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彝族精神世界的历史──读《彝族哲学思想史》（论文文献综述）
向月婷[1]（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提出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吕进锋[2]（2020）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研究 ——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新时代彰显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大格局中,立足本土,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是传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放眼全球,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力、文化适应力和文化实践力,开阔学生多元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悖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这使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借鉴社会时空分析理论,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明确了教育空间概念和教育空间结构概念,建构了教育空间理论基本框架,阐明教育空间结构分析框架,确立目标、内容、方法、形式、队伍、机构和成效七个教育空间要素,并依据其相互关系,提出教育物理空间、教育人文空间和教育综合空间三大类教育空间,以及64种教育空间结构组合,最终凝练成16种教育空间结构类型。基于教育空间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和熵值法构建教育空间研究指标体系,通过《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调查问卷（教师卷）》获取研究数据,以学校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为切入点,选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空间尺度,以县为解析尺度（13个县市）、年份（2014-2018年）为时间尺度,展开研究。研究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揭示了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要素、教育物理空间、教育人文空间、教育综合空间和教育空间结构的时间演进与空间格局。聚类划分了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结构类型。总体而言,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水平不高,其教育空间从要素、类型到结构,均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本研究还结合访谈和田野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要素、教育空间类型和教育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受到地域因素、文化因素、主体因素、教育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时,三种教育空间类型之间及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也对教育空间具有重要影响。就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本研究提出三个路径:第一,遵循求同存异原则的教育空间要素优化。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课程整合与差异推进。要从目标、内容、思路、方法、教师队伍、机构联动和特色凝练等方面促进主流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课程整合,因地制宜地推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第二,强化发展共识理念的教育空间主体优化。增强政府主体、各界主体和生命主体的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强化各主体对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意识。第三,凝聚三位一体合力的教育空间生态优化。努力形成政府、社区和学校的教育合力,发挥三位一体的优势,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生态。就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本研究还从三方面进行了理性思考:第一,厘清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若干基本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为什么要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内涵、目标和内容,以及如何进行优化。第二,明确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价值取向。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必须明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结构”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教育回馈”,注意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中的社会交换、权力意志,以及教育空间与“文化结构”的关系,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定位的影响,同时要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民族复兴和教育发展的大业中统筹考虑,从而准确定位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价值取向,促进文化传承、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第三,理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基本思路。必须明确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目标导向,培养“三力”青年;必须遵循突破观念束缚、坚定适宜理念、扎根教育实践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本路径;必须共筑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生态,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将各尺度、各层次、各主体的教育空间统合为一个整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教育空间进行系统观照。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建构了教育空间理论基本框架,明确了教育空间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教育空间指标体系,并以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为例,进行了教育空间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分析了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时空动态、问题、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彰显了教育空间理论的价值和未来研究趋势。本研究在研究视角与方法、理论与实践上均有一定的创新,但展望未来,还应强化教育空间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化民族教育空间理论与实践研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研究;加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儿童在场”的教育空间研究;加强多视角、多主体、多方法的教育空间研究;加强教育空间比较研究。
禄开辉[3]（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李明奎[4]（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张福强[5]（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张伟文[6]（2018）在《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文中指出牛是人类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与牛生活在一起。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牛。本文着重探讨牛在彝族社会生活关系的演变及其规律,以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阐发个人的浅见,提供引玉之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绵薄之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田野考察、神话传说、对云南石林为中心的彝族牛崇拜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进行描述及阐释。本文首次将彝族与牛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远古到唐代,将牛做为神灵顶礼崇拜,彝族将牛作为保护神膜拜;唐代牛作为农业耕作的主要蓄力,与人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求得农业生产的丰收,牛的饲养十分重要,形成农耕时代的牛崇拜;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农耕的发展,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在社会上形成斗牛的风俗。斗牛在节日、旅游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活动。斗牛与赌博结缘,赌博成为斗牛发展的重要动力。斗牛将远古以来对牛的神灵崇拜蜕化为商业化世俗化的金钱崇拜。本文通过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主的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牛的形象甚多,这反映了牛在滇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滇人对牛的崇拜既有将牛视为保护神的象征,又有祈求生育繁衍的意义。自牛成为农耕的主要蓄力后,对牛的神灵崇拜与精心养护并重。牛崇拜逐渐趋向实用、务实。衍生出来的牛文化大多与精耕细作、踏实勤劳、坚忍不拔相关。人类牛崇拜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或民族,该地区及民族的牛崇拜现象就越典型,其相应的牛文化亦越丰富。盖牛对于生活于这一地区的民族或族群而言,牛实乃维系该民族或族群生存及发展须臾不可或缺之极为重要之工具。当机器已替代牛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时,牛只有走下神坛,成为该地区民族的食物或玩物。这在当代云南彝族群体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体现。牛具有性情温顺、吃苦耐劳、健壮有力、坚忍不拔等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亦为人类所需要及推崇。在彝族对牛的崇拜中,也有自强不息,坚持不懈,英勇不屈的理念,成为重要的民族性格与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彝族牛崇拜,不仅仅只是对牛的单一崇拜,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拜,与“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牛的具象敬畏崇拜,衍生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发展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是彝族牛崇拜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彝族先民的牛崇拜及牛文化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彼此作用及反作用,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现象。作者考察后认为: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彝族牛崇拜及牛文化经历了如下一个历程:即由发生、发展到鼎盛,而后渐趋衰落,及至当下呈现再度复兴之态势。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干扰。本文并首次对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初步划分。本研究认为:在工业文明之后,人类不可避免地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理念为当代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先哲深刻洞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同为一体,“天人合一”,故对自然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容共生、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会造成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严重毁坏,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造成严重伤害。这些闪耀着深邃智慧光芒的生态理念,充分反映出中国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对当代人类而言,实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容共生的和平世界的强大思想渊源和坚实基础。
冯志峰[7]（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李春亭[8]（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张金洪[9]（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人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形成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同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因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某个族群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形成两种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上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张力,有时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在全球化的持续推动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带给人们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带来的不稳定,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与不安。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但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历史条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仅关涉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还关乎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团结。也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指导之下,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证考察和现实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二者关系的处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加上绪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即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问题凸显、民族国家内部出现认同危机、以及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等。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明确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选取凉山彝族作为个案研究的缘由及数据说明等。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和界定。分析了“认同”、“族群”、“民族”的概念,界定了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适用内涵和外延。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本身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族群身份的构建和认可,指的是族群成员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族群性和文化性。而关于国家认同,则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本国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赞同和归属。就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制度、政策等的赞同和忠诚;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维护。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的分析。重点阐述和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三种理论形态:种族主义理论、同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实施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分析,对这些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很难建构出一种精细而完备的普适性理论模式。民族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有效措施来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实证考察和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总体趋向。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较多、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彝族,凉山彝族保留着更为完整的彝族传统社会形态、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族群认同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他们的国家认同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其本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凉山彝族面临新的文化重组和变迁,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事实上处于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状态,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这为研究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第五部分是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探索。在以上各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即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但国家认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至上性和优先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发挥主动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探索方面,本文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费孝通教授分析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表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相反,多族群共生、多族群互补是历史大传统,是理性实践、历史的选择,更是生存性智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针对于此,为进一步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二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五是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陈栋[10]（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二、探索彝族精神世界的历史──读《彝族哲学思想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彝族精神世界的历史──读《彝族哲学思想史》（论文提纲范文）
（1）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思路、主要理论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思路 |
| 二、相关研究理论 |
| 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三、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 |
| 一、“本籍文化”对阿库乌雾及其创作的影响 |
| 二、文化身份认同对阿库乌雾及其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展 |
| 一、文学人类学创作积累与思考 |
| 二、文学人类学创作探索与启悟 |
| 三、文学人类学创作实践与族群书写 |
| 第二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写作背景及实践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的“大凉山-混血世系” |
| 一、凉山彝区及阿库乌雾文学世界中的“凉山彝区” |
| 二、混血世界及阿库乌雾文学世界中的“混血世界” |
| 第二节 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实践 |
| 一、探索期 |
| 二、塑造期 |
| 三、丰收期 |
| 第三章 阿库乌雾作品中的彝族文化书写 |
| 第一节 鲜活的彝族民间文化 |
| 一、彝族民间生活的自然展现 |
| 二、彝族民间神话的有机穿插 |
| 三、彝族民间歌谣的天然撷取 |
| 第二节 丰富的彝族民俗文化 |
| 一、仪式 |
| 二、彝族禁忌 |
| 第三节 神秘的彝族宗教文化 |
| 一、图腾崇拜 |
| 二、自然崇拜 |
| 三、祖先崇拜 |
| 第四章 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功能与价值 |
| 第一节 阿库乌雾写作的神圣治疗与祈福纳吉 |
| 一、阿库乌雾写作与神圣治疗 |
| 二、阿库乌雾诗作与文学禳灾 |
| 第二节 后现代文化观下的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 |
| 一、田野与文本之间 |
| 二、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 |
| 三、“多民族国家文学观”下的阿库乌雾写作 |
| 第三节 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价值观 |
| 一、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 |
| 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观 |
| 结论 |
| 一、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色 |
| 二、阿库乌雾对民族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审视 |
| 三、阿库乌雾书写与彝族文化“再生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研究 ——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必要性 |
| 1.1.3 研究的可行性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
| 1.2.2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研究 |
| 1.2.3 国内外教育空间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假设、目的和意义 |
| 1.3.2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区域 |
| 1.4.1 红河州地理概况 |
| 1.4.2 红河州学校教育概况 |
| 1.4.3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概况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少数民族文化 |
| 2.1.2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
| 2.1.3 空间 |
| 2.1.4 教育空间 |
| 2.1.5 教育空间结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社会时空分析理论 |
| 2.2.3 文化功能论 |
| 2.2.4 空间生产理论 |
| 2.2.5 地理科学研究综合范式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教育空间理论探索 |
| 3.1 空间思想史回顾 |
| 3.1.1 空间观念的演变 |
| 3.1.2 空间生产理论 |
| 3.2 教育空间理论基本框架 |
| 3.2.1 教育空间生态 |
| 3.2.2 教育空间的要素 |
| 3.2.3 教育空间的类型 |
| 3.2.4 教育空间的功能 |
| 3.2.5 教育空间的生产 |
| 3.3 教育空间结构分析 |
| 3.3.1 教育空间结构的内涵 |
| 3.3.2 教育空间结构的类型 |
| 3.3.3 教育空间结构运作的机制 |
| 3.3.4 教育空间结构优化的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教育空间指标体系建构 |
| 4.1 指标体系的建构 |
| 4.1.1 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 |
| 4.1.2 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建立的方法 |
| 4.1.4 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处理 |
| 4.3 指标解释及算法 |
| 4.3.1 教育空间目标指数 |
| 4.3.2 教育空间内容指数 |
| 4.3.3 教育空间方法指数 |
| 4.3.4 教育空间形式指数 |
| 4.3.5 教育空间队伍指数 |
| 4.3.6 教育空间机构指数 |
| 4.3.7 教育空间成效指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要素演变 |
| 5.1 教育空间要素发展水平概况 |
| 5.2 目标与内容要素的演变 |
| 5.2.1 目标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2.2 内容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3 方法与形式要素的演变 |
| 5.3.1 方法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3.2 形式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4 队伍与机构要素的演变 |
| 5.4.1 队伍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4.2 机构要素的时空动态 |
| 5.5 成效要素的演变 |
| 5.5.1 成效要素的时间演进 |
| 5.5.2 成效要素的空间格局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类型与空间结构演变 |
| 6.1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类型演变 |
| 6.1.1 教育人文空间的时空动态 |
| 6.1.2 教育物理空间的时空动态 |
| 6.1.3 教育综合空间的时空动态 |
| 6.2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结构演变 |
| 6.2.1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结构的类型 |
| 6.2.2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结构的格局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问题与影响因素 |
| 7.1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问题 |
| 7.1.1 教育空间要素问题 |
| 7.1.2 教育人文空间问题 |
| 7.1.3 教育物理空间问题 |
| 7.1.4 教育综合空间问题 |
| 7.1.5 教育空间结构问题 |
| 7.2 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的影响因素 |
| 7.2.1 地域因素:保护与阻隔 |
| 7.2.2 文化因素:融合与冲突 |
| 7.2.3 主体因素:共识与异念 |
| 7.2.4 教育因素:整合与相斥 |
| 7.2.5 经济因素:促进与限制 |
| 7.3 红河州教育空间因果反馈关系 |
| 7.3.1 教育人文空间与教育物理空间的因果反馈关系 |
| 7.3.2 教育人文空间与教育综合空间的因果反馈关系 |
| 7.3.3 教育物理空间与教育综合空间的因果反馈关系 |
| 7.3.4 教育空间内部因果反馈关系 |
| 7.4 本章小结 |
| 7.4.1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 |
| 7.4.2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 |
| 第8章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路径分析 |
| 8.1 遵循求同存异原则的教育空间要素优化 |
| 8.1.1 清晰具体:明确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目标和内容 |
| 8.1.2 传承创新:探索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新思路和新方法 |
| 8.1.3 画龙点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专业教师队伍 |
| 8.1.4 内外交合: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机构联动 |
| 8.1.5 量而有器:建立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评估体系 |
| 8.1.6 差异推进:打造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特色 |
| 8.2 强化发展共识理念的教育空间主体优化 |
| 8.2.1 政府主体:加强导向牵引 |
| 8.2.2 各界主体:实现综合集成 |
| 8.2.3 生命主体:走向参与“自觉” |
| 8.3 凝聚三位一体合力的教育空间生态优化 |
| 8.3.1 政府: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支持系统 |
| 8.3.2 社区:搭建以“联动”为目的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融合平台 |
| 8.3.3 学校:筑牢以“发展”为落点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实施模式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理性思考 |
| 9.1 厘清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若干基本问题 |
| 9.1.1 为什么要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
| 9.1.2 为什么要优化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 |
| 9.1.3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内涵是什么 |
| 9.1.4 如何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 |
| 9.2 明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价值取向 |
| 9.2.1 把握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中的社会交换 |
| 9.2.2 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中的权力意志 |
| 9.2.3 勾连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结构”与“教育空间” |
| 9.3 理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基本思路 |
| 9.3.1 明确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目标导向 |
| 9.3.2 遵循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基本路径 |
| 9.3.3 共筑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优化的生态支持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1.1 教育空间理论框架初构 |
| 10.1.2 教育空间理论价值初验 |
| 10.1.3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发展的思索 |
| 10.2 研究创新 |
| 10.3 研究不足 |
| 10.4 研究展望 |
| 10.4.1 发展与完善教育空间理论 |
| 10.4.2 深化与充实空间视角的教育研究 |
| 10.4.3 加强和拓展教育空间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英文类 |
| 附录 |
| 附录A 云南省红河州区位图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附件C 地理社会调查法 |
| 附件D 调查问卷 |
| 附录E 指标体系 |
| 附录F 民族文化教育空间指标权重赋分表 |
| 附件G 调研计划 |
| 附录H 屏边玉屏中心校(半坡希望小学)芦笙队概况 |
| 附录I 前期田野调查图片(部分) |
| 附录J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凉山彝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凉山毕摩文化的研究 |
| 1.对毕摩文化的整体介绍和研究 |
| 2.毕摩经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
| 3.毕摩仪式研究 |
| 4.毕摩及其技艺研究 |
| 5.毕摩文化与彝区社会关系的研究 |
| 四、所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二)文化功能论 |
| (三)文化相对论 |
| (四)文化自觉理论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二)创新点 |
| 六、田野工作情况 |
| 第一章 新时代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凉山彝区概况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凉山彝区概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二节 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
| 三、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 第三节 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目标任务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历程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四节 传统文化——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
| 一、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力量来源 |
| 第二章 凉山彝区毕摩文化辨析 |
| 第一节 “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界定 |
| 一、毕摩 |
| 二、对毕摩文化的界定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的结构分析 |
| 一、毕摩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 |
| 二、毕摩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 |
| 三、毕摩文化在行为层面的内容 |
| 四、毕摩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容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社会基础 |
| 一、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历史流变 |
| 二、当前凉山彝区社会毕摩文化的现状 |
| 第三章 毕摩文化根植并长期延续于凉山彝区农村的原因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生长于彝族特殊的文化生态 |
| 一、文化生态的概念 |
| 二、毕摩文化生长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较为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传承制度使毕摩文化得以传承 |
| 一、毕摩文化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
| 二、毕摩群体严格的传承制度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尚存有满足彝区某些社会需求的功能 |
| 一、彝区社会仍有毕摩文化的需要 |
| 二、毕摩文化在彝区社会仍有诸多功能 |
| 第四章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利”分析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 |
| 三、通过毕摩文化仪式确立并且传播的内容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能 |
| 四、毕摩文化中有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资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对彝区乡村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 |
| 三、毕摩群体的优良品德和“德古”身份也是彝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因素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文化现代化中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 |
| 二、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贡献 |
| 第四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生态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智慧 |
| 三、毕摩文化中有益于彝区农村生态的仪式 |
| 第五章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冲突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容 |
| 一、毕摩文化仪式中献祭蕴涵的文化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高消费”与彝区人情消费的紧密联系 |
| 三、彝区人情消费高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中“诅咒”与当前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冲突 |
| 一、彝区农村仍然存在诅咒观念和仪式 |
| 二、诅咒观念和行为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冲突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
| 一、对毕摩文化的依赖造成彝区民众在现代化中的被动处境 |
| 二、现代文化对毕摩文化的冲击 |
| 三、毕摩文化“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 |
| 第四节 现代化建设的“卫生”要求与毕摩文化的“洁净”观念的冲突 |
| 一、毕摩文化中的“污染”与“洁净”观念 |
| 二、彝区农村“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与彝区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
| 第六章 对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合理调适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下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与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 |
| 二、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文化关注” |
| 三、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英雄”引领文化自觉 |
| 四、毕摩文化自身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共赢 |
| 一、借力毕摩文化促进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
| 二、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 |
| 四、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整洁”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田野图片 |
| 致谢 |
（4）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 一、家世与家风 |
| 二、生活与学术 |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 四、职务变动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 三、社会的冲突 |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 一、人才培养 |
| 二、学术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 小结 |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吴泽霖论着目录 |
（6）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意义 |
| (三) 现实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有关云南彝族牛文化的研究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彝族牛崇拜的历史渊源及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云南石林县概况 |
| 第二节 远古时期彝族的牛崇拜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彝族牛崇拜的演变 |
| 第二章 走向世俗的彝族牛崇拜 |
| 第一节 当代石林彝族牛崇拜活动 |
| 第二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背后的“财神” |
| 第三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活动背后的“手” |
| 第三章 彝族牛文化的再解析 |
| 第一节 政治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 第二节 经济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 第三节 文化与彝族牛崇拜之关系 |
| 第四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 第四章 彝族文化及其他 |
| 第一节 彝族民间信仰的变迁 |
| 第二节 对彝族文化的再认识 |
| 一. “相匹配”的万物观 |
| 二. “均衡“的世界观 |
| 第三节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的现代价值 |
| 一.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森林的存在与发展 |
| 二.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
| 三.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现代经济发展 |
| 四. 彝族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价值 |
| 五. 彝族聚居地区未来发展之展望 |
| 第五章 彝族文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
| 第一节 对人类文明历程的回顾 |
| 第二节 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 |
| 第三节 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生态文明的萌发 |
| 第四节 生态文明的构建 |
| 第五节 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再认识 |
| 结语 |
| 一. 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文明意识 |
| 二. 中国古代先贤生态理念的当代意义 |
| 三. 本次研究的基本结论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族群认同研究 |
| 1.2.2 国家认同研究 |
| 1.2.3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 |
| 1.2.4 凉山彝族相关研究 |
| 1.3 研究个案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
| 1.3.1 研究个案的选取 |
| 1.3.2 研究数据说明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阐释 |
| 2.1 关于全球化 |
| 2.2 多维视角中的认同涵义 |
| 2.3 族群与族群认同 |
| 2.3.1 族群与民族 |
| 2.3.2 族群认同及其产生 |
| 2.4 国家和国家认同 |
| 2.4.1 国家及其起源 |
| 2.4.2 国家认同 |
| 2.5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处理的理论基础 |
| 2.5.1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 |
| 2.5.2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2.5.3 理性选择理论与情感理论 |
| 2.6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的理论取向 |
| 2.6.1 种族主义建构取向 |
| 2.6.2 同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3 多元文化主义建构取向 |
| 2.6.4 简要评析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分析 |
| 3.1 凉山彝族概述 |
| 3.1.1 凉山的地理环境 |
| 3.1.2 彝族的族源、族称及凉山彝族的人口分布 |
| 3.1.3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 |
| 3.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分析 |
| 3.2.1 凉山彝族的家支认同及其社会功能 |
| 3.2.2 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 |
| 3.2.3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层级结构体系 |
| 3.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
| 3.3.1 古代帝国时期凉山彝族的国家认同 |
| 3.3.2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近代转型 |
| 3.3.3 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的实施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分析 |
| 4.2.1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体状况分析 |
| 4.2.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状况的具体分析 |
| 4.2.4 凉山彝族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状况 |
| 4.3 族群差异及原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 |
| 5.1.1 族群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1.2 国家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5.2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先赋性客观因素的影响 |
| 5.2.2 社会教育因素的影响 |
| 5.3 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先赋性客观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3.2 社会教育因素对凉山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 |
| 6.1.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异性 |
| 6.1.2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 |
| 6.2 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 |
| 6.2.1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 |
| 6.2.2 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 |
| 6.2.3 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 |
| 6.2.4 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 |
| 6.2.5 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
| 6.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的情况 |
（10）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探索彝族精神世界的历史──读《彝族哲学思想史》（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2]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研究 ——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D]. 吕进锋.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3]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4]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D]. 张伟文. 云南大学, 2018(04)
- [7]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9]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D]. 张金洪.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