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革命（论文文献综述）
王娟,刘志国[1]（2021）在《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面貌。新技术革命使一些常规性的、易编码的工作被替代,导致工作的极化:管理和专业性技术等高薪、高技能岗位及餐饮、个人护理等低薪、低技能岗位需求增加,而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下降,出现社会"空心化"现象。工作和收入极化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代表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纷纷上台,以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打破了全球治理秩序。我国对新技术革命的后果应当予以充分关注,既要保证以技术革命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采取措施化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极化风险。
贾利军,陈恒烜[2]（2021）在《数字技术助力中国技术赶超：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都为后进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机会窗口。而一个完备的机会窗口存在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即与技术动态性相关的技术窗口,以及与政策动态性相关的政策窗口,两者协同发力促成新技术与新政策范式的正反馈是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美国正是抓住了当时完备的机会窗口实现了技术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的同时,更为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而要放大这个机会窗口推动效应的关键是要实现技术体系与政策体系的协同演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将数字技术与产业政策视为一个整体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之中加以考量,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最终实现技术赶超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
薛竞,蔡跃洲[3]（2021）在《“新基建”视角的5G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移动通信技术经历了从1G到5G的演进,相继开启了模拟通信、数字通信、移动互联、互联网+、万物互联时代。本文研究发现5G的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高）连通性和实时性五项技术-经济特征能推动国民经济各领域各部门高质量增长,而其自身规模壮大也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十四五"时期,发挥5G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既有技术优势带来发展机遇,也面临美欧压制的挑战。在着力壮大自身技术和产业实力的同时,应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拓展空间,并尽可能保持同美欧之间的交流及合作。
内森·约翰逊,张蕙莹,车艳秋[4]（2021）在《资本主义发展长波周期的实证评估》文中认为"大衰退"之后,资本主义进入温和复苏阶段,经济增长受限,至今已经持续了10多年。长波理论旨在以超越商业周期的时间框架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分析增长受限持续的原因。本文分析了19世纪至今英美两国的经验数据,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明显的长波周期;对制造和工业生产、GDP、投资、资本形成、进出口、失业率和盈利能力等多项指标进行了评估,发现经济长波可以追溯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复兴使1992—2007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段特殊的增长时期,在此期间,前苏联国家艰难度日,美国恢复适度增长,而欧盟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增长则持续下滑。本文通过对各项经济指标进行的分析发现,"长周期"的理论解释无法得到验证,长波周期从强劲增长向有限增长的过渡主要受内生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好转则取决于充分的外生性社会政治体制冲击和技术革命。最后,本文还简要讨论了未来技术革命的前景和体制影响。
黄志[5]（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高志霞[6]（2021）在《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曼纽尔·卡斯特是美国当代着名社会学家,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理论家”。他首次采用“信息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开创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研究。卡斯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出发,对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为我们全面认识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一些借鉴。首先,论文梳理了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缘起。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曼纽尔·卡斯特提出并开始了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卡斯特吸收了丹尼尔·贝尔、阿兰·图尔纳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理论的主要内容,运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撰写了《信息时代三部曲》,这是他研究信息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接下来,论文深入分析了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卡斯特从信息主义的扩散、资本主义再结构和文化社会运动三个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卡斯特运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包括信息化经济、真实虚拟文化和集体认同在内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三,在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卡斯特又以基本议题的形式对信息资本主义为社会带来的危机进行了具体论述。最后,论文对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其局限进行评价。卡斯特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调查研究,反映出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卡斯特采取互动论和多元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进行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时,我国正处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该理论对我国推进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卡斯特在分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过分注重经验分析,使得其某些理论内容存在不足。卡斯特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造成的后果时,过分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具有了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且卡斯特分析了许多信息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姜雪[7]（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梁宇辰[8]（2021）在《科技革命视域下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轫于18世纪中后期的科技革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它不单表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改变,更体现在对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上。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科技革命的成果,而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更应该吸取科技革命,特别是新科技革命以来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本文以科技革命为视角,侧重于研究其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间的关系,并认为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四次科技革命是当代社会主义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文章首先以科技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切入点,从宏观角度分别分析了四次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再到具有本国特色的推动作用,为之后的具体研究作了铺垫。其次,以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苏联在建立之后抓住了前两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遇,迅速完成了电气化和工业化,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得到显着提升。但是,长期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后暴露出种种不相适应的矛盾,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科技革命之后,苏联未能搭上信息化浪潮的快车,对新的科技成果也未能加以重视,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而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进入了新科技革命的快车道,吸取了苏联模式失败的深刻教训,坚持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强力号召,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文章最后站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分析了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渗透,试图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但是近年来,随着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加大改革力度,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技实力,不断探寻出属于自身的发展模式。相信在21世纪,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必然会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复兴,社会主义也必然拥有美好且光明的未来。
孙彤彤[9]（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杨虎涛[10]（2021）在《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从传统增长模式向智能绿色增长模式转型,是使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能源和材料的"节约"以及新的绿色经济部门的"创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使绿色与增长的"兼容"成为可能。但新技术只构成智能绿色增长的供给侧力量,要将技术内蕴的绿色增长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还需要生活方式的重构,从而在需求侧引导新部门创造,通过规模引致创新,促进智能绿色技术的生产率提升。但无论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是生活方式的重构,都需要社会—政治范式的协同。
二、美国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革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马克思、恩格斯论技术革命与阶级分化 |
| (一)技术进步是中产阶级消亡的根本原因 |
| (二)对马克思、恩格斯“中产阶级趋于消亡”预言的评价 |
| 三、 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 |
| (一)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中产阶级地位下降 |
| (二)新技术革命与工作岗位的极化效应 |
| (三)新技术革命与收入的两极分化 |
| 四、新技术革命极化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五、 结 论 |
（2）数字技术助力中国技术赶超：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新技术革命为后进国家带来重要的赶超机会窗口 |
| (一)双重机会窗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时机 |
| (二)面对机会窗口国家应如何发挥作用来实现技术赶超 |
| (三)技术窗口与政策窗口的协同演变是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 |
| 三、19世纪的美国如何抓住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赶超 |
| (一)美国借助两次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过程 |
| (二)美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经验 |
| 四、数字技术为中国实现技术赶超带来重要机会窗口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对的机会窗口 |
| (二)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完备机会窗口 |
| (三)如何抓住数字技术革命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赶超 |
| 第一，全面贯彻创新发展理念。 |
| 第二，全面贯彻协调发展理念。 |
| 第三，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
| 第四，全面贯彻开放发展理念。 |
| 第五，全面贯彻共享发展理念。 |
（3）“新基建”视角的5G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一）技术演进、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 |
| （二）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 |
| （三）移动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 |
| （四）文献评述 |
| 三、移动通信技术演进及中国的发展历程 |
| （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演进脉络 |
| 1.1G：模拟通信-开启移动通信时代 |
| 2.2G：数字通信-开启通信数字时代 |
| 3.3G：移动互联-开启移动互联网新阶段 |
| 4.4G：“互联网+”-4G改变生活 |
| 5.5G：万物互联-5G改变社会 |
| 6．小结：技术-产业-公司-国家格局 |
| （二）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
| 四、5G增长作用机制及测算思路 |
| （一）5G技术-经济特征与增长作用机制 |
| （二）5G对经济影响测算思路1.5G直接经济贡献 |
| 五、总结评述及对策建议 |
| （一）总结评述 |
| 1. 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经历的5个技术时代，每一时代都开启新的技术特性，形成新的主导业务/产业、主导企业和新的国际竞争格局。 |
| 2. 中国经过“2G跟随、3G突破、4G同步”后，实现了5G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
| （二）对策建议 |
| 1. 加强5G“新基建”。 |
| 2. 助力5G相关技术企业“走出去”。 |
| 3. 保障数字技术领域“不脱钩”。 |
（4）资本主义发展长波周期的实证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方法：经济体选择、时间框架、指标和统计数据 |
| 二、实证结果：资本主义超级大国 |
| 三、对当前长波的背景考察 |
| 四、结论 |
（5）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缘起 |
| 2.1 社会背景 |
| 2.1.1 信息技术革命兴起 |
| 2.1.2 资本主义全球化 |
| 2.2 理论渊源 |
| 2.2.1 后工业社会理论 |
| 2.2.2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 |
| 2.2.3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 3 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1 信息资本主义的形成原因 |
| 3.1.1 信息主义的扩散 |
| 3.1.2 资本主义再结构 |
| 3.1.3 文化社会运动兴起 |
| 3.2 信息化经济: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 |
| 3.2.1 信息化经济的推动力量 |
| 3.2.2 信息化经济的基本特征 |
| 3.2.3 信息化经济的组织形式 |
| 3.2.4 信息化经济的劳动结构 |
| 3.3 真实虚拟文化:信息资本主义的文化形式 |
| 3.3.1 真实虚拟文化的物质基础 |
| 3.3.2 真实虚拟文化的推动力量 |
| 3.4 集体认同: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性原则 |
| 3.4.1 认同的形式和来源 |
| 3.4.2 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 |
| 3.4.3 网络国家形式浮现 |
| 3.5 信息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 |
| 3.5.1 第四世界兴起 |
| 3.5.2 全球犯罪经济的浮现与扩张 |
| 3.5.3 父权制危机 |
| 4 对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评析 |
| 4.1 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价值 |
| 4.1.1 开创了信息资本主义研究 |
| 4.1.2 提供了互动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 |
| 4.1.3 拓展了资本主义研究的时空维度 |
| 4.2 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
| 4.2.1 存在技术决定论的倾向 |
| 4.2.2 缺乏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
| 4.3 对中国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
| 4.3.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4.3.2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 4.3.3 加强网络安全监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科技革命视域下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科技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 |
| (一)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革命 |
| 1.科学、技术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
| 2.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科技革命 |
| 3.科技革命的阶段划分与发展趋势 |
| (二)科技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
| 1.第一次科技革命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 |
| 2.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迈向实践 |
| 3.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的历程 |
| 4.新科技革命与当代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展 |
| 二、科技革命与中苏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 |
| (一)科技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
| 1.科技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 |
| 2.科技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矛盾 |
| 3.新科技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
| (二)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技术观 |
| 3.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
| 三、新科技革命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一)科技革命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挑战 |
| 1.新科技革命与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革 |
| 2.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 |
| 3.新科技革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渗透和演变 |
| (二)新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 |
| 1.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主义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 |
| 2.新科技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步伐 |
| 3.新科技革命必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依靠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从稳态经济到智能绿色增长：供给侧的革命性变化 |
| 三、生活方式变革：智能绿色发展的需求侧力量 |
| 四、社会—政治范式变革——智能绿色增长的制度保障 |
| 五、结语：智能绿色增长如何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
四、美国经济增长与信息技术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研究[J]. 王娟,刘志国. 当代经济研究, 2021
- [2]数字技术助力中国技术赶超：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J]. 贾利军,陈恒烜.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1(06)
- [3]“新基建”视角的5G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J]. 薛竞,蔡跃洲. 企业经济, 2021(07)
- [4]资本主义发展长波周期的实证评估[J]. 内森·约翰逊,张蕙莹,车艳秋. 国外理论动态, 2021(03)
- [5]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6]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D]. 高志霞. 大连理工大学, 2021
- [7]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8]科技革命视域下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研究[D]. 梁宇辰. 延安大学, 2021(11)
- [9]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智能绿色增长、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重构[J]. 杨虎涛.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