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MSN能否复辟成功?（论文文献综述）
刘耀坤[1]（2021）在《康有为《共和平议》两次发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张好[2]（2021）在《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发端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是前半个世纪关于文化问题各种论争的逻辑延伸,也是清末民初新旧杂糅的时局以及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激烈斗争的产物。《新青年》与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系密切。一开始《新青年》就是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同人作为论战的重要一方,围绕着东西文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充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围绕着东西文化的特性、差异、优劣等问题,《新青年》同人在分析、概括中西文化不同特性之后,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巨大,是“古今之别”,西方文化且优于中国文化;其次,在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上,《新青年》同人坚持“破旧立新”,反对“调和论”;最后,论战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一时代命题,此时《新青年》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扛起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五四时期这场论战背景下,《新青年》围绕东西文化问题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思想主张,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它激起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文化关系,激励新一代青年自觉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任,它带来的思想革新不仅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出了方向,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同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新青年》同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过激批评的立场,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较为辩证的分析,等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新青年》的视角回溯和研究这场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认识到目前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客观认识、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勇于对内自我革新、善于向外借鉴吸收,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刘建璋[3]（2021）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批判性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属性,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生成依据和本质范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着作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得以彻底显现,准确无误地廓清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直接表述过意识形态教育这个概念,然而他们所提出的诸多经典论断都蕴含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所依据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依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本性的核心论断和逻辑结构解析,本文共有六章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这一选题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当前学界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本性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进展。第二章主要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立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人民性立场,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怪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一般规律”,坚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性立场,以及坚持无产阶级批判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立场。第三章主要界定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对象。对于理论批判的对象问题,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来源,但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和超越的理论局限。对于阶级批判的对象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的对象范畴。对于制度批判的对象问题,则主要聚焦于对“旧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以私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制度、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制度和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四章主要论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逻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只有将“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作为批判的立足点,才能始终站在变革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和现存状况的批判基点。把精神批判、武器批判和方法批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中项,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思维和革命方法的整体批判。在最终指向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指向消灭宗教的人和劳动的人的双重异己本质,彻底显现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实现劳动的解放、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第五章主要厘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功能。揭露功能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鲜明功能,主要包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唤醒功能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任务,唤醒无产阶级阶级自觉、反抗意识和革命热情,是打造具有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重要前提。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惑和问题时,澄清功能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在革命主体、斗争动力和奋斗方面,都需要发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澄清功能。对于实践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能够发挥其组织功能,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进行组织动员,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感染无产阶级,通过组织联合实现无产阶级的自觉自为,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第六章主要解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的现实问题。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彰显其批判本性,予以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对于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渗透,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日益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务必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批判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攻击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工具论、马克思主义断裂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和马克思主义“洗脑论”等错误言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批判一切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刘焕申[4]（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张闻捷[5]（2020）在《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文中指出1916年至1922年是徐世昌在民国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在野时即深度介入政局,在诸如1916年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1917年参战、张勋复辟,1917至1918年冯国璋段祺瑞府院之争中的两次内阁风潮、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至192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期间主持了南北议和,经历了与皖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内阁风潮、国会争端、直皖之争等,间接促成了直皖战争。皖系崩溃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求生存,利用直奉矛盾主导了靳云鹏、梁士诒内阁的更迭,打破了直奉平衡,使直奉争端表面化,是促成直奉战争的重要原因。综上,徐世昌1916年至1922年间于北方政局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徐世昌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及影响。正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徐世昌在1916至1917年黎段之争中的活动,考察徐世昌的具体表现、动机、影响。1916年秋冬,徐世昌作为“调人”深度参与了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是缓解黎段之争的最关键人物。1917年徐世昌支持参战,是推动段祺瑞主张参战的核心人物。府院之争白热化时,徐世昌支持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张勋复辟时期力劝阻张勋复辟,并支持督军团反对张勋独占政权。徐世昌在以上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其为北洋派元老,有浓厚的维护己派利益的北洋意识。第二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争期间的活动。1917年冬的冯段之争是北洋派内部争斗,徐世昌以元老身份具备居中调节的资格。他以维护北洋为基础调节冯国璋段祺瑞,先后经历了维持段祺瑞内阁、支持王士珍组阁等活动,令政潮缓解。1918年,主战派公推徐世昌支援段祺瑞,助推了段祺瑞内阁再起,其与皖系关系更为紧密。徐世昌主导了王士珍内阁阁员配置,且该配置延续到段祺瑞内阁,加强了徐世昌对中枢的影响力。徐世昌在此期间开始主动介入政局,隐约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各派系对徐世昌的推戴和徐世昌派的壮大及活动。徐世昌是总统的热门人选,北洋派常在政局波动时生出推戴徐世昌的意图,他们的活动为徐世昌最终就任提供了可行性参照,加重了徐世昌的首领形象。冯国璋、段祺瑞都有任总统的资格,但因和战问题矛盾重重,故推徐世昌成了缓和双方矛盾的可能选择。北洋、安福、研究系对总统问题有过一个由分歧而统一的过程,最终选定徐世昌。徐世昌结合新旧交通系成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使主和空气大增,加重了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砝码。徐世昌及其派系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总统和改组内阁,为徐世昌就任提供了助力。第四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活动。徐世昌希望以议和成为有实权的总统,就任前后即开始提前布置,大致可概括为三项:1、以己派钱能训代替主战派段祺瑞为总理。2、欲将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抵制曹锟当选。3、利用和平声浪统一北派意见。和谈中徐世昌最感困难的是涉及削弱皖系势力的陕西停战、参战军存废、国会存废三问题。徐世昌最初因支持段祺瑞而认同段祺瑞对陕西的政策,但随后南方将陕西问题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徐世昌急于和议告成,态度开始转变,希望推动陕西停战。参战军是段祺瑞为武统南方而设,南方希望取消参战军,徐世昌在处理这一问题经历了开始时维护段祺瑞、遭遇压力后与段祺瑞协商折中处理、遇到段派抵抗而失败几个阶段。南方以解散安福为承认徐世昌的条件,徐世昌因欲与南方妥协且厌恶安福国会掣肘,有解散安福的意图。但计划很快被安福系侦知,因而受到阻挠,致使和议失败。第五章主要考察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与皖系的冲突及其应对。钱能训内阁秉承徐世昌的意旨,安福以外交、学潮直接攻钱能训间接攻徐世昌。徐世昌以辞职回击,有两项意图,一、维持执行其意旨的钱能训内阁。二、以第一项为基础,对内继续掌控议和,对外推动巴黎和会签字。安福系继续攻击徐世昌,吞并国会中徐派已未系,议和北方总代表易为安福王揖堂,标志着府方衰退。最终徐世昌在签字问题上获得主动,但未实现议和目的,也未保住钱能训内阁,损失大于收获。徐世昌为推周树模组阁与安福长时间对峙,安福为控制内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换,双方不但未达成妥协,且恶感渐深。靳云鹏内阁是徐世昌兼顾自身需要与缓解安福压力的折衷选择,因靳云鹏属于段派而与安福对立、靳云鹏感激于徐世昌的提携、靳云鹏与直奉关系密切可资利用。保持各方均势是徐世昌维护自身权势的策略,徐世昌在河南易督、直系湖南撤防问题上偏直抑皖,导致徐世昌段祺瑞关系恶化,且加剧了直皖矛盾间接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临近时,徐世昌经历了由促和到放任的转变。第六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的活动。战后内阁、国民大会、惩办祸首等问题成为直奉深度介入中央的例证,凸显了徐世昌的弱势,挣脱弱势地位成为此后徐世昌行动的原动力。靳云鹏依靠直奉组阁,平衡直奉中经常侵及府方利益,引起希望府院一致的徐世昌不满,徐世昌靳云鹏矛盾因此而生。府院因湘鄂战争、热河都统更易、烟酒署等问题矛盾逐渐升级。徐世昌借助奉系驱逐靳云鹏,利用奉系推荐的梁士诒组阁,引起直奉失衡,府院矛盾演化为直奉矛盾。随后徐世昌因直系压力放弃维护梁士诒内阁,又受到奉系不满,形成了奉皖粤交联合反直兼反徐世昌,徐世昌开始倾向借直抑奉。徐世昌希望通过解决内阁总理、自揽责任、劝解双方退让等方式平衡直奉避免开战,但徒劳无功,更显其虚弱。战后徐世昌利用抵制旧国会、推王士珍组阁等活动巩固权位,但直系加速恢复旧国会运动,徐世昌因失去法律支撑在吴佩孚逼迫下突然下野。结论认为徐世昌在1916年至1922年的政治活动显分两段,每段政治背景、身份、参与程度、影响均不同。1916至1918年为第一段,他是政局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但非最核心人物。北洋派面临分裂危机,他们需要徐世昌的资望、经验、势力帮助他们挽救危机。此期间的活动提升了其政治实力。第二段为1918至1922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处于政治漩涡最中心,是政局的最核心人物。此时期他的声望、势力迅速消耗,其无意却实际导致时局更加混乱。近代以来的权势下移、徐世昌元老与元首身份的冲突、他的行事风格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任巧[6]（2020）在《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肃政监察制度创建于民国初年共和政制向帝制蜕变时期,是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与现代权力制约和法治要素相互融合的产物。该制度因设立肃政厅,专门且独立行使监察权而命名为“肃政监察”。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它取代了《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吏治模式,即通过肃政史对官吏违宪、违法、失职的行为提出纠弹,从而启动对官吏的惩处机制。在宪制意义上讲,肃政监察制的设立是在民初政制打破了三权分立制衡体制之后,意欲实现对权力控制的补救方案。当今天重估这一制度安排时,重要的可能不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应展现它的生长特点和在创设、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式问题,以及时人在宪制转型之后如何羁束权力的独特思考。同时,对这一较为独特的制度在组织、规范、操作等方面突出之处的揭示,也可能对当今的国家监察法治建设提供某些启示,甚至是借鉴。本文立足于历史和宪制框架,从动静两个维度对民初肃政监察制进行探索和分析。具体从以下六个问题展开:首先是厘清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民初共和政制的吏治模式,是《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在议会弹劾制确立后,弹劾官员的风潮逐渐涌起,其中包括对中央大员的弹劾与对地方官员的弹劾风潮。议会的弹劾风潮既展示了代议制民主的风采,也暴露出议会弹劾制在初创时的幼稚和缺陷,如弹劾程序缺失、弹劾权与不信任权混用以及弹劾成为党争的手段等。其后,伴随国会的瘫痪、消失和政制的蜕变,议会弹劾制度被废止,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也随之消失。为整顿吏治,约法会议在平政院下附设肃政厅独立行使监察权,并根据宪制安排,创制了监察法律法规体系。肃政监察制的组织模式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平政院的创设,以及与肃政厅之间的关系;二是肃政厅的组织形式,厘清其监察职能组织与监察内部事务组织在肃政监察制中的构设。平政院的成立是比照现代行政裁判制度而创设的整饬吏治的新制,以区别于前清的吏治体制,此机构在《临时约法》的制度安排中便已存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肃政厅作为整顿吏治的监察机关附设于平政院之下,但独立行使监察权,两者在职务与财务上均属于互相独立状态。肃政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十分精简,只设有中央机构,由职能组织与内部事务组织构成。职能组织由肃政厅总会议与行使监察职能的都肃政史与肃政史共同构成,并按照严格的选任程序选取肃政史与都肃政史。肃政监察制的核心问题是肃政监察权的配置。肃政厅的职权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在民国时期主要有“行政监督权”或“行政监察权”与“检察权”之说,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看来,肃政厅的职权性质就是独立的国家监察权。因为从宪制上讲,它取代了《临时约法》上的三权配置,而成为四权配置。肃政监察的法定权力包括纠弹权、行政公诉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般监督权。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权力主要有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以及政治建议权,这些权力或是由总统下达具体命令而产生,或是由肃政厅上呈总统要求而来。肃政监察运作机制包括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调查机制、处置机制以及与其他权力衔接后的纠弹事件的审理与惩戒机制。其中,启动机制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这一双轨机制保证了弹劾范围的最大化。在分析了肃政监察制的运作机制之后,考查了该制度的实绩与局限。从肃政监察的实绩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高官和一般官员纠弹的实效,以及为平民昭雪的实效。二是肃政史对复辟帝制的抵制所作出的努力。肃政监察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人民厌讼心理导致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告诉告发程序严格而形成的阻碍、缺乏地方监察机构、肃政史调查权受限难以核实案件等。最后是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对待民初肃政监察,学界与政界几乎秉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缺乏真正的认知和客观的研判。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重估。一是从肃政监察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它不是彻底的复古,而是古今的融合。因为,旧的形式并不能断定它一定就是旧的东西。例如,尽管肃政史对官吏向政府（总统）提出纠弹,与传统中国的御史对官吏向朝廷（皇帝）提出纠弹类似,但是前者却是有法可依,即对官吏的违宪违法行为提起,这就与后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二是肃政监察制本身也值得检讨。例如,从制度安排上讲,“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表征着监察权本身力度的缺乏;又如,肃政监察权的效力往往不取决于监察事实的真实性,而取决于总统的支持等。三是肃政监察制对当代我国监察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它主要表现在监察规范体系化、监察监督机制化、人民参与程序制度化等方面。
魏鹤鸣[7]（2020）在《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文中认为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 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扞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扞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着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扞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黄陈晨[8]（2020）在《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唯物史观构建》文中认为法国革命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各种语境下评论和书写的主题,这场形塑了现代世界面貌的伟大革命,构成马克思成长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平台,是他构建唯物史观的重要支撑点。正是在对1789年以来法国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本体论是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马克思从大革命期间所有制与法的关系出发,发现所有制决定政治与法这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批判鲍威尔等人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错判中,看到革命发生的物质利益动因,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作用。通过对“拿破仑观念”的分析,认识到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从而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考察中,进一步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波拿巴政变”的分析,使其发现历史进步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任何“历史之谜”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二月革命的科学预示及两次“六月起义”的主体对比,得出历史变革是历史选择性与历史规律性相统一的结论。在对法德发展道路的历史对比中,提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等同于各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在对法国革命的史学研究中运用并发展了一系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和原则。通过“从后思索法”,将历史逆时思维与历史顺时思维相结合,马克思在其关于“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分析中,为我们提供了从后向前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范例,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在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分析中,在以事件史为中轴的历史画卷中加入对事件本身的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使历史主义方法成为其研究法国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同时,马克思通过对法国革命期间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探寻与论证,形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原理及辩证思维方法,并把这一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全过程。如何看待群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唯物史观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关于法、德革命发生条件的历史对比中,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无产阶级,并通过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分析,确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通过对拿破仑和侄子路易·波拿巴的分析,发现历史人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能够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但历史人物的作用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应该从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原则出发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构筑了对哲学问题作历史考察和对历史问题作哲学研究的双向路径,使其关于法国革命的史学研究与其唯物史观理论思想的锻造之间互相作用。
李楠[9]（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韩玟婷[10]（2020）在《《群强报》关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分析 ——以袁世凯与孙中山为中心》文中认为北京白话小报《群强报》创办于1911年,转手给陆瘦郎之后,在北京销量极大,“日销也达五万份以上”,影响力也不小。《群强报》1913年由陆瘦郎接手,此时民国成立的第二年,袁世凯已然登上大总统的位置,各部门成立,各项政策颁布,国家似乎走上正轨。实际上,民国仍遭受列强欺压,各党派矛盾斗争,民国政府面临着重重危机。当上总统的袁世凯不满足现状,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种种行迹都表明其野心。《群强报》虽作为一份小报,对于新闻的时效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时事政治相关事件也会进行连续性的追踪报道。袁世凯与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专制的代表,孙中山一生追求民主,是为民主的代表。《群强报》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时评影响着中下层群众,也反映着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本文对袁世凯复辟前后《群强报》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报道和时评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群强报》对于袁世凯复辟事件是如何呈现的,将袁世凯与孙中山这两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怎样的情感色彩,探讨造成《群强报》踩孙捧袁的原因,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二章回顾了《群强报》创办的背景。《群强报》创办于1911年,彼时,清政府推行宪政,组织内阁。同盟会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仍乐观的认为革命会早日取得成功。先进分子革命的坚决和屡败屡战的顽强意志,预示着清政府灭亡的必然性。在革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意识到白话文推广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未普及,白话比文话可以更好地传播知识,宣传革命,白话文运动促使白话报纸涌现,白话报纸的出现更好地推进白话文运动,一大批白话报刊涌现,《群强报》即创办于如此背景。1913年《群强报》因经营不善转让给了陆泽,随着白话报纸的演变,陆泽顺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随着其称帝野心越来越膨胀,他对于新闻业进行管控也越来越严格,发布了很多条例来进行新闻管控,也在1913年年底颁布了《出版法》。在此监控下,全国尤其是北京地区的言论环境非常紧张,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是丢掉性命。第三章论述《群强报》的创刊宗旨以及栏目设置、作者群。《群强报》涉及的历史时段是1913年2月9日至1928年11月8日。《群强报》对于报纸价值的追求,不仅是从浅显入手,还注意白话报纸的价值追求,开通民智不仅在于扩充群众的知识,还在引导和提升受众的价值观。在栏目设置上与同时期其他报纸雷同,每个时期《群强报》栏目名称不同,内容不变。《群强报》主要报道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施政状态、官员变动、财政状况、北京当地人民生活状况,介绍益智文字。作者群多是满族旗人,白话大家。第四章分析了在袁世凯复辟前后,《群强报》关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相关时评,时间跨度是1913年至1916年。本章重点关注袁世凯复辟前后的一些行动中《群强报》的评论,如“宋教仁被刺”、“祭孔令发布”、“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等事件的评论,还有“国会选举”时期、“二次革命”时期对孙中山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总结出《群强报》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个人形象的建构。对于这些事件的评论体现着《群强报》的价值取向和报刊旨趣。第五章分析《群强报》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位政治人物时评体现出的差异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将《群强报》与当时各大报刊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评价做出对比。普遍认知中,袁世凯是破坏革命,倒行逆施的复辟者,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驱,而《群强报》却把将袁世凯的媒介形象建构成“拯救国家的大总统”,将孙中山评价为破坏国家进步的负面人物,第五章主要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群强报》作为一份小报,受众是北京的中下层市民,《群强报》对政治性事件的报道,影响着也反映着中下层人民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认知和对这两个政治人物的认同。《群强报》是一份在北平出版的民间小报,其角色定位属平民报纸特点,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平民生活状况,其本身具有小报色彩,这份小报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北京中下层知识人对政治的观察,可以反映在《群强报》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形象建构和政治认同。不同于其他大报,《群强报》对孙、袁两人的报道反映了普通知识人物对政治的观点。从《群强报》对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可以映射到当下,《群强报》创办时文化背景是从“文话”到“白话”的过渡过程,报纸受众对象从精英知识分子向下转移,而当下新闻媒介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人人都有发言权,新闻媒体也从“权威”向“亲民”过渡。不管是大众媒体还是自媒体,受众定位皆是普罗大众。因此研究《群强报》对于当下报纸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MSN能否复辟成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MSN能否复辟成功?（论文提纲范文）
（2）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根据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2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脉络 |
| 2.1 近代中学西学之争的出现 |
| 2.2 洋务运动时期“中西”之别与“体用”之辩 |
| 2.3 维新变法时期“变”与“不变”的哲学之争 |
| 2.4 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复杂斗争 |
| 3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 |
| 3.1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差异和优劣 |
| 3.1.1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的特性与差异 |
| 3.1.2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的优劣 |
| 3.1.3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交锋 |
| 3.2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新旧问题能否调和 |
| 3.2.1 《新青年》同人从新旧角度论中西文化关系 |
| 3.2.2 东西调和论、新旧调和论的提出 |
| 3.2.3 《新青年》对调和论的辨析 |
| 3.3 《新青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与选择 |
| 3.3.1 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提出与《新青年》的政治转向 |
| 3.3.2 《新青年》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思考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历史评价与现代启示 |
| 4.1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积极影响 |
| 4.1.1 《新青年》的思想主张激起国人对东西文化的深入反思与重审 |
| 4.1.2 《新青年》的思想启蒙激励新一代青年勇于承担重任 |
| 4.1.3 《新青年》带来的思想革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
| 4.2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历史局限性 |
| 4.2.1 《新青年》同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采取过激批评的立场 |
| 4.2.2 《新青年》同人在宣传西方文化时缺乏辩证的分析 |
| 4.3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
| 4.3.1 打破传统文化发展的“惰性”因子,勇于自我革新 |
| 4.3.2 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文明成果,善于为我所用 |
| 4.3.3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青年》中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相关内容 |
| 附录二 《东方杂志》中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相关内容 |
（3）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立场 |
| 2.1 人民性立场 |
| 2.1.1 一切为了群众:“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
| 2.1.2 一切依靠群众:“形成革命群众” |
| 2.1.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渗透到群众之中” |
| 2.2 科学性立场 |
| 2.2.1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怪想” |
| 2.2.2 坚定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内在一般规律” |
| 2.2.3 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
| 2.3 革命性立场 |
| 2.3.1 革命意识:“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觉悟” |
| 2.3.2 革命力量:“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
| 2.3.3 革命理想:“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对象 |
| 3.1 理论批判 |
| 3.1.1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这个民族坚决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 |
| 3.1.2 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 |
| 3.1.3 对英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 |
| 3.2 阶级批判 |
| 3.2.1 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资产者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
| 3.2.2 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
| 3.2.3 对农民阶级的批判:“必定要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 |
| 3.3 制度批判 |
| 3.3.1 以“旧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批判:“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 |
| 3.3.2 以私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制度批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
| 3.3.3 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制度批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 3.3.4 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逻辑 |
| 4.1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起点 |
| 4.1.1 “现实的人”:“必须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
| 4.1.2 “无产阶级”:“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 |
| 4.1.3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奴役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
| 4.2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中项 |
| 4.2.1 精神批判:“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 4.2.2 武器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
| 4.2.3 方法批判:“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 |
| 4.3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终项 |
| 4.3.1 实现人的完全回复:“消灭异己的本质” |
| 4.3.2 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 |
| 4.3.3 人的解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功能 |
| 5.1 揭露功能 |
| 5.1.1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颠倒:“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
| 5.1.2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 |
| 5.1.3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
| 5.2 唤醒功能 |
| 5.2.1 唤醒阶级自觉:“立即唤醒人民和社会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 |
| 5.2.2 唤醒反抗意识:“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
| 5.2.3 唤醒革命热情:“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 |
| 5.3 澄清功能 |
| 5.3.1 澄清革命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
| 5.3.2 澄清斗争动力:“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 |
| 5.3.3 澄清奋斗目标:“无产阶级的解放” |
| 5.4 组织功能 |
| 5.4.1 组织动员:“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 |
| 5.4.2 组织感染:“工人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 |
| 5.4.3 组织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当代启示 |
| 6.1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批判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 6.1.1 对个人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1.2 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1.3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2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 6.2.1 对马克思主义工具论的批判 |
| 6.2.2 对马克思主义断裂论的批判 |
| 6.2.3 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的批判 |
| 6.3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批判一切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
| 6.3.1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批判 |
| 6.3.2 对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批判 |
| 6.3.3 对马克思主义“洗脑论”的批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5）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徐世昌与黎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6年秋黎段之争 |
| (一)府院僵持与非徐不可的原因 |
| (二)府院对徐世昌的迎与拒 |
| (三)徐世昌入京调停 |
| (四)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初显 |
| 二、1917年黎段关系恶化中的徐世昌 |
| (一)徐世昌对参战问题的认识与参与 |
| (二)派系关系与徐世昌对德政见及行动 |
| (三)段内阁不稳与推徐组阁的声浪 |
| (四)徐世昌与天津总参谋处的互援 |
| 三、张勋复辟时期的徐世昌 |
| (一)复辟传言与徐世昌对张勋的劝阻 |
| (二)阻止张勋独占政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世昌与冯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7年冬内阁风波 |
| (一)主张维持段内阁 |
| (二)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彰显 |
| (三)主导王士珍组阁 |
| 二、徐世昌与1918年段内阁再起 |
| (一)主战派倒阁与冯国璋向徐求援 |
| (二)主战派推徐援段 |
| (三)徐世昌支持段祺瑞组阁 |
| (四)段内阁的徐系色彩 |
| 小结 |
| 第三章 徐世昌就任总统与1918年的时局 |
| 一、徐世昌的资望与被拥戴 |
| (一)历史上的推戴与徐世昌资望的积累 |
| (二)冯段之争与双方对徐的推戴 |
| (三)由分而合:安福部、研究系、北洋派对徐的推戴演变 |
| 二、徐世昌派系的壮大与活动 |
| (一)第三股势力的成形 |
| (二)徐世昌派竞选总统的活动 |
| 三、就任总统 |
| 小结 |
| 第四章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
| 一、徐世昌为南北议和提前布置 |
| (一)徐世昌南北议和的政治动机 |
| (二)以钱能训代替段祺瑞组阁 |
| (三)缓选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 |
| (四)利用主和声浪推动北洋主战派同意议和 |
| 二、和谈中徐世昌面临的冲突与挫折 |
| (一)徐世昌对陕西问题的处理 |
| (二)徐世昌关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置与挫败 |
| (三)国会存废问题和徐世昌的处置与挫败 |
| 小结 |
| 第五章 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的活动主线:与皖系冲突 |
| 一、徐世昌在安福倒阁运动中的应对及失败 |
| (一)安福系利用倒阁攻击徐世昌 |
| (二)徐世昌辞职以应对内外问题 |
| (三)“钱倒徐孤”:徐退与皖进 |
| 二、徐世昌与安福对继任内阁的争执 |
| (一)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与安福系阻挠 |
| (二)徐世昌的折衷应对:靳云鹏内阁的提出 |
| 三、徐世昌与皖系矛盾的加深及爆发 |
| (一)河南易督与徐世昌的借直抑皖 |
| (二)以靳制段:安福攻击靳内阁时徐世昌的考量及行动 |
| (三)徐世昌对湖南问题的处理与徐段关系的明显恶化 |
| (四)从促和到放任:徐世昌直皖战前的态度转变及行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弱势与维持:徐世昌任总统后半期的活动 |
| 一、背景:战后徐世昌地位的进一步弱化 |
| (一)直奉介入中央与徐世昌地位的弱化 |
| (二)对战后诸问题的处置与徐弱势地位的凸显 |
| 二、徐世昌与靳云鹏的冲突及其行动 |
| (一)直奉支持下的靳内阁对徐的压迫 |
| (二)府院更易潘复、张寿龄问题上的冲突及矛盾爆发 |
| (三)徐世昌与奉系合作倒阁 |
| 三、徐世昌与直奉争端 |
| (一)徐世昌用梁士诒组阁与直奉矛盾激化 |
| (二)奉皖粤交联合与对徐世昌的威胁 |
| (三)徐世昌平衡直奉的努力及失败 |
| (四)战后徐世昌维持权位活动的失败及突然下野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论旨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
| (一)民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讨论 |
| (二)新中国时期对肃政监察制度的研究考察 |
| 三、问题与方法 |
| (一)问题 |
| (二)方法 |
| 第一章 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 |
| 第一节 共和政治与议会弹劾制的确立 |
| 一、民初共和政制的创立 |
| 二、议会弹劾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弹劾风潮的涌起 |
| 一、弹劾中央大员之风 |
| 二、地方议员弹劾要员之风 |
| 三、议会弹劾泛滥后的检讨 |
| 第三节 共和政制的变异与议会弹劾制的隐退 |
| 一、责任内阁制向总统制的突变 |
| 二、议会弹劾制的消亡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的创设 |
| 一、肃政监察制之初设 |
| 二、肃政监察制的规范体系 |
| 第二章 肃政监察的组织模式 |
| 第一节 平政院与肃政厅 |
| 一、平政院的创设 |
| 二、平政院下的肃政厅 |
| 三、肃政厅创立的独特性 |
| 第二节 肃政厅的组织架构 |
| 一、肃政厅的职能组织 |
| 二、肃政厅的内部事务组织 |
| 三、都肃政史与肃政史 |
| 第三章 肃政监察权的配置与扩张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与配置 |
| 一、肃政监察权的性质认定 |
| 二、肃政监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配置 |
| 第二节 纠弹权 |
| 一、纠弹之内涵 |
| 二、肃政厅的纠弹权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行政公诉权 |
| 一、行政公诉的主体 |
| 二、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 |
| 三、行政公诉的程序 |
| 四、行政公诉权的效力 |
| 第四节 肃政厅的一般监督权 |
| 一、行政裁决执行的监督权 |
| 二、选举监督权 |
| 第五节 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监察权 |
| 一、查办或审查权 |
| 二、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 |
| 三、政治建议权 |
| 第六节 肃政监察权的辐射范围 |
| 一、肃政厅监察权的覆盖面与限度 |
| 二、肃政厅监察权与司法权界限 |
| 第四章 肃政监察的运作机制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 |
| 一、纠弹的主动启动式 |
| 二、纠弹的被动启动式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的调查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调查 |
| 二、被动启动式的调查 |
| 第三节 肃政监察事件的初裁机制 |
| 一、主动启动式的初裁 |
| 二、被动启动式的初裁 |
| 第四节 与司法对接:肃政监察的移送机制 |
| 一、纠弹事件的审理 |
| 二、纠弹事件的惩戒 |
| 第五章 肃政监察的实绩与局限 |
| 第一节 肃政厅成立后的纠弹实效 |
| 一、肃政厅对高官纠弹的业绩 |
| 二、肃政厅对地方官吏纠弹的业绩 |
| 三、肃政史为平民冤案的昭雪 |
| 第二节 肃政厅对复辟帝制的抵制 |
| 一、宋育仁复辟谬说论弹劾案 |
| 二、杨度、孙毓筠筹安会弹劾案 |
| 第三节 舆论对肃政厅纠弹行为的反应 |
| 一、肯定性评价 |
| 二、质疑性评判 |
| 第四节 肃政厅纠弹实践中显现的局限 |
| 一、人民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 |
| 二、人民告诉告发程序的限制 |
| 三、肃政监察难以辐射地方 |
| 四、调查权的受限 |
| 第六章 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 |
| 第一节 肃政监察:是旧瓶或新瓶装旧酒还是新酒? |
| 一、肃政监察:“新瓶”还是“旧瓶”? |
| 二、肃政监察:是“新酒”还是“旧酒”? |
| 第二节 肃政监察制中规范体系的创造 |
| 一、规范体系的层次结构 |
| 二、规范体系中的实体与程序 |
| 三、内部管理规范的特色 |
| 第三节 对肃政监察制度的检讨 |
| 一、“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 |
| 二、对肃政史的监督缺乏 |
| 三、肃政监察权对总统权力的依附 |
| 第四节 肃政监察制在当代的启示与借鉴 |
| 一、监察权中行政公诉权、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权的配置 |
| 二、监察权风险的防范:查处分离 |
| 三、肃政监察制对建设中的国家监察制度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肃政史履历 |
（7）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1.2.1 对都铎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2 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3 对内战及王朝复辟后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4 对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安立甘宗与主权国家 |
| 2.1 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 |
| 2.1.1 中世纪英国的政教关系 |
| 2.1.2 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国王离婚案引发神学争辩 |
| 2.2 亨利八世建立“至尊王权” |
| 2.2.1 “至尊王权”的建立过程——宗教改革议会重置二元权力体系 |
| 2.2.2 “至尊王权”的政治神学论证 |
| 2.2.2.1 激进派的论证思路——爱德华·福克斯 |
| 2.2.2.2 保守派的论证思路——史蒂芬·加德纳 |
| 2.2.3 “至尊王权”塑造的新型政教关系——世俗国王兼任教会领袖 |
| 2.3 伊丽莎白建立安立甘宗教会国家 |
| 2.3.1 安立甘宗的形成 |
| 2.3.2 安立甘宗对国教会的论证——对天主教和清教攻击的反驳 |
| 2.3.3 安立甘宗对教会国家的论证——教会与国家同构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安立甘宗与绝对君主制 |
| 3.1 安立甘宗在政治上促成绝对主义王权 |
| 3.1.1 国王与安立甘宗教会面临的挑战——天主教和清教的反王权主张 |
| 3.1.2 安立甘宗建立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君权神授”下服从义务的绝对性 |
| 3.2 安立甘宗在宗教上与清教对立 |
| 3.2.1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 |
| 3.2.2 宗教礼仪的“神圣之美” |
| 3.2.3 阿明尼乌主义教义 |
| 3.2.4 安立甘教会排斥清教徒 |
| 3.3 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 |
| 3.3.1 宗教矛盾政治化——清教运动的三个阶段 |
| 3.3.2 宗教矛盾与政治矛盾重合——安立甘宗的绝对主义王权理论加剧国王与议会的权力之争 |
| 3.3.3 “敌基督”观念的政治化转型——清教赋予神学观念以反暴君的政治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安立甘宗与复辟后的君主制 |
| 4.1 清教共和主义 |
| 4.1.1 清教长老派谋求有限君主制 |
| 4.1.2 清教独立派谋求议会共和制 |
| 4.1.3 清教共和主义的崩溃 |
| 4.2 君主制与安立甘宗国教会复辟 |
| 4.2.1 重建君主制与国教会——国王与议会的合作与分歧 |
| 4.2.2 政教关系新局面——国王与国教会的对立 |
| 4.3 安立甘宗的神学转型——“消极服从”教义的形成 |
| 4.3.1 安立甘宗道德神学——强调道德和服从在获取救赎中的重要性 |
| 4.3.2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的新内涵——教俗二元主义观念的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立甘宗与立宪君主制 |
| 5.1 安立甘宗与“光荣革命” |
| 5.1.1 “光荣革命”的发生——安立甘宗建立反天主教联盟 |
| 5.1.2 安立甘宗在“光荣革命”后的分裂——革命派和不矢志派对效忠国王的不同理解 |
| 5.1.3 安立甘宗为新政权辩护——“事实君主”“神意”等神学理论赋予威廉政府合法性 |
| 5.2 安立甘宗与立宪政体 |
| 5.2.1 立宪君主制的形成——安立甘宗联合议会规制君主 |
| 5.2.2 安立甘宗神学中的反专制传统 |
| 5.2.3 立宪政体下安立甘宗的王权观——“至尊王权”理论的公共性转型 |
| 5.3 立宪君主制下的政教关系 |
| 5.3.1 立宪政体的社会稳定机制——走向宗教宽容 |
| 5.3.2 宗教宽容的有限性——安立甘宗扞卫教会国家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英国保守主义延续安立甘宗教会国家体制 |
| 6.1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的国家观念 |
| 6.1.1 政教关系理论 |
| 6.1.2 个人与国家关系理论 |
| 6.2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对政治传统的观念 |
| 6.2.1 悲观的人性论 |
| 6.2.2 集体理性与政治传统 |
| 6.3 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的审慎改革观念 |
| 6.3.1 安立甘宗“中间道路”的改革模式 |
| 6.3.2 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和持续的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唯物史观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法国革命历史:马克思世界观变革的隐性语境 |
| 2.1 作为历史爱好者的青年马克思 |
| 2.1.1 马克思历史兴趣的早期启蒙 |
| 2.1.2 马克思历史思维的日渐养成 |
| 2.1.3 马克思历史研究能力的锋芒初现 |
| 2.2 “新世界观”建构中的法国革命影响 |
| 2.2.1 法国大革命是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主题 |
| 2.2.2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中心线索 |
| 2.2.3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建构新世界观的关键切入点 |
| 2.3 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历史的动因透析 |
| 2.3.1 法国是“庸人及其国家”的历史参照物 |
| 2.3.2 法国革命开辟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
| 2.3.3 法国革命的历史典型性及其影响力 |
| 3 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历史本体论的深度阐释 |
| 3.1 法国革命史与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 |
| 3.1.1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哲学立场的初次转变 |
| 3.1.2 法国革命的启示:阶级斗争由物质利益的对立引起 |
| 3.1.3 分析1848年革命的经济动因揭示社会基本矛盾 |
| 3.2 法国革命图景中社会意识的能动性 |
| 3.2.1 雅各宾派悲剧的启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
| 3.2.2 “拿破仑观念”是波拿巴政变成功的秘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
| 3.2.3 巴黎工人的宝贵经验: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 3.3 从法国革命的演变逻辑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 |
| 3.3.1 六月起义充分揭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3.3.2 法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间断性和历史连续性 |
| 3.3.3 暴力不是革命的代名词:对雅各宾派的科学态度 |
| 4 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历史辩证法的多维建构 |
| 4.1 从波拿巴政变看历史进步与曲折的辩证关系 |
| 4.1.1 对比七月革命与汉诺威宪法冲突初涉历史进步理论 |
| 4.1.2 连续与断裂——波拿巴政变表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 |
| 4.1.3 冒险家的胜利——路易·波拿巴成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
| 4.2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的历史选择性和历史规律性 |
| 4.2.1 结构的历史:二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
| 4.2.2 从二月革命到六月起义: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性 |
| 4.2.3 1848年“革命”的两次对比:历史选择性与历史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 4.3 《法兰西内战》的启示: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4.3.1 法国道路的历史普遍性与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 |
| 4.3.2 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各民族的特殊性 |
| 5 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历史方法论的多元彰显 |
| 5.1 历史研究中的“从后思索法”及其运用 |
| 5.1.1 史料收集:“从后思索法”的必要前提 |
| 5.1.2 在历史回溯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拿破仑的“追忆与反思”为例 |
| 5.2 历史主义方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集中表达 |
| 5.2.1 历史主义方法的“三个维度”——对波拿巴政变的经济与阶级分析 |
| 5.2.2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透视”——从历史事实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升华 |
| 5.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的重要方法 |
| 5.3.1 历史是逻辑的起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前提 |
| 5.3.2 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
| 5.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集中呈现 |
| 6 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 |
| 6.1 法国大革命与群众史观理论的系统阐发 |
| 6.1.1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群众”话语的革命性转变 |
| 6.1.2 大革命中的人权:“人类解放”论域中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发现 |
| 6.1.3 对法国革命的正名:驳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 |
| 6.2 1848年和1871年法国革命对群众史观的验证与发展 |
| 6.2.1 1848年法国革命确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6.2.2 法国革命语境中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条件性分析 |
| 6.2.3 “狡黠的骗子”: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 6.3 两个“波拿巴”的复杂面相——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评价 |
| 6.3.1 “叔父与侄子”——论历史人物的产生 |
| 6.3.2 “反叛的幽灵”——波拿巴政变对历史人物与群众关系的揭露 |
| 6.3.3 “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群强报》关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分析 ——以袁世凯与孙中山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群强报》创办背景 |
| 第一节 清末动荡的时局中《群强报》创刊 |
| 一、清朝的“最后挣扎”——“清末新政” |
|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清朝的覆灭 |
| 第二节 《群强报》创办的文化背景 |
| 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 |
| 二、白话报纸的发展 |
| 第三节 陆泽时期的《群强报》 |
| 小结 |
| 第三章 《群强报》的创办主旨与栏目设置 |
| 第一节 《群强报》办刊主旨 |
| 第二节 版面设计与栏目设置 |
| 一、版面设计 |
| 二、栏目设置 |
| 第三节 编者和作者群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潮中《群强报》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时评 |
| 第一节 《群强报》对袁世凯复辟的关注与呈现 |
| 一、《群强报》对袁世凯任总统的肯定 |
| 二、袁世凯称帝时《群强报》的呈现 |
| 三、《群强报》对帝制的失败报道的回避 |
| 四、《群强报》关于袁世凯病逝的报道 |
| 第二节 《群强报》关于孙中山的时评 |
| 一、“宋教仁被刺案”后《群强报》对孙中山的负面评价 |
| 二、《群强报》关于孙中山逝世的报道 |
| 小结 |
| 第五章 《群强报》关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分析 |
| 第一节 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时评比较 |
| 一、建构的媒介形象与现实的差异性 |
| 二、时评主体与不同 |
| 三、话语主体的不同 |
| 第二节 对政治人物时评差异的原因 |
| 一、《群强报》作为白话报纸的定位 |
| 二、作者群对于当权者利益的维护 |
| 三、袁世凯对新闻界的管控 |
| 第三节 对当下媒介的现实写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和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MSN能否复辟成功?（论文参考文献）
- [1]康有为《共和平议》两次发表研究[D]. 刘耀坤. 辽宁大学, 2021
- [2]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D]. 张好. 浙江大学, 2021(01)
- [3]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D]. 刘建璋. 吉林大学, 2021(01)
- [4]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D]. 张闻捷. 吉林大学, 2020(03)
- [6]民国初期肃政监察制度研究[D]. 任巧.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D]. 魏鹤鸣. 山东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法国革命史研究与唯物史观构建[D]. 黄陈晨. 华中科技大学, 2020
- [9]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10]《群强报》关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分析 ——以袁世凯与孙中山为中心[D]. 韩玟婷. 安徽大学, 2020(08)
标签：徐世昌论文; 新青年论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