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分析与决策（论文文献综述）
陈珊[1]（2021）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这一理论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践,又是当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现实体现。当前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着诸如金融与科技“两张皮”与融合度不高之类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围绕创新效率来展开,而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全面认识与梳理。科技金融的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是如何推动的?不同方式的科技金融支持是否对科技创新起到不同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否有区域异质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梳理并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推导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然后引入三种金融支持方式验证其对科技创新支持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其后利用DEA方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效果进行研究,并细化分析科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最后基于协同学的视角,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视为协同发展的复合协同系统,通过建立复合协同系统模型,判断两者之间协同度现状及发展趋势。在从数理模型到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揭示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影响;明确了我国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为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总结。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不考虑科技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企业自发的科技创新决策是厌恶风险的,而且产业内存在企业间过度竞争的可能,相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有改进空间。政府应以科技金融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加大对高风险研发项目的资源投入,并引导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留在产业内,避免恶性竞争。（2）引入三种科技金融支持,通过挤出效应、扭曲效应和企业数量控制作用影响企业自发决策行为,验证了科技金融支持能够矫正企业自发决策的风险厌恶偏向,改善社会福利水平。（3）科技金融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支持作用,且科技金融支持方式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外商投资却产生抑制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现状,在此只有做到有针对性才能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支持作用,最大程度提升科技创新效率。（4）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在不同地区存有较大差异,且大部分地区的良性发展趋势都不稳定。政府既需要努力提高公共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也需要注重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本文有以下创新:（1）本文采用数理模型研究方法,经由推导得出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自发的研发资源投入决策出现风险厌恶的偏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研发决策相比有改进的空间。这有助于厘清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机制。（2）将外部制度与政策因素引入数理模型中对其影响予以分析,针对三种科技金融的支持,考察不同的科技金融支持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并将科技金融投入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福利增值纳入考量范围之中,从而更加合理的对科技金融支持的影响差异进行研究。（3）通过建立“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理论研究框架,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用机制和效果差异的问题梳理建立在该研究框架之中,通过分析得到了可信的、严谨的、可比的数据及结果,最后逻辑连贯的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周晓雪[2]（2021）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职业使命感（calling）的研究热潮。职业使命感是一种对某职业的强烈热情,且体验到强烈的意义感和责任感。职业使命感会产生许多积极影响,比如提升工作内驱动力、促使更高的工作投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产生更多创新行为等。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在中国背景下对某一职业人群使命感的研究还较少,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研究更是空白。技能人才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约2亿人,他们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走技能强国之路。此外,在推崇创新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迫切需要具有创造力的技能人才。目前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不高,其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性、主动性也普遍较低,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但创造力普遍缺乏。这既影响了技能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也限制了技能人才对创新创造发挥作用。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是影响个体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职业使命感能促进创造力的提升。因此,培养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激发技能人才冲破局限勇于创新、敢于创新的行为,将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聚焦技能人才这一职业群体,在心理所有权和资源保存理论的框架下,探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结构内涵、维度,编制针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测量量表,揭示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为培养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提高其创造力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内容结构模型及其测量方法。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分析,结合技能人才职业特点,通过质性研究、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利用探索性因子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5维度结构模型,即“导向力”、“职业坚守”、“利他贡献”、“精益求精”和“意义和价值”,其中“职业坚守”和“精益求精”是体现技能人才特点的维度,并开发了相应的职业使命感量表。（2）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在其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职位类别上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结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ANOVA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在性别上没有差异,但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职位类别上存在显着差异。（3）探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整体及其各维度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通过对交通运输等行业企业的一线技能人才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整体及其各维度对创造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即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职业坚守、利他贡献、导向力、精益求精、意义与价值5个维度的水平越高,则其创造力也越高。（4）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分析,选择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人-组织匹配作为调节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的方法,检验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心理所有权、人-组织匹配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的“黑箱”。研究结果表明:技能人才的人-组织匹配程度正向调节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作用,即技能人才的人-组织匹配越高,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越强;心理所有权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和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人-组织匹配同时也正向调节了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即人-组织匹配越高,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1）构建并验证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5维度内容结构模型,在原有职业使命感三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坚守”和“精益求精”两个维度,并提出测量方法,开发了量表,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的本土化理论研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根据现有职业使命感的成熟量表,通过半开放式调查问卷,开发出体现技能人才特点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并且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独特性进行了深入阐述。（2）揭示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深化了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关系研究,拓宽了职业使命感的研究领域。当前的研究广泛地讨论了职业使命感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对个体的认知和态度方面,但是对个体工作场所行为的关注不够,本研究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联系起来,从实践角度,有助于企业等组织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升技能人才创造力。（3）构建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影响的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和创造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了职业使命感作为诱发因素激活员工创造力的内在心理机制。此外,研究的调节变量人-组织匹配还体现了个人和组织之间的认知重叠,之前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使命感和人-组织匹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人-组织匹配作为职业使命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推动职业使命感的深入研究。（4）拓展了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范畴。本研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引入了调节变量人-组织匹配,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个体创造力起正向积极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发现了职业使命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技能人才这个重要和特殊群体的职业使命感进行研究,深入探究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揭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理论及相关研究领域。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论将有助于培育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同时为提升技能人才创造力的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杨春林[3]（2021）在《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别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崭新的“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相对于普通企业而言,创业型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创业团队绩效是影响创业企业存活的关键因素,而创业团队的领导风格又能直接影响创业团队绩效。因此,研究何种特质的领导风格能够提升创业团队的绩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传统领导风格的影响下,我国创业型企业领导的管理面临着众多挑战。首先,传统式领导风格很难在年轻团队中继续发挥原有作用,难以适应创业型企业团队及成员的需求;其次,管理者对各类新型领导风格的认识不清晰,特别是对包容型领导风格的行为方式及重要性认识不足;最后,学术界对包容型领导风格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对于包容型领导的作用机制的探究还不够。基于此,本文对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填补该领域的理论空白,为创业型团队工作绩效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系统回顾了国内外与包容型领导、团队敬业度、组织包容氛围、团队反馈寻求、领导的团队代表度以及工作绩效有关的文献;接着,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工作绩效影响的理论机理,并提出了研究假设,构建了理论模型;再次,整合现有的成熟量表,在预测试后完善后成为的正式问卷;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本文提出的12个假设有10个获得了支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包容型领导包容员工观点和错误的行为有利于促成员工自主想法和建议的形成,激发员工更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带来更高的任务绩效;领导者尊重员工意味着领导者能够经常出现在团队中,与团队成员保持紧密联系,这有助于发挥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助性和热情,促进团队绩效的提高。领导鼓励员工创新可以使得员工敢于尝试不同的方法去提高工作绩效,会催生员工开拓性的思维,进而推动团队的创新行为。创业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工作流程的创造性建议、对自身业务绩效的评价反馈等一系列自发性、创造性工作,能有利于创业型企业的快速调整、改善,以及创业型团队绩效的提升。（2）包容型领导能促进创业型团队包容型氛围和团队敬业度的提升。包容型领导的管理及行事风格会对下属及团队形成自上而下的涓滴效应,包容型领导对团队成员的亲和、包容行为会直接影响其直接下属,直接下属在与团队内部成员沟通、与平行部门协调、及服务客户时会自觉践行包容型处事方式,并在团队内部快速形成包容型氛围。在包容型领导的管理下的团队成员,感受到领导对自己的尊重、接纳与包容,并在团队中获得情感支持、归属感和安全感。相应地,员工会产生回报团队的责任意识,并主动地为团队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贡献。（3）创业型团队敬业度、团队包容型氛围均正向作用于团队反馈寻求。为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高敬业度的员工更愿意主动寻求反馈。具有高敬业度的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善自己的本职工作及其他相关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该员工会积极地向上级领导、团队成员、平行机构组织成员及外部客户或供应商寻求反馈,总结分析,不断提升绩效。在包容型氛围下,员工主动寻求反馈时的顾忌相对较少,会降低其对反馈寻求行为所引起的风险的预估,倾向于更主动地寻求反馈。（4）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能显着地正向影响创业型团队绩效。团队成员通过反馈寻求行为,来获取团队行事风格,以及团队领导、成员对其工作的意见或建议,一方面能帮助员工快速提高工作效率和高效地实现任务绩效;另一方面能努力提高员工自我认知的活性,让员工既能具备工作创新中所要的能力与知识,又能积极主动开展创新,为组织发展贡献创新成果。同时团队新成员的反馈寻求行为可以增加与团队内部成员和领导者的沟通互动,获得团队的支持和帮助,这能够提高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忠诚度,进而增强创新动力,提升创业型团队绩效。（5）团队包容氛围和团队敬业度中介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的正向影响。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的敬业度形成至关重要,而后者能够激发员工对组织的自主性反馈行为。包容型领导能够做出一系列的行动,给予组织成员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提升其敬业度;同时,通过向团队的成员展现其包容的沟通方式,使团队成员易模仿学习,为团队创造了一个鼓励交流和表达的良好氛围,促进团队包容文化的形成,从而激发团队成员主动反馈信息的行为。（6）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正向影响,以及通过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间接影响都受到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领导通过让团队成员感知其对团队典型性的高代表度来影响和领导团队。当包容型领导具备了较高的团队代表度时,其对团队敬业度的正向影响及通过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间接影响效果都会因为团队成员感知到领导的团队代表度而增强。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有以下三点创新:（1）对中介机制进行了深入挖掘,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影响的机制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揭开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创业型团队绩效的面纱,进一步探究了包容型领导激发创业型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2）开拓了以创业型团队为着眼点,探究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作用机制的新视角。不同于以往对模糊企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本研究将新创的创业型企业作为研究背景,依据创业型企业的阶段性特点,及当前所处的经济大环境来综合分析,弥补了当前的学术界对于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影响机制的认知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揭开了对该主题深入研究的一角,为日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3）开辟了以领导的团队代表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包容型领导影响机理的研究思路。相对于此前从员工的角度来考察,本研究从领导者的角度出发,将领导者的团队代表度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综合分析,能够为包容型领导的边界条件提供进一步的思路,有助于后续的包容型领导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的开展。
郑雅君[4]（2021）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核心基础,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企业在提升创新能力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在创新投入上不断加强、在创新模式上不断出新。近年来,创新的手段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自建式创新,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并购作为开放式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当前开放共享的发展环境下被更广泛地应用,以并购为手段的开放式创新也由技术并购向更广义创新资源的获取扩展,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所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创新模式。完善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对于激发研发人员创新积极性、保障创新机制有效运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种创新模式的高效运行首先需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激励机制,这也是公司财务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自建式创新的背景,广泛探讨了以薪酬激励契约为主要形式的创新激励的决定机制与优化机制。本研究所关注的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即以获取和利用外部创新资源为目标、并以并购为实现手段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其在创新主体、创新风险特征、创新绩效形成机制方面与自建式创新均有明显差异。但尚未有研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特殊性,深入考察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决定机制与设计原则。本研究将通过考察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揭示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制,以期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的相关研究做出一定补充。本研究在分析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特征的基础上,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特征嵌入创新薪酬激励机制设计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激励理论框架,并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能够显着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特征,与自建式创新模式下的创新激励机制相比,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原则、薪酬制定规律有着明显不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外部创新资源内部化的创新范式,较之自建式创新具有创新成果不确定性低、创新产出周期短、创新贡献主体在职务体系中上移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激励政策向高管倾斜且注重短期激励效应的基本特征,以及提升高管薪酬水平、增加薪酬业绩敏感性、扩大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向高管倾斜股权激励的薪酬激励契约的制定方式。经过内生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相关发现依然成立。具体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风险低、周期短的创新模式,使高管的努力更容易通过业绩体现,因此更适合采取业绩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同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才能与努力程度具有更高要求,所以应支付更高水平的薪酬溢价。具体而言,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会显着更高,这与已有研究从自建式创新视角发现的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薪酬激励机制存在明显不同。进一步,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能够显着降低公司的创新风险、提升创新产出,突出体现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自建式创新之间的特征差异。创新风险的降低与短期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表明低风险、短周期的创新特征,使业绩薪酬成为更适用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激励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效应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提升高管薪酬水平的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上市公司处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区域时,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着。其次,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成功更决定于高管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将致使激励主体在职位体系上移,从而将形成更大的薪酬差距;但是权力等隐性激励能够降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拉大薪酬差距的作用。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的影响发现,在采取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与员工间的纵向薪酬差距更大;在总经理不兼任董事长的分权式权力配置模式的低隐性激励模式下,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与员工间薪酬差距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监督效应对高管权力的抑制降低了对高管的隐性激励,从而为激励高管为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付出更多努力,则需要提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垂直薪酬差距水平。最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不仅影响货币性薪酬激励,而且也会提升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倾向性,并且股权激励同样存在向高管倾斜的特征。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的影响,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的倾向性会提升,并且在创新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选择倾向性的影响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在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之间股权激励对象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激励公司高管,而且在向高管授予股权激励比重较高的样本中,股权激励有效期会显着缩短。这些证据表明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并不以激励高管承担风险为目标,而主要是为发挥短期激励效应,这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在创新风险、创新周期以及创新主体等方面的特征是相匹配的。将股权激励与货币性薪酬激励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对薪酬激励具有替代作用,当采取股权激励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提升高管薪酬水平和扩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作用会减弱,这表明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存在着货币化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此长彼消的薪酬激励结构特征。本研究揭示了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基于创新风险缓解效应存在以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特征的薪酬契约优化机制,丰富了创新视角下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理的研究;基于高管作为创新贡献核心主体的视角,揭示了企业创新与薪酬差距的关系机制,弥补了已有从薪酬差距对低薪酬获得者的立场进行分析所存在的局限性,丰富了创新激励机制下的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理的研究,并基于高管起决定性作用的特殊性创新背景,揭示了以薪酬为主的显性激励与高管权力获得为主的隐性激励之间替代效应的决定机制,扩展了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研究。同时,本文所揭示的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根据不同创新投资模式制定差异化的高管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未来可基于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创新资源的整合效应、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股权激励模式机制设计,以及基于国际视野探讨以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为基础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的机制与实施模式。
杜一鸣[5]（2021）在《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中央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国有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是一贯的政治原则,也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任务对企业党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如何通过党组织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丰富党建理论、发展国有企业党组织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回答“何以能够”的问题,通过梳理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从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辨证关系出发,论证党组织建设具体作用于企业创新必要且可行;其次梳理党组织建设“如何开展”,建构党组织职能的理论框架,为研究创新任务下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分析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与有效作用”,依托现实案例、归纳具体路径,在具体实践基础上归纳党组织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党组织建设提升国有企业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识与能力,以学习促进企业内部对于创新资源的吸收力并依托党组织这一有效平台加强与外部网络的沟通交流,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势。
郑耀弋[6]（2021）在《跨层视角下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应对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如何构建和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近些年,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在欧洲、美国等海外发展事例再次表明,自主创新已成为企业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抵御外部环境动荡、他国政治冲击的有效路径。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微观主体,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不仅有助于塑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对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领导与其团队作为创业企业战略决策的主体,其通过对市场风险和机会的识别与捕捉,动态调整战略规划,优化重置现有资源等举措持续开展创新活动,引领创业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研究如何构建合理高效的创业企业团队,既是克服创业企业“新创弱性”的需要,也是提高企业创新决策质量,通过创新驱动引领企业不断成长的必然要求。创业企业领导者即企业家拥有团队核心和企业决策核心的双重身份,运用权力参与并执行创业企业关键性创新战略,继而塑造企业各类行为导向,其中包括企业自主创新行为。这种行为塑造方式会受到创业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水平、企业家与其团队跨层互动以及外部行业要素密集度、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综上论述并考虑自主创新的阶段性与过程性,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考虑自主创新意愿。基于对中国文化背景和样本企业特征的分析,首先研讨企业家权力对创业企业R&D强度的影响效应。其次,在已有领导者权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行业要素和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差异的调节作用。最后,考虑行业要素类型和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差异的联合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强权企业家对创业企业R&D强度具有显着的驱动效应。第二,相比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家权力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企业R&D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异质程度低的创业企业,企业家权力对创业企业R&D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大。第四,行业要素对企业家权力和创业企业R&D强度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的异质程度。社会类别异质程度低的时候,企业家权力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企业R&D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大;社会类别异质程度高的时候,企业家权力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间驱动创业企业R&D强度的差异缩小。通过变更关键变量测度方式、调节效应再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等因素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该研究即拓展了企业创新导向的领导者权力研究视阈,也利于深入认识企业家权力作用于创业企业R&D强度的潜在边界条件,并有效指导创业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2）考虑自主创新结果。通过专利申请类型刻画创业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探讨强权企业家创新驱动倾向于哪类技术创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权力构成的异质属性,探究上述影响在企业家哪类权力中表现更为突出。其次,聚焦领导跨层正向年龄差异的研究现状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境,将企业家跨层正向年龄差异纳入上述研究框架,分析企业家跨层正向年龄差异对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双元创新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创业企业强权企业家创新活动倾向渐进式而非突破式。第二,考虑企业家异质权力并对其分析表明,企业家权力强度对创业企业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企业家行使组织权力协调整合企业内部资源驱动创业企业渐进式创新。第三,进一步融合领导权力及其跨层年龄差异后发现,跨层正向年龄差异增大会抑制企业家权力的创新驱动效应。与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相比,该发现证实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跨层正向年龄差异也有其非功能性的一面。该研究有助于厘清现实中团队年龄差异的构成,也拓展了团队年龄差异的作用机制,可为创新导向的领导者权力结构动态优化及其团队跨层管理提供参考。（3）在上述内容研讨的基础上,将创业企业R&D投资意愿与创新结果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评价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并分析企业家权力对其的作用机理。一方面,运用直接、间接等多种方法对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以此为基础,对创业企业总体自主创新效率按技术创新模式划分为渐进式创新效率和突破式创新效率,探讨企业家权力对上述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创业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水平和外部法律环境,从宏、微观视角对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第一,强权企业家对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具有显着的驱动效应。第二,创业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越优良,强权企业家对创业企业对自主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越弱。第三,创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强权企业家对创业企业对自主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越强。考虑技术创新模式、变更关键变量测度方式、调节效应再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等因素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从宏、微观层面为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曹文婷[7]（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倪静洁[8]（2021）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热情和投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强弱,但创新投资的高风险特征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意愿并制约着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如何提高企业创新风险控制能力,不仅关乎企业创新热情和创新投入积极性,而且关乎企业创新的效果和效率。内部控制是合理保证企业目标实现的,全员参与的风险控制过程。因此,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对于高效管控企业创新风险,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建设和运行内部控制以促进企业创新,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大多以披露的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信息为基础,通过计算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指数或内部控制组成要素有效性指标,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由于这些做法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是国际上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行标准。由于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必然存在该类型缺陷,说明其内部控制无效;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有的可能隐瞒了重大缺陷,更多的可能确实没有重大缺陷。因此,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总体情况而言,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地表征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即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表征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而且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视角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对于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促进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那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尚未有文献专门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是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的动机选择行为。那么,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如何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切合实际环境,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就需要研究不同外部信息环境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究竟怎样?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首先,分析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并运用DID模型等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利用系数乘积法验证其中介路径;其次,结合风险认知理论、内部控制免疫系统论,分析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对上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最后,考虑到内外部信息环境的互动作用,在前述理论基础之中嵌入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与压力施加作用,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与市场压力效应,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受托人利益保护和自我利益保护,分析外部信息环境对前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相较于未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在披露该信息后创新投入水平显着下降,即无效的内部控制会显着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代理成本、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仅存在于非主动披露该信息的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相关的整改信息披露越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小;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不会显着影响该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3）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加大;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整体上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一步区分媒体导向和机构投资者类型发现,市场导向媒体关注程度和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大。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第一,从更客观的重大缺陷信息披露这一新的观察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揭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路径机理,不仅有助于更可靠地认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克服已有内控有效性测度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研究结论纷争,而且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第二,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整改信息披露以及披露及时性等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形成机理认识,丰富了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后果影响研究文献;第三,考察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等主要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后果影响研究文献。本文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从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积极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整改有效性,优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行为,缓解、消除和扭转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提供理论依据;（2）从优化政府监管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法规,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优化,推动内外部信息环境协调发展,促进企业主动、及时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真进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提供经验证据;（3）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投资者根据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准确判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理性做出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启示。
邵东[9]（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马慧[10]（2020）在《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文中研究说明识别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力个体层面或宏观总体层面,而较少关注对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本学位论文充分利用我国户籍制度渐进式改革背景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围绕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为劳动力流动如何作用于公司的会计财务行为提供逻辑一致的分析路径,并执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予以论证。这不仅有助于为劳动力流动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提供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有助于厘清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经济逻辑。具体而言,本学位论文所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显性障碍及隐性障碍得以缓解的两个标志性改革事件:户籍一元化改革和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其中,户籍一元化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空间流动性,通过消除户籍制度设置的显性障碍来引导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首次从顶层设计上缓解户籍身份所设置的隐性障碍,旨在充分释放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性。借助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辖区内至辖区间逐步增强的改革路径,本学位论文首先考察当劳动力的辖区内流动性增强而辖区间流动性较低时,在面临劳动力无法通过空间流动来匹配用工单位劳动力需求的情形下,辖区外的用工单位——公司是否会通过并购活动使资本在辖区间进行流动以匹配其劳动力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当一元化改革对劳动力城乡空间流动性增强进而促进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未改革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在改革地区执行并购活动的概率显着提升,其并购业绩显着更好。进一步检验发现,当并购公司本身的成长性较高、所需劳动力资源更多为低层次劳动力,当改革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竞争较低、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进入改革地区获取劳动力资源的概率更高、并购业绩更好。此外,经验证据也显示公司在并购之后其低层次劳动力占比显着提高、劳动力平均成本得以降低,这从事后的角度为公司通过并购活动获取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动机提供了支持。最后,结果也发现当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使其能够主动匹配用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需求时,公司为获取劳动力资源而执行并购活动的行为随之降低。总之,实证经验结果支持:劳动力流动受限情形下,公司有动机通过并购活动跨区获取劳动力资源以优化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进一步地,随着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对劳动力辖区间空间流动性的增强,在面临劳动力通过空间流动以匹配就业机会的主动性及灵活性得以增强的情形下,如何调整其员工激励方案来应对劳动力流动性从而实现员工保留和员工吸引的既定目标是公司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在区分劳动力流动方向的基础上,本论文检验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劳动力流出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显着提升了员工薪酬水平等显性激励,而在员工隐性激励方面则没有调整;与之相反,劳动力流入地的劳动密集型公司主要通过会计行为来增大员工隐性激励,并没有调整员工显性激励。进一步检验发现,公司调整员工显性激励或隐性激励以应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主要存在于那些劳动力流动可能性较高及调整员工激励方案可能性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最后,经验证据也显示员工激励方案的调整有助于公司实现其保留员工与吸引员工的目标。在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摩擦情形下公司如何使用不同的会计财务决策以优化内部劳动与资本要素配置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接下来从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资源配置效率及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对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应进行估计。具体而言,基于资源调整成本的思路,本学位论文借助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粘性特征识别员工流动性增强对用工单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后劳动力总资源粘性得以减弱,而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劳动力逐利动机较强及公司调整成本受益较大的样本公司中。此外,证据也表明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和公司价值。本学位论文最后部分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随劳动力流动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劳动力流出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增加,劳动力流入地劳动密集型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户籍管制放松后显着减少。而且,公司技术人员配置在户籍管制放松随之进行调整:劳动力流出地公司会随之增加技术人员配置,而劳动力流入地公司则会随之减少技术人员配置。本学位论文借助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独特情境识别低层次劳动力流动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潜在影响,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首先,通过考察低层次劳动力流动性对微观企业会计财务决策的影响,从劳动力类型、流动方向及微观分析视角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通过提供更具全局观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借助国家之间移民流动考察劳动力流动性的相关研究（Card,1990;Kerr和Lincoln,2010;Hunt和Loiselle,2010;Peri,2012）。其次,已有研究主要是利用模型推导的方法考察户籍制度对城市层级体系（梁琦等,2013）、区域经济格局（朱江丽和李子联,2017）、国家经济增长（都阳等,2014）等方面的影响。本学位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会计财务视角来解读户籍制度改革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通过提供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能够补充有关户籍制度的相关文献,也为理解户籍管制度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学位论文从劳动力流动性视角对公司并购决策、员工激励方案、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解读,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公司会计财务领域相关研究。
二、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分析与决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分析与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对科技金融能够并显着促进科技创新的研究 |
| 2.1.2 对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作用存疑的研究 |
| 2.1.3 细分测度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贡献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判定研究 |
| 2.2.2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比较研究 |
| 2.2.3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行业或企业层面研究 |
| 2.2.4 少数基于其它视角或方法的研究 |
| 2.3 研究现状总结 |
| 3 科技创新基本模型分析 |
| 3.1 基本模型的设定 |
| 3.2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 |
| 3.2.1 I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2 I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2.3 Ⅱ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4 Ⅱ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3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3.1 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 |
| 3.3.2 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 |
| 3.3.3 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4 决策层的最优社会福利决策及其存在唯一性 |
| 3.4.1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4.2 决策层的最优企业数目决策 |
| 3.4.3 最优社会福利决策的存在唯一性 |
| 3.5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3.5.1 企业的次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2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3 次优和最优研发投入的比较 |
| 3.5.4 次优和最优企业数目的比较 |
| 3.5.5 次优和最优决策差异的成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科技创新扩展模型分析 |
| 4.1 扩展模型的设定 |
| 4.2 定额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2.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2.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2.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2.4 定额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3 定比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3.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3.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3.3 特例:定比科技金融与定额科技金融的对等情形 |
| 4.3.4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3.5 定比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4 科技奖励与科技创新 |
| 4.4.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4.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4.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4.4 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5 混合模式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效应 |
| 5.1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
| 5.1.1 基于DEA方法的效率测算模型 |
| 5.1.2 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5.1.3 结果与分析 |
| 5.2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分析 |
| 6.1 协同学视角下的科技金融创新系统 |
| 6.1.1 子系统定义与属性 |
| 6.1.2 子系统协同发展 |
| 6.2 协同度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
| 6.2.2 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 |
| 6.2.3 协同度指标体系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文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章节安排与结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心理所有权理论 |
| 2.1.2 资源保存理论 |
| 2.2 职业使命感的文献综述 |
| 2.2.1 职业使命感的概念内涵 |
| 2.2.2 职业使命感的类型划分 |
| 2.2.3 职业使命感的维度及测量 |
| 2.2.4 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 |
| 2.2.5 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机制和理论视角 |
| 2.3 心理所有权的文献综述 |
| 2.3.1 心理所有权的内涵 |
| 2.3.2 心理所有权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心理所有权的作用效果 |
| 2.4 人-组织匹配的文献综述 |
| 2.4.1 人-组织匹配的内涵 |
| 2.4.2 人-组织匹配的维度及测量 |
| 2.4.3 人-组织匹配的作用效果 |
| 2.5 创造力的文献综述 |
| 2.5.1 创造力的内涵 |
| 2.5.2 创造力的维度及测量 |
| 2.5.3 创造力的影响因素 |
| 2.5.4 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 |
| 2.6 本章小结 |
| 3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整体思路及模型 |
| 3.2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
| 3.3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影响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
| 3.3.2 人-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 |
| 3.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汇总 |
| 3.4.1 整体理论模型 |
| 3.4.2 研究假设汇总 |
| 3.5 本章小结 |
| 4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内容结构及测量方法 |
| 4.1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内容结构研究 |
| 4.2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量表测量研究 |
| 4.2.1 量表开发流程 |
| 4.2.2 初始题项提出 |
| 4.2.3 预调研和量表修订 |
| 4.2.4 量表检验 |
| 4.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比较研究 |
| 5.1 研究目的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样本 |
| 5.2.2 研究工具 |
| 5.3 研究结果及数据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方差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直接影响研究 |
| 6.1 研究目的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程序与样本 |
| 6.2.2 变量测量 |
| 6.3 数据分析和结果 |
| 6.3.1 信效度检验 |
| 6.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3 控制变量差异性检验 |
| 6.3.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5 相关性分析 |
| 6.3.6 回归分析 |
| 6.4 结论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中间作用机制研究 |
| 7.1 研究目的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测量工具 |
| 7.2.2 统计分析方法 |
| 7.3 数据分析和结果 |
| 7.3.1 变量的区分效度 |
| 7.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7.3.3 假设检验分析 |
| 7.4 结论与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管理实践的启示与建议 |
| 8.2.1 组织层面的管理启示与建议 |
| 8.2.2 个体层面的管理启示与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直接影响 |
| 1.2.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 |
| 1.2.3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对包容型领导影响的调节机理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主题与方法 |
| 1.4.1 研究主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流程与安排 |
| 1.5.1 研究流程 |
| 1.5.2 研究安排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包容型领导 |
| 2.1.1 包容型领导的概念内涵 |
| 2.1.2 包容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包容型领导与其他领导方式的比较 |
| 2.1.4 包容型领导的相关实证研究 |
| 2.2 团队绩效 |
| 2.2.1 团队绩效概念 |
| 2.2.2 创业团队绩效的维度 |
| 2.2.3 创业团队绩效的衡量方法 |
| 2.2.4 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3 团队反馈寻求 |
| 2.3.1 反馈寻求的概念 |
| 2.3.2 反馈寻求的测量 |
| 2.3.3 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3.4 反馈寻求的影响结果 |
| 2.4 团队敬业度 |
| 2.4.1 团队敬业度综述 |
| 2.4.2 团队敬业度概念及测量 |
| 2.4.3 团队敬业度的影响因素 |
| 2.4.4 团队敬业度的影响结果 |
| 2.5 团队包容氛围 |
| 2.5.1 包容氛围概念 |
| 2.5.2 包容氛围的结构与测量 |
| 2.5.3 包容性氛围的相关研究 |
| 2.6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 |
| 2.6.1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概念 |
| 2.6.2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影响结果 |
| 2.6.3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测量 |
| 2.6.4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效应 |
| 2.7 以往研究评述 |
| 2.7.1 领导与团队绩效的关系 |
| 2.7.2 包容型领导与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关系 |
| 2.8 本章小结 |
| 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扎根理论 |
| 3.1.2 社会学习理论 |
| 3.1.3 社会交换理论 |
| 3.2 概念模型的提出 |
| 3.2.1 研究设计 |
| 3.2.2 包容型领导影响创业团队绩效的机制分析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 |
| 3.3.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影响 |
| 3.3.3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的影响 |
| 3.3.4 创业型团队的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3.3.5 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3.3.6 团队反馈寻求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 |
| 3.3.7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用 |
| 3.4 研究假设汇总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与预测试 |
| 4.1 变量操作性定义 |
| 4.1.1 自变量 |
| 4.1.2 中介变量 |
| 4.1.3 调节变量 |
| 4.1.4 因变量 |
| 4.2 变量测量量表 |
| 4.2.1 包容型领导的测量量表 |
| 4.2.2 创业型团队绩效的测量量表 |
| 4.2.3 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测量量表 |
| 4.2.4 创业型团队包容氛围测量量表 |
| 4.2.5 创业型团队反馈寻求的测量量表 |
| 4.2.6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测量量表 |
| 4.2.7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4.3 问卷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原则 |
| 4.3.2 问卷设计过程 |
| 4.3.3 社会赞许性偏差处理 |
| 4.4 预测试 |
| 4.4.1 预测试样本描述 |
| 4.4.2 预测试分析方法 |
| 4.4.3 预测试分析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1 个体层测量模型检验 |
| 5.1.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
| 5.1.3 信度系数分析 |
| 5.1.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5.1.5 聚合效度分析 |
| 5.2 团队层测量模型检验 |
|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
| 5.2.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
| 5.2.3 信度系数分析 |
| 5.2.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5.3 描述性分析 |
| 5.3.1 样本特征 |
| 5.3.2 相关分析 |
| 5.3.3 单因素方差分析 |
| 5.4 假设检验结果 |
| 5.4.1 直接效应 |
| 5.4.2 中介效应 |
| 5.4.3 调节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果讨论 |
| 6.1 研究结果解释 |
| 6.1.1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 |
| 6.1.2 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敬业度的影响 |
| 6.1.3 包容型领导对团队包容氛围的影响 |
| 6.1.4 团队反馈寻求对创业团队绩效的影响 |
| 6.1.5 团队敬业度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6.1.6 团队敬业度的中介作用 |
| 6.1.7 团队包容氛围对团队反馈寻求的影响 |
| 6.1.8 团队包容氛围的中介作用 |
| 6.1.9 领导的团队代表度的调节作用 |
| 6.2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创业团队调研—员工调查问卷 |
| 附录 B 创业团队调研—团队主管调研问卷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概念界定 |
| 1.3.2 高管薪酬激励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1.6 后续章节内容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动因与后果 |
| 2.1.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动因 |
| 2.1.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后果 |
| 2.2 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因素 |
| 2.2.1 高管薪酬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
| 2.2.2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其影响因素 |
| 2.2.3 薪酬差距及其影响因素 |
| 2.3 企业创新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
| 2.3.1 企业创新与薪酬水平 |
| 2.3.2 企业创新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
| 2.3.3 企业创新与薪酬差距 |
| 2.3.4 企业创新与股权激励 |
| 2.4 研究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企业创新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高管激励理论 |
| 3.2 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活动特征分析 |
| 3.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选择 |
| 4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薪酬水平及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
| 4.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水平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关键变量定义 |
| 4.3.2 回归模型设计 |
| 4.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 实证检验结果 |
| 4.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检验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 4.5.2 基于创新视角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 4.5.3 基于并购视角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 4.5.4 采用自变量滞后项的检验 |
| 4.5.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4.6 进一步检验 |
| 4.6.1 创新风险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 4.6.2 短期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 4.6.3 产权性质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 4.6.4 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 4.6.5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投入 |
| 4.6.6 薪酬委员会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影响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的影响 |
| 5.2.2 权力配置模式的进一步影响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关键变量定义 |
| 5.3.2 回归模型设计 |
| 5.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检验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检验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 5.5.2 基于创新视角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 5.5.3 并购视角下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 5.5.4 增加控制变量 |
| 5.5.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检验 |
| 5.6.1 股权分散程度的进一步影响 |
| 5.6.2 产权性质的进一步影响 |
| 5.6.3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 |
| 5.6.4 短期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选择 |
| 6.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下的高管薪酬激励结构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关键变量定义 |
| 6.3.2 回归模型设计 |
| 6.4 实证检验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回归检验结果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检验 |
| 6.5.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结构设计 |
| 6.5.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有效期设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索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研究现状 |
| 1.2.2 企业党组织的研究现状 |
| 1.2.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党组织建设与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国有企业党建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 2.1.2 社会网络理论 |
| 2.2 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 |
| 2.2.2 国有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定位 |
| 3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作用的内在逻辑 |
| 3.1 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 |
| 3.1.1 党组织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题中应有之义 |
| 3.1.2 国有企业创新任务下的党组织建设是完善党建理论的需要 |
| 3.1.3 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任务对党组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
| 3.2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辩证关系 |
| 3.2.1 党组织与企业创新的对立统一性 |
| 3.2.2 党组织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共同点 |
| 3.3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的可行性 |
| 3.3.1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建立政治保障 |
| 3.3.2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凝聚思想共识 |
| 3.3.3 党组织建设为国有企业创新打好组织基础 |
| 4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职能研究 |
| 4.1 国有企业党组织职能的编码 |
| 4.2 国有企业党组织职能的内涵 |
| 4.2.1 政治引领职能 |
| 4.2.2 监督保障职能 |
| 4.2.3 业务促进职能 |
| 4.2.4 宣传教育职能 |
| 4.2.5 组织协调职能 |
| 5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作用的案例分析与路径归纳 |
| 5.1 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 |
| 5.1.1 党组织职能在国有企业中的典型表现 |
| 5.1.2 党组织职能在国有企业中的成效发挥 |
| 5.2 党组织建设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党委前置决策引导创新发展战略落实 |
| 5.2.2 监督评价体系倒逼党建助力企业创新 |
| 5.2.3 解决问题为切口实现党建业务同开展 |
| 5.2.4 依托思政工作提升职工创新认同意识 |
| 5.2.5 党建带动群团组织营造企业创新氛围 |
| 5.3 党组织建设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的具体路径 |
| 5.3.1 挖掘企业创新动力 |
| 5.3.2 提升企业吸收能力 |
| 5.3.3 改善企业外部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跨层视角下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组织等级理论 |
| 2.1.2 行为代理模型 |
| 2.1.3 人口统计特征相关理论 |
| 2.1.4 理论差异的综合分析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自主创新研究综述 |
| 2.2.2 领导者权力研究综述 |
| 2.2.3 领导者权力与企业自主创新研究综述 |
| 2.2.4 文献述评 |
| 3 相关概述与理论模型 |
| 3.1 创业企业界定及特征 |
| 3.2 创业企业自主创新 |
| 3.2.1 创业企业自主创新重要性 |
| 3.2.2 创业企业自主创新影响因素 |
| 3.3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 |
| 3.3.1 跨层视角探讨 |
| 3.3.2 理论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4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R&D强度:联合调节效应分析 |
| 4.1 理论分析 |
| 4.2 假设推导 |
| 4.2.1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R&D强度 |
| 4.2.2 不同要素密集行业下企业家权力影响R&D强度的差异 |
| 4.2.3 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异质下企业家权力影响R&D强度差异 |
| 4.2.4 企业家跨层社会类别异质和行业要素的联合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与数据构建 |
| 4.3.2 变量测度 |
| 4.3.3 研究方法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实证结果 |
| 4.4.2 拓展性研究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双元创新:跨层正向年龄差异的抑制效应 |
| 5.1 理论背景与假设推导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 |
| 5.1.3 跨层正向年龄差异的调节效应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 |
| 5.2.2 变量测度 |
| 5.2.3 研究方法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结果分析 |
| 5.3.2 进一步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非线性效应检验 |
| 5.4.2 改变度量方式 |
| 5.4.3 门槛模型再检验 |
| 5.4.4 内生性检验 |
| 5.4.5 其他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法律环境和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 |
| 6.1 文献回顾 |
| 6.1.1 领导者权力 |
| 6.1.2 企业自主创新效率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 |
| 6.2.2 法律环境、企业家权力与自主创新效率 |
| 6.2.3 风险承担、企业家权力与自主创新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构建 |
| 6.3.2 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因变量分组统计量与均值T检验 |
| 6.4.3 结果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企业家权力:跨层视角度量 |
| 6.5.2 Cobb-Douglas (C-D)生产函数的SFA模型 |
| 6.5.3 自主创新效率测度:投入产出比值法 |
| 6.5.4 构建二维交互项:研究假设再检验 |
| 6.5.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 |
| 1.2.2 创新投入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 2.1.1 内部控制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1.2 内部控制各要素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2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内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2.2 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3 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 2.3.1 信息披露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3.2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4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与经济后果研究 |
| 2.4.1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研究 |
| 2.4.2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信号理论 |
| 3.1.4 理论基础小结 |
| 3.2 研究框架 |
| 3.2.1 内控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因素 |
| 3.2.2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突出表现 |
| 3.2.3 外部信息环境构成主体选择 |
| 3.2.4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第4章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进一步研究:影响路径分析 |
| 4.4.1 基于代理成本的证据 |
| 4.4.2 基于风险承担的证据 |
| 4.4.3 基于融资约束的证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调节作用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1.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
| 5.1.2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
| 5.1.3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部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
| 6.1.2 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
| 6.1.3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定义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媒体关注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4.1 媒体关注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4.2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9）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CEO背景特征 |
| 2.1.2 企业创新 |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 2.1.4 企业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3.3.3 模型设定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相关性分析 |
| 3.4.3 回归结果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4.3.3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10）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二、户籍制度改革与员工激励 |
| 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四、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活动 |
| 第三节 研究结论和主要贡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后果研究 |
| 第四节 劳动力资源与公司会计财务决策 |
| 一、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并购 |
| 二、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员工激励 |
| 三、劳动力资源与公司成本粘性 |
| 四、劳动力资源与公司创新 |
| 五、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及其改革 |
| 第二节 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其经济后果 |
| 第四章 户籍一元化与公司并购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概率 |
| 二、一元化改革与公司并购业绩 |
| 第四节 进一步检验 |
| 一、公司员工结构和员工薪酬的变化 |
| 二、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增强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五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员工激励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对员工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的影响 |
| 二、进一步检验:横截面差异 |
| 第四节 经济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六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
| 一、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劳动力资源粘性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经济后果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七章 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创新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户籍管制放松与公司创新活动 |
| 二、横截面差异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人员配置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贡献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分析与决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D]. 陈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包容型领导对创业型团队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D]. 杨春林.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D]. 郑雅君.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党建在创新驱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杜一鸣. 浙江大学, 2021(01)
- [6]跨层视角下企业家权力与创业企业自主创新研究[D]. 郑耀弋.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7]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8]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D]. 倪静洁.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9]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司会计财务行为[D]. 马慧.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