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郜村中低产田改良成效显着（论文文献综述）
张凤娜[1]（2021）在《晚清惠民县黄河水患与社会因应》文中指出1855年黄河北徙后,由于清廷无暇顾及,新河道长期溃决横流,这在打破黄泛区生态平衡的同时,也在重塑着新的区域环境。自黄河北徙夺占大清河河道,大清河原有的河流景观被奔腾汹涌的黄水所替代,两岸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也深受冲击。这在山东惠民县有着深刻体现。惠民县在清代为武定府的附郭县,位于大清河北岸,在1855年黄河北徙山东之前,自然及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但改道后,长期频繁的黄水漫淹破坏了该县既有的生态平衡。县境内的徒骇河、沙河等河流支渠屡被淤垫,原本围绕河流支渠的社会秩序亦被打破。在黄水漫淹之下,居民生存环境为之一变。为适应已然改变的生存环境,惠民县官绅民修守黄河,经理徒骇、沙河等河渠,调解淤塞和疏浚所带来的各种纠纷,以确立新的生存秩序。惠民县官绅民在应对区域内水文变化的同时,还因应黄水漫淹淤垫给住所、交通、土地等造成的破坏,不断调适,改变房屋建筑样式,调整作物耕种,寻求土地改良之法,甚至改变谋生方式。汹涌横冲的黄河水患不仅给惠民县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还给他们的心理与记忆烙上了深刻印痕,进而重塑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河神信仰来看,惠民县官绅民不仅大力修建河神庙,设坛致祭,以祈求河神庇佑,获得精神寄托。可以说,惠民县官绅民凭借自身已有的经验、技术对已然变化了的生存资源进行了整合,从而构建起新的生存环境。进言之,沿河民众与河患环境下诸要素的动态互动推动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变迁。以惠民县为代表的山东沿黄区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复合系统,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受区域社会韧性的影响。在这一系统中,沿河地方民众适应环境的能动性行为,国家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参与,与区域自然环境动态互动,并协同演进,形成了新的区域环境。这一互动过程既是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变迁的过程,亦是黄河从打破区域生态平衡的“突如其来的外在因素”逐渐内化到区域生态系统中的过程。
马乾[2]（2021）在《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演变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西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长期晋煤外运,却在山西省境内并未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体系基本围绕煤炭能源工业,陷入“资源陷阱”,效益较低。山西整体上多山岭少平地,土地质地较差,相反人口相对稠密,因此,山西农民人均耕地较少,承包土地较为破碎零散,整体农业发展比较落后,且整合度差,规模性小。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基于山西的农业现状,从研究山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演变史入手,阐释山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演变的脉络和体制背景,在此基础上分析山西集体土地产权变迁中的现况,从而对未来山西农村集体产权体制创新发展之路提出对策建议,走出山西特色之路,推进山西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具体分析来看,本文在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变迁和发展中,首先聚焦历史角度,考察集体土地产权演变的规律性,并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分析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和供给可能。其次结合我国近年的农村改革政策发展,将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使用权流转等政策方向和地区实践相结合进行分析,提供山西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新要求。本文基于对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力图提出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可能的选择模式,用来指导山西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并从微观层面阐明土地流转的必然性,有助于扫清思想障碍,促进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实践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在梳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演变过程,将之分为4个大的历史阶段,并着手分析山西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演变的演变背景、演变历程、演变前后产权制度的深刻变迁、农民的反应、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效应、以及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了山西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变迁中的现况,从整体集体产权现况入手,重点分析农村家庭承包经济权的现况以及近年来山西推动土地流转、生产托管的现况及管理现况,厘清山西农村集体产权变迁中的问题和改善对策。最后给出了山西未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可行的发展途径,试图基于山西现状和国内外经验教训,提炼适合山西省情、又具可行性和前瞻性的政策组合。本文基于现代产权制度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结合运用了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数理分析、博弈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需求动因和供给可能两方面分析,得出山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正处在制度供给方案设计和筛选的过渡阶段,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如何发展适应山西省“特”、“优”战略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成为了重大难题。从制度供给可能出发,建议制度供给方案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明确界定三级主体的土地边界,通过土地股份制建构现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同时指出近期制度变迁的方向:明确界定土地产权边界即土地确权,强化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保护;赋予土地使用者完整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细化土地产权结构,完善土地产权权能。从理论上讲,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目前的重心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演进。农户是农地流转的供给者,也是农地流转的需求者。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方面,本文则从参与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分析入手,构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利益博弈模型,为实践中开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汲春雨[4]（2020）在《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黑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在目前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农地生产效率是提升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将以往主要追求农产品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逐渐向集约化、可持续的经营方式转变,以提高农地生产效率。因此,本文以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省为研究区,以效率理论、土地报酬递减理论与农业要素配置理论等为理论框架:基于静态实证的视角,运用超效率BCC模型对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未达到技术效率有效的地区提供投入要素优化配置的调整方向;基于动态实证视角,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黑龙江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以及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等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人口、经济、技术、制度以及生产环境等多重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深入分析影响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从而为黑龙江省提升农地生产效率指出明确的方向。（1）生产要素投入不足是目前制约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技术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2008年—2018年间,黑龙江省整体农地生产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相近,整体处于有效状态。而规模效率整体均值均小于1,一直处于无效状态。由此反映出黑龙江省在农地生产管理过程中,农地投入规模严重不足是生产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就各个地区而言,齐齐哈尔市,鹤岗市,七台河市和黑河市的农地生产技术效率处于无效状态,整体出现生产要素投入不足现象;除哈尔滨市外,其他地区均表现为规模效率不足,其中绥化市需要进行调整的幅度较为突出,农地规模调整占比为69.83%。因此应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农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提高农地规模配置、合理利用投入指标是目前提高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的关键。（2）技术进步是黑龙江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技术要素对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08年—2018年间,黑龙江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18%,且纯技术效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由此可见,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在引进先进技术、加强农业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注意技术效率的提高。从各地区的表现来看,黑龙江省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排名前三的为大庆市、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市。除七台河市和绥化市之外,其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大于1。虽然部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接近,但在规模效率上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提高。（3）就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素均对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生产效率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农业受灾率对农地生产效率则具有消极作用。因此,为了促进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的提升,未来可以围绕人力资源优化、农业科技创新、自然灾害防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改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的建议。首先,积极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健全农地资源管理制度,加大对中低产田改良力度,开发新型农地资源保护性种植技术,加强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利用。其次,积极开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培训体系,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群体,鼓励小农户参与合作经营与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经济增长转变。最后,强化农地生产配套设施建设与自然灾害防控,完善农业融资相关制度及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农地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提供前提和基础。
刘睿娜[5]（2020）在《农户耕地转出效果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三大主体功能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耕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近年来耕地流转成效逐步显现。为进一步推动湖南省耕地高效流转,本文按照区域异质性原则,分别从国家级重点开发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和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选取浏阳市、汉寿县和龙山县三个典型县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地调研数据,从流转水平、流转市场化程度、转出耕地“非农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农户耕地转出效果测度指标体系,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开展农户耕地转出效果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针对各地耕地流转中存在的不足,以点带面,分类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指导全省农户有序高效进行耕地流转。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耕地转出综合效果来看,浏阳市耕地转出综合效果最佳,汉寿县的综合效果次之,而龙山县的综合效果最差。具体而言,流转水平上,浏阳市样本农户耕地转出率及耕地流转价格普遍高于其他两县;流转市场化程度上,浏阳市农业规模经营经营主体的能级、耕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及流转方式的市场化程度均高于其他两县;流转的“非农化”程度上,由汉寿县向龙山县、浏阳市依次提高。（2）就耕地转出效果的影响因素而言,从共性因素来看,户主年龄、耕地破碎度、非农收入占比和流转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三县（市）耕地流转均有显着影响。从个性因素来看:国家级重点开发区,耕地流转更多地与受教育程度、土壤肥力及耕地流转政策满意度相关。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受非农劳动力占比及与最近城市间的距离影响。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受通达性、海拔高度及新农保政府补贴金额影响。（3）基于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湖南省及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提出了促进耕地流转发展的政策建议。就湖南省而言,要严格农用地用途管制、提高农地平整度、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以及组建耕地流转服务平台。国家级重点开发区需要提升农户受教育程度、持续推进农地整治以及加强宣传耕地流转相关内容。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应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比重、扩大道路交通网络。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则需完善田间道路建设、提高耕种技术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钟豫[6]（2020）在《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耕地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耕地地力评价的研究可以及时掌握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对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指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诸城市为研究区域,基于GIS技术,利用地形地貌数据、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壤等数据,选取12个评价因子并计算权重,建立其隶属函数,累加计算综合指数,并划分诸城耕地地力等级,将诸城市耕地地力划分为六个等级,研究其空间分布,剖析耕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为诸城市耕地产量提升、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提出建议。研究表明:（1）诸城市整体耕地地力情况较好,前三级地面积较大,占比较高,其中一级地26098.28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1.35%;二级地34821.72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8.49%;三级地13017.09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0.65%;四级地13648.32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1.17%;五级地16012.36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3.11%;六级地18619.42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5.23%。整体上,诸城市优良地分布主要集中东部和北部,以二级地分布面积最大,西北部耕地地力中等,东南部耕地地力综合指数偏低。（2）一级地主要集中于辛兴镇、昌城镇、百尺河镇、密州街道、龙都街道、相州镇、林家村镇等,多倾斜平地及缓坡地貌,灌溉保障率高,整体土壤养分充足;二级地主要集中于舜王街道、贾悦镇、石桥子镇、相州镇、林家村镇,以舜王街道分布面积最大,以倾斜平地和浅平洼地为主,灌排优良,土壤养分较高;三级地主要集中于贾悦镇、石桥子镇、舜王街道、林家村镇、相州镇、百尺河镇,坡度相对一二级地要大一些,土壤养分较合理;四级地主要集中于百尺河镇、贾悦镇、林家村镇、皇华镇、桃林镇,地貌坡度明显增大,灌溉保证率偏低,土壤养分中等;五级地主要集中于贾悦镇、林家村镇、皇华镇、石桥子镇,地形坡度甚至可达25,灌排条件落后,土壤养分偏下;六级地主要集中于林家村镇、皇华镇、桃林镇,以林家村镇为主,坡度大,土层薄,土壤养分极低。（3）诸城市粮食种植面积大,但旱地居多,山区灌溉保障率较低;除粮食作物之外的经济作物,如蔬菜等,种植布局比较零散,未成规模;化肥的使用量较多,肥料过剩,对土壤的养分造成了破坏;种植未统一组织,农民自由种植,种植生产等管理方式粗放,没有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力量;耕地种植频率过高,未让土壤有休息的时间,土壤不能得到休养生息。需要增施有机肥,发展生态农业,实施配方施肥,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山区改造,改良土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加强新型技术农民培育,着重农业生产技术交流培训,强化科学管理;合理统筹规划耕地资源,完善种植产业布局,引进高新农业生产技术,提升生态农业发展。
胡静[7]（2020）在《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小康,是全人类从古至今共同追求的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完成的伟大事业。本文主要结合中国扶贫的阶段性特征,以农业扶贫为突破口,对长阳县1986年至2010年扶贫历程及实践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求能总结出一些中国农村地区较为成功的扶贫经验。按照扶贫的阶段性进行分期,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长阳县的经济情况和贫困状态进行介绍,对贫困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长阳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同年份湖北省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其致贫原因主要为地理区位不利、自然灾害频发、生产要素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等几个方面。第二部分介绍1986年至1993年从社会救济式扶贫转向区域开发式扶贫过程中,长阳县扶贫的具体举措。这一阶段长阳县主要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全县范围内大力发展地膜杂交玉米种植技术,提高玉米产量。针对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采取半高山区种植烟叶,高山区试点种植蔬菜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第三部分介绍1994年至2000年国家大规模减贫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长阳县扶贫政策及手段。此时长阳县温饱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长阳县在继续推行并改良地膜玉米种植技术的基础上,巩固温饱成果,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在高山蔬菜试点种植成功的基础上,长阳县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突破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进一步扩大市场,提高收入。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田水利改造,加强科技扶农育农,解决农民饮水难、用电难、出行难的问题,提高农民生产效率。第四部分介绍2001年至2010年在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情况下,在国家扶贫工作要求更具多元化和人性化要求下,长阳县的扶贫思路及举措。长阳县以整村推进为重点,实施综合开发。长阳县建立全县贫困人口台账及数据库,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及瞄准更加精准;注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发展劳务经济,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对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贫困户实行易地搬迁与危房改造,创造脱贫的外在条件。同时,长阳县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龙头企业培植相结合,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部分。一是扶贫对象瞄准越来越精准;二是扶贫政策越来越全面;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是脱贫攻坚的硬件保障;四是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靳兆腾[8]（2020）在《中国乡村社区建设的长期经营策略初探 ——基于两岸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尽管我国的乡村建设行动方兴未艾,但是比较缺乏从较长时间段视角出发去探索其背后的机制与设计问题的研究。不论在时间或者空间维度上,我国现已涌现的众多乡村设计实践都是散点式的存在,这类以点带动的乡村建设行动的弊端是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无法在乡村建设这一长期的历史任务中产生较好的化学反应。另外,建筑师在设计任务完成之后往往会撤出乡村的设计工作,这已发展为普遍的现象。建筑师为乡村所构画出的一时的畅想能否满足乡村的长期发展所需?为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而开展的乡村设计实践能否为乡村未来的需求提供潜在的可能性?大兴土木之下的村落在塑造出一幅美丽的愿景之后,其未来又在何方?带着这一系列对于既有乡村建设行动的反思以及现在乡村热现象的警惕,本文开启了关于乡村长期经营策略的探索。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乡村发展的历程,从长期经营的视角下,对两岸乡村建设现象进行了相关的实例分析与特征对比,深入发掘两岸乡村社区持续发展背后的逻辑动因、机制建构和具体路径,从而综合两岸在乡村长效性方面的治理优势,尝试建立我国乡村社区长期经营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述,促发传统乡村建设观念的革新以及对长期经营理念的探索与思考。全文按照“背景介绍——两岸乡村长期经营实例分析——两岸乡村长期经营实践特征比较——我国乡村社区长期经营的方法与模式——归纳总结”的结构框架分为五部分:绪论,阐述进行乡村长期经营研究的相关历史背景、理论基础以及价值意义,对乡村建设下的长期性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明确界定。第一章,根据实地调研所获取的数据,介绍两岸乡村典型案例的基本信息,并对其经营概况和总体特征进行简要评述。第二章,确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点基调,从组织建构、长期乡建历程、行动差异和成效比较四个角度展开对比分析,以社区组织、城乡互动、政策导向、在地性、空间营造、跨领域等乡村社区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切片,透视两岸乡村在长期经营上的实践特征。第三章,从空间专业者（建筑师）的视角解读乡村社区持续设计的特征与方法以及陪伴式经营现象,并尝试对我国乡村社区的长期经营模式以及理想行动路径进行归纳总结。结论、建议与反思,反思我国乡村建设传统观念的弊病,论述了乡村长期经营的现实意义以及前景展望。论文正文约82,000字,附图表170余张。
李佳炜[9]（2020）在《京津冀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与改进策略》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国各地都积极推进扶贫工作、落实扶贫任务,使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进展,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等精准帮扶措施已在各地落地见效。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短发展差距的新阶段[1],更需关注基层政府在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在京津冀区域内,“环京津贫困带”（1）的贫困问题尤其突出,亚洲开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域内有25个贫困县集中连片,存在200多万的贫困人口,与西部最贫困的“三西”地区（2）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已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城乡差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京津地区虽已没有绝对贫困人口,但在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大力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当地偏远郊区的部分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扶助,而这类群体是临时陷入贫困和脱贫后又返贫的高风险人口。因此对京津冀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选取北京门头沟、天津蓟州、河北承德的典型乡村做主要研究,通过与驻村帮扶干部、村两委成员的深入访谈,在全面解读京津冀精准扶贫政策的基础上,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出发,总结三地执行精准扶贫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特色模式,并对京津冀精准扶贫的总体效果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对目标人群的识别误差、脱贫内生动力难培养、干部驻村帮扶困难多以及对部分易返贫的特殊人群的帮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分析精准扶贫效果不显着的原因,结合对扶贫典型地区的学习,从培育“造血功能”、集中扶贫资源、建立稳定脱贫长效运行机制及针对老年人和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帮扶措施四个方面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持续稳定脱贫成果提供依据。
陈展图[10]（2020）在《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文中提出休耕是保护和修复耕地生态环境、维持和提升耕地地力、调整农业结构的一种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粮食安全的“双重高压”下,我国耕地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严重制约着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套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耕作制度,但现代休耕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休耕的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透支严重、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对耕地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同时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2016年6月,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中国正式开启耕地休耕制度的探索和建设,并于当年在全国开展休耕试点7.73×104 hm2（116万亩）。石漠化区的云南省砚山县是国家首批休耕制度试点县,2016年休耕试点面积666.67hm2（1万亩）,2017年增至1333.33 hm2（2万亩）,云南省则增至13333.33 hm2（20万亩）。随着石漠化区休耕试点工作走向深入,对于选择哪些耕地进行休耕、如何确定休耕规模、如何分区分类实施休耕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变得日益迫切。石漠化区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该区生态保护和粮食保障矛盾突出,耕地长期处于高强度、超负荷利用状态,得不到休养生息,且已有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并未有效降低耕地利用强度,因此,石漠化区传统的耕地利用方式和治理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实现耕地保护转型。休耕使耕地暂时退出生产领域,进行积极的休养生息,休耕结束后重新投入生产,是实现“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手段,是维持石漠化区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的平衡点。当前,我国休耕实行的是“中央统筹、省级负责、县级实施”的工作机制。但由于县级尺度研究的不足,给“县级实施”的休耕机制造成很多障碍,石漠化区在“县级实施”的过程中就暴露出休耕耕地选择的科学性、休耕规模的确定性、休耕政策的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同时,国家明确实行休耕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因此,休耕既要以生态安全、保护和修复耕地生态为前提,又不能威胁区域粮食保障。本研究以石漠化区国家休耕制度试点县——砚山县为研究区域,以生态安全为视角,对砚山县25°以下的耕地地块进行休耕迫切度评价,以明确每块耕地休耕迫切情况;进而构建休耕规模预测模型,预测粮食保障约束下研究区2020年的休耕规模;最后将基于生态安全的休耕迫切度和基于粮食保障的休耕规模进行统一,从乡镇和村两个层面进行休耕空间分区,实现对砚山县休耕区域空间的优化,为石漠化区休耕试点和制定休耕规划计划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1）以生态安全为视角,基于脆弱性域图（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VSD）和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评价模型,从生态脆弱性和人地协调性两个维度,从暴露度（E）、敏感度（S）、耕地压力（P）和休耕响应（R）四个方面构建砚山县耕地休耕迫切度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综合评价模型,依托ArcGIS平台,对砚山县25°以下的36806个耕地图斑进行休耕迫切度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5个等级。其中,综合得分在0.19660.2905为“不迫切”等级,面积9188.77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96%,图斑5818个,占图斑总个数的15.81%;综合得分在0.29050.3375为“一般迫切”等级,面积28725.13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1.76%,图斑9713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6.39%;综合得分在0.33750.3830为“比较迫切”等级,面积48786.89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6.95%,图斑10406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8.27%;综合得分在0.38300.4333为“非常迫切”等级,面积36456.37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7.61%,图斑7763个,占图斑总个数的21.09%;综合得分在0.43330.6214为“极度迫切”等级,面积8862.34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71%,图斑3106个,占图斑总个数的8.44%。结果表明,比较迫切、非常迫切和极度迫切三个等级共计94105.60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比重达71.28%。因此,砚山县耕地生态状况相对而言较为严峻,休耕迫切性较强,且应首先休耕生态脆弱、耕地本底条件差的耕地,同时兼顾农户休耕响应等社会经济因素。耕地休耕迫切度评价能有效提高休耕地选择的客观性。（2）以县域粮食保障为约束,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粮播比、粮食自给率、人均粮食需求量等因素,构建研究区目标年耕地保有量预测模型和休耕规模预测模型。根据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M（1,1）灰色模型和5种线性回归模型（指数回归、一次线性回归、对数回归、二次多项式回归和幂回归）分别对研究区目标年人口数量、粮食单产、复种指数和粮播比进行预测,结果分别为514882人、3988.20kg/hm2、234.83%和43.00%;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粮食自给率设置低自给率（80%）、中自给率（90%）和高自给率（100%）3档,对人均粮食需求量设置低需求（500 kg/人）、中需求（550 kg/人）和高需求（600 kg/人）3档,得到9种情景下研究区目标年的耕地保有量和可休耕规模,其中,低自给率、低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可休耕规模为80878.57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1.26%;高自给率、高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可休耕规模为55308.09 h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1.89%。综合来看,研究区可休耕规模为55308.09 hm280878.57 hm2,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1.89%61.26%。因此,休耕试点不会对砚山县粮食保障造成大的冲击,在当前的国家试点规模外,砚山县亦可安排较大规模的自主休耕。此外,结合耕地休耕迫切度,可得到各乡镇（村）的可休耕规模。休耕规模研究打破了休耕指标自上而下单向传递的局限性。（3）考虑在高粮食自给率、高人均粮食需求情景下,将基于生态安全的休耕迫切度和基于粮食保障的休耕规模进行统一,以乡镇和村为单元进行休耕区域空间分区,实现休耕区域空间优化。发展出综合休耕指数（Comprehensive fallow index,CFI）概念,建立综合休耕指数计算模型,通过乡镇（村）休耕迫切度总和、乡镇（村）可休耕面积、乡镇（村）可休耕面积占辖区耕地面积比重3个指标,根据综合休耕指数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休耕区、重点休耕区、有条件休耕区、后备休耕区和不休耕区5种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差异化的休耕策略。（1）在乡镇尺度,优先休耕区只有维摩乡,重点休耕区包括平远镇、阿猛镇和阿舍乡,有条件休耕区包括八嘎乡、蚌峨乡和稼依镇,后备休耕区包括者腊乡、干河乡、盘龙乡和江那镇。（2）在村级尺度,优先休耕区包括2个村,重点休耕区包括12个村,有条件休耕区包括41个村（社区）,后备休耕区包括35个村（社区）,不休耕区包括8个村（社区）。通过将砚山县2016、2017年休耕试点区域与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检验,两者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结果可为砚山县休耕规划计划的制订提供决策参考,可为县域实施分区分类休耕、实现精准管理提供方案和策略,提高休耕的空间效率。综合上述研究,休耕迫切度评价、休耕规模预测、休耕区域空间分区是一个逻辑渐进的技术体系。论文的创新点:（1）基于生态安全视角评价了石漠化区地块尺度的耕地休耕迫切度,发展了石漠化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为石漠化区选择哪些耕地休耕、如何确定地块休耕次序提供了可行方法,有效避免了休耕耕地选择的主观性;（2）预测了不同粮食保障情景下的县域可休耕规模,结合休耕迫切度评价结果,反演出各乡镇和村的可休耕规模及其可休耕耕地的空间分布,实现了休耕规模“定量”与休耕耕地“定位”的统一,为进一步修正休耕空间布局提供了思路,为各乡镇和村进行休耕提供了规模依据和空间依据;（3）基于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的双重约束,建立休耕区域空间分区规则,从乡镇和村两级尺度划分不同类型的休耕区域,提出了不同类型休耕区域的休耕策略,解决了休耕地块空间分布与休耕规模相脱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县域范围内休耕区域的空间优化,为休耕空间分区,以及分区分类施策、实现精准管理提供了方法指引。总的来说,本研究在县域范围内为休耕耕地选择（在哪休耕及其次序）、休耕规模调控（休耕多少）、休耕分区布局（如何分区休耕）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论,发展了休耕区域空间分区方法,丰富了土地利用分区理论,亦可为县域休耕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二、郜村中低产田改良成效显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郜村中低产田改良成效显着（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惠民县黄河水患与社会因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铜瓦厢改道前惠民县环境概况 |
| 第一节 改道之前惠民县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改道之前惠民县的社会概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改道后惠民县的河患及治理 |
| 第一节 改道后惠民县的河患 |
| 第二节 黄河水患治理 |
| 第三节 其他波及河流的整治 |
| 第四节 河患治理的自然与社会效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惠民县官绅民的环境调适 |
| 第一节 河患环境下地方交通的调整 |
| 第二节 河患环境下村庄的迁立 |
| 第三节 河患环境下的土地、农业与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精神世界的调适:以河神信仰为中心 |
| 第一节 黄河北徙之前山东河神信仰与祭祀 |
| 第二节 黄河北徙山东后河神信仰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演变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应用价值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分析 |
| 1.1 土地与农地 |
| 1.1.1 土地与农地的概念 |
| 1.1.2 土地与农地的特征 |
| 1.1.3 土地和农地的功能作用 |
| 1.2 产权 |
| 1.2.1 产权的由来 |
| 1.2.2 产权的定义 |
| 1.2.3 产权的特征 |
| 1.2.4 现代产权与传统所有权的关系 |
| 1.3 集体农地产权 |
| 1.3.1 农地产权与集体农地产权概念 |
| 1.3.2 农地产权制度与集体农地产权制度 |
| 1.3.3 农地产权制度供给与农业绩效 |
| 1.4 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1.4.1 马克思主义产权 |
| 1.4.2 地租理论 |
| 1.4.3 制度变迁理论 |
| 1.4.4 诺斯悖论 |
| 第二章 山西省农业发展状况 |
| 2.1 山西省农业生产条件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气温降水状况 |
| 2.1.3 国民生产总值分布状况 |
| 2.1.4 产业分布状况 |
| 2.2 能源经济对山西省农业发展影响 |
| 2.3 山西省农业发展状况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历史考察 |
| 3.1 解放初期农村土地改革阶段(1938~1952) |
| 3.1.1 制度变迁前山西农地产权制度概况 |
| 3.1.2 制度变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3.1.3 制度变迁历程 |
| 3.1.4 制度变迁后山西农地产权制度特征 |
| 3.2 初级和高级合作社阶段(1953~1957) |
| 3.2.1 制度变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3.2.2 制度变迁历程 |
| 3.2.3 制度变迁后山西农地产权制度述评 |
| 3.3 人民公社阶段(1958~1978) |
| 3.3.1 制度变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3.3.2 制度变迁历程 |
| 3.3.3 制度变迁后山西农地产权制度特征 |
| 第四章 1978—2012年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历史考察 |
| 4.1 家庭承包经营制阶段(1979~2012) |
| 4.1.1 制度变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4.1.2 制度变迁历程 |
| 4.1.3 制度变迁后山西农地产权制度特征 |
| 4.1.4 家庭承包制的调整和变化 |
| 4.2 山西省农地流转运行状况分析 |
| 4.2.1 农地流转的发展现况 |
| 4.2.2 山西省区域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况分析 |
| 第五章 2012年至今山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变迁(2012~2018) |
| 5.1 “三权分置”的发展与实践 |
| 5.1.1 “三权分置”提出与确立 |
| 5.1.2 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实践 |
| 5.2 现代农业发展与土地产权 |
| 5.3 山西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运行状况分析 |
| 5.3.1 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状况 |
| 5.3.2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问题和困境 |
| 5.3.3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博弈模型 |
| 第六章 山西省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经验与问题 |
| 6.1 土改制度变迁效果述评 |
| 6.1.1 制度变迁的绩效 |
| 6.1.2 制度变迁的局限 |
| 6.2 人民公社制度变迁效果述评 |
| 6.3 家庭承包制制度变迁效果述评 |
| 6.3.1 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绩效 |
| 6.3.2 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缺陷 |
| 6.4 农地流转体制制度变迁效果述评 |
| 6.4.1 农地流转体制的绩效 |
| 6.4.2 农地流转体制的问题和缺陷 |
| 第七章 山西省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方向 |
| 7.1 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
| 7.1.1 坚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方向 |
| 7.1.2 坚持农村人口转移和务农人口收入增长的基本方向 |
| 7.2 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 |
| 7.2.1 法律制度体系的理顺 |
| 7.2.2 清产核资与确权 |
| 7.3 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手段 |
| 7.3.1 集体建设用地股份化改造 |
| 7.3.2 家庭承包农地的规模性流转 |
| 7.3.3 配套系列化统一市场的发展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情背景 |
| 1.1.2 区域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关于农地生产效率测算研究 |
| 1.3.2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1.3.3 关于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重点难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地 |
| 2.1.2 农地生产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效率理论 |
| 2.2.2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2.3 农业要素配置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基本状况概述 |
| 3.1 黑龙江省自然经济概况 |
| 3.1.1 自然资源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 3.2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投入情况 |
| 3.2.1 农地资源投入情况 |
| 3.2.2 劳动力投入情况 |
| 3.2.3 农地机械化投入情况 |
| 3.2.4 农药化肥投入情况 |
| 3.2.5 农田水利设施情况 |
| 3.3 农地产出情况 |
| 3.4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中的制约因素 |
| 3.4.1 自然资源要素制约 |
| 3.4.2 资本要素配置制约 |
| 3.4.3 环境要素制约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测算及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
| 4.1.3 样本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2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的静态分析 |
| 4.2.1 DEA模型选择 |
| 4.2.2 生产效率的静态实证分析 |
| 4.3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的动态分析 |
| 4.3.1 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
| 4.3.2 生产效率的动态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1 TOBIT模型概述 |
| 5.2 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及假设 |
| 5.2.1 人口因素 |
| 5.2.2 经济因素 |
| 5.2.3 技术因素 |
| 5.2.4 制度因素 |
| 5.2.5 生产环境因素 |
| 5.3 农地生产效率TOBIT回归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对策建议 |
| 6.1 积极推进农地规模化经营 |
| 6.2 优化农地生产投入要素结构 |
| 6.3 加强农地生产配套设施建设 |
| 6.4 强化风险管控与金融扶持政策落实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农户耕地转出效果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三大主体功能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概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与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主体功能区 |
| 2.1.2 耕地 |
| 2.1.3 耕地流转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地租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2.3 分布式认知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2.5 地域分异理论 |
| 3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1 区域概况及典型性分析 |
| 3.1.1 典型县域选取 |
| 3.1.2 典型性分析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数据采集过程 |
| 3.3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
| 3.4 小结 |
| 4 农户耕地转出效果区域差异分析 |
| 4.1 农户耕地转出效果测度 |
| 4.1.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 4.1.2 构造判断矩阵及层次单排序 |
| 4.2 耕地流转水平差异 |
| 4.3 耕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差异 |
| 4.4 非农化程度比较 |
| 4.5 耕地转出综合效果 |
| 4.6 小结 |
| 5 农户耕地转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Heckman两阶段模型 |
| 5.1.2 模型变量设置 |
| 5.2 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2.2 模型结果分析 |
| 5.3 实证结论 |
| 5.3.1 影响各主体功能区耕地转出效果的共性因素 |
| 5.3.2 影响各主体功能区耕地转出效果的区域性因素 |
| 5.4 小结 |
| 6 分类促进湖南省不同主体功能区耕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
| 6.1 提升湖南省耕地转出效果的对策建议 |
| 6.1.1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遏制耕地“非农化”趋势 |
| 6.1.2 提高农地平整度,缓解“插花地”问题 |
| 6.1.3 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提高非农就业率 |
| 6.1.4 组建耕地流转服务平台,提高流转信息通畅性 |
| 6.2 促进国家级重点开发区耕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
| 6.2.1 提升农户受教育程度,加强非农就业能力 |
| 6.2.2 持续推进农地整治,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 6.2.3 宣传耕地流转相关内容,完善流转政策 |
| 6.3 促进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耕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
| 6.3.1 提高非农就业比重,改革户籍制度 |
| 6.3.2 加强道路交通建设,提高农产品保鲜技术 |
| 6.4 促进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耕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
| 6.4.1 完善田间道路建设,推广微耕机械 |
| 6.4.2 提高耕种技术,降低自然灾害影响 |
| 6.4.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保险意识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建库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1.3 农业发展概况 |
| 2.1.4 土地资源概况 |
| 2.1.5 土壤资源概况 |
| 2.2 数据搜集处理 |
| 2.2.1 数据搜集 |
| 2.2.2 数据处理 |
| 3 耕地地力评价体系构建 |
| 3.1 确定评价单元 |
| 3.2 评价因子选取 |
| 3.3 评价因子权重计算 |
| 3.4 评价因子隶属函数建立 |
| 3.5 耕地地力综合指数计算 |
| 3.6 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
| 4 诸城市耕地地力分析 |
| 4.1 耕地地力等级及空间分布 |
| 4.1.1 耕地地力等级面积 |
| 4.1.2 耕地地力空间分布分析 |
| 4.2 耕地地力等级分述 |
| 4.2.1 一级地 |
| 4.2.2 二级地 |
| 4.2.3 三级地 |
| 4.2.4 四级地 |
| 4.2.5 五级地 |
| 4.2.6 六级地 |
| 4.3 耕地地力评价符合性检验 |
| 4.3.1 产量水平相符性 |
| 4.3.2 灌溉情况 |
| 4.3.3 有效土层 |
| 4.3.4 土壤养分水平 |
| 4.3.5 地面坡度和地貌 |
| 4.3.6 耕层质地 |
| 4.3.7 土壤类别 |
| 4.4 耕地资源现状与不足 |
| 4.4.1 耕地资源的现状 |
| 4.4.2 耕地利用的不足 |
| 5 土壤改良和耕地质量提升对策建议 |
| 5.1 加强法制观念,强化科学管理 |
| 5.2 综合规划全面发展,走生态农业之路 |
| 5.3 推广高农业技术,实现农业循环发展 |
| 5.4 合理配置耕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布局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分期 |
| 三、已有成果评介 |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长阳县经济发展概况与致贫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长阳县经济发展概况 |
| 一、经济状况与产业结构 |
| 二、财政收支情况 |
| 第二节 长阳县贫困基本概况 |
| 一、“脱帽”、“摘帽”的反复 |
| 二、贫困的统计与描述 |
| 第三节 致贫原因分析 |
| 一、地理区位不利 |
| 二、自然灾害频发 |
| 三、生产要素匮乏 |
| 四、工业基础薄弱 |
| 五、基础设施落后 |
| 第二章 科技扶贫解决温饱问题(1986-1993) |
| 第一节 国家政策的调整与转向 |
| 一、“救济式”扶贫的转变 |
| 二、区域开发式扶贫的探索 |
| 第二节 扶贫政策主要内容及措施 |
| 一、健全扶贫机构 |
| 二、引入科技开展温饱工程 |
| 三、产业扶贫的早期探索 |
| 第三章 巩固温饱与发展产业(1994-2000) |
| 第一节 政策的再调整 |
| 一、脱贫难度增加 |
| 二、全面解决温饱 |
| 第二节 扶贫政策主要内容及措施 |
| 一、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 |
| 二、强化科技巩固温饱工程 |
| 三、农业产业化形成支柱产业 |
| 第四章 整村推进与全面扶贫(2001-2010) |
| 第一节 21世纪扶贫战略的转变 |
| 一、扶贫攻坚目标的基本实现 |
| 二、扶贫新战略的转变 |
| 第二节 扶贫开发主要内容及措施 |
| 一、脱贫的根本思路:整村推进,综合开发 |
| 二、脱贫内生动力:异地搬迁与危房改造 |
| 三、脱贫的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建设 |
| 四、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劳务经济 |
| 五、脱贫的根本出路:特色农业产业化与企业龙头化 |
| 结论与启示 |
| 一、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是历史逐步探索的结果 |
| 二、扶贫内涵逐渐丰富,确保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 |
| 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是脱贫攻坚的硬件保障 |
| 四、因地制宜实施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乡村社区建设的长期经营策略初探 ——基于两岸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课题背景 |
| 0.1.1.选题缘起 |
| 0.1.2.乡建历程与现状 |
| 0.2.研究内容 |
| 0.2.1.乡村长期经营的涵义 |
| 0.2.2.乡村建设长期性的四个层面 |
| 0.2.3.乡建行动持续性缺乏的反思 |
| 0.3.国内外相关理论综述 |
| 0.3.1.国内乡村建设理论 |
| 0.3.2.国外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
| 0.3.3.乡土聚落及交叉学科理论 |
| 0.3.4.关于长期经营的相关论述 |
| 0.4.研究动机与目的 |
| 0.4.1.引入台湾乡村建设的先进经验 |
| 0.4.2.寻求应对复杂现实环境下的乡村长期经营策略 |
| 0.4.3.建立乡村长期经营机制的价值 |
| 0.5.研究方法 |
| 0.5.1.文献回顾法 |
| 0.5.2.个案研究 |
| 0.5.3.田野调查 |
| 0.5.4.对比分析 |
| 0.6.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两岸乡村长期经营实例分析 |
| 1.1.两岸乡村社区的长期经营实践发展 |
| 1.2.台湾地区乡村型社区长期营建实例分析 |
| 1.2.1.艺术造村的土沟社区 |
| 1.2.2.经济自立的仕安社区 |
| 1.2.3.文化发掘的无米乐社区 |
| 1.2.4.工艺创作的板头社区 |
| 1.2.5.跨域整合的桃米社区 |
| 1.3.大陆地区乡村长期营建实例分析 |
| 1.3.1.遗产保护为核心的云南沙溪古镇 |
| 1.3.2.老屋拯救带动的浙江松阳四都乡 |
| 第二章 两岸乡村长期经营实践特征比较 |
| 2.1.自下而上主导的台湾乡村社区营造 |
| 2.1.1.台湾乡村社区长期经营概况描述 |
| 2.1.2.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的组织基础与行动历程 |
| 2.1.3.台湾乡村社区长期经营特点分析 |
| 2.2.自上而下主导的大陆地区乡村建设 |
| 2.2.1.大陆地区乡村社区长期经营概况描述 |
| 2.2.2.大陆地区乡村社区的组织基础与行动历程 |
| 2.2.3.大陆地区乡村社区长期经营特点分析 |
| 2.3.两岸乡村长期经营行动差异与成效分析 |
| 2.3.1.乡村持续治理的参与力量 |
| 2.3.2.行动的成效差异与持续潜力 |
| 2.3.3.台湾地区乡村型社区营造模式对内地乡村建设的启发 |
| 第三章 我国乡村社区长期经营的方法与模式 |
| 3.1.空间专业者的长期陪伴现象与作用 |
| 3.1.1.两岸建筑师群体的长期陪伴现象 |
| 3.1.2.空间专业者与社区关系的建立方式 |
| 3.1.3.空间专业者长期陪伴的意义与价值 |
| 3.2.乡村社区持续性设计的特点与方法 |
| 3.2.1.乡村持续性设计的特点 |
| 3.2.2.乡村持续性设计的方法 |
| 3.3.乡村长期经营的模式总结与策略分析 |
| 3.3.1.社区长期经营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
| 3.3.2.长期经营体系的动力支撑 |
| 3.3.3.长期经营的指导策略与操作方法 |
| 结论、建议与反思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外文译着 |
| 中文着作 |
| 期刊文献 |
| 参考学位论文 |
| 图片索引 |
| 附录:两岸乡村建设访谈及调研札记汇总 |
| 作者简介 |
（9）京津冀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与改进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精准扶贫 |
| 2.1.2 环京津贫困带 |
| 2.1.3 驻村帮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2.2 参与式扶贫理论 |
| 2.2.3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
| 第3章 京津冀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
| 3.1 北京市精准扶贫实践 |
| 3.1.1 北京市精准扶贫总体情况 |
| 3.1.2 北京市精准扶贫政策 |
| 3.1.3 典型案例:门头沟区太子墓村“产业+就业”精准帮扶模式 |
| 3.2 天津市精准扶贫实践 |
| 3.2.1 天津市精准扶贫总体情况 |
| 3.2.2 天津市精准扶贫政策 |
| 3.2.3 典型案例:蓟州区乔安子村“党建+教育文化”精准帮扶模式 |
| 3.3 河北省精准扶贫实践 |
| 3.3.1 河北省精准扶贫总体情况 |
| 3.3.2 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 |
| 3.3.3 典型案例:承德市银里村“三产融合”精准帮扶模式 |
| 3.4 京津冀精准扶贫的比较分析 |
| 3.4.1 贫困标准设定和扶贫难度具有显着差异 |
| 3.4.2 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体系 |
| 3.4.3 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是帮扶的第一步 |
| 3.4.4 将完善基础设施和改善交通条件作为关键一环 |
| 3.4.5 特色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成为重点帮扶模式 |
| 第4章 京津冀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4.1 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扶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难保证 |
| 4.1.2 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和“精气神”有待提升 |
| 4.1.3 干部驻村帮扶中的共性问题 |
| 4.1.4 扶贫效果考核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1.5 针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扶助措施未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
| 4.2 部分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效果不显着的原因 |
| 4.2.1 精准扶贫政策不完善影响当前扶贫工作的效果 |
| 4.2.2 目标群体的文化素质水平低使扶贫成果难以延续 |
| 4.2.3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人员工作能力不足影响扶贫目标的实现 |
| 4.2.4 部分贫困村的内外部环境不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
| 第5章 精准扶贫经验借鉴及启示 |
| 5.1 四川凉山“电商+旅游+网络直播”扶贫模式 |
| 5.1.1 四川凉山阿土列尔村基本情况介绍 |
| 5.1.2 阿土列尔村精准扶贫经验及启示 |
| 5.2 安徽宿州“能人”带动脱贫模式 |
| 5.2.1 安徽宿州萧县基本情况介绍 |
| 5.2.2 朱解庄村精准扶贫经验及启示 |
| 第6章 京津冀精准扶贫的改进策略 |
| 6.1 激活贫困村的“造血功能” |
| 6.1.1 加强扶贫政策的宣传 |
| 6.1.2 引导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脱贫活动 |
| 6.1.3 进一步完善驻村帮扶工作 |
| 6.1.4 重视贫困村内生人才的培养 |
| 6.2 落实各方扶贫资源的投入 |
| 6.2.1 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 |
| 6.2.2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项目 |
| 6.2.3 建立针对贫困村的扶贫平台 |
| 6.3 建立扶贫工作长效机制 |
| 6.3.1 确保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的真实性 |
| 6.3.2 健全扶贫工作监督机制 |
| 6.3.3 落实帮扶责任和帮扶成效跟踪 |
| 6.4 重点关注农村部分特殊群体 |
| 6.4.1 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扶助 |
| 6.4.2 重视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帮扶 |
| 结语 |
| 附录 驻村帮扶第一书记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休耕耕地选择与准入 |
| 2.1.1 生态环境敏感土地休耕 |
| 2.1.2 边际土地与休耕 |
| 2.1.3 地块面积与休耕 |
| 2.1.4 耕地无差别式休耕 |
| 2.2 休耕规模测算与调控 |
| 2.2.1 政府宏观政策调控休耕规模 |
| 2.2.2 粮食需求变动影响休耕规模 |
| 2.2.3 休耕规模预测研究 |
| 2.3 休耕区域空间分布与优化 |
| 2.3.1 耕地资源与休耕区域分布 |
| 2.3.2 休耕区域空间布局研究 |
| 2.4 石漠化区耕地治理和休耕研究 |
| 2.4.1 石漠化区耕地治理模式研究 |
| 2.4.2 石漠化区耕地休耕研究 |
| 2.5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理论支撑及研究框架 |
| 3.1 核心概念解析 |
| 3.1.1 历史文献对休耕的阐释 |
| 3.1.2 中国现代休耕制度的源起 |
| 3.1.3 本研究对休耕的界定 |
| 3.1.4 休耕类型划分 |
| 3.1.5 与休耕相近的其他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土地生态安全理论 |
| 3.2.2 土地保护理论 |
| 3.2.3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
| 3.2.4 土地伦理理论 |
| 3.3 研究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
| 4.1 研究区选择及其概况 |
| 4.1.1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 4.1.2 自然条件与土地利用 |
| 4.1.3 经济与社会发展 |
| 4.2 研究区休耕试点进展 |
| 4.2.1 休耕面积与补助标准 |
| 4.2.2 休耕组织方式 |
| 4.2.3 休耕技术路径 |
| 4.2.4 休耕地培肥模式 |
| 4.2.5 休耕社会经济效应 |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1 数据库建设 |
| 4.3.2 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
| 4.3.3 其他数据资料 |
| 第5章 生态安全视角下砚山县休耕迫切度及其空间分布 |
| 5.1 评价思路与方法 |
| 5.1.1 评价思路 |
| 5.1.2 评价方法 |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选取与释义 |
| 5.2.3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 5.2.4 评价指标标准化 |
| 5.3 评价对象与评价单元的确定 |
| 5.3.1 评价对象 |
| 5.3.2 评价单元 |
| 5.4 休耕迫切度等级划分及空间分布 |
| 5.4.1 评价结果等级划分 |
| 5.4.2 不同等级休耕迫切度分析 |
| 5.4.3 各乡镇休耕迫切度分析 |
| 5.5 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粮食保障约束下砚山县可休耕规模预测及空间分布 |
| 6.1 粮食保障与研究设定 |
| 6.1.1 粮食保障内涵 |
| 6.1.2 休耕的粮食保障前提 |
| 6.1.3 研究设定 |
| 6.2 粮食保障约束下休耕规模预测 |
| 6.2.1 粮食保障约束下休耕规模预测模型 |
| 6.2.2 影响因素预测模型与方法 |
| 6.3 耕地保有量单因素预测 |
| 6.3.1 人口数量预测 |
| 6.3.2 粮食单产预测 |
| 6.3.3 复种指数预测 |
| 6.3.4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预测 |
| 6.3.5 粮食自给率测定 |
| 6.3.6 人均粮食需求量测定 |
| 6.4 可休耕规模及空间分布 |
| 6.4.1 粮食保障约束下耕地保有量规模 |
| 6.4.2 粮食保障约束下砚山县可休耕规模 |
| 6.4.3 可休耕耕地空间分布 |
| 6.5 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下休耕空间分区 |
| 7.1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7.1.1 县级土地分区与空间优化 |
| 7.1.2 休耕空间分区思路 |
| 7.1.3 休耕空间分区单元 |
| 7.1.4 休耕空间分区方法 |
| 7.2 分区结果与分析 |
| 7.2.1 分区结果 |
| 7.2.2 分区结果分析 |
| 7.3 分区结果检验 |
| 7.4 分区休耕方案与策略 |
| 7.5 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8.4 石漠化区休耕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一:关于使用yaahp辅助决策软件计算休耕迫切度指标权重的说明 |
| 附件二:附图 |
| 附件三: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郜村中低产田改良成效显着（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惠民县黄河水患与社会因应[D]. 张凤娜. 山东大学, 2021
- [2]山西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演变史研究[D]. 马乾. 山西大学, 2021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黑龙江省农地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汲春雨.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7)
- [5]农户耕地转出效果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三大主体功能区为例[D]. 刘睿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研究[D]. 钟豫.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1)
- [7]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D]. 胡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中国乡村社区建设的长期经营策略初探 ——基于两岸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D]. 靳兆腾. 东南大学, 2020(01)
- [9]京津冀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与改进策略[D]. 李佳炜.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10]生态安全和粮食保障双约束的休耕空间分区研究 ——以石漠化区砚山县为例[D]. 陈展图.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