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谈金岳霖先生解放后的逻辑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贾青[1]（2021）在《从逻辑到哲学——访张家龙研究员》文中认为张家龙研究员是中国当代着名逻辑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逻辑、西方逻辑史、逻辑哲学、中国逻辑史等。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逻辑室"）主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家龙研究员是国内最早推动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主要学者之一,其在逻辑史研究中提出的"用人体解剖研究猴体解剖"的研究方法亦成为该领域中的主导思想之一。他不但在学术研究中成果卓着,在逻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新文[2]（2020）在《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浩在评价金岳霖学术生涯时,曾经设想过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没有实行,该计划实以"逻辑基础问题"为主线。金岳霖把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归结为逻辑,但是在为逻辑建立基础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中心困境"。在晚年的哲学工作中,他接续自己早期关于逻辑基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的逻辑来说太大,从而集中讨论了推论的基础问题,把推论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之中。如果推论是逻辑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个论题可以视为对逻辑基础问题的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走出了他早期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既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分别,也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
刘璐[3]（2020）在《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茅盾“十七年”文学理论与批评为研究对象,研究茅盾在1940-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多重身份和多元立场,以期对他“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引言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和意义,以“茅盾十七年（1949～1966）”为核心对茅盾研究现状进行述评,针对现有研究的缺憾提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的时代转折为切入点,考察茅盾在社会变革之际的行动线索,考察国统区文人思想立场分化背景下茅盾对《讲话》的接受状况,从而认识茅盾1940-1950年代文学理念和文学批评的演变情况。第二章,讨论“茅盾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茅盾后期”主要从事理论工作,鲜活的生命个体身份被显要的文化官员身份遮蔽,理论批评家身份比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在政治文化意识压倒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中,探讨茅盾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以及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第三章,对茅盾“十七年”（1949～1966）的主要理论批评文本进行解读,包括《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和茅盾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结语部分,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关系、茅盾复杂的话语体系和多重身份等角度来对茅盾“十七年”文艺思想进行新的解读,重新厘定“茅盾后期”的文学贡献和学术价值,从而考察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同情之理解”走近茅盾、理解茅盾。
朱雯瑛[4]（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李智[5]（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王茜[6]（2019）在《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深具影响的关键人物。他在大陆的形象并不是始终如一,而是不断演变的。甚至可以说,建国以后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也就是新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建国初期历史语境转换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的需要,胡适个人的历史抉择及其言行,以及“红楼梦”事件中中共领袖人物的指示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一运动使胡适形象得以“一百八十度大翻转”。随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学术界对胡适的正面形象进行了全面否定,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实验主义的门徒”、“战争罪犯”、“反动宣传的鼓动家”、“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等。这奠定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胡适形象的基本面貌,并对此后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产生了难以磨灭、深远的影响。文革时期,作为“箭镞”、“批判符号”的胡适,成为攻讦能与之相互牵连的人物的有效武器。大量的批判文章在使用“胡适”这一批判符号时,缺乏对胡适的深入认识,多随意“剪切”、套用,人云亦云,其结果是终于将胡适彻底地“妖魔化”,并进一步丢入了历史的泥沼之中。而在政治理念“统御”学术话语的特殊时期,知识群体内部,无论是党的理论专家,胡适昔日的论敌、学生,或书信往来的好友,面对胡适,都曾拥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心境。通过对胡绳、顾颉刚、陈寅恪真实表现及心理状态的分析,可以见出理性、良知等富有温度的品格,依然深植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学术界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呈现出肯定与否定并行的局面,并对此前全盘否定的胡适形象进行了局部地反思与修正。九十年代,伴随一系列学术活动和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界进入了由“政治批胡”到“学术研胡”的新阶段,胡适的正面形象逐渐得以回归。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专题化与精细化,胡适形象也愈加多元与深化。但在“胡适归来”的蓬勃气象中,也存在着“以偏治偏”、“矫枉过正”的倾向。回顾建国后七十年间大陆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主导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因素,除了胡适自身所牵涉“内容”的宽广,还在于不同历史语境中对胡适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一段时期内特定的政治倾向、社会心理、学术立场及个人视野的高低,无疑都规定和控制着胡适形象所可能被“还原”或“失真”的程度。
朱蕾[7]（2018）在《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内外众多个人或机构都曾把毛泽东着作翻译成英文出版,其中就规模和国际影响而言,在国内当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翻译机构对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的英译,在国外则是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1989年特邀施拉姆任总主编所翻译的十卷本《毛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两个方面对中美这两个翻译机构对毛泽东着述的英译进行多维度比较,以发现其翻译行为的主要区别、考察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集体翻译成果有无重大区别、以及相关研究发现如何指导当下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本研究总体采取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因素并重的定性描写研究方法。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时,主要使用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和对比法,通过考察史料、工作文件、相关评论访谈或信件,挖掘两机构在原文因素、翻译主体因素、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等方面呈现出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中方机构的翻译行为政治性较强,美方机构的翻译行为学术性较强,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呈现出较大意识形态差别。中方机构的翻译实则分为两个阶段,生产了两个译本,与美方机构翻译产品一起被分别称为“伦敦版译文”“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三组翻译产品时,以韩礼德的语言三大元功能作为三个维度,增加一个话语维度,这是基于马丁关于语境的分类。结合文本细读对比法,选取了《毛选》第三卷中长短不一题材有所区别的四篇文章,对其三组译文在话语维度、概念维度、人际维度和语篇维度的翻译选择进行基于质的对比描写和解释。本研究经多维度对比发现,中西结合的集体翻译流程使得中美两机构的三组译文在文本内层面并无本质区别,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差别不大,三组译文都强调对毛泽东原文表述的忠实,实施了严肃的文本转化,未发现哈佛版译文存在明显的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或赞助人因素导致的对原文的意识形态改写。在对于毛泽东着述作为政治话语至关重要的人际维度上,美方机构的“专家型译者”对人际意义的把握更为精准,整体上说伦敦版译文在语篇维度上处理得较随意,不如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中规中矩。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三。一是有新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即国内研究较少的美方机构翻译过程以及2015年面世的哈佛版第八卷;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学术观点创新,本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对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影响较大,而对具体译文影响较小,因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并非本质的必然的;三是验证了从人际维度考察政治话语的翻译比抽象谈论意识形态更具操作性,从语篇维度把握原文和译文的衔接与连贯,补充了从概念维度考察只言片语的翻译,此为政治话语翻译理论视角和应用价值的创新。在对中美两机构毛泽东着述的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经过多维度对比后,本研究得出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三点启示:进行“话语翻译”（注重译文的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任用“专家型译者”,强调“中外合作”,这样才能有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牛翠萍[8]（201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仍然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需要从历史中借鉴探索民主政治的经验。今天的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革命的烙印,都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起点,是协商民主和政治协商的典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并规定了暂代行人大的职能。因此,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从大历史视角对会议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中国时局的变化为行文背景,围绕“为什么要召开”、“谁召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共与各方民主人士协商建国中的求同存异过程。从会议的全过程看,“既透视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又昭示着中国协商民主的旺盛生命力。”本文的结构设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来阐述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和不足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正文。正文分为6章。第一章,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重点考察了政治协商思想来源,追溯到孙中山党派团体制思想,演变为中国党派政治协商思想。梳理了党派团体制思想在实践上发展为新形式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各方力量促成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围绕国民大会、建国纲领、军队整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政治协商。虽然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但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原则却保留了下来。第二章,“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首先分析了中共发布“五一”号召的背景,即国共双方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共的情况下召开的。中间党派对“五一”号召的反应绝大多数是热烈的,但有少数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中间党派对新政协的分歧,认为“五一”号召的核心主张并非中共所独有,由中共召集还是三党联合召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一致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序幕。第三章,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的全面发动。首先对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8月复电及复电迟缓原因展开分析,指出新政协进入了“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其次,分析中共政治上准备新政协,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军事上发动战略决战以配合政治上的筹备。再次,为推进新政协运动,中共克服困难把大量民主人士运送到解放区与中共商讨建国大计,统一思想。最后,重点阐述中共与民主人士围绕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及建国程序等基本问题展开协商,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精神、求同存异原则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第四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进行,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迅速恶化,国民党发动了“和平运动”,美苏支持国共和谈,一部分中间派发生动摇,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中间党派纷纷回应,并公开明确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领导,全力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全面协商建国。第五章,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国民党内外交困下,李宗仁试探“和平”,国共开启北平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失败。中共与民主党派加快了协商建国步伐,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各地各界以各种形式祝贺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新政协筹备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新政协代表的产生问题。积极推动全国各界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完善,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第六章,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新政协会议尤为集中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政治协商精神的理解。商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奠基新中国三个历史性文件及其他重大事宜,尤其就“人民政协是否长期存在”、“要不要提社会主义”、“要不要联苏”等问题求同存异,是中共和各方民主力量政治协商的产物,是政治协商精神的彰显。第三部分,结论。纵观人民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全过程,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建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互尊重、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是协商建国的必要条件;各界社会团体的建立是多党合作的必要补充。
王童谣[9]（2017）在《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探索他们的精神历程。文章选取了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建国后的"知"与"行"。选取以上三位,首先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关系中,三人分别走了参政、避政、言政之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次,三人性格差异大,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为人为文各具特色,以三人为中心可以勾连起不同特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通过相互的对比和碰撞,更能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和探索。虽然三个人分别是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与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但具体到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与新时代的关系最终都能归结到参政、避政、言政这三条道路上来。当然,这三条道路只是较为宽泛的分类,且互有交叉,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政可分主动、被动;避政也有不同的理由、方式;言政又分公开言论与私人言论。但是,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差异性被特定历史环境缩小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心态状况和人格特征在当时呈现出很多共性。所以本文虽然着重分析的是文人知识分子,但对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三位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样本、典型,不如说是观察当时人们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在历史的变革中,他们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观念,但因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后都陷入了与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的纠葛之中。在泛政治与泛道德化的年代,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的定位与实践,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种类繁多,成果丰富;国内研究虽起步晚,但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即人与文相结合,以性格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作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的成因、表现。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性格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影响,并突破个体研究的局限,以勾连为方法,把每个人都放在横向对比、纵向比较的视野中,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得与失,以此反观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路历程。全文的整体架构如下:第一章选取了 1949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为窗口,观察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的转折点中的感受、表现和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上胜局已定,与国民党文化领域的争夺达到高潮。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慌乱的局面下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左翼知识分子为政治理念奋斗,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为无愧于民族国家,殊不知形势难料;右翼知识分子反复衡量,斟酌再三,热土难离的魂不知何处,去国的多保平安却成离乡游子。当回过头来看时,他们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再三考虑恐怕只是表象,1949年的选择与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其中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第二章以郭沫若为研究中心,考察他文艺家与革命家兼得的一生中,政治权力给他带来的得与失。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人格特征,选取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性格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比如他的聪明、大胆异于常人,他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进取精神使他能脱颖而出。第二节集中在郭沫若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上。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勇于实践的能力,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过一段时间,但他本身的进取精神以及时代的推动使他走上了文艺家与革命家兼为的道路。对于频繁的身份变动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郭沫若采用自传的形式加以缓解。第三节研究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语言的衍变足见当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理性的窒息。第四节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纠缠所导致的坎坷命运,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贯穿始终。权力能让知识分子得到荣誉与地位,也能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同时也会让他们失去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所得所失孰轻孰重,两者之间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知识分子参政在当今社会必不可少,在重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上,郭沫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第三章以专心学问,躲避权力的钱钟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超然境界的可能性。第一节以钱钟书的性格为主,选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加以论述,从他人印象与自我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分析钱钟书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第二节讨论"知识"对于钱钟书的意义,具体论述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知识边界、力图突破已有体系的学者,他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钱学"的兴起,是相关学者自说自话的夸大还是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第三节集中在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实践上。钱钟书在着作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零散的论述,"文不如其人"之类的观点虽显偏颇却也深刻。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以专业学者自居,他们清醒理智地对待时势变化,与政治权力竭力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在泛政治化弥漫全国的非常时期,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抽身离开,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极左思潮。这种沉默是守住底限的高贵反抗,还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今天看来是值得人深思的。第四章以傅雷为研究中心。第一节聚焦在傅雷的性格特点上,以几种动物象征傅雷的人格特征,从家人朋友的描述及傅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推断出傅雷有明显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二节研究傅雷在翻译上的特色和成就,对"神似论"追根溯源,表明它并不是傅雷的原创,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傅雷只是凭借突出的翻译成果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本节还以《傅雷家书》为切入口,探讨傅雷与新时代的关系。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虽然因个人性格与才能问题,他的社会实践并不多,但私底下指点江山、关心时事,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公开的言政经历,这都表明他思想中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傅雷在建国后与新政权有一段积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形势的变化又把他逼回了"疾风迅雨楼"。像傅雷这种人文精神深厚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距离把握得好尚可全身可退,反之则玉石俱焚。第三节分析了傅雷朱梅馥夫妇自杀的主客观原因,研究了自杀对于知识分子的多重意义以及知识分子遗书中透露出的隐秘心态,而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第五章探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代学人的得与失。第一节总结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对自身角色、功能的艰难探索,他们在知识分子参政、避政、言政的道路中,各有得失苦乐。在现代中国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思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各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此要客观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就不能忽略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要兼具横向对比的眼光与纵向比较的视野。第二节概括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几种较普遍的心结矛盾,指出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于今天的借鉴指示意义。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更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却不明确,主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考反省不足,在世俗生活中的摸爬滚打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本质精神追求。每条道路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文精神的建构传播以及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探索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努力做到的。结语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客观地思索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设想了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世俗文明尽管建构了科学、律法、体制等社会结构,但在道德、精神、心灵的建构中却没有多少优势。社会世俗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越迫切,这正是知识分子建构精神王国的坚实土壤。本文虽是研究知识分子,更是在研究人,探讨人的反省和超越精神。形势不由人,但终究也是人造成的。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进取,是难得糊涂还是先知先行,决定权最终在自己的手里。
杨国荣,童世骏,赵修义,陈卫平,王路,郁振华[10]（2016）在《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二、试谈金岳霖先生解放后的逻辑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谈金岳霖先生解放后的逻辑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从逻辑到哲学——访张家龙研究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罗素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
| 二 罗素思想再解读 |
| 三 逻辑与哲学 |
| 四 治学思想的传承 |
（2）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逻辑中心困境 |
| 三、《论“所以”》简论 |
| 四、逻辑后承问题 |
| 五、历史的事实和思维的可能 |
| 六、结 语 |
（3）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0.2 研究述评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的转折与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演变 |
| 1.1 时代的转折与对《讲话》的接受 |
| 1.1.1 茅盾对《讲话》的接受 |
| 1.1.2 转折时期的文化选择与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
| 1.2 茅盾文学理念的转向 |
| 1.2.1 论文学的目的和文学家的使命 |
| 1.2.2 论“民族形式” |
| 1.3 文学批评转型 |
| 1.3.1 话语类型的转换 |
| 1.3.2 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大时代下官员/批评家复杂的内心世界 |
| 2.1 文化官员身份后潜隐的生命个体意识 |
| 2.1.1 官方话语 |
| 2.1.2 私人话语 |
| 2.1.3 知识分子角色考察 |
| 2.2 理论批评家身份下潜隐的作家意识 |
| 2.2.1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双栖现象 |
| 2.2.2 作家意识的具体表征 |
| 2.3 时代共名主题下潜隐的启蒙意识 |
| 2.3.1 茅盾的实践型启蒙观 |
| 2.3.2 茅盾的启蒙意识表征 |
| 第三章 “茅盾后期”文学思想的文本解读 |
| 3.1 再解读《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
| 3.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
| 3.1.2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
| 3.2.1 历史剧的发展历程 |
| 3.2.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 |
| 3.2.3 古为今用的历史观、文学语言 |
| 3.3 再解读茅盾的作家作品论 |
| 3.3.3 对《百合花》的评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6）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跌落神坛:建国后胡适批判运动的源起 |
| 第一节 胡适的历史抉择及中共对其争取的失败 |
| 第二节 历史语境转换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需要 |
| 第三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批判运动的兴起 |
| 第二章 形灭神散: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胡适形象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话语下对胡适形象的全面否定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胡适”——批判的符号 |
| 第三节 在知识群体内部胡适形象的不同折射 |
| 第三章 “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八十年代至今的胡适形象 |
| 第一节 肯定中有否定:对胡适形象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二节 从学界到民间:胡适形象的逐步回归 |
| 第三节 未尽的道路:胡适形象的多元与深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表及答辩情况表 |
（7）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现状 |
| 1.2.2 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
| 1.3 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主要理论、概念和方法 |
| 2.1 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作为研究翻译的三个维度 |
| 2.2 “话语维度”作为研究翻译的另一个维度 |
| 2.2.1 话语翻译与再情景化 |
| 2.2.2 政治话语的翻译 |
| 2.3 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3.1 “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及其丰富性 |
| 2.3.2 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比较 |
| 3.1 中文版《毛泽东选集》 |
| 3.1.1 《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和出版 |
| 3.1.2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来源和特征 |
| 3.1.3 深度参与新中国社会实践的《毛泽东选集》 |
| 3.1.4 《毛泽东选集》的语言特点 |
| 3.2 从“外部副文本”看中方机构的两个译本生产过程及特点 |
| 3.2.1 伦敦版译文 |
| 3.2.1.1 伦敦版译文的翻译 |
| 3.2.1.2 伦敦版译文的出版 |
| 3.2.1.3 伦敦版译文的实用型接受和学术型接受 |
| 3.2.2 外文社译文 |
| 3.2.2.1 第四卷的翻译 |
| 3.2.2.2 前三卷的修订 |
| 3.2.2.3 译文的影响和意义 |
| 3.2.3 翻译赞助人的作用 |
| 3.2.4 集体合作的翻译模式 |
| 3.2.5 翻译标准 |
| 3.2.5.1 毛泽东作为翻译规范的建议者 |
| 3.2.5.2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
| 3.2.6 中方机构两译本主要区别之初探 |
| 3.3 从“外部副文本”看美方机构的译本生产行为 |
| 3.3.1 机构——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
| 3.3.2 机构中的译者——费正清、施拉姆等学者 |
| 3.3.3 施拉姆主持的对毛泽东着述的翻译 |
| 3.3.3.1 翻译所采信的原文 |
| 3.3.3.2 主要人员和翻译过程 |
| 3.4 基于“内部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三个译本比较 |
| 3.4.1 封面/底页副文本和扉页副文本 |
| 3.4.2 目录页副文本 |
| 3.4.3 正文中篇目呈现方式 |
| 3.4.4 本节小结 |
| 3.5 本章小结：中美两机构对毛泽东着述英译行为的对比发现 |
| 第四章 中美两机构三组译文的比较研究 |
| 4.1 话语维度 |
| 4.1.1 原文和译文的社会实践意义 |
| 4.1.2 原文的语境因素 |
| 4.1.2.1 《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语境 |
| 4.1.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
| 4.1.3 译者的因素 |
| 4.1.3.1 译者对原文的版本选择不同 |
| 4.1.3.2 哈佛版个别篇目有明确的基本独立的译者 |
| 4.1.3.3 “专家型译者”杜博妮的翻译选择 |
| 4.1.3.4 “专家型译者”沃特森的翻译选择 |
| 4.2 概念维度 |
| 4.2.1 “鸿毛”的雅俗之分和“泰山”的归化异化之分 |
| 4.2.2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 |
| 4.2.2.1 “文艺”的翻译与译者专业知识的发挥 |
| 4.2.2.2 “普及”和“提高”的显化翻译 |
| 4.2.3 “精兵简政”及其他 |
| 4.3 人际维度 |
| 4.3.1 “我们”的“士兵”和“老百姓”之“死” |
| 4.3.2 “座谈会”上的“文艺工作者” |
| 4.3.2.1 “座谈会”的人际意义 |
| 4.3.2.2 作为指称策略的“文艺工作者”的翻译 |
| 4.3.3 人际维度的其他翻译处理 |
| 4.4 语篇维度 |
| 4.4.1 词汇衔接 |
| 4.4.2 段落织综 |
| 4.4.3 密集重复用词的翻译处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的比较结论 |
| 5.2 中美两机构翻译产品的比较结论 |
| 5.3 研究创新点 |
| 5.4 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启示 |
| 5.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与战后政局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与内容 |
| (一)国民会议思想的来源 |
| (二)国民会议思想的内容 |
| 二、党派团体代表制的流变 |
| 三、战后政局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 |
| (一)三种建国方案与重庆谈判 |
| (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与影响 |
| (三)国内各界对政协的反应及影响 |
| 四、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1948年政局 |
| (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发动全面内战 |
| (二)国民党制造李闻血案,中间知识分子分化 |
| (三)解放战争胜利进展与民主运动的高涨 |
| (四)中间党派逐渐抛弃中间路线 |
| 第二章 “五一”号召：中间党派与中共达成初步共识 |
| 一、中共发布“五一”号召 |
| (一)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和中共“五一”号召 |
| (二)“五一”号召发布的时机 |
| 二、中间党派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及分歧 |
| (一)第一种反应：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回应迅速而热烈 |
| (二)第二种反应：少数中间党派的观望和怀疑 |
| (三)中间党派对“五一”口号反应上的分歧 |
| 三、香港的新政协运动 |
| (一)中共成立专门机构 |
| (二)通过《华商报》等各种形式展开讨论 |
| (三)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座谈会 |
| 第三章 毛泽东8月复电与新政协召开的前期准备 |
| 一、毛泽东回复民主人士的两封电报 |
| (一)毛泽东对民主人士通电的回复 |
| (二)毛泽东通电回复迟缓的原因 |
| 二、中共为新政协召开的准备 |
| (一)设计新中国基本格局 |
| (二)解放区汇聚民主力量 |
| 三、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的协商和调整 |
| (一)召开时间和地点的协商及调整 |
| (二)召集者和参加者的协商及调整 |
| 四、新政协建国程序的协商及调整 |
| (一)建国程序的调整 |
| (二)建国程序调整的原因 |
| 第四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识与协商建国 |
| 一、国民党的“和平运动”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一)国民党的穷途末路 |
| (二)国民党的“和平运动” |
| (三)中间党派的反应 |
| 二、美苏的反应：主张国共和谈 |
| (一)美国弃蒋扶李,主张国共和谈 |
| (二)斯大林建议抓住“和平的旗帜” |
| 三、中间派公开承认中共的领导 |
| (一)中共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关于时局的声明》与中间党派的反应 |
| 四、中间党派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原因 |
| (一)国共双方实力消长变化 |
| (二)共产党的不断争取,中间党派的亲身参与 |
| (三)中间党派建国模式的选择比较 |
| (四)中间党派的自觉选择 |
| 第五章 时局的根本变化与新政协召开的实质性筹备 |
| 一、背景：国共“和谈”破裂 |
| (一)李宗仁试探“和平”与中共回应 |
| (二)国共和谈的破裂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召开新政协 |
|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
| (三)各地各界对新政协筹备会的反应 |
| 三、新政协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商定及评析 |
| (一)参加单位与代表人选的原则和方式 |
| (二)新政协会议参加代表分析 |
| 四、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
| (一)恢复和成立了全国性人民团体 |
| (二)组建新的人民团体 |
| 第六章 政治协商精神的实践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 |
| 二、奠基新中国的三个历史性文件的起草与制定 |
| (一)《共同纲领》：新中国根本大法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制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
| (一)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还会长期存在吗？ |
| (二)要不要提社会主义？ |
| (三)要不要“一边倒”？ |
| 四、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和国都纪年 |
| (一)国旗国徽国歌的拟定 |
| (二)国都、纪年的拟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路径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第一章 选择:知识分子的去与留 |
| 第一节 深度介入与人才争夺 |
| 一、"知识分子的背叛" |
| 二、国共两党的人才争夺战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选择 |
| 一、"十字街头" |
| 二、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探索中心 |
| 第二章 郭沫若:政事的因与果 |
| 第一节 从"戎马书生"到"人民的打字机" |
| 一、"他太聪明,又太大胆" |
| 二、"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 |
| 三、从"戎马书生"到"人民的打字机" |
| 第二节 "女神"的影子 |
| 一、歌颂海洋,赞美大地 |
| 二、双重意味的"失事求似" |
| 三、忏悔与人格自塑 |
| 第三节 "顶峰"的旗手 |
| 一、一辈子的好学生 |
| 二、巨大的"魔镜" |
| 三、"一切文艺固是宣传" |
| 第四节 命运的纠葛 |
| 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 二、"旧朋云散尽" |
| 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
| 第三章 钱钟书:超然的能与否 |
| 第一节 "天地一书生" |
| 一、"狂"与"痴" |
| 二、"一束矛盾" |
| 三、"天地一书生" |
| 第二节 "知识"的限度 |
| 一、"文不如其人" |
| 二、"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 |
| 三、"知识王国"还是"知识迷宫"? |
| 第三节 "莫随世而轮转" |
| 一、愿披"隐身衣" |
| 二、"沉默"的方式 |
| 三、"钱学"与"国学" |
| 第四章 傅雷:人文的苦与乐 |
| 第一节 追梦赤子心 |
| 一、"仙鹤" |
| 二、"狮子"或是"小老鼠" |
| 三、追梦赤子心 |
| 第二节 "自己的园地" |
| 一、"神似论"的地位 |
| 二、一流的"媒婆" |
| 三、私人书写与政治隐喻 |
| 第三节 人文的苦与乐 |
| 一、"要留清白在人间" |
| 二、救赎或解脱 |
| 三、生死何欢苦 |
| 第五章 探索:一代学人的得与失 |
| 第一节 生活的罗网 |
| 一、上下而求索 |
| 二、故交新识 |
| 三、泛政治与泛道德 |
| 第二节 交叉小径的路口 |
| 一、心有千结 |
| 二、五叉路口 |
| 三、殊途同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智慧说”及其意义 |
| 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
| 冯契哲学价值论的示范意义 |
| 早年“恋人”的“回眸微笑”:文学创作与哲学创作———读增订版《冯契文集》第11卷的一点体会* |
| 传承与发展*———纪念冯契先生诞辰100周年 |
| 一师承 |
| 二逻辑 |
| 三发展 |
| 冯契研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
四、试谈金岳霖先生解放后的逻辑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逻辑到哲学——访张家龙研究员[J]. 贾青. 哲学动态, 2021(04)
- [2]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J]. 刘新文. 文史哲, 2020(06)
- [3]茅盾“十七年”（1949～1966）文学思想研究[D]. 刘璐. 西北大学, 2020(12)
- [4]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6]建国后胡适形象演变研究[D]. 王茜. 山东大学, 2019(09)
- [7]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D]. 朱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8(04)
-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研究[D]. 牛翠萍. 吉林大学, 2018(12)
- [9]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D]. 王童谣. 山东大学, 2017(08)
- [10]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J]. 杨国荣,童世骏,赵修义,陈卫平,王路,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