 第五章 近代济南慈善家群体与慈善救济力量 |
| 一、 晚清慈善人物 |
| （一） 乐善好施者 |
| （二） 救济灾民者 |
| （三） 捐修工程，造福百姓者 |
| 二、 民国慈善人物 |
| （一） 何宗莲 |
| （二） 孟洛川 |
| （三） 丛良弼 |
| 三、 教会力量 |
| （一） 天主教 |
| （二） 基督教 |
| 四、 国外力量 |
| （一） 日本 |
| （二） 德国、美国 |
| 第六章 对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的评价 |
| 一、 近代济南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 |
| （一） 养育功能 |
| （二） 教化功能 |
| （三） 社会控制功能 |
| （四） 社会运行的“润滑剂” |
| 二、 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的特点 |
| （一） 参与者的广泛性和多元性 |
| （二） 慈善机构的多性样 |
| （三） 外国力量渗透 |
| 三、 存在的问题 |
| （一） 慈善收效不理想 |
| （二） 施救面与受惠面均较小 |
| （三） 救济资金短缺 |
| 四、 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传统到近代的转轨——论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业研究[J]. 干红强.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01)
- [2]民国时期昆明社会教育研究[D]. 程志军.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3]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晚清文人沈毓桂及其诗学活动研究[D]. 刘天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北洋政府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研究[D]. 陈旭东. 郑州大学, 2015(02)
- [6]《市政评论》（1933-1949）研究[D]. 朱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4)
- [7]教化与控制：国民党训政体系中的公民教育（1927-1937）[D]. 万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1912-1931年间东北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D]. 王虹波. 吉林大学, 2013(08)
- [9]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J]. 曾桂林. 安徽史学, 2013(01)
- [10]近代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40-1949）[D]. 王振娜.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