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大利电信业:蜂窝超越固定(论文文献综述)
盛新宇[1](2021)在《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文中研究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从各个视角探寻优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动力源,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已然成为中国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而相关研究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既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关键前提,又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此同时,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建设也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互联网对价值链分工机制转变、产业融合发展等形成的显着影响正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提供绝佳机会。基于互联网发展视角,积极探究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动力机制,明确互联网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路径,符合探寻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实际需求,也与中国当前对外贸易发展态势相契合。而从行业视角出发,互联网发展对行业所赋予的优势及其在互联网发挥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影响也同样值得重点关注。本文在此背景下,基于网络经济理论、贸易成本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等,从双边及行业视角出发,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所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观察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在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以期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现有互联网对国际贸易分工影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寻优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新动能。本文的研究共包含七章内容。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本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与评价以及本文研究的框架、方法、创新性与不足等。第2章为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重点梳理了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几个关键变量的经济学内涵,总结介绍了研究工作展开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内容,同时就互联网对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开展机制分析。第3章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及分析,首先对核心变量的评价方法进行介绍,并基于可获得样本数据,对中国与主要伙伴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以及世界样本范围内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开展测算与比较分析。第4章至第6章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本文结合对已有研究工作的总结以及理论机制的分析结论,构建计量模型,分别从增加值出口贸易、双边价值链关联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三个视角出发,就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影响开展分析,同时探究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开展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工作,并就互联网影响形成的作用机制及其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影响展开拓展分析。第7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基于前期各章节的分析工作,就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基于全文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构筑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新动能总结相关政策启示。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最终得出的主要结论可总结如下:(1)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增长,也有利于中国强化与伙伴国的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并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伙伴国市场中的分工地位,发展互联网确实能够显着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2)在互联网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过程中,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同样发挥着显着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互联网促进作用的发挥,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也越优;(3)由于制造行业内部差异化程度差别的存在,互联网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性,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的影响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4)互联网的发展主要通过贸易成本削减机制来实现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而针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互联网发展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中间价值出口优势来实现的;(5)发展互联网还能缓解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过程中所面临的先动优势竞争压力,并能降低中国在伙伴国市场中面临的制造业价值链梯度关联压力,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后发优势的提升,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构筑持续而强劲的驱动力。本文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视角切入,形成了专门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系统研究成果,在选题视角方面存在一定的创新性;同时,本文着眼于中国问题,旨在形成针对中国问题的专项研究成果,研究工作有助于为探寻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新动能提供新视角;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本文将熵值赋权法引入互联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工作中,测评工作更具客观性,与此同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衡量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的新指标,密集度指标的测算与评价便捷可行,有助于本文明确各制造行业对互联网赋予优势的依赖程度,而研究证实行业网络密集度的关键影响也进一步丰富了互联网贸易促进效应的理论研究内容。
Ivan Sarafanov[2](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宋庆[3](2020)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信息技术正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政策、产业、技术等因素的推动下,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网络使不同产业相互交叉和渗透,逐渐表现为产业链发生变革,原有的产业角色、商业模式、运营体系都将升级迭代。同时,4G时代即将结束,全球电信行业将迈入5G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一直在跟随,在4G时代实现了并肩,在5G时代必须要引领。战略是企业生死存亡、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通信技术交替的窗口期,如何转型适应时代发展、产业发展是中国电信运营商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传统业务和新业务交杂范围甚广、内外部战略环境复杂,电信运营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战略焦点模糊、能力布局跟风、外界环境感知弱等一系列问题。论文以此作为研究的源头,逐步剖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过程。论文采用“理论和经验-模型-实证-实践”的研究方法,对商业生态、组织生态、战略管理、战略转型等理论进行深入学习,同时辅以国际领先电信运营商转型跟踪,系统性汲取转型优质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影响战略转型的内外部因素,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并借助问卷调查对多类型企业、多业务线条、多层次组织的相关战略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依此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影响战略转型的内外部因素。根据实证结果,从多平台网络效应视角构建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战略转型模型,并以典型电信运营商和科技公司的转型实践为案例,论证该战略转型模型的可行性,最后以国内某运营商为例,结合其具体业务和市场发展情况,制定其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战略转型路径规划和组织保障,作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提供具体参考和建议。论文整个过程实现了源于理论和实践融合,终于理论和实践融合。在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电信运营商具体转型实践的基础上,抽象构建论文的影响因素体系和转型模型,通过实践论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将理论模型落地于国内电信运营商具体转型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闭环。论文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结论:一是,从内部看,商业模式是影响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重要因素,而相对于产品形态和业务模式,平台体系发挥更为的重要作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是一个融合创新能力、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商业模式、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商业模式是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微观基础,而平台则是商业模式倡议用户价值主张的承载体。二是,从外部看,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对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影响深远,是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外部机遇。相比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更能左右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政治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技术趋势、行业趋势都是环境影响战略转型的重要因素。三是,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战略是电信运营商行之有效的转型方向。平台体系建设是商业模式的关键子项。电信运营商的平台体系和研发模式、技术驱动创新、价值理念、数字化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影响。电信运营商的技术平台为战略转型提供技术底座,多边平台为转型提供更多市场的拓展可能性。论文开展的创新性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内外部出发,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内部因素主要包含商业模式、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文化、融合创新能力等五个维度,外部主要包含环境变化、用户需求、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等四大维度。根据电信业技术和商业共同演进的特点以及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电信运营商在战略、业务、营销、研发、网络、组织、运营等领域优质转型经验,论文提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从商业模式、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文化、融合创新能力等五大维度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内部影响体系,从环境变化、用户需求、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等四大维度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外部影响体系。论文全方面、立体式深入剖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以往研究学者多从1-4个角度进行实践分析,较难全面窥探电信运营商转型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论文开展的系统化影响因素分析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研究文献中尚无先例,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凸显论文的理论价值。该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形成充分体现了新理论源于以往理论成果和实践的抽象。第二,从多平台网络效应视角构建电信运营商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战略。根据论文开展的实证研究,平台体系对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影响重要性排名第一。平台体系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对产业发挥了赋能和颠覆的重要作用,主要由于其背后的网络效应。技术平台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多边平台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多边积极互动的可能性,包括同质用户的互动和异质用户的互动。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的融合使得网络效应对电信运营商通过平台强化战略转型的力度更加强烈。基于此,论文构建的多平台融合转型战略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同时,韩国电信运营商SKT的转型实践和科技公司微软的转型实践充分论证多平台融合转型战略的落地实施可能性。该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一方面从实践层面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指明了大方向,另一方面详细阐明研发模式、技术驱动创新、价值理念、数字化人才培养、运营模式对战略转型的支撑作用。过往学者多提平台战略和重点开展单平台研究,在通信行业内,电信运营商转型研究鲜有学者开展多平台融合转型研究,论文构建的技术平台和多边融合转型模型具有较好的指引性。第三,以国内某运营商为例构建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路径规划,用具体研究案例落地具体化模型,凸显基于模型的差异化价值。战略转型模型的重要检验标准是能否结合电信运营商实际业务落地实施。论文依照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系统分析国内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根据论文构建的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构建该运营商的转型路径规划以及平台治理和组织保障措施。该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电信运营商在转型的过程中,涉及的因素和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论文结合该运营商具体情况制定的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路径不仅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而且演化的概念模型来源于国际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实践抽象,具有较好的实操性和落地性。
林叙辰[4](2019)在《基础电信业技术与市场及政府规制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电信业面临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问题。然而,尽管存在着“双失灵”的问题,作为各国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世界基础电信业近几十年来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巨大的变革。产业高速变迁的背后是电信经济理论的短缺。无论是经典的自由竞争理论,还是已有的电信规制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该产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理论上的短缺导致了实践中电信规制目标的混乱,为未来基础电信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探究基础电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进而明确今后电信规制改革的方向是当前电信理论界和各国规制机构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探究基础电信业演化规律的重点在于把握“技术”这一核心要素。回顾整个电信产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基础电信业的发展演进关键在于新技术的驱动,技术的进步不仅会改变整个电信体系的产业面貌和市场格局,而且影响和决定了整个电信规制制度变革的方向。那么技术这一关键要素与市场以及政府之间具体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关系和作用机理?这是本文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由此,本文将技术引入电信经济理论体系中,尝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技术为核心要素的电信分析框架,以期为中国电信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本文以技术创新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电信规制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历史案例分析、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技术在基础电信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探究基础电信业技术、市场和政府规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一般规律,进而揭示基础电信产业演化发展的理论机理和实践路径,并据此提出未来中国电信规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对现代电信技术发展历程的回顾、对基础电信业特有的技术经济特征的分析、对电信产业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理论探讨和典型案例分析,指出技术因素是推动并协调基础电信业发展的“第三只手”,并基于实证数据,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动指数法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在中国电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接着,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研究了基础电信业的“第三只手”技术与“无形的手”市场及“有形的手”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法建立理论模型研究市场结构、政府行为规制、国有产权制度以及规制机构独立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影响,并通过基于广义矩估计(GMM)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加以验证,同时采用模型构建和典型案例分析论述了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演变和政府规制变迁的反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两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将技术和政府要素引入传统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产业分析范式,将其拓展成一个新的产业分析框架TGM(SCP),即技术Technology—政府Government—市场Market(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并在此基础上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螺旋式协同演化模型。该模型描绘了基础电信业技术创新、政府规制和市场要素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动态演化规律。最后,依据研究成果提出构建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目标的电信激励规制体系,给出中国电信产业规制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政策构想。纵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有:(1)相对于“无形的手”市场和“有形的手”政府,技术是基础电信业的“第三只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高速发展的本质驱动力和根本原因;第二,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即电信技术创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构造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激励,也改变了政府干预电信市场的方式和内容。只有把握好这技术、市场和政府这三只手之间的关系,才能持续、高效地推动电信产业的繁荣发展。(2)在基础电信业,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中企业数量较少时,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程度呈正相关,而当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阈值后,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程度呈负相关。该阈值水平即为电信市场竞争和垄断的可能性边界,由当前技术供给状况动态决定。因此,具有合意、适当集中度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最有利于电信技术创新的发展。(3)关于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一,产权结构本身对电信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即单纯地对运营商进行私有化改革对市场效率并没有显着的直接影响,电信运营商的产权结构改革需要配以有效的规制体制改革才能达到良好效果。第二,行业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有利于促进电信技术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实施私有化改革的市场环境而言。第三,网络中立规制不允许电信运营商反向差异化收费,打击了运营商投资新技术的积极性,阻碍了电信技术创新的发展。(4)从动态演化的视角来看,在基础电信业,技术、市场和政府规制三者之间是一种以技术为主导的螺旋式协同演化关系。其协同演化机理为:在基础电信业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发挥着主导的驱动作用,技术创新通过改变产业的成本结构特征影响了产业的固有属性,为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需求,并推动政府规制体制改革,而改善的市场绩效和成功的规制体制改革又反过来促进了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整体发展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协同演化态势。(5)应建立以促进技术创新为主导目标的电信规制体系。发挥好“第三只手”技术的驱动和调控作用,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更多地采用技术性手段来促进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和调控电信产业的发展问题。政府规制是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发挥自身在促进电信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化上的重要作用,勇于消除阻碍技术创新的制度性因素并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以促进电信产业持续、高效的发展。
谷红玉[5](2015)在《崛起时期美国国际电信主导权的构建研究(1865-1948)》文中研究说明电信是指利用有线电、无线电或光电系统,进行的信息传输与交流。发达的电子通信网络是一个国家发展综合国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和前提条件。历史发展表明,电信发展与国家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针对电信的重要性,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至二战结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中,同欧洲国家对电信的国际主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19世纪60至70年代,欧洲国家及其他国家对电信业实行国有化垄断经营,以及在国际社会倡导统一通信价格等国际规则,阻碍了美国通信公司的海外扩张。鉴于美国宪法规定对电信业实行完全的私有化运营,意识到海底电缆通信对美国拓展外贸和向外传播美利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政府开始争取国会授权,介入到国际电信的发展过程中,辅助美国通信公司向海外扩张。美国政府通过提出双边互惠电缆铺设政策和绕行不利国际电信规则的办法,帮助美国私有通信公司打开他国保护的电信市场,规避了国际规则对私有公司束缚,促进了美国国际通信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世界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经历了美西战争的美国政府深刻体会到国际通信对美国崛起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决定摆脱对英国国际电缆通信的依赖,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国际通信系统。在争取国会拨款援助美国公司铺设更多电缆的努力失败后,美国便利用20世纪初刚出现的,可以替代海底电缆的无线电技术来构建对国际通信的主导权。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这段期间内,美国政府通过与私有通信公司在三个层面的合作,构建起了对国际通信的主导权。第一,美国政府与通用电气公司共同合作,保护和控制了本国的无线电市场;第二,美国政府与私有通信公司合作,解决了专利分散的问题,整合了国内的无线电产业链,占领了国外无线电市场;第三,在国际层面,美国政府支持私有公司与其共同参加国际电信会议,帮助私有公司重塑了有利于美国无线电业发展的国际通信规则。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控制了国际通信。20世纪40年代初,当美国控制国际无线电通信后,开始谋划战后秩序的美国政府又对国际通信的定位和认识发生改变,他们希望巩固战后美国对国际通信的长期主导权,以便利用国际通信传播美国软实力的功能来为美国战后的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政府利用其正在筹建的联合国多边机制来实现战后对国际电信主导权的巩固。为此,一方面,美国将并未加入的国际电信联盟纳入到联合国的管辖范围内,以领导和左右国际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美国将“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写入了联合国条约中,保证战后国外通信服务市场对美国私有公司长期开放,确保美国私有公司长期占领海外市场。通过梳理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结束期间,美国政府构建国际电信主导权的做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能够控制国际通信是美国政府通过与美国私有公司合作而实现的,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构建国际电信主导权成功的关键。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政府扮演了辅助私有公司扩张的“协助者”、“合作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从启示上看,美国政府的做法也为今天中国电信公司国际扩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朱丽萍[6](2014)在《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文中认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世界电信产业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基础产业,是体现一个国家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产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电信产业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电信技术水平比较低,电信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分析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中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建立激励规制体系的建议。通过分析世界电信技术创新、电信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各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认为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电信产业的性质在技术创新推动下不断改变,从竞争到自然垄断,再到竞争。随着性质的改变,世界各国的政府规制也从加强规制、放松规制向激励规制转变。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呈现出一种螺旋迭代的关系,因此,本文建立了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以解析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作用的机理。运用该模型分析中国电信产业,发现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电信产业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这种规制模式是在保持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产业的不断重组加强产业竞争,却忽视了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从而导致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水平低下,发展落后,规制滞后的特点。落后的电信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不仅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国力不符,更是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根据本文提出的世界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历程没有进入螺旋迭代发展模型的轨道。为了提高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发展水平,必须对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进行改革,建立一套适合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以促进中国电信产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技术创新是电信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技术创新促进了电信产业的发展,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决定了不同阶段的电信产业的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从而使得电信产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产业性质,如竞争、自然垄断、垄断竞争等,当电信产业形成自然垄断性质的时候,政府规制出现,构成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2.世界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与电信产业、政府规制之间是一种螺旋迭代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在一定的规制环境下发展,规制成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在规制约束下的技术创新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电信产业由于成本的变化,性质也发生变化,政府规制就此做出相应的改革,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改革后的规制成为下一阶段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又推动电信产业的性质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新的规制出现,由此,它们之间交叉迭代,螺旋式上升,形成螺旋迭代发展模式。3.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的模式是结构性规制。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电信产业引入竞争,但在之后20多年来的规制改革中,中国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一直采取的是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产业重组,是一种结构性规制,而不是螺旋迭代发展模式。结构性规制注重的是产业竞争,依靠竞争促进价格的下降和规模的扩大,而螺旋迭代发展模式是通过规制改革,改善电信技术创新的规制环境,以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与价格,推动电信产业的发展。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电信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产业发展水平落后,规制体系滞后于世界的发展。4.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体系不利于技术创新。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机构众多,都属于政府部门,规制成本较高,部门利益难以协调。进入规制是以国有所有制为主导的产权结构,并限制私人资本的进入;缺少实质意义的退出机制。这些规制措施导致电信运营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动力。不做调整的价格上限规制也对技术创新激励不足;结构规制下的国有寡头企业易于形成串谋。这些问题造成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本文的理论创新是:1.运用制度经济理论、规制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博弈论建立了世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府规制之间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打通了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机理关系。而已有的电信产业规制理论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不同主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的博弈关系,由于过于强调利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忽视了技术创新这一重要推动力量与产业、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提出了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发展模式。将螺旋迭代发展模型与中国电信产业发展路径相比较,发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信规制的实质是结构性规制,是一种体制内对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规制,以平衡各个国有运营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这种规制模式只注重产业竞争关系,而忽视了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模式的提出,深刻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电信产业螺旋迭代式发展模型的差异,找到了中国电信产业呈现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水平低下、政府规制滞后的原因。3.运用博弈论提出了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螺旋迭代模型的理论与实证检验证明国有产权对技术创新是一种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缺乏独立规制机构的规制体系。本文通过建立国有产权下管理者技术创新的激励模型,揭示出了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能力缺乏的原因。本文的实践意义是:1.建立的螺旋迭代发展模型勾勒出世界电信产业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对于各国处理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由于政府规制是技术创新的制度条件,而技术创新又是电信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规制必须消除阻碍技术创新的因素,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规制体系,才能够提高电信产业发展水平。2.通过比较研究世界电信产业在技术创新推动、规制约束下的螺旋迭代发展路径,充分揭示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导致的政府规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助于政府、企业全面了解中国电信产业发展不足的表现。3.本文提出的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的观点充分显示了中国电信产业近20年来的产业规制与产业发展的特点。中国实施结构性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保持国有运营企业地位的基础上,为了刺激产业竞争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源还是规制体系中保持国有产权主导制。所以,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电信产业国有产权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4.建立了中国ICT产业的激励规制体系。体系中的八项规制内容是在现代激励规制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的逻辑整体。建议尽快颁布实施规制ICT产业的法律《信息通讯法》,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提出尽快开展国有产权改革;实施网业分离,批发环节的价格上限规制与零售领域的市场决定规制,建立技术创新的标尺竞争规制;运用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提出了实施普遍义务规制与网络安全规制。这些建议对于当前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系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刘耕[7](2014)在《基于变革与创新的电信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息交流与交换,即通信,是个体、群体、组织、社会最为基本和重要的需求。因此,通信业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产业。电信,或者说电信业成为通信产业的主体和核心,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事情了。电报、电话(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移动通信、现代电信通信业的发明与发展,是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创新的产物。中国电信业,在解放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发展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但是在近10年来,我国电信业陷入整体竞争力严重衰退的状况,对于民众信息消费,尤其是对国家与社会的信息安全、信息主权构成重大挑战。因此,研究和提升我国电信业的竞争优势成为十分急迫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关于企业、行业、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研究热点。构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则成为包括企业、行业、国家各级组织和系统最为重要的战略重心。论文将对竞争优势的关注聚焦于电信运营企业,沿着“夯实论文理论基础——构建基于创新与变革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分析综合框架——设计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优势评价指标并展开实证研究——展示基于大数据的电信运营企业通过创新与转型提升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优势的巨大机会空间和领域”研究的逻辑思路:第一,获得理论的启示与借鉴。论文通过对竞争优势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以及电信创新与变革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收集、分析与研究,获得理论的启示与借鉴,以夯实和坚固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二,建立基于变革和创新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般理论分析研究基本架构。在这里,论文首先从电信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入手,展示变革与创新是电信产业固有属性;然后从语音通信时代、数据通信时代以及大数据时代等的变革与创新,揭示变革与创新是电信企业构建与提升竞争优势的最基本途径;最后,论文在总结、分析与借鉴国内外理论界目前关于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创新与变革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综合框架。第三,设计竞争优势评价指标并进行实证研究。论文在考察、分析、借鉴国内外权威机构、专家学者关于企业竞争优势评价指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涵盖语音通信时代、数据通信时代与信息消费时代的包括竞争地位、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机会四个维度的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优势评价指标,并分别运用不同方法开展语音通信时代和数据通信时代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第四,展示大数据时代电信运营企业创新和转型的巨大机会空间和领域。电信运营企业关于用户通信消费的数据,既是天然的大数据,更是电信运营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基于电信用户电信消费过程的大数据,转换企业经营理念,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和实现企业经营转型,是电信运营企业在未来的信息消费时代构建竞争优势最为重要的战略性举措。论文分别从不同领域展示大数据时代电信运营企业创新和转型的巨大机会空间和领域。通过上述基本内容的,论文取得了三个相互关联、相关支撑的创新成果。(1)构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和普适性、融合“定位观”、“资源观”、“能力观”、“价值观”以及竞争规则与竞争模式、价值创造方式、商业模式等基于创新与变革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综合框架。(2)设计了涵盖不同电信时代,包括竞争地位、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机会四个维度的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优势评价指标,建立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指数模型,开展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指数与竞争优势评价指标实证研究。(3)电信移动用户电信消费信息的大数据是电信运营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提出电信运营企业基于电信用户大数据,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变革、企业转型、商业模式创新,提升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优势的巨大机会和领域。
谭杨[8](2009)在《我国电信业改革及其改革绩效研究》文中认为通信产业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产业。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通信业的发展有着更大更高的需求和要求。垄断的通信业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和要求,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电信业进行改革,90年代中,我国电信业也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国际国内的电信业的改革在取得了巨大成效的同时,仍然与改革之初的目标和社会各界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科学认识现代通信业的产业特性,借鉴国际电信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及其成效,显得必要、重要而且迫切。基于这种认识,论文以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及其绩效为对象展开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为:首先,论文以产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创新理论为指导,对现代电信业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及其演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科学认识和把握国际电信业,尤其是美国电信业改革的动因、过程、成效,从而为研究我国电信业的改革以及评价其改革绩效提供了参照性;然后,论文深入分析我国电信业的改革背景、改革过程、改革举措,分别分析了我国电信业的改革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接着,论文创设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通过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既获得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又揭示了改革绩效指数演变的内在诱因,发现问题所在及其原因,从而获得对我国电信业改革及其成效较为完整的认识;最后,论文通过国内外电信行业的案例,尤其是小灵通和CDMA的案例分析,既揭示了技术和市场这一“双核”的双合才是产业或者企业的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对小灵通发展的后效应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通过上述的工作,论文获得的主要成果为:第一,论文通过财富全球500企业、财富全球500电信企业、美国财富全球500电信企业以及典型电信企业之间的比较,对国际电信业的改革,尤其是对国际电信业的改革成效,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并进行了财富全球500、财富全球500电信的规模经济性的假设检验,从而揭示了,电信业不是,也不必然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及其产生的有效竞争是实现电信业持续发展的保证。第二,论文在全面考察、分析我国电信业的改革过程,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在研究、总结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发展、体制和结构等正效应的同时,研究和分析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电信分割效应、移动与固定效应、电信资费变革效应、行政驱动改革等四种负效应,揭示了在19942008年期间我国电信业改革在不同阶段的改革绩效。第三,论文创设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通过基于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等,既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电信改革绩效在19982008年期间以及在电信业整体、固定通信、移动通信以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领域的时空分布,还进一步揭示了改革绩效指数与用户增长率、资费下降率、市场结构、业务结构以及通话时长增长率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显着性,发现问题所在及其原因,从而为我国电信业的进一步改革和提高改革绩效提供了一种借鉴。第四,技术与需求和一个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双核”。论文通过国内外电信业的四个典型案例,尤其是通过小灵通和CDMA的两个案例,揭示了,技术与需求的“双核”的“双合”才是实现行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且将小灵通(PAS)和CDMA,置于我国电信业改革这一广阔的背景中,进行了科学深入的研究分析,全面分析揭示了小灵通发展的后效应,进一步证实“双核”需要“双合”的观点,并且将小灵通的发展将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的演变相联结,从而对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指数的时空演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陈涛[9](2008)在《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一体化的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分析》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从产业组织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和管制理论角度出发对欧盟电信市场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所不同的是,本论文主要借助SCP范式的研究框架,根据欧盟电信市场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的改革历程,对其电信服务业市场的结构、行为、绩效(市场一体化背景下)进行动态性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希望以此研究框架和逻辑体系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为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论文主要由四个篇章组成。第一章是论文的理论部分,着重介绍与电信服务业有关的几个理论领域——自然垄断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管制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第二章是论文的现实背景,主要介绍欧盟为实现电信服务业市场的一体化所进行的改革和之后的现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以SCP范式为架构对欧盟电信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和行为进行实证性分析,为市场绩效分析做铺垫。第三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重点分析研究电信市场的一体化和福利变化状况,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电信市场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并进行预测。第四章是在研究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绩效的基础上对中国电信改革所面临的困惑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论文的新意:在纵向上,以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为本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经过对大量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和筛选之后,结合欧洲区域经济体一体化特有的经济现象和发展轨迹,试图在SCP范式的核心问题上——即“市场绩效”的分析和研究上,重点关注欧盟电信服务业改革以来的福利效应变化和一体化状况,以突破SCP分析范式原有的产业逻辑框架和符合现实意义。在横向上,重点对中欧双方的电信市场进行SCP对比,进而得出规范性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结论:(1)研究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绩效的结论:第一,电信市场的福利增加得益于竞争机制的引入;第二,电信业的一体化正在改变世界电信业的格局;第三,促进电信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值得倡导的。(2)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发展的建议:首先,电信业的改革要以促进竞争为动力;其次,电信业的一体化是中国电信市场平衡发展的唯一出路。具体改革措施:第一,推动固定业务与移动业务的融合,以保证电信市场上“差别产品”之间相互具有的竞争性和垄断性(即不可完全替代性);第二,在不可能让重组后的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力量对等的情况下,尽量保证新的电信业务上的公平性,这样可以保证在电信业务创新领域实现市场的有效竞争;第三,市场的开放是必要的。如果仍然坚持这些电信运营商的原始垄断性,那么市场上的寡头垄断结构就不可能被打破,市场的竞争就得不到发展。第四,电信市场内在的一体化动力也是促使电信市场资源合理利用、充分利用的动力,保持电信市场上的互联互通是保证小运营商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
顾冬晨[10](2007)在《3G时代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谓3G,全称为3rd Generation,是指第三代数字通信,是全球电信业发展的最新阶段。因此广义来说,3G不但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产业。3G时代全球电信业发展速度迅猛,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它的国际空间格局也正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国际空间格局的研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且当前国际电信巨头几乎都为跨国公司,因此对3G时代电信业空间格局的演变有必要从国际范围内来研究。企业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电信企业是整个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演变的基础。在3G产业链中,运营商作为产业链的最上游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运营商的角度来研究电信业的国际空间格局演变。目前全世界3G发展如火如荼,但各区域的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以日韩和欧美企业为首的电信运营商巨头几乎垄断了全球的3G市场,其余各区域的运营商也正在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企业竞争力,从而对推动电信业的国际空间格局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经济、政策、市场、技术和人力这五个因素出发,从运营商角度对3G时代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研究,并对中国在格局演变过程中将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给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认为,整个3G时代的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将以三个阶段进行演变:第一阶段形成以日韩和欧美为两极的格局。第二阶段形成以日韩、欧美与中国内地为三极的格局。在后3G时代的第三阶段,中国内地、日韩和欧美将逐渐实现向4G的过渡,新兴区域的运营商将快速发展,与前者共同形成多极的国际空间格局。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为研究背景与基本概念。第2章明确了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的定义,从梯度转移理论与跨国公司相关理论对电信业的国际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第3章详细分析了3G时代影响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的各项因素。第4章对国际空间格局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归纳出现阶段的空间格局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第5章详细推导了三阶段的国际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第6章对中国在演变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7章为对本文的总结和对未来电信业发展的展望。
二、意大利电信业:蜂窝超越固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意大利电信业:蜂窝超越固定(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互联网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 |
1.2.2 互联网发展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研究 |
1.2.3 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 |
1.2.4 行业网络密集度的影响及互联网异质性作用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4.4 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2.1 关键变量的经济学内涵界定 |
2.1.1 互联网发展的内涵演进与界定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内涵界定 |
2.1.3 行业网络密集度及其与互联网发展水平差距的内涵界定 |
2.2 互联网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互联网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2 国际贸易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理论基础 |
2.3 互联网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机制 |
2.3.1 互联网发展与国际贸易增长 |
2.3.2 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2.3.3 出口增加值与价值链分工地位 |
2.3.4 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互联网影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 |
3.1 互联网发展水平及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方法介绍 |
3.1.1 互联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衡量方法 |
3.1.2 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指标及衡量方法 |
3.1.3 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衡量方法 |
3.1.4 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
3.2 中国与伙伴国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衡量及比较 |
3.2.1 主要样本国家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及比较 |
3.2.2 中国与代表性发达经济体互联网发展水平比较 |
3.2.3 中国与代表性新兴经济体互联网发展水平比较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评价及各市场情况比较 |
3.3.1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加值出口贸易现状 |
3.3.2 中国与主要伙伴国制造业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衡量及比较 |
3.3.3 中国制造业在伙伴国市场中的价值链分工地位衡量及比较 |
3.4 世界样本范围内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衡量及比较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 |
4.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4.2 基准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4.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4.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4.4 异质性检验 |
4.5 进一步分析 |
4.5.1 互联网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 |
4.5.2 基于先动优势视角的再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关联 |
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5.2 基准回归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5.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5.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5.4 异质性检验 |
5.5 进一步分析 |
5.5.1 互联网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 |
5.5.2 基于梯度关联视角的再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6.2 基准回归 |
6.3 稳健性检验 |
6.3.1 考虑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6.3.2 差异化样本下的实证结果比较与稳健性检验 |
6.3.3 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6.4 异质性检验 |
6.5 作用机制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5.1.1 模型设定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理论价值 |
1.2.3 实践价值 |
1.3 论文研究思路和整体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整体框架 |
1.4 论文创新点 |
1.5 小结 |
第二章 战略转相关理论研究 |
2.1 商业生态相关理论 |
2.1.1 共生理论 |
2.1.2 合作竞争理论 |
2.1.3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
2.1.4 本节小结 |
2.2 组织生态相关理论 |
2.2.1 生态位理论 |
2.2.2 组织生态理论 |
2.2.3 市场化生态组织 |
2.2.4 人力资本理论 |
2.2.5 本节小结 |
2.3 战略转型相关理论 |
2.3.1 战略管理 |
2.3.2 企业战略转型理论 |
2.3.3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理论 |
2.3.4 本节小结 |
2.4 小结 |
第三章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关键影响因素理论研究 |
3.1 基于运营商转型实践和扎根理论的因素分析 |
3.1.1 国际电信运营商总体战略转型思路 |
3.1.2 扎根理论运用 |
3.1.3 历史文献分析 |
3.2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3.2.1 商业模式 |
3.2.2 资源能力 |
3.2.3 组织运营能力 |
3.2.4 融合创新能力 |
3.2.5 文化 |
3.2.6 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关系 |
3.3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基于结构方程的假设模型 |
3.3.2 环境变化 |
3.3.3 用户需求 |
3.3.4 规模效应 |
3.3.5 社会影响力 |
3.4 小结 |
第四章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关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4.1 问卷设计和分析方法 |
4.1.1 问卷对象和样本 |
4.1.2 测量表设计 |
4.1.3 分析方法 |
4.2 影响因素测量 |
4.2.1 融合创新能力测量 |
4.2.2 资源能力测量 |
4.2.3 组织运营能力测量 |
4.2.4 商业模式测量 |
4.2.5 文化测量 |
4.2.6 环境变化测量 |
4.2.7 用户需求测量 |
4.2.8 规模效应测量 |
4.2.9 社会影响力测量 |
4.3 调查问卷回收基本情况 |
4.4 信度检验 |
4.5 效度检验 |
4.5.1 内部影响因素构面相关系数分析 |
4.5.2 要素、能力和影响因子拟合度分析 |
4.6 战略转型内部影响要素实证分析 |
4.6.1 因子分析 |
4.6.2 相关性分析 |
4.6.3 主要结论 |
4.7 战略转型外部影响要素实证分析 |
4.7.0 影响模型拟合度分析 |
4.7.1 路径效果分析 |
4.7.2 主要结论 |
4.8 小结 |
第五章 平台网络效应视角下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 |
5.1 技术平台的网络效应 |
5.1.1 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
5.1.2 作用于运营商的四大特征 |
5.1.3 技术网络效应作用机理 |
5.2 多边平台的网络效应 |
5.3 战略转型模型构建——多边平台和技术平台的融合 |
5.3.1 平台相关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5.3.2 基于多平台融合的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 |
5.4 典型运营商基于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的战略转型案例 |
5.4.1 SKT超5G生态战略 |
5.4.2 构建5G生态圈具体实践 |
5.4.3 SKT战略转型总结 |
5.5 典型科技公司基于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的转型案例 |
5.5.1 微软的技术驱动与多边平台的融合 |
5.5.2 微软转型总结 |
5.6 小结 |
第六章 以国内某电信运营商为例的战略转型路径分析 |
6.1 国内某电信运营商现状 |
6.1.1 外部环境 |
6.1.2 内部能力的优劣势 |
6.2 多平台融合战略转型路径规划 |
6.2.1 转型目标 |
6.2.2 转型路径规划及具体策略 |
6.3 多平台治理与组织保障 |
6.3.1 基础技术研究投入 |
6.3.2 研发模式转变 |
6.3.3 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 |
6.3.4 机制流程优化 |
6.4 小结 |
第七章 研究总结和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局限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基础电信业技术与市场及政府规制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电信产业的高速发展与电信经济理论的滞后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与关键概念说明 |
1.3.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2 关键概念的说明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1.4.1 本文研究思路与总体技术路线 |
1.4.2 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
1.4.3 基本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2.1.2 电信规制理论 |
2.1.3 产业组织理论 |
2.1.4 协同演化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电信产业演化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 |
2.2.2 电信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及政府规制关系的相关研究 |
2.2.3 电信业技术、市场与政府规制分析框架的相关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技术是基础电信业的“第三只手” |
3.1 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
3.2 对电信业自然垄断属性的分析 |
3.2.1 自然垄断性的技术定义 |
3.2.2 电信业自然垄断性的经济表现 |
3.2.3 电信业自然垄断性的本质成因及其可变性 |
3.3 电信业“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政府干预 |
3.3.1 电信业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 |
3.3.2 电信业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 |
3.4 电信业“政府失灵”的存在与技术“第三只手”思想的提出 |
3.4.1 电信业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 |
3.4.2 电信业政府失灵的案例分析 |
3.4.3 技术“第三只手”思想的提出 |
3.5 技术创新在中国电信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实证研究 |
3.5.1 实证技术与方法 |
3.5.2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
3.5.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础电信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及政府规制关系的理论研究 |
4.1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交互作用 |
4.1.1 市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影响 |
4.1.2 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演进的动态影响 |
4.1.3 技术创新决定电信市场竞争和垄断的可能性边界 |
4.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体系的交互作用 |
4.2.1 行为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4.2.2 国有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4.2.3 独立规制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4.2.4 技术创新对政府规制体系变革的推动作用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础电信业市场竞争和政府规制体系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5.1 引言 |
5.2 数据描述和变量说明 |
5.3 实证技术与方法 |
5.3.1 实证基准模型构建 |
5.3.2 计量经济学方法 |
5.4 实证结果及结果分析 |
5.5 本章结论与讨论 |
第六章 基础电信业技术、市场和政府规制的协同演化机理研究 |
6.1 基础电信业技术、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 |
6.1.1 技术创新与市场演进 |
6.1.2 技术因素与政府规制体系 |
6.1.3 政府规制政策与市场演进发展 |
6.2 基础电信业的螺旋式协同演化模型 |
6.2.1 经典产业组织分析范式——SCP |
6.2.2 传统SCP分析范式的扩展——TGM(SCP) |
6.2.3 基础电信业螺旋式协同演化模型的构建 |
6.2.4 对模型思想的进一步说明 |
6.3 基础电信业技术、市场和政府规制协同演化关系的数理模型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体系与规制制度框架的构建 |
7.1 中国ICT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体系 |
7.1.1 技术创新外部环境动力要素 |
7.1.2 技术创新组织内部动力要素 |
7.1.3 技术创新组织间动力要素 |
7.2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基点与指导思想 |
7.2.1 规制基点:正确认识基础电信业的演化规律和基本性质 |
7.2.2 规制指导思想 |
7.3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的政策构想 |
7.3.1 建立以促进技术创新为主导目标的激励性规制体系 |
7.3.2 坚持并把握适度的市场准入规制 |
7.3.3 建立面向产业融合的独立规制体制 |
7.3.4 推进国有电信企业产权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 |
7.3.5 加快出台全面、符合国情的电信法律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未尽之处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崛起时期美国国际电信主导权的构建研究(1865-1948)(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现状梳理 |
三、 论文的研究意义 |
四、 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五、 论文的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构建国际主导权之前:保护和协助私有企业发展国际通信(1865-1898) |
第一节 19 世纪 60-70 年代世界大国国际通信发展的背景 |
一、 欧洲大国的海底电缆铺设情况和电信经营模式 |
二、 美国的海底电缆铺设情况与独特的电信经营模式 |
三、 国际社会对国际通信的规范和管制 |
第二节 美国政府对国际通信的认识和定位 |
第三节 美国政府的做法:保护和协助私有公司发展国际通信 |
一、 双边互惠打开海外电信市场 |
二、 绕行不利的国际规则 |
三、 对美国政府做法的影响评估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挑战和构建国际通信主导权:与私有公司合作控制国际通信(1898-1942) |
第一节 国际无线电通信发展的背景 |
一、 欧洲主要大国的无线电通信发展情况 |
二、 美国的无线电通信发展概况 |
三、 对无线电通信活动的国际管制和规范 |
第二节 美国政府对国际通信认识与定位的改变 |
第三节 美国政府的做法:与私有公司合作实现其对国际通信的主导 |
一、 与私有公司合作:控制和保护本国无线电市场 |
二、 与私有公司合作:整合国内无线电产业链,占领海外市场 |
三、 与私有公司合作:支持私有公司重塑国际无线电规则 |
四、 对美国政府做法的影响评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构建国际主导权完成之后:多边机制巩固私有公司主导地位(1942-1948) |
第一节 美国政府对国际通信认识与定位的再改变 |
第二节 美国政府的做法:多边机制巩固私有公司的主导地位 |
一、 将“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写入联合国章程规定 |
二、 将国际电信联盟纳入联合国系统的落实 |
三、 对美国政府做法的影响评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际电信主导权的构建对美国崛起的影响评估 |
第一节 对崛起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 促进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
二、 促进美国商品的海外输出 |
第二节 对崛起时期美国参加三次战争的影响 |
一、 对美西战争的影响 |
二、 对美国参加一战的影响 |
三、 对美国参与二战的影响 |
第三节 对崛起时期美国软实力传播的影响 |
一、 一战时期的美国软实力宣传 |
二、 20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初之间的软实力传播 |
三、 二战期间的软实力宣传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6)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1.3.2 文献综述 |
1.3.3 文献综述小结 |
1.4 研究路线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路线 |
1.4.2 主要观点 |
1.4.3 论文的研究框架 |
1.4.4 主要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世界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规制体系的变迁 |
2.1 世界电信技术创新的发展 |
2.1.1 电信的定义 |
2.1.2 世界电信技术发展历程 |
2.2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 |
2.2.1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 |
2.2.2 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特点 |
2.3 世界主要国家电信规制模式演变的历史过程 |
2.3.1 美国电信规制的发展 |
2.3.2 加拿大电信规制 |
2.3.3 英国电信规制的历史演变 |
2.4 小结 |
第三章 世界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关系的分析框架 |
3.1 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之间的本质关系 |
3.1.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
3.1.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规制之间的作用机制 |
3.1.3 政府规制对产业性质发生变化的反应 |
3.1.4 技术创新是电信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 |
3.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相互作用的模型 |
3.2.1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的螺旋迭代模型 |
3.2.2 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竞争、政府规制的螺旋迭代关系的数理模型 |
3.3 政府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分析 |
3.3.1 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3.3.2 进入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3.3.3 价格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世界电信产业规制体系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模型假设 |
4.2 模型检验 |
4.2.1 数据描述与指标衡量 |
4.2.2 模型检验结果 |
4.2.3 检验结果分析 |
4.2.4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
4.3 实证检验对螺旋迭代发展模型的解释 |
4.4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电信产业的结构性规制与技术创新 |
5.1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变迁 |
5.1.1 1994 年之前的自然垄断规制时期 |
5.1.2 电子与数据技术推动下,电信产业打破垄断 |
5.1.3 1999 年至 2004 年纵向规制 |
5.1.4 2004 年至 2008 年中国移动一支独大 |
5.1.5 2008 年至今“三足鼎立” |
5.1.6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的特点:结构性规制 |
5.1.7 结构性规制与螺旋迭代发展模式的区别 |
5.2 中国电信产业结构性规制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1 中国电信产业的技术水平评析 |
5.2.2 中国电信产业的价格水平评析 |
5.2.3 中国电信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评析 |
5.3 技术创新对中国电信产业发展的影响 |
5.3.1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投入水平 |
5.3.2 中国电信业技术创新贡献率分析 |
5.3.3 电信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
5.3.4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对电信产业的影响特点 |
5.4 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政府规制的关系总结 |
5.5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约束技术创新的原因分析 |
6.1 中国与世界各国规制模式的差异 |
6.1.1 企业性质的差异 |
6.1.2 电信产业结构的差异 |
6.1.3 独立规制机构的差异 |
6.1.4 中国的规制体系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比较 |
6.2 中国电信规制体系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的原因研究 |
6.2.1 国有企业性质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 |
6.2.2 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棘轮效用 |
6.2.3 价格上限规制与利润上缴规制对技术创新缺乏激励机制 |
6.2.4 中国电信产业的部分竞争对技术创新激励不足 |
6.3 政府规制影响中国电信企业技术创新的原因检验 |
6.3.1 模型与量表 |
6.3.2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
6.3.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6.3.4 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
6.4 小结 |
第七章 构建中国 ICT 产业激励规制体系框架 |
7.1 激励规制适应当代电信技术创新发展趋势 |
7.1.1 下一代网络与三网融合 |
7.1.2 下一代网络的技术特性 |
7.1.3 NGN 的产业特性 |
7.1.4 激励规制的界定与激励规制的内容 |
7.1.5 各国 ICT 产业的规制重建 |
7.2 中国当前激励规制的现状及对 NGN 形成的阻碍因素分析 |
7.2.1 中国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的现状 |
7.2.2 中国规制体系中阻碍 NGN 形成的阻碍因素分析 |
7.3 中国电信产业(ICT)激励规制体系的构建 |
7.3.1 中国电信产业规制体系的构建原则 |
7.3.2 激励规制体系建立的逻辑关系与理论基础 |
第八章 推动中国 ICT 产业的激励规制体系构建的措施 |
8.1 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 |
8.1.1 设立独立规制机构的必要性 |
8.1.2 独立的规制机构设立方式 |
8.2 实施网业分离规制 |
8.2.1 网业分离的类型 |
8.2.2 网业分离的模式 |
8.2.3 中国电信业网业分离的规制方式 |
8.3 加快推进中国国有电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8.3.1 中国电信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
8.3.2 中国电信产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
8.3.3 国有电信运营企业产权改革的目的 |
8.3.4 电信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的路径选择 |
8.4 形成电信批发价格上限规制与零售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 |
8.4.1 批发环节的价格上限规制 |
8.4.2 零售环节的市场定价机制 |
8.5 建立电信企业技术创新标尺竞争规制 |
8.5.1 建立电信企业技术创新考核指标体系 |
8.5.2 建立标尺竞争规制(Yardstick Competition) |
8.5.3 技术创新奖惩制度 |
8.6 建立《信息通讯法》 |
8.7 加强普遍服务规制 |
8.7.1 中国电信产业普遍服务规制现状 |
8.7.2 中国电信产业普遍服务规制的改革重点 |
8.8 加强互联网社会性规制 |
8.8.1 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
8.8.2 互联网社会性规制的问题 |
8.8.3 我国互联网规制内容 |
8.8.4 我国互联网社会性规制的改进 |
8.9 小结 |
总结 |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
附录 1:世界各国规制机构的独立性 |
附录 2:世界各国运营企业所有权的性质 |
附录 3:世界各国电信技术最新运用水平 |
附录 5:世界各国固定电话竞争结构 |
附录 6:世界各国互联网市场竞争结构 |
附录 7:世界各国移动电话每月花费 |
附录 8:世界各国互联网每月花费 |
附录 9:世界各国固定电话每月花费 |
附录 10:21 世纪世界电信业务发展 |
附录 11:2000 年—2012 年世界电信业务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 |
附录 12:中国 2001 年-2010 年业务量与电信产业技术创新的有关数据 |
附录 13 中国与发达国家电信规制体系比较 |
附录 14 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IDI 与 ICB 比较 |
附录 15:调查问卷 |
附录 16: 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研究量表及文献 |
附录 17:政府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量表基本资料统计 |
附录 18:信度检验统计量 |
附录 19:结构效度分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博士期间主持课题 |
(7)基于变革与创新的电信企业竞争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一:基于历史的视角 |
1.1.2 研究背景二:基于现实的视角 |
1.1.3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2.1 指导电信运营企业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
1.2.2 指导电信运营企业实现企业与业务转型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 主要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竞争优势理论文献综述 |
2.1.1 竞争优势外生论 |
2.1.2 竞争优势内生论 |
2.2 商业模式文献评述 |
2.2.1 商业模式的概念研究 |
2.2.2 商业模式与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的逻辑关系 |
2.2.3 商业模式的要素构建和创新 |
2.2.4 小结 |
2.3 创新理论 |
2.3.1 创新理论来源 |
2.3.2 技术创新 |
2.3.3 管理创新 |
2.4 文献综述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三章 基于变革与创新构建电信企业竞争优势综合框架 |
3.1 电信产业属性及其演变 |
3.1.1 电信产业的传统属性 |
3.1.2 电信产业属性演变 |
3.2 电信创新与变革 |
3.2.1 从垄断到竞争:语音时代的创新与变革 |
3.2.2 从剥夺到共享:数据时代的创新与变革 |
3.2.3 从电信到信息:大数据时代的创新与变革 |
3.3 构建电信竞争优势的综合架构 |
3.3.1 竞争优势的定位观 |
3.3.2 竞争优势的资源能力观 |
3.3.3 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 |
3.3.4 基于变革与创新的构建电信竞争优势综合理论研究架构 |
第四章 基于变革构建电信企业竞争优势 |
4.1 电信运营商竞争优势的度量指标设计 |
4.1.1 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
4.1.2 国际上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 |
4.1.3 国内关于竞争力评价的指标设计 |
4.1.4 国内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
4.1.5 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 |
4.2 语音时代(2G)电信运营商竞争优势评价 |
4.2.1 样本数据 |
4.2.2 竞争力指数因变量设计 |
4.2.3 回归模型与回归结果 |
4.2.4 回归结果分析 |
4.3 移动数据(3G)时代电信运营商竞争优势 |
4.3.1 样本数据 |
4.3.2 竞争力指数因变量设计 |
4.3.3 自变量设计与取值 |
4.3.4 回归方法和结果 |
4.3.5 回归结果分析 |
第五章 基于创新构建电信企业竞争优势 |
5.1 基于用户数据驱动,获取电信运营企业创新商机 |
5.1.1 移动通信原理与技术 |
5.1.2 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用户信息获取 |
5.1.3 智能挖掘用户信息与商机 |
5.2 基于信令大数据的移动运营商精确营销 |
5.2.1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营销框架 |
5.2.2 用户数据构成与获取方式 |
5.2.3 用户全景数据分析 |
5.2.4 用户识别及业务匹配 |
5.2.5 渠道优化及精确营销 |
5.2.6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营销案例 |
5.3 基于移动信令数据的旅游景区智能管理 |
5.3.1 景区三位一体管控模式与传统模式比较 |
5.3.2 三位一体管控模式的信息提取原理与可靠性 |
5.3.3 三位一体管控模式的游客判别规则 |
5.3.4 某旅游景区智能管理的案例研究 |
5.4 基于移动信令数据的智能交通信息挖掘 |
5.4.1 智能交通信息采集技术 |
5.4.2 基于移动信令数据的城市智能交通 |
5.4.3 中国移动智能交通实践探索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全文总结 |
6.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取得的成果 |
(8)我国电信业改革及其改革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框架 |
1.3 论文的主要创新 |
第二章 研究文献综述 |
2.1 电信业特征 |
2.1.1 电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
2.1.2 电信业的网络效应 |
2.1.3 电信竞争 |
2.2 电信规制 |
2.2.1 哈佛学派 |
2.2.2 芝加哥学派 |
2.2.3 新奥地利学派 |
2.2.4 国内学者的研究 |
2.3 电信改革 |
2.4 借鉴与启示 |
第三章 电信业特征与变革 |
3.1 现代通信业的出现 |
3.2 电信业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
3.2.1 经典的电信业产业特征观 |
3.2.2 市场需求改变着电信的产业属性 |
3.2.3 技术进步改变着电信业的产业属性 |
3.3 全球电信业变革 |
3.3.1 美国电信发展的垄断管制期 |
3.3.2 美国电信发展的开放变革期 |
3.3.3 国际上主要国家电信业的变革 |
3.4 全球电信业变革的成效 |
3.4.1 国际电信业变革的成效 |
3.4.2 美国电信业的变革成效 |
3.4.3 财富500 规模经济验证 |
3.5 国际电信业变革的启示与借鉴 |
第四章 我国电信业变革及其分析 |
4.1 我国电信业的变革 |
4.1.1 20 世纪90 年代前的我国电信业发展 |
4.1.2 中国电信业变革的背景和动因 |
4.1.3 中国电信业变革的过程 |
4.2 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成效 |
4.2.1 我国电信业改革的体制成效 |
4.2.2 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发展成效 |
4.2.3 我国电信业改革的结构成效 |
4.3 我国电信业改革的负效应 |
4.3.1 对中国电信分割的负效应 |
4.3.2 固定与移动的不同改革效应 |
4.3.3 电信发展的资费变革效应 |
4.3.4 行政驱动改革的负效应 |
第五章 我国电信变革的成效检验 |
5.1 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描述性统计分析 |
5.1.1 样本选取 |
5.1.2 变量设计 |
5.1.3 结果分析 |
5.2 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的假设检验 |
5.2.1 变量、假设与模型 |
5.2.2 回归结果 |
5.2.3 分析与解释 |
5.3 关于我国电信业改革及其绩效的基本认识 |
5.3.1 基于我国电信业改革发展数据基本认识 |
5.3.2 基于统计分析的我国电信业改革绩效基本认识 |
第六章 我国电信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 技术与市场双合构建竞争优势 |
6.1.1 技术先进不仅仅是硕果 |
6.1.2 满足市场需求不等于获胜 |
6.1.3 技术与市场:双合构筑成功 |
6.2 CDMA 与小灵通的发展分析与比较 |
6.2.1 我国CDMA 和小灵通的发展背景 |
6.2.2 我国CDMA 和小灵通的发展及基本状况 |
6.2.3 小灵通与CDMA 发展的市场性比较 |
6.2.4 小灵通与CDMA 发展的可持续性比较 |
6.3 关于小灵通发展的后效应分析 |
6.3.1 小灵通是我国电信改革的产物 |
6.3.2 小灵通的价值分析 |
6.3.3 小灵通发展的负效应 |
6.3.4 CDMA 和小灵通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简历 |
本人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一体化的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图表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文章结构及主要内容 |
第四节 创新思考及存在的问题 |
第一章 研究欧盟电信服务业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研究电信服务业的经济学意义 |
第二节 自然垄断理论 |
第三节 产业组织理论 |
第四节 管制理论 |
第五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第二章 欧盟电信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和行为分析 |
第一节 欧盟电信服务业的一体化改革和发展状况 |
第二节 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结构分析 |
第三节 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行为分析 |
第三章 一体化对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产生的主要绩效分析 |
第一节 欧盟电信市场的一体化分析 |
第二节 市场福利分析 |
第三节 消费者剩余分析 |
第四节 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发展趋势 |
第四章 欧盟电信市场一体化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一节 中国电信改革的困惑 |
第二节 中欧电信市场状况比较 |
第三节 中国电信改革的政策建议 |
注释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3G时代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问题 |
1.3 技术路线 |
1.4 文献回顾及本文创新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2章 相关理论研究述评 |
2.1 电信业的国际空间格局 |
2.2 基于梯度推移论的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演变 |
2.2.1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理论的阐述 |
2.2.2 梯度推移理论作用下的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 |
2.3 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3章 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
3.1 区域经济水平 |
3.2 3G标准与牌照 |
3.3 区域市场的形成与扩散 |
3.3.1 原有市场的区域扩散 |
3.3.2 新兴区域市场的形成 |
3.4 技术中心的形成与转移 |
3.4.1 区域3G高科技产业集群 |
3.4.2 企业研发中心的转移 |
3.5 人才的培养与流动 |
3.5.1 企业的人才培养 |
3.5.2 人才的区域间流动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4章 全球电信业发展历程与空间特征 |
4.1 全球电信业的发展 |
4.2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 |
4.2.1 1G、2G受制于高梯度地区 |
4.2.2 3G时代中国梯度提升 |
4.3 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现状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5章 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演变 |
5.1 第一阶段:日韩、欧美领先全球的两极格局 |
5.1.1 第一阶段界定及特征 |
5.1.2 日韩、欧美两极高梯度地区 |
5.1.3 以中国香港为代表的中梯度地区 |
5.1.4 以中国内地为代表的低梯度地区 |
5.1.5 形成原因分析 |
5.2 第二阶段:中国快速发展形成三极格局 |
5.2.1 第二阶段界定及特征 |
5.2.2 日韩、欧美进入调整期 |
5.2.3 中国梯度迅速提升 |
5.2.4 中国在全球空间格局中的梯度位置关系 |
5.3 第三阶段:后3G时代的多极格局 |
5.3.1 第三阶段界定及特征 |
5.3.2 日韩、欧美向4G平稳过渡 |
5.3.3 中国进入高梯度地区 |
5.3.4 印度进入中梯度地区 |
5.3.5 多极快速发展 |
5.3.6 形成原因分析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6章 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6.1 中国面临的问题 |
6.1.1 投资风险过大 |
6.1.2 人才供需错位 |
6.1.3 技术不完善 |
6.1.4 产业链不完备 |
6.1.5 WiMax的挑战 |
6.2 中国在格局演变中的对策 |
6.2.1 跟踪国际发展 |
6.2.2 进行职业教育 |
6.2.3 选择合适运营商 |
6.2.4 政府宏观调控 |
6.2.5 企业提前准备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7章 结束语 |
四、意大利电信业:蜂窝超越固定(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行业网络密集度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D]. 盛新宇. 辽宁大学, 2021(02)
- [2]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3]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D]. 宋庆.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4]基础电信业技术与市场及政府规制协同演化研究[D]. 林叙辰. 北京邮电大学, 2019(08)
- [5]崛起时期美国国际电信主导权的构建研究(1865-1948)[D]. 谷红玉. 外交学院, 2015(07)
- [6]中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与激励规制研究[D]. 朱丽萍. 山西财经大学, 2014(09)
- [7]基于变革与创新的电信企业竞争优势研究[D]. 刘耕. 电子科技大学, 2014(03)
- [8]我国电信业改革及其改革绩效研究[D]. 谭杨. 电子科技大学, 2009(05)
- [9]欧盟电信服务业市场一体化的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分析[D]. 陈涛. 复旦大学, 2008(04)
- [10]3G时代电信业国际空间格局研究[D]. 顾冬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