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秦浩翔[1]（2021）在《清代广西方志编纂与边疆社会文化、国家认同》文中认为
唐厚权[2]（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指出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指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丁斯甘[4]（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王启龙,赵勇[5]（2020）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文中认为喜马拉雅区域在历史上与我国西藏地区关系密切、地缘上与我国西部边疆紧密相连,当前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连接"一带"与"一路"的纽带,本应作为学界关注重点,却未受到应有重视。从我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现状分析来看,与该区域研究相关的机构、论着、学术活动已经开始出现,并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但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对象泛化、无法与主流研究对话、不掌握研究话语权等问题。当前,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所涉学科间的关系上达成基本共识、梳理研究脉络和形成"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史"是我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当务之急。做好基础性研究之后,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范式和理论,确立中国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方面应有的话语权,服务国家发展,是学人们共同努力的长远目标。
汤莹[6]（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陈冠融[7]（2020）在《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着琳琅满目、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民族技艺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技艺人才的培养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目前民族文化传承中最大的挑战。传承民族技艺、培养民族传承人才,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履行自身文化职责与使命的应有之义。在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模式,不仅仅限于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本身,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讨民族技艺在职业教育中如何真正传承到民族技艺的精髓,以及探寻职业教育培养民族技艺人才的可行性,帮助拥有独特的民族技艺才能的培养对象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立足。民族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能够根据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及就业结构,对当地文化特点、传统工艺加以合理利用,系统、规范的培养民族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技术型人才,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模式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产学研结合以及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由于民族技艺与职业教育结合的时间较短,没有太多实践经验,因此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尤其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具有较大的困惑。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有12个世居民族,还拥有者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广西民族技艺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积极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建设了数十个广西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本研究试图通过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田野考察法等研究方法,深入首批广西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对其20年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找到其不足和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构建起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实施保障。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围绕关键词,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继而界定核心概念,并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再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的梳理,理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并确定本文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分为理论基础和理论拓展两个部分,理论基础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以及民族文化资本化理论;理论拓展主要是从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职业教育人才模式的主要特征,以及民族技艺人才的培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基础理论和拓展理论的解读,证实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国内外典型模式分析,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新加坡“教学工厂”、我国“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和我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分别从其产生背景、培养目标、培养内容、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并得出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先进经验,以促进我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第四部分是通过田野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民族技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个案进行研究,首先,详细描述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的概况和合作企业情况;其次,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内容、考核评价和培养机制五个方面分析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最后,从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培养对象的合作选择、培养内容的合作打造、培养途径的合作创新和就业考核的合作保障五个方面对其培养独特性进行探讨,得出其20年来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的有效经验。第五部分是通过对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案例分析,探讨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模式构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包括优势共享原则、市场需求导向原则、模式创新及可操作性原则。其次,模式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民族技艺行业、企业和学校四个方面都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产生了影响。最后是培养模式的架构,主要包括重视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一专多能”民族技艺人才;积极共商专业设置制度,助推特色人才服务区域经济;注重改革课程设置方式,强化民族技艺“产教融合”;不断优化更新课程体系,创新民族技艺教学内容;逐步完善和规范评价方式,强调民技人才“双证并重”;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机制,适应民族技艺学习特点等。第六个部分是基于案例分析,探讨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实施保障,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学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府方面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质量监管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加大对校企合作院校的支持;企业方面要加强行业部门的引导,民族技艺企业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民族技艺企业要注重自我更新;学校方面要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文化定位特色民族技艺专业,培养培养对象的民族责任感和工匠精神,加强民族技艺类“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最后,指明了本论文还存在调查不深入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仍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测量和评估等不足,还需要日后进行深入的后续研究。
黄家圣[8]（2020）在《民族意识与身份构建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研究（1950-1958）》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初期的广西民族工作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由于地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单一的学科视角难以完整呈现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工作的全貌。本研究期待从媒介的视角,探寻广西早期的少数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广西日报》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和重要的大型综合性日报,其报道活动与广西民族实践密不可分。本研究以1949年末广西全区解放和1958年成立僮族自治区两大历史事件为节点,选取《广西日报》1950年至1958年间的媒介文本进行历时性梳理,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再现如民族社会调查、推广僮文、建立民族自治区等重要的广西民族实践。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如何进行民族报道?呈现出何种话语实践?第二,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的民族报道与话语实践在壮族身份意识形成与身份构建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不同时期的报道框架与话语实践有何变化?第三,1950年至1958年间,《广西日报》的媒介实践与广西社会民族工作实践如何互借由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研究者从报道文本、媒介话语以及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对文本梳理之后发现,1950年至1958年的《广西日报》在话语层面呈现出身份话语、发展话语和宣传话语三个向度的实践:首先,身份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少数民族族群身份的报道。研究发现,《广西日报》对各民族身份的描述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这一变化与广西民族工作的进展密切关联。1950年至1952年间,广西民族构成情况尚未清晰。《广西日报》采用群像式、模糊化的报道策略,并未强调各民族的身份与主体性,而倾向将各民族塑造为“受惠者”以强调民族团结,支援国家建设。1953年后,随着民族调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广西日报》民族报道对于各民族的报道更为深入具体,报道涉及文化、历史等层面,各民族身份意识得以强化。其次,发展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少数民族社会建设的报道。从报道数量和持续时间来看,发展话语始终是民族报道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不同时期报道的侧重点存在差异。1950年至1953年,《广西日报》号召群众生产救灾,剿灭土匪巩固政权;1954年至1956年,强调民族互助,以发展弥合民族差异;1957年至1958年,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最后,宣传话语指向《广西日报》对民族工作的动员报道,集中表现在创制与推行僮文、民族区域自治等议题。1957年之前,《广西日报》主要从政治、文化、历史等层面宣传民族工作的现实意义;1957年后,《广西日报》关于民族报道的话语日渐单一,均集中笔力宣传各地发展的成果。总体来看,上述三种话语并不独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以一种混杂的方式呈现。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反观《广西日报》的民族话语变迁,会发现其始终与政治乃至广西社会保持紧密的互动。媒介话语的交织与变迁背后折射出广西民族关系、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意志主导下的民族实践又在引领《广西日报》进行特定的话语生产,政治与媒介共同主导着广西多元族群观念的形成。以1952年为转折点,1958年为界,僮族借由创制僮文、建立民族自治区等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而逐渐成为公共意义上的正式身份,并在媒介的报道下持续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加之《广西日报》在多元民族观念的指引下,报道半径从个体民族、民族聚居地逐步扩大至全区和各民族,报道议题从民族地区发展延展至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层面。从社会效用来看,《广西日报》可被视为广西民族社会的中介物,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推动广西民族观念由单一地区向整体聚合。此外《广西日报》作为广西社会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为各项民族实践提供一种民族社会层面的可见性,推动小“桂省”向多元一体的“壮乡”转变。
张薇[9]（2020）在《《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读图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图像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历史民族志图册研究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百苗图”、“滇夷图”的不断挖掘整理,让更多学者开始重溯“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的治学传统。20世纪初以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为代表的国外图像史学家们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梳理和探讨,使图像史料逐渐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图像史研究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是我国现存部头最大、图像数量最多、涵盖地区和民族最为广泛的历史民族志图册,其绘制由乾隆皇帝发起,军机处、地方督抚、清宫画师合力组织编绘,共绘录海内外民族图像600余幅,是清中期最重大的国家绘图工程。现存《皇清职贡图》的版本数量较多,绘本、写本、刊本均有流传,但正本已佚,因此对存世绘本的研究极为重要。葛兆光先生《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2005）一文指出了对图像史料利用的不足,并提出经典的二问,即“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什么?”引发了笔者对图像研究的深层次思考。此后,葛先生将《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绘》等一系列纪实性图像纳入了“文献”的范畴,为我国图像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目前,《皇清职贡图》的研究主要以版本考证、图像研究、满汉文图说研究和史料价值研究为主,关于图册成书过程、绘制目的、图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以图册中某一民族聚居区为整体地域单元所展开的研究。以往学者多关注图册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民族,缺乏对西北民族图像的关注。同时,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对图说文本的利用远远高于图像本身,对图像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学理性探讨,而艺术学领域的学者又多强调图像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对图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图中民族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解读不够,这无疑使图像史研究出现“图史分裂”的态势,加之《皇清职贡图》的彩绘本尚未正式公开,难以观其原貌,囿于图像获阅的难度,以往研究较少使用原图,缺乏直观性和生动性。历史图像能否成为史料?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研究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和版本。《皇清职贡图》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庄吉发、畏冬、祁庆富等学者对现存版本做过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版本和成书,追溯了图册成书的历史背景。认为《皇清职贡图》正式绘制之前,乾隆皇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搜罗“番书”并命四译馆翻译,又以四川为试点绘制“番图”样本,再发放至各省效仿绘制,并令各督抚将境内各民族分布地域、风物特产及民风民情等内容撰为图说附图后报军机处。正本成书之后,进行了多次增补,又编绘了多部绘本、写本和刊本以便流通之用,乾隆皇帝还将图册赐予几位朝廷重臣。第二章,重点分析《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和特点。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皇清职贡图》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绘图目的。认为,乾隆皇帝启动《皇清职贡图》这项国家绘图工程,不仅仅是朝贡体系的历史书写,更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表达,也是清廷知边、治边、宣扬国威的工具。第二部分,从图册的选材内容、形制类别和艺术审美三个角度归纳了《皇清职贡图》的特点。认为,这部纪实性的图册是中国古代“左图右史”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延续,也是国家意志在历史文本上的呈现,具有图文并茂,装帧华丽,笔法精湛,设色考究,构图巧妙等特点,融合了乾隆时期清宫画作中、西方绘画手法并行的绘画风格。第三章、第四章运用图像证史“三省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图册所载河湟11族的图像和图说展开深度剖析,探讨了图说所载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和生计方式等问题;解析了图像所绘河湟民族服饰样貌、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特点。认为:第一,图册中河湟民族族称的界定遵循了文化相似性的原则;第二,图册所载河湟地区清中期民族分布格局与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第三,清中期河湟地区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第四,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服饰、饮食、风俗与民族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族际互动频繁发生,早在清中期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化特征。第五章,通过分析特定历史情境下中央与河湟地方政治上呈现出的趋同性,进一步探讨清廷与河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第一节依据图册增补过程探讨“自上而下”的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即清廷的“民族观”。认为《皇清职贡图》对后来归附部族图像的补绘和乾隆皇帝御识的补撰均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理念的体现,是对其开疆拓土丰功伟业的颂扬。图册中御题诗、恭和诗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清廷对海内外民族秉持“中外一家”的包容态度。第二节通过图册中对河湟土司图说的研究,认为:图说体现了河湟民族“自下而上”国家认同,河湟土司辅助清军征边、辅佐清廷治边的史实证明了土司制度在河湟地区得到成功实践。本研究创新点有三:第一,是史料的创新。本文运用了大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和北京故宫藏本中的图像,补充了清中期河湟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图像史料运用不足的问题。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通过“图像证史”探索了“图”与“史”有机结合的图像史研究路径,针对图像史研究中存在的“图史分裂”的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认为图像史研究应遵循“图史并重”的原则,追溯图像的历史背景、绘图目的及版本源流是判断图像史料价值的有效途径,深度剖析图像的内容是利用图像史料的可行性方式,二者相结合才能发挥图像史料的最大价值。第三,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图册所绘河湟11族置于清代边疆经营的大历史背景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河湟地区各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发展。
黄捷[10]（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是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为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情况的田野调查为切入点,深入实践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困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等方面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进行梳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为基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论证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合理性。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措施提出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议。除去绪论和结论,研究框架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和类型。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明确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类型界定,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的范围。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广西防城港市、百色市、崇左市、桂林市、河池市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情况进行田野调查,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之上总结经验。第三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等方面梳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第四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正当性。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平衡利益关系的需要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现实依据。从人格论、正义论、财产劳动论、文化多样性论的学理层面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为基础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第五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提出。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行使的需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平衡的需要等方面论述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必要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界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私权属性两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进行法律分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权两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内容进行梳理。第六部分,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
二、《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核心概念界定 |
| 1. 职业教育 |
| 2. 民族技艺人才 |
| 3. 校企合作 |
| 4. 人才培养模式 |
| (三)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选题意义 |
| (四) 文献综述 |
| 1.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 2. 民族技艺研究 |
| 3. 民族技艺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 |
| (五)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思路 |
| 二、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理论解读 |
| (一) 理论基础 |
|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 |
| 3. 情境学习理论 |
| 4. 民族文化资本化理论 |
| (二) 理论拓展 |
| 1. 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 |
| 3. 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特征分析 |
| 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国内外典型模式分析 |
| (一) 国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典型模式 |
| 1. 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
| 2. 英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
| 3. 新加坡“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 |
| (二) 国内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
| 1. 产学研合作教育 |
| 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
| (三) 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启示 |
| 1. 国内外模式特征比较 |
| 2. 国内外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启示 |
| 四、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个案研究 |
| (一)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的概况 |
| 1. 发展历程 |
| 2. 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 |
| 3. 师资队伍 |
| 4. 实训基地 |
| 5. 管理制度 |
| (二)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合作企业 |
| 1. 企业概况 |
| 2. 合作缘由 |
| (三)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 |
| 1. 校企共议的培养目标 |
| 2.“产教融合”的培养过程 |
| 3.“产教融合”的培养内容 |
| 4.“产教融合”的考核评价 |
| 5.“产教融合”的培养机制 |
| (四)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独特性 |
| 1. 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 |
| 2. 培养对象的合作选择 |
| 3. 培养内容的合作打造 |
| 4. 培养途径的合作创新 |
| 5. 就业考核的合作保障 |
| 五、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
| (一) 指导思想和原则 |
| 1. 优势共享原则 |
| 2. 市场需求导向原则 |
| 3. 模式创新及可操作性原则 |
| (二) 基于案例研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1. 政府方面 |
| 2. 民族技艺行业方面 |
| 3. 企业方面 |
| 4. 学校方面 |
| (三) 培养模式架构 |
| 1. 重视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一专多能”民族技艺人才 |
| 2. 积极共商专业设置制度,助推特色人才服务区域经济 |
| 3. 注重改革课程设置方式,强化民族技艺“产教融合” |
| 4. 不断优化更新课程体系,创新民族技艺教学内容 |
| 5. 逐步完善和规范评价方式,强调民技人才“双证并重” |
| 6. 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机制,适应民族技艺学习特点 |
| 六、基于案例分析的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实施保障 |
| (一) 政府方面 |
| 1.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
| 2. 设立校企合作质量监管部门 |
| 3. 地方教育部门加大对校企合作院校的支持 |
| (二) 企业方面 |
| 1. 加强行业部门的引导 |
| 2. 民族技艺企业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 |
| 3. 民族技艺企业要注重自我更新 |
| (三) 学校方面 |
| 1. 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文化定位特色民族技艺类专业 |
| 2. 提升培养对象的民族责任感和工匠精神 |
| 3. 加强民族技艺类“双师型”教师的队伍建设 |
|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民族意识与身份构建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研究（1950-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广西日报》的研究 |
| 二、关于建国初期广西民族议题的研究 |
| 三、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媒介与地方的互动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性及不足 |
| 六、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1950-1958年《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的类别与话语构成 |
| 第一节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的基本类别与描述 |
| 一、少数民族身份报道 |
| 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报道 |
| 三、少数民族政策宣传报道 |
| 第二节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话语的构成要素 |
| 一、身份话语 |
| 二、发展话语 |
| 三、宣传话语 |
| 第二章 身份话语:《广西日报》民族身份的报道 |
| 第一节 1950年-1952年:《广西日报》群像式的民族报道 |
| 一、报道文本: 强调少数民族的“受助者”形象 |
| 二、媒介话语: 服务地方发展的“模糊”身份话语 |
| 三、社会实践: 初步开展的广西民族工作 |
| 第二节 1953年-1958年: 《广西日报》针对民族工作而开展的宣传 |
| 一、报道文本: 聚焦民族多元性,出现少数民族专栏 |
| 二、媒介话语: 少数民族身份话语的强化 |
| 三、社会实践: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与历史调查的深入开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发展话语: 《广西日报》民族社会发展报道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成就报道 |
| 一、报道文本: 宣扬民族团结,鼓舞民众以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
| 二、媒介话语: 爱国话语与发展话语的结合 |
| 三、社会实践: 广西民族发展政策的推行与一五计划的完成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干部报道 |
| 一、报道文本: 挖掘典型,传递各地培养民族干部的情况 |
| 二、媒介话语: 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共同传递民族互助观 |
| 三、社会实践: 广西各地贯彻中央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救济报道 |
| 一、报道文本: 聚焦各民族救灾情况,鼓励以生产赈灾 |
| 二、媒介话语: “受助者”与“建设者”的双重形象 |
| 三、社会实践: 广西社会赈灾工作与剿匪运动并行 |
| 小结 |
| 第四章 宣传话语: 《广西日报》民族政策报道 |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宣传民族自治 |
| 一、报道文本: 基于地方视角,关注民族地区自治实践 |
| 二、媒介话语: 以身份话语与发展话语促成民族共识 |
| 三、社会实践: 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制度的推进 |
| 第二节 文化动员: 创制与推广僮文 |
| 一、报道文本: 强调民族身份,聚焦民族语言效用 |
| 二、媒介话语: 少数民族精英所主导的话语风格 |
| 三、社会实践: 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实施 |
| 第三节 思想动员: 两种民族主义危害性的论辩 |
| 一、报道文本: 以民族关系为落脚点,肃清错误思想 |
| 二、媒介话语: 与阶级话语融合的论辩 |
| 三、社会实践: 中央整风运动的延续与广西民族工作深入开展 |
| 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桂省”到“壮乡”: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的变迁 |
| 一、聚焦“桂省”: 局部实践与单一民族观主导的民族话语 |
| 二、放眼“壮乡”: 全区实践与多元民族观主导的民族话语 |
| 第二节 《广西日报》与广西社会的互动与效用 |
| 一、作为民族社会的“中介”: 承接国家意志,强化民族身份 |
| 二、作为民族社会的“可见物”: 动员民众与传递民族观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相关问题阐述 |
| 四、海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及版本 |
| 第一节 成书过程 |
| 第二节 版本现状 |
| 第三节 绘制内容及史料价值 |
| 第二章 《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及特点 |
| 第一节 绘制目的 |
| 第二节 绘制特点 |
| 第三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河湟民族 |
| 第一节 河州土千户韩玉麟等所辖撒喇族土民、土妇 |
| 第二节 西宁县土指挥祁宪邦等所辖东沟等族番民、番妇 |
| 第三节 西宁县缠头民、缠头妇 |
| 第四节 西宁县哆吧番民、番妇 |
| 第五节 西宁县土指挥佥事汪于昆所辖土民、土妇 |
| 第六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所辖东沟等族土民、土妇 |
| 第七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祁在玑所辖达子湾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八节 碾伯县南北两山番民、番妇 |
| 第九节 摆羊戎通判所辖番民、番妇 |
| 第十节 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所辖兴马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十一节 归德所番民、番妇 |
| 第四章 图册背后的河湟民族社会 |
| 第一节 《皇清职贡图》图像所见河湟民族的服饰及风俗习惯 |
| 第二节 《皇清职贡图》图说所见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生计方式、饮食及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中央与地方 |
| 第一节 “自上而下”的清廷“民族观” |
| 第二节 “自下而上”的河湟民族国家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与类型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法律界定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界定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界定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 |
| 一、个体传承人、团体传承人和国家传承人 |
| 二、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传承人 |
| 三、外源性传承人和本源性传承人 |
|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田野调查基本情况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情况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人才的培养情况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资助情况 |
| 第二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困境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无人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难以获得发展利益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资助扶持相对有限 |
| 第三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实践经验 |
| 一、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培养”模式 |
| 二、创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发展”模式 |
| 三、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创新利用”模式 |
| 第三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立法的局限性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统一立法的原则与保护现状不适应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统一立法体系的欠缺 |
| 三、现行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完善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完善 |
| 一、个体传承人认定制度不科学 |
| 二、团体传承人认定体系不统一 |
| 三、国家传承人认定制度缺位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身份和财产保障的权利缺位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维护缺乏权利支撑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发展中缺乏权利支撑 |
|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创新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备 |
| 一、商标权利用不足 |
| 二、专利权保护难以实现 |
| 三、着作权保护不完善 |
| 第四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现实依据 |
| 一、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
| 二、平衡利益关系的需要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法律保护的学理检视 |
| 一、人格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利益分享的基础 |
| 二、正义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利益分配的保障性 |
| 三、财产劳动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利益的充分性 |
| 四、文化多样性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发展的适当性 |
| 第三节 基于正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二分法的特征 |
| 二、以二分法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体系 |
|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理论的提出 |
| 第一节 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必要性 |
| 一、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
| 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行使的需要 |
| 三、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平衡的需要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法律分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界定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私权属性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内容分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权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财产权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设计 |
| 一、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立法原则 |
| 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 |
| 三、建立单一法律保护与多重法律保护无缝衔接制度 |
| 第二节 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
| 一、个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科学化 |
| 二、团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一体化 |
| 三、国家传承人认定制度的构建 |
| 第三节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确立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发展权的内容设定 |
| 第四节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 一、现行商标权利用制度的优化 |
| 二、现行专利权授权条件的科学化 |
| 三、现行着作权制度的扩张适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广西方志编纂与边疆社会文化、国家认同[D]. 秦浩翔.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5]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J]. 王启龙,赵勇.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6]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7]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D]. 陈冠融.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民族意识与身份构建 ——《广西日报》民族报道研究（1950-1958）[D]. 黄家圣.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9]《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D]. 张薇. 中央民族大学, 2020(11)
- [10]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 黄捷.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1)
标签：顾颉刚论文; 广西民族研究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皇清职贡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