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珠江三角洲系统整治框架构想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陈鹏[1]（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彭雄亮[2]（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刘琳婕[3]（2020）在《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为改变生存环境与自然互动创造出的成果,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作用影响下持续进化的人与自然的共同的作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价值。广州近几十年因城市化经济发展规模效应的影响,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带来对城市绿道公共空间的需求量的增长和品质要求。另一方面,广州建成绿道景观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较多承载着宝贵历史印记的文化景观,因建成环境的无序扩张而被蚕食变得孤岛化,乡村地区的文化景观则因人口减少而日渐凋零的现象益增。绿道作为可以连接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景观的桥梁,拥有与各类文化景观整合呈现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提升景观审美体验品质以及应对多种城市化问题的潜能和前景。本文基于风景园林史学与风景园林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框架,从推进城市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升景观审美体验三个角度切入,将广州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与文化景观空间环境的保护活化相结合,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和对策。论文首先通过对广州文化景观的类型、发展现状和建成绿道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梳理,概括出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生态绿道沿线文化景观生态优势待彰显,郊野绿道可加强与主要产业发展的关联,都市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然后提出从生态、经济和审美三个角度搭建研究框架,探索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整合呈现的具体策略,以统筹回应当前的多种现实问题。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通过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环境保护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和促进绿道沿线景观要素风貌的多元共融,回应当前广州绿道建设中城乡绿道生态职能区分不明确、绿地和文化景观“破碎化”、景观风貌杂乱等现状问题。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引入经济学中城市化研究成果,提出从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选线、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和适应技术发展所带动的需求变化三个方面,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并提出在广州绿道系统文化景观呈现过程中,结合区域发展目标改善城市环境,响应城市双修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推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以增进建设共识提升绿道系统环境的正面效益;在完善建设过程中,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引入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和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以优化绿道建设运行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景观审美体验方面,先对审美客体即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进行概括提炼,然后结合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分别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切入,对绿道系统的可达性、绿道景观多样性和文化性进行优化路径探析;最后从改善审美活动的条件方面,提出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凸显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和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提升景观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对话交融的可能性。
刘明欣[4]（2019）在《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的高密度集聚建设往往导致环境污染、公共健康和社会分异等多重矛盾的叠加,寻找密集建成环境空间品质优化的应对之策成为关键。城市绿色空间作为环境品质、公众健康、景观美化等战略性空间资源已获得广泛认可,在密集建成环境中城市绿色空间的品质提升和效能供应是学界持续的关注热点。一般认为,在建成区内出于对土地利用经济性的考虑所形成的绿色空间面积相对有限,若非依存大型山体或水域难以形成超规模的绿色空间;然而,从欧美大城市实践经验可知,以结构化的超规模绿色空间为特征的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往往成为城市环境品质保障的重要对策之一。在密集的建成环境中,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具有显着的异质性优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元作用。在中国目前若干城市已拥有或在建超大型的城市绿色空间,受到时代背景、价值观、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等多方因素影响和制约,在产生大量积极效益的同时,呈现割裂、低效、侧重特定目标而漠视广泛需求等矛盾。而当前涉及这一空间类型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应对则具有显着的局限性,现行的城市绿地规划制度和技术工具也难以提供足够的支撑。据此,本研究尝试弥补此空白,透过密集建成环境内形成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现象和表征探索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类型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作为应对高聚集建设的结构性空间类型,为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规划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对策,以期作为对我国现行城市绿地系统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补充。本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二章。从综述前人相关研究基础和对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现象观察入手,辨析城市绿色空间和城市绿地定义,并提出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基本概念,探讨其“规模”界定值以厘清研究对象;进而在辨析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特殊性的基础上,结合绿色空间基础理论、认知模型和比较研究构成的理论基础,搭建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实证比较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为案例研究、实证调查与综合比较,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五章。基于“形成、定位、特征和价值”的实证分析框架,对不同形成时期不同地域的13个国内外案例加以剖析,其中广州海珠湿地案例作深入调查;继而从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形成、定位、特征、价值”四个方面阐释国内外案例的共性和差异,从中发现在密集建成环境中供应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价值和必要性,归纳其形成、定位、特征及价值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和影响机制,并从认知、制度和技术三个维度探究其深层原因。第三部分为规划对策研究,即第六章。基于对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这一空间类型的理论认识,提出了由捕获契机、定位目标、明确要素、设定原则和实施规划5项组成的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规划对策。
周新年[5]（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朱敏慎[6]（2018）在《产业整体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优化战略框架及评估 ——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文中认为我国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上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通过制定产业战略实现对产业的优化。但当前,实践中的产业优化战略明显遇到了挑战。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而现状产业战略,仍然比较多呈现出“就产业论产业”的特征,未能充分对应于产业生态环境制定相关战略。因此,本文借鉴产业生态学,重新思考产业优化战略模式,建立了基于产业整体生态系统的产业优化战略及评估的框架,并选择在产业战略的生态系统性方面差异较大的广东和浙江两省进行实证检验,进而对宁波北仑区正在执行的产业战略进行了评估。论文首先综述了产业生态学理论,包括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进化论、产业生态群落理论、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等。指出现有产业生态学仍然存在不足,主要集中于产业生态系统的微观层面,对于对产业发展同样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特别在我国当前宏观条件下）的产业生态系统的宏观层面重视不足。当然,产业生态学重视产业生态系统的方面是合理的。针对现状产业生态学的上述不足,本文提出应对产业宏观生态给予同样的重视,从而建立了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观,即在产业生态系统中,产业与其它宏观系统之间具有互为支撑、有机互动的可持续关系;同时,产业与产业生态系统之间也存有相互依存、互为制约的有机关系。（1）在宏观层面上,整体的产业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区域的产业系统与宏观产业生态系统间、与其它宏观子系统间（如城市公共服务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形成互为依赖与支撑、有机互动的良性作用关系。（2）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优化与产业的成长环境相关。整体的产业生态系统不仅包括企业间、产业集群间的信息流动与结构关系,还包括有利于企业、产业集群自我成长的产业生态环境。进而,本文建立了基于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观的产业优化战略框架:（1）从系统性角度来看,基于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观的产业优化战略应包含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以及各系统间、各主体间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2）从适应性角度来看,产业优化战略应能实现动态地调整,并形成有助于产业自主调整的环境。基于产业优化战略的系统性、适应性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产业优化战略评估框架,主要包括产业优化战略的系统性评估、适应性评估与绩效评价分析。基于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观的产业优化战略评估方法,对浙江省和广东省的产业优化战略进行了实证检验。两省的产业优化战略分别代表了相对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观与相对传统产业生态系统观下产业生态系统观的产业优化战略,通过分析绩效来检验产业整体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及优化战略的合理性。并根据广东省、浙江省的产业优化战略经验,进一步提出整体产业生态系统战略蓝图的构想。最后,运用整体产业生态系统下的产业优化战略蓝图,对正在实施的宁波市北仑区产业优化战略进行了评估。从系统性角度来看,北仑区逐渐形成同步协调产业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协调机制;从适应性角度来看,北仑区形成适应性的评价体系与适应性的调节机制。关注企业的个性化成长,建立精准化的企业评价体系与差别化的企业政策库,建立企业的动态监测机制,针对企业的差异化特征,形成促使企业自我调节的多元环境,促进企业自我优化、自我更替,形成良性可持续的企业成长的长效机制。
何昉[7]（2018）在《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研究》文中指出绿道思想和规划理念萌芽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源于西周时的“周道”、秦朝的“驰道”、“五丈道”,以及历朝历代的官道、驿道、民道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文化传播乃至中华民族的审美进程和生态文明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在后工业社会时期,全球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城市居民对公共空间抱有更新的需求。绿道及其网络的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应对诸如城市生态资源缺乏、城市环境恶化、历史文脉断裂以及公共空间不足等城乡二元问题时的有效工具和手段。而国际上将绿道作为一种有效的土地保护利用模式和先进的规划理念到现在,己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绿道作为生态网络建设的重要链条,其规划研究和建设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以修复和优化城市快速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区域生态系统功能、丰富城市居民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国际绿道发展,深深影响了我国的绿道研究和实践。始于2009年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的编制实施,拉开了我国绿道规模化规划建设的序幕,并且迅速推广全国。近十年来,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的研究成果同样显着,国内学术期刊绿道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喷薄纸面,绿道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低碳效应也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国际着名绿道专家马克·林德胡尔特教授和雅克·博德里教授,在参观珠三角绿道后对深圳绿道网建设成就大加赞赏,将其称赞为“非凡和卓越的”。习近平在考察广东后指出“东濠涌以及遍布广东各地的绿道,都是美丽中国、永续发展的局部细节。”从绿道研究与实践来看,中国绿道规划设计实践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出发,找到适用于中国的绿道规划设计策略和方法,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本文重点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诚然,国内绿道建设如火如荼,但是我们国内的绿道理论还不成熟,绿道的意义和内涵较为单薄,设计策略仍然不够完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进程和世界上规模、速度都空前的城市化过程。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更需要国际绿道理论的引进切实地发挥对城乡绿地进行主动保护、修复快速城市化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吸收中国人居文化精髓和生态价值观、了解中国人骨子里的空间行为心理和倾向,梳理出适用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绿道理论和规划设计策略。时不我待,中国的绿道运动即将完成第一个十年,系统的绿道规划设计研究迫在眉睫。通过综合梳理国际绿道理论的成果和发展实践,本文从我国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行业发展现状等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历史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生态哲学和美学智慧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道的生态哲学和价值观,不乏时代发展烙印和生活气息浓厚的中国古道体系,对新时期中国绿道规划设计如何适应中国文脉和地脉根基、如何结合多学科发展进步提出发展模式和策略;重点剖析珠三角区域绿道网和广东古驿道规划设计等实证研究,深入探讨和例证。以期在新时代的中国,让更多更优秀的绿道带给人们健康、安全,回归的幸福和心灵的自由。
冯怡康[8]（2018）在《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协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我国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加快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道路。本文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研究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也对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具有示范效应和启示作用。本文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个层面研究资源优化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首先对资源优化和协同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对资源优化和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进行构建,系统分析了交通类、产业类和生态环境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机理。然后利用改进的距离协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度进行测量,详细分析了各项指标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并应用ArcGIS技术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城镇规模和结构的演化规律,探索空间结构优化路径,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各项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演化博弈论模型论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首先,只有构建科学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能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区域经济和环境两个系统之间存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区域经济和环境构建起来的协调体制对于整个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产业资源空间布局的优化配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至关重要。第二,目前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经济总量不够、区域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比较优势不明显,资源环境制约等等。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和改进的距离协同模型计算可知,虽然京津冀地区各个子系统内部发展良好,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综合有效程度和子系统的综合有效程度并不高,导致区域的综合协同发展度较低。其中,京津冀的交通系统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拉动因子最大,产业次之,环境排列最后。该地区需要加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提升区域整体的实力,快速强化京津冀发展的综合协同。第三,借助ArcGIS方法和区域空间布局对比测度方法将京津冀区域规模、结构及其演进趋势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显示: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双核城市的绝对人口规模虽然仍在增长,但人口相对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北京—唐山—秦皇岛等交通轴线的中小城市则不断发育,城市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从极核辐射向轴线带动、进而向网络互动的发展趋势。本文的创新成果如下:第一,提供新的视角,探索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的关系。提出区域资源可由传统资源形态被整合划分为三大类,即基础支撑类、承载能力类和主导动力类,分别对应着交通类资源、环境类资源和产业类资源,使之具有更强的系统性、价值性和可利用性,摒弃原有的无价值资源,激发区域更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试图从全新的视角解读资源优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揭示新的机制,采用NEG模型,将交通类资源配置效应引入冰山成本,将政企关系因子引入支付函数,求解消费者效用和异质区域所属企业的福利最大化状态,揭示企业跨区域交易的约束条件以及产权改革的区际贸易效应,刻画交通升级引发区际资源流动的作用新机制以及市场化转型的区际关系演化新模式。采用演化博弈论,将区际环境治理协作模型化为区际环境治理费用分配博弈,求解复制动态演化均衡条件,揭示协同组织监督的协同均衡点引力扩充效应。第三,突破新的难度,完善了复杂系统协同程度的评价模型。基于TOPSIS思想和灰色关联理论,引入最优规划向量以及最劣方案向量,利用相对距离度量区域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并利用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灰色关联度确定相应拉动因子,突破了一般距离协同模型无法衡量系统的实际状况和理想状况的真实差距,以及在区域系统中的适应性比较有限的局限性。第四,寻找新的工具,采用了区域系统空间资源的重构方法。尝试采用ArcGIS方法对京津冀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演化进行计量分析,引入位序规模法等科学方法图形化分析京津冀空间结构演化趋势,进而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资源优化配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用这种新方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空间重塑和新的空间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调整提供决策新工具。
刘铮[9]（2017）在《都市主义转型：珠三角绿道的规划与实施》文中研究说明一般认为,绿道是线形绿色开敞空间,是经过规划、设计与管理的多功能网络状用地,是以环境廊道中生态、景观与人文等资源共现现象为基础的一种可持续空间管治模式。自2010年广东省探索性地引介国际绿道理念并将其运用于区域管治政策以来,珠江三角洲绿道不仅超量完成了“一年基本建成,两年投入使用,三年成熟完善”的紧凑行动框架,还在随后数年内继续对快速建设的成果进行补充、完善与提升。珠三角绿道表现为以城市绿化与区域绿地为景观本底,以已有交通道路或开敞空间为依托的为人类慢行活动服务的网络状慢行空间,具有环境、社会与经济等多重效益。更重要的是,绿道代表了“为增长而规划”的发展模式中“反”传统都市主义理念的广泛兴起与都市主义转型发展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以珠三角为学习对象所编制的绿道规划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管治工具与设计实践。2016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标志着这场源起于珠三角的绿道运动在城乡规划编制与人民日常生活中走向常态化。本论文以珠江三角洲绿道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通过文献整理综述与访谈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与使用者的方式回溯珠三角绿道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采用现场调研、使用体验与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跟踪分析珠三角绿道的实施结果。主要研究目标是在完整论述珠三角绿道的理念引介、概念生成、规划编制、实施方式与空间结果后,解析绿道与珠三角乃至中国语境的耦合结果,并根据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给出提升策略。在理清国外绿道实践与理论脉络的基础上,研究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从类型学的角度,通过建构绿道的空间类型体系与效益作用体系对珠三角绿道进行整体总结。第二,从整体观的角度,对广州市增城区与深圳市范围内绿道的主导形式与主导功能进行实证案例研究。其中,为了解析城市或区域范围内数百或数千公里绿道的慢行活动质量与生态廊道效益的整体水平,本研究分别提出慢行条件与绿廊宽度作为两个核心评价因子,并运用在增城与深圳案例研究中。第三,从制度建设与规划设计的角度,结合国际绿道发展的经验及珠三角绿道在自然景观本底、社会经济水平与区域管治挑战等方面的特殊性给出提升策略。理论与实证研究显示,珠三角绿道的规划理念与规划方法受到了以荒野游径与环境廊道为主体的美国绿道经验影响。在具体实施中,珠三角绿道探索性地在已有农林用地、城市道路交通用地、公园绿地与防护绿地中,叠加并系统整合而成一个特殊的绿道空间类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但不局限于山林绿道、田园绿道、交通绿道、公园绿道与防护绿道,具有差异化的景观本底,承载多样化的社会活动。重点案例整体实证分析进一步显示,珠三角绿道已呈现网络系统常态化,但由于交通功能单一化与权利责任基层化的趋势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城市建成区已实现较高的绿道网密度,而常见的绿道以交通出行为主要功能,绿道的权属责任主要由基层政府与相关基层职能部门（环境卫生、城市管理、水利与交通等政府部门）承担。虽然由于环境资源、时间安排以及管治效力的局限性,位于道路交通用地中的交通绿道成为珠三角绿道的主要形式,但绿道仍然表现出在游憩、生态与文化方面的巨大潜力。研究分别从制度设计与空间设计两个层面给出转型提升策略。在制度层面,研究建议加大社会资本引入,为转向社会组织协作甚至主导绿道发展的模式提供扁平化制度结构并扩大资金支持。在空间层面,研究提出由“可达”、“生态”、“连续”、“安全”、“舒适”与“趣味”构成的六元原则（ACCESS）,并结合绿道图谱阐述分类绿道的设计策略。论文共由九章构成,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九章为理论延展。主体部分为第二章至第八章,共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第二章至第三章、第四章至第五章、第六章至第八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内容、方法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与第三章,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绿道实践,以及在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绿道规划理论。第一部分的重点是美国绿道产生的特殊文化、制度与实践积累,环境廊道资源共现现象作为绿道规划的必要前提条件,以及国际绿道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与第五章,在回顾珠三角绿道的规划背景、概念产生、规划方法与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分析珠三角绿道规划实施在国际绿道运动中的特殊性。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章、第七章与第八章。其中,第六章在30个典型绿道案例基础上,提出了由山林绿道、田园绿道、交通绿道、公园绿道与防护绿道构成的绿道类型体系。第七章首先从社会、经济与环境维度提出了绿道的效益作用体系,并结合以问卷调查为主要形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第八章从慢行条件与绿廊宽度两个主要评价指标的角度,以广州市增城区与深圳市作为重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了解现实绿道的主导形式与主要功能。第九章是研究的理论延展部分,首先阐述了珠三角绿道在国际绿道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意义以及管治效力的边际空间问题,随后分别从制度建设与规划设计的角度提出转型提升策略,最后结合六元原则（ACCESS）与绿道图谱提出分类绿道的设计策略。
周游[10]（2016）在《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框架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在城乡二元制度与区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乡村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问题都日益严重,同时还面临着乡村与农民转型、城乡冲突等现实问题,而现行的乡村规划疲于解决,这反映出规划工具的失效和选择规划工具的错误,更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到我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矛盾。乡村规划在实践中的失效和矛盾追根究底是乡村规划基本理论的缺失,为什么要编制乡村规划?乡村规划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乡村规划的责任主体是谁?乡村规划的表达形式有哪些?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研究;在这方面,英国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成熟的实践成果,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划体系。本文通过对英国及其相关国家的规划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将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到中国;同时针对我国特殊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针对乡村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出现问题进行深入批判、分析和总结,以此建构一套适宜我国的、合理的和可持续的乡村规划体系理论框架。以此理论框架来指导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的建构,通过对广东省具体城乡问题的分析,结合理论研究的成果,将理论框架结合广东省具体情况进行深化和完善,提供一种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建构乡村规划体系而进行的乡村规划基本理论的研究,回答乡村规划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提出乡村规划要解决四个乡村核心问题,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护区域生态、保护乡村历史环境和促进乡村发展与自治;乡村规划基本特征是区域规划、实质是保护规划;乡村规划保护是国家责任,具体涉及不同责任主体;乡村规划的成果形式是多样的。第二部分是基于理论基石,将乡村规划普适理论转化为普适结构框架的研究,进一步在理论基石上试图构建出乡村规划的体系,乡村问题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不同,而乡村问题的责任主体的空间范围也不同,通过分析乡村在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通过问题选择空间尺度,对应其治理解决的主体、编制内容和形式,将乡村规划的整体理论结构和规划体系结合起来。具体对“国家-区域-村庄”各个层次的空间体系、编制主体、编制内容与要求、成果形式、制定与审批程序方面提出了框架性的构建,该理论框架研究了乡村规划体系之中的共性问题,不仅可以有效的适用于广东省,其框架也可以结合其他地区进行具体的运用。第三部分是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实践建构的建议。通过对广东省具体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将理论框架运用于实践之中,对应乡村规划的理论模型,具体针对区域层次提出广东省乡村规划的目标、编制尺度、编制主体、编制内容与形式等实质性内容,形成广东省域乡村规划体系具体的内容框架。最后,对“省域城乡统筹空间发展战略”这种规划类型进行了具体研究,划定城乡不同的政策空间区域,在城乡统筹的思想下提出乡村区域的区域政策和补贴机制。
二、珠江三角洲系统整治框架构想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珠江三角洲系统整治框架构想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 一、谈判 |
| 二、调解 |
| 三、仲裁 |
| 四、诉讼 |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绿道研究概况 |
| 1.2.2 文化景观研究概况 |
| 1.2.3 现有研究述评 |
| 1.2.4 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对策与思路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3.2 核心概念内涵讨论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图 |
| 第二章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分析 |
| 2.1 广州当前建成绿道的主要问题 |
| 2.1.1 生态型绿道:生态优势待维护和彰显 |
| 2.1.2 郊野型绿道:功能类型差异化待提升 |
| 2.1.3 都市型绿道:需提升可达性和安全性 |
| 2.2 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主要类型 |
| 2.1.1 纵横古今的广州遗址景观 |
| 2.1.2 生机盎然的广州场所景观 |
| 2.1.3 依山靠水的广州聚落景观 |
| 2.3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问题 |
| 2.3.1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型绿道文化景观周边生态资源待重视 |
| 2.3.2 社会经济关联:郊野型绿道与沿线生态产业关联性待加强 |
| 2.3.3 景观审美体验:都市型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3.1 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保护内涵 |
| 3.1.1 凸显绿道系统的生态特征 |
| 3.1.2 维护文化景观的生态环境 |
| 3.1.3 理清城乡绿道的生态职能 |
| 3.2 结合城市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 |
| 3.2.1 推进景观生态廊道的构建 |
| 3.2.2 彰显文化景观之间的关联 |
| 3.2.3 延展各类景观资源的功能 |
| 3.3 促进沿线景观风貌要素的和谐共融 |
| 3.3.1 绿道游径规划与文化景观格局相应 |
| 3.3.2 绿道景观形式与文化景观风貌相衬 |
| 3.3.3 绿道景观功能与文化景观资源相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4.1 助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 4.1.1 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规划 |
| 4.1.2 适应技术发展调整绿道设施供应 |
| 4.1.3 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 |
| 4.2 增进建设共识以提升绿道系统正面效应 |
| 4.2.1 宏观:结合区域发展,促进绿道对生态产业的带动 |
| 4.2.2 中观:结合城市双修,改善文化景观空间环境品质 |
| 4.2.3 微观:结合社区建设,推进公众参与绿道景观优化 |
| 4.3 调整绿道建设运行方式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4.3.1 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 |
| 4.3.2 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 |
| 4.3.3 增加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升景观审美体验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5.1 彰显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 |
| 5.1.1 延续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地域技术特征 |
| 5.1.2 展现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社会时代精神 |
| 5.1.3 传承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人文艺术品格 |
| 5.2 依据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 |
| 5.2.1 依据主体审美生理层次提升绿道系统的可达性 |
| 5.2.2 依据主体审美心理层次提升绿道景观的多样性 |
| 5.2.3 依据主体审美社会文化层次提升景观的文化性 |
| 5.3 改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中审美活动发生的条件 |
| 5.3.1 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 |
| 5.3.2 凸显广州绿道系统中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 |
| 5.3.3 完善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城市绿色空间作为战略性空间资源 |
| 1.1.2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价值凸显 |
| 1.1.3 传统城市绿地规划控制存在不足 |
| 1.1.4 小结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趋势和需求 |
| 1.2.2 应对高聚集建设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对策 |
| 1.2.3 国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研究综述 |
| 1.2.4 国内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研究综述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概念建立与实证比较 |
| 2.1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概念和类型 |
| 2.1.1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概念 |
| 2.1.2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分类 |
| 2.2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特殊性 |
| 2.2.1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一般特征 |
| 2.2.2 四种大规模城市绿色空间的比较 |
| 2.3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比较的理论基础 |
| 2.3.1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相关理论 |
| 2.3.2 认知模型What-Why-How |
| 2.3.3 比较研究 |
| 2.4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比较框架的构建 |
| 2.4.1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比较框架 |
| 2.4.2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分析的内容 |
| 2.4.3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分析的素材来源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案例研究 |
| 3.1 19世纪60年代以前 |
| 3.1.1 伦敦内城皇家公园群 |
| 3.1.2 柏林大蒂尔加滕公园 |
| 3.1.3 巴黎圃龙林苑 |
| 3.1.4 纽约中央公园 |
| 3.2 20世纪 |
| 3.2.1 荷兰阿姆斯特丹森林 |
| 3.3 21世纪 |
| 3.3.1 美国纽约清泉公园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实证调查 |
| 4.1 中国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类型及案例研究 |
| 4.1.1 历史保护型:以北京天坛公园为例 |
| 4.1.2 休憩供应型:以北京朝阳公园为例 |
| 4.1.3 生态保育型: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 |
| 4.1.4 重大节事型: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
| 4.1.5 棕地再生型:以唐山南湖中央公园为例 |
| 4.1.6 新区开发型:以重庆中央公园为例 |
| 4.2 中国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实证调查:以海珠湿地为例 |
| 4.2.1 海珠湿地选例的典型性 |
| 4.2.2 海珠湿地的形成 |
| 4.2.3 海珠湿地的定位 |
| 4.2.4 海珠湿地的特征 |
| 4.2.5 海珠湿地的价值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综合比较 |
| 5.1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比较与分析 |
| 5.1.1 形成的共性与差异 |
| 5.1.2 定位的共性与差异 |
| 5.1.3 特征的共性与差异 |
| 5.1.4 价值的共性和差异 |
| 5.2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差异性的原因探究 |
| 5.2.1 认知层面 |
| 5.2.2 制度层面 |
| 5.2.3 技术层面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规划对策 |
| 6.1 规划对策一:捕获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发展契机 |
| 6.1.1 国内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发展的现实制约 |
| 6.1.2 识别与捕获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发展机遇 |
| 6.2 规划对策二:定位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发展目标 |
| 6.3 规划对策三:明确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 |
| 6.3.1 城市绿色空间网络化的发展趋势 |
| 6.3.2 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构成要素 |
| 6.4 规划对策四:设定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的规划原则 |
| 6.4.1 优先规划原则 |
| 6.4.2 区域协同原则 |
| 6.4.3 生态主导原则 |
| 6.4.4 功能复合原则 |
| 6.4.5 边缘激活原则 |
| 6.4.6 连通辐射原则 |
| 6.5 规划对策五:规划并实施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 |
| 6.5.1 规划内容 |
| 6.5.2 规划过程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与特色 |
| 7.3 研究不足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参考文献 |
| (1) 学术期刊文献 |
| (2) 学术着作 |
| (3) 学位论文 |
| (4) 技术标准 |
| (5) 报纸文章 |
| (6) 报告 |
| (7) 电子文献 |
| (8) 其他文献 |
| 2. 外文参考文献 |
| (1) 学术期刊文献 |
| (2) 学术着作 |
| (3) 电子文献 |
| (4) 其他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1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案例基本信息表 |
| 附录2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案例资料集 |
| 附录3 国内外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景点与设施汇总表 |
| 附录4 海珠湿地公众认知与使用调查问卷与结果分析 |
| 附录5 海珠湿地案例调查访谈记录 |
| 附录6 海珠湿地鸟类名录2012年与2016年对比 |
| 附录7 海珠湿地各类图表汇编 |
| 附录8 广州海珠区“万亩果林”参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产业整体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优化战略框架及评估 ——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现状理论综述及研究问题 |
| 1.2.1 产业优化理论综述 |
| 1.2.2 治理视角的产业优化相关理论与政策思路综述 |
| 1.2.3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具体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产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产业优化战略框架研究 |
| 2.1 产业生态学概述 |
| 2.1.1 企业生命周期 |
| 2.1.2 企业进化论 |
| 2.1.3 产业生态群落 |
| 2.1.4 产业生态系统 |
| 2.1.5 小结 |
| 2.2 由产业生态学到整体产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环境变化下对产业生态学的再认识 |
| 2.3 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优化战略框架 |
| 2.3.1 产业优化战略的系统性 |
| 2.3.2 产业优化战略的适应性 |
| 2.4 整体产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优化战略评估框架 |
| 2.4.1 产业优化战略的系统性评估 |
| 2.4.2 产业优化战略的适应性评估 |
| 2.4.3 产业优化的绩效评估 |
| 第三章 对广东省与浙江省产业优化战略的检验 |
| 3.1 战略内容概述 |
| 3.1.1 广东省“双转移”战略 |
| 3.1.2 浙江省“八八战略” |
| 3.1.3 小结 |
| 3.2 整体产业生态系统战略的系统性评估 |
| 3.3 整体产业生态系统战略的适应性评估 |
| 3.4 绩效评估 |
| 3.4.1 基于宏观层面的绩效评估 |
| 3.4.2 基于微观层面的绩效评估 |
| 3.5 小结 |
| 3.5.1 对广东省与浙江省产业优化战略的评估 |
| 3.5.2 对未来产业优化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宁波市北仑区产业优化战略评估与建议 |
| 4.1 宁波市北仑区产业发展概况 |
| 4.1.1 北仑区产业发展问题 |
| 4.1.2 北仑区产业优化战略蓝图 |
| 4.1.3 北仑区产业优化政策回顾 |
| 4.2 北仑区产业优化战略评估 |
| 4.2.1 产业优化战略的系统性评估 |
| 4.2.2 产业优化战略的适应性评估 |
| 4.3 小结与建议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创新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5.3.1 研究不足 |
| 5.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各国的绿色化革命 |
| 1.1.2. 经济发展推进城乡生态建设 |
| 1.1.3. 科技发展推动文化大繁荣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绿道研究实践概述 |
| 2.1. 国际绿道理论实践及代表人物 |
| 2.1.1. 欧洲的绿道理论和实践 |
| 2.1.2. 美国绿道理论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
| 2.1.3. 其他国家绿道发展和实践 |
| 2.1.4. 近十年国际绿道理论 |
| 2.2 中国绿道研究和实践概述 |
| 2.2.1. 中国绿道研究现状 |
| 2.2.2. 中国绿道理论和应用 |
| 2.2.3. 中国绿道的规模化实践 |
| 2.2.4. 中国绿道实践的现阶段研究 |
| 2.3. 小结 |
| 2.3.1. 国际绿道理论发展的特色和成就 |
| 2.3.2. 我国绿道发展方向 |
| 第3章 中国绿道思想溯源与古道发展 |
| 3.1. 绿道思想溯源 |
| 3.1.1. 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
| 3.1.2. 中国风水堪舆思想 |
| 3.1.3.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
| 3.1.4. 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与“道” |
| 3.1.5. 中国传统园林审美 |
| 3.2. 中国古道的发展 |
| 3.2.1. 中国城邦规划重视对古道的绿化 |
| 3.2.2. 中国古代河流防护促进滨水廊道和生态功能完善 |
| 3.2.3. 中国交通发展逐渐形成国家尺度古道 |
| 3.2.4. 中国古道多功能发展 |
| 3.2.5. 中国古道分类研究 |
| 3.3. 发展中的古道理念与绿道出现 |
| 第4章 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理论 |
| 4.1. 国内外绿道理论的比较 |
| 4.1.1. 国际绿道基本概念研究 |
| 4.1.2. 国内绿道基本概念研究 |
| 4.2. 中国绿道理论基础和方法研究 |
| 4.2.1. 绿道理论基础 |
| 4.2.2. 绿道规划方法概述 |
| 4.3. 中国绿道的思想、定义与内涵 |
| 4.3.1. 中国绿道的思想 |
| 4.3.2. 中国绿道的定义 |
| 4.3.3. 中国绿道的内涵 |
| 4.4. 中国绿道的类型 |
| 4.4.1. 国内外学者、文件对绿道的分类 |
| 4.4.2. 中国绿道的分类 |
| 4.5. 中国绿道的分级 |
| 4.5.1. 国家绿道 |
| 4.5.2. 区域(省级)绿道 |
| 4.5.3. 城市绿道 |
| 4.5.4. 社区(区级)绿道 |
| 4.6. 中国绿道的功能和构成 |
| 4.6.1. 绿道的功能 |
| 4.6.2. 绿道的构成 |
| 4.7. 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策略 |
| 4.7.1. 山水自然策略 |
| 4.7.2. 生态修复策略 |
| 4.7.3. 风水文脉策略 |
| 4.7.4. 功能复合策略 |
| 第5章 中国绿道规划设计方法 |
| 5.1. 绿道的规划设计步骤 |
| 5.1.1. 第一阶段,进行前期研究和现状要素的调查 |
| 5.1.2. 第二阶段,进行绿道建设要素的单项对比与综合评价 |
| 5.1.3. 第三阶段,进行绿道网的详细布局与方案比选 |
| 5.1.4. 第四阶段,进行分类、分段设计 |
| 5.1.5. 第五阶段,提出绿道方案的实施、建设与管理方案 |
| 5.2. 国家、区域(省级)绿道规划设计方法 |
| 5.2.1. 规划设计内容及方法 |
| 5.2.2. 珠三角区域绿道实证研究 |
| 5.2.3. 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规划实证研究 |
| 5.3. 城市绿道规划设计方法 |
| 5.3.1. 规划设计内容及方法 |
| 5.3.2. 珠三角九市绿道网规划实证研究 |
| 5.3.3. 道莫便于捷,而妙于迂:东莞松山湖产业园风景道和绿道设计实证研究 |
| 5.3.4. 北京三山五园绿道规划实证研究 |
| 5.4. 社区绿道规划设计方法 |
| 5.4.1. 规划设计内容及方法 |
| 5.5. 专项规划设计要点 |
| 5.5.1. 对城市空间规划的优化调整 |
| 5.5.2. 绿廊系统规划设计要点 |
| 5.5.3. 便民系统规划设计要点 |
| 5.5.4. 慢行系统规划设计要点 |
| 5.5.5. 标识系统规划设计要点 |
| 5.6. 建设和发展的保障机制 |
| 5.6.1. 策划阶段 |
| 5.6.2. 建设阶段 |
| 5.6.3. 管理运营 |
| 第6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6.2.1. 绿道新走向,古道的活化利用 |
| 6.2.2. 绿道品质提升和多功能升级 |
| 6.2.3. 从绿道到公园城市再到韧性城市 |
| 6.2.4. 建立国家级绿道网络对接自然保护地体系 |
| 参考文献 |
| 书籍参考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外文参考 |
| 政策、报告、规划设计文件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附录: 本人关于中国绿道研究的实践经历 |
| 一、主持、主管或参与的绿道规划设计项目 |
| 二、绿道相关会议发言 |
| 三、绿道相关学术文章 |
| 四、绿道相关项目考察 |
| 致谢 |
（8）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经济学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
| 2.1.1 资源的类型划分 |
| 2.1.2 资源配置方式 |
| 2.2 区域发展理论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
| 2.2.1 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2 区位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3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4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理论 |
| 2.3 协同学理论 |
| 2.3.1 协同学的概念 |
| 2.3.2 协同学的基本特征 |
| 2.4 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
| 2.4.1 基于区际带动关系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4.2 基于多极协调发展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4.3 基于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5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
| 2.5.1 京津冀经济布局研究 |
| 2.5.2 京津冀协同度测度研究 |
| 2.5.3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研究 |
| 2.6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国外区域经济协同：现状与经验 |
| 3.1.1 北美自由贸易区 |
| 3.1.2 欧盟 |
| 3.1.3 东盟 |
| 3.2 国内区域经济协同：历程与做法 |
| 3.2.1 长三角城市群 |
| 3.2.2 珠三角城市群 |
| 3.3 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与问题 |
| 3.3.1 历史沿革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协同成绩 |
| 3.3.4 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关联性分析 |
| 4.1 资源的限定 |
| 4.1.1 交通类资源 |
| 4.1.2 环境类资源 |
| 4.1.3 产业类资源 |
| 4.2 资源优化配置 |
| 4.2.1 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 |
| 4.2.2 资源优化配置的特征 |
| 4.2.3 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
| 4.2.4 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式 |
| 4.3 交通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3.1 理论基础 |
| 4.3.2 理论模型构建 |
| 4.3.3 协同机制分析 |
| 4.4 环境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4.1 理论基础 |
| 4.4.2 理论模型构建 |
| 4.4.3 协同机制分析 |
| 4.5 产业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5.1 理论基础 |
| 4.5.2 理论模型构建 |
| 4.5.3 协同机制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优化配置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
| 5.1 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协同发展 |
| 5.2 评价模型的选择 |
| 5.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1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5.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4 评价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资源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
| 6.1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及应用 |
| 6.2 京津冀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化 |
| 6.2.1 京津冀城镇体系结构的演化分析 |
| 6.2.2 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的演化分析 |
| 6.3 基于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2 基于生态环境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3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4 基于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的京津冀都市圈建设 |
| 7.2.5 基于政府功能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都市主义转型：珠三角绿道的规划与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诞生于美国的国际绿道运动 |
| 1.1.2 珠三角先行实践的中国绿道运动 |
| 1.1.3 都市主义的“反都市”国际发展趋势 |
| 1.1.4 我国“为增长而规划”的主导特征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基于实践的绿道理论 |
| 1.2.2 珠江三角洲绿道与提升策略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我国绿道的历史形式 |
| 1.3.2 理想绿道的理论引介 |
| 1.3.3 珠三角模式形成 |
| 1.3.4 珠三角绿道中的“误区”警示 |
| 1.3.5 运动式实践激发的地方知识 |
| 1.4 国内外绿道研究比较 |
| 1.4.1 比较方法 |
| 1.4.2 分析结果 |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理论意义 |
| 1.5.3 实践意义 |
| 1.6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实践先行的国际绿道运动 |
| 2.1 引言 |
| 2.2 美国绿道运动的本土文化基因 |
| 2.2.1 国家独立后文化民族主义兴起 |
| 2.2.2 具有美国特色的荒野文化 |
| 2.2.3 快速城市化中的荒野记忆 |
| 2.3 美国绿道运动的长期实践基础 |
| 2.3.1 规划与设计早期探索 |
| 2.3.2 环境保护运动与景观生态科学的兴起 |
| 2.3.3 户外运动团体与政策推动 |
| 2.4 绿道运动整合多样现实实践 |
| 2.4.1 国家游径系统 |
| 2.4.2 铁路变游径运动 |
| 2.4.3 绿廊规划 |
| 2.4.4 绿道规划 |
| 2.5 国际绿道运动的多元发展趋势 |
| 2.5.1 西班牙绿道：从废弃基础设施走向自然游径网络 |
| 2.5.2 英国伦敦绿道：从开发空间体系走向慢行交通网络 |
| 2.5.3 新加坡绿道：从慢行交通路径走向复合功能网络 |
| 2.5.4 亚特兰大公园链：从废弃铁路变为城市健康廊道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实践中形成的绿道理论 |
| 3.1 引言 |
| 3.2 绿道规划的理论基础与前提条件 |
| 3.2.1 绿道作为普通景观的基础功能 |
| 3.2.2 绿道作为廊道景观的主要特性 |
| 3.2.3 绿道在生态系统中的廊道功能 |
| 3.3 绿道的多元语境与复杂形式 |
| 3.3.1 北美、欧洲与亚洲的不同语境 |
| 3.3.2 主要形式：带形廊道与线性路径 |
| 3.3.3 广义绿道的基本特性 |
| 3.3.4 广义绿道的多元功能 |
| 3.3.5 绿道理念的整体优势 |
| 3.4 广义绿道的规划方法 |
| 3.4.1 规划情景决定规划目标 |
| 3.4.2“调查—分析—规划”规划方法 |
| 3.4.3 景观生态视角下的规划策略 |
| 3.5 绿道发展的现实挑战 |
| 3.5.1 进入权获取仍然困难 |
| 3.5.2 社会组织能力普遍不足 |
| 3.5.3 绿道内在功能存在一定矛盾 |
| 3.5.4 机动交通严重影响绿道活动体验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珠三角绿道的发展背景 |
| 4.1 引言 |
| 4.2 珠三角绿道的发展背景 |
| 4.2.1 自然地理与行政区划 |
| 4.2.2 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 |
| 4.2.3 珠三角非均衡发展趋势 |
| 4.3 珠三角绿道网的历史探索 |
| 4.3.1 区域环境管治 |
| 4.3.2 地方开发管治 |
| 4.3.3 林业与绿化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珠三角绿道的规划与实施 |
| 5.1 引言 |
| 5.2 绿道概念形成 |
| 5.2.1 自上而下的战略构想 |
| 5.2.2 自下而上的实践触媒 |
| 5.3 绿道规划编制 |
| 5.3.1 绿道规划体系 |
| 5.3.2 意象与愿景 |
| 5.3.3 规划空间布局 |
| 5.3.4 生态廊道管治：绿道控制区 |
| 5.3.5 慢行条件管治：绿道连接线 |
| 5.4 绿道实施框架与动力 |
| 5.4.1 基本动力：行政命令 |
| 5.4.2 增长动力：竞争氛围 |
| 5.4.3 现实动力：基于地方知识的资源整合 |
| 5.4.4 持续动力：规划执行、评估优化与属地管理 |
| 5.4.5 机会动力：社会关注、公共评价与市场参与 |
| 5.5 实施总体结果 |
| 5.6 绿道概念的延展 |
| 5.6.1 登山步道建设 |
| 5.6.2 慢行交通建设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绿道空间类型体系 |
| 6.1 引言 |
| 6.2 基于用地属性的图景概述 |
| 6.3 田园绿道 |
| 6.3.1 旅游产业型 |
| 6.3.2 休闲体验型 |
| 6.4 山林绿道 |
| 6.4.1 郊野公园型 |
| 6.4.2 徒步登山型 |
| 6.4.3 盘山骑行型 |
| 6.4.4 环湖骑行型 |
| 6.5 公园绿道 |
| 6.5.1 带状廊道型 |
| 6.5.2 环形景区型 |
| 6.5.3 科技园区型 |
| 6.6 防护绿道 |
| 6.6.1 水务工程型 |
| 6.6.2 交通缓冲型 |
| 6.7 交通绿道 |
| 6.7.1 快速运输型 |
| 6.7.2 城市干道型 |
| 6.7.3 中心商圈型 |
| 6.7.4 社区生活型 |
| 6.7.5 郊区联系型 |
| 6.8 小结 |
| 第七章 转型视角下绿道的效益功能绿道体系 |
| 7.1 引言 |
| 7.2 绿道的效益功能体系 |
| 7.2.1 社会效益 |
| 7.2.2 环境效益 |
| 7.3 具体案例调查 |
| 7.3.1 具体案例情况概述 |
| 7.3.2 数据采集 |
| 7.3.3 问卷调查结果 |
| 7.4 广义绿道的公众认知调查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分析方法 |
| 7.4.3 调查结果 |
| 7.4.4 “重要性-满意度”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绿道主导特征的案例实证 |
| 8.1 引言 |
| 8.2 分析方法 |
| 8.2.1 分析对象二：慢行条件 |
| 8.2.2 分析对象二：绿廊宽度 |
| 8.3 广州市增城区案例实证 |
| 8.3.1 绿道发展 |
| 8.3.2 数据采集 |
| 8.3.3 分析内容 |
| 8.3.4 分析结果 |
| 8.4 深圳市案例实证 |
| 8.4.1 绿道发展情况 |
| 8.4.2 数据采集与分析 |
| 8.4.3 分析结果一：绿道集聚在城市建成区中 |
| 8.4.4 分析结果二：以位于道路用地中的交通绿道为主 |
| 8.4.5 分析结果三：绿道依托人行道空间与市政绿化 |
| 8.4.6“窄绿廊-人行道”与“宽绿廊-人车混行”之间的矛盾 |
| 8.5 绿道总体特征 |
| 8.5.1 网络体系常态化 |
| 8.5.2 交通功能单一化 |
| 8.5.3 权利责任基层化 |
| 8.6 理念落实的制约因素 |
| 8.6.1 资源危机：紧缺破碎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 |
| 8.6.2 实施妥协：绿道连接线与绿道控制区 |
| 8.6.3 功能简化：内涵与目标的变换 |
| 第九章 绿道的都市主义转型策略 |
| 9.1 珠三角绿道的都市主义特殊性 |
| 9.1.1 基于国外经验的都市主义理念 |
| 9.1.2 引导中国都市主义发展转型 |
| 9.1.3 政府主导下的运动式建设 |
| 9.1.4 属地管理的挑战与社会资本的机遇 |
| 9.2 绿道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策略 |
| 9.2.1 制度策略：从政府主导走向社会主导 |
| 9.2.2 规划策略：从标准模式走向多元价值 |
| 9.3 从绿道走向绿蔓都市主义 |
| 9.3.1 交通绿道提供绿色交通网络 |
| 9.3.2 公园绿道构建城市公园绿链 |
| 9.3.3 防护绿道治理城市环境廊道 |
| 9.3.4 山林绿道面向国家步道体系 |
| 9.3.5 田园绿道接入美丽乡村小镇 |
| 9.3.6 生态廊道培育物种多样环境 |
| 9.4 愿景：基于绿蔓都市主义的湾区健康生态圈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10）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框架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乡村发展与乡村规划的历史背景 |
| 1.1.2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下的乡村问题 |
| 1.1.3 广东省区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面临的抉择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乡村规划 |
| 1.2.2 规划体系 |
| 1.2.3 规划与管理制度建设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乡村规划研究综述 |
| 1.3.2 英国及有关国家乡村规划研究综述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乡村规划的核心问题 |
| 2.1 英国的乡村问题及乡村规划的历史参照 |
| 2.2 我国的乡村问题与乡村规划 |
| 2.2.1 乡村规划要解决乡村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问题 |
| 2.2.2 乡村规划要解决区域生态保护的问题 |
| 2.2.3 乡村规划要解决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 |
| 2.2.4 乡村规划要促进乡村自治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 |
| 2.3 乡村规划问题的特征 |
| 2.3.1 乡村规划问题的空间尺度是区域 |
| 2.3.2 乡村规划问题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
| 2.3.3 乡村规划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保护 |
| 2.4 我国处于城镇化进程与乡村保护同步进行的特殊阶段 |
| 2.4.1 我国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
| 2.4.2 我国发展阶段与乡村规划问题的特殊性 |
| 2.5 乡村规划的新维度：关注乡村价值 |
| 2.5.1 乡村具有承担休闲娱乐需求的功能 |
| 2.5.2 乡村可容纳隐形失业，减少就业压力 |
| 2.5.3 乡村承担农民社会保障和养老功能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规划的基本特征 |
| 3.1 乡村是一个区域概念 |
| 3.1.1 不同学科对乡村的定义 |
| 3.1.2 乡村概念的特征 |
| 3.1.3 乡村区域的范围 |
| 3.2 乡村规划问题与规划空间尺度 |
| 3.2.1 英国乡村问题与乡村规划的尺度 |
| 3.2.2 我国乡村问题与乡村规划的尺度 |
| 3.2.3 英国与中国的乡村规划对比 |
| 3.3 我国现行乡村规划工具的反思 |
| 3.3.1 乡村规划类型繁多，但缺乏区域规划的类型 |
| 3.3.2 村庄尺度的规划难以实现规划目标 |
| 3.3.3 村庄规划的关注对象是村庄建设用地 |
| 3.3.4 乡村区域被规划割裂 |
| 3.4 乡村规划中具有区域规划的基本特征 |
| 3.5 构建问题尺度与利益范围相关的乡村规划空间尺度 |
| 3.5.1 国家尺度 |
| 3.5.2 区域空间尺度 |
| 3.5.3 村庄空间尺度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规划的实质特征 |
| 4.1 区域城镇化与乡村发展 |
| 4.1.1 区域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分化 |
| 4.1.2 城镇化进程中的两类区域 |
| 4.1.3 城镇化区域的乡村发展类型 |
| 4.1.4 非城镇化区域的乡村发展类型 |
| 4.2 乡村规划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
| 4.2.1 城镇化区域的乡村规划情况 |
| 4.2.2 非城镇化区域的乡村规划情况 |
| 4.2.3 乡村发展目标的多样性与规划工具的失效 |
| 4.3 乡村规划的选择、目标与范围 |
| 4.3.1 依据乡村发展目标选择规划类型 |
| 4.3.2 乡村规划的目的与目标 |
| 4.3.3 乡村规划的范围选择 |
| 4.4 乡村规划的实质 |
| 4.4.1 乡村规划的首要任务农业补贴与扶持政策的空间落实 |
| 4.4.2 乡村规划实质特征是保护规划 |
| 4.5 城市规划与乡村规划的本质差异 |
| 4.5.1 城乡规划的特征与我国规划体系的演变历史 |
| 4.5.2 学界对乡村规划与城市规划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 |
| 4.5.3 乡村区域与城市区域属于不同的空间范畴，适用不同规划体系 |
| 4.5.4 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是增长控制，乡村规划的基本要求是维持与防治衰退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规划的责任主体 |
| 5.1 乡村规划的编制主体与责任主体 |
| 5.1.1 乡村规划的编制主体应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民组织 |
| 5.1.2 当前乡村责任主体与规划编制主体的错位 |
| 5.2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
| 5.2.1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演变 |
| 5.2.2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 |
| 5.2.3 城乡二元政治制度下的桎梏 |
| 5.2.4 我国二元社会实质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混合体 |
| 5.2.5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转型 |
| 5.3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5.3.1 我国管理乡村的行政体制的演变 |
| 5.3.2 现有行政体制的特点与问题 |
| 5.3.3 规划行政体制的改革建议 |
| 5.4 构建规划目标与群体利益相关的乡村规划责任主体 |
| 5.4.1 中央政府 |
| 5.4.2 区域机构 |
| 5.4.3 村组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乡村规划的成果形式 |
| 6.1 规划的形式与类型 |
| 6.1.1 规划工具包括了多种形式 |
| 6.1.2 规划的五种类型 |
| 6.1.3 规划类型与所达到的目标 |
| 6.1.4 战略（strategies）是最符合规划特征的类型 |
| 6.2 乡村规划的具体形式 |
| 6.2.1 我国法定乡村规划的形式是“设计” |
| 6.2.2 英国乡村规划灵活采用政策、战略等形式 |
| 6.3 规划形式与规划的空间尺度相对应 |
| 6.3.1 英国乡村规划形式与空间体系 |
| 6.3.2 规划形式选择的依据 |
| 6.4 寻求适宜的乡村规划成果形式 |
| 6.4.1 国家尺度：政策 |
| 6.4.2 区域尺度：空间规划/战略、政策指引 |
| 6.4.3 村庄尺度：社区规划、整治与开发规划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乡村规划体系的理论框架 |
| 7.1 理论框架的构建原则与方法 |
| 7.2 乡村规划体系的框架 |
| 7.3 国家层次 |
| 7.3.1 乡村发展目标 |
| 7.3.2 空间尺度 |
| 7.3.3 规划制定的主体 |
| 7.3.4 规划内容要求 |
| 7.3.5 规划成果形式 |
| 7.4 区域层次 |
| 7.4.1 乡村发展目标 |
| 7.4.2 区域空间尺度 |
| 7.4.3 区域机构 |
| 7.4.4 规划内容 |
| 7.4.5 规划成果形式 |
| 7.4.6 乡村规划的制定与审批程序 |
| 7.5 村庄层次 |
| 7.5.1 乡村发展目标 |
| 7.5.2 空间尺度 |
| 7.5.3 规划制定的主体 |
| 7.5.4 规划内容 |
| 7.5.5 规划成果形式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广东省乡村发展与规划概况 |
| 8.1 广东省乡村的农业与农村人口发展趋势 |
| 8.1.1 广东省乡村的基本特征 |
| 8.1.2 广东省农业的发展趋势 |
| 8.1.3 广东省乡村人口的变化趋势 |
| 8.1.4 广东省农业的发展方向及目标 |
| 8.1.5 广东省农业与农村人口发展特征的总结 |
| 8.2 广东省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的特征 |
| 8.2.1 广东省自然生态特征 |
| 8.2.2 广东省历史文化特征 |
| 8.3 广东省乡村发展与村庄建设 |
| 8.3.1 乡村的发展阶段：区域城镇化时期 |
| 8.3.2 广东省乡村建设情况 |
| 8.4 乡村发展的特征与历史阶段的分析评价 |
| 8.5 广东省乡村规划概况 |
| 8.5.1 乡村规划的发展历史 |
| 8.5.2 乡村规划与政策演变情况 |
| 8.5.3 广东省区域规划编制情况 |
| 8.5.4 乡村规划与政策的分析、总结和批判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的构建建议 |
| 9.1 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的具体编制建议 |
| 9.1.1 广东省乡村规划的主要目标 |
| 9.1.2 广东省乡村规划的编制尺度 |
| 9.1.3 广东省乡村规划编制主体 |
| 9.1.4 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
| 9.1.5 规划制定与审批程序 |
| 9.2 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的特点 |
| 9.3 “省域城乡统筹空间发展战略”的编制模拟 |
| 9.3.1 划定乡村空间政策区域的方式 |
| 9.3.2 以县为单位的广东省乡村空间政策区域 |
| 9.3.3 建立乡村区域政策与补贴机制 |
| 9.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主要研究结论 |
| 研究评价 |
| 创新点 |
| 研究不足与后续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珠江三角洲系统整治框架构想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3]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D]. 刘琳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4]城市超大型绿色空间规划研究[D]. 刘明欣.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6]产业整体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产业优化战略框架及评估 ——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D]. 朱敏慎. 南京大学, 2018(01)
- [7]中国绿道规划设计研究[D]. 何昉.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8]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D]. 冯怡康.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1)
- [9]都市主义转型：珠三角绿道的规划与实施[D]. 刘铮.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8)
- [10]广东省乡村规划体系框架的构建研究[D]. 周游.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