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合措施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袁博[1]（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李小兰[2]（2020）在《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从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的维度出发,系统收集和整理侗族传统医学文献中提及病种,编制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探究其高发病种,并剖析高发病种危险因素,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得出能反映侗族患病具有民族特点和规律性的最终结论,有望提高侗族防病抗病能力,为相关部门制定综合防治措施和健康政策提供相应依据。方法1.文献研究法作为本文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以网络文献挖掘和手动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全面收集和整理侗族传统医学文献,从中严格筛选与本研究相关度高的资料。2.统计和归纳法运用扎根理论将收集的文献资料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3级编码,最终找出能反映侗族患病具有民族特点和规律性的结论。3.比较分析法运用比较分析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结果得出重要结论。结果1.侗族传统命名法具有本土性、古朴性、历史性等特征,侗医常按照11种疾病命名方法对传统病种进行分类。传统命名法病种以外的为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其含有部分中医学和部分西医学疾病病种。2.采用临床医学学科分类准则,将侗族传统命名法病种与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按照内科（400个、326个）、外科（199个、66个）、妇产科（91个、101个）、儿科（260个、34个）、皮肤性病科（92个、29个）、五官科（90个、73个）、男科（15个、6个）等七大类别进行分类。两种命名法相同的高发病种共5个,不同的高发病种共12个。因目前掌握资料有限,尚有167种传统病种无法准确分类。3.经分析得知,侗医两种命名法疾病谱具有差异性。侗族传统命名法排名前十的疾病谱是外伤、儿科、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妇科、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呼吸系统、五官科,主流医学命名法排名前十的疾病谱是外伤、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运动系统、循环系统、儿科、五官科、妇科、泌尿系统、皮肤科。由上可知,侗族传统命名法疾病谱中的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在主流医学命名法疾病谱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运动系统、泌尿系统、皮肤科,其余七大疾病谱虽然相同,但其排序却大相径庭。结论1.从疾病命名方式可看出侗医两种疾病命名法具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侗族传统命名法带有鲜明的侗族文化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深挖两种疾病命名法可知,其具有互相嵌入、相互补充等融合现象。传统命名法虽已形成自己的疾病分类方式,但疾病分类系统尚未形成统一标准。2.在侗医两大命名法病种中,外伤、心脑血管系统、妇科、消化系统中某些疾病始终都处于高频发病状态。疾病谱上升较为明显的有呼吸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下降较为明显的有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男科。3.通过深入分析侗族疾病谱规律背后原因,得出影响侗族患病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侗族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个人健康意识、自然环境等五大方面。这些因素可为后续研究者探究相关病种提供一定的思路。基于本文探究的疾病谱背后规律,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科研人员、个人健康防控等方面出发,得出疾病谱的变化规律对贵州公共卫生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郑文洁[3]（2019）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文中提出2016年我国首部中医药法强调“支持对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诊疗方法和技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献方具有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特色,开展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整理挖掘运用名老中医的经验,也是贯彻中医药法的举措。笔者通过走访本校图书馆,利用校图书馆检索系统和读秀系统检索,对馆藏献方专着及中医期刊内广东省献方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目的:重整医学家底,填补当代医学史里献方运动广东板块的空缺,完善岭南医学史。同时对医学宝库进行挖掘,为现今临床运用提供借鉴与参考。献方运动中不少名老中医首次将秘方验方公开,对名老中医的经验传承的追本溯源也有一定帮助。方法:综合利用文献普查法、数据库检索法、历史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对九本广东省中医药献方与八种中医药杂志所载广东省献方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以下成果。成果:1.发现了九本献方专着:《广东省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展览会·中医药验方汇编上编》《广东省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展览会·中医药验方汇编下编》《广东省中医验方选集》《广东省各县市中医验方交流汇编第一集》《广州市中医验方选第一集》《中医验方汇集（五九年第一辑）》《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工作展览会资料汇编·常用草药验方集解》《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和八种中医期刊所载广东省献方。2.整理了九本献方专着献方3254首,八种中医期刊中广东省献方7首。3.辑录体例6万余字（61957）。4.绘制献方统计图61幅,统计表70张。5.完成了九本献方专着的分类统计,其中内科分为11大类,包含疾病113种。内科献方总数1510方,所包含传染病514方,消化系统疾病348方,泌尿系统疾病200方,呼吸系统疾病143方,肢体经络病72方,其他内科疾病68方,神经系统疾病64方,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38方,血液系统疾病24方,循环系统疾病22方,泌尿男性疾病17方。外科分为7大类,包含疾病34种。外科献方总数453方,所包含外科感染212方,其他外科疾病151方,腹外疝31方,肛门直肠疾病27方,肿瘤21方,泌尿男性疾病9方,骨关节结核2方。妇产科分为7大类,包含疾病29种。妇产科献方总数317方,月经病96方,产后病77方,妇科杂病76方,妊娠病31方,带下病18方,前阴病10方,乳汁喂养类9方。儿科分为16大类,包含疾病39种。儿科献方总数292方,所包含消化系统疾病88方,传染病62方,神经系统疾病44方,皮肤病26方,发热24方,咽喉口腔病方12方,新生儿病9方,呼吸系统疾病6方,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4方,泌尿系统疾病4方,其他儿科疾病3方,腹外疝3方,耳疾2方,眼疾2方,鼻病1方。骨伤科分为6大类,包含疾病8种。骨伤科献方总数189方,所包含跌打伤96方,骨折38方,枪弹伤23方,外伤20方,刀伤10方,内伤2方。皮肤科分为8大类,包含疾病21种。皮肤科献方总数134方,所包含细菌性皮肤病40方,真菌性皮肤病36方,皮炎31方,其他皮肤病8方,荨麻疹类皮肤病7方,动物性皮肤病5方,病毒性皮肤病4方,性病3方。五官科分为4大类,包含疾病25种。五官科献方总数359方,所包含咽喉口腔病182方,眼疾95方,鼻病47方,耳疾35方。6.发现献方十则以上23人,共献方526方,占比16.16%。献方最多前十位者为关济民106、何中和34、赵思竞33、邬碧泉32、赵裕才30、邓鹤芝27、李庭芬25、覃振安20、赵芳伯20、陶葆荪18。十人献方达345方,占比10.6%。7.总结出献方人两大特点:（1）不乏着名医家、生草药家以单人献方为主（2）单位献方（不记名,以单位名义献方）其次,联合献方（多人献方或多单位献方联合）最少。8.发现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质量较高。9.中医献方运动产生的背景与领导人的号召,建国初期卫生条件差,医药资源不足有关。10.统计发现传染病献方占比15.8%,是所有病种中数量最多的。而其中痢疾、肺结核、麻疹最多。痢疾献方129则,占所有献方的3.96%。结论:献方以传染病方最多,原因有三:首先建国初期卫生条件差,医药资源分布不均;其次岭南地区向来因独特的气候环境温病疫症横生。献方人以临床名家为多,其中有41位广东省名老中医献方共计355则,关济民献方最多,达106方,涉及24个病种。广东省献方具有疗效好,善用岭南草药等特点。
罗菲[4]（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隋萍萍,孙平,姚黎军,郭莉,鞠建新[5]（2014）在《新生儿破伤风的护理措施》文中提出目的探讨新生儿破伤风的护理措施。方法选取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我院收治的52例新生儿破伤风患儿,入院后采用抗菌素、镇静剂、破伤风抗毒素（TAT）等综合治疗,同时再给予细致、周密的护理。结果本组患儿进行治疗和护理后,死亡6例,治愈46例。死亡原因:3例败血症、3例呼吸衰竭,死亡组男女比例为2:4,出生至发病时年龄（5.13±0.27）d,并发症发生率66.7%;存活组男女比例为21:25,出生至发病时平均年龄（7.46±0.29）d,并发症发生率28.3%。结论对于新生儿破伤风患儿而言,行切实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使其情绪稳定,可以降低病死率、减少并发症。
王亚军[6]（2013）在《安定微量泵持续注射治疗新生儿破伤风23例疗效分析》文中认为目的分析安定微量泵持续注射在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疗效。方法总结46例破伤风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按治疗方法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安定微量泵治疗组各23例。两组入院后均静脉滴注破伤风抗毒素1～2万单位,常规治疗组采用普鲁卡因和地西泮联合止痉治疗。安定微量泵治疗组注射安定30mg,然后根据病情予以3～5mg/（kg·d）泵持续静脉泵入,用药3～5d后视病情好转情况减量。治疗7d后观察两组治愈率。结果安定微量泵治疗组治愈率为95.65%（22/23）,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65.22%（15/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安定微量泵持续注射在治疗新生儿破伤风方面疗效确切,临床病死率较低,值得推广应用。
马菲琳,韦红[7]（2012）在《新生儿破伤风预后影响因素的临床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生儿破伤风（Neonatal tetanus,NT）是接生断脐时,消毒不严,致破伤风杆菌通过脐部进入机体,产生痉挛毒素可沿淋巴液、神经干等传至脊髓和脑干,与中枢神经组织中神经节苷脂结合,使后者不能释放抑制性神经介质,从而引起牙关紧闭及全身肌肉强烈持续收缩的一种急性感染性疾病[1]。通常在生后的4～7 d发病,故又称为"四六风""七日风"或"脐风"[1]。NT是严重威胁新生儿生
张春丽,张宁[8]（2012）在《118521例活产新生儿破伤风监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新生儿破伤风患病状况,为制定防治方案提供依据。方法对118521例活产新生儿破伤风患病上报报表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结果活产新生儿118521例,患破伤风10例,患病率为0.08‰,其中经治疗无效死亡2例,病死率为20.00%。结论新生儿破伤风患病尚未消除,应加强监测管理,加强宣传住院分娩的优点及国家补助相关政策,让住院分娩率达100%,最终消除破伤风。
马菲琳[9]（2012）在《影响新生儿破伤风预后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探讨影响新生儿破伤风（Neonatal tetanus.NT）预后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判断病情轻重、选择治疗方案及改善其预后提供积极的指导作用。方法：对2000年1月-2010年1月收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病房的71例NT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病情状况分为轻型、中型、重型，根据转归将其分为治愈组与病死组，通过调查表统计NT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比较它们之间预后的差异，单因素分析与死亡有关联的高危因素。结果：79例NT患儿中排除8例自动出院，有效病例71例。对有效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为71例病例中治愈45例，死亡26例，病死率为36.6%。患儿出生时均未注射破伤风抗毒素（TAT）进行预防，母孕期均未给予破伤风内毒素（TT）预防接种。患儿父母均为农村或外来打工人员家庭。旧法接生62例（占87.3%），当地医院或诊所接生9例（占12.7%）。男女比例1.4：1，平均出生体重2780.77±6.65g，早产儿25例（占35.2%），平均胎龄38.6±4.2w。入院时临床表现：苦笑面容71例（占100%）、牙关紧闭71例（占100%）、四肢肌张力增高71例（占100%）、烦躁及哭吵不安68例（占95.8%）、张口困难65例（占91.5%）、频繁抽搐63例（占88.7%）、角弓反张60例（占84.5%）、喂养困难及拒乳55例（占77.5%）、呼吸困难52例（占73.2%）、发绀49例（占69.1%）、窒息31（占43.7%）。根据病情状况轻型25例（潜伏期多在14d以上，表现为牙关紧闭或局部肌肉强直），自动出院1例，死亡1例，病死率占4.2%（1/24）；中型33例（潜伏期7～14d，发病48h以后出现痉挛，表现为牙关紧闭，吞咽困难，全身肌肉强直，并出现阵发性肌肉痉挛），自动出院3例，死亡9例，病死率占30.0%（9/30）；重型21例（潜伏期7d以内，发病48h内出现痉挛，表现为牙关紧闭，全身肌肉强直伴频繁严重的痉挛，不易控制）。自动出院4例，死亡16例，病死率占94.2%（16/17）。治愈的45例患儿中轻型23例，占51.1%（23/45），中型21例，占46.7%（21/45），重型1例，占2.2%（1/45）；死亡的26例病例中轻型1例，占3.8%（1/26），中型9例，占34.6%（9/26），重型16例，占61.5%（16/26）。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NT预后的高危因素有：胎龄、开始治疗的时间、潜伏期、痉挛前期、起病期、痉挛持续时间、痉挛发作间期、止痉药剂量大小及合并肺炎、败血症、窒息、呼吸衰竭、硬肿症、高血糖、低钠血症、白细胞异常（WBC≤5×109/L或≥20×109/L）、C反应蛋白升高（CRP≥8g/L）、血小板减少（PLT＜100×109/L）。结论：胎龄、开始治疗的时间、潜伏期、痉挛前期、起病期、痉挛持续时间、痉挛发作间期、止痉药剂量大小及合并肺炎、败血症、窒息、呼吸衰竭、硬肿症、高血糖、低钠血症、白细胞异常（WBC≤5×109/L或≥20×109/L）、C反应蛋白升高（CRP≥8g/L）、血小板减少（PLT＜100×109/L）是影响NT预后的危险因素。积极防治影响NT患儿预后的高危因素，可降低病死率，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古玉芳[10]（2011）在《新生儿破伤风35例的临床治疗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生儿破伤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疾病,死亡率极高。为探讨本病的临床特点,现对我院新生儿科收治的35例新生儿破伤风患儿进行临床分析,报告如下。资料与方法1.一般资料1995年1月2010年12月,我院新生儿科收治新生儿破伤风35例,所有病例均符
二、综合措施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综合措施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及思路 |
| 四、研究对象及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侗族传统医学文献概述 |
| 第一节 专着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类 |
| 第三节 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病种概述 |
| 第二章 侗族传统医学病种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命名法病种 |
| 一、传统命名法病种命名理据 |
| 二、传统命名法病种汇总 |
| 三、传统命名法病种分类方法 |
| 四、传统命名法病种分类 |
| 第二节 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 |
| 一、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的搜集整理方向 |
| 二、主流医学命名法的病种汇总 |
| 三、主流医学命名法的病种分类 |
| 第三节 主流医学命名法病种与传统命名法病种的比较 |
| 一、命名文化背景的不同 |
| 二、命名思维方式的不同 |
| 三、相同的疾病命名内涵 |
| 四、相同的疾病命名特点 |
| 第四节 特殊病种 |
| 第三章 侗族传统医学之疾病谱研究 |
| 第一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思路 |
| 二、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制的方法 |
| 第二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编写说明 |
| 二、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 |
| 第三节 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的分析 |
| 一、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呈现的规律 |
| 二、侗族传统医学高发病种分析 |
| 三、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规律的宏观病因学分析 |
| 四、侗族传统医学疾病谱的利用挖掘 |
| 第四章 侗族传统高发病种研究 |
| 第一节 蛇叹肿毒 |
| 一、蛇叹肿毒概述 |
| 二、蛇叹肿毒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蛇咬伤的比较 |
| 四、蛇叹肿毒危险因素 |
| 第二节 小儿疳积 |
| 一、小儿疳积概述 |
| 二、小儿疳积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小儿疳积的比较 |
| 四、小儿疳积现状 |
| 五、小儿疳积危险因素 |
| 第三节 肚腹痛 |
| 一、肚腹痛概述 |
| 二、肚腹痛的治疗方法 |
| 三、侗医与土家医治疗肚腹痛的比较 |
| 四、肚腹痛治疗研究现状 |
| 五、肚腹痛危险因素 |
| 第四节 心头痛 |
| 一、心头痛概述 |
| 二、心头痛治疗方法 |
| 三、侗医和土家医治疗心头痛的比较 |
| 四、心头痛治疗研究现状 |
| 五、心头痛危险因素 |
| 第五节 月家红崩山 |
| 一、月家红崩山概述 |
| 二、月家红崩山治疗方法 |
| 三、侗医和土家医治疗月家红崩山的比较 |
| 四、月家红崩山治疗现状 |
| 五、月家红崩山危险因素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 |
| 四、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当代献方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岭南地区单方、验方研究 |
| 1.1.2 献方运动及献方研究 |
| 1.1.3 民族医学的验方、单方、秘方研究 |
| 1.1.4 名医经验方收集整理 |
| 1.1.5 验方、单方、秘方的应用价值与现阶段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献方收集与整理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献方收集 |
| 2.2.1 广东省中医献方专辑 |
| 2.2.2 中医期刊所载广东省中医献方收集 |
| 2.3 献方整理 |
| 2.3.1 献方纳入标准 |
| 2.3.2 献方排除标准 |
| 2.3.3 数据校订校勘 |
| 第三章 献方体例 |
| 3.1 《中医药验方汇编上编》编撰体例 |
| 3.2 《中医药验方汇编下编》编撰体例 |
| 3.3 《广东省中医验方选集》编撰体例 |
| 3.4 《广东省各县市中医验方交流汇编第一集》编撰体例 |
| 3.5 《广州市中医验方选第一集》编撰体例 |
| 3.6 《中医验方汇集(五九年第一辑)》编撰体例 |
| 3.7 《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编撰体例 |
| 3.8 《常用草药验方集解》编撰体例 |
| 3.9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编撰体例 |
| 第四章 献方统计 |
| 4.1 九种献方专辑统计 |
| 4.1.1 《上编》统计 |
| 4.1.2 《下编》统计 |
| 4.1.3 《广东省献方集》统计 |
| 4.1.4 《各县市献方集》统计 |
| 4.1.5 《广州市献方集》统计 |
| 4.1.6 《兴宁县献方集》统计 |
| 4.1.7 《高要县献方集》统计 |
| 4.1.8 《荔湾区献方集》统计 |
| 4.1.9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统计 |
| 4.2 九种献方分类统计 |
| 4.2.1 内科 |
| 4.2.2 外科 |
| 4.2.3 妇产科 |
| 4.2.4 儿科 |
| 4.2.5 骨伤科 |
| 4.2.6 皮肤科 |
| 4.2.7 五官科 |
| 4.3 九本着述献方人统计 |
| 4.3.1 献方人特点 |
| 4.3.2 献方人介绍(献方数最多前十位) |
| 关济民 |
| 何中和 |
| 赵思兢 |
| 邬碧泉 |
| 赵裕才 |
| 邓鹤芝 |
| 李庭芬 |
| 赵芳伯 |
| 覃振安 |
| 陶葆荪 |
| 第五章 中医献方专题讨论 |
| 5.1 献方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
| 5.1.1 献方运动的产生 |
| 5.1.2 广东省献方运动启动与发展 |
| 5.1.3 广东省献方在全国献方运动中的地位 |
| 5.1.4 为什么要献方 |
| 5.1.5 存在问题 |
| 5.2 传染病献方数量居首 |
| 5.3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质量较高 |
| 5.3.1 名医所献,疗效当佳 |
| 5.3.2 经验传承,实属宝贵 |
| 5.3.3 用方心得,佐证佳效 |
| 5.3.4 疫病献方,应时之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5）新生儿破伤风的护理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护理方法 |
| 1.2.1 呼吸道护理 |
| 1.2.2 营养护理 |
| 1.2.3 控制抽搐和感染 |
| 1.2.4 环境安排与行为护理 |
| 1.2.5 脐部护理 |
| 2 结果 |
| 3 小结 |
（6）安定微量泵持续注射治疗新生儿破伤风23例疗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临床资料 |
| 1.2 诊断标准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1.5 治疗方法 |
| 1.5.1 常规治疗组 |
| 1.5.2 安定微量泵治疗组 |
| 1.6 疗效判定标准 |
| 1.7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9）影响新生儿破伤风预后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 |
四、综合措施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2]基于文献的侗族传统医学病种研究[D]. 李小兰. 遵义医科大学, 2020(01)
- [3]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D]. 郑文洁.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8)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5]新生儿破伤风的护理措施[J]. 隋萍萍,孙平,姚黎军,郭莉,鞠建新.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4(S2)
- [6]安定微量泵持续注射治疗新生儿破伤风23例疗效分析[J]. 王亚军.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2013(01)
- [7]新生儿破伤风预后影响因素的临床研究进展[J]. 马菲琳,韦红. 浙江预防医学, 2012(05)
- [8]118521例活产新生儿破伤风监测分析[J]. 张春丽,张宁.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2012(10)
- [9]影响新生儿破伤风预后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D]. 马菲琳. 重庆医科大学, 2012(01)
- [10]新生儿破伤风35例的临床治疗分析[J]. 古玉芳. 右江医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