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断拓展对外民间学木交流渠道（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周红芳[2]（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指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曦[3]（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李尚清[4]（2020）在《郑曼青太极拳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太极拳典籍不仅汇聚拳法,还包含中国哲学、中医等思想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发挥太极拳这一独具中国特色元素的文化优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意义非凡。但在太极拳典籍译介过程中,还存在如何选择作品、译本存在文化缺省、传播渠道单一、效果研究薄弱等问题,迫切需要对已有的太极拳译介作品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以促进太极拳相关作品的译介,从而为太极拳的国外传播助力。在为数不多的传播者中,郑曼青是较为杰出的一位。郑曼青在20世纪60年代前往美国教授太极拳,为太极拳在美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太极拳着作也多次被翻译并在美国出版,关于郑曼青太极拳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对于太极拳的西方传播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明白太极拳对外传播以及太极拳作品译介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基于译介理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通过研究郑曼青太极拳着作的四本英译本,分析郑曼青太极拳着作的英译本的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不仅仅关注典籍文本本身的内容和翻译,还会从传播要素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作者、译者、出版商等行动者以及通过多媒介的交互模式对郑曼青太极拳译介作品的海外传播产生的影响力,以期为太极拳乃至武术典籍海外传播提供新的启示。通过分析,发现:在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的方面,第一,在译者选择上,中西合译模式更佳;第二,在作品选择上,应选择太极拳名师的作品、适销性强的作品以及能够满足受众需求的作品;第三,在翻译策略选择上,译者对原文进行“创造性叛逆”,平衡译本“保留文化特色”与“保持对外沟通性”之间的关系,且对外传播方式不止翻译一种,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如基于原文重新编写等让传播更富有成效。在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介”的方面,第一,在传播途径上,作者、译者、出版社等行动者凭借自身综合资本以及通过多媒介交互模式拓宽译介作品的传播范围;第二,在传播受众上,太极拳习练者为主要受众,可借助太极拳的健康价值挖掘潜在受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第三,在传播效果上,四本译介作品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及Goodreads上的整体评分都在四分以上（总分为五分）,且从受众的评论来看,受众基本上认可四本译介作品的有用性,传播还较为成功。郑曼青太极拳作品的“译”与“介”是一个整体,环环相扣,在不同模式（原着的名家模式、译者的互补模式、翻译手段的多元模式、传播途径的网络模式、受众的需求模式）及影响因素（郑曼青本人的综合资本、出版社的综合资本、译者的综合资本、作品的适销性）的共同作用下,成功将个人创作转化为社会共享,扩大传播范围、延长作品生命。本文尝试对郑曼青太极拳着作的四本译介作品进行全方位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也充实了太极拳典籍翻译和对外传播的实践内容,但在太极拳作品的翻译和传播领域还有很多内容需要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侯雅岚[5]（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第19届韩国总统,韩国政治进入文在寅政府时代。文在寅上任后,面临因“萨德”问题受损的中韩关系,把调整韩中关系作为韩国外交的一个重点,采取系列措施主动修补中韩关系。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对推进中韩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对稳定东北亚局势,促进域内各国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首先对文在寅政府之前的中韩关系进行了回顾和梳理,重点探讨后冷战时期的中韩建交、中韩关系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恶化的缘由,指出尽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良好的国家关系符合韩国的根本利益,自建交以来友好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是近年来中美大国竞争的加剧缩小了韩国“平衡外交”的战略空间,“萨德”事件直接导致了中韩关系的恶化并促使文在寅政府重新审视韩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取向。论文在主体部分重点探讨了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范围、特点和影响因素,指出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在政治上,主动修复韩中紧张关系,推动高层互访,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韩关系重回友好轨道;在经济上,加快推动中韩第二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拓展双边多领域合作,积极寻求韩国发展战略规划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在人文交流上,进一步放宽人员交流限制,丰富对华文化外交内涵;在安全上,以退为进,重启韩中国防战略对话,妥善处理“萨德”问题和中韩争端。总体上看,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具有务实性、自主性、开放性和两面性的特点。促使文在寅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在国际层面上,主要受中国国家实力迅速上升、美韩同盟新的调整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在国内层面上,主要受国内政党竞争、民族情感和文在寅总统个人特质等因素影响。最后,论文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前景进行展望,并对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总之,在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中,经济政策依然稳步推进是中韩两国友好合作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政治互信是其外交努力的方向。从部署“萨德”引发争议可以看出朝鲜核问题和国家安全依然是影响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韩同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文在寅政府注重“平衡外交”,对华外交政策仍然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丽娜[6]（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王蕾[7]（2020）在《河南中牟县箜篌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得到更多支持和发扬,传统文化也有了更多机会走进人们的视野。面对我们国家许许多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充分发挥传播的威力,通过各种媒介途径、运用各种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被大众熟知,了解其中的内涵,发自内心热爱它,从而更好地继承与保护。箜篌既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无时不刻不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绚烂多姿。箜篌不仅仅是存在于古史文献中或是敦煌壁画上,而是烙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上。如今,它实现重生,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听盛宴,更是我们对传统音乐的回顾和想象。文章通过介绍箜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阐述当前中牟县对箜篌文化的保护和传播现状,研究其在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尝试在现有传播方式基础上,根据箜篌独有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特征,结合当下新媒体技术与媒介传播环境,提出有针对性的、符合中牟县箜篌文化实际发展的方法和途径,使箜篌文化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将中牟县更好地推广出去,让箜篌文化发扬光大。文章从近几年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起点,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中牟县也积极发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而箜篌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内涵,韩寺镇东古城村是最早的箜篌城遗址发源地,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中牟城市定位,对箜篌的传播尤为重视。近几年中牟县为发展箜篌文化所做出的实际成效包括传承箜篌艺术、建设箜篌城遗址生态公园、融入文创旅游业、运用媒体宣传报道等。然而,通过笔者的调查走访发现当下中牟箜篌文化的传播还面临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民众对箜篌文化认识不足、媒体宣传力度小,与受众互动性不强、缺乏数据库的建立等。笔者力求结合所学知识探究在融媒体环境下中牟箜篌文化如何突破当前困境,从而达到更佳传播效果。文章以中牟县箜篌文化为研究重点,探究其在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突出问题,优化其传播效果,提升中牟箜篌文化影响力,增强全县人民对箜篌文化的重视。同时借鉴一些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为中牟县箜篌文化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程颖慧[8]（2020）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额由2013年的126.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01.7亿美元,投资存量更是超过1500亿美元。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已占同期对外直接总投资的12.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的收获,为各国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会面临来自东道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存在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会导致企业投资福利的损失。中国与更多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着力化解全球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背景,探讨规避投资风险和提升投资效率的路径,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生存、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各国长期交流与合作推进的参考依据。文章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借鉴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增加了社会稳定、执政能力和对华关系等定性评估指标,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二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评价,主要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在分指标评价中,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执政水平、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和双边关系的单项风险指标评估得分及综合风险得分,并按风险得分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分国别评价中,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值,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投资风险表现。三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效率评价。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值,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进行投资效率比较,分析具体的投资效率特征。文章研究的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表现出来的投资风险偏高,在选取的35个样本国家中,高风险国家约占三分之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对华关系五个风险评价方面的表现也不均衡。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但由于其与中国距离较远,导致对华关系得分较低;中亚五国虽然社会风险较小,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投资风险仍然较高。在描述和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执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三方面因素相关性较强,共同形成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因素,其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已成为投资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2）实证分析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和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在所选的相关经济变量中除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投资效率影响不显着外,其余变量都对投资效率影响呈显着性特征。其中经济自由度变量影响最大,这表明东道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中国企业对其投资面临的风险就越小,投资效率越容易提升。在选择的投资非效率变量中,对我国投资效率损失影响最为显着的是获得信贷难度指标与抑制腐败指标,该结论得到众多学者观点的支持。（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由于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成反比关系,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还是很大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对投资效率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效率水平会随时间推进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国别分布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收敛态势;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亚洲区域的投资效率较高,中东欧区域的投资效率偏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研究的创新之处:（1）目前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居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研究关注度不高。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在投资风险评价体系的指标设定上,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别、地理区域差异,分别分析投资风险特征,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汇率波动、政府负债等情况,还包含经济自由度、政府治理质量、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衡量。同时为体现东道国国家环境的“中国因素”,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将东道国对华关系也纳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中。（2）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测度模型,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公开数据信息,如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联合国、中国海关的官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层次评价法,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全面量化评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结果客观公正。（3）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实证分析的变量选取上,本文将宏观政治因素与微观营商因素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中。这些风险产生的交叉影响,无疑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干扰作用,成为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障碍。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指标,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为“一带一路”建设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
王晶[9]（2020）在《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 ——以S市公益招投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服务供给方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自此,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供给方式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和实践,各级政府部门开始以项目外包的形式进行购买公共服务的积极探索。随着实践的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供需错位、目标群体定位不清、服务活动形式化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笔者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调研中发现,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深刻影响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施成效。对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公益招投标为案例展开实地调研,借助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深入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态及其发展演变,进而丰富本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社关系的研究议题。研究发现,第一,在公益招投标的培育扶持阶段,S市政府通过资源输送的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公益招投标领域,处于生存发展困境的社会组织通过分担政绩指标和紧跟政府购买偏好等方式,主动向S市政府靠拢,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依附关系。第二,在公益招投标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S市政府制度空间的收紧,社会组织采取“钻规章制度空子”、寻求新的合作者乃至退出公益招投标领域等方式进行策略应对,社会组织和S市政府之间呈现出一种策略式博弈关系。第三,在公益招投标的放管并举阶段,当S市政府通过转移审计重心、增加项目延续性和稳定性、转变监管措施、增加专业购买需求等方式向社会组织释放利好消息时,社会组织在资源扩充的吸引下,重返公益招投标领域,并通过能力提升和权力拓展等方式扩展组织生存空间,双方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回暖。从纵向视角出发,双方关系经历了资源输送下的依附到资源收缩下的策略性博弈,再到资源扩充下的关系回暖的发展过程。基于以上发现,笔者认为在公益招投标实践中,外部环境、资源、双重利益导向等因素共同导致双方关系错综复杂,实质上双方之间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策略性构建的关系形态。本研究通过详细描述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而展示了双方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权力空间争夺与博弈的过程,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创新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平合作关系的构建作出尝试性回应。
周丽[10]（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二、不断拓展对外民间学木交流渠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断拓展对外民间学木交流渠道（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的研究现状 |
| (一)明清研究状况 |
| (二)现代成果评述 |
| (三)当代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依据 |
| 三、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 |
| 一、史传与传说的同源分流 |
| (一)“三国”史实经史家遴选写成史传 |
| (二)“三国”史实未入史传者变为传说 |
| (三)由正史记载而衍生的“三国”故事 |
| 二、传说故事的涓涓细流 |
| (一)两晋南北朝的三国故事钩沉 |
| (二)隋唐三国故事的发展与丰富 |
| (三)宋元三国故事的繁荣与汇聚 |
| (四)《三国志平话》:传说之集大成者 |
| 三、《三国志演义》:三国题材之集大成者 |
| (一)《演义》集三国史传之大成 |
| (二)《演义》集三国故事传说之大成 |
| (三)《演义》集三国题材诗词曲之大成 |
| (四)《演义》集三国题材戏剧之大成 |
| 第二章 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 |
| 一、《平话》对史传的吸纳及异同关系比较 |
| (一)《平话》与史传之关系溯源 |
| (二)《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 |
| 二、《演义》与《平话》的故事情节比较举隅 |
| (一)桃园结义 |
| (二)怒鞭督邮 |
| (三)千里独行 |
| (四)三顾茅庐 |
| (五)草船借箭 |
| (六)华容放曹 |
| 第三章 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
| 一、刘备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义”的比较 |
| (二)《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仁”的比较 |
| (三)从《平话》的人物复杂性到《演义》的纯粹化 |
| 二、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
| (一)史传诸葛亮原型 |
| (二)神仙与奇人形象 |
| (三)庄农与隐士形象 |
| 三、关羽形象比较论 |
| (一)关羽出场之比较 |
| (二)关羽形象的平民化 |
| (三)关羽形象的完美化 |
| 四、张飞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多有智慧与《演义》勇于担当 |
| (二)《平话》慷慨任性与《演义》仁爱礼让 |
| (三)平民英雄气质的有意强化与相对弱化 |
| 五、曹操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勇敢的智者与《演义》机智的勇者 |
| (二)“唯才是举”的同中之异 |
| (三)毒辣诡诈的同中之异 |
| 六、周瑜形象比较论 |
| (一)周瑜的历史原型 |
| (二)赤壁大战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三)“三气”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第四章 文化意蕴比较 |
| 一、救民安国与报国安民 |
| (一)开宗明义,爱民心切 |
| (二)桃园结义,爱民第一 |
| (三)刘备治国,百姓安乐 |
| (四)君明臣良,国泰民安 |
| 二、因果报应、天人感应与历史循环论 |
| (一)《平话》因果报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天人感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毛评本历史循环论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刘渊兴汉与司马一统 |
| (一)《平话》刘渊兴汉结尾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司马一统天下的文化内涵 |
| (三)世袭皇权更迭的非正统性文化意味 |
| 四、文化意蕴歧异举隅 |
| (一)王允“连环计”文化意蕴的差异 |
| (二)关羽“约三事”文化意蕴的不同 |
| 第五章 美学特征比较 |
| 一、喜剧美与悲剧美 |
| (一)天下大乱悲剧氛围与惨象淡化苦中求乐 |
| (二)英雄结局悲剧意味与悲剧淡化乐在其中 |
| (三)三国覆亡悲剧结局与因果报应喜剧美感 |
| 二、奇中寓真与奇上加奇 |
| (一)奇美合理与求奇不已 |
| (二)超人之美与奇人之美 |
| (三)神化其事与神化其人 |
| 三、朴质之美与文雅之美 |
| (一)《平话》朴质美与《演义》文雅美探源 |
| (二)听觉艺术美感与文字阅读快感比较 |
| (三)俗中见雅与雅中有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郑曼青太极拳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太极拳定义及其流派 |
| 2.2 太极拳国外传播研究 |
| 2.2.1 太极拳国外传播历史 |
| 2.2.2 太极拳在美国的传播现状 |
| 2.2.3 太极拳国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
| 2.3 译介学 |
| 2.3.1 译介学定义 |
| 2.3.2 “译”与“介”的主要内容 |
| 2.3.3 译介模式 |
| 2.3.4 译介学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对比 |
| 2.4 中国典籍译介研究 |
| 2.4.1 中国典籍译介现状 |
| 2.4.2 武术典籍译介现状 |
| 2.4.3 太极拳典籍译介现状 |
| 2.5 郑曼青 |
| 2.5.1 郑曼青生平概述 |
| 2.5.2 郑曼青作品 |
| 2.5.3 郑曼青相关研究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案例分析法 |
| 3.2.3 文本分析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的“译” |
| 4.1.1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主体 |
| 4.1.1.1 译前的译介主体 |
| 4.1.1.2 译中的译介主体 |
| 4.1.2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内容 |
| 4.1.2.1 作品中太极拳的魅力 |
| 4.1.2.2 郑曼青推广太极拳的需求 |
| 4.1.2.3 西方武术界对太极拳理论的重视和需求 |
| 4.1.3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策略 |
| 4.1.3.1 有意识地使用归化和异化策略 |
| 4.1.3.2 有意识地使用注释法 |
| 4.1.3.3 有意识地适当采用删减、合并和结构调整 |
| 4.1.3.4 使用改写的方式 |
| 4.2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的“介” |
| 4.2.1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传播途径 |
| 4.2.1.1 海外出版社 |
| 4.2.1.2 网上书店 |
| 4.2.1.3 个人网站 |
| 4.2.2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传播受众 |
| 4.2.2.1 太极拳习练者 |
| 4.2.2.2 普通受众 |
| 4.2.3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传播效果 |
| 4.3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模式及影响其传播的因素 |
| 4.3.1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模式 |
| 4.3.2 影响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传播的因素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的特点 |
| 5.1.2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介”的特点 |
| 5.1.3 郑曼青太极拳作品译介模式 |
| 5.2 研究展望 |
| 6 参考文献 |
| 7 致谢 |
（5）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之前韩国对华政策概况 |
| 一、冷战时期韩国对华政策概况(1948-1989) |
| 二、后冷战时期韩国对华政策概况(1991-2015)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范围 |
| (一)中韩高层互访频繁,充实务实伙伴关系 |
| (二)加快FTA二轮谈判,拓展多边领域合作 |
| (三)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巩固中韩民间友好 |
| (四)安全问题以退为进,妥善处理中韩争端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调整政策的特点 |
| (一)务实性 |
| (二)自主性 |
| (三)开放性 |
| (四)两面性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调整政策的原因分析 |
| (一)影响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国际因素 |
| (二)影响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前景展望及挑战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前景展望 |
| (一)两国交往深化,构建中韩命运共同体 |
| (二)中韩两国增强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 |
| (三)共建“一带一路”,拓展第三方市场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
| (一)文在寅对华政策中美国因素依旧存在 |
| (二)文在寅对华政策受朝鲜因素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河南中牟县箜篌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1.关于箜篌历史来源研究 |
| 2.关于箜篌艺术特征研究 |
| 3.关于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
| 一、传统文化——箜篌概述 |
| (一)箜篌的历史沿革 |
| 1.古代箜篌发展 |
| 2.现代箜篌发展 |
| (二)中牟县箜篌文化发展 |
| 1.中牟为箜篌城遗址所在地 |
| 2.中牟采取多项措施传承箜篌文化 |
| 二、中牟县箜篌文化的传播现状 |
| (一)传承箜篌艺术,演奏箜篌音乐 |
| 1.开展“箜篌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
| 2.招募箜篌传承人,开展各项演出活动 |
| (二)建设生态文化公园,传播箜篌文化 |
| (三)发展文创旅游业,推出箜篌文化品牌 |
| 1.重视乡村旅游业,打造箜篌音乐小镇 |
| 2.箜篌桥、听篌街、箜篌石像等多种文化宣传形式 |
| (四)媒体宣传报道 |
| 1.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体传播 |
| 2.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传播 |
| 三、中牟县箜篌文化在传播中遇到的困境 |
| (一)民众对箜篌文化认识不足 |
| (二)媒体宣传力度小,与受众互动性不强 |
| (三)缺乏数据库的建立 |
| 四、融媒体环境下中牟箜篌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播 |
| (一)提高对传统文化认知度 |
| 1.政府加强对传统文化重视 |
| 2.民间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
| (二)充分利用互联网+,构建立体化传播平台 |
| 1.以传统媒体平台为依托,拓展传播渠道 |
| 2.采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扩大传播范围 |
| (三)深耕内容,开展全方位合作 |
| 1.加大传承人扶持力度,保障箜篌事业 |
| 2.与高校展开科研合作,培养箜篌人才 |
| (四)走市场化道路,形成产业网络 |
| 1.开设实体基地,拓展箜篌市场 |
| 2.与多个行业跨界合作,让箜篌走出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对文化馆工作人员进行采访的提纲 |
| 附录 B 中牟县箜篌文化传播途径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 |
| 1.2.2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 |
| 2.2.1 投资风险概念的演进 |
| 2.2.2 投资风险的构成 |
| 2.2.3 投资风险的测度 |
| 2.3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理论 |
| 2.3.1 投资效率内涵 |
| 2.3.2 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测算方法 |
| 2.3.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
| 3.1 评级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述评 |
| 3.1.1 以发布投资风险报告为主的国际信息机构 |
| 3.1.2 国家信用等级评分机构 |
| 3.1.3 对各评级机构指标体系的评述 |
| 3.2 对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 |
| 3.2.1 适应性原则 |
| 3.2.2 致性原则 |
| 3.2.3 客观性原则 |
| 3.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基础 |
| 3.3.1 政治风险 |
| 3.3.2 经济风险 |
| 3.3.3 金融风险 |
| 3.3.4 社会风险 |
| 3.3.5 对华关系风险 |
| 3.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指标体系 |
| 3.4.1 政治风险指标 |
| 3.4.2 经济风险指标 |
| 3.4.3 金融风险指标 |
| 3.4.4 社会风险指标 |
| 3.4.5 对华关系风险指标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 |
| 4.1.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量分析 |
| 4.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结构分析 |
| 4.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2.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设定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指标评价 |
| 4.3.1 投资风险分项指标分析 |
| 4.3.2 投资风险综合指标分析 |
| 4.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国别评价 |
| 4.4.1 “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4.2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投资风险评价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评价 |
| 5.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1.1 理论模型 |
| 5.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影响投资效率水平的因素分析 |
| 5.2.2 影响投资效率损失的因素分析 |
| 5.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分析 |
| 5.3.1 按国别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2 按时间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3 按区域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 ——以S市公益招投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项目制研究概述 |
| 1.2.2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概述 |
| 1.2.3 公益招投标研究概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1.3.2 公益招投标 |
| 1.3.3 社会组织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 |
| 1.4.2 研究对象及其选取 |
| 1.4.3 资料收集方法 |
| 1.4.4 资料分析方法 |
| 1.5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5.1 理论基础 |
| 1.5.2 分析框架 |
| 第2章 S市公益招投标制度的基本情况 |
| 2.1 S市公益招投标制度的实施动因 |
| 2.1.1 社会问题的不断衍生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
| 2.1.2 政府部门单一低效的公共服务供给 |
| 2.1.3 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与迅猛发展 |
| 2.2 S市公益招投标制度实施的现实意义 |
| 2.2.1 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载体 |
| 2.2.2 推进慈善公益服务事业发展的途径 |
| 2.2.3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手段 |
| 2.3 S市公益招投标制度的运作流程及困境介绍 |
| 2.3.1 项目立项:申报与审批 |
| 2.3.2 项目采购:招投标与合约签署 |
| 2.3.3 项目实施:服务输送与资金拨付 |
| 2.3.4 项目审计:审计与整改 |
| 2.3.5 项目评估:评估与结项 |
| 第3章 资源输送下的主动式依附 |
| 3.1 培育扶持阶段:激发社会组织竞争活力 |
| 3.2 供给与需求:S市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的起点 |
| 3.2.1 资源吸引:S市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资源输送 |
| 3.2.2 资源需求:S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依赖 |
| 3.3 适应环境:社会组织向S市政府靠拢 |
| 3.3.1 分担行政事务和政绩指标,获得政府实质认同 |
| 3.3.2 跟随政府购买偏好,项目导向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源收缩下的策略式博弈 |
| 4.1 规范发展阶段:规范社会组织运作公益招投标项目 |
| 4.2 资源收缩:S市政府收紧政策空间 |
| 4.2.1 监管导向、思维延续 |
| 4.2.2 制度建设、剩余控制 |
| 4.2.3 过程监管、规避风险 |
| 4.3 社会组织策略式应对:表现式妥协,开拓新渠道 |
| 4.3.1 投机取巧,钻规章制度的空子 |
| 4.3.2 寻找合作伙伴,退出公益招投标领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源扩充下的调适性回暖 |
| 5.1 放管并举阶段:约束导向下的支持与鼓励 |
| 5.2 资源拓展:S市政府向社会组织释放利好消息 |
| 5.2.1 权力的适当下沉:S市政府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
| 5.2.2 专业服务购买需求激增:S市政府对于社会组织依赖加深 |
| 5.3 影响和改造环境:能力提升和权力拓展 |
| 5.3.1 多维能力提升:专业服务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社会影响力 |
| 5.3.2 权力多元拓展:培训政府工作人员,影响相关政策制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1.1 政社关系变迁:从主动依附到策略式博弈再到调适性回暖 |
| 6.1.2 外部环境、资源及双重利益共同导致双方关系错综复杂 |
| 6.1.3 政社关系形态:政府主导下的策略性建构关系 |
| 6.2 讨论 |
| 6.2.1 对资源依赖理论的尝试性回应 |
| 6.2.2 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尝试性回应 |
| 6.3 研究不足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10）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知识观 |
| 二、研究策略 |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 三、“共治”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四、不断拓展对外民间学木交流渠道（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3]《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4]郑曼青太极拳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D]. 李尚清. 上海体育学院, 2020(01)
- [5]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侯雅岚. 河南大学, 2020(02)
- [6]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7]河南中牟县箜篌文化传播研究[D]. 王蕾. 河南大学, 2020(02)
- [8]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D]. 程颖慧.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9]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 ——以S市公益招投标为例[D]. 王晶.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1)
- [10]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