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0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李佳婷[1](2021)在《清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研究》文中提出清代王善所撰《治心斋琴学练要》于乾隆四年(1739)成书,是中州琴派的重要传谱。它是现存明清琴谱中,第一部采用“右手—左手—两手合用”编纂体例编排指法谱字,和第一部采用“均—音”编纂体例编排诸曲的琴谱,可见撰辑者王善在琴谱编纂上的大胆尝试。其所采用的“右手—左手—两手合用”的指法谱字编纂体例在其后除《兰田馆琴谱》外罕有琴谱采用。更有价值的是,《琴学练要》是第一部在旋宫框架下的“均调”琴学理论体系中采用“均—音”编纂体例编排诸曲的琴谱,这一依照“均—音”进行曲谱编纂体例则颇具影响力。该谱卷首《凡例》中即阐明撰辑者王善关于指法、乐律及曲谱编纂等方面的主张。该谱卷一辑录并详解的85个指法中包含了部分特殊、罕见指法谱字,卷二对该谱所用琴律及“均调”理论作详述,后三卷中共收31首曲目,包含同曲五均五谱《平沙落雁》和不转弦而换调的“均调”实践,以及8首王善新谱曲目。全谱体现了作者所主张的中州琴派特征,以及作为一位琴家对三分损益律“最大音差”的矫正,并对“均调”理论作大胆实践。本文以《清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研究》为题,力求对王善生平及其治学之道,以及该书于弹琴指法上“正明指法,删定字母”、于琴律上“审音定律,按律成谱”、于琴调上“详究五调,细按弦徽”、于曲谱撰辑上“精谱操之源,创自我操”五个方面作详尽分析,以期窥知王善在清代古琴发展中的重要成就。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于菁竹[3](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认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莫珂璐[4](2020)在《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在新时代的价值》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维度。本文首先追溯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思想来源。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有较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在此基础上,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对交往实践观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梳理出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从萌芽到形成再到运用与拓展的蜕变过程:《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了对交往问题的哲学思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哲学思考转向经济领域中现实问题的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初具雏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的初步形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申出的三种交往实践形式标志着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成熟;《资本论》中运用交往实践的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产生的根源,《人类学笔记》中将交往实践理论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通过对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内涵丰富、特征明显。本文从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出发阐释和把握其内涵。交往实践于个人而言,不仅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也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于社会而言,社会生活的固有属性是交往性和实践性,交往实践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交往实践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为了在对比中凸显马克思交往实践思想的科学性,本文选择了对交往理论研究颇深的哈贝马斯,将其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思想进行比较。在把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发现在立论基点、推动交往发展动力、实现交往合理化的途径方面两人思想迥异。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虽然有着促进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发展、为研究人的异化之克服提供新视角等等的进步意义,但其论述不够严密,很多构想带有乌托邦色彩,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超越还很远。理论只有关照现实才能体现出其本真意义。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亦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国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很多挑战等待着我们去迎接。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国际交往复杂多变。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为迎接挑战、解决问题或提供理论支持,或提供实践支持。
郑美良[5](2019)在《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文中指出我国台湾地区是一个拥有包括原住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和语言。但是由于受政治环境、语言政策等的影响,台湾原住民族语言遭遇发展危机,多种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多元文化思潮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台湾地区开始调整原住民族语言政策,强调保护和弘扬多元化语言文明。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尝试通过政策研究,考察和分析台湾地区在保护和恢复原住民族语言上所采取的实践行动及其效果。首先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梳理和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脉络,整合和分析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其次,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三所不同类型学校的族语教育政策执行和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台湾的原住民族群约有55万人,占全台湾总人口数约2%,大多居住在山地地区。原住民学生数已达到136371人,占了全体总学生数的3.05%。虽然自2013年以来原住民学生族语交谈频率略有提升,但频率仍然较低;约半数原住民学生认为使用族语不便于与人沟通且缺乏族语学习兴趣;在族语使用能力方面,学生在听力、口语和歌谣歌颂能力均较弱;中学阶段通过族语认证的原住民学生人数也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为切实保护濒临消失的原住民族语言,台湾地区形成了不同层次、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一是形成了以台湾“教育部”和“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主体的政策制定主体,全面规划和制定原住民族语言政策;二是建构了以《原住民族教育法》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为标志性文件的语言政策体系,包括相关课程规划、师资培训规划、教材编辑制度、语言认证制度等政策;三是优化了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行动路径,更加强调通过学校系统层面推动和深化。第三,台湾各地方、各学校依据政策规划,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执行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课程编排上,台湾在《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和《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都规定了一定时数的族语课程;在师资选拔和培育上,建立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制度,实施族语师资培训规划;在教材编写上,制定族语《九阶教材》等学习材料。此外,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还通过“母语日”、开展族语活动等方式营造语言学习环境,借助族语评价与认证机制诊断和促进学生族语学习,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调整教学方式,采取族语教师协同示范、深入部落体验文化与生活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第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执行在学校行政上面临着资源整合的难题;师资方面存在师资老化、年龄断层的问题;在课程实施上面临教材难以统一的局面;家校社合作难以唤起家长的认同与主动意识,也难以营造良好的社区支持氛围。在后续的政策修正与发展中,还应该在尊重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上,增强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和自决性,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注重师资建设。此外,需要着力解决政策执行所需的配套措施,争取社会文化支持,加大相关投入,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语言教育共同体关系。
魏珂[6](2017)在《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文中研究说明身体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我国教育界对身体进行了探讨,认为教育的身体转向,有助于回归人的本真存在,实现对人的生命关怀。大学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处于大变局中的近代大学生,在社会诸种力量影响下,他们身体的内与外、思想与行为等均在改变。本研究以身体为线索来探讨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将先前学界讨论教育问题的焦点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转移到对教育主体的关注。研究视角的转移,意在从另一个新的、贴近“人”的角度观察受教育者的自我感知与成长,进而反思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认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教育应如何影响和塑造人。通过梳理关于1895至1937年间我国大学生的相关史料,考察他们的身体变迁史,进而探讨国家与学生身体的归属关系规律,揭示影响学生身体发展的教育因素。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首先探讨与分析了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发展与变化,然后提出近代大学生身体变迁呈现出的特点。对近代大学生的发展与变化,本研究从六个角度进行剖析:一、大学生身体如何从家庭之身转变为学校之身,进而成为国家之身;二、近代大学如何努力把学生身体纳入学校的时空规训之中及学生对规训的因应与抗争;三、大学如何对学生身体进行野蛮化和卫生化改造,以塑造学生强健的体格;四、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由“修身”向“修形”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五、大学生爱情、生理的追求特征;最后,探讨在民族存亡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的生死选择。基于上述剖析,近代大学生身体与国家之间关系发展呈现出归属与背离的曲线,当国家危机严重时,身体的归属性开始变强,身体自主性变弱;当个人和国家矛盾加强时,身体自主性变强,归属性变弱。近代大学生的身体发展路线体现了其身体归属与身体自主间的统一与矛盾,大学生处身其间的应对与纠葛的历史是教育由“传统”而“现代”变化历程的一个具身化面向。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近代大学生身体发展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特征:一、身体归属国家化。大学生身体与国家的强弱不可分割,进而救国紧密结合,故增加军训和有计划地体育训练,着重“增强国民体质”的卫生实践,是近代大学身体教育的基本特点。二、身体形塑外向化。与传统教育注重塑造学生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不同,近代教育强调“野蛮其体魄”,注重学生外在自然形体的改造;强调身体形塑和身体改造与社会改造、追求国家富强的关系。三、身体活动自由化。近代大学灵活的入学、转学和休学等制度,使得学生在校际、院际的流动有很大的自由度;大学生积极追求婚姻自由、性自由,和活动空间的自由。四、身体规训人性化。近代大学引进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大学生管理包括时空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生活管理、学业管理。尤其是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纳入管理范围,这是近代教育人性化的标志。五、身体表现多样化。近代大学生摒弃了传统社会读书人四平八稳的行事姿态,热心运动,参与革命,留学救国,其身姿活跃在社会各种场合。总之,近代中国大学生身体塑造适应了时代需要,但埋下了工具理性、轻视修心等伏笔。
周海燕[7](2015)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三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胡竹青[8](2014)在《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机遇与战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运用文献法、调查法等方法对世界和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现状进行了研究,对橄榄球运动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讨,论证了中国橄榄球运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提出了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研究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界橄榄球运动的历史、分类和现状”,在这一部分,梳理出了世界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历史,明晰了世界橄榄球运动的分类与不同橄榄球运动之间的区别,介绍了橄榄球运动的主要赛事;第二部分是“橄榄球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在这一部分,对橄榄球运动的功能、哲学内涵、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进行了阐述,对橄榄球运动之于训练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进行了探求;第三部分是“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在这一部分整理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橄榄球运动历史,研究了中国橄榄球运动各方面的发展现状,并对导致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滞后原因进行了剖析;第四部分是“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机遇”,在这一部分,对中国发展橄榄球运动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历史机遇进行了论证并对中国改革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第五部分是“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一部分,解答了中国橄榄球运动进行战略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起点模式、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并就中国橄榄球奥运争光、职业化发展和普及推广进行了案例研究。本文通过五个部分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即:虽然中国橄榄球运动目前的普及范围小、职业化进程慢、市场化程度低、竞技水平不高,但是在世界橄榄球运动的影响下,在橄榄球项目进入奥运会的带动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推动下,在中国正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背景下,中国橄榄球运动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行战略性的研究,以使中国竞技橄榄球水平得以提高,群众橄榄球全面普及,橄榄球产业取得发展。
武良军[9](2013)在《教唆未遂的可罚性问题研究——兼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问题与完善》文中认为教唆未遂行为在我国是否具有可罚性,不论是于刑法理论上,还是于刑事司法实务中,目前都已极具争议。缘于教唆未遂的概念与教唆犯性质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习惯于在教唆犯的性质下探讨这一问题,即以教唆犯从属性说或教唆犯独立性说来逻辑演绎教唆未遂行为的可罚与否。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似乎并没有为刑法理论,抑或是刑事司法实务于该问题的解决简单化,争论似乎倒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有必要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重新加以检讨,并合理寻求教唆未遂可罚与否的判断基准。
陈健[10](2013)在《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文中提出20世纪初,经历了“庚子事变”后的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一场极具“西化”色彩的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政治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头戏,恰在此时,日本成为中国师法的榜样,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奔赴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化,他们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学习法政成为当时留学界的主流,在留日法政教育中,又以法政大学创办的速成科最为引人注目。该科齐聚了很多俊才佳彦,既有已在国内取得状元、进士、举人等传统功名的科举名士,亦有毕业于新式学堂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着名的有夏同和、刘春霖、杨度、汤化龙、汤寿潜、张知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古应芬、沈钧儒等。就政治立场来看,清末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大思潮的主要推动者咸集于此。翻检这些精英人物早期有关中国宪政体制的构想和推进政治改革的文章,大多发表于他们留学法政大学速成科、接受了较系统的宪政教育后不久。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知识分子的宪政思想与他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当日速成科所配备的教师俱为日本最有名望的法学家,他们多数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美浓部达吉讲授的比较宪法学,笕克彦讲授的国法学,清水澄教授的行政法和宪法,中村进午讲授的国际法,小野塚喜平次讲授的政治学等课程对于当日中国留学生接受西学知识、传播现代政治思想以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传统、批判专制、追求立宪的重要影响因子。尽管速成科人才济济,有着相同的留学教育背景,但却因出身、年龄及阅历的关系导致在政治立场上分属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大阵营,并为各自阵营的宪政体制构想而奔走呼号。此种政治理念的分殊,反映的是留学生知识群体对国家体制构想中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而非对民主宪政体制本身存有根本分歧。也正因此,清末政府主导的立宪破产后,君主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寻求另一条道路的救国行动,两派知识分子在辛亥前夜,实现了政治理念的合流。
二、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0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0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清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本文运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王善生平与《治心斋琴学练要》治学之道 |
第一节 王善生平 |
一、王善其人 |
二、王善的人际交往 |
三、王善与中州琴派 |
第二节 王善治学之道 |
一、明音律之本,体教化之源 |
二、审音定律,按律成谱 |
三、撮取机要,阐究精微 |
四、精谱操之源,创自我之操 |
五、克承先志,嘉惠后学 |
第三节 《琴学练要》主要内容 |
一、琴学基础(卷一) |
二、琴律与琴调(卷二) |
三、琴曲(卷三、卷四、卷五) |
小结 |
第二章 正明指法,删定字母 |
第一节 《凡例》之指法习弹及演奏理念 |
第二节 “右手—左手—两手合用”的指法谱字编纂体例 |
一、《字母解》指法谱字编纂体例分析 |
二、《兰田馆琴谱》与《琴学练要》谱字分类异同 |
第三节 《字母解》之指法谱字信息 |
一、含音位走音信息的谱字 |
二、含音高调性信息的谱字——“变” |
三、含节奏信息的谱字 |
四、含速度信息的谱字 |
五、含力度信息的谱字 |
六、含曲式结构信息的谱字 |
第四节 《琴学练要》特殊、罕见右手指法辨析 |
一、“擘”“托”“大撮”“提擘”遵古法 |
二、相似指法“剔”“摘”“滚”的区分运用 |
三、相似指法“剔挑”“半轮”辨析 |
四、“临”文本阐释与运用的差异 |
第五节 《字母辨》之指法声情 |
一、右手指法声情 |
二、左手指法声情 |
小结 |
第三章 审音定律,按律成谱 |
第一节 依《上弦次序法》《转轸定弦法》考订其三分损益律 |
一、《上弦次序法》之正调上弦法 |
二、《转轸定弦法》之正调调弦法 |
第二节 三分损益法定弦徽篇目 |
一、《三准十二律诸调弦徽位次总图·附文》之律尺单位厘清 |
二、《泛音徽节定位说》之泛音徽节定位 |
三、《音律相生损益说》之三分损益求律定徽分 |
第三节 《五调安弦内外弦徽之图》对三分损益律“最大音差”的矫正 |
一、“隔一”“隔二”中的八徽半矫正 |
二、“隔三”中的十二徽矫正 |
三、“隔三”中的七徽七分矫正 |
四、《三准十二律诸调弦徽位次总图》诸调弦徽的偏差值 |
第四节 《平沙落雁》弦徽音位的使用 |
一、五谱《平沙落雁》徽分 |
二、《平沙落雁》同名琴曲弦徽 |
小结 |
第四章 详究五调,细按弦徽 |
第一节 《凡例》之“均调”理念 |
第二节 “均—音”曲谱编撰体例的影响 |
一、《琴学练要》之前的琴谱编撰体例 |
二、《琴学练要》之后的琴谱编撰体例 |
第三节 “先分五调,散分五音,次分三准”之均调旋宫理论 |
一、以《还相为宫之图》定五均 |
二、《五调十二律弦徽七音相次之图》之五均弦法 |
三、《五调三准清浊生律定位之图》之五均三准定位 |
第四节 曲谱中的“均调”理论实践 |
一、三十一谱依毕曲音为审音之法 |
二、《平沙落雁》移调记五均五谱 |
三、三首变调曲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精谱操之源,创自我之操 |
第一节 王善自创之操 |
一、王善新操之明清流传情况梳理 |
二、王善新操之当代打谱情况梳理 |
第二节 八曲王善曲作的传谱分析 |
一、据前谱改编得新作《陋室铭》 |
二、《关雎章》《幽涧泉》《精忠词》(仅见《琴学练要》) |
三、《知止吟》《易春操》《潇湘夜雨》(后收录于《天闻阁琴谱》) |
四、《读易》(后收录于《蕉庵琴谱》《天闻阁琴谱》《琴学初津》)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小结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一、保家纹 |
二、马蹄纹 |
三、锅圈纹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小结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小结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小结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小结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小结 |
结论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在新时代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重点 |
1.4.3 研究难点 |
1.4.4 研究创新点 |
2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思想来源 |
2.1 康德“恶意的交往性” |
2.2 费希特“我—他辩证法” |
2.3 黑格尔“劳动是交往的中介” |
2.4 费尔巴哈“交往唯心主义” |
2.5 施蒂纳“唯我论哲学范式” |
3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发展历程 |
3.1 交往实践的萌芽 |
3.1.1 《博士论文》和《莱茵报》工作时期的交往实践思想 |
3.1.2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交往实践思想 |
3.2 交往实践的形成 |
3.2.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实践思想 |
3.2.2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交往实践思想 |
3.3 交往实践的运用与拓展 |
3.3.1 《资本论》中的交往实践思想 |
3.3.2 《人类学笔记》中的交往实践思想 |
4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内涵与特征 |
4.1 交往实践的内涵 |
4.1.1 交往实践与个人 |
4.1.2 交往实践与社会 |
4.2 交往实践的特征 |
4.2.1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 |
4.2.2 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
4.2.3 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
5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
5.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内容 |
5.1.1 交往行为概念 |
5.1.2 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重架构 |
5.1.3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
5.1.4 交往理性 |
5.2 马克思交往实践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之比较 |
5.2.1 马克思交往实践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之差异 |
5.2.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评析 |
6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在新时代的价值 |
6.1 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
6.1.1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
6.1.2 生态文明建设效果显着,但环境保护仍任重道远 |
6.1.3 国际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将应对更为复杂的外部挑战 |
6.2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价值 |
6.2.1 为经济健康繁荣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 |
6.2.2 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思路 |
6.2.3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
参考文献 |
(5)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 |
二、语言保护政策措施成效低下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多元文化与教育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相关研究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问题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 |
四、研究信效度与研究伦理 |
五、研究范围与限制 |
第二章 台湾原住民族及其语言教育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概述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背景分析 |
一、学生人数构成 |
二、原住民学生就学人数 |
三、各县市原住民学生分布情况 |
四、各级学校原住民学生族籍分布情况 |
第三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族语使用情形分析 |
一、使用族语状况 |
二、族语能力自评 |
三、参加族语认证情况 |
第三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进 |
第一节 “二战”前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一、“荷西”时期(1624-1662 年) |
二、“明郑”时期(1662-1683 年) |
三、“清领”时期(1683-1895 年) |
四、“日据”时期(1895-1945 年) |
第二节 “二战”后到解严前的族语教育政策 |
一、社会环境变迁推动政策修订 |
二、实施国语政策削弱原住民族语言 |
第三节 解严后到《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族语教育政策 |
一、族群意识兴起促使政策转变 |
二、多元文化下的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第四节 《原住民族教育法》后的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一、正视本土文化完善政策制定 |
二、振兴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第四章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分析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法律基础 |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
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三、对现行原住民族语言保护规范的分析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教育管理体系 |
一、台湾“教育部” |
二、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 |
第三节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分析 |
一、法源基础 |
二、信念价值 |
三、现有问题分析 |
四、计划目标 |
五、执行策略 |
六、预期效果 |
第四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规划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课程规划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师资培育规划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材编辑 |
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认证制度 |
第五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育基本状况分析 |
一、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师资结构 |
二、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课程编排方式 |
三、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材使用情况 |
第二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行政管理分析 |
一、学校执行相关配套措施 |
二、学校政策执行成效评鉴 |
第三节 学校族语教学分析 |
一、族语教师教学信念引导教学实践 |
二、族语教学策略分析 |
第四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效果检视 |
一、学校行政的困境 |
二、教师面临的困境 |
三、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成效与困境分析 |
第六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归因分析 |
第一节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
一、跨族群通婚带来的语言困境 |
二、部落的文化经营的变化 |
第二节 教育政策因素分析 |
一、语言同化政策的影响遗留 |
二、菁英族人族语危机意识淡薄 |
第三节 学校教育因素分析 |
一、学校氛围的营造 |
二、族语师资老化与断层问题 |
三、族语教师信念影响教学实践 |
四、族语认证引导族语教学策略 |
五、教学策略影响教学成效 |
第四节 家庭教育因素分析 |
一、部分家庭对族语教育的重视 |
二、遭受家长漠视的族语教育 |
第七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传承的文化意蕴 |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与教育 |
一、坚持平等尊重的教育理念 |
二、坚持理解共荣的发展路径 |
第二节 语言与语言教育 |
一、多元文化中语言的地位 |
二、语言教育的政策规划 |
三、多元文化中的语言教育 |
第三节 语言教育问题 |
一、语言教育的功利性强 |
二、有语无言的教育生态 |
三、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的资源匮乏 |
四、原住语言教育的受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
第四节 语言教育政策的修正 |
一、遵循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 |
二、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
第五节 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支持与保障 |
一、培育社会文化 |
二、增加资源投入 |
三、建构社区-家庭-学校的语言共同体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一、族语师资是落实政策的关键主体 |
二、族语教材是实施政策的重要载体 |
三、家庭是实践政策的核心力量 |
四、族语认证分级制度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
五、使用族语的场域与机会是保障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 |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原住民族语言的政策建议 |
一、增加成年人学习族语的途径 |
二、提高族人对族语的重视 |
三、创新族群语言文化教育 |
四、保障族语教师职业发展 |
五、优化族语教师团队结构和专业发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 |
附录二:十二年国教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文 |
附录三:台湾《原住民族教育法》 |
附录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附录五:访谈邀请函 |
附录六:访谈同意书 |
附录七:访谈大纲 |
后记 |
(6)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五、概念界定与理论参照 |
第一章 “国”与“家”:近代大学生出现及其身体归属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群体及其身体概况 |
一、近代大学生的出现和壮大 |
二、近代大学生的地区、校际、院际分布 |
三、近代大学生的性别和年龄 |
四、近代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籍贯 |
第二节 救亡图存社会背景下的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变迁与实践 |
一、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 |
二、近代人才观中的身体 |
三、中国近代大学身体教育实践概述 |
第三节 国家化趋势下学生身体自由的日渐衰落:以拖尸为例 |
一、新生下水:“拖尸”活动的对象与目的 |
二、存废之争:“拖尸”引发的争论与结局 |
三、“身体”与“文化”:“拖尸”活动的深层次分析 |
第二章 “内”与“外”:大学生身体活动的时空展演 |
第一节 按部就班:近代大学的时间安排 |
一、寒来暑往:校历的变迁 |
二、从早到晚:每日的时间安排 |
第二节 四角天空:出入限制 |
一、出入有牌:请假证明 |
二、私人重地:难进难出的宿舍 |
第三节 威威讲堂:规矩的学生 |
一、点名考勤:身在曹营心在汉 |
二、难治之症:学生旷课缺课问题 |
三、自修室:第二课室 |
第三章 “强”与“健”:大学生教育中身体保护新举措 |
第一节 强身健体:近代大学生的体育与军训 |
一、大学生体育强迫运动 |
二、近代大学生的运动比赛 |
三、严格的规训:近代大学生的军训 |
第二节 保卫身体:近代大学生的卫生教育和疾病预防 |
一、近代大学卫生教育和卫生措施 |
二、学生卫生运动 |
三、大学生个人卫生思想与习惯 |
第三节 面对疾病:近代大学对学生疾病的关照 |
一、多重压力下的大学生身体状况堪忧 |
二、近代大学医疗制度建立和学生体检 |
三、近代学生疾病的治疗及其感受 |
第四章 “神”与“形”:大学生身体形塑重心的转变 |
第一节 礼与形:仪式中的大学生身体 |
一、传统祭祀方式的流变 |
二、为国为校:仪式和学生身体展演 |
第二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礼貌与姿态 |
一、清末大学堂中传统礼仪的浸染及影响 |
二、民国时期大学生礼仪规训 |
第三节 展现自我:近代大学生服饰的流变 |
一、化为一统:统一的制服 |
二、追求美丽:个性化的服饰 |
第四节 革命与自主:身体形象的改造 |
一、革命从头开始:剪发的故事 |
二、缠足与放胸:我的身体我做主 |
三、看与被看:女学生身体裸露的革命 |
第五章 “爱”与“欲”:大学生的爱与性 |
第一节 近代大学生的婚姻状况与爱情观念的变化 |
一、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与现代自由恋爱的浸染 |
二、近代大学生的婚姻调查数据 |
三、近代大学生身体归属及其婚姻案例分析 |
四、异性身体的魅力:大学生之自由求爱 |
第二节 近代大学生的性行为 |
一、大学生的性行为:从张竞生《性史》谈起 |
二、各种性行为:《申报》中大学生的性爱世界 |
三、学校对学生性行为的约束与学生的抵制 |
第六章 “生”与“死”:大学生的身体毁灭与干预 |
第一节 英年早逝:近代大学生死亡的情况 |
一、近代大学生早逝的数量和原因 |
二、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突然死亡的应对 |
第二节 魂归何处:近代大学自杀与干预 |
一、近代大学生自杀概况统计 |
二、自杀的原因分析 |
三、自杀的结果、善后与干预 |
四、自杀个案分析 |
第三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民族民主而死 |
一、断指血书为哪般:五四运动中大学生的身体展演 |
二、喋血三·一八 |
三、救国岂止在口头:“九·一八”与“一·二八“爱国运动 |
第四节 近代大学生的生死观 |
一、人的身体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
二、自杀是自己选择死亡的权利 |
三、人应该追求生命的价值 |
四、生死本轮回 |
结语 |
一、从身体自主到人的解放 |
二、中国近代大学生的身体特征 |
三、大学生身体教育观实践的利弊及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1.2.1 关于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研究 |
1.2.2 关于1927-1937年经济发展原因研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1.3.2 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1.3.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可能的不足 |
2 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 |
2.1 国内危机:国内分裂混战及其市场失灵 |
2.1.1 国内分裂混战 |
2.1.2 自然灾害频仍 |
2.1.3 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出现 |
2.2 国外危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 |
2.2.1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 |
2.2.2 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 |
2.2.3 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 |
2.3 理论挑战:凯恩斯主义盛行 |
2.3.1 凯恩斯主义形成根源 |
2.3.2 中国理论界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
2.4 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 |
2.4.1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转型 |
2.4.2 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的确立 |
2.4.3 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 |
2.5 小结 |
3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 |
3.1 政府供给的现代产权制度创新 |
3.1.1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 |
3.1.2 主要资源保护及所有权的明晰 |
3.1.3 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
3.2 政府强制推动税制金融制度创新 |
3.2.1 税制制度改新 |
3.2.2 金融制度创新 |
3.3 强化科技与引进人才制度 |
3.3.1 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 |
3.3.2 农业科技制度供给与支持 |
3.3.3 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 |
3.4 政府协调工商业发展政策 |
3.4.1 重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3.4.2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
3.4.3 发展对外贸易 |
3.5 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 |
3.5.1 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 |
3.5.2 农会制度创新 |
3.5.3 支持乡村建设力量发展 |
3.6 农村复兴运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3.6.1 租佃制度优化改新 |
3.6.2 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
3.6.3 农业金融政策的支持 |
3.7 小结 |
4 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 |
4.1 土地及主要资源之确权实现优化配置 |
4.1.1 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 |
4.1.2 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 |
4.1.3 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化 |
4.2 税制与金融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
4.2.1 现代税制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
4.2.2 币制现代化促进市场流通 |
4.2.3 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 |
4.3 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参与市场竞争 |
4.3.1 工业科技推动生产进步 |
4.3.2 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 |
4.3.3 专家与专业人才投入工农业建设 |
4.4 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 |
4.4.1 国家资本企业市场化运转 |
4.4.2 民营经济活跃市场空间 |
4.4.3 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 |
4.5 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之作用 |
4.5.1 商会维护商人利益 |
4.5.2 同业公会维护市场秩序 |
4.5.3 民间乡村建设力量的示范引领 |
4.6 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 |
4.6.1 小农户经济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4.6.2 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
4.6.3 农业合作社创新对农村经济的带动效应 |
4.7 小结 |
5 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 |
5.1 大国中央政府威权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性 |
5.2 专家精英参与制度设计和决策减少了试错成本 |
5.3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 |
5.4 乡村建设特别要重视民间社会精英与传统文化的作用 |
5.5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
5.6 发展农户经济及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
6 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8)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机遇与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橄榄球运动的起源与演进 |
一. 世界橄榄球运动的追根溯源——英式联合式橄榄球运动的起源 |
二. 由“业余体育原则”而导致的分歧促使英式联盟式橄榄球运动的产生 |
三. 加拿大式橄榄球与美国式橄榄球一脉相承 |
四. 澳式橄榄球的多起源说 |
第二节 橄榄球运动的发展 |
一. 从橄榄球世界杯诞生过程观英式联合式橄榄球运动的发展 |
二. “业余精神”与英式橄榄球 |
三. 美国式橄榄球的职业化进程 |
四. 两次世界大战对橄榄球运动发展的影响 |
五. 规则的变迁和世界橄榄球发展的主要模式 |
第三节 橄榄球运动的分类 |
一. 橄榄球运动的分类和定义 |
二. 主要橄榄球类别之间的区别 |
第四节 橄榄球运动的赛事 |
一. 英式橄榄球主要赛事 |
二. 美国式橄榄球赛事 |
三. 澳式橄榄球的代表——AFL 第三章 橄榄球运动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橄榄球运动的内涵探求 |
一. 橄榄球运动的功能 |
二. 橄榄球运动的哲学内涵 |
三. 橄榄球运动的核心价值——正直、热诚、团结、纪律、尊重 |
四. 橄榄球运动的文化内涵 |
第二节 橄榄球运动之于相关学科的意义 |
一. 橄榄球运动之于训练学 |
二. 橄榄球运动之于管理学 |
三. 橄榄球运动之于社会学 |
四. 橄榄球运动之于经济学 第四章 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史 |
一. 中国大陆英式橄榄球发展史 |
二. 香港英式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史 |
三. 台湾英式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史 |
四. 中国美国式橄榄球运动的发展史 |
第二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的现状 |
一. 中国竞技橄榄球运动的现状 |
二. 中国橄榄球其它方面的现状 |
第三节 导致中国橄榄球运动现状的原因分析 |
一. 从球类运动起源与在中国的传播洞察橄榄球运动在中国发展滞后的原因 |
二. 奥运会对球类项目发展的影响 |
三. 从橄榄球运动特点本身对其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四. 文化观念差异对橄榄球项目在中国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机遇 |
第一节 中国发展橄榄球运动的意义 |
一. 发展橄榄球运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二. 发展橄榄球运动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需要 |
三. 发展橄榄球运动是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需要 |
第二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历史机遇 |
一.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
二. 中国体育的发展成就为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
三.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响 |
四. 传媒与体育 |
第三节 中国改革发展的趋势 |
一. 中国改革大势 |
二. 中国体育改革的判断 第六章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战略选择 |
第一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战略问题的提出 |
一. 战略的含义 |
二.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 |
三.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战略研究的现实性 |
第二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起点模式和目标模式研究 |
一.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起点模式研究 |
二.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目标模式研究 |
第三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过渡模式研究 |
第四节 中国橄榄球运动发展的对策案例研究 |
一. 中国橄榄球项目奥运争光计划 |
二. 中国橄榄球运动职业化发展设想 |
三. 中国橄榄球运动普及推广的思考 第七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
(9)教唆未遂的可罚性问题研究——兼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问题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目次 |
前言 |
一、逻辑前提:教唆未遂的概念厘清 |
(一)教唆未遂概念的界定 |
(二)教唆未遂的具体类型 |
二、可罚性的肯定:教唆犯从属性立场下的例外处罚 |
(一)教唆犯性质的理论对立与教唆未遂可罚性的与否 |
1.教唆犯从属性说与教唆未遂的可罚性否定说 |
2.教唆犯独立性说与教唆未遂的可罚性肯定说 |
3.教唆犯二重性说与教唆未遂的可罚性肯定说 |
4.理论上的检讨 |
(二)教唆未遂可罚性的判断基准 |
1.判断基准之一——有无侵害法益的危险 |
2.判断基准之二——有无刑事政策上处罚的必要性 |
3.判断基准之三——有无为处罚提供依据的条文规范 |
(三)教唆未遂可罚性的肯定及与教唆犯性质的理论整合 |
1.教唆未遂可罚性的肯定 |
2.教唆未遂可罚性肯定说与教唆犯性质的理论整合 |
三、可罚范围的限定:教唆未遂相对可罚的立场 |
(一)教唆未遂相对可罚的依据 |
1.理论依据:刑法的谦抑性 |
2.法律依据:第13条但书规定 |
(二)可罚范围的具体限定 |
1.基于教唆内容性质的限定 |
2.基于教唆行为类型的限定 |
四、规范检视: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问题与完善 |
(一)刑法第29条第2款的立法属性及教唆未遂的性质 |
1.第29条第2款的立法属性 |
2.第29条第2款与教唆未遂的性质 |
(二)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存在的缺陷 |
1.处罚范围未加以限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
2.处罚原则配置不合理,有违罪刑的相适应 |
(三)我国教唆未遂处罚规定立法完善的见解及评析 |
1.我国教唆未遂处罚规定立法完善见解的介绍 |
2.相关评析及本文的立场 |
五、结语 |
(10)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各章结构内容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清末新政与留日热潮及西学传播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
第二节 留日学生与近代政治学说传播 |
第二章 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办和教育 |
第一节 梅谦次郎与法政速成科的创办 |
一、学成归国的梅博士 |
二、创办法政速成科 |
三、延揽名师、亲执教鞭 |
第二节 日本法政大学藏《速成科讲义录》学术价值评析 |
一、《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概述 |
二、《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学术价值评析 |
第三节 速成科群体政治理念与活动 |
一、速成科毕业人数小考 |
二、理念的分殊与合流—速成科学生中的立宪派与革命派 |
三、速成科教育与立宪派、革命派的理论家 |
小结 |
第三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与笕克彦《国法学》之关系 |
第一节 “制”与“国权” |
第二节 国家之分类 |
第三节 “开明专制”与“立宪” |
第四节 立宪之争及理论溯源 |
小结 |
第四章 速成科教育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第一节 杨度在日本接受宪政教育情况 |
第二节 关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学术溯源 |
一、关于杨度“世界与中国”的学术溯源 |
二、关于杨度的国家观“金铁主义”的溯源 |
三、关于杨度“现行政体性质”的学术溯源 |
四、关于杨度“政治革命”的学术溯源 |
五、关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学术溯源 |
小结 |
第五章 速成科教育与汪精卫“国民主义”思想 |
第一节 “民族的国民”解析 |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溯源 |
二、“民族”与“国民”的嫁接 |
第二节 汪精卫的“政治革命论”解析 |
一、政治革命的途径 |
二、“政治革命”的内涵阐述 |
三、学理之辩 |
小结 |
第六章 速成科教育与胡汉民国际法思想 |
第一节 胡汉民在日本接受国际法教育情况 |
第二节 胡汉民国际法思想论解 |
一、同盟会之“对外主义” |
二、排外与国际法 |
小结 |
第七章 胡汉民、朱执信“民生主义论”与速成科教育 |
第一节 胡汉民、朱执信所受经济学、财政学教育情况 |
一、《经济学》、《财政学》讲义内容及两者关系 |
二、《经济学》《财政学》讲义的内容特色 |
第二节 关于胡汉民、朱执信“民生主义”的学术溯源 |
一、关于胡汉民“民生主义论”的学术溯源 |
二、关于朱执信“民生主义论”的学术溯源 |
小结 |
结语——国家观念更新与体制追求 |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衍生 |
二、由“东洋”入“西洋”——法政速成科在传播近代国家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 |
参考文献 |
附表及附录 |
一、附表:法政速成科各班毕业生名录 |
二、附录: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各期目次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研究成果 |
四、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0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清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研究[D]. 李佳婷. 武汉音乐学院, 2021(09)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在新时代的价值[D]. 莫珂璐. 浙江大学, 2020(08)
- [5]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D]. 郑美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1895-1937)[D]. 魏珂.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05)
- [8]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历史机遇与战略选择[D]. 胡竹青. 武汉体育学院, 2014(12)
- [9]教唆未遂的可罚性问题研究——兼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问题与完善[J]. 武良军. 刑法论丛, 2013(02)
- [10]留学教育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体制构想 ——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D]. 陈健. 南开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